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能够成为救世主吗？
考奈琉斯·卡斯特里亚迪斯在他不久前的一次访谈中断言，我们的文明所存在的问题是它已经不再对自身提出任何质疑。的确——我们可以说，宣布“大叙述”的死亡（或者是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所说的那种情况，宣布退出“流动性政治”，这种政治曾经根据能否缩短达到理想事态的距离来评估每一个步骤，以便有利于解决已经出现的问题；这是依次解决每个问题的“运动型政治”的原则），即是宣告摆脱知识阶层，完全否定了现代知识分子职业的存在。
知识阶层往往以两种看起来截然相反，但事实上殊途同归的方式，以便摆脱对社会提出质疑的任务，而提出这种质疑曾经是其区别性特征。
关于意识形态的“积极的概念”是其中之一。如果一切知识都与意识形态有关，如果只能从另一种意识形态的视角以正视意识形态，如果不存在外界的意识形态，根本没有外界的标准以便衡量和比较不同意识形态的有效性——那么就不存在任何“关于意识形态的问题”，研究意识形态的学者们除了对它们进行平静和详细的描述之外，无需或不应该做任何其他事情。最重要的是无需采取任何一种立场。因为没有任何方式可以确立一种世界观对另一种的优越性，剩下的惟一策略就是实事求是地理解它们，忍受它们不可减少的大量种类这一无情的事实。假如不允许批评意识形态，那么一旦指出意识形态无处不在和一切事情都与意识形态有关，社会反思的任务就会终结。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观念已经失去其合适的理由和紧迫性。
不无讽刺意味的是，表面上截然相反的观点竟然导致完全相同的实际结论。那另一种观点就是意识形态的存在象征着社会尚未彻底现代化，它一直存在于现代社会之中，而且现在的影响力渐趋增加；意识形态是一种落后和有害的知识。它可能的刚愎自用只能归因于愚昧无知或自封为现实的改良者们的险恶阴谋。让-弗兰科斯·莱佛尔（Jean-Francois Revel）在被接纳为法国研究院成员的时候，曾把意识形态定义为一种“先验的结构，其精心的构造过程漠视并且蔑视事实和规律；它与科学和哲学、宗教和道德截然相对”。[29]科学、哲学、宗教和道德如何能够在不知不觉中就齐心协力地捍卫事实和规律，对此我们只能猜测。不过，一种可信的假设是，这支大军的指挥官的角色被指派给了科学——正如莱佛尔指出，科学参照现实来检验自己的主张（而意识形态则根据自己的主张来检验现实，这一点莱佛尔并没有谈到）。莱佛尔希望科学将最终取代意识形态。若果然如此，那么卡斯特里亚迪斯的预先警告终将成为现实：社会将不再对自身提出质疑。
宣告“意识形态的终结”是社会评论家们处心积虑的公开宣言，而不是对事情的客观状态的描述：不会再有对做事情的行为方式的批评，也不会再有在正视世界的目前状态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判断或审察，并且提供另一种更佳的社会。从今以后，一切批评理论和实践都将像后现代的生活本身一样支离破碎、违反常规、自我指涉、奇特异常和呈现片段式。
然而，经常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市场和新自由主义大肆颂扬经济成效、生产率和竞争力，对获胜者顶礼膜拜，鼓励道德上的愤世嫉俗，这也是以前那些主要的意识形态在今天的翻版；而且这种意识形态比它的任何先驱都更接近于不受到竞争的霸权。从表面上判断，有很多言论支持这一观点。新自由主义世界观与典型的“传统的”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似点在于两者都是将来的所有话语的先验框架，都把所见到的一切与没有注意到的东西区分开来，奖励或抛弃中肯恰当、决定推理的逻辑，并决定对结果的评估。然而，新自由主义的世界观与其他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简直就是完全相异的两个范畴。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恰恰是由于缺乏质疑与任何锐利的批评，由于屈从地把所见到的一切都当作社会现实的不可替代和不可逆转的逻辑。可以说新自由主义话语和现代性的传统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异，就像浮游生物的精神状态和游泳者或水手的精神状态之间的差异。
皮埃尔·布尔迪厄把外表上不可见的新自由主义世界观比做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关于济贫院的“强式话语”：[30]这种话语显然难以抵御和驱逐，因为它拥有支持自己的一切最为强大和不可征服的现实力量。这些力量已经先在某些地区告别了“真实的东西”与“不切合实际的东西”，并使得世界呈现出现在的形态。新自由主义对市场的大肆颂扬混淆了逻辑的真实和真实的逻辑，而具有自身的一切争议的现代的主要意识形态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客观存在的事物的逻辑公然违抗和反对理性的逻辑所规定的一切。意识形态曾经常常把理性与自然对立起来，而新自由主义话语通过使理性自然化以消除其权力。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杜撰出“有组织的知识分子”这一术语以解释知识阶层的那些成员，他们自行承担重任去阐释大部分人的真正的、推定的或假定的任务和前景，从而也有助于把自在的阶层提升到自为的阶层。这种“从历史的视角来考察一个阶层的困境”的阐释本来是意识形态的任务；知识分子则在参与和意识形态有关的实践中变得“具有组织性”。在“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之前添加一个修饰语“有组织的”则使最后的搭配冗余烦琐；恰恰是葛兰西意义上的“有组织”这一事实，才使不过是“有知识的人们”变成知识分子。
把意识形态的观念发展成改变世界的手段，作为一种杠杆把阶层社会中的各阶层提升到有自觉意识的历史动因的层次，或者更为一般地，作为一种奇妙的设置，把他治和异类的人们重新塑造和凝结成自治和同类的文化单元。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的确以一种“有组织的”角色发挥了作用。然而，在这种过程中，他们是作为自在的“有组织的知识分子”发挥作用，这不仅把知识阶层提高到自为阶层的地位，而且提高到特殊阶层的层次，具有奇特的传教士式的职业，成为各种元阶层，即“产生阶层的阶层”。任何意识形态的观念都赋予有知识的人们以至关重要的历史性作用，宣称他们负责明确地阐述对于各阶层、种族群体、不同性别或民族都适合、充分和适当的价值与目标，并且负责使自己的发现在历史进程中发挥作用。对于意识形态概念的这一关键的根本假设使知识分子们成为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也是各种价值（尤其是各种道德价值）的保护者；它要求直接地接触正义社会的模式，并由此接触社会本身或它所精选出来的人们，还使得“知识分子”（履行使命和鼓励善行的有知识的人们）这一概念获得意义——而且支持知识阶层做出的集体要求，即获得与自己的集体职业相适应的权威地位。
“意识形态的终结”或“大叙述的死亡”（以及统领这一切的“历史的终结”）是目前广为流传、也许占优势地位的信念。这里的问题是，它们是否是知识阶层的妥协行为和那种集体要求的退却行为；或者截然相反，这些信念是否可以被看做“自我有组织的”策略在现代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并因此也是为这一策略提供阐释与存在理由的那种意识形态在现代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情况似乎是这样的：如果晚期现代或后现代时期的知识阶层的确承担起有组织的知识分子的作用，那么它也只是有组织的知识分子自身的作用。现在，知识阶层的思潮的非常显著的区分标记是它的自我指涉性，即它急切地全神贯注于自己专业活动的状况，对社会的其他部门采取日益严重的明哲保身的态度。的确，它几乎完全抛弃了传统的“综合”作用——不愿意在社会的其他地方看到个体的集合之外的结构，并且倾向于把他们总结为孤独的而不是集体的行为者。在目前的社会思潮中，机构这一概念的“个人化”是与此相关的一种情况——也是许多情况中的一种。
天真幼稚的做法会把目前富有潜势的变化归咎于“雇员的背叛”这又一种舞台制作，并在承诺就是职责这一传统的愿望中寻求矫正。退出公众的事务而转向专业的庇护，这种现象几乎不能用突然的观点逆转或自私自利情绪的诱惑（其自身似乎同样无法解释）简单地加以解释。很有可能的情况是，权力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行动和有效行动的能力在后现代社会中的分布和运用的方式发生了深刻的转变，而且重新创造社会生活（包括各知识阶层的生活）状况的方式也是如此。上述现象的根源就在于社会发生了这些深刻的转变。
知识阶层关注的问题和当务之急与公众事务之间的联系迅速弱化。杰弗·夏蒲（Geoff Sharp）最近在分析其中的根源时指出：“社会理论‘话语’与日常生活的语言的彻底隔绝”是最为重要的原因。[31]再者，这种隔绝并非仅仅是偶然选择的结果，也不仅仅是性格缺陷的问题。它的来临紧随着智力资源的重新分配以及进行智力活动的方式的变化。以我所提出的术语而言，我们可以说，知识分子若要在后现代条件下也如在整个现代时期一样继续成为自在的“有组织的知识分子”，那么这里讨论的隔绝也许是他们的自我指涉的意识形态所能够采取的惟一形式；但是，这种形式同时要求知识阶层不再是任何其他状态的“有组织的知识分子”。
夏蒲说，更加一般的要点是：
这样的智力方面的实践活动极大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媒介作用，以使自身构建生活形式的独特方式不断受到媒介的影响，这是它的特点……它也需要这种依赖于媒介的方式，科学技术正是以这一方式把握并建立自己的研究对象：即通过一种干涉性的仪器使得对象能够以某些方式得以重新表征和理解，而这些方式是经由感官更加直接地获得的知识所不可企及的。最后，媒介作用使智力活动的一切表达能够以一种抽象的方式建构自己的对象。也就是说，以典型地更具有包容性的不同范畴来建构对象，而不是以两个存在对象的共同关系中所特有的范畴进行建构。
这里需要补充一点，上文讨论的那些范畴尽管具有所标榜的一切包容性和典型性，但是它们并不包括日常生活中出现并进行活动的所有人类存在。情况恰恰相反：这些范畴在概括人类个体的那些被抽象化了的方面（即部分和整体）时，却在割裂和划分而不是在“建立整体”，并且阻碍人类生活获得它一直在追求的整体性。无论会是什么情况，我们必须注意夏蒲所说的那种“与智力相关的实践活动以自身的形象重新建构后现代世界的前所未有的方式：经由媒介，概括抽象，并运用现成的文本”。
万维网（www）是知识阶层的居所，他们对其进行加工的同时，自己也被网络加工。它把生活的世界弃置在外，只允许世界的部分进入其中。此时，世界已被适当地分割并因此适合于加工处理，然后又把它们以适合于回收和概括的形式返回到外部世界之中。电子网络是后现代智力活动的场所，它从分割中获取滋养，并促进分割，既是分割的产品又是分割的主要实际动因。
众所周知，在现代性如日中天之时，意识形态所具有的权势曾经给人们带来的是混合着杂质的赐福。但是，它的灭亡也是如此。在事后的回顾中，人们总是极具慧眼：给社会加上意识形态的约束，并陷入这样一种诱惑，即要把意识形态的蓝图与实施这些蓝图的各种权力的狂热结合起来。现在，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一切曾使人类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因此，我们现在倾向于在接受任何新的约束之前对这些代价进行仔细的斟酌。但是，生活中没有其他路标和准绳，只能“任凭事情自行发展”，并宣称其后果既不可避免也无法预料。我们还将必然了解到这一切所需要付出的代价。乌尔里希·贝克对危险社会的预想便是对这种生活的简单概览：生活中经历了一场又一场危机；试图处理一个已知问题只会激发出无数个未知的问题；集中注意力于地方秩序的管理，却对它们导致的全球混乱视而不见。庆祝“大叙述”的终结还为时太早；同样，根据现代的体验，哀叹其灭亡也显得怪诞离奇，甚或还是离经叛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