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的各种用途
众所周知，在摆脱了政治控制和地方约束之后，迅速全球化的经济在世界人口的贫穷阵营与富裕阵营之间以及每一个社会中产生了愈加巨大的财富和收入的差距。还为人们所熟知的是，经济区划出数量更大的人口，不仅使他们生活于贫困痛苦和入不敷出的境况之中，而且把他们永远地驱逐到已经由社会认可的经济收入合理和对社会有用的工作之外，因而也使得他们在经济和社会中都是多余的摆设。
根据联合国发展计划委员会最近的调查报告显示，[6]尽管1997年全球的食品和服务消费是1975年的两倍，而且自1950年以来增加了5倍，但仍然有10亿人口“甚至不能满足他们的基本需要”。在发展中国家的45亿居民中，有五分之三的人口被剥夺了使用基础设施的可能：有三分之一的人口不能获得可饮用水，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没有名副其实的住房，有五分之一的人口没有卫生和医疗服务，有五分之一的儿童所获得的任何形式的教育不足5年，类似比例的儿童长期营养不良。在大约70%至80%的发展中国家中，现在的人均收入比10年前甚至比30年前更低：有1.2亿人口每天的消费不足1美元。
与此同时，在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人们拥有世界上最巨大的财富，但仍然有16.5%的人口生活于贫困之中；有五分之一的成人既不能读书也不能写字，同时有13%的人口的估计寿命在60岁以下。
另一方面，全球3个巨富的私人财产比58个最贫困国家的国民生产的总和还要多；有15个巨富的财产超过非洲全撒哈拉沙漠地区的生产总值。根据上文的那项报告，有225个巨富的不足4%的私人财产就足以使世界上的所有穷人获得基础的医疗、教育上的满足和充分的营养供给。
财富、收入和生活机会在社会之间和社会内部的越来越严重的分化无疑是当代最令人担忧的趋势，其影响已经并正在得到广泛的研究和讨论。但是，除了几个犹豫不决、零打碎敲的特殊措施之外，几乎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来压制这些影响，更不用说控制这一趋势。对正在进行的关注和存在的怠惰，已经有人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讲述，但至今丝毫没有明显的改变。我并非故意要再次重复这一往事，只是要对认知框架及其一般所包含的价值体系提出质疑；这一框架和体系阻碍了对人类境况的严峻性的充分理解，因而也阻碍了对各种可行性替代的寻求。
对日趋严重的贫困的讨论通常所置于其中的那种认知框架纯粹是经济方面的（这里用的是“经济”的主导意义，即主要指所有以金钱为媒介的交易）——这种认知框架涉及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以及获得有偿的雇佣。价值体系使人们得知对相关信息的选择以及对这些选择的解释。它绝大多数时候关涉对穷人们的命运的怜悯、同情和关心，偶尔也表达出对社会秩序安全性的关注；不过，尽管表达的声音很少完全放开（这样做也是正确的），因为绝少有冷静的头脑会在当代人贫困和赤贫的困境中感受到伸手可触的反叛所造成的威胁。认知体系和价值体系本身都没有差错。更为准确地说，它们不是在各自所强调的地方出了差错，而是在于它们悄无声息地掩饰一些东西，从而使之隐没于人们的视线之外。
它们掩盖的事实是新生的穷人们在那种全球秩序的再生和强化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这种全球秩序不仅是他们处于赤贫状态的根源，而且还是产生困扰着周身的恐惧并使得所有其他人的生活悲惨不堪的根源。它们还掩盖了全球秩序为其自身的永久存在而对那种赤贫和困扰周身的恐惧的依赖程度。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它还野蛮，桀骜不驯，仍然阅历不深，不足以看出濒临的危险。卡尔·马克思当时曾经说过，工人们如果不首先解放社会中的其他人，便无从解放自己。如今到了资本主义的凯旋时期，它不再注意任何濒临的危险（甚或不再为此注意脑袋本身）。因此可以说，只要人类社会的最贫穷部分不被从贫困中解放出来，余者便不可能摆脱困扰自己的恐惧和软弱无力。
简而言之，贫困大军的存在以及他们的境况异乎寻常的广泛普及，对现存秩序来说是一种极其重要、或许还是至关紧要的消解因素。其重要性在于，消费者永远生活在不确定性这一阴影之下，但他们内心的反感和反叛所造成的后果却能够得以消解。这个世界的穷人们和邻街的穷人们被展示得越是赤贫和失去人性，并且有人目睹他们处于这种状态，他们在自己并没有编写也没有试演的那出戏剧中扮演的角色越是出色。
人们曾经看到绘制生动的地狱画面，它随时要把从事反叛的任何人拽入其中。他们在受到这种引诱之后便对自己的命运逆来顺受，无论命运多么残酷无情。就像来世的其他一切永恒的事物一样，冥世也是要取得相似效果。如今，它也已经降临人间，牢牢地置于现世生活的范围之内，呈现出狰狞的面目，似乎随时要将一切在瞬间吞没。今天，穷人们是受到惊骇的消费者集体的“他者”；现在，他们这些“他者”更是伸手可触，比萨特的著作《照相机中》的那些人具有更多的自信，他们实实在在地是消费者们的地狱。穷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世界上那些不穷的人们极其想得到的（尽管他们不敢贸然一试）：没有不确定性。但是，他们用以换来确定性的，却是充斥着疾病、犯罪和吸毒的粗陋街道（如果他们碰巧居住在华盛顿特区的话，情况便是如此），或者是因营养不良而渐渐致死（如果他们居住在苏丹，情况便是如此）。听到关于穷人的情况时所得到的教训便是：可以非常肯定地说，确定性比受人憎恶的不确定性更让人感到恐惧，并且因日常不确定性造成的不安而进行反抗所受到的惩罚来势更加迅猛，更加残酷无情。
目睹穷人的境况牵制了不穷的人们，并使他们不越雷池一步。这因此又使得穷人充满不确定性的生活永久存在，也促使不穷的人们服服帖帖地忍耐和承受那无法阻止的世界的“灵活多变”，以及他们境况的日趋严重的不稳定性。这样的观望阻碍了他们的想像，束缚了他们的手脚。他们不敢去想像一个不同的世界；他们过于谨小慎微，而不能去试图改变现存的世界。只要情况依然如此，那么要建立一个自治的和自我构建的社会，建立民主的共和国和确立民主的公民身份，至少是希望渺茫，前途暗淡。
这为具有不确定性的政治的经济提供了足够充分的理由，使它把作为其不可分割的组成成分的“穷人这一问题”变成法律和秩序的问题，或是变成人道主义关注的目标——但也仅此而已。如果是第一种情况，那么穷人们（使其堕落而不是被剥夺了一切）的普遍谴责声就变得依稀可闻，且与焚烧大众的恐惧也相去不远了。假如是第二种情况，那么对命运的残酷无情和反复无常的愤怒就可以安全地转化成慈善行为所带来的了无害处的狂欢，而冷漠所产生的羞耻也能够转化为人类大团结的短时爆发。
但是，世界范围内的穷人们和国家范围内的穷人们日复一日地发挥作用，悄悄地侵蚀着所有仍在工作并获取稳定收入的那些人的信心和决心。因此，穷人们的贫困和不穷的人们的屈服之间的那种联系是完全合乎理性的。目睹那些穷人及时地提醒所有冷静理智的人们，即使繁荣昌盛的生活也没有保障，今天的成功并不保证明天不会衰败。人们颇有根据地感到这个世界的过分拥挤状况日益严重；高比例失业率造成广泛的贫困（大多数欧洲国家便是如此），稍低的失业率也造成广泛的贫困（美国便是如此），但是各个国家的政府的惟一选择就是二者选取其一。深入的研究证实了这样一种感觉：付给报酬的工作越来越少。就在这段时间内，失业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显得狰狞可怖。它似乎不是周期性发作的经济萧条带来的产物；不再有悲惨境况的暂时集中，以等待下一次经济繁荣来驱散和消解。政治家们许诺通过“再度就业”以解决这一问题，但这不可思议地相似于巴里·戈尔德沃特（Barry Goldwater）对核威胁所做出的装腔作势的反应：“让我们把运货卡车围成一个圆圈。”……正如保罗·马雷夏尔（Paul Marechal）辩论道，[7]在“沉重的工业化”的时代中，对建构庞大的工业基础设施和建造大型机器的需要曾经保证了这样一点：由于消除了传统的工艺和技术，正常产生出的新的工作机会要多于消失了的旧的工作机会。但是，现在很明显已经不再是这种情况了。直到20世纪70年代，生产率的增长和就业的水平之间的关系依然是积极的；自那以后，这一关系每况愈下，逐年变得更加消极。最近的统计数字有力地说明，即便有最稳定正常的工作，也会有理由感到毫无保障。
然而，就业容量的萎缩并不是感到没有保障的惟一原因。这些仍然拥有的工作不再受到任何保护，以便面对未来的那些无法预测的危险时依然可以高枕无忧。有人会说，现在的工作是冗余在每天的预演。“毫无保障的政治的经济”使得正统的防御手段已经被摧毁，就连为它们提供人力的各路大军也被摧毁。劳动力变得“灵活游移”，用不加修饰的语言表达，这意味着业主现在很容易就可以随意解雇雇员，而且无须任何补偿，工会为保护被错误地解雇了的人们所采取的团结一致并且行之有效的行动现在越发显得像是黄粱一梦。“灵活游移”也意味着不能得到保障：数量越来越多的可获得的工作或是临时的，或是有固定期限的；大多数合同都是“滚动的”，或经一定时间间隔后是“可以续订的”。“灵活游移”还意味着在专门技术上投入时间和努力，冀望得到稳定的收入这一旧的生活策略越发失去意义——因此也就意味着希望过上有保障的生活的人们曾经做过的大多数理性的选择现在已经不再能够获得。
生活中的一切计划和抱负要想切实可行和具有意义，要聚集所需要的能量使自身得以实现或至少努力使自己得以实现，都必须以生计这块巨石为基础。而生计现在已经变得摇摆不定、反复无常和不可倚靠。提倡“把福利转变为工作机会”这类计划的人们所没有说明的是，生计的作用不仅为雇员以及依赖他的人提供日常的生活必需品，而且同样重要的是为他们提供生存的保障。舍此，自由和自决权的愿望都不可想像，并且这也是一切自治的起点。目前形态的工作不可能提供这种保障，即便它反复地努力要挣得维持生存所需的费用。把福利转变为工作机会的同时，也把保障引向毫无保障，或者把程度较轻的没有保障引向程度更严重的没有保障。
没有确定性的政治的经济是一套“终结所有准则的准则”，前者由超越地域的金融、资本和贸易权力强加于地方政治权威机构之上。没有确定性的政治的经济的种种原则已经充分地表述于“投资的多边协议”之中，表述于它给控制资本自由流动的政府自由强加的种种限制之中，也表述于它被协商通过的秘密方式之中，以及它因为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一致同意而得以维持的秘密之中——最后，没有确定性的政治的经济却被一群喜好追根究底的新闻记者发现并曝光。它的原则非常简单，而这些原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消极的：它们的目标不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秩序，只是要打破现存的秩序；是要防止当政的国家政府用新的规则来取代已经支离破碎的原有规则。没有确定性的政治的经济在本质上可以归结为禁止为政治而确立并受到政治保障的准则和规则，并且消除防御性的机构和协会，因为是它们曾经阻挡了已真正没有界限的资本和金融。这两种措施的全部结果就是产生了具有普遍永久不确定性的国家，它将取代强制性法律和合乎规范之准则，从而成为使人们服从（或者保证不反抗）新生的超级国家和全球性权力的基础。
没有确定性的政治的经济有利于商业活动。它使得庞大笨拙和耗费资金的作为工具的正统原则变得多余——取代它们的与其说是训练有素和遵规守则的公民的自我控制，倒不如说是个人化和局部没有保障的个体对一致行动的无能为力；他们的无能为力因为这样一种怀疑而变得更加深刻，即怀疑任何这类行动会行之有效，怀疑个人的痛苦会转变为集体的问题，更不用说会转变为寻求事物的另一种秩序的共同计划。就引发对游戏的准则或没有准则的游戏的消极服从而言，社会的阶层从上到下都普遍存在的内在不确定性，既整齐划一又耗资不多，然而却是规范化调节、审查和监视的高效的替代品。被排斥在外和成为多余的那些边缘部分非常清楚他们的被排斥状态和多余性，不会被没有确定性的政策所接受。有了这些边缘地带，便不再需要圆形监狱，无论监狱是那些陈旧和沉重的样式，还是高技术和轻装的现代翻版。消费者市场中的自由处于由市场维系的变化无常的条件之下，可以完全依赖这种自由，就能够激发出维持全球性经济运转所需要的全部人类行为。
今天，真正强大的权力在本质上是超越地域界限的，而政治活动的场所仍然是地方性的——因此，政治活动不能到达这样的区域：主权的范围在这里划定，政治上的努力的基本前提也是在这里得以确定（或是出于本意，或是由于别人的坐视不管）。
这种权力与政治的分离经常被称为“全球化”。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指出的，[8]“全球化”这个术语已经在当前的话语中扎下根来，取代了整个现代时期一直使用的术语“普遍化”——情况之所以这样，主要是因为“全球化”指的是我们周围正在发生着什么，而不像“普遍化”那样指的是我们需要什么，或应该做什么，也或打算做什么。“全球化”标示着世界事务正在遵循的那些运作过程的“自然化”：它们基本上没有界限，也不受控制，获得了半自然的、不受规划的、无法预测的、自发的和偶然的特性。万维网上的用户能够选取所提供的各种选择，几乎不会影响互联网运行的准则，也几乎不会扩展基于这些准则便可能获得的选择的范围。正如这种情况一样，被置于全球化了的环境中的个体民族国家必须按照规则进行游戏；如果忽视了规则，就会有受到惩罚的危险，最好的情况是他们的一切努力不会带来丝毫的益处。
一旦权力控制了生活境况中日趋严重的“灵活多变”，并因此使得越发深刻的不确定性充斥了人类生活的整个过程，权力变成事实上的全球化（或至少成为超级国家），那么以减轻三个因素（没有保障、没有确定性、安全）中的前两个的程度为目的所采取的有效行动的前提条件，就是把政治提高到像现代的权力运作的那种真正国际性的地位。政治必须与已经能够在不受政治控制的空间内自由地遨游的权力保持一致——为此，它必须制作出工具以便能够进入权力在其中“流动”（借用马尼埃尔·卡斯特尔斯的术语）的空间。这就非常需要一个规模与跨国权力运作的规模相称的国际共和机构。或者正如阿兰·格莱希（Alain Gresh）最近为庆祝《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纪念而写的一篇文章中所说的，所需要的是一种“新的国际主义”。[9]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新的国际主义精神确实正在出现。跨越国家的大团结的迸发众所周知地像是狂欢节，零星短暂。媒体杜撰了一个道出真相的术语“援助疲劳”，用以表明国际性团结固执地以按日计而不是按周计的速度迅速减弱和消耗的倾向。正如格莱希指出，波斯尼亚战争不是西班牙战争在20世纪晚期的重演；而针对阿尔及利亚正在进行的战争消耗，针对几十个其他国家的血腥国内战争，或由政府导演的对“异族”、不受欢迎的部落民族或少数民族和异教徒施行的大屠杀，在会议室里只发出几声缺乏热情的噪音，但实际上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有几个精神可嘉的例外，像国际特赦会议或绿色和平会议——但是从总体上看，要打破漠然之墙的几次理想主义的努力，充其量只换来几个国家的政府的象征性的或马虎了事的支持（然而也遭到很多其他国家政府暗地里或公开的敌视），而且实际上并没有大规模的运动支持他们无私地提倡且身体力行的主张。无国界的一批医师活动家们痛楚地抱怨说，他们的主动援助被媒体称为“人道主义行动”，却受到当政的权力机构利用，为自己在比如波斯尼亚或卢旺达不采取行动开脱罪名，并“通过代理人”清除民众的良知道德。毫无疑问，需要足够强大的全球性机构以便与全球性市场和金融资本共同集结的力量相抗衡。然而，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现存的政治机构（国家政府和受国家约束的各种政治党派）是否能够将自身转变为这样的机构，或者通过磋商产生出这样的机构。这一问题之所以悬而未决，是因为这些政府和政党只专注于自己的国家，因而必定仍然是地方性的。也许不受这些局限限制的协会可以提供更佳的前景，因为它们能够真正具备跨国界的特征，并使自己采取行动，集中解决在大多数时间内让大多数人最感到痛苦的问题。但是，如果没有“共同利益”的观念摧毁未来政治角色们受到集体保证的保障的根基，那些协会便毫无施展的机会。
正如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曾经所说的，乌托邦终究“会成为明天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