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时期的性的用途
在出版于1993年的长篇文章《双重的困境——情爱与性爱》[40]之中，伟大的墨西哥思想家奥克塔维奥·帕兹（Octavio Paz）探讨了性、性爱和情爱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三者关系密切，却又各不相同，每一个都需要一种不同的话语以解释其自身的存在。该书中的主要暗喻十分恰当地运用了火的形象：在人道的激越远未来临之前，由自然点燃起性的原始之火；在其之上升腾性爱的艳红火焰；在这火焰之上，情爱的幽幽的蓝色火苗又在轻柔地摇曳。没有火，则不会产生火焰；然而艳红的火焰和蓝色的火苗以及它们中的每一方都比它们源于其上的原始之火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
性、性爱和情爱既有关联又不相同。没有对方，它们则几乎不可能存在，然而它们的存在却消耗在持续的独立战争之中。它们之间的界线受到激烈的争论——它们交替地但经常是同时成为防御战争和侵略战争的战场。有时，战争的逻辑要求否认或压制跨边界的属地；有时，侵略军队大规模地跨越边界，意欲制服和拓殖踏过的疆土。由于受到这些相互矛盾的冲动往返厮扯，所以这三个领域有着模糊不清的边界，这已是众所周知；而且，人们已经清楚地知道，描述（甚或产生）它们的三种话语相互混淆，不适宜于学者迂腐和精确的使用。
因此，奥克塔维奥·帕兹提醒我们，性在三者中最不具有人性。的确，性是自然的，不是文化的产物：我们与非人的物种在这方面具有很多共通之处。在未受文化侵染的自然形态下，性总是完全相同。正如西奥多·齐尔丁（Theodore Zeldin）所言：[41]“烹饪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而性却没有多大变化。”有着无穷变化的是性欲的升华、怪诞之想和性的替代之物。因此，全部“性的历史”就是对性的文化操纵的历史。它开始于性爱的诞生——历经这样一个文化骗局，即把性体验（这里的意思是经历，而不是经验），特别是和这种体验有关的快乐与作为性的基本功能及其存在理由的生殖区分开来。自然总是力求万全，所以它只能是浪费资源；它对准目标弹如雨发，这样至少有一颗将会击中靶心。性也毫不例外，有性生殖的物种一般都具有大量的性的能量和性交的能力，远远超过生殖本身所需要的。故此，性爱不仅是一种纯粹的文化技能，它也绝不是一种对自然施加的暴力行为，或一种“非自然行为”；自然实际上引诱人类的智慧做出这种创举，因为自然慷慨大方地创造出大量过剩和未经使用的性的能量和性欲。那种过剩对文化的创造性是一种永久的鼓励。对这种生殖上的多余、浪费和过剩的利用就是文化创造。
性爱就是关于对这种浪费的重复利用。它依赖于在性行为之中填入过剩的价值——超过并高于生殖功能。若人类首先并不是有性的存在，那么他们就不会是性爱的生物；性欲可能是播撒和种植性爱的文化种子的惟一土壤——但这种土壤富饶程度有限。性爱始于生殖，但它从开始就超越了生殖；生殖是赋予它以生命的力量，但不久便成为一种限制。为了自由地操纵和随意地处理性欲的过剩潜能，必须把性爱“重新植入”具有更大的力量和额外营养力的其他土壤；文化必须把性的快乐从生殖这一功利主义的应用中解放出来。因此，性的生殖功能既是性爱不可分割的条件，又是使之感到烦恼的东西；两者之间既有牢不可破的联系，也有持续的关系紧张——这种紧张关系的无法消除也如联系的牢不可破。
从理论上说，有几种策略可以处理这种紧张关系。它们都已经被试用，“性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从一种策略到另一种策略的变化过程，不同的策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获得暂时的文化主导地位。然而，选择是有限的。一般地，选择局限于文化力量在性和性爱的边界上或性爱和情爱的边界上的重新部署，以及在两种领域内的力量运动之间的某些结合。
大大地简化一下，我们可以说，两种文化策略在整个现代时期一直为取得支配地位而相互竞争。一种策略受到国家的立法权力与教堂和学校的意识形态的力量的官方鼓励和支持，它强化了性的生殖功能施加于性爱的想像自由之上的各种限制，把无法管理的性欲的过剩能量移交给在文化上受到压制和在社会上受到鄙视的领域，如色情描写、卖淫嫖娼和婚外的非法通奸。另一种策略总是带有反对和反叛的色彩，这种浪漫的策略斩断了性爱与性之间的联系，而把性爱与情爱系在一起。
在第一种策略中，性爱必须根据性欲的（生殖的）用途来证明自己存在的理由，以第三种因素——情爱——作为一种可喜而又是额外的装饰。性“在文化上保持沉默”——它没有自己的语言可以被公认为大众的语言和大众交流的手段。正如斯蒂芬·克恩（Stephen Kern）指出，[42]19世纪中叶的性交与20世纪的性交相比“极其严肃”，而且“突然地结束”；它的“突然结束”在于“性交后的休息特别令人尴尬，因此双眼圆睁，光线明亮，夫妻被迫面面相觑或看着别处，并开始没话找话，或忍受着伤透脑筋的沉默”。在第二种策略中，性爱在其他方面寻求寄托，而不是性爱本身——或是性，或是情爱。两种策略都是结盟政策的变体，同盟者在性爱的边界之外寻找。两种策略都认为，性的过剩能量的文化操纵和重新分布需要一种功能上的解释，不能独立地存在，不能“只为自身的目的”或只是一种独立的价值。两种策略都同样源自这样一种心照不宣的假设，即人类性爱的创造性若不加约束就会易于失去控制，使得人类关系所组成的脆弱结构受到严重的破坏。因此，它需要权威性和足智多谋的外部力量，以便将其置于可以承受的限度之内，避免其可能造成破坏的潜力。
在这种背景下看来，晚期现代或后现代的性爱显得前所未有——是一种真正的突破和新颖之事。它没有与有性生殖或情爱结成联盟，而且宣称独立于两者之外，断然拒绝对可能给两者的命运造成的影响负有任何责任；它自豪而又大胆地宣布自己就是自身存在的惟一并且充分的理由和目的。正如马克·泰勒（Mark C.Taylor）和爱莎·萨里南（Esa Saarinen）所言：[43]“欲望不希望得到满足。相反，欲望只希望得到欲望。”这一段话惊人地简练与精确。如果以前说出（很少说出，而且声音很轻）这些话，就会被划分为放荡的异端，并被放逐到充斥着性骚乱和性变态的魔鬼岛[44]上。如今，性爱的自足性，即为性的快乐自身的缘故而加以追求的自由，已经上升到文化常规的层次，与它的批评者们更换了位置，而后者现在已属于文化怪异的内部技术和灭绝物种构成的废墟。而今，性爱已经获得了一种自己以前绝对不可能独立地肩负起来的实质性内涵，但也获得了闻所未闻的草率与轻浮。后现代的性爱“没有被系上控制的缰绳”，不受束缚，肆无忌惮，放任自流；它可以自由地建立和放弃任何方便的交往，但也容易成为一些人猎取的对象，他们力量强大，渴望开发性爱的诱人的潜能。
现在，已经要由社会科学中的民俗学把“性爱变革”的责任置于“市场力量”的面前（这里更加有利于营造明显不稳定的居民所具有的那种神秘性）。因为急于要填补神圣的上帝和进步的规律留下的空白，所以对不断变化的人类行为的科学研究这一任务便落到“市场力量”的肩膀上——对于“主要的决定性因素”这个空缺，它们比其他候选者毫不逊色，甚至在诸多方面还更有实力。对空白仍然空着和位置依然无人占据，我自己并不感到特别担心。“市场力量”难辞其咎的至多是不择手段地开发了唾手可得的资源，而在开发这些资源的时候只受到商业潜力的支配，却完全忘记了这一问题的其他方面，包括在文化上造成破坏或道德上造成邪恶的那些方面。苛求它们要自己创造出资源，这会无异于承认炼丹术士对试管中发现的黄金拥有专利权：这种做法与其说是科学的推理，倒不如说是巫术的诡辩（坦率地说，尽管两者在社会研究中的差异远非一清二楚）。如果一种文化变革在规模和深度上不亚于把性爱从有性生殖和情爱中解放出来，那么要实现这一变革，仅仅依靠对利润的贪婪、自由竞争和广告媒体的精致是不够的。若要重新调配性爱使之成为一种经济因素，就必须首先对其进行文化加工，使之呈现的形式适合于成为可能的商品。
故此，还是把性爱的“商业”用途搁置一边，它在社会中并非真正地不同寻常，因为对被看做人类需要的任何东西的关注都越来越受到商品市场的干涉——我们转而把注意力集中于性爱变革与突然出现的后现代文化的其他因素之间的联系之上，因为这些联系有点不够明晰，当然没有得到充分的描述，也极少加以讨论。在后现代文化的其他因素中，有两个特别的方面似乎与我们的主题直接相关。
第一方面，保障社会秩序并使之永久存在的“一目了然的”模式已经瓦解。众所周知，这一模式已由米歇尔·福科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并参照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关于普遍解决所有任务的思想。这一思想要求逐渐地灌输原则，并由此使得多数人的行为令人满意。边沁认为，这种解决方法曾经俯视一切，却不为人所见；它在暗中监视，而它所监视的对象只意识到自己随时可能受到仔细的审察，但毫无办法知道自己何时处于监视之下。福科把边沁的观念用作现代权力建立秩序的范例。工厂、车间、监狱、学校、医院、精神病院或军营，无论它们的明显的功能是什么，它们在整个现代时期也是秩序的制造者。这里展现出它们至关重要的社会功能，这虽然是潜在的，但可以通过证据得到证明。在这些显而易见的机构中，有两个因其广阔的区域而对于后一种功能的实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种机构就是产业工厂和招募的军队。能够合乎理性地做出预料，社会中的大多数男性成员会通过他们单调的训练工作形成各种习惯，以确保他们对建立秩序的规则俯首帖耳（而后以“家主”的资格把这些习惯施加给女性成员）。然而，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这类显见的机构需要能够从事产业上的工作和履行军队的义务的男人们——能够承受产业上的工作和部队生活的艰难辛苦。没有能力参加产业工作和没有资格为部队服务，这则意味着被排除在显见的控制和训练之外。因此，有能力工作和战斗成为“常规”的衡量标准，而没有能力则无异于社会中的反常现象，是对常规的偏离，或是要受到医疗护理，或是要受到刑事上的处罚，二者必居其一。现代医学给这一常规取名为“健康”。一个“健康的人”就是一个能够运用一定量的体力的人，这是生产工作或部队的生活所必需的。因此，对评价健康状况和无数种可能的反常现象起到决定作用的这一常规“能够进行客观的衡量”。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它设置为一个目标，命中目标或错失目标都可能以相当高的准确性得到界定。
当代的社会既不需要大批的产业劳动力，也不需要大批（招募的）军队。工厂和军队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决定性机构的时代已经结束，至少在我们的这一部分世界中情况就是如此。但是，显而易见的权力和常规性的规则也是一去不复返，前者曾经是社会一体化的主要载体，后者则是维持社会秩序的主要策略。绝大多数人——既有男人也有女人——在今天的结合都是通过引诱而不是控制，通过广告宣传而不是教化灌输，通过需求的创造而不是常规性规则。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在受到社会和文化的训练和塑造之后，成为感觉的追求者和搜集者，而不是生产者和战士。不断接受新的感觉，贪婪无度地追求总是比以前更加强烈和深刻的崭新体验，这些都是顺应引诱的必要条件。“健康”的内涵是一种稳定状态，是所有经过适当训练的肉体都会得到的固定目标，而“适应”则意味着总是在运动或准备运动，它是一种吸收和消化更大数量的刺激的潜力，是一种灵活性和对于一切封闭的抵制。正是这种“适应性”而不是“健康”才是感觉的搜求者们需要具备的特性，他或她的确必须具备这种特性以便寻求和吸收各种感觉。如果“疾病”标志着没有潜力从事工厂的工作或军队的生活，那么“不适应”则标志着缺乏生命冲动，[45]没有能力获得强烈的感觉，散漫无聊，疏懒怠惰；标志着缺乏精力和毅力，对丰富多彩的生活呈现的一切都没有兴趣；标志着缺乏欲望并不希望获得欲望……
然而，“适应性”虽然被界定为令人满意的身体状态，但也呈现出作为常规的“健康”所没有的那些问题。
首先，“健康”是一种常规，而常规总是与其上限和下限清楚而详细地区别开来。“适应性”也许有其下限，尽管模糊朦胧，但是从界定看它不可能具有上限。毕竟，“适应性”涉及持续运动并上升到体验的更高层次的恒常能力。因此，“适应性”绝对不会获得常规所具有的那种令人惬意的严密性和精确性。“适应性”是一个绝对不会到达的地平线，永远在未来若隐若现，它激发人永不停止的努力，而任何一个努力都不能被认为是完全符合要求的，更不待说是终极的。对适应性的追求尽管不无小小的胜利，但整个过程充斥着无法根除的忧虑，它也会引发无穷无尽的自责和对自我的愤慨。
其二，由于适应性只关涉体验，即主观地经历的各种感觉，所以不可能在主体之间进行比较，也不可能进行客观的衡量；甚至几乎不可能使用在人际之间都有意义的术语对它进行转述，因此也不能面对其他主体的体验。虽然需要大量的建议以弥补证据的那种内在的不可把握性，但是建议者的干涉可能也有一个最终的极限；提及并引用所统计的平均数值也不会消除感觉的寻求者的孤独状态。正如我们从路德维格·维特根斯坦那里得知，并没有个人语言这种东西，但是人至少需要个人语言以表达各种感觉——生命世界中最彻底和最坚决的个人要素。这的确是一个第二十二条军规，不亚于要把一个圆圈变成直线。无论如何，由于确定性只能是人际间的社会性成就，所以适应性的追求者绝对不可能确定他们已经走了多远，还要走多远。
其三，在被称为适应性的竞赛中，参赛者既是提琴又是琴手。一个适应性强的人需要追求的是让人愉悦、令人兴奋或使人毛骨悚然的身体感受——但是，感觉的寻求者就是那个身体，同时也是那个身体的拥有者、保护者、训练者和指导者。这两者的不相容性是内在的。前者要求全身心的投入并放弃自我，而后者需要对距离做出冷静的判断。要达到两种要求的协调一致则是一种苛求——是否能够获得，也是令人大为怀疑的。这又一种忧虑与上文提出的两种困难合在一起，使得追求适应性的人们的困境变成一种极大的痛苦，而他们的先辈们虽然对健康一清二楚，但对这种痛苦却一无所知。三种困难使他们每天忧心忡忡；然而更有甚者，这种忧虑作为特定的后现代的痛苦不大可能被根除和终止。正如吉恩·布希亚（Jean Baudrillard）指出，这种忧虑也是四处扩散；而四处扩散、没有重点的各种忧虑不容许有任何特定的根除方法……
性快乐可以证明是各种令人愉悦的感觉的最高境界，的确，往往依靠这一模式来衡量其他所有的快乐，而且后者被一致认为至多只是前者的苍白的反映，在最差的情况下则是其劣质或假冒的模仿。以上就搜集感觉的生活策略所说的一切，一般也会在更大程度上适用于后现代时期所特有的性爱，即那种对性的“文化加工”。在感觉追求者的生活中存在着内在的矛盾，所有这些矛盾一般都以一种集中的方式对性生活产生影响——但是，性的先在的单调性和顽固性也造成额外的困难（我们必须记住，性是一种自然的现象，而不是文化的现象，它几乎没有给文化所特有的创造性留下多少空间）。后现代的性行为狭隘地注重于性的高潮效果；尽管还有其实际的意图和目的，但后现代的性关注的是性高潮。它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提供更加强烈、变化无穷、新奇适宜和前所未有的体验；然而，在这方面几乎无法能有所为，因此最强烈的性体验仍将是未来的一项任务，而现实中的性体验绝没有真正让人感到满足，也绝没有任何一次使得进一步的培训、指导、建议、妙方、药物或器具成为多余的东西。
目前的性爱革命与更加广阔的后现代文化转型之间的关系中还有另一个方面，我希望现在就对这一方面进行讨论以引起诸位的关注。
众所周知，性是自然经过演化以解决连续性问题的方法，即解决生命形式的持久性问题的方法，它使得每一个个体的生命有机体的必然命运与物种的不朽之间获得平衡。只有人类对此一清二楚；只有人类知道自己必有一死，而且只有人类可以想像到自己的永恒；只有对他们而言，肉体的短暂存在才是在人类整体的永恒性的阴影下终结其自己的历程。这种知识产生惊人的后果；这种知识也许存在于人类文化创造的显著的动态变化之背后，做出这样的推想绝不显得古怪离奇，而这些创造一般都是经过精巧设计的，是要使社会中的各种形式的延续不会有人类个体生活的短暂性及其必然的脆弱性；或者说这些创造是精细化的工厂，在这里，不断地从短暂性中产生出持久性——人类肉体受时间限制的脆弱存在被重新铸造成人类的坚实的永久性。
性就存在于那种神奇的创造的核心。文化产生不朽，努力超越个体的必然命运，并使人类的存在超越个人的生命期限都有其模式或最高象征，而性则是这一切的物质底座。超越是一种伟大的创举，是最令人敬畏的文化奇迹：从有限中创造出不朽，从短暂中创造出无限，从瞬间中创造出永生——性在其中必然处于核心的地位。这种不合逻辑的奇迹造成一种神秘感，这种最有诱惑和最为深奥的文化成就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谜，而这些神秘感和难解的谜浸润着每一次性行为：两个有限的存在之间的交流过程便使不朽得以诞生……随着人类开始意识到自己必然的命运，性不可挽回地失去了它的单纯天真。
情爱位于性爱的另一边，它是由情感和智力构成的上层结构，文化将其建构于性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在性方面的重新统一之上，因此使得性具有丰富并可以无限扩展的意义，从而保护和强化了性的力量，以把有限重新铸造为永恒。性的肉体的短暂与其生殖功能（在性行为中以事务性的方式实现）的持久之间的对立需要消除，而情爱与这一消除过程在文化上完全相同或极其相似。情爱与性本身颇为相似，因此情爱的内涵非常模糊，事实上是位于一条狭窄的分界线上，这条分界线分割出自然与超自然，分割出熟悉的现在与无法理解的神秘未来。对另一个人的情爱是到达永恒的主要的文化探险之一，可以说它是一面精神的镜子，反映着由性创造出来的生物实体。情爱就像性一样是无法消除的忧虑的一个源泉，当然这一忧虑也许因为浸透了失败的前兆而更加深刻。在情爱中，“永恒的情爱”的希望和前景寄托于绝不是永恒的肉体之中；情爱和所爱之人的永恒是文化常用的谎言，它只是有助于吸收事实上无法理解的东西。一个得到情爱的人似乎就是永恒的存在，它被另一个人所爱的方式也只有永恒的存在才能理解。
在上文中我们已经指出，一方面性爱与性（基本的生殖功能）联结起来，而另一方面性爱又与情爱联结起来，而后现代的性爱革命的一个非常显著的标志就是割断了这些联结的纽带。在后现代的文化中，已经采取预防措施以保证把性爱所激发的行为从各种限制中解放出来，这些限制来自生物学上性的生殖潜能，以及在文化上情爱对于永久和受到严格挑剔的（实际上是排外的）忠诚提出的各种要求。因此，性爱已经摆脱了将其束缚于产生肉体或精神的永恒的两种联结。但是，它在这场壮观的解脱中并不是孤军奋战，它紧随着更加普遍的潮流之后，这些潮流同样影响了艺术、政治、生活策略和文化的每一个其他领域。
后现代境况有一个总体特征：它摧毁了时间，并使得对于可以无限扩展的时间流的感知凝结成对现在时间的体验，或者将其分割为一系列自足的片段，而每一个片段都是短暂瞬间的强烈体验，并且尽可能彻底地与其过去及其未来的后果分割开来。运动的政治正渐趋让位于竞选的政治，目的就是迅速获得结果，而对它们长期的影响却毫不关心；对长久（永久）声誉的关注让位于对臭名昭著的欲望；历史的持久与瞬间的（原则上也是可以抹掉的）记录混为一谈；曾经意味着要“超越坟墓”的艺术品让位于刻意使之短暂的意外事件和一次性的装置；原先要勤奋地建构并且使之终生不变的个性被更换为成套个性的工具箱，以便适合于直接的装配以及同样直接的拆卸。后现代的新型永恒意味着要在瞬间经历，就在此时此刻享受，它不再是无情和难以控制的客观时间流的抵押品。
后现代“对永恒的解构”就是把现在与过去和未来割裂，这与把性爱与性生殖和情爱分割开来如出一辙。这为对性爱的想像和实践以及其他一切后现代的生活政治提供了一种以前从未享受过的进行试验的自由。后现代的性爱自由飘荡，它实际上可以与任何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能够从任何其他人类情感或活动中汲取汁液。它已经变成独立的能指，能够在符号学意义上与无数个所指结合；但它也是一个随时由任何可以获得的能指表征的所指。只有这种自由和独立的性爱才可能在寻求快乐的大旗下自由地扬帆远航，除了审美的关注，即以体验为取向的关注之外，任何其他因素都不会干扰和改变它的追求。它现在可以随着自身的发展自由地确定和修改自己的规则，但是这种自由是性爱既不能改变也不能忽视的一种命运。必须填补因为缺乏外界限制而产生的真空，即由于立法权力的退却或其中立的缺省所造成的真空，或者至少要努力做到这一点。新近获得的证明既是令人喜悦的巨大自由的基础，但也是极度不确定和忧虑的根源。没有权威性的解决方法可以遵照，一切都得进行重新和特别的磋商……
换言之，性爱成为行行懂但又样样粗的万事通，拼命地寻求一个安全的居所，但一想到要找到居所又会胆战心惊……这种情况使得性爱获得了新的社会用途，与现代史中的多数用途大相径庭。有两种用途特别需要在这里进行简短的讨论。
第一种是性爱应用于后现代的个性的塑造。第二种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性爱服务于人际间的联结所构成的网络；另一方面是性爱服务于分裂主义者的分化战争。
随着现代时期的来临，个性已不再是“存在的神圣链条”的“既定”产物，而是成为一个“问题”和一项个人的任务。在这一方面，“古典的”现代性与后现代阶段毫无二致。不同的只是问题的性质以及对随之而来的任务的处理方式。在古典的现代时期，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个性的问题就在于需要从自己的成就和所占用的资源中获得各自的社会界定，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运用自己的资源确立这些界定。任务的履行需要首先设置一个目标，即一个希望获得的个性的模式，而后在毕生之中执著地坚持由目标确定的路线。在古典现代时期的日暮之时，让-保罗·萨特以“生活规划”的概念总结了这种历时已久的体验，这一概念与其说表达了人类个体的“本质”，毋宁说创造了人类个体的“本质”。后现代时期的人们的个性就像其先辈们的个性一样仍然是人工塑造的。但是，它们已不再需要细心地设计和认真地塑造，也不再稳如磐石。它们最让人垂涎的优点是灵活多变：所有的构成成分都要轻松自如和灵活易变，以便随时能够对它们进行重新组合，要避开单行通道，任何约束都不应该具有过多的约束力以致限制了自由运动。稳固性就像一切持久的东西一样成为众人憎恶的对象——世界正迅疾并无法预测地发生着变化，它可以提供出人意料的机会，并且迅速地把昨天的财富转变成今天的障碍，而稳定性如今则标志着对这一切危险的不适应。
摆脱了生殖与情爱限制的性爱非常适合需要，它的存在似乎就是要适应后现代时期人们的种类繁多、灵活多变和为期短暂的个性的特殊需要。性在摆脱了生殖功能和难以驾驭、久留不去的情爱的各种附属因素的束缚之后，就能够安全地固守在一个生活片段的框架内：它就不会给持续更新的个性产生任何深刻的影响，这样，个性也就在进一步的自由试验中得到保障，不会有任何局限。因此，自由飘荡的性爱非常适合于培养这样的个性的任务，它就像一切后现代时期的文化产品一样，其设计就是要（按照乔治·斯泰纳的著名的措辞）“产生最大的影响并在瞬间即可抛弃”。
自由飘荡的性爱同样支持安东尼·吉登斯[46]冠名为“可塑的性”所指的内涵。大约在100多年前，性爱被严格地束缚在有性生殖的范围内，没有被赋予任何独立存在的权利，也被否认具有自己的实在性。当时，人们受到文化的期待和压制，需要遵守相当明确的男性和女性的标准，局限于生殖的性为各自所设定的角色，也受到伴侣的永久依恋这一要求的保护。那是一个具有常规的时代，常规和反常之间的界线被清楚地划定并受到严格的保护。性与“性变态”之间划定的差异几乎没有给想像留下空间。曾经并不一定非得是这种情况，而现在已经确实不是这样了——此时，在广阔的性爱领域中，只有很小一部分专门用于性的生殖功能，而作为整体的这一领域允许自由的运动，并且只有少数长期出租的住处。对于男性和女性而言都是一样的情况便是：从性爱的角度开发性欲的方式与生殖任务之间没有丝毫直接的关系，也没有道理把它限制在执行这一任务的过程中所能够获得的体验。另外，还能够通过并非直接的异性性行为的试验来获得性欲的更加丰富的感官效果。正如许多其他领域一样，性欲这个曾经被认为只受自然支配的领域也遭到文化大军的侵略和拓殖；个性中的性的方面也像所有其他方面一样并非一次性给予的——对它也必须进行选择，如果认为不能使人满意或不够让人满意，就可能被抛弃。因此，也如后现代的个性中的所有其他组成成分一样，要说明这一方面，永远没有足够的证据。它不够完善，易于变化，因此是一个没有确定性的领域，是忧虑、反思以及担心等取之不竭的源泉——担心有些珍贵的感觉会失之交臂，担心肉体给予快乐的潜力没有被挤榨到最后一丝一毫。
下面来讨论一下性爱在编织和拆散人际关系的网络中被赋予的作用。
在《性的历史》[47]的引言中，米歇尔·福科令人信服地辩论道，任何形式的性，无论是自从远古时代就已经为人思索着的那些，还是首次发现或命名的，都清楚地表达出权力与社会控制在现代的各种新机制。除了其他概念之外，19世纪的医学和教育的话语还解释了婴儿的性行为现象，后来由弗洛伊德通过追溯既往而将其创立为心理分析学说的奠基石。在这一表述中起核心作用的是儿童手淫的癖性所造成的恐慌——这既被看做一种自然的倾向和疾病，也被看做一种难以根除的恶习，一种具有无法估量的损坏潜势的危险。保护儿童不遭受这种危险事实上是父母和教师的任务——但是，为了使保护行之有效，有必要在行为的每一个变化以及每一个手势和面部表情中窥探出潜在的痛苦，严格地安排儿童的全部生活，以便使这种病态的行为不可能出现。围绕着抵制手淫所导致的威胁是一场永无休止的斗争，已经建立了一整套系统，包括父母、医疗机构和教育机构的警惕和监视。以福科之言，“儿童性行为得到控制的希望在于既要普及控制自身的权力，又要使这一控制所关涉的目的广为人知”。父母的不屈不挠和残酷无情的控制需要取决于婴儿恶习的普遍性和回复性的程度。因此，这些控制实践的普遍性和回复性必定会表明这一恶习也是普遍的和回复的。
无论在哪里，只要诱惑有可能出现，就要设置监视的策略，设置圈套以迫使对事实供认不讳；施加无穷无尽的矫正性话语；使父母和教师提高警惕性，使之认为所有的儿童都有此恶习，并使他们担心一旦怀疑不够强烈就会由自己完全负责；使他们保持随时要面临这种循环发生的危险；他们的行为受到规定，他们的教学法被重新编纂整理；一种医学与性的全面结合的生活制度控制着家庭氛围。儿童的恶习与其说是一个敌人，还不如说是一种支柱……
这种形式的权力比起以往的各种禁忌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它的行使需要持续、专注和奇特；它预示着会有许多接触，将经历考查和坚持不懈的观察；它需要话语的交流，通过质问以逼其供认，它还需要信任以超越所问的问题。它意味着身体的临近和强烈感觉的交互作用……这样，负责性行为的这一权力开始接触肉体，用眼神抚慰它们，强化一些区域，使表面激动起来，渲染已经不平静的瞬间。它整个地拥抱了性的肉体。
儿童明显的或潜在的、觉醒的或休眠的性行为曾经常常是表述现代家庭关系的强有力的工具，它为父母全面而突出地干涉儿童生活提供了理由和动力；它要求父母持续地“接触”、使儿童总是在父母的视线内、参与亲密的谈话、鼓励坦白并要求信任和分享秘密。
今天，情况截然相反。儿童的性能力正日益成为同样强大的因素，松开人们之间的联结，从而解放了个体的选择权力，尤其表现为“父母与儿童的分离”和“保持一定的距离”。如今的担心来自父母们的性欲，而不是儿童的，我们往往怀疑儿童按照父母的要求所做或者可能做的事情中有某些弦外之音，并非在儿童随着自己的冲动所做的事情中也是如此。正是父母喜欢和孩子一起（以及对他们）所做的事情才令人恐惧，并要求引起警觉——只是这种警觉需要小心谨慎、父母不再涉入和保持沉默。现在，儿童主要被看做性行为的客体，作为性行为主体的父母们的潜在的受害者；由于父母自然地比儿童强壮并处于拥有权力的位置上，所以父母的性能力易于导致滥用这一权力以服务于父母的性本能。因此，性这个幽灵也困扰着家庭。为了驱除这一幽灵，需要将儿童保持在一定的距离之外——最重要的是，克制亲昵和父母关爱的明显与真实的表示……
最近，英国发生了一次“利用儿童的性能力”的流行病。在一场受到广泛注意的运动中，社会工作者与医生和教师通力合作，控告几十位家长（主要是父亲，但母亲的数量也日渐增加）对自己的孩子犯有乱伦的性侵犯；儿童受害者被强行从父母的家庭中带走，而读到放荡淫逸的巢穴里发生的种种事件，流行报刊的读者们不禁胆战心惊，这些巢穴正是家庭的卧室和浴室。新闻媒体披露了接二连三地发生在护理病房或少年管教所中对青少年的性虐待。
公众讨论的案例中只有少数几个得到了审理。在有些案例中，受到指控的父母设法证明自己的清白无辜，并要回自己的孩子。但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不可能被颠倒黑白。父母的亲切温柔已失去了其往日的无邪。公众已经意识到，儿童时时刻刻、无论何处都是性客体；父母任何一次关爱的行为都可能潜藏着突发的性的负面效应；每一次爱抚都有性爱的一面，每一个慈爱的手势都可能隐藏着性爱的发展。正如苏珊·穆尔（Suzanne Moore）指出，[48]全国防止虐待儿童协会的一份调查报道说，“我们中有六分之一的人在儿童时期都是‘性干涉’的受害者”。而根据巴纳多（Barnardo）的报告，“有十分之六的女性和四分之一的男性都‘在18岁之前经历过性侵犯或性干涉’”。苏珊·穆尔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性虐待比我们准备承认的要更加广泛得多”；但是她却指出，“现在，虐待这个词语使用过多，以致任何一种场合都能够是施加虐待的”。在曾经丝毫没有问题的父母关爱和照顾中，一种充满矛盾的深渊被揭示出来。任何事情都不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模棱两可突然出现在所有的事情之中——一个人最好避开模棱两可的事情。
在一个受到广泛注意的案例中，老师发现3岁的艾米在学校里把橡皮泥做成像香肠或蛇一样的物体（老师认为那些都是阴茎），她还说到“喷射白色原料”的东西。父母解释说，喷射白色原料的神秘的东西是她鼻塞时流出的鼻涕，而像香肠一样的东西是艾米最喜爱吃的果冻糖的形象，这种解释是牵强附会的。艾米的名字被置于“处境危险的儿童”的名单上，她的父母则为洗清耻辱的罪名而投入了战斗。正如罗茜·沃特豪斯（Rosie Waterhouse）对这个案例和其他案例所做的评论：[49]
与自己的孩子拥抱、亲吻、一起沐浴，甚至一起睡眠——这些都是父母行为的自然模式吗？或者说它们是否是不适当的、过分情欲化的虐待行为？
什么才是正常的儿童消遣方式？如果孩子画出迷人的女子或蛇，那么这便意味着这些东西象征发生过令人感到恐怖的虐待性事件吗？这些都是根本性的问题，关心儿童的教师、社会工作者和其他专业人员都不得不经常处理这些问题。
最近，莫林·弗瑞理（Maureen Freely）生动地描述了其结果困扰着后现代家庭的那种恐慌：[50]
如果是一个男人，他就很可能会三思而行，想想是否要走近一个迷途和哭泣的孩子，并主动给予帮助。即便在穿过危险的交叉路口的时候，他也会不愿去拉住一个13岁女孩的手，而且……在把摄有任何年龄的裸体儿童照片的胶卷放进行李箱的时候，他都会犹豫不决。现在，如果一个好看的婴儿出生，他一定会受到严密的保护。如果小说《罗丽塔》[51]在1997年首次问世，任何人都不会敢于称它是经典之作。
父母与儿童之间的关系目前正在经历着一次彻底的检查，并在后现代的性爱革命时期处于被重新评价和重新磋商的过程之中。不仅如此，在所有其他的人类关系中，甚至最平淡的性的弦外之音都引起警觉，有时甚至引起恐慌，因此都要被强硬地和强迫性地加以消除，免得这些弦外之音在那些关系中浓缩而使之变得永久，哪怕只有丝毫的可能也要极力消除。在偶然与人相遇（或意外的相遇、瞬间的相遇、无关紧要的相遇）[52]的环境中，只允许有少之又少的感觉表现出来；在每一个超出这些数量的情感中，在每一次主动表示友谊的过程中，在每一次对另一个人表现出很高的兴趣以致超出通常的水平时，都会因为被怀疑有性的弦外之音而使人嗤之以鼻。对工友的美貌或魅力随便说出的评价都很可能被斥责为性挑逗，主动递给一杯咖啡也会被斥责为性骚扰。如今，性的幽灵甚至困扰着公司的工作间和大学的研讨会现场：在每一次微笑、每一回凝望、每一个招呼中都不无威胁之虞。其全部的结果便是人类关系的迅速衰弱，失去亲密性和情感性，建立关系并使之长存不衰的欲望也渐趋消失。
但是，受到影响的还不仅是公司和大学。在一个又一个的国家中，法庭都使得“夫妻强暴”的概念合法化；性服务不再是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强行要求性服务可能会被认为是犯罪而受到惩罚。由于极其难以“客观地”、毫不含糊地把伴侣的行为解释为同意或拒绝（尤其是伴侣每晚都共卧于一张床榻之上），而且由于把一个事件界定为强暴只取决于伙伴一方的决定，所以实际上每一次性行为都因为带有少量的善意（或恶意）而能够被陈述为一次强暴行为（某些激进的女性作家会不假思索地把这种行为宣称为“对于男性本身而言是实事求是的”）。因此，在每一次性交的场合，性伙伴需要记住，谨慎周到是勇敢之余最重要的。夫妻权利表面上的显而易见和毫无问题的特性曾经鼓励夫妻间的性行为，而排斥婚外性行为这种被称为更加危险的事情。现在，夫妻间的权利越发经常地被看做一种强暴；结果，把性欲的满足与婚姻联系起来的理由变得愈加证据不足或不能令人信服——尤其是不受控制的满足在其他地方也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之时，情况更是如此。
联结的衰弱是社会成功地产生出追求感觉的人的一个重要的条件，他们也恰巧羽毛丰满并成为有实力的消费者。如果说在现代时期的初始阶段，商业与家庭的分离曾经使得第一批感觉的追求者屈从于严厉、冷漠的竞争要求，而对所有其他常规和价值（尤其是道德方面的）置若罔闻，那么，目前的性爱与其他人际关系的分离则使得性爱无条件地服从于强烈体验和感官满足的审美标准。但是，这一所得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在重新评价一切价值和修改历史地形成的各种习惯的时期，人类行为的任何常规都不能被认为是自然而然的，也不大可能长期不受到争议。因此，在所有对快乐的追求中都突然地出现了恐惧之感，习以为常的社会技能受到怀疑，而新的技能，特别是那些受到普遍认可的技能却供不应求，并且姗姗来迟。使得后现代时期的人们所处的困境雪上加霜的是：在混乱状态中产生的、依赖于经验的少数规则，其自身就具有无法解决的矛盾，因而只丰富自己却不解决实际问题。后现代的文化颂扬性的快乐，鼓励生活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被赋予性爱的重要意义。这促使后现代时期的感觉的追求者充分开发性的主体的潜力。但是，另一方面，这同一文化又明显地禁止将另一个感觉的追求者当作性的客体。然而，这里的问题是，在每一次的性爱的接触中，我们都既是性欲的主体又是性欲的客体；而且，正如每一位情人都非常清楚地知道，如果没有性伙伴承担这两种角色或最好使两者合二为一，那么性爱的接触是不可想像的。相互矛盾的文化信号暗中破坏了它们公开赞扬和鼓励的东西。这种充满心理神经官能症的境况会因为这一事实而变得更加严重，即不再清楚“常规”是什么，并因此不再知道什么样的“对常规的遵守”才能够治愈这些官能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