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弟弟的保人吗？
范·德·拉安（Van der Laan）教授好意地给我寄来一些颇有思想和见地的研究资料。正如他指出的，这些资料探讨的是“荷兰社会福利救济工作中的重要问题”。我很感激——从他那里，我了解到有关那个国家社会福利工作者集中注意力研究的问题的很多情况。不过，要特别表示感谢的是，我在阅读中获得了这样的确证：荷兰社会福利工作者的忧虑和欧洲其他国家从事社会福利工作的人们的感觉完全相同。拉安教授在他自己的文章里很好地概述了这种普遍的忧虑感。他在文中表明：福利国家正受到攻击，指责它给救治的病房内提供的是舒适的网状吊床，而真正的安全网应该像跳板。换言之，是指责福利国家没有通过提供工作机会的手段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福利国家。
众所周知，社会福利工作的真正任务是消除失业人员、有生理缺陷的人、病残人员和其他好逸恶劳之人，他们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不能维持生计，因而依赖社会救助和照顾以求得生存；然而这一任务显然未能完成。我们知道，社会福利工作就像任何其他社会行为一样，应该根据其成本与效果之间的平衡进行评判。因此，社会福利工作以其现在的形式并没有“在经济上获得任何意义”。只有使依赖别人的人自力更生，使腿脚不便的人独自行走，社会福利工作的继续存在才能名正言顺。一个心照不宣、绝少明说的假设是：对于那些不能自力更生的人来说，因为他们不参加销售和购买活动，社会便没有给他们提供表现自我的空间。“依赖”已经成了一个肮脏的字眼：指代体面的人应该引以为耻的某种东西。
上帝问该隐，阿贝尔去了哪里，该隐气愤地回敬了另一个问题：“我是弟弟的保护人吗？”[52]本世纪最伟大的伦理学家伊曼纽尔·莱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评论道：自从该隐问出这个愤怒的问题之后，一切无道无德便始发其端。我当然是我弟弟的保护人；我是能辨是非的有道德之人，而且将一直如此，只要我不去询问其中的特殊原由。无论我承认与否，我都是弟弟的保护人，因为弟弟的幸福依赖于我的所为和所不为。我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因为我认识到那种依赖并担负起随之而来的责任。如果我对这一依赖提出质疑，像该隐一样要求给予应该照顾的理由，那么从这一刻起，我就放弃了责任而不再是一个有道德的自我。依赖与伦理道德并生共存，沉浮相依。
想到这些，莱维纳斯那唐突的论断就不会让人感到新奇了。它只是以某种不同的词语重申了几千年来一直是犹太基督教教义的核心的东西，发展并更进一步地大大改变了我们对人类和文明的共同理解。莱维纳斯所说的一切，使得对他者的需求以及满足这一需求的责任成了道德的基石——并使得对这一责任的接受造就了道德之人。但是，如果莱维纳斯的论断并不让人感到新奇，那么对依赖的嘲笑和藐视以及与依赖形影不离的耻辱必定是闻所未闻的；或许甚至是犹太基督教文明在其迄今为止的长期的发展史中所经历的最为深刻和极端的新奇之事。现在，我们庆祝那个大胆发端的周年纪念，而它却在100年之后的今天被迫为其造成的后果表示道歉……此时此刻，值得我们对那个新奇之事进行一番思考。
如果今天在全欧洲以各种现代的形式问该隐同样的问题；如果福利国家处处腹背受敌，那么原因则在于多种因素原先的独特结合如今已经分崩离析，虽然这些因素曾经促使了福利国家的建立，并使其看起来和感觉到像是现代社会的自然形态。我们可以说，福利国家在其诞生之时“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但是，现在“同样受多种因素决定的”则是对福利国家的愤恨以及福利国家的渐趋消亡。
已经有些人说过，福利国家的出现标志着道德的各种意图取得胜利：以现代文明社会的建构原则对这些意图进行重新改造。其他一些人则说，福利国家的引入是工会和工党长期斗争的结果，它们要求为人们的生活提供由国家担保的集体保险，因为人们的生活受到反复无常的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威胁。还有其他分析家强调，希望建立政治机构以便消解异议并转移因这一威胁而导致的可能反叛。所有这些解释都可以自圆其说，但是每一个解释都只是抓住了部分实质。提到的一切因素都不太可能自己肩负起建立福利国家的重荷；相反，它们的偶然巧合为福利国家的创立铺平了道路，保证了对福利国家的普遍支持和对承担其全部费用的同样普遍的准备。
但是，即便各种因素的结合原来也可能证明是无济于事的，好在有了把它们联结起来的扣环：使劳动力和资本处于“为市场做好准备”的状态的需求，为这一需要已经由国家肩负起来的种种责任。为了使资本主义经济发挥作用，资本必须能够购买劳动力，而劳动力则必须具有足够的吸引力，作为一种所需的商品出现在未来购买者的面前。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主要任务及其所有其他功能完全实现的关键是“劳资关系的商品化”，以确保劳动力买卖的交易得以毫无阻碍地持续下去。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一阶段（而今已基本结束），发展的速度和利润率都与生产过程中的劳动量成正比。资本主义市场的运作因其起伏动荡而恶名昭彰，繁荣阶段过后便是长时期的萧条；因此并非所有潜在的劳动力资源都能总是得到雇佣。但是，那些目前闲置的就是明天活跃的劳动力：他们目前不被雇佣只是暂时的，处于反常和过度的状态，可以得到纠正。他们是“劳动力常备军”——他们现在尚未成为劳动力，但时机成熟时他们就会变成劳动力，这便决定了他们的状态。正如每一位将军都会说的，管理国家的军队力量要求后备役军人营养充足，身体健康，以便随时准备应召投入战斗。这时，有大规模的劳动力和大批应征入伍的军队，因此国家对自身的力量可以满怀信心，只要每一个人（如果需求增长的话）都能被召入产业劳动力或军队的行列中来。公民的工作和战斗能力是国家主权完整和全体国民幸福得到保障的必要条件。使穷人、有生理缺陷的人、贫困潦倒以及好逸恶劳的人时刻准备好加入这些行列，这是一个彻头彻尾地“超越了左派和右派”的问题，它被认为是全社会的职责，也被认为是得到充分理解了的全民族利益的问题。没有人需要太多的说服就会相信，为社会福利供应所花费的资金花得其所。
如今，大规模雇佣的时代已经结束，至少在我们这里已经结束，大规模的应召入伍军队也已成过去。现代武器意味着只需要少量专业的军人，而现在货物生产中的技术进步则表现在对雇佣需求的削减；投资方式也意味着只提供更少而不是更多的就业机会，全世界的证券交易迅速鼓励那些“萎缩”和“规模缩减”的公司，而对失业率下降则会做出忧虑的反应。
我们必须清楚，传统上被称为“失业的”人们现在已不再是“劳动力常备军”，正如在荷兰或英国的成年男人已不再是军队的后备役人员，一旦有军事需要就会再度入伍。如果我们期待产业会重新召回它曾经使之成为多余的人们，那我们是在自欺欺人。这种可能性有悖于和现代经济繁荣相关的一切：灵活性原则、竞争性原则以及由渐趋降低的劳动力成本衡量的劳动生产率。我们还是面对事实——即便市场游戏的新的规则有望导致全民族总财富的增长，这些规则也必然使得处于游戏之中的人与弃于游戏之外的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然而，这还不是问题的最终结局。弃于游戏之外的人们也被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任凭怎样驰骋想像，都不能认为他们有哪种作用对经济的平稳和获利是“有用的”，更不用说是不可分割的。不需要他们，因为他们不是未来的生产者；但是，在一个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被认做经济繁荣的驱动力量的社会中（我们正是指望“由消费者带动的”复苏把我们从经济困境中拯救出来），穷人是毫无价值的消费者：他们不受到市场哄骗的任何诱惑，他们没有信用卡，也丝毫不能依赖于银行透支，他们所需的商品几乎不给或完全不给商人带来利润。难怪他们被重新划分为“等下阶层”：它不再是一种暂时的反常现象，等待纠正和重新归入整体之中，而是阶层之外的阶层，是永远禁止进入“社会系统”的类别；远离这个类别，我们其他所有的人就会过得更好，没有它我们会更加舒适。
颇具洞见、目光敏锐的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最近出版了名为《劳动的灿烂新世界》一书。这本很有思想的专著的主要论题是，在未来大约10年内，只有一半有工作能力的欧洲人可望得到正常的满工作量雇佣，甚至这一半的人也不能享有长期的保障，而25年前有工会保护的工作中这种保障一定是有的。正如巴黎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丹尼尔·科恩（Daniel Cohen）指出，任何人加入福特或雷诺汽车工厂，原先都有望在那里干到工作寿命结束；而在比尔·盖茨的企业中，获得待遇丰厚的工作的人对于他们明年将身在何处却丝毫不得而知。我们其余的人的生活方式将会是“巴西的风格”：偶尔获得的短期不固定工作，没有合同的保障，没有养老金和接受补偿的权利，但是有可能短期失业，一切听凭顾主的任意摆布。如果乌尔里希·贝克是正确的（而且如果他的预言有广泛的事实根据，并是饱学之士的观点），那么最近普遍流行的“将福利制改为工作福利制”，以便使福利国家成为摆设的各种计划，并不是改变穷人和不享受特权者的命运的措施，而是意在通过重新进行阶层划分这一雕虫小技，把这些人从社会和道德问题中消除出去的统计学意义上的演习。
宣扬所谓“第三条道路”的人也许是正确的，因为他们宣称，“我们所了解的福利国家”的分崩瓦解是一个“超越了左派和右派”的问题，福利国家的创立曾经也是如此。[53]的确，左派和右派的政府同样几乎无法赢得全体选民的支持，除非把享有治外法权的、自由流动的全球性资本和财源引诱到此并使之经久不去。从后者的角度来看，使当地的穷人维持体面的生存状况以实现福利国家的主要目标完全没有“经济意义”。
难怪福利国家颇受“新闻界的微词”。现在很少读到或看到有上百或成千的人被人道的社会福利工作者从最终绝望或崩溃的边缘拯救回来；或是有成百万的人因为有了福利供应而过上体面的生活，从而与原先凄惨的贫穷形成强烈的反差；也或是有成千万的人发现：需要时帮助就会到来，意识到这一点就意味着有了那种勇气和决心，就能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危险，否则成功的生活（更不用说有尊严的生活）是不可想像的。但是，经常读到和看到有成百上千的人耗尽、欺骗和滥用公众权威的耐性和仁爱之心；有上万或许上百万的人被“依赖救济的生活”转变为无能和懒惰的游手好闲之人，不仅不能而且也不愿在工作机会到来之时从事劳动，而是喜好以牺牲辛苦劳动的纳税人的方式生存下去。按照美国通行的对“等下阶层”成员的定义，穷困潦倒之人、带孩子的单身妇女、辍学的学生、吸毒者和假释的犯人携手名列其中，而且很难把他们拆开。把他们联结起来并使他们拴在一起有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他们所有的人都是“社会的负担”。如果他们以某种方式神奇地消失，那么我们会更加富裕，更加幸福。
还有一个更加有力的原因说明为什么当代的穷人——“社会服务的客户”——会从同情怜悯的对象转变为发泄不满和愤怒的对象。我们所有的人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体验到，我们居于其中的世界充满危险、动荡不安并毫无保障。我们的社会地位和工作，我们的技能的市场价值，我们的合作关系和邻里关系以及朋友之间的网络关系，无一不是变化无常和脆弱不堪的——都是停泊我们的信任之船的不安全的港湾。消费者进行持续选择的生活也不平静：试想一下对于我们每天必定做出的选择明智与否的长期焦虑；想一想值得苛求的东西迅速失去其吸引力，而引以为自豪的东西一夜之间就被钉在耻辱柱上；想想我们都拼命追求的个性特征，在我们尚未求得之时它便恶习难改地变成明日黄花，不再受到人们的尊重。的确，生活中充满了忧虑和恐惧，很少有人会说一旦机会到来他们不会去大干一番以改天换地。若要让社会成员接受日常生活的危险和恐惧，我们的危险社会面临着一个艰巨的任务。正是表现为被抛弃的等下阶层的穷人使这个任务的完成变得稍微简单一些。如果他们的那种生活是“留在游戏中”的惟一选择，那么灵活世界的危险和恐惧以及一生的动荡不安显得令人厌恶和难以忍受的程度就会更低一点：也就是说，它们比任何其他能够想到的选择给人带来的感觉都更好。有人会有点玩世不恭地说，我们心理的平静，与生活的妥协，我们已经逆来顺受的生活中可能给予的任何幸福，这一切在心理上都依赖于被抛弃了的穷人们的凄惶和悲惨。被抛弃了的穷人们的命运越是悲苦和凄凉，我们越少感到可怜。
因此，使穷人们的命运与现在相比每况愈下就会让其他所有人的好运锦上添花。这对于穷人们的团结一致的前景来说不是什么好消息——这种团结有些时候会轻轻松松、自然而然地来临，此时，大众遭受的主要压迫是日常工作的折磨和为了生存而在无情的烦琐杂务中每天挣扎。在被雇佣者的困境和失业的穷人们的困境之间曾经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对失业者境况的洞察使得展示在业者的境况毫不费力。如果两者都是悲惨的，那么悲惨的原因根本相似，他们苦难的差异只是一个度的问题，而没有本质的差别。现在，情况恰恰相反，对“依靠救济生存的人们”的同情不会轻易地在我们其他人的内心生发。他们和我们也许都不幸福，但是我们不幸福的原因显然不同——我们的痛苦表现为明显不同的形态，而且不会迅速改变。
每天困扰着我们多数人的恐惧源于安宁的保障太少；相反，穷人们在他们凄惨的境况下却是保障太多。如果我们痛苦，那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具有灵活性和不确定性；但是，不稳定却是被迫过贫困生活的人们最不会抱怨的东西。他们痛苦则是因为缺乏机会，而这个世界却给其他任何人都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大量机遇；然而，我们往往认为，如果他们没有机会，就能摆脱折磨着我们的各种危险。也许他们的收入十分微薄——但是这一收入至少是有保障的，无论发生什么意外，福利支票都会照常收到。因此，这些人无需为了确保明天安然无恙而每天要证明自己的实力。他们无所事事就获得并享有那种稳定，而我们为达此目的拼命地工作却仍然是徒劳无益的。这就是为什么“将福利制转变为工作福利制”的计划可以得到“以灵活的方式雇佣的”的大多数人的支持，这些人的支持已坦率地直言出来，或至少是心照不宣的：让他们也像我们一样受到劳动力市场那起伏不定的波动的冲击，让他们也受到折磨着我们所有人的同样不稳定的困扰……
因此，福利国家失去人们的支持由多种因素决定。富裕有权势的人认为它是无利的投资，是浪费资金，而财力和权势稍逊一筹的人感到自己与“享受福利的客户”丝毫没有一致之处，因而不再把他们的困境看做是自身困难的直接反映。福利国家处于防御的境地，每天都必须反复为自己存在的理由进行道歉和辩论。它在辩论的时候几乎不能使用我们这个时代最为流行的语言，即关于利息和获利性的语言。事实上还可以补充说：无法提出任何合理的论据以支持福利国家的继续存在。对“劳动力常备军”的福利的关照可以认为是所采取的一个合理的步骤，确实可以认为是理性所发出的命令。使“等下阶层”得以生存并使之身体康健，却是对合理性的公然反抗，而且没有任何明确的目的。
可见，我们又回到了起点。在道德和合理的工具理性之间愉快的并存持续了大约一个世纪以后，后者从这一结合中退出，只留下伦理道德管理这个曾经是共享的家庭。伦理道德在孤军奋战时不堪一击，并发现要想固守阵地并非易事。
不久前，人们还认为“我是弟弟的保护人吗？”这个问题已经得到断然的回答，因而也很少再次听到。而今这一问题再次被提出，而且喊声日渐高涨，充满了火药味。希望得到肯定回答的人们拼命地努力，以便使它在以利益为主导的冰冷刻板的语境中听起来令人信服，然而却没有获得明显的成功。他们应该做到的是公开大胆地重申建立福利国家的道德方面的理由——要说明它在人道文明的社会中的存在名正言顺，这是福利国家所需的惟一理由。然而，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保证道德方面的争论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产生什么作用。在这里，竞争性、成本与效果的计算、获利性和自由市场的其他戒律至高无上。根据皮埃尔·布尔迪厄的观点，这些因素正在迅速变成我们的惟一念头（那种不容置疑的信念）的事情中联手作战；但是，根本不存在有任何保证这个问题，因为道德方面的争论是福利国家所剩下的仅有的防御阵地。
桥梁的承载能力是根据其最弱的桥墩的强度来测定的。在一个社会中，人的生存质量也应通过其中最贫弱的成员的生活质量来衡量。既然一切道德的本质都是人们对他人仁慈所负有的责任，那么这也是社会道德标准的衡量手段。我认为，这是福利国家能够提供的惟一手段，也是它所需要的惟一手段。这一手段会被证明不足以使福利国家让我们大家感到一见钟情。虽然它的命运依赖于我们的支持——但是这也是毅然决然、意见一致地赞成福利国家的惟一途径。
除了上文提到的障碍之外，所需的对道德基础的回归还很可能遇到其他的障碍，即它与这个时代处于霸权地位的话语之间缺乏共鸣。这些其他的障碍是社会福利工作中固有的；它们根源于社会福利工作的官僚化，这项工作多年来得以势头不减地继续发展，恰恰因为福利工作的道德本质向来被置于日常惯例这一很少探索的背景之中，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范·德·拉安教授正确地指出了这类自我设置的困难中那些最危险和最令人恼怒的。他认为，在福利制的实践中，“对规则的程序化执行已经取代了道德的评估”。社会福利工作正当与否，逐渐通过它与规则的一致性程度进行评估。如果有大量的且越来越多的情况需要社会福利工作者处理，如果有必要比较人类的痛苦并为之找到“共同的特性”，而这些痛苦的独特性又不允许进行比较和有条理的分类，那么这种评估方式就不可避免。这一趋向本来可能有其恰当的理由，但它造成的结果使得社会福利工作的日常实践更加远离了来自道德方面的原有动力；照顾的对象越来越变成法律范畴的样本，一切官僚机构中都通行的“消除个性”的过程也随之启动。
难怪荷兰和其他国家的社会福利工作者训练有素地相信，他们工作的成败的秘诀应该在程序化规则以及对其精神的适当解释中寻找，也能够在其中找到。如果“规则的程序化执行”取代“道德评估”而成为工作表现的指南，那么一个最显著和最有发展潜力的结果便是急需使规则比现在更加精确和少有歧义，逐渐缩小规则的可能解释范围，使每种情况下的所有决定完全根据“规则指南”做出，并可以根据它得到预测；同时期待这一切都能实现。如果不能实现，该受到苛责的是社会福利工作者及其老板们的草率疏忽和目光短浅。这些信念促使社会福利工作者们检查自我；虽然对反对福利国家的观点的批评日益高涨，但他们总是在自身的失败中寻求解释。他们渐趋相信，批评家指责福利国家所具有的一切问题都能够得到纠正，批评家们也能得到安抚，只要他们这些社会福利工作者们能够在法令全书中设计并清楚地写下客户权利的详细目录，以及我们的行为需要遵守的明确规则……
我认为，所讨论的这些信念和期待都是幻觉。社会福利工作（无论它是其他什么东西）也是我们对他者的命运和福利负有的根深蒂固的责任，而道德却故作姿态地承担起责任；而且，他者越是弱小，越是没有能力提出要求、进行争论和提出法律诉讼，我们的责任就越大。一旦我们想到这一切，那些信念和期待不过是错觉就变得非常清楚了。我们都是我们弟弟的保护者；但是其中的含义远没有变得清晰，也几乎不能使之清楚明确。清晰性和没有歧义也许是在一个“程序化执行”成为遵循规则的世界需要追求的理想。然而，对这个有道德的世界而言，充满矛盾和动荡不定乃是家常便饭。如果不彻底摧毁责任的道德本质（那个世界赖以存在的基础），就不可能消除矛盾和动荡。
困扰社会福利工作的不确定性与道德责任内在的不确定性完全一样，不多不少。它永远居留在那里，只有消除道德意识才能一并消除各种不确定性。正如我们这个时代的另一位伟大的伦理学家，丹麦神学家纳德·劳格斯曲普（Knud Logstrup）所言，如果上帝因为受到“没有直说的命令”而提供了照顾，那么“冲突总是可能的”。我们注定要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摆动，每个极端都有其自身的危险。劳格斯曲普警告说，一方面，“情况可能是我受到挑战，要反对一件另一个人期待并希望为他或她做到的事情，因为惟其如此才会最好地符合他或她的利益”。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仅仅是实现另一个人的期待并满足他或她的愿望，我们与这另一个人的联系恰好意味着不负责任地使自己成为他或她的工具”。“仅仅相互取悦而总是回避问题”是一种对道德关系的诱人的因而也是常见的歪曲；另一种歪曲则是，具有“明确的观点、知道做事情的方式和其他人应该是什么样子”，希望“我们不会因为对将被改变的那些人有太多的理解而分散了注意力”。两种歪曲都是反常现象，我们应尽一切可能避免它们的出现。然而，关键是滑入一个或另一个陷阱的可能性将总会伴随着我们：两种危险都是一切道德关系所固有的——我们的责任被牢固地置于由这两种危险所确定的框架中。如果对责任和照顾的需求“能够详细地直说出来”（正如我们因厌烦了永远的不稳定而经常梦想的那样），那么“需求就会纯粹是一种外在的东西”，“不需要我们负任何责任，不需要我们投入任何人道、想象和洞察”。劳格斯曲普得出结论：“绝对的稳定和绝对的不负责任如出一辙。”“任何人都与重视应用和实现先前已发布了的指令的人一样有思想。”
这一切对于寻求平静和安宁的人来说都是不容乐观的。成为弟弟的保护人，则是被判处终身辛苦劳动和道德上的不安，无论付出多大的努力都无法消除。但是，这对于有道德的人来说又是值得快乐的事情：这是社会福利工作者们每天都置身其中的境况，要做出困难的选择，做出没有保证也没有权威确证其合适与否的选择。恰恰是处于这种境况时，对他者的责任这一社会道德的基石才真正得以奠定。
我们来总结一下在回顾荷兰社会福利工作的先驱时我认为需要思考的要点。社会福利工作的未来和（更一般地）福利国家的未来今天已经不再取决于对规则、分类和程序的改进、限制与进一步强调；也不再取决于减少人类需求和问题的种类或降低它们的复杂程度。相反，它们的未来取决于道德标准和我们共处于其中的社会。正是这些道德标准今天却面临着危机和威胁，其程度远远超出社会福利工作者具有理性和付出辛劳的程度。
福利国家的未来是人道的一个伟大的成果和文明社会的成就之一，它位于道德革命的最前线。这场革命也许会失败——一切战争都有失败的危险。然而，没有危险，则任何努力都不会有成功的机会。理性的论据与事无补。坦率地说，我们为什么应该成为弟弟的保护人，我们为什么应该照顾，我们为什么应该有道德，这一切都丝毫没有“恰当的理由”——在以功利为取向的社会中，一无是处和毫无作用的穷人与游手好闲的人不能依赖理性的证据本身以获得幸福。不错，我们承认，承担责任、提供照顾和有道德丝毫没有“理性”可言。道德只能依靠自己：最好的做法是提供照顾，而不是推卸责任，最好对他人的不幸关怀备致而不是漠不关心。总之，要有道德，即便这不会使人们更加富裕，也不会使公司获得更多的利润。
已经做出决定，要对各种不幸肩负起我们应负的责任。做出这种决定，也是要通过道德标准的质量来衡量社会的质量。我们今天庆祝的正是这已有百年之久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