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隐私化和趋于缓和
考奈琉斯·卡斯特里亚迪斯曾经说过，我们生存于其中的社会所存在的问题是它已经不再对自己提出质疑。这种社会不再认为有什么能够替代自己，因而感觉没有义务对关于自己存在的明确表述和不言而喻的假设的有效性进行审查、论证和辩护（更不用说证明）。这个社会不曾压制过这样的批判性思想，也没有使其中的成员对表达这样的思想有任何顾虑。情况恰好相反：它使对现实的批判和对“存在”的不满这两者成为每一位成员生活事务中不可避免和义不容辞的组成部分。我们都融入了“生活的政治活动”之中——我们是“反思性的存在”，仔细审视我们采取的每一个行动，又很少对行动的结果感到满意。然而，那种反思不知为何却所及有限，不足以对联系行动及其结果并决定行动结果的各种条件进行反思。我们的批评有所偏向，但我们的批评又可以说是“软弱无力的”，不能够影响为“生活和政治”的选择所规定的程序。正如列奥·施特劳斯很久以前所警告的，我们这个社会为其成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同时也造成他们前所未有的软弱无力。
有时会有人听到这样一种见解，当代社会（晚期现代或后现代社会，或如乌尔里希·贝克所提的“第二期现代性”社会）不适宜提出批评。然而，这种见解似乎忽视了不断发生的变化的性质，因为它认为“适宜性”本身的意义固定不变。相反，当代社会给“对批评的适宜性”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创造了一种氛围以便容纳批判性的思想和行为，而它自己却能够免于遭受这种容纳所造成的后果，不受到由门户开放政策带来的检查和考验的影响与伤害。
可以认为，目前的现代社会特有的那种“对批评的适宜性”有似于安营扎寨的场所的模式。这个场所对拥有自己帐篷并拥有资金支付租费的每一个人开放。客人们来来往往，绝没有人对这个场所的运作方式有任何兴趣，只要分配给他们一块地方足够放置帐篷和电插头，水龙头工作正常，附近帐篷的客人不要制造太大的噪音，并且在晚上10点钟之后把高保真随身听和电视机的喇叭的音量降低。驾驶汽车的人们把房间也随车带来，里面安装上他们短时逗留所需要的全部用具。每一位驾车者都有自己的计划和安排，向场所管理者提出的要求不过是对他们不管不问并不加干涉；作为交换，他们自己也保证不会违反场所内的规则且保证支付租费。他们付费的同时也提出要求。他们往往态度强硬地要求自己有权自行其是，并且有权要求获得保证提供的服务。有时他们也许大声地喧闹，要求得到更好的服务；如果他们足够直言不讳、大声喧嚣和态度强硬，他们甚或可以得到更好的服务。如果他们感到被少找了零钱或发现管理者的允诺没有兑现，那么宿营者们会大发牢骚并要求得到应得的一切——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要对这种场所的管理体系提出挑战，要求通过谈判重新商定。他们充其量只会在大脑中记住永远不再使用这里的设施，并且不向他们的朋友们推荐。他们按照自己的行动路线离开的时候，这个场所与他们到达之前相比相差无几——丝毫没有受到宿营者的影响，而后恭候下一批宿营者的到来——如果不断地有人抱怨，那么所提供的服务会被稍许调整以便避免再出现类似的不满。
就“对批评的适宜性”而言，我们的社会遵循宿营场所的模式，它是人们共享的家庭，有其规范和规则，分派职责并监管对职责的履行；这样就在该模式中颇有理由地注入了批评的观念。而“批评理论”由阿多诺（Adomo）和豪克海默（Horkheimer）使之成形的时候，它却是另外一种模式。尽管我们的社会按照宿营场所对帐篷拥有者的适宜性的方式对批评具有适宜性，但是它对批评的适宜性的方式明显且绝对不是批评学校的创立者所设想的，也不是他们传授理论的那种方式。简而言之，我们可以说“消费者式的批评”已经最终取代了“生产者式的”批评。对这种决定性的转变的解释不能仅仅参照公众情绪的改变，即他们对社会改革的爱好逐渐衰退；也不能仅仅参照人们对公众利益和建立良好社会形象的兴趣渐趋消逝，政治参与的普遍性下降或者享乐主义和“惟我独尊”的情绪之潮日益上涨——尽管所有这些现象确实都是我们时代所具有的种种标记。这一变化的原因更加深刻；这些原因植根于大众空间的深刻转变，更一般地说是植根于现代社会运作和使自身永存的方式之中。
这种现代性曾经既是古典批评理论的目标又是它的认知框架，如今回顾起来，它却显得“沉重”，而不同于当代的“轻巧的现代性”；更为重要的是它呈现“固态”，而非“流动的”或“液化了的”；是凝固的而不是分散的；最后，是系统的而不是网络式的。
这种现代性曾经富含着极权主义倾向。强制实施了的同质性的极权主义社会曾不断地在人们的视线内时隐时现，成为这种现代性的最后归宿，成为根深蒂固的恐惧或从未完全驱除了的幽灵。这种现代性是偶然性、多样性、模糊性、不稳定性和特异性等因素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并专心致志地要消除它们；而自由和自治曾被认为是这种征讨中的主要伤亡和损失。这种现代性的主要形象代表是福特式的工厂，它们使人类的活动变成简单、常规化和一般也是预先规定好了的，使得人们能够不加置疑和机械地行事，却不需要脑力的参与，同时使得所有的自发性和个体的主动性受到压制；官僚机构至少在其内在趋向上相似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的理想模式。这里，官员们的个性特征和社会联系与衣帽和雨伞一起寄存在入口处的行李寄存处。因此，里面的人们只要呆在里面，就只有命令和法律大全指导他们的行动；圆形监狱内建有瞭望塔，里面的居民们丝毫不能指望监视人的警惕性会有瞬间的松懈；永远不会打盹的老大哥总是迅速而又敏捷地对忠心耿耿之人给予奖励，而惩罚那些异端分子；最后，集中营（后来古拉格集中营也加入到现代魔鬼们反抗众神的行列中）是在实验室条件下测试人的柔韧性的极限，而所有那些被认为柔韧性不够高的人都被投入毒气室和奥斯威辛的焚尸炉。
回顾过去我们可以说，如果人们确信这个社会内在和永远地形成了极权主义的倾向，那么批评理论的目的就是要解除这种倾向可能造成的危险，使之中性化，而最多是使其改变方向。保护人的自治与选择和自决的自由是批评理论的首要目标。好莱坞的早期情节剧中，情人们再度重逢并求婚缔约之时便是戏剧的结尾，便是“从此以后美满幸福的婚姻生活的”开始。早期的批评理论很大程度上正像这样，认为使个体的自由挣脱具有极权、垄断和统一等嗜好的社会的铁腕控制，或让个体走出铁制的牢笼，这才是解放的最终任务和人类苦难的结束。批评家就是要达到这一目标，而达到这一目标之时就是大功告成之日，无需再得陇望蜀。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所著的《1984》在当时权威性地记载了困扰着“沉重”现代性的恐惧和忧虑，一旦用于目前困难的诊断并发现目前痛苦的原因，那么这些恐惧便确定了这个时代实施解放计划的范围。真正到了1984年，奥威尔所描述的幻象不出意料地再次引起人们的争论，并再次（或许是最后一次）得到彻底的表述。很多作家也是在预料之中地把自己的笔磨得更加锋利，正确地指出奥威尔预言中的真实和不真实之处。随着时间的推移，奥威尔小说中的词句使这一切活灵活现，跃然纸上。在我们的时代，人类文化史中的那些最伟大的纪念碑式的不朽名声往往都不断地重新得到利用，因为它们在周年纪念或回顾性展览等场合会引起大众的注意，只有展览结束时才会从视线以及思想中消失。在这样的时代中，“奥威尔事件”无异于对杜唐卡蒙、佛梅尔、毕加索和莫内等人的认识。[2]即便如此，1984年的庆祝的短暂，它所激起的兴趣的不温不火和迅速降温，奥威尔的名著在媒体的大肆宣传结束之后沉入遗忘之谷的速度，所有这一切都会使人沉静下来思考一番；毕竟，这本书在几十年内（甚至在那以前）一直都是对大众的恐惧、不祥之感和梦魇曾经做出的最权威性的记录；因此对其短暂的辉煌为何只有昙花一现的兴趣？惟一理性的解释就是，那些在1984年谈论这本书的人们后来感到对自己原先所讨论的主题心情冷漠，因为他们不再认为奥威尔对乌托邦的反面描写中体现了自己的懊恼和痛苦。如今，这本书在大众的谈论中迅速地重新出现，其地位竟然界于老普林尼[3]的《世界史》和占卜家的预言之间。
很多年内，奥威尔对乌托邦的反面描述就像启蒙运动的潜在险恶一样，连阿多诺和豪克海默都未能清楚解释，也像边沁（Bentham）和福科（Foucault）提出的圆形监狱，或者就像日渐高涨的极权主义潮流反复表现出的迹象，最后都被等同于“现代性”这一观念。难怪即将来临的一体化和自由所造成的种种恐惧一旦消失，而与此大不相同的几种新的恐惧刚刚表露出来，成为大众争论的内容，就有很多观察者便匆忙宣称“现代性的终结”（甚至更为大胆地宣称历史本身的终结——辩称历史已经到达终点，这使得自由不会再受到任何威胁，至少是消费者选择的那种自由不会如此）。然而，借用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话，现代性消亡的说法是非常的夸大其辞，言过其实：对其消亡消息的报道虽多，但并没有使消息过早到来的程度有任何降低。批评理论的创立者们（或者就此而言也包括由奥威尔对乌托邦的反面描述）已经诊断和检验了一种社会，但它似乎只是现代社会要呈现的形式中的一种。其衰败并不预示着现代性的终结，也不预示着人类苦难的结束。它也绝不预示着作为思想任务和使命的批评已经终结——它甚至没有使这种批评成为多余的摆设。
21世纪的社会的“现代性”丝毫也不亚于20世纪的社会的“现代性”；充其量只能说，21世纪的现代性的方式有些不同。使其具有现代性的东西只是把现代性和人类同存共生的其他一切历史形式区分开来，这种东西便是难以抑制和情不自禁的、持续不断和无法阻止的现代化过程；是一种风行于局部的、无法抑制的强烈渴望，渴望创造性的毁灭（或者毁灭性的创造，这种情况可能是：以“崭新和改进了的”设计为名，以“清除创造的场所”；为更高的生产率或更强的竞争力而“摧毁”、“取代”、“淘汰”、“精简裁员”）。正如戈特霍尔德·莱辛（Gotthold Lessing）很久以前指出，在现代的初期，我们从笃信创造性行动、启示和没完没了的谴责之中解放出来；没有了这种信念挡道，我们人类才变得“独立自主”——这意味着改进和自我改进没有极限，而不是意味着具有先天遗传或后天获得的勇气、决心和果断。无论什么人为的东西都可能成为非人为的。具有现代性就意味着无法阻止，更不用说静止不动。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认为的，我们实施行动并注定要继续行动，不是因为“满足的衰减”，而是因为不可能得到满足：满足的范围、努力的目标和平静的自得其乐都以最快的速度发生了变化。实现总是在于未来，成就已经失去吸引力，潜在的满足只是曾经得到过。具有现代性就意味着永远超越自己，处于恒定的超越状态，还意味着所具有的个性特征只能作为不曾实现的计划而存在。在这些方面，我们先辈们的困境与我们自己的困境相差无几。尽管如此，有两种特征使得我们的境况——我们的现代性的形式——新颖特别，与众不同。
首先是早期的现代幻觉的瓦解和衰退。也就是说，我们沿其前进的道路终有尽头——完美的状态只会在明天、明年或者下一个千年内实现，比如以任何想像的形式存在的良好的社会、正义的社会、没有冲突的社会：这种状态是供需之间存在稳定的平衡，满足一切需求；这是一种具有完美秩序的状态，其中一切事物都各得其所，没有一个位置是悬而未决的；在这种事态下，一切都是清楚透明的，可以了解一切需要知道的事情；在这种状态下，对未来拥有绝对的控制，人类的事业中没有偶然性，没有争执和矛盾，没有出乎意料的后果。
第二个具有潜在势头的变化是履行现代化任务和职责的违反常规和个人化。曾经被认为合乎人类理性的任务和被看做人类集体的天赋与财产的东西现在已经被割裂，“被分化”，听任于个体的勇气和毅力，让位于由个体管理的资源的支配。尽管通过对整个社会的立法行为以实施改进（或目前状况下的现代化）的观念尚未完全被放弃，但是重点已经移向个体的自决权。这种命运攸关的转变已经反映在人种和政治话语的转变之中，即从“正义社会”向“人权”的转变。也就是说，个体有权保持差异，可以随意选择自己获得幸福和适当生活方式的模式。
重要的不是政府保险箱中的巨额资金，而是“纳税人口袋”中的零钱。原先的现代性是顶端沉重；而今的现代性是顶端轻巧，放弃了中底层，持续现代化的大部分重任都转移给了后者。“再也不能依赖社会来获得拯救”，新的商业精神的代言人彼得·德拉克尔（Peter Drucker）做出这样的著名断言。玛格利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更加直言不讳地宣称，“根本没有社会这种东西”。不要向后看或者向上看；无论你自己的计谋、意志和力量位于何处，都要关注内部。不再有“老大哥关注着你”，现在，你的任务倒是仔细而又热心地关注老大哥们和老大姐们，冀望发现可以遵从的模式，找到指导方法来处理自己的问题，这些问题也如他们的问题一样需要独自地处理，也只能独自地处理。不再有伟大的领路人来告诉你该做什么，来减轻你为自己的行为的结果所需要担负的责任；在个体组成的世界中，只有其他的个体可供引证参考，从而得知如何进行自己的生活；对于信任这一例证而不是这一例证所造成的后果，自己则要负完全的责任。
如今，我们都是个体，但不是出于自主的选择，而是出于客观的必然。我们是权利上的个体，无论我们是否是事实上的个体：自我认同，自我管理，自我决断，最重要的是在履行这三种任务时所需的彻底的自力更生，这些都是我们的职责，无论我们是否拥有所需要的资源来履行新的职责（是由于别人的坐视不管而不是故意要履行的职责。简而言之，绝没有其他代理人替我们完成这项工作）。在我们中间，有很多人都已经被分化，却没有真正地成为个体；还有更多的人受到这样一种信念的困扰，即他们并不是真正的个体，足以面对分化过程带来的后果。正如乌尔里希·贝克在《冒险的社会》一书中辛辣地指出，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分化过程实际上是“专家们把矛盾和冲突堆放在个体的脚下，善意地邀请他或她任其以自己的观念为基础对这一切做出批评性的判断”。结果，我们大多数人却被迫去寻求“对系统性矛盾的传记式的解决方法”。
任何形式的现代化的推动力量都意味着对现实的难以抑制的批评。推动力量的个人化则意味着难以抑制的自我批评：成为权利上的个体意味着没有任何他人为自己的苦难负责；意味着只有在自己的散漫和懒惰中寻找别人坐视不管的原因；意味着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妙方，惟有愈加艰苦地努力。每天的生活中都有自责和自卑的危险，这绝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它生发出更多的令人痛苦的危险感。社会空间是产生个体存在中的种种矛盾的场所。眼睛要注视着自己的表现，因而也就偏离了社会空间。这样，人们自然受到诱惑要去减少自己困境的复杂性。并不是他们发现寻求“传记式的解决方法”的任务繁重而又麻烦，只是根本没有“对系统性矛盾的传记式解决方法”。因此，缺乏自己可以运用的解决方法就需要用想像的方法来补偿。然而，无论是想像的或是真实的，要想至少显得理智和可行，所有的解决方法都必须与任务和责任的“分化”协调一致，完全等同。因此需要有各自的挂钩，以便惊恐万状的个体们都能够把自己的恐惧悬挂其上，只要悬挂短短的瞬间。我们的时代对于众多的替罪羊来说是带来好运的——无论他们是把个人生活搞得一团糟的政治家，是蜂拥地走出简陋的街道和外观难看的区域的罪犯，还是“出于我们中间的局外人”。我们这个时代有的是申请了专利的防盗锁，防止夜盗的警铃，带钩刺的栅栏，“邻居的关注”和维持治安的人员；更有“喜好追根问底”的小报记者们到处搜刮隐私，以便填补令人恐怖的空无一物的公众空间，搜求一切可能的材料，引起“道德上的恐慌”，从而引发出被压制下去的恐惧和愤怒。
“权利上的个体”身陷困境，他们要成为“事实上的个体”却有着各种可能性，使其能够控制自己的命运，并做出自己真正希望得到的选择。但是，在困境与各种可能之间原先就存在着那条巨大的沟壑正日益增宽。正是从那条深不可测的鸿沟中散发出污染着当代个体的生活的最有毒的臭气。这条鸿沟无法仅靠个体的力量填平：不能靠“生活政治”中可以获得的方法和资源来填平。渡过那条鸿沟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可以说这条鸿沟的出现和增大，恰恰是因为日渐腾空的公众空间，特别是那个市场，那个公众和个体之间的中间地带。在这里，“生活政治”与以大写字母开头的政治[4]相遇，个人的问题在这里转化为大众的问题，人们寻求大众的解决方法，并通过协商，为解决个人的困难达成一致意见。
现在的情况与以前已经截然不同，批评的任务已经逆转。它曾经是保护个人的自治，使其不受到来自公众领地上浩浩荡荡前进的大军的侵扰。这些大军几乎全部服从全能的、非个人的国家及其众多的官僚机构的触角，或规模较小的、却和它们一模一样的机构。而今，批评的任务却是保护日渐消失的公众领地，或者说重新装填因双方都弃置不顾而迅速腾空的公众空间：“原先感兴趣的公民”已经退出，真正的权力也逃逸出来，所进入的这块领地只能被描述为外部空间，现存的民主机构有能力所做到的一切也与事无补。
“公众”使得“个人”殖民化这种说法已经不再合乎事实。情况恰恰相反：是个人使得公众空间殖民化，把不能够毫无保留地充分转变为个人利益和追求内容的一切挤出并赶走。正如德·托克维尔（De Tocqueville）在两百年前提出，个体是公民的头号敌人。尽管反复告知他或她就是自己的主宰，个体却丝毫不能理性地对任何东西赋予“主题的相关性”（阿尔弗莱德·舒茨［Alfred Schutz］语），而这些东西又并非局限于自我的范围之内，自我所具备的能力也不能对付这一切；但是拥有这种理性并据此实施行动恰恰是公民的标志。
对于个体来说，公众空间不过是一块巨大的屏幕，个人的忧虑被从外部投射到屏幕之上，并在投射放大的过程中也不再是个人的忧虑：在公众的空间中，个人的秘密和隐私得以向公众坦白。个人每天在公众空间中受到引导地进行旅行，旅行归来之后，权利上的个性特征得到了加强。这再次确证，他们进行生活的孤独的方式正是其他“像他们一样的个体们”的生活方式，而且他们也像这些个体一样，需要他们自己的关于障碍和失败（让人感到乐观地为时短暂）的衡量标准。
至于权力，它驶离街道和市场，驶离会议大厅和国会，驶离地方和国家政府，超出公民的控制范围，进入电子网络的治外法权之中。如今，它的策略原则是逃逸、规避、解脱和隐形。试图预见它的行动并预言其行动的难以预见的后果（更不用说避免其中令人不快的后果），其结果无异于天气变化防御联合会的全部实际工作效果一样徒劳无益。
因此，公众空间中越来越没有公众问题。它不再能够起到其先前的作用，供人们集会对话以便讨论个人忧虑和公众问题。个体置身于分化造成的压力的接受端上，因此已经逐渐但又持续地被剥夺了公民身份的保护衣，他们作为公民所具有的技巧和兴趣也被剥夺。结果，权利上的个体转变为事实上的个体（也即掌握真正的自决权所不可缺少的资源）的前景变得更加遥远渺茫。
“权利上的个体”如果不首先转变为公民，就不可能转变为“事实上的个体”。没有自治的社会就没有自治的个体，社会的自治需要预先准备和深思熟虑的自我建构，而这种建构也许只是其成员共享的素质。“社会”与个体自治之间的关系一直模糊不清：它既是个体自治的敌人，又是个体自治的必要条件。威吓与机会之间必定保持矛盾关系，它们之间的相对比例在现代历史的过程中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社会绝不是敌人，而是个体极其需要的条件。但是，为了把权利上的状态彻底转变为自决权所需要的真正自治和能力，个体在徒劳无益和屡遭挫折的挣扎中又完全没有获得这一条件。
最宽泛地概括一下，这种困境便确定了批评理论和社会总体批评在当前的任务。这些任务最终可以归结为：使形式上的分化过程和权力与政治的分离这两者合力撕裂开来的东西再次结合起来。换言之，就是归结为重新设计如今大部分地方已经闲置了的市场，并使人们重新居住于此。这里是人们聚会的场所，供人们就个体与共同利益、个人与公众的利益进行争论和协商。如果说批评理论的原先的目标即人类的解放今天还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在“权利上的个体”这一现实和“事实上的个体”这种前景之间裂开的鸿沟之上重新建造起沟通的桥梁。个体们已经重新获得作为公民所必需的技能，尽管曾经将其忘却；他们也已经重新获得作为公民所必需的工具，尽管曾经将其丧失。因此，他们是能够胜任这一特殊的造桥任务的惟一的建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