谍战：本真与社会化
谍战剧在2010年前后兴盛，包括《潜伏》《黎明之前》《悬崖》《风筝》等优秀作品相继出现。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电视剧艺术生产的自律性带来的类型转换，另一方面也受到社会文化心理的深层影响。就电视剧艺术生产而言，21世纪之初，涉案剧曾风靡一时，成为重要的国产剧类型。涉案剧以其曲折复杂的情节、隐秘猎奇的故事吸引了众多观众，充分体现了电视剧作为大众文化消费产品的特色。然而，涉案剧过度的泛滥也带来了负面的社会效益，有些作品对于现实中的犯罪场面、暴力元素进行了过度的呈现和渲染。因此，2004年4月，国家广电总局出台《关于加强涉案剧审查和播出管理的通知》，要求所有电视台的所有频道（包括上星频道和非上星频道）正在播出和准备播出的涉案题材的电视剧、电影、电视电影，以及用真实再现手法表现案件的纪实电视专题节目，均安排在每晚23时以后播放，有特殊需要的须向总局专项报批；省级电视剧审查机构对涉案题材的电视剧、电影片、电视电影要加强审查把关，血腥、暴力、凶杀、恐怖的场景和内容要删减、弱化、调整，播出数量要大幅度削减，题材数量要严格控制。禁止涉案剧进入电视台黄金档，涉案剧热潮由此渐熄。尽管如此，观众对于同类叙事作品的需求依然存在，谍战剧在某种意义上取代了涉案剧的市场空缺，成为涉案剧的类型转换。
从社会文化心理来讲，谍战剧深刻地反映了当代社会的人们的生存状态，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社会的隐喻。谍战剧兴盛时，在一些大城市的年轻人中间流行着一种聚会游戏名叫“杀人游戏”，它与谍战剧有着某种奇特的相似性，二者可称为当代文化心理隐喻的两种变体。在“杀人游戏”中，人们扮演不同的角色，有“杀手”“警察”和“平民”，人们互相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而每人都想方设法“欺骗”他人，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同样的，在谍战剧中，人物也在扮演不同的角色，有共产党、有国民党、有军统、有中统，人们隐藏着自己的真实身份，完成着相应的任务。
图5.2 《潜伏》
比如，《潜伏》之所以被解读为“职场指南”，正是因为它成了观众现实生活的想象性再现，“潜伏”就是隐藏身份。这就意味着他的身份是分裂的，白天工作时他是国民党政府保密局副站长，晚上回家他是共产主义战士。现代人往往也具有两种身份，在单位工作时是一个身份，在家时是另一个身份。我们可以用“自然人”与“社会人”这组对立关系表达《潜伏》中的基本对立。
“自然人”强调人的存在的自然属性，“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自然人”是一切的前提；“社会人”强调人存在的社会属性，是指人在社会化过程中不断生成的变动状态，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本质上说，“自然人”与“社会人”应该是辩证统一的，人的社会属性以自然属性为前提，自然属性则是社会化了的自然属性，人“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然而，在当代，过度发展的社会属性入侵了自然属性的领域，人的存在的本真性受到侵蚀和消解，“社会人”走到了“自然人”的对立面。
从“自然人”与“社会人”的对立中，我们可以抽离出自然/真实/身体/女性与文化/虚假/头脑/男性等多组二元项，这些二元项构筑了《潜伏》中的价值冲突。如果我们以符号矩阵来分析《潜伏》的意义，那么“自然人”和“社会人”分别对应的矛盾项是什么呢？显然，与“自然人”相矛盾的“非自然人”是某种非人的物或制度，例如金钱、权力。“社会人”的矛盾项则不明显，“社会人”本身就以“自然人”为前提，是对其的否定，那么这里的矛盾项就不可能退回到自然属性上面，而应该以否定之否定的形式出现，作为对“社会人”的超越，即“信仰”。“信仰”使“社会人”超越了“社会人”，成为“自由人”，显然，这里的自由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自由，指的是人的全面发展。
可将《潜伏》的语义矩阵示为：
图5.3 《潜伏》符号矩阵①
余则成的出场凸显的是他的“自然人”属性，他虽然为军统工作，但对国事政治漠不关心，只惦记着和左蓝组建家庭。后来，他成为共产党安插在保密局的间谍，生活在双重身份之下，用欺骗的方式维持自己在社会（保密局）中的位置，突出了“社会人”的属性。而随着他工作的深入，他的信仰也一步一步建立起来，通过“信仰”对“社会人”的否定，他也完成了自身的超越。因此，余则成这个人物形象实际上覆盖了三个义项，他在与反面人物的激烈交锋的同时也面临着自我内部的矛盾冲突。
翠平的人物成长曲线则是从“自然人”向“社会人”转变。翠平的定位是“农村女人”，对城里的文化规则一无所知，仿佛未经社会化的儿童；通过余则成的教育规训，翠平获得了成长，可以配合余则成的间谍工作，向“社会人”靠拢。
李涯、马奎、陆桥山则是“社会人”的代表。原著中他们三个本是一个人物，电视剧将之分解，不但增加了主人公遇到“对手”的多样性，而且还突出了他们之间的争斗。站长和谢若林则是“社会人”与“非人”的结合，他们为政府做事另有目的，就是为了敛财。谢若林在剧中说：“两根金条放在你面前，你告诉我，哪一根是高尚的，哪一根是龌龊的？”这与当下流行的拜金主义价值观暗暗相合。他所信仰的“生存主义”与真正的“信仰”是背道而驰的，是信仰的反面。
《潜伏》有一个悲剧意味的结局：余则成和翠平被分隔在海峡两岸，为了保护余则成，翠平终身不能离开村庄；余则成被分派了新的潜伏任务，被迫再次假结婚，剧集最后定格在余则成望着结婚照，想起翠平，眼里留下泪水。这里突出了某种荒诞感，信仰似乎不再能够给他带来自由。剧中还有一些提示，比如余则成干革命是为了左蓝，然而他一上路左蓝就死去了。余则成入党的情节也贯穿全剧，他立功无数，但组织对他入党的问题每次都是“研究研究”“再等等”，在剧集结尾终于批准了他的入党。这里还有一处删减的情节，导演姜伟这样描述：“（余则成听到入党的消息）沉了一下，说，我会奋斗终生。然后看着窗外，他（孙红雷）的表演本来很真实，眼睛里还有一种愤怒、费解的感觉，但这样处理戏我是怕有敏感的东西在里面，就拿掉了。”[29]在这里，当“信仰”与“非人”结合时，我们得到了另一个义项，可称之为“异化的组织”。
这样，通过两项结合的方式我们得到了另一个符号矩阵，如下图：
图5.4 《潜伏》符号矩阵②
余则成的人物形象是多重身份的复合体，他既是“自然人”，又是“社会人”，还是有信仰的“自由人”。有学者提出，在谍战剧的设定中，这种身份的“跨界”与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具有同构性。“转型期就是一种典型的‘跨界’状态。在转型期内，我们常常面对着二元甚至多元的矛盾、困扰和选择，比如中国与世界、东方与西方、计划与市场、姓社还是姓资、传统和现代、激进与保守、理想与现实、个人与群体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分配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人们的身份方式，都发生了从一元到多元的变化。每个个体所参与的经济生活、公共生活、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出现了某种分裂。人们普遍体验着双重或多重的身份。“在这样的时期，就个体心理而言，‘边际人’确实已经成为一种十分普遍的转型人格，甚至可以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所有的社会成员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孕育着边际人格……21世纪以来谍战剧的创作者和观赏者也处于这种‘边际人’的语境之中。在他们所描绘和观看的间谍身上，折射着他们自己作为边际人的生存状况和心理特征。谍战题材的基本文体特征的社会语义潜能，恰适了转型期发展到新阶段后，边际人的生存状况和心理特征。”[30]
《潜伏》的大获成功就在于两点，一是隐喻式地表达出了当代人“本真性”的沉沦，二是对这一症候给出了想象性的解决方案。关于“本真性”，海德格尔将人的存在称为“此在”，是独一无二的，具有“本真性”。然而，此在存在的世界却是复杂的，人不得不受到其他存在者的约束，“此在与他人共在，被置于与他人相同的地位，甚至可以被任何他人所替换，这种他人就是‘常人’”。“常人”就是我们所谓“社会人”的存在方式，此在的“本真性”被消解。在《潜伏》中，余则成永远是一副萎靡、阴暗的状态，与翠平的生命力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转型期的背景之下，人们经历着多重身份的跨界与转换，人的本真性被社会性所遮蔽。谍战剧通过“卧底潜伏”这一叙事的转喻，把现实生活的内在体验与文本中的外化想象联系在了一起，表达出了当代人对自我身份与本真性沉沦的深切焦虑。同时，谍战剧也为这一当代症候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那就是信仰的力量。通过信仰，社会人完成了自我的救赎与超越，向自由人的方向发展。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信仰是形式化的，信仰具体的内容往往被虚化，就像指引前行的灯塔，光明但却无法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