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的精神，个体的风格
分化已经到来并将持续下去，任何人若要在思考之后采取方法，对付分化给我们的生活方式造成的影响，都必须首先承认这一事实。分化给越来越多的人带来前所未有的自由进行实验——但是，（也引起恐惧和不安）它也带来要处理其种种后果这个前所未有的任务。自决权和对使其切实可行或不切实际的社会背景的控制能力之间存在着很大差距，这似乎是“第二期现代性”中的主要矛盾，我们需要通过反复试验、批判性的思考和大胆的实验来集体地理解并解决这一矛盾。
在《后现代时期和工业社会的政治》一书中，乌尔里希·贝克提出，完全需要“再一次变革”，而且变革要求“激进化的现代性”。他认为“这便期待着政治实验中出现社会创造和集体的胆识”——只是他立刻补充说，所期待的趋势和特征并不是经常出现，或许已不再能够赢得多数大众。然而，我们已经身陷此境——已别无其他条件供我们选择。无论喜欢与否，我们都将在这些条件下进行一切活动，承受行动或不行动所带来的各种后果。
从一种冒险游离到另一种其本身就是摧残神经的体验，生发出许多货真价实、无法缓解的焦虑和恐惧，使警觉得不到片刻的安宁，这是享受自由时的一个大大的心病。然而，这还没到破坏的尽头。
皮埃尔·布尔迪厄最近向我们提出了一条陈旧却是普遍遵循的规则：
预测未来的能力是一切理性行为的条件……想像出一个变革性的预测就是获得一个深思熟虑的意向，要参照被预测的未来去彻底改变现在。这就需要对现在稍作把握。[27]
存在的一大困难是：“把握现在”是当代境况下的人们显而易见所没有的特征，因为他们有身所独具的危险和动荡。他们目前境况下的最为重要的工具和安全措施无一在自己的权限之内，更不用说控制，无论是单枪匹马还是三五成群地去实施控制都是如此。为数不少的人已经被神秘莫测的强力击中，它们分别是“竞争性”、“萧条”、“理性化”、“市场上供大于求”或“精简裁员”；每个人都能轻而易举地说出许多熟人突然丧失了原先的位置……但是，打击还在远离其直接目标的地方续展余威，击中的不仅仅是一夜之间被免职、降级以及剥夺了尊严或生计的那些人。每一次打击都向所有那些暂时幸免于难的人敲响警钟，促使他们根据很可能遭受的惩罚的严厉性，而不是依据打击暂停的（未知的）时间长度来审视自己的未来。警钟的启示非常简单：人人都是潜在的多余或会被取代，因此人人都可能受到攻击，无论现在看来似乎多么高高在上、权重一时的社会地位，以更长远的眼光来看都不是稳如磐石的；即便是特权也是脆弱的，时时受到倾覆的威胁。
攻击也许是有的放矢，但是所造成的心理上和政治上的伤害则是漫无目标的。它们激起的恐惧四处扩散且包裹着周身。正如布尔迪厄所言，那种恐惧“困扰着意识和潜意识”。为了攀高，脚下必须站稳。但正是脚下感到摇摇晃晃、不稳不固、无依无靠——脚下没有坚实的基石可借以跃跳。信任是一切理性的筹划和满怀信心的行动必须具备的不可分割的条件，但是它却飘忽不定，寻求足够坚实的基础以求稳定是徒劳无益的。布尔迪厄评论说，不稳定状态：
使未来的一切毫无定数，因此不允许进行任何理性的预测——尤其是不让人对将来获得最低限度的希望，即便人需要这点希望以反抗（特别是集体反抗）甚至是最难以忍受的现在。
如今很平常和时兴的是悲叹当代人的虚无主义和愤世嫉俗，他们目光短浅，对长期的生活规划漠不关心，他们的欲望庸俗不堪且自私自利，往往把生活分割成零散的碎片，人人都是被榨尽最后一滴血也不会关心一切后果。所有这些对当代人的责难都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是实事求是的。但是，多数为道德的沦丧大声疾呼的道德卫士却没有提到这一点，他们所谴责的那种可怕倾向之所以势头不减，是因为它是对世界的理性反应。在这样一种世界中，人们不得不认为未来与其说是避难所或希望之乡，毋宁说是悬于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多数批评家也没有讨论的是：这个世界也像其他任何人类世界一样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它远不是神秘莫测且看不见摸不着的自然规律或是罪孽深重又无可救药的人性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却只能称之为动荡的政治活动所造成的产物。[28]
我们时代这一特殊政治活动的主要运作手段是使权力逃逸于政治活动之外；这一逃逸是经过政治权力的传统机构默许的，最重要的是经过国家的政府机构默许的，而且它们还经常通过消除规则和暗箱操作来积极地帮助和唆使这种逃逸。正如马尼埃尔·卡斯特尔斯（Manuel Castells）所说的，[29]这一过程的全部结果就是产生了一个权力在其中漂泊不定的世界，而政治却被束缚在原地；权力越来越具有全球性，超越地域，而所有已建立的政治机构都是地域性的，并发现很难甚至不可能超越地域的限制。两个世纪以来，现代的努力制服并驯化了狂放不羁、反复无常的自然力量，代之以理性设计、可以预测和能够控制的人类秩序——现在，人类活动的结果使大众感到“自然力量”不可思议、反复无常、捉摸不定、难以理解，但首先却是无拘无束、难以控制的。社会曾经努力要使世界清澈纯洁、远离危险、没有意外，如今却发现自己行动的能力或是对诸如世界金融和证券交易这些神秘力量的飘忽游移、难以预见的脾性依赖有加，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爱莫能助，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不断萎缩的劳动力市场、日趋严重的贫困、对可耕地无法阻止的侵蚀、原始森林的消失、空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持续上升以及人类星球的升温。事物——尤其是至关重要的事物——“正在渐趋失去控制”。因为人类处理问题的能力提高了，所以风险以及每一次新的举措随之带来或可能随之带来的新的危险也增加了。
那种“对现在失去控制”的令人不知所措的感觉便是结果，它又反过来导致政治意志的枯萎；怀疑任何可以感觉到的事情能够靠集体完成，或者怀疑独立的行动能够在人类诸事中产生剧烈的变革作用。这种情况越来越被看成是一种“必然”——一种最高的必然性，人类只有冒生命之险才能施以干涉。我们屡次听到，消除了规则的竞争性带来可怖的负面效应，治愈它们的惟一办法是更多地消除规则，增加更多的灵活性，更加毅然决然地拒绝多管闲事。如果有人依然不能相信，那么抵制反对意见的决定性的证据便是：确确实实没有哪个机构权力很大，足以做出一个只有共同筹划和协商才能做出的决定。即使有人认为自己清楚该做些什么，一旦要确定由谁（什么样的得力机构）来做，他们也就会偃旗息鼓了。
正如考奈琉斯·卡斯特里亚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评论说，这就是我们的文明“不再对自己提出质疑”的原因。卡氏补充说，这也是我们所处的主要困境。一旦人们承认自己没有能力控制生活的境况，屈服于自认为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一切，那么社会就不再是独立自治的了，也就是说社会不再自我定义和自我管理；或者说人们不再相信社会是独立自治的，因而失去自我定义和自我管理的勇气和意志。这样，社会结果就变成他治的——受他者制导和推动而不是引导，像浮游生物一样漂泊游移而不是掌舵航行。登船之人心平气和地接受命运的主宰，放弃决定航船航行路线的一切希望。现代性冒险的结局是建立了一个自我管理和独立自治的人类世界，这样我们便进入“普遍化协同的时代”。[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