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化了的社会中还有政治吗？
一般地，分化了的人们的自我决断能力中缺乏真正的自我建构所需要的成分。正如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已经指出的，毫无阻碍的自由的另一方面是选择的无关紧要——选择的两个方面相互制约：为何要自寻烦恼去阻止无论如何都是毫无意义的东西呢？愤世嫉俗的评论者会说，自由在其无足轻重的时候才会到来。分化带来的压力所塑造的那种自由中有那么点令人生厌的、微不足道的白璧微瑕；鉴于人们曾指望自由会提供和保证获得权利，因此这种微不足道让人感到更加可恶和不安。
或许就像在过去一样，齐心协力和步调一致可能提供一种解决的办法？或许无论多么贫弱无力的个体的力量，一旦凝结转变成集体的立场和行为，事情就会得以协力完成，而任何一个个人对此连做梦也不敢想像？但存在的障碍是，现在靠命运生存的个体最普遍的困扰是不能完全投入。他们根本不能为一个“共同的事业”拧成一股绳。他们从一开始被塑造的方式就缺乏边缘或“界面”，以使他们与他人的困扰息息相通。这些困扰可能相似（越来越普遍的访谈节目不厌其烦地说明他们的相似性，并切中肯綮地指出，它们非常重要的相似之处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每一个受害者都是独立地对付这些困扰），但是，它们却不同于以往的共同利益。由于个体不能勇敢地面对和携手对抗，因此这些困扰并不能形成一个“比其组成部分的总和要更加强大的有机整体”，从而也不能获得新的特质，即更易于对付。
有其他受害者陪伴带来的惟一优势就是使人人相信，独立地与困境抗争是其他所有的人每天所做的一切——因而重新振作起来下定那日趋低落的决心，继续重蹈覆辙：独立地抗争。或许还能根据他人的经验学会如何在下一轮的“精简裁员”中幸免于难，如何处理那些自认为是青少年的孩子和不愿长大的青少年，如何把肥胖的和其他令人讨厌的“异质的身躯”“从自己的系统中”驱除出去，如何戒除不再令人满意的各种嗜好，或者摆脱不再合意的合作者。但是，要从他人的陪伴中学习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就如何经受得住自己无法避免的孤独提出忠告才是合作者所能给予的惟一帮助；任何人的生活都充满了危险，需要独自面对和与之抗争。
因此，还有另一个障碍：正如德·托克维尔（De Tocqueville）很久以前所相信的那样，让人获得自由会使他们变得对一切漠不关心。他认为个体是公民的头号敌人。个体往往对“良好社会”或“公正社会”的“公共利益”处之冷淡，疑心重重，或是采取一种谨小慎微的态度。除了让个体自身感到满足之外，公共利益还有什么意义吗？无论个体聚集到一起会做些其他什么事情，都预示着会限制他们自由地追求自认为适合于自己的东西，而不会对这种追求有丝毫帮助。能够期待和盼望“公众力量”提供的仅有的两个有用的东西是：保护“人权”，即让每一个人自行其是；使每个人都能自得其乐地做到这一点——方法是保护人身和财产安全，把犯罪分子关进监狱，扫清大街上的拦路抢劫者、堕落者、乞丐和令人讨厌且心怀叵测的路人。
沃迪·奥伦（Woody Allen）以其无与伦比的异常睿智，准确无误地把握住了晚期现代社会中靠天命生存的个体所具有的那些嗜好与怪癖，浏览着虚构的广告传单，上面印有美国人渴望参加的“各类夏季成人课程班”：经济理论课开有课程“通货膨胀与经济萧条——个人如何在其中保护自己”；伦理学课程开设有“直截了当的规则与让你畅通无阻的六种途径”；天文学简介提供材料说“由气体构成的太阳可能在任何时刻爆炸，使整个行星系瞬间灰飞烟灭；所设课程将就普通公民此时如何应对向学生提供指导”。
总而言之，分化的另一方面似乎是公民权利的腐蚀和渐趋瓦解。《机智》杂志的编者之一若埃尔·罗曼（Joel Roman）在他最近出版的《个体的民主》[25]一书中指出，“警惕性堕落为对物品的监视，而公众的利益只不过是各种自私自利拼成的大杂烩，既保证要建立集体感情，却又对各自的邻居存惧怕之心”——因此他敦促人们去寻求“重新获得共同决策的能力”，而现在对此却非常缺乏。
如果个体是公民的头号敌人，分化给公民权利和基于公民权利的政治招来麻烦，那是因为作为单个人的个体所关心的事情和当务之急占据着公众的领地，并宣称自己是其上的惟一合法居住者，把任何其他东西都从公众这一话语中逐出。“公众”被“私人”殖民化了；“公众利益”简化成关于社会名人的私人生活的逸事奇闻，逐渐减少公众生活的艺术，使之变为私人事务在公众场所的展示以及私人情感在公众面前的表白（隐私越多，越能吸引观众）。而不能简化的“公众问题”变得几乎无法理解。
被分化了的大众“重新置身于”能赋予公民权利的共和政体的机体内的前景是黯淡的。促使他们冒险走上公众舞台的不能说是要寻找共同的理由和途径，通过协商来理解公众利益和大众生活原则的意义——正如理查德·森奈特不断指出的，这是因为对“网络化”（共享的隐私）的拼命追求往往是大众的偏好，或许还是“团体建设”所剩下的惟一方法。这一建设技术只能产生出亦如支离破碎、游移不定的情感一样脆弱而又短命的“团体”，毫无规律地从一个建设目标转向另一个，漂泊流转，永无结果地寻找安全的避风港湾；在这些团体中，大众有着共同的苦恼，共同的渴望和共同的憎恨——但每一种情况都是“挂钉”团体：大众短暂地聚集在钉子的周围，众多孤独的个体悬挂起他们作为孤独的个体所产生的恐惧。正如乌尔里希·贝克在《工业社会中的死亡率》一文里指出：“随着社会常规的渐趋消失，涌现出一无所有、惊恐万状却又咄咄逼人的自我，在寻找关爱和帮助。自我在寻找自身和慈爱的社会性的过程中，很容易在自身的莽林中成为迷途的羔羊……在其自我的迷雾中游荡的人不再能注意到：这种孤独——这种‘对自我的孤独的禁闭’是大众都在遭受的判罚。”[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