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部有序，全球混乱
事情若像你所预料的那样运作，也就是说，你在安排自己的行动时对它们可以放心地任其自然而不加考虑，那么一切都会秩序井然。这是秩序的主要诱人之处，即安全，它源于对自己行为的将来结果很少有错误甚或毫无误差的预言能力。你可以去追求自己正在追求的任何目标，全神贯注于自己需要做的事情而无须担心任何意外：只需稍事努力，所有的障碍都逃不出你的预料之外，全部置于一己的运筹帷幄之中。简而言之，就是一切都会井井有条，即便你对事情的秩序高枕无忧；一切都井然有序，即便你不把秩序作为一个问题加以考虑，更不用说作为一项任务，甚至感到没有考虑的必要。而一旦你开始考虑秩序，那便是某个地方的某件事情背离秩序的确切信号：事情渐趋失控，因此必须采取措施使之回复原位。
一旦开始考虑秩序，你就会发现你忽视了各种概率清晰可见的分布。如果凡事都不可能发生，至少不是凡事都以相同的概率发生；如果有些事件事实上必然发生，有些很可能发生，还有些完全不大可能发生，余下的是没有丝毫的可能，那么就不会没有秩序。假如情况并非如此，相反——你尽可以大胆地说——任何事情发生的可能性都是百分之五十，那么就可以说存在混乱。如果有可能预言并因此有可能控制行为的结果是秩序的主要诱人之处，那么正是在所做的和所发生的之间、在“做出事情”和“承受后果”之间明显缺乏联系，这才使得混乱给人带来憎恶、反感和恐惧。
与行为相对应的概率越是不同，行为的结果越具有必然性——也可以说，世界越发有秩序。任何“使一切有条不紊”的努力都可以归结为操纵事件发生的概率。这便是文化的作用，或者说应该具有的作用。皮艾尔·布莱兹（Pierre Bolez）[13]认为，艺术把不可能转变为必然。他就艺术所说的这句话也适用于文化的所有方面。在人工未施、尚未经文化加工的“自然”境况中，鸡蛋再加咸猪肉是极其罕见的东西，因而也是不大可能有的，几乎是一种奇迹；然而，在英国“境况良好的早期时代”，一切事物安分守位，人人在其中都乐天知命；但是，早餐桌上的盘子里既有鸡蛋又有咸猪肉的情况当时是完全必然的，只有傻瓜才会打赌说这不可能发生。
操纵概率并因此从混乱中产生秩序是文化每天都在创造的奇迹。更准确地说：我们正是把这种时刻创造奇迹的现象称为文化。如果常规受到公然反对，并因经常遭到攻击而被认为不够可靠，更无须说想其当然，那么，我们就说出现了“文化危机”。
文化通过分化活动操纵事件的概率。我们都还记得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的断言，历史上的第一次“文化行为”是把女性人口分化为符合性交条件的妇女和那些不符合条件的，无论她们在生育的潜能方面是多么毫无二致。文化是进行区分的活动：分类，隔离，划界——故此把人们区分为因相似而内在地统一但又因差异而外在地分离的种种类别；文化活动还分化不同类别的人们的行为范围。正如弗雷德里克·巴思（Frederick Barth）颇有影响地指出，文化所定义为差异的东西是划界的产物，这一差异不同寻常，足以说明划分类别名正言顺。
我认为，行为的范围因不够清晰而无法合情合理地预料，这就是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在类别的含混中发现的那种“危险”的本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人往往都把这一危险与“模棱两可”的人和事物联系起来，把它和带有不应该同存一处的特征的存在联系起来。这一危险就是分类，它使得人、事物和其他存在具有预言未来因而也使人得以心定神安的价值，所以才得以留存。他们不是正好归于类别，而是总有那恼人的骑墙陋习。这种习惯表现出常规性和由此而来的脆弱性，据认为两者之中存在着“客观实在性”和稳固性。玛丽·道格拉斯借用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之语将他们冠名以“有粘性的”存在，即那些刚愎固执的“中间派”，他们给世界的井然有序造成破坏，并且污染了划分类别的纯洁性。道格拉斯的这一认识是对支撑一切秩序但又有随时将其吞没之危险的混乱进行一种洞察性的窥视。混乱的发现增强了对建立秩序的渴望，也增强了洋溢于建立秩序、修复秩序和保护秩序实践之中的热情。万物都有不确定的起源、含混的状态和模糊不清的命名，即矛盾重重；劳动力因这种“有粘性”带来的压制而得以补足。否则，分化或隔离文化中的劳动者都不会使安全感有丝毫增加，也不会对路德维格·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定义为“知道如何继续”的理解有任何提高。
对调整世界的复杂性以形成综合性的整齐划分所做的任何努力都不大可能成功，因此矛盾重重的状态也不大可能得以消除，从而也不大可能终止对寻求保障的人们的困扰。相反，其反面倒会成为可能：寻求秩序的欲望越强烈，建立秩序的努力越疯狂，那么矛盾重重的成分就越大，它们引起的忧虑也越深。秩序的建立几乎没有可能达到终结，因为它是一种自我推动、自我强化的东西，将在不断战胜自我的运动之中来回往返，周而复始。
分类的“不纯”，边界线的模糊以及边界的可渗透性与不稳定状态之间存在着令人生厌但又是内在固有的联系，因此，它们是建立秩序、保护秩序所产生的并与二者密不可分的恐惧和袭击的永久源泉。不过，它们不是冲突的惟一源泉。米歇尔·克罗齐在他对“官僚现象”的颇有启发性的研究中揭示了冲突的另一种源泉：这就是运用秩序的不在场，运用混乱作为权力的主要武器来取得支配地位。争夺权力的策略就是使自己成为其他人的谋划中的未知变量，而在自己的谋划中对其他人却了如指掌。简单地说，这就意味着支配地位的获得是通过消除限制自己选择自由的一切规则，而同时在其他所有的人的行为上施加尽可能多的限制性规则。自己运作的范围越宽，权力就越大。自己选择的自由越少，那么在权力争夺中胜出的可能性就越渺茫。
以上分析表明，“秩序”是个引起争论且“其本质受到争议”的概念。在相同的社会背景中秩序概念的形成大相径庭。对获取了权力的人来说是有秩序的，对他们所统治的那些人来说则不可思议地近似混乱。在权力之争中，总是希望自己的对立面更“有秩序”，更可被预见；总是想让对立面的行动步骤常规化，剥夺一切偶然性和出乎意料的因素，而惟有自己有权对常规视而不见，行踪可以飘忽不定。由于存在权力争夺，因此建立秩序的过程必然充满了冲突。
克罗齐的发现是在可称为官僚机构的“封闭系统”这种语境中取得的。这一发现揭示出在当前被置于“全球化”这一术语之下进行描述的境况中建立秩序所具有的全部含义，这在他从事研究的当时来看也是始料不及的。需要提醒大家的是，造出“全球化”这一概念是用以取代确立已久的概念——“普遍化”，因为曾经存在这样一种明显的情况：出现的全球性联系和网络与旧概念所暗示的处心积虑和施以控制之间风马牛不相及。“全球化”指代自我推动、自然闲适和游移不定的过程，无人端坐指挥台，无人出谋划策，更不用说有人对全部结果负有责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全球化”这个术语指代在“基本上相互协调的”领地上发生的那些过程的混乱本质，这领地由工业化了的权力即主权国家的“最高权力层次”管辖。在对“新的世界混乱”进行颇有洞察性的研究中，肯·舒威特（Ken Jowitt）注意到“约书亚话语”的失败，因为它清清楚楚或是不言而喻地设想存在一个遵纪守法、基本确定且是预先规定好了的宇宙；他还注意到“约书亚话语”被“创世记话语”的取代，后者把世界转变成这样一种场所：动荡不安，变化无常，任其自然，对毫无定数而且基本上是无法预测的结果进行永无休止的实验。简而言之，就是把世界转变为秩序形象的完全的对立面。
然而，冠名为“全球化”的“新的世界混乱”具有一种真正的变革性影响：秩序本身的贬值。这种意外之事可以从克罗齐的分析中窥见一斑，或者可以根据所有秩序建立中众所周知的自我毁坏倾向而得以预料——但是，只有现在才能够从其为数众多的全部衍生结果中清楚地观察得到。在正处于全球化的世界中，秩序成为无权状态和从属状态的标志。新的全球权力结构的运作依赖于多种对立：流动性与沉淀性、偶然性与常规性、罕有的限制与众多的限制。始于定居者战胜游牧族的历史长河而今似乎正趋于终结……全球化可以以多种方式进行定义，但是“游牧族的复仇”的方式与其他任何方式相比如果不是更好，实际上与它们也是相差无几。
米歇尔·克罗齐提出的权力争夺策略正如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所述的控制社会的监视模式，都曾认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呈现相互交锋的状态。建立常规，实施常规性规则，这把控制者与被控制者牢牢地拴在一起，两者不可分割。打个比喻说，双方都被绑缚在地：权力结构的再生要求有持续的在场和对抗。现今，正是在全球化时代登上历史舞台的获得权力的崭新技巧使这种相互依赖、这种永远的相互交锋成为多余的摆设。新的权力结构的特征是其顶层能够快速运动，而且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其底层自身不能运动，也不能阻碍这些运动，更不用说阻止。逃逸与规避、轻松与无常已经取代了笨重而预示不祥的在场，成为获取支配地位的主要技巧。
那种“常规性的规则”不再是稳如泰山的支配地位所需的必要条件。那些有志于取得统治地位的人们可以长舒一口气，如释重负：从当代的标准来看，常规性的规则这种技巧笨重凌乱，耗费巨资且又原始；从经济的角度看又缺乏理性，易于招致毁灭。人们感觉到其多余性是一种解放，全球的精英们体会到其多余性是理性发出命令的结果，是进步的信号。在现代“监狱般”的社会中若仍然要求纪律严明，那么不仅伤财而且劳命。相比之下，没有限制、消解规则和灵活多变似乎是一次巨大的向前飞跃。
解除约定、取消协定、规避和逃逸等新的技巧而今已经在精英们的掌握之中。因此，余者仅仅由于自身境况的极其危险和缺乏稳定而可以得到控制，使其无从施展，并由此剥夺了他们的限制权力，无须“常规性地控制”他们的行为。过去福特式工厂的雇员们可以运用他们的“捣鬼”权利，迫使管理者们经过磋商以通过一个可以接受的权宜之计，从而达成妥协，所需条件就是聚集在谈判桌旁的谈判各方清楚地认识到他们以及他们的对手别无选择，只得看清这势均力敌的两军对垒工厂主和股东们依靠工人们的友善获取利润，工人们同样依靠他们提供的工作维持生计。而今，情况已不再如此：一方（但不是另一方）痛苦地意识到磋商的合作者可以随时离开；再推一把，那流动的合作者会直截了当地带上行囊投奔他处，再也没有磋商的对象可言。对于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弱者，要想使流动的管理者和变化无常的股东原地不动（因此也使得他们的工作稍稍延长），惟一办法就是通过令人信服地展示自己的弱点和缺乏反抗能力来引诱他们到来并留下。全球精英的新的流动性迫使大众依赖于精英们的自愿投资，这种不确定性具有自我延长至久远和自我强化的能力。由这种不确定性促发的理性策略加剧而不是缓和了不安全状态，加速了受到常规性控制的秩序的崩溃。
皮埃尔·布尔迪厄曾得出结论说，“而今到处都是动荡不定”。现在，动荡不定则成为建立全球权力结构的主要障碍，也是进行社会控制的主要技巧。这一结果的部分原因是采取了处心积虑的“动荡化”策略，它由超民族而且越来越超地域的资本初发其端，并由几乎毫无选择的地域性的国家政府小心翼翼地加以实施；这一结果也部分地因为权力争夺和自我防御的新的逻辑沉淀下来。正如布尔迪厄曾经指出，不大可能有人对未来提出什么要求，除非提出要求的人把现在牢牢地掌握在手中；而正处于全球化的世界中的大多数居民恰恰缺乏对现在的把握。
他们缺乏对现在的把握，是因为决定他们的生活手段和社会地位以及两者未来前景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而且他们几乎不可能或者丝毫没有可能把这些因素夺回自己的控制之下，无论他们是单枪匹马还是拉帮结伙。他们以及与他们处于相似困境中的人们所居住的地方，只是全球机群那壮观的飞行机器用以着陆和起飞的机场，着陆和起飞完全取决于自己的飞行计划和飞行路线，外人对此一概不知，且感到不可思议；作为外人的他们正是不得不依赖于这种变幻莫测的空中飞行才得以生存。不仅生存岌岌可危，就连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关于生活的思维方式也不能幸免。费迪南·托奈斯（Ferdinand Tonnies）对地方团体自治的经典性描述在当时是出于要加强交流，并强化每天的交往。那时，信息不能与载体一起传播，而且对两者的传送运输都很缓慢，因此，近距离就优于远距离，源发于邻近地方的货物和信息比起从远处而来的有着明显的优势。地方团体的边界是毫不可靠地根据流动的数量和流动的速度划定，而流动性反过来又根据可以获得的交通手段来确定。简而言之，空间位置曾经至关重要。但是现在其重要性已不如以前；宣称“地理学的终结已经到来”的保罗·维里立奥（Paul Virilio）认为，空间位置毫不相关：它过去在阻碍甚至限制交流时曾具有的重要意义现在业已荡然无存。
新闻在每天面对面的相互作用的框架中循环，它比起经由电子途径传送和传播的信息，通过重复得以强化的可能性并不更大；恰恰相反，在吸引注意方面新闻处于不利的地位。即便引起了注意，它也可能因为有全球范围内产生并在全球范围内循环的信息的存在而发育不良，窒息夭亡，或是不能引起公众的兴趣，不具有权威性；全球范围内产生和循环的信息依靠自身的宏伟壮观、压倒性的多数和令人信服的力量，不费吹灰之力就将其击败。甚至对明显“具有局部特征”的事务进行解释也往往依赖于诉诸超越地域的同样根源。对于那些在局部诞生和培养起来的观点，若要和电子信息平起平坐，受到尊重和信任且深入人心，它们首先需要用电子手段加以记录，再在“电视上播放”，因而也就只能俯首称臣或是丧失了其显著的团体特征这一财产。因此，在自治团体的控制下分配资源这种观点，即自给自足的“自治团体的观点”，其形成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或者根本没有。
现在，以电子手段传送信息瞬间即可完成，而且只需要把一个插头插入插座；而试图对电子媒体视而不见的团体内交流不得不（过去总是如此）依赖于聚会和对话等传统的媒介，其速度有“天然的限制”，且费用昂贵。这一点所导致的结果便是空间位置的贬值。非电子的外在空间内发生非模拟的交流，这一空间只是为从根本上超越地域的电子空间信息的发送、消化和回收提供了一个场地。以当地电话的税率向进入电子空间的交流收取费用，这或许曾敲响了团体自治的丧钟；无论如何这也象征着团体自治从此被埋葬。手机甚至不用有线网络和插座，它的出现给空间邻近有利于精神世界的亲近这种说法以致命的一击。
局部位置的那种渐趋增强的“他者指向性”预示着团体的传统形式将迎来它的艰难岁月。传统形式里包含着的是经常发生又持续长久的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稠密网络，它构成对信任进行长期投资的基础。正如理查德·森奈特曾在他的《对性格的侵蚀》一书中指出，“‘任何一种长期’都不会破坏信任、忠诚和相互间的协定”。但是，现在，“随开发者的魔杖所及，在生活中出现这样一种地方，它昌盛繁荣，并且不出一代便开始腐蚀一切。这类团体并不缺乏对交际的擅长或邻里和睦，但其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长期亲眼目睹另一个人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转瞬即逝的联系形式比长期联系对人们更为实用”。[14]
局部位置的贬值使得“当地人”——这些人因缺乏必要的资源而不能自由移动，不能改换地方——渐渐地失去这样一种环境，受欢迎的寻乐的游客或寻找商机的旅行商人与引起人们反感的寻找生计的“经济性移民”之间存在的全部差异都是由这种环境造成的。今天，不可流动性是社会剥夺的主要手段，也是没有自由的主要方面；越来越普遍地把监狱禁闭作为对付社会渣滓的方式也富有象征意义地反映了这一事实。
另一方面，高速度地流动，不管距离多远都有能力高效率地实施行动，因缺乏局部化的协定或者即便有也可以轻易将其取消而能够自由运动，这一切现在都是全球范围内也是局部范围内社会分层的主要因素。出现的权力结构与其说和经过演化而沉淀下来的社会的运作方式相似，毋宁说与游牧社会的运作方式相似；沉淀性，特别是没有选择的沉淀性，正迅速地把财产转化为障碍。
这里并不是指麦克尔·汤普森很久以前发表的对瞬时性和持久性各自所具有的社会意义的研究结果——两者不仅表明特权阶级往往普遍并永远地在自己的周围敛聚可持久的财产，并使自己的财产得以持久；也表明另一种相似的倾向，即把社会中的贫弱和权利剥夺与短暂存在、瞬时即逝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两者之间的这种相互关联适用于已知的过去的大多数社会，或许适用于所有的社会，但它正处于被逆转的过程中。现在，它标志着特权阶层要去轻松地旅行，以避免对财产的长久依附；它也标志着将对一些已超出自己应有寿命的事物进行剥夺，而且这种剥夺将能够与它们长期相伴。
进入新的全球精英圈的敲门砖是“有信心居于混乱之中”，有能力“在混乱之中保持积极活跃”；取得其会员证就意味着有能力“把自己定位于多种可能构成的网络中，而不是在一个特定的工作中停止不动”；取得观光证就意味着“愿意抛弃所获得的一切”——“是悉听尊便，如果不是主动放弃”。这些都是理查德·森奈特在同一本书中研究比尔·盖茨（Bill Gates）的性格时所搜集的全部性格特征。这些特征之所以会成为主要的社会分层因素——事实上，它们是元因素，使社会定位所需的其他一切附属条件具有意义并得以启动——是因为它们根据具有这些特征的人的周围环境而给他们的生活施加完全相反的影响。性格特征给身居高位者带来享受不尽的令其快乐的自然闲适，却“给处于结构灵活的社会体制中的较低层次、从事劳动的那些人带来的则是自我毁灭”。
确实，不在场地主的当代翻版所具有的新的自由使得“那些处于社会较低层次的人们”的生活环境日新月异地越发灵活（因而也愈加动荡不定，缺乏保障，少有安全）；这如果不是出于匠心设计，那么也是在不知不觉但又势所必然中产生的结果。正如罗杰·弗里德兰德（Roger Friedland）话含讥讽地说道，身居高位者“庆贺之日，便是他人遭受痛苦之时”。人一旦沿着社会的阶梯向下滑去，那么让人感到心醉神迷、并且心甘情愿地揽入其怀中的轻松自如，便随之逆转成残忍无情而又无法抗拒的命运所带来的诅咒。
混乱已不再是理性、文明、理性的文明和文明的理性的头号敌人；它也不再是黑暗和非理性所具有的权力的缩影，虽然现代性曾经坚定地认为就是如此，并且竭尽所能地要加以消除。的确不错，民族国家的政府及其法庭文书还一如既往地对秩序规则口是心非地表示重视，但是，他们日常的所作所为却是要逐渐地但又毫无仁慈地拆除通往“具有创造性的混乱”的最后障碍；有些人如饥似渴地追求这种混乱，而有些人则心平气和地接受，视之为命运做出的裁决。我们时代的政治用语中的“秩序规则”无非意味着要处理社会的弃儿，即生计和生活本身之中新近出现的“灵活性”所产生的漂泊流浪之人。至于其余的人，则有与秩序规则完全相反的更多的灵活多变、更多的动荡不安和更多的外来打击在不远的前方恭候他们。
如果权力流动，并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话，那么在对那些“被缚在地”的人们的剥夺中政治机构也难辞其咎。而今，“地域”因为已是手无寸铁，也不再有独立的幻想，故而对那些可以自由流动的人来说已失去其大部分价值、吸引力和磁性力量；而对那些自身已被定格，却奢望阻碍甚或阻止怀有遁身之术、动作灵巧的大师们的自由流动的人们来说，“地域”变成了虚无缥缈的目标，是一场梦幻，而非现实。对于可以流动的人们，地域的治理和管辖任务越发像一种肮脏的工作，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地避开它，并把它留给那些处于社会结构下层的人们；他们非常软弱，易受攻击，只得接受这些琐事，即便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努力必定非常无聊，毫无效率。而且，因为与一个地方的所有协议、与当地居民的全部约定都被看做障碍而不是财产，所以，现在很少有哪个“跨国”公司愿意在当地投资，除非被选出的权力机构对其行贿——“给予补偿”并“保证其没有风险”。
时间和空间的分配对于全球权力阶梯中的不同层次来说存在差异。拥有权力的人只生活在时间之中。没有获得权力的人生活于空间之中。对第一类人，空间无关紧要。而后者却拼尽全力要使空间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