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与瞬间的满足

古人已经对事实一清二楚。在其对话录《幸福生活辩》中，鲁修斯·安纽斯·塞内卡（Lucius Anneus Seneca）[39]曾经指出，与善行带来的快乐完全相反，狂喜带来的快乐在达到极至时就会恢复至平静；其潜能极小，瞬间就由盈及亏而产生疲惫之感。追求感官快乐的人在短暂的瞬间就能意气风发，但也会飞快地变得身心疲惫、兴味索然。换言之，他们的快乐为时短暂，他们的梦想是自我毁灭性的。塞内卡警告说：最快到来的满足也是最早消失的。

这位古代的圣贤也进行了这样的猜测，即什么样的人倾向于选择一种生活，全神贯注地寻求瞬间便会带来满足的各种快乐。他在《生命之短暂》的对话录中指出，这种生活是忘记过去、不关心现在和害怕未来的那些人的命运。

对人类困境的真实观察会长期保持真实，其真实性不受历史考验的影响。塞内卡的洞察无疑属于这一类别。瞬间满足的局部脆弱性，对瞬间快乐的迷恋、对迄今为止的存在的漠然与对未来一切的怀疑，它们之间的紧密联系在今天往往像2000年前一样得到确认。已经变化了的是在平淡无味和支离破碎的时光中直接体验到生存的痛苦的人数。对于塞内卡来说似乎只是令人扼腕叹息地偏离了正确道路的迹象，即迷失了方向和浪费了生命的时光的征兆，如今已经转变成常规。过去常常是少数人选择的东西现在成为多数人的命运。要想理解为何发生了这种情况，最好的做法莫过于听从塞内卡的直觉。

我们这个时代的感觉最敏锐的社会分析家之一皮埃尔·布尔迪厄于1997年12月发表了一篇题为《当今普遍存在的不稳定性》的文章。这个题目便道出了一切：不稳定性——不稳定性和脆弱性——是当代生活状况中广泛存在的（也是最痛苦地感受到的）特征。法国理论家们谈到不稳定，德国理论家们讨论不稳定和危险社会，意大利理论家们说到不确定性，英国理论家们则探讨没有保障。他们的思想中都思考着人类困境的同一个方面，在全球的所有高度发达、高度现代化的富庶的国家和地区都体验到了这一方面，并感到它将尤为令人沮丧和抑郁，因为它初为人知，前所未有。理论家们试图把握的现象是综合性的体验，它综合了地位、权利和生计的没有保障，以及这些因素的连续性和未来的稳定性所具有的不确定性，而且人的肉体、自我和两者的衍生品像财产、邻里关系、团体等也缺乏安全性。忘记过去、不关心现在和惧怕未来的倾向，塞内卡曾经斥之为自己同代人的个人情感；但今天我们可以说，在我们的人类同伴的经历中，过去无关紧要，因为它不为生活的前景提供任何保障的基础。现在没有得到适当的关注，因为事实上它已失控；完全有理由担心未来蕴藏着更多令人不快的意外、考验和苦难。今天，不稳定性已不是“选择的问题”，而是命运。

具有信念意味着相信生活的意义，期待所做的或放弃做的都具有长期的重要性。如果生活的经历证实这种信任得以稳固地建立，那么信念会轻而易举地来临。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世界中，事情和行为长久地保存其价值，时间之长堪与人的一生相当。只有这样，上述的确证才很可能实现。在一个合乎逻辑和始终如一的世界中，人类的行动也获得逻辑性和连贯性。正如著名的伦理学家汉斯·乔纳斯（Hans Jonas）所言，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中，我们珍视每一天，而每一天都非常重要。然而，我们的时代难以产生信念——任何信念，神圣的或俗世的；难以产生对上天和诸多神祇的信任，同样难以产生对世俗乌托邦和未来完美社会的信任。我们这个时代不适宜于信任的产生，更为一般地也不适宜于远程的目标和努力，因为世俗生活中有价值的一切事物（或几乎是一切事物）都具有明显的瞬时性和脆弱性。

现在开始讨论其他一切的先决条件：一个人的生计。它已经变得极其脆弱。德国经济学家在论述中说到“社会的三分之二”，并预料不久就会变成“社会的三分之一”。其中的意思是，满足市场需求所需要的一切现在能够由人口的三分之二生产出来，过不了多久人口的三分之一就足够了——把所有其他的人置于失业状态，使之在经济上毫无用处并成为社会的累赘。无论政治家们的脸色显得多么胆壮气豪，不管他们的承诺听起来多么英勇无畏，富裕国家的失业已经成为“结构上内在的成分”：确实不能为每一个人提供足够的工作机会。

受到直接影响的那些人的生活，由于很容易就能想像到结果而变得非常脆弱和不确定。但是，关键的问题是其他人也受到影响，即便目前的影响还是间接的。在具有结构性的失业的世界中，任何人都不可能感到有保障。已不再有在不愁保障的公司中拥有不愁保障的工作这类事情；也不再有很多技能和经验在一旦获得之后便会保证能够得到一份工作，而且工作一旦获得便会长期拥有。任何人都不会理性地认为自己保证不会受到打击，会幸免于下一轮的“缩小规模”、“精简机构”或“合理化变革”，幸免于市场需求的反复无常的变化以及“竞争性”和“有效性”所造成的奇特怪异而又非常强大的压力。“灵活多变”是今天的口号，它预示着工作没有内在的权利保障：或是定期或是滚动的合同，没有通知或没有补偿的解雇。

任何人都不能真正地感到自己不可替代；甚至最享有特权的位置也许都会被证明是暂时的，并要“等待另行通知”。如果人本身都不重要，那么他们生活的每一天也都无足轻重。在没有长期保障的情况下，“瞬间的满足”不无诱惑地显得像是一种理性的策略。无论会从生活中获得什么，那就让它立刻提供。谁知道明天还会怎样？延迟的满足已经失去了诱惑力：毕竟极其不能确定的是，今天所投入的劳动与努力是否会长时间地算作财产，直到带来回报。此外，远不能确定的是，今天显得很有吸引力的回报在经过长期的等待最终到来之时是否仍然令人满意。财产倾向于变成障碍，熠熠生辉的奖励往往变成耻辱的象征，时尚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来往穿梭，一切渴望得到的东西在尚未来得及充分享受之前就成了明日黄花，令人气恼。今天“别致的”生活方式明天就成了受到嘲弄的对象。

如果情况是这样的，那么避免挫折的最佳方法是克制自己不去培养习惯和忠诚，不受到长期的约束。渴望获得的东西最好立刻享受，而后弃之如履；市场决定生产它们的方式即是瞬间的满足和弃置。不仅衣柜中的内容需要四季更换——小汽车也因车型设计过时并让人见之恶心而需要替换，运转良好的计算机因新的器具使之落伍而被扔在废物堆上，录制在密纹唱片上的自己珍爱的精美音乐收藏被盒式磁带所取代，而盒式磁带又被光盘替代，仅仅因为不再能够购买到以前格式的新创音乐磁带。

因此，人们受到的训练（使之学会那艰难的方式）就是要把世界看做装满可弃置即一次性利用的物品的巨大容器。整个世界都是——包括其他所有的人。每一样东西都是可以替换的，而且最好能够替换：要是更绿的青草映入眼帘，要是——迄今尚未尝试——更佳的欢乐自远方向你频频挥手，那该怎么办呢？在一个充斥着危险的世界中，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不抓住良机是不可饶恕的，也将被证明是丝毫没有道理的。因为目前的约束阻挡了来日的机会，所以目前的约束越是松弛和肤浅，所造成的损失就越少。“现在”是生活策略中的关键词，无论这策略的指谓为何。穿过这样一个没有保障和无法预测的世界，聪明而又明智的流浪者会轻装旅行，这样就不会为限制自己旅行的任何东西洒下半点泪水。

因此，劳动力市场上的操作者施行的“不稳定化”策略得到了生活策略的支持和援助。两者都会产生同一个结果：人类联系、团体和合作关系的日趋淡化、萎缩、分崩离析和最终瓦解。“至死不分离”型的约束变成“满足感消退时就分手”型的合同，从定义和设计都决定它是短暂的——无论何时，只要合作的一方嗅到更有价值的位置要求退出而不是继续原先的合作关系，就可以单方面终止合同。

换言之，联结和合作关系被看做是供人们消费的东西，而不是要生产的东西；对它们的评价标准与评价其他所有消费品的标准完全一样。在消费者的市场中，表面上经久耐用的产品一般都有个“试用期”，如果购买者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便保证退款。假如以同样的方式看待合作关系中的合作者，那么合作双方不再要执行这样的任务：“使合作关系行之有效”——不辞辛劳地确保合作关系继续生效，无论走运还是倒霉都相互帮助。即便需要只是一方的偏好，也要进行修改，为了长久的联合做出妥协和牺牲。相反，这是一个从以备使用的产品中获得满足的问题；如果获得的快乐不符合保证和期待的标准，或者新颖感随着快乐感一起逐渐减弱，那么毫无理由坚持使用劣质和老化的产品，而不到商店里寻找另一种“新的和改进了的”产品。

随之而来的结果便是：合作关系那假定的暂时性往往转变成自我实现的预言。如果人类的联结像所有其他的消费品一样，不是经过太长时间的努力和临时的牺牲才形成的东西，而是期待着它立刻带来满足，一旦做不到这一点便拒之于千里之外，只有（不再有其他例外）它不断提供满足才会对之加以保留和使用——那么，为了挽救合作关系而竭尽努力再努力就没有丝毫意义了，更不用说会因之而遭受困难和不安。甚至稍作踌躇便会导致合作关系的破败；微不足道的分歧便会引发不共戴天的冲突，微小的摩擦会被认为表明根本的互不相容。正如美国社会学家W.I.托马斯常常说的，如果人们认为对他们的约束是暂时的，那么这些约束因为人们自己的行为而往往会变得如此。

在这些具有不确定性和变化无常的时代，短暂性相对于耐久性获得了一种“战略上的优势”。已经不再清楚何者为因何者为果。通常的生活策略不认可难以获得和难以保存的长期目的和价值。因此，人类生活的脆弱性和缺陷便是这些生活策略的概括性结果吗？或者是因为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真正能够耐久的东西，几乎不能信赖任何目的将会因持久保存而在时间上超过为实现它们所做出的努力，所以人们往往就喜好短期的满足吗？两种假设都有部分的正确性，每一种假设都包含着一部分真实性。世界充斥着不确定性，生活被分割成瞬间满足所需要的短期片段，这两者之间相互支持，相互援助，相互支撑，相互强化。

任何信任的关键就在于把价值投向某种更能耐久的东西，而不是投向必有局部性终结的短暂的个体生活；价值所投向的这种东西经久稳定，对时间的侵蚀性影响具有抵抗能力，甚或还是不朽和永恒的。个体的死亡不可避免，但是在现世的生活中可以进行磋商并在来世争得一席之地；个人度过生活的特定方式可以使其超越必然的死亡——生活留下的踪迹不会被彻底抹去。信任可以是一种精神上的问题，但是为了得以不虚其行，它需要现世的稳定基础；它的支撑必须深深地埋扎于日常生活的体验之中。

家庭的作用长期以来就是联结人世与永恒的主要手段：即把个体的生活追求与永恒的价值联结起来。家庭相册中发黄的照片，还有在那之前的家庭典籍中关于出生、婚礼和葬礼日期的记录，这一切都证实了家庭史的久远，家庭中的个体成员不应以任何有损家庭之恶事而为之，而应竭尽所能以保障它的绵延不息。然而，如今家庭的相册已经被装有录像带的摄像机所取代，录像带与相纸的差异就在于前者能够效果极佳地抹去，制作的时候就是要反复地抹掉，以便为同样暂时性的摄制让出空间。录制代替照相具有象征性的重要意义，这种替代适合家庭生活变化着的地位。对于越来越多的人们来说，家庭生活已经变成一种未必比个体生活更为久长的事件。在个体的一生中，家庭多次地建立和拆散。家庭几乎难以成为通向永恒的物质桥梁——坚实稳固，可以信赖。

无论这一发展的后果有多少，它都并不孤独；今天家庭所发生的一切都反映出人类境况的其他方面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而这些方面曾经支撑起桥梁，以便从个体的人世生活通往耐久甚至是永恒的价值。有人会说，永恒本身往往变得“瞬息即逝”。人们能够听到体育比赛或流行音乐节上的解说员声音哽咽、兴奋不已地宣布说，他们（和观众们）“亲眼目睹了历史性的创造”。新生的永恒不是一种需要付出毕生的努力、历经千辛万苦才能获得的东西；相反，它可以被及时地享受，无须慎重地考虑后果——无须询问那种瞬间欣赏的“永恒”最终是否被证明是真正的永恒。艺术家们过去常常竭尽最大的努力以确保自己的壁饰和油画能够经久；建筑大师们建造起高楼大厦，并希望它们在将来能够历时几个世纪。如今，受人青睐的那些艺术材料处处夸示和炫耀自己的脆弱性；最受人喜爱的视觉艺术形式就是一个“偶然事件”或设置——作为一次性事件被拼缀在一起，仅为展览期间而制作，展出关门的第二天便一定会被拆除。在文化领域（包括科学——声称关涉永恒的真理），声名狼藉取代了闻名遐迩；声名狼藉被恬不知耻地公认为永恒的直接翻版，而将其他形式的永恒丢到一边，处之漠然。

如果说对永久价值的奉献精神今天已处于危机之中，那是因为关于耐久和永恒的观念本身也处于危机之中。但是，永恒之所以有了危机，是因为对于事物持久性的基本的日常信任受到人们日常经历的逐渐破坏，而人类的生活也许正是面向并依赖于事物的这种持久性。反过来，人类社会中人的地位的局部不稳定性、脆弱性、毫无保障和不确定性又不负责任地导致了对信任的侵蚀。

竞争性和“所有的人都有自由”追求最高的获取，这已经被提高到区别人们行为的适当与不适当、正确与错误的主要（甚至惟独）标准的层次。这一因素对蔓延在当代人生活中的“困扰周身的恐惧”以及人们普遍具有的广泛的毫无保障感负有完全的责任。社会已不再保证甚或不再许诺要给个体的不幸提供一个集体的解决方法。个体已经获得了（或者说被抛进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但是代价却是同样前所未有的毫无保障。一旦毫无保障，几乎不剩下一点时间去关注在日常问题之上闲置的各种价值——或者为此去关注哪怕是比飞逝的瞬间稍加耐久的任何东西。

支离破碎的生活往往分割为片段，分割为一系列互不联系的事件。存在分割为碎片，生活分割为片段，没有保障就是其中的切分点。除非采取措施以对付毫无保障这一挥之不去的幽灵，否则几乎没有可能恢复对永恒和耐久的价值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