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形象与代际话语
“传统”与“现代”既是时间轴上的两端，同时也是充满阐释张力与文化意蕴的两个范畴。“转型期”的中国，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是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从根本上说，就是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传统”，意味着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民族秉性的历史积淀，同时也意味着封闭、落后、愚昧、封建等“反启蒙”的思想观念与文化习俗。“现代”，是一往无前的“现代性”，是“启蒙”的火炬，是人类自由发展解放的许诺，但同时，也是现代人疏离、异化的根源，是“陌生人社会”的罪魁祸首。在这样丰富的文化语境中，“传统—现代”这一价值冲突就成了电视剧的基本主题。
在现实题材电视剧中，最常见到的“传统—现代”的价值冲突被建构在了代与代之间。老年、中年、青年，在代际上的差异与冲突自然而然地被放置在了传统与现代的架构两端。老年人成为传统价值观的捍卫者，他们保守、固执、落后，坚持过去的观念与习俗，而年轻一辈则思想开放、先进，为现代性的价值观念代言。在这样的二元对立的架构中，获胜的一方——或曰创作者支持的一方——通常是年轻一辈“现代”的价值观念，通过对老一辈传统价值观念的否定与超越，完成对现代价值观的确证。
在许多家庭伦理剧中，矛盾冲突被聚焦在“婆婆”与“媳妇”之间，婆婆象征了传统、守旧、落后的价值观，有时甚至遵循着男尊女卑等封建观念。媳妇则代表了“现代”，她们年轻、时尚、思想开放，知识文化水平高，其形象是当代城市中产阶级的自我想象。在婆婆与媳妇的“斗法”中，媳妇往往被刻画成受欺负、被压迫的形象，可见，在这些电视剧的表意实践中，“现代性”依旧处于一种焦虑的状态中，时刻担忧着“传统”的抵制。
而在另一些剧中，当老年、中年、青年三代同时出现时，最能体现“现代”价值观念的青年一代却不是创作者肯定或自我代入的对象。若电视剧编导多是中年人可能与之相关，但是许多青年编导的作品中同样会出现这种想象。青年人在这些剧中常代表着现代性负面的一面，他们常不守伦理道德，毫无责任感，对性的态度过于开放，总之，是需要被规训、改造的对象。这时的“中年人”就成了传统价值观念的代言人，通过他们对年轻人的改造，完成了传统与现代两者的某种中和。可见，在对于现代性的态度上，电视剧中体现出来的并不是毫无保留地拥抱，而是持一种怀疑不定态度，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不断游移。
电视剧中老人形象的塑造集中体现了代际话语的运作。2013年2月出版的我国第一部老龄事业发展蓝皮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23]中的数据统计，2012年我国老年人口数量为1.94亿，老龄化水平达到14.3%；2013年老年人口数量将突破2亿大关，达到2.02亿，老龄化水平达到14.8%。“老年人是什么样的人？”公众对这个问题的真心回答便是老年社会形象的具体反映。电视剧对社会形象的产生、变化与扩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电视剧对老年人的神情面貌、身体状况以及能力、性格特征等的描绘和塑造在潜移默化中构建、强固或重筑着人们对于老年群体的看法、观念或印象。
一些研究认为，电视剧中老年人物出现的比例远远低于现实生活中老年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并且老年角色绝大多数在剧中处于边缘的或附属的地位。如下表：[24]
表6.1 电视剧中不同年龄人物分布
60岁以上的老年人物总共才79人，仅占4.4%。黄金时段电视剧中人物的年龄分布与我国实际人口的年龄分布大相径庭。可见，老年人物在黄金时段电视剧中单从人数比例上就处于被忽略的地位。进一步分析还发现，不仅老年人物的人数比例低，而且绝大多数在剧中属配角或不甚重要的边缘角色。从电视剧中人物的年龄分布中可见，老年人物与儿童、少年人物所占的比例远远低于现实生活中老年人口与儿童、少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这说明黄金时段电视剧中的老年人物没有充分的代表性。并且，老年人物在剧中的角色作用颇为有限。绝大多数老年人物都是配角或边缘角色，所起的基本上是一种陪衬作用。分析老年人物的基本状况可以发现，城市的、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受教育水平中等或以上的、社会阶层较高的或身体健康的老年人物占大多数。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黄金时段电视剧对各种条件相对处于弱势的老年群体缺乏关注。电视剧对于老年人的意义绝不仅仅是为老年人提供信息与娱乐，大众传媒通过潜移默化的教养或直截了当的引导作用，可以影响到社会公众关于老年人或老化的观念、思想与态度等。
中国电视剧中呈现的老年人的形象主要有以下特点：在年龄上，渴望年轻，惧怕衰老；最大的行为特征是喜欢怀旧；古板的老年人需要被再教育；体弱多病、生活单调、消费欲望不强是老年人的共同特征。老年人是传统的、保守的。老年人经常被书写成传统且不接受变化的形象，是时尚的落伍者。老年人是依附于年轻人的，不够健康、传统而保守，即使老年人接受某些新鲜事物，也是在年轻人教育和引导下完成的。对于新鲜事物，老年人是被动接受的。老年形象塑造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性话语权力的体现。现代性的核心价值观在于强调线性的进步与发展。在这种价值观中，年轻人是进步与发展的象征。生产、冒险、激情、征服自然，这些现代性的象征符号大都标绘在年轻人的身上。而老年人由于其在生命周期中的阶段位置不符合现代性的象征符号，因而大都被作为现代性的负面表征。保守、退缩、对科技的无知与恐惧、对社会的依赖与索取，这些现代性所反对的负面标签大都标绘在老年人的身上。而这些负面标签在电视剧老年女性人物身上描绘得更为淋漓尽致，体现了“老化即贬值”的主流意识，中年女性常被描绘成老年女性，老年形象越发单一。老年群体的形象被扭曲，成为相对于年轻人的次要群体，老年群体在社会和文化中的实际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
这种负面的老年形象使社会其他群体对于老年群体形成了刻板印象，从而使老年群体成为边缘性群体，处于“失权”的地位。
在有些电视剧中，老年人物被赋予了积极的心理倾向，偏向于有较高的幸福度、自我满意度、外向性、开放性、情绪稳定性、心境积极性、责任心、亲和性、表达能力或影响力等。有的研究认为，根据移情理论，通过情感认同，积极的老年形象会让老年受众产生积极的体验，消极的老年形象会让老年受众产生消极的体验；而根据社会比较理论，如果老年受众可以从与他人的比较中增强对自我的肯定，则消极的老年形象也会对老年受众产生积极的效果，反之亦然。如条件差的老年受众看到电视中的老年人物均强于自己而容易产生消极的情绪。老年人物的特征会对老年受众产生怎样的影响，是今后的研究中可以深入探讨的问题。
老年人与后代之间以代际冲突为主。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众多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主线之一，而其中被描述得最多的就是两者间的冲突，以赵宝刚导演的电视剧《北京青年》为例，何东、何西、何南与何北等四兄弟的角色，正好对应着何守一、何守二、何守三与何守四等四位父亲的角色。该剧虽以“重走青春路”为叙事主旨，但四兄弟与四位父亲之间关于青春与梦想，还有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的激烈矛盾却贯穿全剧始终。
由于群体之间存在差异性，因此只要存在代际关系，就必然存在代际差异。代际差异容易造成代际冲突，表现为关系疏离与观念隔膜。老年人与后代关系的疏离，与社会结构的失衡有重大关系。社会变迁导致了社会结构的调整，尤其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呈现出一系列新特征，有学者将此概括为“断裂社会”。断裂社会的实质是化各时代的成分并存，然而相互之间却缺乏有机联系。在这样的社会中，老年人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与社会强势群体在表达需求、追求利益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多数老人一般都陷入这样的尴尬境地，自身有想法、有需求，但在与强势子女的交锋中败下阵来，只能默默接受疏离、扭曲、断绝的关系。
血亲主位、男性专权的传统家庭模式日渐被婚姻主位、两性平等的现代家庭模式替代，社会发展带来的高离婚率也为大家庭的消解提供了条件。“合家团圆”的理想成为现代社会的文化遐想，而“空巢”则是中国大地上新兴的文化景观。面对冲突，老年父母在血缘亲情和家庭观念的压力下，往往向后代妥协，避免代际关系的恶化。社会变迁削弱了父辈的权威，使之走下神坛，增加了沟通的可能性，父辈在某种程度上接受“现代元素”，放弃不合时宜的观念和坚持。由于血缘关系的存在，父辈往往把亲情置于比观念更优先的位置，放弃自己的坚持，迁就后代，掩饰自我，让位于亲情。在强烈的“家”的观念影响下，在亲情关系、血浓于水的伦理规范的影响下，深受传统影响的老年人，特别注重家庭、家庭关系、家庭伦理，刻意维护家庭的完整和稳定。因此，老年人在处理代际关系的冲突时，均表现出重视家的观念、维护家庭完整性的倾向，选择向子代妥协，避免矛盾冲突升级恶化。
老一代人和新一代人之间的摩擦，“老规矩”与“新想法”之间的激烈碰撞，在社会的各个层面，时不时地发生。对于老去的一代人来说，最可悲的不是被时代抛弃，而是被年轻的子女一代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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