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社会学与齐格蒙特·鲍曼 译者序
齐格蒙特·鲍曼（1925—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他出生于波兰的波兹南市，20世纪50年代携妻来到英国。曾于1968年之前在华沙大学任教，之后任教于以色列的Tel Aviv大学；做访问教授曾到过澳大利亚和其他一些地方。自1972年以来一直任利兹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直到1990年退休。现在，他仍然是利兹大学和华沙大学的名誉教授。
鲍曼是利兹大学社会学系的第一位教授。在担任系主任一职时，他就使自己的管理赋予非同一般的品质：激发学生的灵感；在同事中提倡一种学术氛围；积极采纳新的学术计划；鼓励在相互容忍和理解的气氛中进行自由和公开的探讨。鲍曼具有自己坚定的道德和政治信念，但他仍然认为社会学是一门广泛的学科，能够而且应该允许百家争鸣，各抒己见。他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以及他的重要的声望使利兹大学的社会学系大受裨益。
齐格蒙特·鲍曼以这样一些著作而著称于世：《立法者与解释者》（1987）、《现代性与大屠杀》（1989）、《现代性与矛盾心理》（1991）和《后现代的伦理道德》（1993）。他用英语创作了21部著作以及大量的文章和评论，于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在欧洲和北美乃至当时的东方确立了自己的声望，不过他的声望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迅速上升。今天，他被认为是20世纪伟大的社会理论家之一，也是当今世界后现代性方面最重要的社会学家之一。然而，即便这后一名声或许也已经属于过去了，因为鲍曼的思想正在开辟着新的领地——他的著作中至少有两本新书是为21世纪早期而作。因此完全可以说，其不可否认的成功不仅建立在他的创造性的思想和分析能力以及他在社会学方面的超乎寻常的敏锐之上，也建立在他作为一个创作者和阐释者的文学技巧之上。
齐格蒙特·鲍曼1990年获艾玛尔菲欧洲奖（the Amalfi European Prize），并于1998年获阿多尔诺奖（the Adotno Prize），这些奖项都是给社会学家的最高荣誉。
齐格蒙特·鲍曼被普遍地认为是最引人注目和最始终如一的后现代主义社会学家。然而，他的著作广泛涉及多个领域，其批评性的阐述跨越了诸多学科，尤以其在后现代主义与伦理学方面的著述而闻名。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于2000年评论道：“齐格蒙特·鲍曼或许是英国当今最知名的社会学家，也被大学生认为是后现代主义对话中最主要的人物之一。”特罗布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社会学专业教授、《鲍曼的读者》（The Bauman Reader，布拉克维尔出版社）一书编辑彼得·贝尔哈兹（Peter Beilhart）出版的两本书着重介绍了齐格蒙特·鲍曼。这两本书分别是《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塞奇出版有限公司，1997）和《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逻辑论证》（Zygmunt Bauman：Dialectic of Modernity，塞奇出版有限公司，2000）。4卷本的作品集《齐格蒙特·鲍曼》包括10个部分，它的一大特色是收集了一些主要评论家的论述，其中有安东尼·吉登斯、乔治·理策（George Ritzer）、E.P.汤普逊、布赖恩.S.特纳和克莱格·卡尔霍恩（Craig Calhoun）。《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的逻辑论证》这部著作篇幅不长，但思想深刻，为鲍曼的社会理论提供了一种综合性的评述，探讨了关于劳动力与资本的思想的根本来源，解释了这些思想是如何活跃于鲍曼后期的关于文化、知识分子、乌托邦、大屠杀、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的论著中的。
西方社会学研究一直遵循着两大传统的主题，一是社会稳定或社会秩序，一是社会变迁或社会发展，后现代派社会学家鲍曼的研究也不例外。《个体化社会》是作者过去3年内所做的演讲和写成的文章合在一起编辑而成的文集，统一全书的不仅有序言中所述及的几个问题，“还有另一条共同的主线：有些领域被放置于背景之中，因而被未经考查的生活故事遗忘；力争把它们恢复到我们的视阈中来以扩展表述的边界，这种努力的重要结果就是政治领域的探索迅速拓宽”。浏览一下全书不难看出，其中所使用的语言晦涩艰深。原因大致有三：作者采用的是一种后现代的话语叙述方式，这与日常熟悉的语言相去甚远；书中的语言具有很高程度的暗喻性，这种语言的运用需要异常的文学素养，从这种暗喻性的语言中解读出作者的真实意旨当然也需要一番斟酌推敲；书中的旁征博引涉及诸多学科和人物。但是，透过这种艰涩的语言形式，在那佶屈聱牙的字里行间，可以窥见作者对人类的现存状况的深切关怀，对一些处于焦点的社会问题的准确洞识和透辟入理的分析。我们经过认真的梳理，力图对全书进行一种探索性的概述。
对于个体而言，社会是个温馨的字眼，它使个体得以体味似乎在顷刻间便会失之交臂的快乐。社会也使个体得以品味永恒，消除对生命短暂的恐惧之感；可以说，惟有社会才能给人的生活注入意义，使为时一瞬的生命留下经久的痕迹。家庭和民族是在现代时期曾经建造起来的可以使个体触及永恒的两座桥梁，供个体的有限性和永恒价值之间的双向通行，但它们却在后现代时期逐渐崩溃。这产生了许多极其严重的后果：通往永恒的道路上拥挤着乌合之众；荣名与声望让位于臭名昭著；不朽已经丧失其最本质的特征，其中更饱含着不确定性和矛盾。就连大师们的艺术也不例外，它们需要借助于后现代的各种手段才能展示出自身的价值。总之，无情的社会分化造成了目前人类生活状况的普遍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从而引发了其他后现代特征，诸如矛盾重重、模棱两可、模糊不清、毫无保障、道德沦丧以及原有价值观念的彻底转变。
现代性曾试图用立法理性消除矛盾和忧虑，精心地筹划清晰的外部环境，不给优柔寡断、反复无常和矛盾心理留下任何空间，并且在希望与能力之间求得协调。然而，这一策略与现代性的其他动态特征相互冲突，因此最终的失败是其注定的命运。结果，现代性不仅没有能够用彻底立法的秩序的清晰性与透明性取代前现代时期的“自然的混乱”，反而制造出整体的人为混乱，稳定成了不断消退的幻景。当然，矛盾和模糊对于后现代状况来说是“实用的”，希望与能力之间的不协调成为社会背景的引导原则，成为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因。混乱增强了建立秩序的渴望，但是渴望越强烈，建立秩序的努力越疯狂，矛盾的成分就越大，所引发的忧虑也就越发深刻。由于秩序又是一种自我推动和自我强化的过程，因此秩序的建立几乎没有可能达到终结。如今，动荡已经成为建立全球权力结构的主要障碍，也成为进行社会控制的主要技巧：正是运用秩序的不在场，运用混乱，作为获得权力和支配地位的强大武器，混乱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状态。秩序虽然限制了人的自由，但动荡中的模棱两可也会使人心神不宁，两者的转换并非是在好与坏之间进行选择，两者的妥协也不会保证人可以获得快乐，因为人既需要自由，也需要保障。二者不可兼得，这便是后现代时期的两难之困。如果那些来自远方的作为他者的局外人是人们忧心忡忡、痛楚难当的根源，那么尊重相互间的差异，塑造自己的个性特征时又使其不具有排他性，在差异中求得一致，这才是个体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与保障的必要前提。
在后现代时期，劳动力的短期雇佣取代了长期雇佣，各种不稳定因素也随之而来，从而使个体的信心丧失，对参与政治和集体行为逐渐变得处之漠然。广泛的贫困消解了消费者内心的反叛心理，目睹贫困的存在也牵制着那些家境殷实的人们，使其不敢越雷池一步，又为具有不确定性的政治经济提供了充分的理由，把“穷人这一问题”托付给法律和秩序，或者使之成为人道主义的奋斗目标。但是，福利国家和道德有着完全相同的不确定性，福利国家因种种原由而受到人们的质疑，其根源则在于道德内涵的矛盾和模糊。事实上，道德若真的给出了明确的指令，那么就不存在任何责任、人道、想像和洞察，“绝对的确定与绝对的不负责任如出一辙”。道德与理性背道而驰，道德中丝毫没有理性可言。爱心也是如此，它与理性之间同样存在矛盾；当然，爱心需要理性，但只是把它作为自己的工具，而不是自己存在的借口，说明自己存在的理由或作为自己的藏身之处。爱心与道德对他者生发出的是“无条件的责任”，对于有爱心和有道德的人而言，承担责任和给予照顾是一件值得快乐的事情，这也正是福利国家的基石。不过，在后现代社会中，道德必须借助于正义，尽管道德会为此而大打折扣。此外，正在发生的一切似乎已经超出了道德的范畴，其根源在于其他一些因素，违反常规的市场力量便是其中之一。它不仅导致资本的自由流动，而且使流动性成为最为强大和最令人渴望获得的社会分层因素；新的全球性自由流动使得越发难以把社会问题转变为有效的集体行为的目标。对此，已经提出的任何道德模式也都显得苍白无力。后现代时期的知识阶层所关注的一切与公众之间的联系也迅速弱化，他们已经不再以一种“有组织的”角色发挥作用，自我指涉性日益成为他们的显著标记；智力活动已经移居于电子网络之中，而这一网络不仅从分化中汲取滋养，而且对分化起到促进作用，也是分化的主要实际动因。
现代性充分展开了世界的不稳定性，开启了重新塑造一切的可能性，也使得与生俱来的人性让位于“个性特征”的重新塑造，它紧随团体意识的衰败之后，成为团体的替代品，替代了“自然的家园”。生活被分割成瞬间满足所需的短暂片段，个体在这种动荡中只能去寻求瞬间的满足，生活的最佳策略就是不去培养不变的习惯和对集体的忠诚与信任，不受到长期的约束；如果还有永恒，那么就在现在的这一瞬间充分地品味。然而，在迅速分化和全球化的世界中，个性建构的不稳定性又促使个体不得不去寻求保障和信心的避难所，至少在他人的陪伴下跨越障碍可以使人暂时摆脱孤独和恐惧之感。在这个后现代的境况中，分化作用使现在成为关注的焦点——既然生活已经被分割成不具有连续性的片段，那么历史还是通往更加美好的生活和更多的幸福的一段旅程吗？由于缺少一个能够“推动世界前进”的机构，加之越来越不清楚应该做些什么才能改进世界，因此进步已经违反常规和个人化，进步的累积性和长期性逐渐让位于生活中的每一个片段所提出的要求。为适应这种境况，教育不仅要提供一度学习和二度学习，还要提供三度学习，使受教育的对象获得技能来修改后学习过程中已经学会的选择，养成没有任何习惯的习惯。因而，传统的高等教育机构的权威性正日渐丧失。若要走出传统所设置的困境以迎接挑战，就必须认识到教育可以有多种方式和多种评价标准。
在我们这个晚期现代或后现代时期，社会的分化使公民的权利和个体与公众之间的交流日益弱化，这给民主造成了双重的威胁。同时，在后现代的话语环境中，暴力与非暴力的划分标准也是模糊的，仅参照行为的属性难以对暴力进行确切的界定，威逼行为是否可以被贴上暴力的标签，要看其是否具有合法性；但又缺乏“客观的”标准来判定某种威逼行为是否合法，话语和意识形态的霸权往往扭曲了合法性的真实涵义。因此，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方，暴力与非暴力之间可能相互转化，从而掩盖了暴力行为的真实面目和本质。
后现代的性爱已经发生了彻底的革命，这种变革与后现代文化的两种因素直接相关：保障社会秩序的清晰模式业已瓦解，新的模式尚未形成；性从有限中创造无限，从短暂中创造不朽，从瞬间中创造永恒，使人得以克服对生命有限的恐惧。性爱革命割裂了性、性爱与情爱之间的联系纽带；后现代摧毁了时间的整体性，将其分割为一系列自足的片段，解构了永恒，同样也把这三者割裂开来。后现代的性爱塑造了后现代文化中的人的个性，追求瞬间的满足之后便可立刻抛弃；因此，它也编织和拆散人际关系的网络，在这一网络中，人感到无所适从，不清楚常规为何，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充斥其中。
鲍曼指出，所过的生活和所讲述的生活紧密相关，在生活尚未过去，更未被讲述之前，就生活所讲述的故事已经干涉了所过的生活。讲述生活是要在生活中注入“内在的逻辑”和意义，但所使用的编码系统却先在地塑造了所讲述的生活。人们之所以很少去反思处于这种背景之中的规则，是因为受到日常的高压统治或暴力的威逼胁迫，不得不屈从其威。批评的任务就是要重新表述日新月异的人类状况，同时，表述也是处于社会中的个体所具有的权利和需要履行的职责。社会学有责任帮助个体重新表述生活的状况，重新设计出人们聚会的场所，供人们就个体利益与公众利益进行争论和协商，填平“权利上的个体”和“事实上的个体”之间形成的鸿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给人类的现实状况建立一种真实的表述，只是要防止人类生活的种种可能选择隐没于视线之外。鲍曼在本书的最后指明，目前的状况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对于目前状况的真实情景及其带来的永久的后果，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以上是我们对本书的一种尝试性的解读。众所周知，任何文本都是开放的，文本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读者的参与，这种参与帮助生成了文本的一种意义。我们深信，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基于自己的认知图式，对鲍曼的这本含义深邃、颇具文采的著作生成创造性的解读结果。
我们要感谢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生导师冯庆华先生，他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对全书进行了仔细的审校。同时，我们要感谢上海三联书店的编辑王秦伟先生，他给全书的翻译工作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建议。另外，由于书中涉及许多语言种类，我们在翻译过程中请教了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在此一并表示我们诚挚的谢意。
由于译者自身的能力有限，书中难免存在不确之处，知我罪我。冀望社会学方面的专家和读者提出宝贵的意见。
译者于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