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
回眸整个灿烂的唐诗星河，最耀眼的星辰是“潇洒飘逸”的浪漫主义“诗仙”李白和“沉郁顿挫”的现实主义“诗圣”杜甫。探究他们生活的时代，李白主要生活在开元、天宝的四十多年，即所谓“盛唐”时期；而杜甫所处的时代，是唐朝由盛而衰的一个急剧转变的时代。前后相差也不过数十年，但两人的诗风却完全不同。为了更好地理解他们的作品风格形成的原因，可以采用对比的方法，即对比两位诗人的心路历程、出生背景、政治理想等来揭示其作品风格形成的深刻原因。
一、心路历程不同
开元盛世、天宝年间的烟尘之中，谪仙人的豪放飘逸弥散在整个时空中。他行踪飘忽，惊鸿一瞥。时而在庐山“遥望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时而在长安夜宴斗酒，过着豪纵生活。“戏万乘若僚友，视同俦如草芥”，平交诸侯，傲视群小，不拘礼法。如此声色犬马，难以留住诗人放任不羁的心。他在《行路难》里长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他狂歌痛饮，仗剑远游。尽管如此，诗人并没有放任自流，沉溺堕落。他一生都是一个自视甚高的人，屡次用大鹏自比，“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尽管诗人一生际遇坎坷，仕途失意，始终未能实现他运筹帷幄、掌管经济、建功立业的理想；但他内心世界拔俗不群、遗世独立的特点使他继屈原之后，开创了我国浪漫主义诗歌源流。
而在几乎同时代，“沉郁顿挫”的诗圣杜甫一路颠沛流离，呕心沥血。他经历了战乱纷繁，流离失所，把人民的悲音带进了火树银花、繁荣热闹的开元、天宝年间，使我们隔着千年的时空，不仅可以看见名山大川、皇帝妃子，而且可以看见荒村原野、村老匹夫。杜甫的行踪是那个时代历史真实的见证，他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生活。尽管如此，他仍将笔触伸向腐朽的统治集团上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饥寒交迫的境况下，他也曾经想隐退做一个“潇洒送日月”的巢父、许由，然而他亲眼看见了胡人的屠杀掳掠，并和百姓一起感受国破家亡。他密切注视着战势变化，“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人的一生是“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一生，他的种种遭遇历程注定了他风格的“沉郁顿挫。”
二、出生背景不同
有一位外国作家说过，“人生幸福的先决条件就是出生在一个有名的城市。”这句话虽然不能奉为至理，但也可从中窥见一个人的出生背景对于他人生的左右。
据考证，李白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商人之家。我国古代自汉唐以来，就奉行“大一统”的儒家思想，对于工商走卒，在封建典制和文化意识中，乃是不耻之业。因此，商人虽然有丰厚的家资，但因其所处社会地位较为低微，这样的家庭不可能礼教森严、生活呆板专一。一个人童年的经验可以影响其一生。李白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儒家礼教不是他受的唯一教育，还有“六甲”和“百家”，因此，他的才能和生活情趣是多方面的。“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十五游神仙”“十五好剑术”，他在十五岁的翩翩年华中，是明朗健康、多才多艺的。这为他豪侠浪游、潇洒不拘的性格打上了最初的烙印，所以他向往成就功名，却不屑于像当时一般文人那样参加科举考试。他去国怀乡，仗剑远游，企图一鸣惊人、一飞冲天，走“终南捷径”达到自己的目的。
而杜甫则出生在一个“奉儒守官”的官僚家庭，十三世祖杜预是西晋名将，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代著名诗人，父亲曾为兖州司马和奉天县令。在这样一个世代诗书、礼教森严、门阀讲究的家庭中，杜甫从小接受的是来自儒家的道德礼制教化。他不可能让其他的“游”“侠”“道”根植于他的灵魂中，他“读书破万卷”“群书万卷常暗诵”，这为他以后的创作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政治理想不同
李白所追求的政治理想是希望通过隐居学道树立声誉，直上青云，而后功成身退。为此，二十岁后便漫游蜀地，二十六岁后又开始远游，游踪所及，几半中国。终因吴筠推荐，唐玄宗下诏征赴长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然而天真的诗人后来才明白，这种供奉翰林的殊遇与他“济苍生”“安社稷”的远大抱负实在相距太远。他只是点缀升平和宫廷生活的御用文人。政治理想破灭，他只有离开京都的繁花似锦，但他内心对京城的眷恋是溢于言表的，“长安宫阙九天上，此地曾经为近臣。一朝复一朝，发白心不改”。可叹一代名士，最辉煌的政治经历就是酣酒诗篇时夹杂着“龙巾拭吐”“御手调羹”“贵妃捧砚”“力士脱靴”这些杂科乱打的闹剧。尽管如此，诗人还是时刻注意在艺术创作和人格修养上不断完善自己。李白的经历说明他是一个有着“本我”型性格天真的诗人，他的创作是其“本我”天性的动机，因而他在艺术上的追求也根本不可能同杜甫的呕心沥血，“语不惊人死不休”相同。他的潇洒、飘逸与生俱来，至情至性。
而杜甫的政治理想则是通过参加科举考试入仕，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他走的是读书入仕的道路。他同样有一颗傲然不群的心，“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流露出诗人对一切事业的雄心壮志。但文章似“班”“杨”的杜甫竟没考上。仕途失意及由此带来的物质困乏，却使杜甫在诗歌创作上政治性加强，著名的《三吏》《三别》便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他屡次遭贬，又历经战乱，亲眼看见百姓挣扎在死亡线上，对当时的政治和统治者彻底失望。但他依然有忧国忧民的品质，他不管“穷”“达”，都要“兼济天下”；不管“在位不在位”，都要“谋其政”，“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杜甫的一生，是艰难困苦的，也是名垂千古的，他的沉郁顿挫和忧世伤生也是发自生命本质的。
通过以上的比较，充分说明了造成这两位伟大诗人诗风截然不同的根本原因。正如严羽在《沧浪诗话》里所说：“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此为最贴切的评价。而我们了解了这些原因，更有助于理解作品的深刻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