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和清晰性：失败的冒险故事
矛盾重重、含糊不清、模棱两可……这些词语传达出神秘莫测和不可思议的感觉；还显示出名为动荡不定的困境以及被称为优柔寡断或犹豫不决的抑郁思想状态。若说事物或情况矛盾重重，就意味着对将要发生的一切不能做到心中有数，因而也不清楚如何应对，不能预测行动的结果。凭直觉或逐渐养成的习惯，我们讨厌并害怕矛盾，因为它是保障和自信的大敌。我们往往相信，如果情况不是含糊不清的，如果很清楚该做什么，并且对行动之后可能会发生什么后果一清二楚，那么我们就感到可以越发高枕无忧，更加舒坦闲适。
怀疑理性，意志优柔寡断，这两者是人类思维中的两个有机组成因素各自所具有的病症。在矛盾这一困境中，两者聚集并融合在一起。如果意志不能确定该做出何种选择，那么作为理性活动的领地的大千世界就会显得模糊不清（就是说，发散出费解甚至矛盾的信号）；理性所反映出来的世界的含糊不清以及意志所遭受的动荡不定相伴而生，消长与共。只要习以为常和遵守常规的行动能够解决问题，世界就是磐石一块，不会引起疑虑。但是，如果我们开始犹豫不决，如果遵守常规的行动无济于事，而且我们不再能依赖于习惯作为指导，那么我们便认为世界是模糊不清的。这时寡断的意志就影射到“长存于彼的外部”世界，反复地感知世界的模糊。理性带来的信息显示世界“无法得以充分的解释”，或者世界的本质是不能确定的，因而它最终告诉我们的是人类的意志缺乏自信。
表述这一切还有另一种方式，就是指出对游移飘忽、疑问重重的世界的感知与人类自由的限度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能够做到的和想要获得的越少（即选择的机会越有限），“生活的事实”越简单明了，选择的范围（包含想像世界中的未来的各种可能性）变得越宽，来自此时此地的真实世界的各种信号就显得越发不够明显和不引人注目。
然而，这只是首次趋近问题的实质。更为细致的观察表明，自由的体验并不与一块整体分割开来（亦如意志本身，是实践和想像的糅合）；自由的体验由“我可能做出什么”的预感和“我希望做到什么”的感觉混合而成。能力和希望也许恰巧一致，天衣无缝地融合成实施行动的断然决定。但是，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它们并不相互一致，矛盾心理是对它们不相适配的第一直觉。如果各种可能选择的数量超出了意志的容量，矛盾心理就会以不安和焦虑的形式浮现出来；如果情况相反，希望获得的状态与获得这些状态的能力不能相称，那么矛盾心理就表现为有意见分歧、退却甚或拼命地渴望逃逸。
现代性溶化了一切固体，把一切神圣的东西拉下神坛，而后便进入希望和能力之间永远失调的时代。由于同样的原因，这也是矛盾以其两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时代。当然，也是自由的时代。这个时代特别现代和多疑的批评植根于一种令人苦恼的想法：事物并不像其外表那样，而且我们偏巧置身于其中的世界并没有坚实的基础，不足以使这个世界是必不可少和无法避开的。矛盾、自由和怀疑的同步出现并非“纯粹的巧合”。可以认为，这个现代的三位一体中的任何一个因素的出现若没有另外两个结伴而行都是不可想像的。
当然，这种怀疑主义并非现代的产物。随着中世纪基督教文明中原有的确定无疑受到侵蚀，怀疑主义便席卷了整个欧洲，于17世纪初期达到顶峰。当时，它表现为对很久以前由诸如艾奈西狄姆[35]（Aenesidemus）或塞克斯托·恩皮里库斯[36]（Sextus Empiricus）之类的人提出的古代的论点进行重新解读、改头换面和彻底审查；甚至有人将它命名为“庇罗[37]极端怀疑论的危机”，以便对作为古希腊法典的惯常使用的怀疑论表示崇敬。然而，古希腊怀疑论思想和它在现代的改版之间存在着非常重要的深刻差异。在恩皮里库斯看来，怀疑一切应该并将会促使思维的健康发展；而蒙田（Montaigne）及其追随者们则认为，怀疑一切会导致疯狂。敏锐的历史学家和分析家理查德.H.波普金（Richard H.Popkin）认为，古代的极端怀疑主义者“完全达到了心神安宁，即内心的平静和镇定”。[38]然而，16、17世纪的早期现代怀疑论者习惯了另一种看法，即他们及他们同时代人的生活中所遵循的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具有“普遍的重要意义”。对他们来说，“怀疑不会带来内心的宁静，只会导致各种噩梦般的感觉——没有现实，我们总是遭受欺骗，上帝是个骗子，我们不掌握任何真理或确定无疑的东西”。[39]古代的怀疑主义摆出的是贵族的架势。古希腊时期自发的怀疑论者希望，一旦知道任何事情本身都没有好坏之分，没有任何方法能够证明事物具有如人们相信它们所承载的那种价值，那么，欲望造成的折磨就会随同未实现的希望带来的极度痛苦以及对损失的恐惧一起烟消云散；因此怀疑论者高兴地迎接随之而来的快乐和宁静。“庇罗怀疑论的危机”没有任何随意或贵族的特征。当时，正是大众世界的根基受到摇撼。越发破旧不堪的传统秩序中越发明显的混乱，把早期现代时期的怀疑论者吓得胆战心惊。发现这一点使他们感到震惊，害怕得不知所措，发誓永远奋斗不止，直到对世界的一清二楚和毫不含糊的认识找到或建构了坚如磐石的基础。比如，莱布尼兹（Leibniz）“把暂时停止做出判断解释为‘怀疑’，认为怀疑是无知导致的自然而然的状态，它使得人们听凭情感中的冲动的摆布。显然，深受感情冲动之害的人感到不安；要从不安状态中获得镇定则会显得十分荒唐”。[40]
对古代的怀疑论者来说，勇敢地面对世界的最终不可知并拒绝遵从（没有根据的，只是凭习惯的）常规的做法是一种区别性特征——标志着哲人们的高尚和平静，通过自己艰苦的思考而摆脱了大众平庸的争论，继而进入柏拉图式的沉思与冥想的世界。但是，早期现代哲学家们对自己的作用和职责看法不同。当时的世界痛苦地呻吟于古代政治体制的废墟上，他们要参与现代时期的伟大运动，努力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建立秩序。新的秩序来源于理性，而理性是人类建立秩序的惟一可以信赖的武器。将理性的“它是”转化为人类行动的“你应该”是哲学家的天职。现代哲学家从一开始就受到一种渴望的困扰：要建立而不是毁坏世俗生活中的联系纽带。因此，怀疑论者的预言是祸害之源；他们的论述令人讨厌；世界的模糊不清产生刺激；犹豫不决标志着无知，将由基于知识的确定无疑取而代之。
在现代哲学家那假定的天职和现代权力机构所关心的问题之间有一种亲和力——一种选择性的亲缘关系，两者都肩负着面临“新的开端”这个艰巨的任务——“自然”秩序自我繁衍，自顾自怜，恒定不变，但是它现在已不再可行，要在这“自然”秩序的废墟上建立起人工的秩序。理性把两者的任务联系起来；理性中没有矛盾，而且受到被排斥在外的中间力量的支配，人们深信理性是矛盾重重和优柔寡断的看不见的大敌。哲学家们因为他们的能力和职业而成为理性的代言人。
这些“思想家”是法国国家研究院的学识渊博的成员，研究院建立于1795年，其纲领是探索各种方式和方法以便塑造出适当的男性公民并且控制他们的欲望。研究院的发起者德斯图·德·特雷西（Destutt de Tracy）在他的回忆录中解释说：“我们意志中的好与坏的倾向总是和知识的范围与精确程度直接相关。”“思想家的任务就是创造一个合乎理性、受意识控制的思想秩序。”因此，思想家们寻求建立与数学一样精确的道德和政治科学。[41]研究院中最杰出的成员孔多塞（Condorcet）认为，人类社会表征为巨大的几何建构，其中的一切都决定于“固定和恒常的因素”；“因而有可能创立一种社会科学以便精确地筹划人类社会未来的所有行动……筹划的方式就像计算日食或彗星的回归一样准确”。[42]
启蒙运动是一种选择性的规划，而铺平通往理性的道路需要双重措施和双重策略。一种策略用于真正知识的拥有者和保护者。正如波普金指出，对于斯宾诺莎（Spinoza）来说，
绝对没有可能值得怀疑的问题，因为人清楚地知道一切，并且知道自己对问题很清楚，否则人就处于无知之中。想要反驳斯宾诺莎的怀疑论者，只需考虑自己是否完全清楚或理解某件事情（这就意味着清晰而确定的知识）。设若怀疑论者认为自己不具有这种知识，那么就可以认为他是一个无知的人，不知道反驳所需要的基本的东西是什么。[43]
需要补充的是，斯宾诺莎的相反观点不仅表明哲学上的分歧，并且表明一种社会分割。“完全清楚”是一个并非任何人都可能获得的选择；事实上，只有少数精英人物才能获得。默森奈（Mercenne）、伽桑地（Gassendi）甚至笛卡尔（Descartes）都反复指出，在哲学家的思维中会激起疑虑的东西，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仍然是确定的。后者只需日常的精确就能够完全从容地生活，这种精确也因为无人加以思考而越发值得信赖和不可动摇。这种情况下，理性的策略与其说引导大众进行批评性的思考，使他们就自己的体验中显得清清楚楚的现象进行反思，倒不如说改变他们的体验，使之变得真正一清二楚，因而也就使一切反思都是多余的了。例如，海尔维特斯（Helvetius）认为，由于普通（无知）的人们不具有批评能力，所以区分善恶的任务就完全落到立法者的手中，因为立法者能够遵从理性，制造一个扬善弃恶的人类环境。艾立克·福格林（Eric Voegelin）总结说：
重建的职责转移到分析家的身上，由他们组织立法者在外界创造出一种社会环境，它反过来又通过运用疯狂了的人的心理机制，诱发出行为和道德标准之间的外在的一致……
简而言之，所发生的结果是，分析家和立法者妄称自己拥有社会中的善的特质，而否认其他人也有同样的品质。人类分化成遵循快乐与痛苦机制的大众以及为社会整体利益而控制这些机制的人。通过劳动分工，人的本性在大众和领袖中得以区分，从而惟有作为整体的社会才构成整体的人类。[44]
海尔维特斯总结说，“不应该抱怨人的恶劣，而应该抱怨立法者的无知”。凯巴尼斯（Cabanis）指出，“医学和道德是同一种科学即人学的两个分支，都依赖于相同的基础”。环境的结构决定并调节“肉体的敏感性”，且由此决定和调节“思想观念，情感和激情，美德和罪恶”。“正是要通过研究肉体和道德之间的恒常关系才能引导人类走向幸福，使人习惯于具有很强的判断力和遵守道德的必要性”。[45]德斯图·德·特雷西对现代精神病学和现代教育的先驱之一的皮奈尔（Pinel）大加称赞，因为后者“证明治疗精神错乱的人的方法与控制激情和指导普通人的观点的方法并无二致，两者都在于形成习惯”；并以同样的方式说明，对大众的道德教育应该基于仔细地观察野蛮人、居住在偏远乡村的农民以及儿童和动物。[46]甚至康德也把人类道德改善的希望寄于普通人的理性能力，悲叹统治者对“启蒙思想家”采取不信任态度。他指出，启蒙思想家“并不以友好的态度向人们表述思想（人们自己很少或丝毫也不留意他们和他们的作品），而是以尊重的态度向国家陈述自己的思想”；康德坚持认为，国家的任务正是创造条件，使由理性引导的道德判断得以繁荣昌盛，并且支配最高统治者；只有沿着“自上而下”的路径才能取得进步。[47]
现代哲学家与现代统治者之间的和谐从来都不是彻底的；不和谐时时迸发，成为公开的冲突。冲突和这样一种表面协调同样地突出，即存在于对一清二楚的真理的哲学追求与对毫不含糊的秩序的政治追求之间的表面协调。康德或许是启蒙思想家中最有洞见的，也是人的“自由身份”这一概念的执著提倡者。他做了大量的设想，并警告说，“我们”（哲学家）能够预先向人们提出规定，建议他们应该做些什么，但是却不能预言他们将做些什么。自然，统治者们的需求更多；对他们来说，最为重要的是结果，而不是导致结果的原则。因此，他们经常地而且和他们的政治问题或风格毫不相关地指责那些思想界中“闲散的梦想家们”，说他们心不在焉，不切合实际，置身于世外桃源之中。然而，尽管存在着所有的那些相互之间的怨恨和摩擦，但是却有一个统一的目标，使得立法理性的现代发言人和立法的政治实践者两方所做的努力相互补充，产生共鸣。这是一场就思想的模糊性和行动的偶然性这对孪生发起的战争。简而言之，是因矛盾而发起的战争。
要面对模糊不清、难以理解和出乎意料，这绝不是现代的新奇产物。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新奇的：无法获得古代和中世纪的久经考验的方法，以便避开人类命运和前景的毫无定数所造成的心理的和现实的后果。现代性拒绝采用古代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既拒绝高尚的听天由命在现代性时期的非常激进/怀疑一切/愤世嫉俗/恬淡寡欢的翻版，又拒绝基于实践智慧的妥协这种中庸的亚里士多德式的解决方法；现代性也拒绝基督教式的解决方法，即无限制地信任上帝，听命于上帝那根本的神秘莫测。第一种解决方法不可接受，因为现代性不像经典的古代，它有自己的工作要做：创造一个不会从天而降的秩序，为未来塑造一种可以接受的形式。因为这个目的，现代性需要准确了解因果联系和因果序列，其精确程度类似于建筑师和医务人员在工作中所要求的。第二种基督教式的解决方法也不起作用，因为在现代世界中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人力能够控制的，只有服从或可能服从人类控制的事情才被认为是值得思考和关心的。现代性并不否认存在的根本的神秘性——至少没有以大量的文字表述这一点；它只是把神秘从理性的议事簿上抽取出来，任凭公认不切合实际的诗人们摆布。现代性公开宣布不值得花费时间来解决这一问题，而是集中精力于自己的控制能力所及范围内的事态的证据，因为这些证据遭到混淆和扭曲。
但是，在前现代时期，自我演变的常规衰败之后，秩序的设置与维持，即人类状况的建构如今成为急需人类控制的事情之一。“结构”这个概念意指对各种可能的控制。如果某些事件比其他事件更有可能发生，如果某些其他事件完全不可能发生，并且各种可能性组成的层级保持相对恒定，那么事件发生的背景就“有了结构”。在人类事务中保持秩序，最后就凝聚为增强一种行为的可能性，而降低或者完全消除其他行为的可能性。如果这一努力得以成功，那么就可以预测各种事件的转变，也可以预测行为的结果。换言之，就会有可能预先塑造未来。
早期现代性的突出特点是有大量理想化的文献出版，供人们阅读和争论。现代乌托邦绝不是漫天飞舞的奇思怪想或肆意横空的想像带来的无用产物，而是受到人类控制的未来世界的蓝图，是对促使那个世界到来的意图的公开宣布，是对达此目标所必需的方法的认真筹划。它们也是试管，现代思考的基本组成成分在其中混合，现代的雄心壮志在其中沉积并成形。现代乌托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集中注意力于精心筹划日常生活的环境——规划和设计城市的空间，因为估计未来世界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公民都将在其中居住。人们希望外部环境的清晰和一致将会带来人类行为的清晰和一致，不给犹豫不决、反复无常和矛盾心理留下任何余地。
早期现代乌托邦的作者和读者最急迫的任务，最近已由布洛尼斯劳·巴克兹科（Bronislaw Baczko）进行了颇有洞见的探讨和完整的记述。[48]在整理比较了当时关于乌托邦的广为人知的几十份论文之后，他发现，“在整个一个世纪中，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不断地重新虚构完全相同的城市”。当时，有关乌托邦的虚构惊人地相似，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所有乌托邦的产生都是基于共有的固定观念：背景的透明性和明确性，能够消除或避开危险的选择所产生的痛苦。“在这些城市中绝没有混乱：到处都是完美和惊人的秩序……”“很容易在其中立足”。“城市中任何东西都有各自的作用……”“到处都有完美的规律性。街道宽阔笔直，给人的印象是它们是用直尺规划出来的”。“城市中几乎所有的组成部分都可以相互替换”。各个城市“相互之间极其相似，参观其中的一个就会感觉已经遍览了全部”。“陌生人根本无须问讯……建筑师已经用一种通用语言向他述说了一切”。还有另一个问题：乌托邦的蓝图传达了绝对开端这一观念，它将成为现代行为的常规前提。任何完美的秩序都不可能出自盘根错节的历史偶然事件，因为它们在本质上模糊而且混乱。因此，“城市规划的想像和思考完全拒绝参照一切历史”。具有现代精神的乌托邦先驱们渴望和急于建立的城市“绝对不留下过去的丝毫痕迹”；它们具体地表述了“对历史痕迹的强烈反对”。
最有历史思想的人类文明向历史公开宣战，这便是对矛盾的战斗归根结底所要达到的目标。人类生活的环境再也不能听凭偶然事件的摆布，再也不能任其成为不一致和不协调的各种力量表演的游戏所产生的结果。人类在其中做出决定的背景需要细心设计，并清楚地标上易于理解、具体明确的符号。意义的缺乏和过剩，可能解释的不足和冗余，这些都是人类世界的理性机构从长远来看所不能忍受的混乱，只能把它们视作暂时的刺激物。名称与事物、词汇与意义完美地一一对应；一套规则中既没有空白的地方，也没有超载的指导说明；采用的一种分类法使每种现象只有一个文件夹，而且每种现象绝不多于一个文件夹；任务分工使得行动的每一个部分都有一个代理，但又不多于一个。简而言之，世界对每一种情况都有一个明确的（有规则系统而不仅仅是启发式的）灵验方法加以处理，没有一种情况不附有灵验的方法。在所有这一切实现之后，现代性便随之到来。但是，为创造一个满足这些苛刻标准的世界，首先需要清除建筑工地上过去的行为所产生的凌乱的杂物，因为它们都会阻止理想的实现。因此，现代性是创造性毁灭的时代，不断地拆除和破坏；“绝对开端”是立刻废弃所有相继出现的国家的另一面，所以也是永无休止地努力去摆脱昨天的历史。
换言之，现代的思维所具有的规划是以立法取代历史，以逻辑上连贯的法律规范取代没有得到控制或是无法控制的“历史规律”（现代思维把历史只看做其自身的实用原则在镜中的反像，作为制定法律的中介——尽管也许并不完善，因为受到交织出现的激情和偏见的阻碍）。现代思维是立法理性，现代实践是立法的实践。
如果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下人类意志内在的自相矛盾，[49]那么似乎有理由认为，努力进行现代立法（或努力用明确的法律规则向矛盾现象开战），本质上就是意欲在意志中潜在的不和谐的两个方面“我能够”和“我想要”之间求得协调。弗洛伊德曾经说过一段无人能及的话，“秩序是一种要求重复的强制，一旦坚决地制定了某个规则，它便决定实施某件事情的时间、地点和方式，这样，在任何类似的场合都不会有犹豫不决和优柔寡断”。[50]现代文明努力建立这一秩序的方式，是把“受到外部世界影响的”“快乐原则”改变成“更加适中的现实原则”。简而言之，“现实原则”意味着把“我想要”简化为“我能够”。
似乎是遵从了黑格尔的指令，现代性把自由界定为已知和已经理解的必然性。杜尔克姆（Durkheim）曾经认为，社会限制就是集体意识和惩罚性制裁，它威胁个体特异的、藐视常规的行为所造成的持续压力，但它又是“真正自由”的必要条件；杜尔克姆坚持说，舍此则不是获得更大的自由，而是遭受奴役——不受社会强制的个体只能是居无定所的本能和欲望的不幸的牺牲品。个体自由的秘密就在于业已建立的社会法律的强制性力量。获得自由意味着能取所需，希望恪尽职守，绝不奢望非我之物。适当地“社会化了的”个体（也成为“快乐的个体”和“真正自由的个体”）不会体验到矛盾，也不可能有所需和能力之间的冲突，不想做力所不及的事情，只想做因享受自由而必须尽到义务的事情；惟有这样的个体才不会认为社会强人所难，令人生厌，因此才感到真正的自由和快乐。
随着自我建构的前现代背景的分崩离析，“无根无系”或“毫无阻碍”也随风飘去。可以说，现代性处理这一矛盾的方式就是调整个体的需求，以适应人为设计、法律制定的社会背景使之“现实可行的”一切。我们也可以运用这一策略，对现代性那隐蔽但又恶名昭彰的极权主义倾向追根溯源：在这一策略的框架内，需求和能力之间的和谐若果真能够建立，那么真正建立的条件是要有集中的立法权力，要有普遍存在且合乎规范的综合性规则，将所有对抗势力（集体的以及植根于蒙昧无知、桀骜不驯的个性特征深处的那些势力）非法化，并且解除它们的权力（以至最终消灭）。
而到了我们自己的这个时代，有两件事情变得越来越清晰：这一策略没有实现自身的目标；它已经基本上被抛弃——或许甚至被逆转。可以补充一点，抛弃并非出于策略的失败；抛弃率先到来，而且只有在那以后以回顾的方式才能完整清晰地看到失败的必然性。
消除矛盾这一现代策略已经以失败而告终，主要是因为它在产生影响时固步自封，处处受制，这与现代性其他内在的动态方面相互冲突——比如不断有“新的开端”和“创造性毁灭”作为生活的方式。“稳定状态”，“平衡状态”，“沉着状态”，完全满足全部（假定是固定不变的）人类需求的状态，这种状态曾被早期经济学家确定为人类最终的生存状况，而且“看不见的”市场也将引向这一状况。但是最后证明，这种状态成了不断消退的幻景，需求的无情力量比满足这些需求的能力增长更快，从而使幻景更加不可企及。实施消除矛盾的现代策略的成功的可能无论多么微小，其先决条件都是：相对于满足它们的“客观可能性”来说，需要或需求或欲望永远处于从属地位。
这一策略现在仍在实施——但只用于“低级阶层”，“新近出现的穷人”，“靠接受福利生存的人”——用于被公认为不能控制其需求和能力之间的内在冲突的那些人；惟有在他们那里，“我们付不起钱”这句话才能打动别人的心弦。至于余者——社会中的那些多数人，社会的主体，确定社会模式的部分——只要社会的潜在能力允许，需求就会被赋予绝对的优先权，并被认为具有创始力量和推动力量的作用。我们以不断增长的商品需求来衡量“经济发展”和经济的全面“健康”，并以不断增长的“消费能力”来衡量经济建设的成功。正如皮埃尔·布尔迪厄在他很有启发性的研究当代文化的著作《区别》一书中表明，各种需求的产生而今正在替代合乎规范的规则，广告宣传取代思想上的劝导教化，引诱取代了管制和胁迫。可以说，大众是以消费者而不是制造者的身份与当代社会一体化的；只有需求超过他们目前的满意程度，这种一体化才能稳步进行。
这就是消除矛盾的现代策略几乎被放弃殆尽的原因（这里重复一下，惟一例外就是它还用于对付社会的边缘力量——其边缘性恰恰在于他们实际上不能处理源于需求和能力之间差距的矛盾，而且这种无能为力还被认为是他们内在的特性）。“我需要”和“我能够”之间永远的不协调，更准确地说是需求超过目前满足这些需求的能力，这种情况正转变成社会背景的引导原则，它表现在三个方面：个性特征的形成，社会一体化和系统的再生产。但是，这种不协调又生发出比以前更多的矛盾；有人可能会说后现代（消费主义或消除规则）的社会有一种强大的源泉，在个体的生活中维系着很高水平的矛盾状态。生活语境（如果我可以使用这个地道的后现代概念的话）的模糊不清对后现代状况来说是“实用的”。
现代策略注定失败还有另一个原因。现代社会没有遵循它们与生俱来的极权主义倾向一直发展下去（幸而这类情况在现代性的历史中绝无仅有），因而只是在局部地区应用这一策略，并且“随着问题的出现”“一次用于解决一个问题”——这与其说是综合性的全面计划，毋宁说是控制危机。因此，每一次努力简化和澄清一个特别令人烦恼的混乱局面都必然产生新的“灰色区域”，没有哪一片有人的土地和环境中没有含糊不清的界说存于其中，还有反复无常和一般不相协调的局部秩序与之连接，甚至更糟的是与之交相重叠。
正如乌尔里希·贝克在他的《冒险的社会》一书中所说明的，现代社会秩序的“多岛”特征和每一个岛屿上秩序的相对自治已经制造出人为的混乱，它现在已经基本取代了“自然的混乱”，而后者正是现代性曾经着手用具有彻底立法的秩序的清晰性和透明性去取而代之的。无论何时，如果不可能准确预测我们打算从事的行动的后果，因而每一个决定都是模糊的，每一个行动的愿望都是矛盾的，那么我们就说存在“危险”。换言之，“危险”表明这种情况下无法根除的模糊不清。现在的模糊本身是渴望澄清一切的产物；如今，大多数准确感存在矛盾的根源，在于进行目标完全不同、精力四处分散的努力，要把模棱两可从挑选出来的、分离的且总是狭窄的局部中全部消除。然而，正如贝克令人信服地辩驳说，支配着我们这个危险的社会的矛盾尽管持续不断，连连扩张，十分可怕，但却有其自身的各种作用。它润滑了当代发展的两个主要工具，即科学与技术的运转之轮。它自身已经变成取得进步（这里配置使用另一个不足为信的后现代概念）的强大动因。
可以得出结论，矛盾现在正在迅速变得不再受到社会或系统的刺痛；它不再是“公众的敌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不再是或很可能不再是“个人的大敌”。在人类个体努力不停地形成个性特征的过程中，它也许是最让人心惊胆战的敌手。就像当代社会的很多其他方面一样，矛盾造成的各种危险已经经历了一个消除规则的过程，对付各种结果（尽管不一定是完成任务所需要的东西）的任务已经隐秘化。矛盾正如以前一样可能是一种社会现象，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把它作为一个个人的问题（并作为个人的过错或毛病，我们这个“咨询服务繁荣”时代的很多顾问就敏锐地这样提过）单独面对。我们大多数人都可以逍遥地享受自由，但却不能逍遥地避开享受之后的后果。为了对付这些后果，我们必定转而求助于由商品化了的货物、服务和思想（因而也很可能还有建议和治疗方法）构成的一成不变的市场。市场是矛盾的主要生产厂家和矛盾的热情而又源源不断的提供者。市场使矛盾资源充沛，而矛盾使市场生机勃勃。这个封闭的循环绝对没有出口。但是，自从有戈耳迪之结以来，每一个封闭的循环都孕育着要斩断的诱惑和对锋利匕首的需求……
因此，便出现了新的群体情感和信奉正统派基督教的情感，两者不可避免地与现在矛盾的隐秘化相伴而生。它们的吸引力在于有望通过废止选择本身以便消除个体选择中的极大痛苦；通过消除使人对自己的选择明智与否不能确信的混杂建议，来减轻个体因半信半疑和犹豫不决而造成的不适。它们的诱惑源自久违了的直率——源自再度给出清清楚楚信号的清晰世界；也就是源自不再是多层次、多维度和“等待另行通知”的个性特征。就像孤独的消费者生活于其中的消除了规则的世界里的任何其他事物一样，这两种情感并不汇入浩浩荡荡的大河湍流之中，然后朝着一个方向流动，溶解并冲刷掉沿途的一切障碍，而是突然涌现在这样一些地方，它们分布凌乱，难以预测，就像广阔矿区中的矿井一样。
关于清晰性的现代冒险故事尚未结束——它只是已经改变了自身的形式。对付矛盾的那场持续了300年的伟大现代战争不再由常规军队参战，而是一些游击部队。他们汇集到一起之后，又消失在夜色正浓、前途难料的胡同里。但是，这些胡同散布的位置，就在自由消费者的后现代乐园中那些灯火辉煌的宽阔大路的两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