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战场上的民主
从亚里士多德那里，我们学会区分私宅客厅（这块个人的领地既方便又舒适，尽管有时嘈杂骚乱，我们每天在这里面对面地遇见一些熟悉的其他人，与他们讨论并商定共享生活的方式）和国民大会厅（我们很少亲自光顾这片遥远的领地，但正是在这里，公众的问题，即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活的那些问题才得以解决）。但是，在这两者之间还有第三种地域：集会广场，这片领域既非真正地属于个人，也不是完全属于公众，而是两者兼而有之。正是在这个集会广场上，“公众”与“个人”相遇，彼此介绍相识，通过反复实践了解到和平（且有益的）共处是一种很难的技巧。
集会广场是民主的家园。通过人们造访的次数和人数以及他们在其中逗留的时间长短可以触到民主的脉搏。正是在这些造访期间发生了私宅客厅与国民大会厅之间的转变。民主的确是公众和私人之间的不断转变的实践，在实践中把私人的问题转变成公众的问题，把大众的福利转变为私人的计划和任务。就像一切转变那样，它几乎从未达到完美，并总是易于受到改进。也就像所有的转变那样，它揭示了存在于转变行为的两方的新的可能性。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曾告诉我们，解释处于一种永远交替的“阐释的循环”之中。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思考转变。民主是一种“转变的循环”。转变停止之日就是民主终结之时。民主不会出卖自己的本质，因而不可能把任何转变看做是决定性的，也不再接受进一步磋商。确定一个社会是否民主，可以依赖于人们对社会的这样一种从未被完全压制的怀疑：它的任务尚未完成，即它还不够民主。
考奈琉斯·卡斯特里亚迪斯认为，任何一种规则都不曾比这一句话更准确地抓住了民主的本质，即“自治委员会和人们相信它是有益的”——这曾经常常被雅典人用作他们颁布并希望得到遵守的法律的常规性导言。“人们相信它是有益的”——而不是“它是有益的”。今天被相信是有益的东西到明天自治委员会和人们再次在集会广场上相遇时也许就并非如此了。对集会后所颁布的法律的遵守只能作为进一步集会的永久性邀请。国民大会厅与私宅客厅之间的对话永远不可能嘎然而止。
转变的可能性和实用性都取决于同一个条件：取决于社会及其成员的自治。公民必须是自治的——能够自由地形成自己的意见，并通过相互协作使之具有丰富的内涵。社会也必须是自治的——能够自由地制定法律，并且清楚地知道，只有认真勤勉地运用这一自由才能保证所制定的法律的有益性。这两种自治相互补充。但是，只有它们的领地相互重叠，并且重叠的领域包含着使共享的生活舒适愉快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两种自治才会相得益彰。是这样一种期待使自治委员会与人们之间的正在进行的对话富有意义，并使得他们的定期集会值得投入所需要的时间和精力，即两方都“相信是有益的东西”的确会成为双方都会遵守并借以支配双方的法律。公民要想在运用自治的过程中看到它的重要意义，就必须知道并相信，要求他们进行思考和付出劳动的社会也是自治的。
如果这就是民主所涉及的内容，那么今天它已暴露在两重威胁之下。一种威胁来自国民大会（即公众的权力）因日益软弱无力而不能把“被相信为有益的东西”颁布成法律，而且不能执行已经颁布的法律。另一种威胁（与第一种不无关系）来自国民大会厅和私宅客厅（即公众问题和个人问题）之间的转变的日趋衰弱。目前，遭遇这双重威胁的两种战场决定了民主能否存在的命运。
首先探讨第一种威胁：权力越发与政治分割开来。正如马尼埃尔·卡斯特尔斯所言，权力游移流动；而200年的现代民主史中建立和固守的一切政治机构却一如既往地被束缚在原地。如今，权力已具有全球性和超地域性；政治则是地域性和局部性的。权力以电子信号的速度自由流动，对空间所造成的限制视而不见（保罗·维瑞里奥［Paul Virilio］认为，虽然说历史已经终结还为时尚早，但是，我们确实正在目睹着地理划分的终结：空间距离已是微不足道）。然而，政治只有国家作为其代理，国家的主权还一如既往地以空间加以界定（和限制）。权力的衡量往往是基于躲避约束的能力，或者稍事通知或不加通知就可以逃脱的能力，而没有权力的征兆则是对阻止甚或阻碍这些运动无能为力。使“逃逸行为”的选择唾手可得，这正迅速成为全球性权力的主要策略，而“打后就跑”已经成为权力最钟爱的战术。
机构化了的政治控制有其外部的极限，而处心积虑或不经意地解决与人类生活关系密切的问题需要一定的空间，但这两者之间的距离却越来越大。那一空间超出了主权国家的可及范围之外——而主权国家是迄今为止体现民主程序并使之机构化的惟一整体。无论主权国家的大会何时做出努力（肯定是三心二意的）以便集体地填补这一空间，这些努力都已经归于彻底的失败，这已由毫无实效的乌拉圭式的解决方法反复地证明——他们的解决方法就是对像基因工程或克隆这样的重要问题也不可能达成统一的立场。在前南斯拉夫发生的战争已经显示出许多重大的变化——不过，战争也促使这个国家的主权迅速崩溃，虽然国家的主权在现代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内支撑着世界的秩序和民主的实践；战争也是对联合国的不相关性的公开宣告，这种宣告就是对曾经把国家主权的原则作为自己的出发点的全球化所做出的反应。因此，全球性的民主这种东西仍然未见端倪。
安东尼·吉登斯使用讫里什那神像的暗喻形象地描述了现代生活传播开去的方式（“讫里什那”是一辆巨大的神车，据说对宗教心醉神迷的善男信女们投身其下，心甘情愿地被神车辗得粉身碎骨，以求能够升天。这一形象被英国的统治者引入并取代了英国形象系统中源于圣经的莫洛克神形象）。无论这一暗喻在捕捉现代性的动态机制方面程度如何，它都毫无疑问地抓住了全球化的内在逻辑。
对宗教的着迷现在只限于日趋重要的权力所雇佣的宫廷诗人，或者是这些权力的传教士，如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或托马斯·弗莱德曼（Thomas Friedman）。对于沉着冷静的政治家而言，在我们这个亵渎神明的时代，国家利益至上的现代翻版就可以应付自如；冠冕堂皇和谨小慎微的标志越来越是那种“提那”原则（皮埃尔·布尔迪厄为“别无选择”提出的一种缩略形式，它是对全球性自由市场忠心耿耿的那些献身者恪守的信条）：对于阻止这种游戏我们无能为力——如果不能击垮市场，那么就加入其中。无论采取哪一种方式，结果都完全相同。政治上的英明归根结底就在于对金融和贸易资本的自由流动敞开门户，并通过规则的最简化以及劳动力和金融市场灵活度的最大化，以便使国家对那些权力强大的流浪者们颇具适宜性和诱惑力。换言之，国民大会运用自己的权力以放弃权力。为了引诱那辆神车踏上行程，政府需要相互竞争。
几年前，克劳斯·奥非做出这样的评述，我们这个复杂的社会现实已经变得态度非常坚决，以致对其机制所做的任何批评性思考似乎都是枉费心机，并且不会带来丝毫实际的效果。不过牛排的“坚硬”本身正反映出餐刀和牙齿的锋利。如果桌上不再有餐刀，牙齿不论好坏都被将相继拔除，那么还用什么来吃牛排呢……
这就是今天为什么政治之谜中最使人感到挥之不去的困惑，与其说是“做什么”，倒不如说是“谁来做（倘若真能搞清的话）”。行为的实用性要由工具的力量来衡量，这样，大多数有理性的人们并不期望当地的国民大会采取多少行动，因为他们极其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行动的自由已经变得多么有限。对于关心个人利益的任何一个人而言，在集会广场上聚会以磋商共同的利益，促进和保护这些利益的方式越来越显得是在浪费时间与精力。对于国民大会厅中的那些专职人员来说，似乎也不再有理由去光顾集会广场。毕竟，除了进一步规劝人们随遇而安，用个人的餐刀和商店里提供的假牙来独立地对付现实中的一切之外，他们还能够就人们的争执做些什么呢？
集会广场已经被抛弃。但是，它也不再长期地空无一物，而是再度被填满——这一次填入的是回荡在私宅客厅中的各种声音。正如那位睿智的英国说书人彼德·乌斯提诺夫（Peter Ustinov）所言：“夫人，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度。我们有权在公开的场合分享您的隐私。”法国社会学家阿兰·艾伦伯格把1983年10月的一个星期三的晚上看做法国文化史（不仅是文化史）的转折点：那天晚上，有个名为维维亚纳的女人站在亿万个电视观众的面前宣告说，她丈夫米歇尔早泄，还不出意料地说她从未在性生活中体验到任何快乐。自从这个创造性的事件之后，数不胜数的谈话和聊天节目已成为全球电视台向人类世界开辟的主要窗口栏目。观众从这一栏目中所看到的是人们在公众场合下表白从未透露过的隐私；他们听到让人心烦地反复申说的主要内容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与同样的忧虑相抗争，每个人都必须依靠自己的智慧和毅力单独与之抗争，只能求助于在大型零售商店里暗中熟练地学会的精巧的雕虫小技。
“个人问题”已经闯入原属于公众的场合，但不是为与“公众”相互配合沟通。即便公众的意见最终解决了这些问题，“个人问题”的性质并没有发生变化；如果真有什么变化，“个人问题”的隐私性得以加强。像维维亚纳和米歇尔那样的“普通人”的闲聊被电视播放出来，娱乐性行业的明星、政治家和其他方面的名人的个人生活被报纸“独家地”蜚短流长，这些都是为空虚的公众生活所提供的公开课程，也满足人们受虚荣心的驱使希望了解比个人的困惑和个人的解决办法更少有隐秘性的任何东西。如今孤独的个体们进入集会广场只是为了寻求也如自己一样孤独的其他个体们的陪伴。回到家中才发现，自己的孤独得到进一步的确证，并且有增无减。
这种复杂的戈耳迪之结彻头彻尾地束缚了民主的未来：公共机构在实践中日趋严重的软弱无力使人们对公众的问题兴味索然，也使人们对民主的吸引力所产生的公众立场毫无兴趣，而对于把个人的痛苦转变为公众的问题渐趋无能为力和丧失决心又有助于全球性的力量大显其能，它们不仅促成了机构的软弱无力，而且利用它所造成的后果。需要一位具有远见卓识和过人胆略的马其顿王国的亚历山大来挥动利斧斩断这一难解之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