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形象与性别话语
“男性与女性”是一组永恒的对立关系，自有人类开始，就有男人和女人，男人与女人之间就有着对立与冲突。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由于父权制的强大统治，女性成为对立的两项中弱势的一方，从女性主义者的观点看，女性就是被压迫、被剥削的一方。性别也从一种自然属性，变成了一种社会建构。如西蒙·波伏娃所说，“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16]。在男权的压迫下，女性成为次于男性的“第二性”。
2004年的《中国式离婚》是一部有争议的作品。虽然播出后收视率一度达到10%，并且引领了一股“中国式XX”的热潮，但是多有学者认为，这部剧过度展示了婚姻生活中有违传统伦理道德的一面，损害了女性形象，乃至是编导男权思想下的产物。笔者认为这些看法略有偏颇。《中国式离婚》真实地反映出女性在当代社会被压迫、被奴役的境况，也许是太过现实反而让人不适。与其说该剧是男权观念的产物，不如说是反映出女性面对压迫无路可走的妥协。
图6.2 《中国式离婚》
《中国式离婚》的女主人公林小枫是个极具特色的人物形象。故事一开始，她就逼迫丈夫宋建平跳槽到待遇高的合资医院，宋建平的安分守己、淡泊名利被她视作不思进取，她从各方面向宋建平施压。这里面隐含着两点，一是“夫贵妻荣”的传统思想，二是这种思想在社会转型期的独特表现。“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存在着商业文化和消费文化的趋利倾向：一方面削弱了公众对性别歧视现象的敏感和批判能力，另一方面则潜移默化地强化了部分人群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男主女从的传统观念。”[17]虽然我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曾经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但是传统的男权思想已经延续几千年，扎根在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之中，随着经济、社会转型，思想领域多元丛生，这些观念也渐渐浮现出来。
“夫贵妻荣”意味着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庸，这种观念在字面上展现了一种温暖和谐的人伦关系，事实上却掩盖了这种观念之下两性之间控制与被控制，依附与被依附的实质。“夫荣妻贵决定了两人之间的感情遵循的并不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之上的真诚的以心换心，而是一个很脆弱的可有可无的因果关系。在这种因果关系当中，女性失去了自己独立的人格和价值，她的价值必须要通过男性来承认，而女性也只有在成功丈夫的承认当中才能够体味到幸福。”[18]在当代社会，“成功”已经被置换为经济上的丰盛，剧中杨小枫所关注的也只是丈夫跳槽后能多赚多少钱。然而，丈夫经济上的成功却剥夺了妻子的经济独立，在“夫贵妻荣”之下，当代女性在人格和经济两方面同时失去了独立性。
同时我们可以发现，男权的压迫不是显见的，而是意识形态式的，它内化为女性的自我要求与价值标准，正如尼采所说：“男性为自己创造了女性形象，女性则按这个形象创造了自己。”[19]女性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已经被男权异化，甚至成为男权的帮凶。杨小枫不断逼迫宋建平，以至于让观众对宋建平心生同情，反感林小枫，殊不知两人都是男权之下的牺牲品。不过，作为男性的宋建平始终还是这场性别斗争中的强势一方，而作为女性的林小枫最终则输得一无所有。
宋建平如林小枫所愿当上了合资医院的副院长，买了新车、新房，然而林小枫所希望的“夫贵妻荣”却是另一种模样。两人矛盾的起因在于一场同事的婚礼，宋建平不希望形象气质不好的林小枫出席，于是种种暗示，林小枫最后决定不去；而宋建平却邀请漂亮的女同事同去，还借酒调戏。这一事件在整个故事中有重要作用，是引发一系列误会的根源。不难发现，引发这一事件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男权对于女性的视觉物化，女性成为被观赏之物，女人外表的美成为评价她的标准，这正是男性欲望的外化，这种外化被强行施加到女性身上。“男本位视觉文化的特质是把男性和女性置于‘看/被看’的模式中……此模式所蕴含的男本位观念把自身的价值判断和审美趣味巧妙地内化到女性看待自身的视线中去，即，男性看，女性被看，女性看被男性看的自己，这样，符合男性欣赏标准的女性美就成为社会的女性美标准，并且不断地改造女性的审美观和对自身的认识。”[20]林小枫为了讨好宋建平改造自己的形象，宋建平却用各种理由搪塞她，两人的关系并未得到改善。女性以男性的标准努力迎合男性，男性却因为她达不到标准而置之不理。林小枫发现了婚礼录像去找老公的同事肖丽理论，肖丽情急之下说，“为什么你的丈夫在大庭广众之下会抱别的女人，这证明什么？这证明你刻薄、你无能、你庸俗、你拿不出手”！“拿得出手/拿不出手”成为男权社会赋予女性的沉重枷锁，女人要时时刻刻想着自己是否年轻貌美，而这份美丽也不为自己存在，仅仅作为男性的附庸，让男人“拿得出手”。这种意识形态是整个社会共谋的结果，不但杨小枫（自我）因此而不自信，宋建平（男性）因此冷落她，甚至肖丽（女性同类）也以此标准来否定她。女性的价值与自我彻底迷失在男性欲望的观看中。
剧中为林小枫设定的人物性格，是较真、敏感、极端，唯其如此，她才会在男权的压迫下不断地反抗。与之相对应的林母，就是个传统的“忍辱负重”型女人，丈夫背叛自己后还和别人有了孩子，她选择了隐忍和原谅。也只有这种做法才能让女人在男权社会中安然生存，林小枫的反抗则招致了更残忍的压迫。
林小枫人物形象的内在矛盾就是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传统观念中“夫贵妻荣”、男权对女性价值的贬低在她的思想中根深蒂固，然而她又有强烈的现代意识，追求自尊、追求完整的自我。这一自我矛盾在她辞去老师的工作、成为专职家庭妇女后更为强烈，而且是无法化解的。恩格斯说：“妇女解放的第一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21]，而男权社会所做的，正是用种种手段把女性困住家庭之中。剧中，林小枫试图反抗这一现状，她说：“想一想当我为他牺牲了我的一切时，他却像甩破抹布一样把我甩在一边，堂而皇之挽着另外一个他认为配得上他的女人时，我心里的滋味我的感受如何？是，我现在没有工作、没有社会地位，没有他做我的说明书做我的参照物人家都不知道我是谁，遗憾的是，我自己还没有忘了我是谁，我还有我的一点点需要我的自尊！”这份激进的女权宣言，在剧中却只能成为她歇斯底里、无理取闹的表现。林小枫试图反抗男权社会的压迫，却还是错误地把希望寄托在男性身上。她对宋建平说：“我要你对我好”，宋建平却冷冷回一句“神经病”。宋建平的冷漠和抗拒把她逼得无路可走，她心中的爱也全部转化成了恨意。当她试图鱼死网破时，宋建平却为她设下了一个陷阱，要剥夺掉她最后一点尊严。
剧中宋建平找人以网恋勾引林小枫，再当面揭穿她，无论以何立场来看这种做法都十分下作。林小枫的网恋正说明了她是一个向往爱的女性，就像她的网名“桃花盛开”，但她的爱在理性冰冷的男性世界中得不到回应。林小枫的失态给了宋建平理由，让宋建平对她施以惩罚，惩罚的武器就是最古老、最有效的——道德。宋建平假装成“兵临城下”勾引林小枫，想“看看她怎么收场”，因为他知道，同样是心的背叛，对男性而言是柳下惠坐怀不乱，对女性而言则是不可宽恕的。宋建平是个道德上的完人，甚至不离婚是因为怜悯林小枫“离了我可怎么办”，离婚则是为了给孩子更好的环境。在这个高尚伟岸的道德完人身上，我们看到是道德的真相，是被残忍压迫的女性的真相。
林小枫确实已经无法收场。被自己的丈夫欺骗、陷害，自己一无所有，仅剩的自尊也被践踏，她感受到在这个冷冰冰的男权世界中，所有反抗都是徒劳的。于是她陷入了疯狂。剧中曾通过不同人物之口指认杨小枫是“疯了”“神经病”“疯女人”，杨小枫的疯狂与其说是心理疾病，不如说是被整个社会的理性与秩序逼得走投无路。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用知识考古学证明了疯癫不是自然存在的，而是由理性建构出来的，通过对疯癫的管理与惩治，理性得以自证。“疯女人”就是男权社会中理性的另一面，杨小枫的发疯就是所有的反抗都宣告失败之后，男权社会对她的惩罚，将她划出了“正常人”之列。疯人真的是疯了吗？也许在他看来，正常人才是疯癫的。剧中杨小枫对律师道：
“你这叫什么法律，你这个法律是给谁制定的？你们还保护不保护弱者的利益？保护不保护妇女的权利？一个男人在外面可以为所欲为，他回来对妻子说我对你没感情了，感情破裂了，想走就走？这就是你们的法律？”
“林女士，我建议你去看一下心理医生。”
“你觉得我有精神病，我觉得你们才有精神病！”
电视剧结尾还是给出了妥协的结局。宋建平承认了自己的不负责任，流下了眼泪。林小枫不再疯狂，放弃了婚姻。也许各退一步是好的结局，但男女之间的权力状况不会改变。波伏娃对女性的建议更为中肯：“婚姻是要联合两个完整的独立个体，不是一个附和，不是一个退路，不是一种逃避，或一项弥补。易卜生的娜拉明白这一点，她决定在做一个贤妻良母之前，首先做一个完整的人，夫妻不应被看成一个单位，一个与外界隔绝的细胞，每一个人都应该是社会的一部分，可以独立自由发展然后同样能适应社会的两个人，才能大大方方地联合，男女的结合才能建立于互相认清对方的自由之上。”[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