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保分化了的社会中的民主万无一失

不经纳税人同意就断然拒绝纳税，很多历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在这一行为中找到了现代民主的开端，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当时，拒绝纳税不仅涉及一个人的腰包，而且有一条原则也是危若累卵（尽管危险只是间接的，而且尚未成形）：想到这人是个公民，这个公民是主体政治中的一员，他和其他成员一样在涉及自身权利和义务的一切事务中都有发言权。正是这一想法成了现代民主和现代共和政体的基石。在作为主体政治的现代共和政体中，全体成员集体商讨如何塑造自己的境况，他们将在其中共存协作，团结一致。

现代民主的这种模式从来不曾完全实施。有种种理由相信，它永远也不可能完全实施；真正的力量恰恰就在于无可救药的永久“不完全实施”。正如雅克斯·朗西埃尔（Jacques Lanciere）[31]指出，民主不是机构，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反机构力量。当政的权力机构趋向于阻止变革，压制并消灭政治活动中的所有不是“生”而有权的那些人，或是向惟我独尊的权力机构提出申请要以自己特有的才能进行统治的那些人。民主则是这种无情趋势中的一个“断裂”。当政的权力机构巩固少数人的统治，而民主则是为所有的人不懈地表达心愿；以公民的权利为由向权力机构提出申请，公民权利是所有的人同样具有的属性。民主不断地、无情地批评机构；民主是政治系统中无政府主义的分裂性因素，其本质是一种表达异议和引起变革的力量。通过社会中连续不断的抱怨说社会不够民主，就能最好地辨识出它是一个民主社会。

民主给政治系统施加压力，在其推动下达到理想的自治社会的成功与失败，依赖于自由和保障之间的平衡。如果平衡倾向于政治参与和可以依靠的公民权利这两个基本条件的任何一方，即或是没有自由或是没有保障，那么民主的压力就会在理论上或实践中减弱和缩小。现代性的政治史可以解释为不懈地寻求两个条件之间的恰当平衡——寻求自由与保障之间所必需的永远无法找到的“协调点”，因为自由和保障是人类生存状况中既相互矛盾又相互补充的两个方面。因此，这一寻求远没有得到结果。非常肯定的是，它尚未结束，还在继续。它的持续本身就是现代社会为获得自治进行斗争必不可少的条件。

贯穿现代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内，人们曾经正确地发现，民主的主要危险在于给人类自由施加的种种束缚。这些束缚来自对“集体已感到确信无疑的保障”负责的那些机构所具有的管制权力。如今，对民主的威胁似乎主要源于其反面：正是集体已感到确信无疑的保障远远不够——因为它是公众策略的正确目标而被逐渐放弃，因为它是值得捍卫的价值而受到轻视。缺乏自由导致人们不能自我决断，抵制打击，“站稳脚跟，赢得尊重”。缺乏保障则导致人们没有勇气去想像出切合实际的理由来抵制打击，也没有勇气在一种更有利于人类的需求和渴望的社会中团结协作起来。在这两种情况中，结果都非常相似：民主产生的压力渐趋削弱，越来越没有能力进行政治活动，大规模地退出政治活动和放弃可以信赖的公民权利。

现在，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自由与保障之间没有冲突的彻底调和与和平共存是一个可以企及的目标。但是，同样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自由和保障的主要危险在于放弃寻求这种共存，甚或减少在这种寻求中所投入的精力。目前的情况是，需要更多地集中注意力于寻求共存中的保障这一面。既然没有自治公民的自治社会是不可思议的，既然公民的自治只有在自治的社会中才是切实可行的，那么指望有机会获得成功的种种努力就需要同时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上进行。必须采取措施提高现存全体政治的自治能力，或者延展全体政治的可及范围，以便重新获得政治控制最近失去了的权力。必须采取措施来加强个体“对现在的把握”，以便他们得以重新获得失去了的勇气和可以依赖的公民权利。

究竟要做些什么，这是政治活动应该做出决定的问题。但是，似乎很有可能的是，由于真正至关重要的权力机构而今“漂泊不定”，因而在“宏观”层次上若要集中精力寻找方法，把政治机构提高到全球性的地位，就要着重于为政治活动开辟一块目前还没有政治活动的空间。在目前“机构臃肿”的情况下，“微观”层次的寻求最终会导致的冒险，就是克劳斯·奥非与他的同事们[32]所冠名的“基本收入”或“分割收入与雇佣之间的联系”：使个体的生计独立于市场的反复无常，不受技术引起的充满风险的曲折变化的影响。

第二个问题比第一个更令人难以置信，即由谁来做要做的事情……要建立能够满足这种情况的机构，但通往这一目标的道路看上去很像是一个险象环生的圆圈——或用一个更时髦的比喻，是第二十二条军规。[33]需要真正具有全球性能力的政治力量去控制和限制一时没有得到控制的全球性权力机构——但是恰恰是全球性权力机构没有得到控制这一事实阻止有效力的政治机构上升到全球性的地位……

在可以预测的未来，共和政体、公民权利、民主和人类自治的命运将依赖于我们是否有能力解开或斩断这一戈耳迪之结。[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