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凉的时空——我读张爱玲
张爱玲是一位早熟的文学天才。
在她初初在文坛惊鸿一瞥时，她便在《我的天才梦》这篇文章里进行了预言式的表白：“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在此，她把自己生命的意义完全投入文字所描摹的世界中去了。
后来，她又在另一篇文章《童言无忌》里写道：“因为月亮，因为我生来就是写小说的人……”在这里，她仿佛命中注定般的又一次独白心意。
正如她自己认为的那样，在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沦陷日本铁蹄之下的“孤岛”上海，她如一轮明月骤然从海上升起，耀眼华彩，夺目传奇，使千百万读者兴奋而又迷茫。一时间奔走相告，洛阳纸贵。
张爱玲也似乎实现了自己最实际的人生理想，“比林语堂还出风头，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
那一段日子她如日中天，经济上的相对稳定，使她有可能有底气在服装扮相上超前、别致，也显示了她性格中的奇情异趣。
传说，她为《传奇》出版到印刷厂去校稿样，着装极尽奇异之能事，致使整个印刷厂的工人都停了工。有一次，她去参加朋友的婚礼，穿着一套前清老样子绣花的袄裤去道喜，满座的宾客惊奇不已。她在《倾城之恋》上演时，还穿过一袭拟古式齐膝的夹袄，超级的宽身大袖，水红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卷的云头，长袍短褂，罩在旗袍外面。这些着装，也体现着她独特的文化视角。如她的散文、小说般有格调一致的倾向：古往今来，中西合璧。
那一时期的张爱玲，如一株开花的树，热闹绚丽至极。在表象上，无论名气、金钱乃至感情，都应该让她感到欣慰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张爱玲是一个生来极度敏感的人，她对于在生命中发生的一切，都比一般人承受得更多。她的悟性也是极高的，她是即使沉醉在名气、金钱、爱情等一切俗世实际的幸福中，也依然没有安定感的一个人。
她的早慧、苍凉是与生俱来的。
她在《传奇·再版的话里》写道：“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无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
在这里，她完全用一种平静的语气进行惊人的预言。而她的预言也在弹指间成为现实。一九四五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战火依然弥漫在神州大地，的确是“更大的破坏”。对于社会来说，这次更大的破坏不是毁灭，而是新生。但对于张爱玲个人而言，她的创作繁荣到一九四五年之后陡然萎缩，大片的空白出现，就像电影断了片，而且她为之纠结的爱情也在其间有了了断。她敏感的灵魂中，也许早就感觉到了这一点。
她抓住上海沦陷这个时机，横空出世，展尽繁华。然后繁华落尽，转做行云流水，最后确如过眼烟云，袅袅远去……
那么，她能在短短两年间红极一时的历史原因是什么呢？
回顾我们的文学史：
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反帝反封建；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阶级斗争；
抗战时期的同仇敌忾，抗日救亡。
在这些文学的主流思想里，哪一个时期都容不下张爱玲的作品。相对于主流文学来说，她的创作是“回廊别院，池台亭阁，曲径通幽”。而主流文学则是堂堂的厅堂华厦，大路通天。这两者虽然是红花绿叶、相得益彰的关系，但是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只有堂堂华厦、大路通天才是救国的呼声，回廊别院当然是无处容身了。
但是处在上海“孤岛”的大众却在这朝不保夕的空间，亲近了这样至情至性的人和文……
正如张爱玲在《倾城之恋》里所言的那样，“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整个大都市都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变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处。”
如果我们在这里把香港换成上海，把白流苏换成张爱玲，整个此情此景就是张爱玲横空出世的真实写照。
她的成名在时间上看来，是如此偶然和凑巧，但回溯她的家世和经历，却犹如天造地设般必然。也正如她从童年开始对自己的预言和判断。
张爱玲的生命本性是冲淡、机趣、别致的。
她在《天才梦》中写道：“生活的艺术，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领略。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b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然而，她的这种闲适美丽却和她所处的生存环境是相冲突的。
家道的中落、父母的离异、爱情的背叛、生活处境的被迫，最终导致了她的人生观、爱情观、世界观、历史观的冷峻清醒。这种冷峻清醒化作悲哀和苍凉，深深根植到她的艺术创作中去了。
张爱玲最初对于家道的记述分别见于《私语》《对照记》等。
在《对照记》中，她和别人一样，对她的家事充满了好奇和膜拜，同时又潜藏无限心酸。
“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爱他们。”
这里，张爱玲提到的“他们”，是指她的祖父张佩纶及祖母李菊耦——前清重臣李鸿章的女儿。
《孽海花》里有一段影射她祖父的记叙，庄仑樵，“文学侍从之臣”，不过兼有言官的职权，参一个倒一个，一时满朝侧目，李鸿章——书中他名影射——也被参过，因而“褫去黄马褂，拔去三眼花翎”。作为清流派名臣张佩纶的才华和威仪可见一斑。即使在马尾战后最失意的时候，也同她奶奶在南京盖了大花园偕隐，“诗酒风流”。
这些描写可以看出她家和清朝宫廷的关系极为密切，又兼有前朝的浮华。
这种源远流长的家族血脉使张爱玲有一种处事不惊、俯瞰众生、超然物外的气度。我们读她的作品，可以亲身感受到这一点，她字里行间穿透一切的笔力仿佛她的家族在旧中国权倾一时的威仪。
她生在这样的阀阅之家——名门之后，又很早接受了西洋文化。
她在《私语》中写道：
有一本萧伯纳的戏:《心碎的屋》，是我父亲当初买的。
空白上留有他的英文题识：
天津.华北.
一九二六.三十二号路六十一号.
提摩太.C.张
——她父亲是名门之后，难免沾染上名士派遗少的作风：吸鸦片，讨姨太太。
《私语》里她写道：“鸦片的云雾，雾一样的阳光……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着沉下去，沉下去。”
“姨奶奶搬了进来，家里很热闹，时常有宴会，叫条子，我躲在帘子背后偷看”……
因为生长的家庭一方面具有前清的遗风——“春日迟迟的空气”，另一方面又有当时上海十里洋场的开放与热闹。童年目睹的这一切成为她后来创作的最好素材和灵感来源，家庭的浮华和腐朽也影响了她的官能世界，成年之后，一方面她能享受人间一切正常的七情六欲和俗世的平凡幸福，另一方面她的内心世界又夹杂着怪异和不安。
《私语》中写道：“房屋里有我们家太多的回忆，像重重叠叠复印的照片，整个的空气有点模糊。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房屋的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个怪异的世界。而在阴阳交界的边缘，看得见阳光。”
即使沉浸在这样的冥想之中，她也能听见“电车的铃声与大减价的布店里一遍又一遍吹打着‘苏三不要哭’”。
她是如此沉湎，又是如此清醒，雅致和俗气交相辉映，不放过一点官能上的享受。
《公寓生活趣记》里写道：“我喜欢听市声。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觉的。在香港山上，只有冬季里，北风彻夜吹着常青树，还有一点电车的韵味。常年住在闹市里的人大约非得出了城之后，才知道他离不了一些什么……”
父亲所代表的家——鸦片，教她弟弟作《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然而另一方面，她母亲却是一片清新的空气，有流动的气势和海阔天空的行动。
《童言无忌》里写道：“她是位美丽敏感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机会和她接触，我四岁的时候她就出洋去了，几次回来了又走了。在孩子的眼里她是辽远而神秘的。有两趟她领我出去，穿过马路的时候，偶尔拉住我的手，便觉得一种生疏的刺激性。”
然而，她所知道的一切精神和物质上最好的——纤灵的七巧板桌子、轻柔的颜色、有些她不明白的可爱的人来来去去，都在这儿——她母亲在家时的世界里。花园、洋房、狗、童话书，家里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她母亲和一个胖伯母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
她母亲教她画图、学钢琴、学英文，使她具有洋式淑女的风范。此外，还充满了优裕的感伤。
《谈音乐》里写到她母亲的姿容：“她总是抱歉的笑着，有许多娇媚的解释。她的衣服是秋天落叶的淡赭，肩上垂着淡赭的花球。永远有飘堕的姿势。”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美丽出色的女子，还是没有逃脱旧式婚姻的悲剧。张爱玲父亲讨姨太太，她倔强离家出洋陪小姑子张茂渊去读书，最后协议离婚。然而，心情终究是落寞孤苦的。
《私语》中写她离家，情景感伤而又无奈：“她不理我，只是哭，她睡在那里，像船舱的玻璃上反映的海，绿色的小薄片，然而有海洋的无穷尽的颠簸悲恸……”
张爱玲父母的离异，使她思想上理想中红的蓝的永恒温美的家无法维持了。至此，作家在心灵上也失去了永恒的家园。她的悲哀和无常感渐渐袭入生命，也同样深深根植于她的文学作品里，显示出旷世的苍凉之感。
张爱玲父母离异是她生活环境的一次标志性转变，她因心向母亲而遭到父亲的暴打和监禁。
《私语》里写道：“这一刹那间，一切都变得非常明晰，下着百叶窗的暗沉沉的餐室，饭已经开上桌了，没有金鱼的金鱼缸，白瓷缸上细细描出橙红的鱼藻。”
没有生气的屋檐下，一切虚妄的，虚张声势。
我父亲扬言说要用手枪打死我。我暂时被监禁在空房里，我生在里面的这座房屋忽然变成生疏的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青白的粉墙，片面的，癫狂的。
……在你的心中睡着月亮光，我读到它就想到我们家楼板上的蓝色的月光，那静静的杀机。
这样的家已经不能使她有半点留恋，她后来逃了出来，远离了那个古墓般浮华荒凉的家，逃到她母亲家，在她母亲的窘境中学做淑女，感到非常困难。自尊心和经济上的难堪。
“我觉得我是赤裸裸的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惶恐的未成年人，因为过度的自夸和自鄙。”
考进大学，因为战事，不能上英国去，改到香港。
张爱玲做着穷亲戚和穷学生，——她那班同学太阔了的缘故，但因为她人生的底子是健康的，所以她在《我看苏青》里写道：“但我想于我也是好的。多少总受了点伤，可是不太严重，不够使我感到剧烈的憎恶，或是使我激越起来，超过这一切；只够使我生活得比较切实，有个写实的底子；使我对于眼前所有格外知道爱惜，使这世界显得更丰富。”
在香港读书的时候，她真的发奋用功了，连得了两个奖学金，毕业之后还有希望被送到英国去。她能够揣摩每一个教授的心思，所以每一样功课总是考第一。有一个先生说他教了十几年的书，没给过他给她的分数。
然后战争来了，香港沦陷，学校的文件记录统统被烧掉，一点儿痕迹都没留下。英国自然是又一次无法去了。张爱玲再次感受到了人生的无常和荒凉。“那一类的努力，即使有成就，也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罢？……我应当心中有数。”
同时，香港的沦陷也磨炼了她，她在《烬余录》中写道：“围城的十八天里，谁都有那种清晨四点钟的难挨的感觉——寒噤的黎明，什么都是模糊，瑟缩，靠不住。回不了家，等回去了，也许家已经不存在了。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可以成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像唐诗上的‘凄凄去亲爱，泛泛入烟雾’。”
然而，张爱玲毕竟是洒脱的，即使是那样生死无界的时刻，她两天没有吃饭，飘飘然去上工，在炮火中读完了《官场现形记》。从那时起，她便断然得出教训和结论——想做什么，立刻去做，也许就来不及了……人是最拿不准的。
张爱玲的悲哀不是一种空洞无聊的悲哀，而是一种务实、积极行动的悲哀。她把人情世故看了个够，了解人是怎样的动物之后，才回到上海，为了生存，开始她的卖文生涯。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但她的衣食父母，不是帝王家，而是读她文章的大众。她也没有一般文人的假撇清，对于金钱，她的态度是坦然而又直截了当的锱铢必较。
张爱玲在她早期经历的这一切，家族的繁华落尽，父母的离异，个人的遭遇——香港沦陷，打翻了她所有海阔天空的计划，使她的人生观变得感伤、克制、冷峻而又苍凉。
“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的住的只有她腔子里这口气。”（《倾城之恋》）
她对生存和生活有着太深的了解和理解。因此，她的笔下多的是为了生存而使尽手段的故事——《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以及《连环套》中的霓喜。
张爱玲的小说要在熟悉了她的散文之后读方才有味。一个作家无论如何掩饰自己，他的作品终究要泄露出他的文字、思想、身世、家底。
张爱玲的小说，尽言他人之事，甚至回避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只管编织沪港百余年来男女悲欢的密密情网，却处处有她的倩影在流动闪烁。
因为她是用感伤、苍凉、冷峻、写实的心态来感悟人生的。另一方面，她从童年起，便对声色犬马有着鲜明深刻的印象。
“我对于声色犬马最初的一个印象，是小时候有一次，在姑姑家里借宿，她晚上有宴会，出去了，剩我一个人在公寓里，对门的逸园跑狗场，红灯绿灯，数不尽的一点一点，黑夜里，狗的吠声似沸，听得人心里乱乱地。街上过去一辆汽车，雪亮的车灯照到楼窗里来，黑房里家具的影子满房跳舞，直飞到房顶。”（《我看苏青》）
一个人小时候的经历可以影响其一生。张爱玲小时候便对人与人之间内心情感无以沟通的孤独与疏离有深刻的体会，所以她的小说里的爱情故事多是千疮百孔、残缺不全的。
当年傅雷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论张爱玲的小说》，登载在1944年5月号的《万象》杂志上。
恋爱与婚姻，是作者至此为止的中心题材……遗老遗少和小资产阶级，全都为男女问题这恶梦所苦，恶梦中老是淫雨连绵的秋天，湿腻腻的，灰暗，肮脏。窒息与腐烂的气味，像是病人临终的房间，烦恼，焦急，挣扎，全无结果。恶梦没有边际，也就无所逃避，零星的折磨，生死的苦难。在此只是无名的浪费，青春，幻想，希望都没有存身的地方。
张爱玲的小说竭力回避反映重大的社会冲突，远离战争与时代。
因为她反映的时代是一个躁动不安、怪异不彻底的时代。
生存，在这里是第一位的。唯有活着，爱情才有所附丽。
为感情而恋爱的人少，为生存需要恋爱的人多。
小说《留情》中的敦凤、《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年轻的时候》中的沁西亚等，都不幸遇到这种迫于生计的无奈。
“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留情》）
恋爱成了手段，一切的机智与装饰都是为了生存。
在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里，张爱玲为我们构建了浮华苍凉的故事背景及千疮百孔、残缺不全的爱情故事。
张爱玲深厚的文化底蕴将其理性思考与直觉顿悟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以灵怪纤巧、行云流水般缤纷的笔调生动描摹出与整个时代不和谐的文化氛围。
时代已进入了民国，但遗老遗少们仍然沉迷过去，倚仗着祖上的余荫关起门来做小型皇帝。他们的环境装饰与人物服饰有意无意地浓缩了时代风云。
她写道：“这里不单是色彩的强烈对照给予观者一种眩晕的不真实感觉——处处都是对照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氛围，全是硬生生地给掺揉在一起，造成一种奇幻的境界。——山腰里这座白房子是流线型的，几何图案式的构造。类似最摩登的电影院。然而屋顶上却盖了一层仿古的碧色琉璃瓦……从走廊的玻璃门进去是客室，里面是立体化的西式布置。但也有几件雅俗共赏的中国摆设。炉台上陈列着翡翠鼻烟壶与象牙观音像。沙发前围着斑竹小屏风，可是这一点东方色彩的存在，显然是看在外国朋友面上。英国人老远来看看中国，不能不给点中国给他们瞧。但这里的中国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荒诞，精巧，滑稽。”
她的全能视角展示了似洋又土、色彩炫目的大杂烩景观。活动在其间的人物服饰也同样怪诞刺眼，葛薇龙在玻璃门瞥见自己的影子——她自身也是殖民地特有的东方色彩的一部分——穿着南英中学的别致校服，翠蓝竹布衫，长齐膝盖，下面是窄窄裤角管，也是清末的款式。
把女学生打扮得像赛金花那样，也是香港当局取悦欧美游客的种种伎俩之一。就在这种浮华苍凉的背景中，纯洁而没有依靠的葛薇龙走入了浮华喧嚣却又腐朽肮脏的生活之中——她只是姑母梁太太勾引年轻情人的诱饵，她深陷其中清醒地痛苦而又无力自拔——那种生活随时又会把她拒之门外。于是她希望抓住爱情——但她明明知道乔琪不过是一个极普通的浪子，她就这样挣扎、沉沦、挣扎——再也回不到最初的清纯和希望。
相对张爱玲小说其他男女间种种不正当的感情：
病态恋：《金锁记》中曹七巧对儿子长白的感情；
乱伦恋：《心经》中许小寒对她父亲峰仪的留恋；
游戏恋：《红玫瑰与白玫瑰》中佟振保对王娇蕊的感情；
变态恋：《茉莉香片》中聂传庆的自恋狂。
《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和范柳原恋爱的底色是健康的。唯其如此，这一场恋爱也是庸俗的，就事论事的。他们也只能如此。
从腐旧的家庭中走出来的凄美女性白流苏离婚再嫁的过程是如此消人廋去。她因为出身“诗礼之家”，所以不能放弃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淑女身份直接去做小职员谋生，为了生存，离开骨肉间互相倾轧的家，只有再嫁这一条路。然而，近三十岁的女人，往往有着反常的娇嫩，一转眼就憔悴了！总之，没有婚姻的保障需要长期抓住一个男人，是一件艰难痛苦的事情，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范柳原最初却正是不想给她婚姻的保障——他在国外长大，又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他好像没有“根”，在历史和文化夹缝中求生。一种被生活抛弃的寂寞悲凉无法排解，他便走向放浪的路子。女人对他而言，只是一种点缀和附丽。
然而，香港的沦陷落成全了他们，使他们走向平凡和琐碎——像世间所有的夫妻。但香港之战的洗礼及结婚，并不能使范柳原完全放弃昔日的生活习惯和作风。
他虽然对“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样的诗句有着极深的感悟，但还是不能回到一种明朗健康的生活氛围里来。
因而就算白流苏做了这个豪富的人名正言顺的妻，但她还是有点怅惘，一种思想背景上永远的苍凉之感，挥之不去。
张爱玲小说中的葛薇龙、范柳原、白流苏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事实上，几乎所有她作品中的男女主人公都不能理直气壮地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张爱玲对她笔下的人物，没有同情，只有哀矜。
她说：“因为是写小说的人，我想这是我的本分，把人生的来龙去脉看得很清楚。如果原先有憎恶的心，看明白之后，也只有哀矜，眼中所见，有些天资很高的人，分明在哪里走错了一步，后来怎么样都不行了，因为整个人生态度的关系，就坏也坏得鬼鬼祟祟。有的也不坏，只是没出息，不干净，不愉快。我书里多的是这种人，因为他们最能代表社会风气。”
张爱玲赋予其作品整个氛围的苍凉、浮华、落寞，并不是一种彻底意义上的腐朽。她往往运用参差对照的写法，竭尽铺成、华美、排场，因而能够化腐朽为传奇。
她在《自己的文章》里说：“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悲壮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色，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
张爱玲认为壮烈是一种力，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她所要表现的就是“人生苍凉的情义”，运用参差对照的手法来表现。她又深受我国传奇文学的影响，她认为《红楼梦》《金瓶梅》在她是一切的源泉。同时她又熟读《海上花列传》《醒世姻缘》《老残游记》等晚清小说，因而她笔下的故事通俗、传奇。
她说:“我对通俗小说有一种难言的爱好——如果说太浅薄，不够深入，浮雕也一样是艺术呀！”
所以她的故事里从闺阁衣裳到雕梁画栋，无不呈现出一副缤纷天地。她描摹世界和她自己本身，是活生生的，带有传奇性质的。
《金锁记》中曹七巧因为出身卑微，导致婚姻悲剧，使她得不到爱与尊重，在叔伯姑嫂的勾心斗角中受尽凌辱践踏。因而一旦有机会自己主宰渴慕已久的财富，便变得疯狂而不可理喻。
“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她知道她儿子、女儿恨毒了她。她婆家的人恨她，她娘家的人恨她。”她摸索着腕上的翠玉镯子，徐徐将那镯子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臂向上推，一直到腋下。她自己也不能相信她年轻时候有过滚圆的胳膊。
情爱上的欠缺使她自己骨瘦如柴，另一方面她又诡秘地断送了女儿长安和儿子长白的幸福，“使她们一阶一阶走入没有光的所在”。
即使如此心狠，曹七巧的生命依然是苍凉而哀伤的。
“季泽走了……一更，二更……一年，一百年。真长，这寂寂的一刹那！七巧扶着头站着倏地调转身来上楼去，提着裙子，性急慌忙，跌跌跄跄，不住的撞到那阴暗的绿粉墙上，佛青袄子上沾了大块的淡色的灰。她要在楼上的窗户里在看他一眼。无论如何，她从前爱过他。她的爱给了她无尽的痛苦，单只是这一点，就使她值得留恋。多少回了，为了要按捺自己，她迸得全身的筋骨和牙根都酸楚了。”
……
然而，就是这微乎其微、苟且的对小叔子的爱，她也因为害怕他算计她的钱而抓不住。她的生命失重、空洞、阴惨，令人憎恶，毫无温情可言。
傅雷说：“《金锁记》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
她在《金锁记》中叙事的老辣、怪异、苍凉，可谓登峰造极。
综观张爱玲的作品，无论散文，还是小说；无论是绚烂之极，抑或归为平静。笔锋流转之间，总是潜藏无限机趣和苍凉。
在时间无涯的荒野上，作为一代传奇作家，她已在红尘中飘然远去。而她的作品，无论被颂扬或被批判，都吸引着千万人痴迷的眼光和心意。
八十年前的月亮已经沉下去了。古代至今的夜里，依然有无数美丽苍凉的故事在时空中流传——不说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