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守道德的个体，道德沦丧的世界

所有伟大的思想家都创造自己的影响巨大的概念或形象——但一般地，同时也创造出一个完整的宇宙以容纳它们，并在其中注入意义：这是一个按照它们的标准创造出来的世界，这个世界便是它们的家园。对于莱维纳斯来说，这种世界是“合乎道德的双方的结合”，是一种处于自觉状态的、具有两层不可分割的意义的乌托邦（“乌有之乡”和“快乐之境”）。那种双方合乎道德的结合对莱维纳斯来说是道德的“最初场景”，有道德的自我在这个摇篮中发芽含苞；它也是惟一的舞台，供这类自我展示自我本身，即有道德的存在，而不是扮演预先编制的角色，并背诵着他人撰写的台词。道德的“最初场景”是“面容对着面容”的那个领域，在这里把他者作为一个独特的面容而与之无数次地相遇。

众所周知，道德（借用莱维纳斯的术语：维护他者的存在）为爱心与憎恨、自我牺牲与惟我独尊、关照与残忍提供了巨大的潜在可能；矛盾心理是它的主要原动力。然而，在双方合乎道德的结合的内部，道德可以说能够支撑整个世界。道德无须准则或规则、理性或知识、辩论或确认。它无论如何也不会理解这些因素；道德“先于”所有这一切（甚至不能认为道德冲动是“不可言喻”或“沉默无语”的——不可言喻和沉默无语出现在语言之后，而由独特的面容引发的道德冲动先于语言）。道德随着自身的发展而确立自己的标准。它对有罪或清白一无所知——它的纯洁是惟一真正意义上的纯洁：天真的纯洁。正如乌拉第米尔·扬克莱维奇（Vladimir Jankelevitch）曾经指出，[15]只有在没有纯洁的状况下，也就是说，只有在对具备纯洁的特性一无所知的状况下，人才可能是纯洁的。

合乎道德的双方的结合被莱维纳斯看做是道德的诞生地和家园。它是天真的，它不知道（还没有被告知）自己是一个结合，更不用说知道自己是一个合乎道德的结合。“合乎道德的结合”只有在有来自外界的凝望的时候才化为“一双”、“一对”、一个“存在于彼的它们”（依据支配外界的互换规律，这个“它们”将会被那“一双”的内部转变为“我们”，但其意义却丝毫无损，甚或丝毫没有变化！）。正是外界的凝望才使得那个合乎道德的结合“对象化”，并使之成为一个个体，一个事件，能够对其实际的存在进行描述，将它与“类似于它”的其他事件进行比较，能够对它进行“处理”、评估、评定、裁决。但是，从作为合乎道德的自我的角度来看，绝对不存在“我们”，绝对没有“一对”，不存在具有自己的“需求”和“权利”的超个体的实体。

在合乎道德的结合的“内部”只有我、我的责任、我的关照、指令我而且也仅仅指令我的指令——还有那个面容以及这一切的催生剂和接生婆。我与他者的团结在我自己或他者消失或退出之时也将不复生存。不会有任何东西在一方消失之后能够“逃离厄运”。

“合乎道德的结合”的“团结精神”脆弱无力，易于受到外界的攻击，不稳定地生活在永远相距不远的死神的阴影之下——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和他者在这个结合中皆不可替代。恰恰是这种不可替代性才使得我们的团结合乎道德。没有任何其他人可以替代我去做我尚未完成的事情，因此我也毫无借口解释由他人代劳的原因，或者自己不为，却又辩解说他们也没有一个人做类似的事情。此外，由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可替代的，因此，若依据“利益”来思考行动就毫无意义了：没有任何方式可以将我们中的一方的行动划分为“利己”或“利他”。善行只有与邪恶相对时才能清楚地看见——然而，在一个任何一方都不可替代的“社会”（与“真正的”社会不和谐地相对）中，怎么能说对一方有利的就会对另一方有害呢？正是在这样一个“合乎道德的社会”中，即在双方都合乎道德的结合的内部，我的责任才能被“彻底地理解”并“得以履行”，才能感到不受限制，才能成为“毕生”的责任；正是在这种状况下，那一指令才不容争辩地取得权威的地位，对要进行制裁的威胁的支持也不容争辩地成为一种指令；已经感到它像一种指令，一直像一种要无条件服从的指令。

但是，这一切随着第三者的出现而发生了变化。现在，真正的社会已经出现，那种不受约束和无拘无束的天真的道德激情——同时也是“合乎道德的结合”的首要条件——已不再无所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