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在分化中生存；个体在分化中倒下
这个题目是诺贝尔·艾里亚斯（Norbert Elias）在其死后出版的研究成果《个体的社会》[22]一书中提出的。它一开始就极其准确地抓住了一直困扰着社会学理论中的问题的关键。从霍布斯（Hobbes）开始建立起来的传统理论，经约翰·斯·米尔（John Stuart Mill）、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和自由的正统派学说进一步完善而成为本世纪的思想信念——即所有更深入认识的未经审视的基础框架。而艾里亚斯与传统彻底决裂，用“的”取代了“和”与“对”；这样他就改变了话语形式，原先是想像两种力量就自由和支配进行着一场尚在继续的致命的战斗，现在的情况却发生了变化，两者“相互促成对方的形成”：社会塑造其组成成员的独特个性，个体又在社会用他们的种种依赖编织的网络内寻求合理而又可行的策略，并通过其自身的行为活动形成社会。
把社会中的成员转变为个体是现代社会的特征。然而，这一转变并不像上帝的创造那样是一种一劳永逸的行为，而是周而复始的重复活动。现代社会的存在无时不在进行着“分化”活动，个体的活动也日复一日地重新塑造和审察个体的相互盘结所构成的被称为“社会”的网络。任何一方都不会长期地固定不变，因而“分化”的意义持续改变，不断呈现出崭新的形态——因为过去的历史中所积聚起来的各种结果不断建立社会活动的新规则，并不断翻新活动的奖品。而今“分化”的含义已是大大不同于百年之前以及现代的早期——在现代的早期，人们高度赞颂人类从对团体的依赖、监督和强制所织成的紧密的网络中得以“解放”。
乌尔里希·贝克著成《超越阶级与立场》一书，几年后另一本著作《危险的社会：新型现代性初探》[23]问世。这两本著作为我们理解“分化过程”提供了新的视角。书中把这一过程描述为正在进行中的尚未完结的历史，有其各不相同的发展阶段——尽管没有终结或预定的目标，却有着极其不合逻辑的显著的方向转变，转变过程曲折剧烈。可以说，正如艾里亚斯把文明作为（现代）历史中的一种事件进行探讨，从而使得弗洛伊德关于“文明的个体”的理论“成为过去”一样，贝克把个体的出现重新表述为现代化过程的一个方面，这个过程是连续的，并正在持续，它通过强制得以产生并令人难以摆脱，贝克因而也使得艾里亚斯关于个体的出现的理论成为过去。贝克还剥去了分化过程那穿着短暂的受时间束缚的外衣，它阻碍了对这一过程的理解，而不是使之更加清晰可辨，主要的是阻碍了对其线性发展的理解。这种线性发展是沿着解放、渐趋增长的自治与自决权的自由等轴线划分的“进展过程”。因此，剥去外衣使分化的各种历史倾向及其产物得以进行仔细的研究，也使分化在现阶段的区别性特征得到更加准确的理解。
回顾过去，可以说阶层划分（或为此进行的类别划分）曾是这样一个过程的副产品，在这一过程中，使自决权成为现实需要的各种资源，而对这些资源的获得又是不均衡的。以前，各阶层在可获得的个性特征的范围和选择个性的能力上存在差异。具有较少资源的人选择的机会也相应较少，他们必须以“数量的力量”来弥补个体的种种不足——通过消除阶层归属和参加集体活动来达到这一目的。正如克劳斯·奥非（Claus Offe）所指出的，面向阶层的集体活动“自然而然地”、“切合实际地”发生在社会阶梯的那些较低层次，就像个体对社会目标的追求以雇主为终点一样。
当时，各种对“公共利益”的剥夺“逐渐累积”，并（可以说）在其中凝固不动，而且被认为只受到集体的力量的影响：有些人处于接受分化的位置，他们作为个体对于运用自身拥有的极其不足的资源却不具有自决权，对这些人来说“集体主义”曾是首选的策略。另一方面，家境殷实的人只是部分地面向阶层，而且他们对面向阶层在某种意义上是从别处衍生而来的，只有当资源的不均衡分配受到挑战和争夺的时候才会出现。然而，可以说在“古典”现代性时代，“没有根系”的个体基本上运用了他们获得的新的授权和作为自主力量所拥有的权利，疯狂地寻求“重新扎根”。
应该不会有错：现在的个体分化也如以前一样是一种命运，而不是一种选择。在个体的自由选择中，要想逃避分化过程，拒绝加入分化活动是绝对不可能的。人们有挫折和困惑却无处发难，这在现在与过去一样，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够运用自己独有的工具保护自己不受挫折，或是像巴伦·蒙希豪生[24]（Baron Munchhausen）一样通过自身的努力摆脱困境。
他们若是卧病在床，那是因为他们曾经在遵循养生之道时不够坚决，不够勤奋。若是没人雇佣，则或是因为他们没能学会在面试中获胜的技巧，或是因为他们在寻找工作时不够竭尽全力，也或是因为他们是不折不扣地害怕工作。倘若他们对职业前景没有把握，对未来感到极度地痛楚，那是因为他们不善于争取朋友和对他人施加影响，没能学会他们本该学会的自我表现和给他人留下印象的技艺。无论如何，这一切都是他们现在才得知的东西——也是他们最终逐渐相信的东西，以至于他们行动起来“似乎”这一切确实是关于事物的真理。正如贝克恰当而又尖锐地指出，“生活的方式成了终生都在解决生活中出现的各种矛盾”。风险和矛盾持续地由社会产生；但是，对付它们的职责和必要性正在被分化着。
简而言之，既有作为命运的个性特征，又有作为获得自决权的实际潜能的个性特征，两者之间的差异日趋增大（后者即是“个体分化”，贝克选用这一术语以便区别自谋生计、自我更新的个体与仅是“分化了的”个体，也就是一个别无选择只得如此的个人，似乎个体分化已经到来）；至关紧要的是，消除这种差异还不是那一潜能的有机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