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差异中求得一致

当代生活中的很多有区别性的标识都导致一种无法抗拒的不稳定感：产生这样一种看法，认为“这种世界”的未来和私人世界，即“可触及的世界”的未来在本质上是不可确定和无法控制的，因而也是令人感到恐惧的；这便致使人们怀疑目前已经熟悉了的行为模式是否会长期稳定不变，足以让人正确地估计自己行为的结果……借用马尔库斯·多尔（Marcus Doel）和戴维·克拉克（David Clarke）杜撰的一个表达：我们今天生活在被恐惧包围的氛围中。

下面只列举导致这种不稳定感的诸多因素中的几个。

（1）“秩序在失去或正在失去的过程中才最为重要”。因此，詹姆斯·德·德里安（James der Delian）通过引用乔治·布什（George Bush）在前苏联解体之后的公开声明提醒我们（然后又解释秩序在今天如此重要的原因），新的敌人是不确定性、不可预见性和不稳定性。我们可以补充的是，为一切现实的意图和目的，秩序在现代已经逐渐被看成控制和管理的手段，后者反过来又意味着已经建立了实践的准则，并且有能力强制对准则的服从。换言之，秩序这一概念与其说和事物本身有关，倒不如说和控制事物的方式有关；与建立秩序的能力相关，而不是与事物在那一瞬间碰巧具有的任何性质相关。乔治·布什当时的很可能的意思与其说是“事物秩序”的消解，倒不如说是使事物有秩序，并使它们保持在秩序之中所需的方法和诀窍的消失。

在整齐划分和有清楚的目的维持半个世纪之后，那种状态的世界变得既没有清晰可见的结构，也没有无论多么有害的任何逻辑。不久前曾支配世界的权力集团政治令人恐惧，那是因为世界性权力机构有能力做出可怕的事情。现在取代它的无论是什么，也一样地令人恐惧，这却是因为它缺乏一致性和方向性，它越发明显地没有能力做任何事情，没有能力缓解贫困、阻止屠杀或控制暴力。德国的汉斯·马格努斯·厄曾斯伯格（Hans Magnus Erzensberger）对即将到来的国内战争忧心忡忡（他已经计算了所发动的大约40次这样的战争——从波斯尼亚到阿富汗再到布干维尔岛）。在法国，阿兰·明克（Alain Minc）著文指出，新的黑暗时代即将来临。在英国，诺曼·斯通（Norman Stone）质问，我们是否又回到了中世纪时代，到处是乞丐、瘟疫、火灾和迷信。当然，这是不是我们时代的发展趋势还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是，现在真正重要的是，当代思想领域内最具声望的人们也有可能公开地做出类似的预言，让人们倾听、思考和辩论。

现在，大约有20个富裕的国家，但它们感到忧虑困惑和缺乏信心，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已不再倾向于仰仗他们对进步和幸福的界定，而是日复一日地越发依赖于他们，以保护靠自己的手段勉强获得的无论是什么样的幸福，或仅仅是保护自己有幸的生存。以前的文明中心越来越经常地不是以维持和平与治安的力量这种角色出现，而是成为在阿富汗、塞内加尔、卢旺达、塞拉利昂进行的全球数不胜数的局部战争所需要的武器的供应者。或许“再度野蛮化”这个概念最准确地概括出了现代的大都市对世界边缘地区的全部影响。

（2）继之出现普遍的违反常规——绝对的优先权给了毫无理性和没有道德的市场竞争，无限的自由给了资本和财源而牺牲所有的其他自由，撕碎了由社会维系的安全网络，忽视了除经济之外的一切，所有这些都又一次加快了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的那种无情的分化过程。不平等——洲际间的不平等，国际间的不平等和很有发展潜力的社会内部的不平等——正再次形成一种规模，昨日的世界虽然对自己自我调节和自我修正的能力满怀信心，但似乎对不平等也是永远地无能为力了。经过细致且保守的计算，富裕欧洲的公民大约有300万人无家可归，2000万人被逐出劳动力市场，30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民族国家更加明显地放弃其传统的职责，从建立作为大众普遍权利保护者的民族社团的计划转向让人们自己去过颇有体面和很有尊严的生活，而把促进市场的发展作为大众普遍有机会自力更生、发财致富的充分保证。这却使得新出现的穷人们的痛苦雪上加霜——在他们受到的伤害上又添加凌辱，使贫穷又抹上一层羞辱，并拒绝给予而今和人道同义的消费者的自由。

顶尖的358个“全球性10亿富翁”目前的财富相当于23亿最贫困的人们（世界人口的45%）的财富总和。全球财富、全球贸易和全球信息产业要自由运动并且无拘无束地追求自己的目标，都得依赖于世界政治势力的瓦解分裂。有人会说，全球资本已在“贫弱国家”夺取了既得的利益——也就是说，在那些虽然贫弱但仍然独立的国家夺得了利益。或是处心积虑，或是出于潜意识，这类现有的国际性机构协同起来，对所有国家或依赖他者的国家施加压力，要系统地摧毁阻碍资本运动和限制市场自由的任何东西。洞开门户，抛弃建立自主经济政策的任何念头，这才是有资格获得世界银行和货币基金会的财政援助的前提条件。贫弱国家恰恰是新的世界秩序（看起来让人怀疑就是新的世界混乱）需要维系并滋养自身所需要的东西。贫弱国家很容易就能被降格处理为地方管理区域的（有用的）角色，它们可以获得商业行为所需的些微秩序，但不用担心它们会对全球性公司的自由产生有效的制动作用。

所有这一切的心理影响非常广泛，远远超出了已经无依无靠并成为累赘的人们所组成的越来越庞大的阵营。我们中间只有少数人才能真正对这一点高枕无忧：无论他们的家园今天的稳固和繁荣程度如何，都不会受到明天的衰败这一幽灵的困扰。任何工作都没有保障，任何位置都不是稳如泰山，任何技能都不是可以长期使用的。这一切一旦变成财产，经验和诀窍就转变为障碍，而诱人的职业经常被证明是自我毁灭之途。以他们目前的境况，无论他们表现多么优秀，人权并不必然使他们获得工作的权利，或者（更一般地说）使他们因为过去的种种优点而有权受到照顾和体谅。生计、社会地位、承认他们有用和有权获得自尊，这些都会在一夜之间和不知不觉中全部烟消云散。

（3）自我编织和自我维系的其他安全网络是邻里或家庭曾经构成的第二条防御战壕，人们可以退却至此以便治疗在市场的冲突中留下的创伤。而今，这些网络已经土崩瓦解或是被大大地削弱。对此应该部分地担负责任的是不断变化的人际关系的实用原则（新式的“生活政治学”，正如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满怀信心地所描述的那样）。现在，这些原则中渗透着用户至上主义的精神，并使他者变成愉快体验的潜在源泉。新的人际关系实用原则无论有什么其他优点，它都不能产生可以永久的联系。可以非常肯定的是，它不可能产生被假定为可以永久并据此对待的那种联系。它确实产生出的联系的内在特征是等待观望和随意退却，既不保证能给予权利和义务，也不保证能获得权利和义务。

在社会中求生存所需的技能的缓慢却又无情的消散和遗忘应该担负另一部分责任。过去依靠人们自己的技巧和运用与生俱来的资源所获得的并维系在一起的东西，现在却往往受到市场上可以购得的技术性工具的干扰。在没有这些工具的情况下，合作关系和各种群体会分崩离析，即便它们在最初有可能出现。不仅对个体需求的满足，就连小组和集体的出现和消失都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市场，这也反映了市场的反复无常和无法预测。

（4）正如戴维·本奈特（David Bennett）最近所说的，“我们居住于其中的物质世界和社会环境以及其中的政治机构的模式都有巨大的不稳定性……是由形象产业造成的……”的确，最有效率的文化媒体所传达的极有说服力的信息，很容易就能被接受者以自己的体验为背景解读出来，这一信息就是世界在本质上的不确定性和难以把握：在这种世界上，凡事都会发生，一切都能做到，但是凡事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得以完成——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是不宣而至，并在不知不觉中离去。在这一世界中，人际间的联系分割成连续的偶然相遇，个性特征成为连续编织出来的面具，生活的历史成为只在同样短暂的记忆中留存的一系列片段。对任何东西都不可能准确地了解，可以知道的东西又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得以了解——每一种了解方式都和其他方式一样既会很好也会很糟（当然也是同样地毫无定数和反复无常）。曾经可以寻求确定性的地方，而今的规则却是以运气作赌，冒险取代了以往对目标的执著追求。因此，在这样的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能够被认为是稳固和可以信赖的，任何东西都不可能使人回想起一块坚实的画布，使人们可以在上面绘制自己生活的轨迹。

人们的个性特征，即他们的自我形象，就像其他任何东西一样都是很多碎片的组合，每个碎片都必须臆造、携带和表达各自的意义，经常无须参照其他的碎片。建造房屋是缓慢地添加屋顶、地板、房间和连接通道，都是一系列“新的开端”。构建自己的个性特征却不是这样地循序渐进和具有耐心，而是以即刻安装并容易拆卸的形态进行试验，在一种之上添加另一种；这确实是摒除原有的而重新铸造的个性特征。这种个性特征适合于一个遗忘和记忆同等重要（如果不是更加重要的话）的世界。这里，遗忘才是持续适应性的前提条件，而不是学习。新生的人和事物在定位摄像机的视野中进进出出，这里的记忆本身就像摄像带，总是随时可以清洗并摄取新的图像。

后现代的某些方面存在不确定性，尽管不是所有的方面。生活的条件具有无法抵制的、永久的、并能够使自己永久存在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条件下的生活是一种折磨神经的体验。正如面临选择时会犹豫不决一样，在没有止境的种种可能面前人也会瑟瑟发抖；一想到今天显而易见的理由明天就可能被证明为代价惨重的错误，人们就会不寒而栗；人们对未来的前景不再一清二楚，更不清楚如何使未来能够随自己所愿。没有确定性，犹豫不决，缺乏控制——这一切都使得人们忧心忡忡。这种忧虑是获得新的个体自由和新的责任所要付出的代价。无论这些自由在其他方面多么令人愉悦，很多人却发现付出的代价过于昂贵，无法心甘情愿地支付。他们宁愿选择一个不太复杂因而也令人更少感到恐惧的世界，其中的选择简单易行，对正确选择的奖励得到保证，对做出正确选择的标识清清楚楚、准确无误。在这个选择的世界中可以了解该怎么做才是正确的，这个世界不隐藏任何秘密，不会使人大吃一惊。因为很多人都是未加询问就突然置身于自由之中，所以得到“极大的简化”，既有诱惑又难以拒绝。

但是，对于我们这些现代城市中的居民来说，几乎没有可能使事情简单明了。自从现代的开端以来，城市就一直是不知姓什名谁的群体的聚集之地，是陌生人们的集结之所——本杰明·奈尔森（Benjamin Nelson）称他们为真正“普遍的他者们”。都是陌生人即意味着缺乏清晰性：不能确定他们将会做些什么，他们会对一个人的行为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说不准他们是自己的朋友还是敌人——因此只能对他们持有怀疑。如果他们在一个地方逗留很长时间，便会建立同存共居的规则以驱散恐惧：陌生人——“另类们”，“与我们不同的”人们——能够被限制在各自的位置上，可以在他们的周围走动并避开他们；可以把他们分配到确定的工作和服务中，只在清楚确定的时间和地点使用；或者能够使他们与常规的日常生活保持距离，以便保证安全。在所有的现代城市中，对这种另类的“常规化”或“程式化”都曾得到某种程度的成功实践，然而在目前大迁移（真正有大批移民）的时代却无济于事。局外人到来的数量之大使得几乎不可能分给他们次要的地方和次要的位置；他们的出现过于突兀，不允许有任何程度的习惯化和程式化；在一个愈加“违反常规”的世界中，不可能指望把他们限制在任何特定的地方，给他们限制特定的任务，或者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甚至不可能迫使他们遵守当地的风俗习惯，因为他们不像过去种族或文化上的局外人，他们以自己的传统和风俗习惯而自豪，不会屈从于当地主人的习惯、时尚和偏见，不会毫无异议地承认主人的一切都比自己的更加优越。这就难怪后现代人们的恐惧和忧虑集中地来自那些“新来的局外人”身上。这是合乎理性的，难道不是吗？在那些桀骜不驯、厚颜无耻的陌生人蜂拥地进入城市之前，生活更加单纯，不像现在这样成为一件令人极端头疼的事情……

这是普遍的现象。今天的城市绝不再是统一均匀的空间，而是质地明显不同的多种区域的集合，其吸引力具有高度的选择性，每个区域各不相同，既是因为各自的长住居民存在差异，又是因为各处偶尔来访或经过的局外人也有差异。各个区域之间的界限有时清楚地划定并得到守卫，但更为经常地是模糊不清或是标识不足；大多数情况下界限上存在争端，并需要通过界限上的冲突和勘察进行不断的重新调整。在这些情况下，局外人的可憎和局外人那“讨厌的势力”只是一个度的问题，在城市里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强度，城市居民中不同类别的人参与其中。在城市中，一个人家园的范围便使另一个人对其心怀敌视。情况之所以如此，或许有人会说是因为城市内自由的运动现在已成为划分层次的主要因素。对在城市的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进行最准确的衡量的方法，或许就是通过可以避免或不能避免被限制在单一区域的程度，以及“非经允许不得入内”的区域是否可以视而不见或者安全地绕道而过。

换言之，城市居民的层次划分是根据他们对局外人的出现能够视而不见的程度，以及消除他们的出现会预示着的各种危险的程度。关键的问题是，做到这一点所必需的资源在城市居民中的分布是不均匀的。当代城市中的很多居民已经没有切实可行的“躲避策略”，经常地把他们可居住的（或者实际上是“公共的”——可以任意获得的）空间局限在受到严格限制的“少数民族化了的”地区。他们充其量只能把城市居民中的其他人限制在外。那些为人熟知的“非经允许不得入内的区域”依据所观察的角度而显得存在差异：对于那些运气很好、能够在外围活动的人们来说，它们是“非经允许不得入内的区域”，但是对于那些置身于其中的人们来说，“非经允许不得入内”则意味着“非经允许不得外出”。城市中的其他居民享有自由，可以绕过那些他们不愿造访的区域，稍事留意就能够把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居民从他们很可能遇到的局外人的行列中完全消除出去。城市内部的机动车道、宽阔大街和快速车道所构成的网络，当然还有像安全堡垒一样的装有加固玻璃和防盗锁的私人汽车，使得他们远离了很可能遇到这类局外人的地方。受到局外人骚扰而产生的城市中的大部分令人困惑的“凌乱不堪”，都因为他们的所有现实的目的和意图而销声匿迹——而且，在筹划他们自己的行动时，也没有必要制造凌乱。总之，城市生活对不同的人们来说具有不同的意义——对局外人这一身份以及它所指的那些团体也是如此。无论何时，要想解释后现代城市中的居民们的经历，都应该记住一点：到处移动和对选择性的视而不见这双重的自由是它的基本条件。

不同的经历产生不同的世界观和不同的生活策略。只要仍然维持着移动的自由和“躲避能力”，存在局外人既不会限制和刺激城市居民，也不会造成混乱，而这种存在可能提供的令人兴奋的多样化经历的各种机会却会受到人们的欢迎和喜爱。在这种情况下，有选择的自由这一甜蜜的果实就能够收集起来并得到充分的品尝。“侵越界限”也许成为巨大的快乐，只要在这样做时能够随心所欲，并能够阻止他人也如法炮制……正如乔纳森·弗里德曼（Jonathan Freedman）在对目前盛行的“文化杂合”理论进行深刻的重新评价时所提出的，“混合文化是从人们的高度秩序化了的生活之上或之外进行识别的结果。由于这种之上或之外是一种社会地位，因此阶层的问题对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就变得至关重要”。他总结说，“在等下阶层的邻里中发展起来的逻辑，很可能与文化产业内受到过很多教育的世界旅行者们中间发展起来的逻辑有着不同的性质”。精英们体验到的“杂化”“与系统底层体验到的割据和部落化大相径庭”。

这里重述一下。现代城市中的有些居民安然无恙地居住在他们那建于树叶婆娑的郊区的防盗的房间内，呆在警察林立的商业中心的那些防守严密的办公室里，有满是安全装置的小汽车把他们在家庭和办公室之间接来送往。对于他们来说，“局外人”就像冲浪海滩一样让人觉得惬意，丝毫不使人感到恐惧。局外人开设餐馆保证城市居民的味蕾得到异常和令人兴奋的体验，他们出售的外观奇特、神秘莫测的东西适合于下一次聚会的谈资，提供其他人不愿屈尊去提供的各种服务，闪烁地表现出来的些许睿智与习以为常、令人生厌的那种大异其趣，使人耳目一新。局外人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提供服务并获取报酬，一旦他们不再带来快乐的时候，就要为此付出代价，终止他们提供服务的权利。局外人对于他们服务的消费者的自由没有任何危害。作为旅行者、资助人和客户，接受服务的消费者总是处于主导地位：她或他提出要求，制定规则，最为重要的是，一旦发生冲突和终止冲突，总是她或他具有决定权。在那样的生活中，局外人供应快乐。他们的存在打破了生活中的沉闷。应该感谢上帝使他们得以存在。因此，所有那些喧嚣骚动和大叫大嚷又所为何来？

假如不错的话，这些喧嚣骚动和大叫大嚷源于城市的其他地区，这里寻求快乐的消费者从不造访，更不用说居住于其中。在这些地方居住的人们没有能力选择与谁相遇和相处时间的长短，也没有能力让别人尊重自己的选择；他们无权无势，所经历的世界是个陷阱，而不是供其闯荡的乐园；他们所居于其中的地域对他们来说没有出口，而其他人可以随意出入。金钱是获得自由选择权的惟一标志，是消费者社会中这一权利的合法提供者。但他们资金短缺或完全没有，因此需要求助于自己拥有的仅有资源，且需要的数量之大足以使人刻骨铭心；他们防守着遭到别人围攻的领地（借用迪克·海布狄杰［Dick Hebdidge］简练的表述），手段便是通过“宗教仪式，奇装异服，发表古怪的见解，打破规则，砸碎瓶子、窗户乃至头颅，向法律发布言辞上的挑战”。他们对于既无处不在又难以捉摸的危险的反应野蛮激烈、疯狂冲动。他们的敌人——那些外来的入侵者们——虽然自己软弱却可以致人于无能为力的境地，因而显得非常强大有力；而这些局外人徒有其表的足智多谋和心怀恶意正是他们自己软弱无力的具体反映。恰恰是他们自己缺乏力量才使得局外人在他们看来具有那可怖的威力。弱者与弱者相遇，弱者与弱者对垒；但是两者都感到像是牧羊人大卫与腓力斯巨人歌利亚之间的鏖战。[54]

在对当代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初期研究中，费尔·科恩（Phil Cohen）认为，对局外人的无论是人种的还是种族主义的一切仇视，把局外人看做敌人和给个体或集体的主权假定一个外部的边界和界限的一切做法，都是把安全的家园理想化地构想为这些做法必然带来的理性结果。安全家园的想法使得作为“家园的外部”的街道成为充满危险的地带；这个外部地带中的居住者变成威胁的携带者——需要对他们进行牵制和驱逐，对他们进行防范：“外部环境可能最终被看成一律是不受欢迎和充满危险的，而在那些具有象征意义的花边窗帘的背后，‘个人的标准却可以继续存在’。那种家园的感觉退缩到有限的空间之内，可以在混乱世界的那很小部分之中建立起某种内在的‘秩序与体面’的感觉，居民能够直接拥有和控制这一小部分天地。”人们梦想得到一个“可以防御的空间”，这里有安全的和得到有效防卫的边界，是一块具有清晰可辨的标识的领地，彻底清除了危险，尤其是无法预测的危险。正是这种梦想把仅仅是“不熟悉的人们”转变成“危险的因素”，倘若不是转变为彻头彻尾的敌人。城市生活尽管既有其全部的内在技巧、繁重的努力和付出艰辛的警惕，又有它所需要的大量的资源，但也只会使得那些对家园的梦想更加强烈。

那种梦想的“家园”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这样一些对立：冒险行事与把握一切，危险与保障，战斗与和平，瞬时与永久，分割与整体。换言之，这一家园是为消除城市生活中的痛苦和沮丧所渴望获得的灵丹妙药，因为在这种生活里是局外人置身于局外人中间。然而，问题是这种治愈方法只能想像和假设；尽管渴望获得，却又鞭长莫及——恰如城市生活中那些恼人的特征不可避免一样。假想的治愈方法当然不具有现实性，因为梦想获得的家园与用砖块和泥灰建成的每一幢既成建筑（每一个“被人虎视眈眈的邻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正是这种非现实性使得持续的地域性战争成为惟一的家园形态，使得边界上的冲突成为使边界乃至家园本身“真实存在”的仅有的实际手段。局外人不断地冲击城堡——就在城堡的辕门前；不过，也正是局外人（共谋要越界、闯入和侵略的局外人）那假定存在的心怀恶意才使得辕门伸手可触，而非虚无。

我认为，后现代特有的暴力形式源于个性特征问题的个人化、违反常规和偏离中心。建构个性特征原先拥有的系统化和中心化的集体框架在后现代世界中正日渐丧失，这可能或是蓄意所为，也或是由疏忽懈怠所致；人们也许会拍手称快，也许会扼腕叹息。但是，它肯定会产生这样一种效果：正如彼得·瓦格纳（Peter Wagner）最近指出的，为了共同的利益“可以置原为国家所怀有的局部的敌视于不顾进行干涉，但实施干涉的场所却被认为是不存在的或虚无的”。瓦格纳说，所需要的是一个“交流过程，以讨论在目前的社会常规中各个社会群体……的共同之处是什么，并需要发现他们是否必须协同控制这些常规所产生的影响”。

然而，迄今为止，这一需求还在徒劳地寻找着落，因为（如汉纳·阿伦德特［Hannah Arendt］所言）“没有政治空间”。汉纳·阿伦德特的意思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整体政治中已不再有明显的场所可供使用，将有意义和有效果的干涉转变为集体生活的方式。局部的和分割的干涉，以任务为取向的和受时间限制的干涉——的确，我们不缺少这些。但是，经常的情况却是它们没有形成有意义的整体：它们就像任何其他东西一样是支离破碎和断断续续的，而且时常相互冲突——谁都没有任何程度的自信宣称能够预先得知这些冲突的可能结果。所进行的这种人类的干涉渐趋消逝在模糊不清和无法理解的“全球性混乱”的错综盘结之中，以后的重新出现也只会使人认为是自然的灾害，而不是刻意施行的人类行为。另一方面，似乎很明显的是，由于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选择的性质，个人化的主动出击和违反常规的干涉只会无济于事；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它们也只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显然，某种协同一致的行动势在必行。这种行动的名字就是政治；新的时代急需新的道德只能作为政治问题和政治任务才能得以改进。逐渐退却的民族国家所留下的空间现在正由未来的新的部落式（假定的或想像的）团体来填补：如果不由团体填补，那么留下的空间仍然是政治真空，其中稠密地居住着迷失在喧嚣的冲突中的个体，有很多制造暴力的机会，而几乎没有或者也许根本没有辩论的可能性。

当代的人道表述为很多不同的声音。现在，我们清楚地知道，这种状况还将会在很长的时期内持续。我们时代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把那种多重音调转变为和谐的声音，并防止它变质为不谐和的杂音。和谐并不是千篇一律的，它总是几种不同主旋律的协奏，每个主旋律都有各自的特征，并通过这种特征且由于这种特征才能维持最后的旋律。

汉纳·阿伦德特认为，这种协调的能力是城市的特征——城市则是我们能够平等相处的场所，而认识到我们之间的差异并把保存这一差异看做我们相遇的目的……达到这一结果的方式是什么呢（我们如何才能获得这一结果呢）？通过确保各自的个性特征不再有排他性，不再拒绝与其他性格特征同处共存。这又反过来要求摒弃以自己自决权的名义而压制他人性格的倾向，去接受这样一种观点：恰恰是对其他个性特征的保护才使差异性得以维系，自己的独特性才能迅速发展。过去在城市的共享空间中相遇的公民们一般都能够很好地做到这一点。但是，他们在那里相遇的明显意图是要讨论大众的事务，因为惟有他们自己对此负有责任：这些事情如果他们不做，那么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会得以完成……无论取得什么“共识”，都是他们共同的成就，而不是他们得到的礼物——在他们相遇、商谈和辩论之时，他们达成并一再达成这一共识。借用杰弗里·维克斯（Jeffrey Weeks）的恰当说法，“人道不是要人们意识到的内在本质，而是一种实用的建构，一种前景，要通过对个体计划多样性即各种差异的表述才能得以发展，这便构成我们的最广泛意义上的人道”。

“人道”相对于敌对和好战的群体并不享有任何存在上的特权。像它们一样，人道也只是“假定的”；与它们相同，人道只存在于将来；也与它们相似，只有人类的友爱和奉献才能为其添砖加瓦。还是像它们那样，人道之手也需要受到细心的监视——以免那些坐视的人们受骗上当，把维护拥有银行的人的特殊利益误认为是所要追求的普遍规则，而以前这些人多次受到这样的欺骗。最后，像它们一样，人道也面临着在差异中寻求一致这种任务。这种努力以前有过多次，但总是雷声大雨点小，意图表述得非常强烈，而实施起来却不甚可靠。从过去一直到现在，一致和差异都不得不各自作出让步。没有任何保证能够使得这一历史不会重演。与以前一样，我们的行动也不能预先确保取得胜利。顺便提一下，过去的情况总是如此。只有今天，我们才清楚情况确实如此，而且现在也是这样。

然而，在我们这个后现代的境况中，有助于获得解放的真正的机会似乎已经来临；有可能放下武器，停止为防范局外人而发动的边界战争，拆除每天都在建立的小型柏林墙，以便使人们不再保持距离，不再把人们隔开。这一机会并不存在于再次出现的种族划分，也不存在于真正的或虚构的群体传统，而是存在于彻底结束现代性的“连根拔除”的行为，其方法就是强调选择个性特征的权利是公民或人类的惟一共性，强调个体对这一选择具有最终的不可剥夺的责任——这种方法就是揭露由国家或群落控制的复杂的机制，揭开这些机制的面具，因为它们的目标即是要剥夺个体选择的自由以及那一责任。人类可能的团结取决于保护局外人的权利，而不是依赖于解决谁有权决定哪些人是局外人的问题，是国家还是临时拼凑的特殊群体。

在1994年11月24日，罗伯特·马乔理（Robert Maggiori）为《解放》杂志采访了雅克斯·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当时，德里达呼吁对人道主义在现代的观念进行重新思考，而不是全盘抛弃。正如我们今天开始看到的，但更重要的是，正如我们可能并应该看到的，“人权”不是立法带来的产物。情况恰恰相反，人权限制了“强力、公开宣布的法律和政治话语”，也限制了一切“已被发现的”权利（无论是谁具有特权，或要求获得特权，或篡夺特权，以便对这些权利进行权威性的“发现”）。德里达认为，传统的人道主义的哲学意义上的“人”（包括康德所说的公民）“仍然过于崇尚‘兄弟的友爱’，只是下意识地精力充沛，关注家庭、种族、国家等等”。

这种重新思考是一项哲学任务。但是，除此之外，为使解放的可能性不至于中途流产，还有另外一项政治任务。我们已经注意到，随着面临取得自决权的个体的自由逐渐减少，局外人的威胁或潜在的威胁不断升级。我们还注意到，后现代背景与其说会增加个体自由的总量，不如说以愈加极化的方式对其进行重新分布：在那些高高兴兴、心甘情愿地受到引诱的人们中强化自由的程度；而在被剥夺了自由和受到常规化控制的人们中间，则把自由减少到几乎不复存在的地步。因为这种极化现象没有得到控制，所以可以预料由社会产生的局外人的境况目前具有的双重特性还会持续如初。在一个极端上，局外人的状况（和普遍存在的差异）将会被不断地创造出来，作为快乐体验和审美满足的源泉；在另一个极端上，局外人具体体现了人类境况中令人恐怖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这自然也象征了它所造成的恐怖在将来必然被全部焚烧。掌握权力的政治机构会提供各种机会以简化那种双重特性：以保护自己经历引诱之后所得来的解放；那些靠近第一种极端的人们会比靠近第二种极端的人们更多地通过体验恐惧来获得支配权，这便认可并发起了制造恐怖的手工作坊。

局外人的恐怖、部落式的尚武精神和排外的政治机构都源于自由和保障的不断极化。情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那种极化意味着程度越来越高的软弱无力和毫无保障。正是这两种因素在实践中阻碍了人们，使之不能获得新生的个体主义在理论上会大量提供并保证提供、但却没有能够真正提供的东西：即进行自我建构和获得自决权所需的真正的和根本的自由。这不仅包括收入和财富，寿命和生活状况，还包括（或许很有发展势头）获得越来越被极化了的个性的权利。只要这种情况持续如此，局外人就几乎没有可能得到“中和”，倒是有充分的机会导致政治机构的局部化、种族的纯洁化和人类同存共生的分割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