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面受敌的道德
显然，这一切并非因为遵从乔纳斯的道德策略而产生的结果。正在发生的一切几乎难以归咎于缺乏对道德的理解和了解。任何人都不会希望出现疯狂的周围环境，因为疯狂的环境会态度严肃地声称自己有助于和有益于污染环境、刺穿臭氧层或为此而发动战争、使大地上人口过剩、剥夺人们的生计或使之成为无家可归的游民。然而，尽管几乎普遍和喧嚣的谴责是异口同声，但所有这些还是发生了。如果使人感到难熬的系统一贯的全球性破坏超出了道德愤慨的连贯性，那么在起作用的一定是其他因素，而不是道德上的无知，也不是哲学家们为此而难以就各种原则达成一致意见。我们可以明智地进行猜度，这些其他因素深深地扎根于社会现实的某些方面，它们或者没有受到道德哲学的任何影响，或者能够成功地承受或避开它所造成的压力；更有甚者，它们使得道德的各种要求因声音微弱而无法听到，或者即便听到也不产生任何效果。
在这些因素之中，越来越违反常规的市场力量不受任何政治上的有效控制，只受到竞争所产生的压力的引导，它们必须被赋予高高在上的地位。来自政治上的限制逐步被摧毁，这便大大地推动了技术的发展，由此，现在的资本可以随时随地自由地流动。这样，社会正义的潜在动力和保护便不再有经济力量的后盾，从而也就不可能期望道德原则的真正实施。政治机构依然留在当地——而决定现存的和将来的事态的真正的权力已经获得切实的超越地域性。正如马尼埃尔·卡斯特尔斯在他那三卷本的《信息时代》[23]中所说的，以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的形式呈现的权力经常流动——而政治机构却被束缚在原地，承受着当地的特色所强加的所有限制。我们可以说，权力已经“从政治活动中解放出来”。莱维纳斯原本把希望寄托于在国家中促进由道德激发出的正义。但是一旦发生上述的情况，这种国家变得不过是一种抽象的梦想，越来越难以确立一个机构，并使其能够承担更不待说完成这样的任务，即贯彻汉斯·乔纳斯所寻求的新的绝对命令——如果这种命令真的被发现、清楚地阐明和普遍地认可。我们可以说：把莱维纳斯的道德应用于解决当代世界的各种困境，所遇到的一个问题首先就是机构空缺的问题。
在目前的世界中，流动性已经成为最为强大和人们最渴望获得的分级因素；愈加遍及世界范围内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各种新的等级的组成成分每天都在创建并翻新。资本的拥有者和管理者所获得的流动性意味着资本再次摆脱了各种责任，这种摆脱就其根本的无条件性而言也的确是前所未有的：不仅摆脱了对雇员们的责任，也摆脱了对幼者和弱者或尚未出生的后代的责任，还摆脱了对每个人的生活状况的自动延续所负有的责任。简言之，就是摆脱了对日常生活和团体的永久存在所负有的责任，从而获得自由。在权力的超地域性与“全体的生活”中存在的持续的地域性之间出现新的不平衡——而现在已经获得自由的权力在发出通知后的短时间内或不加通知就能够流动，可以自由地进行开拓，并自由地抛弃这种开拓所造成的后果。摆脱对后果所负的责任是新的流动性给自由流动和不受地域限制的资本带来的最渴望得到和最被珍视的收获。如今，在筹划投资的“效益性”的过程中不需再考虑应付后果所支付的费用。
资本所获得的新的自由使人想起很久以前的不在场的地主，他们因为忽视了供养自己的人们的需要而受到憎恶，变得恶名昭彰。榨取“剩余产品”是那些不在场地主对自己所拥有的土地的惟一兴趣。这里的确存在某种相似性——但是，这一比较并没有准确地说明20世纪末期能够流动的资本在摆脱了忧虑和责任后所获得的自由，这种自由是那些不在场地主连做梦也想像不到的。
与早期现代时期的不在场地主截然相反，晚期现代的资本家和土地经纪人没有遭遇到对自己权力的限制。这一权力足以强制人们俯首帖耳，因为它稳固强硬，并能够抵制一切反抗。能够使人们感觉到自身的存在、并得到他们的尊重的仅有限制，只会是对资本和资金的自由流动进行行政性的强制干预。然而，这类限制极其稀少，而依然存在的少数几个也是受到巨大的压力，很容易就会被清除，或是因为人们的漠视而渐趋消失。处于接受端的那些人是创造利益这一驱动的注定或偶然的牺牲品，就在他们试图舒展筋骨以显示自己的力量之时，资本便会轻而易举地背起行囊，进入更加适宜的环境，即没有抵制、可塑性高和轻松温和的环境。如果退避可以应付一切，资本便无需卷入其中。
简而言之，技术和政治取消了时间和空间距离，但这不仅没有改进人类的状况，反而趋向于使之极化。这使得某些人从地域的限制中得到解放，并使得某些在团体中产生出来的意义具有超地域性——同时却把其他人仍将被限制于其上的地域所具有的意义完全剥夺，还剥夺了地域赋予人们以个性的潜能。对有些人而言，这预示着摆脱对身体的阻碍之后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并为跨越空间距离进行运动和实施行动获得了闻所未闻的能力。对于其他人而言，这却预示着他们不可能占用和驯化位置，几乎没有机会摆脱位置的束缚而获得自由，以便流动到其他地方。随着距离不再具有任何意义，或者至少不再非常重要，由距离分割开来的位置也失去其原有的大部分重要意义。然而，这对有些人而言获得了意义创造的自由，但对其他人而言却要任凭自己归属于毫无意义。现在，有些人能够随心所欲地从任何位置上流动出去，其他人只能无助地看着自己可能占据的惟一的位置从脚下逐渐滑走。
而今，不仅资本可以独立于自己的载体而流动，信息也是如此；身体在外部空间上的移动和重新安置，对于重新组织意义和关系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必不可少。对有些人而言——那些能够流动的精英们，那些具有流动性的精英们——这实际上意味着“非物质化”，即权力的一种新的无重状态。精英们在空间内旅行，比以前更加迅速——但他们所编织的权力网的宽度和密度并不取决于这一旅行。由于主要以金融形式存在的权力获得新的“无体状态”，权力的拥有者们真正地超越了地域的限制，即便在整体地留“于某地”之时也是如此。他们的权力并非完全置身于“这个世界之外”——并非置身于物质世界之外，只是他们在这个物质世界中把家园和办公室建设得防守严密，他们自己却超越地域的限制，不受使其厌恶的邻居们的侵犯，隔绝了与任何被称为地方团体之间的联系，被局限于团体中的任何不属于他们其中一员的人都不可能接近他们。
因此，除了机构的差距之外，又产生另一个差距。这一差距在创造意义的精英们和所有其他人之间逐步发展拓宽。正如今天的拥有权力的人们使我们想起前现代时期的不在场地主，那些教养深厚并具有文化创造力的精英们也惊人地相似于中世纪欧洲的那些同样超越地域、学富五车并说写拉丁语的精英们。现代建立民族国家的短暂时期似乎是一个更加永恒的规则的惟一例外。在同类规则的指导下，把由杂乱无章的语言、宗教、口头传说、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构成的世界重新改造成同类的国家，这是一项令人极其痛苦的艰巨任务，正是这一任务使得有学问的精英们与“普通人”暂时地直接结合起来（“知识分子”和“普通人”，以及认为知识与权力相互联系的观念都是现代的产物）。现在，建立国家的那一短暂时期已大体结束，至少在全球的富庶地区，即文化精英中最有影响的那些人的家园内，情况确实如此；这样，再继续那种结合似乎不再有明显的（“客观的”）必要。安全地扎根于互联网的各个网站上的电子空间在当代就相当于中世纪的拉丁语，今天的饱学精英们便居住于这种电子空间中；这一空间里的居民与那些仍然无望地在过于真实的物质世界中挣扎的人们几乎无话可谈。他们从这种对话中可能得到的收获甚至更少。难怪“人们”一词迅速地退出哲学探讨的语言范式；如果这个词在大众话语中还有使用的话，也只是在竞选活动中才会重新出现。
曾经被看做民族国家官僚机构存在的理由的那些功能，如今人们已不再指望国家具备其中的大多数功能。在这一点上，新生的国家和在目前状况下存在时间更久的国家毫无二致。有一种非常显著的功能已经被丢弃，或被从正统国家的手中夺走，即在消费发展的节奏和生产率的提高之间维持（正如考奈琉斯·卡斯特里亚迪斯所言[24]）一种动态平衡——这一任务在不同的时期引导着主权国家定期地施加进出口限制、关税障碍或由国家控制的凯恩斯式的刺激内需。现在，几乎所有的主权（严格控制秩序意义上的）国家对这种动态平衡的任何程度的控制都无能为力，而且实际上也没有这样的远大抱负。国内和全球市场的区别，或者更加一般地，国家的“内部”和“外部”之间的区别要想得以维持是极其困难的，除非这种维持建立在“控制地域与人口”这一最狭隘意义之上。
主权的所有三条支柱，即经济、军事和文化，现在都已经被彻底摧毁。当代的国家不再能够独自地平衡收支、保卫领土或鼓励有特点的个性，从而越来越转变为自己无望对其实施政治控制的各种力量的执行者和全权代表。拉美的一位激进的政治分析家一针见血地得出结论说：[25]由于所宣称的全部“民族”经济中新近出现的“百孔千疮”，也由于经济在其中运行的空间的短暂性、非地域性和难以捉摸，全球的金融市场便将自身的规律和规则强加给世界。“‘全球化’只不过是极权主义把自己的逻辑引申到生活之中的一切方面”。国家没有足够的资源或足够的自由运动以承受这一压力——原因很简单，“几分钟就足以使企业和国家本身毁于一旦”（正如最近在墨西哥、马来西亚和韩国所发生的情况）。
在全球化进程的舞台上，国家进行了一场脱衣舞表演，表演终结之时近乎赤身裸体，只剩下其基本的必需品：镇压的力量。随着其物质基础的瓦解、主权和独立的废除以及政治阶层的消亡，民族国家变成大公司的简单保护服务机构……世界的新的主宰无需实施直接的控制。国家政府所需承担的任务就是为自己的利益管理事务。
这一切的全部结果就是“经济”正日益摆脱政治的控制。的确，“经济”这一术语今天所传达的主要意义是“非政治的区域”。正如在以前的那些美好的岁月里，政治活动所遗留下的任何东西都由国家处理——但是，任何与经济有关的东西都不允许国家染指，否则就会使自身和国民遭受危险：在这方面的任何努力都会引发银行、证券交易所和金融市场做出迅疾而又愤怒的惩罚性反应。国家在经济上的软弱无能会再度显著地展示出来，使其当前的管理组织惊恐万状。根据雷内·帕塞特（Rene Passet）的统计，[26]纯粹投机的货币间的金融交易总额每天达到13000亿——是商业交易额的50倍，几乎等于世界所有“国家银行”的储备总量（15000亿）。帕塞特评论说：“因此，任何国家在‘市场’中的投机的压力下能够支撑的时间都不会超过短暂的几天。”允许并期望国家处理的仅有的经济上的任务就是保证预算的平衡、管理和控制当地的各种压力，以便在商业运行中有更加强大的国家干预，保护人们不受到市场混乱状态所造成的愈加险恶的后果的侵袭。
正如让-保罗·费托希（Jean-Paul Fitoussi）最近指出：
但是，只有以经济被置于政治领域之外的某种方式才能实施这样的方案。当然，财政部门虽弊端很多但仍将必不可少，不过理想的做法是设立一个经济事务部门（即管理经济的部门）。换言之，应该取消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责任。[27]
全球金融、贸易和信息产业为了能够自由运动，不受限制和自由自在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它们依赖于政治上的分割，即世界场景的块式划分。可以说，它们都已经在“贫弱国家”发展了自己的既得利益——也就是说，它们在其中发展了自己的既得利益的这些国家虽然贫弱但仍然是国家。这些超越局部的国际性机构在建立之后便可以与全球资本协同行动，它们或是处心积虑或是不知不觉地向所有成员国或依赖于它们的国家施加相互协调的各种压力，要系统地摧毁可能阻止或阻碍资本的自由流动和限制市场自由的一切因素。洞开门户和抛弃自治经济政策的任何想法，都是为适合于获得世界银行和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援助的前提条件，也是为了温顺地服从这一条件。新的世界秩序时常引起人们的怀疑，感到它看起来就像新的世界混乱，贫弱国家恰恰是这种新秩序为维持和再造自身所需要的。贫弱的准国家可以被轻而易举地转变成地方警察机关这一（有用的）角色，以确保商业行为所需要的社会秩序，但是无需担心它们会对全球性公司的自由产生任何有效的制约作用。
经济与政治的分离以及后者对前者的限制性干预的解除导致政治失去其作为有效管理机构的权力，这远非仅仅预示着社会权力的分布的变化。正如克劳斯·奥非指出：[28]这样的政治机构，即“进行集体性选择并执行这些选择的潜能”，已经变得大有问题。“我们也许可以更富有成果地探究是否有人能够完成所需要做到的一切，而不是询问应该做些什么”。由于“界限已经变得可以穿越”（的确，这种变化在很高的程度上是选择性的），因此“主权已变得有名无实，权力变得有实无名，而权力所在的原先位置已是空空如也”。这些变化尚未到达其最终的目的地；这一过程仍在继续，而且似乎无法阻止。“占据主导地位的变化模式可以被描述为‘解除控制’：违反常规、自由化、灵活多变、增强流动性、促进金融房地产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上的各种交易，等等。”这一模式应用得越是始终一贯，推动这一模式的机构拥有的权力就越少；日趋弹尽粮绝的机构愈加无计可施，只能遵从这一模式，假若希望或迫使它这样做的话。
新的全球性自由流动造成一个最具潜在势头的后果，即越来越难以把社会问题转变成有效的集体行为，甚或完全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此外，社会中在传统上承担转变任务的那些人越来越顾左右而言他；其自身的位置和由社会设定的职业中的任何因素都不会促使他们再次肩负起这一职责，尽管这一职责曾一度被丢弃或被从他们的手中剥夺。这两种富有潜在发展势头的变化相互结合，使得目前的世界更不适宜于莱维纳斯所提出的道德模式，而汉斯·乔纳斯那声音嘹亮的召唤不可思议地酷似于荒凉旷野上的尖利嚎叫。
人们的内心夹杂着惊诧和喜悦的复杂心情，把这两种变化宣称为“历史的终结”或“意识形态时代的终结”。由于没有良好社会的规划和幻想，因此不可能宣称已经存在任何社会正义的模式有资格使学识渊博的精英们引以自豪，这显示出价值标准已经怪异地发生逆转。的确，绝对没有任何合乎道德的政治模式或以道德为取向的政治模式，惟有政客们小心翼翼地运用权力索取贿赂或性伙伴的宠爱（在克林顿轻率的性行为所激起的一片喧嚣中，福利国家的基础的崩溃瓦解声已经清晰可辨）；精英们只能坚持认为（除了在竞选期间），平等、正义、大众的利益、良好的社会或有效的公民身份仍然是有意义的概念，要想实现值得追求的目标，只能冒着受到嘲讽或激起人们的愤慨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