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劳动力的变迁
根据《牛津英语词典》，“劳动”一词的首次使用是在1776年，意为“运用体力为社会提供物质需求”。一个世纪之后，该词也指“在生产中运用体力的全体劳动者和技术人员”，稍后还指在这两种意义之间构成联系，并最终又把这一联系引入政治问题的工会和其他机构。英语中的这些用法使人清晰地看到，劳动（那种“体力和脑力方面的辛劳”）被赋予重要性就意味着因为劳动而属于某个阶层的人们具有自决权，在这一自决权和基于这一自决权的政治活动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实际上是命运的集中体现，并反映了命运的特性）。换言之，身体的辛劳被认为是财富和社会福利的主要源泉，在这一观念与劳动力运动的自主权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两者兴衰与共，沉浮相依。
多数经济历史学家认为，[1]就收入的层次而言，几乎无法区别处于力量巅峰时期的不同文明：1世纪的罗马、11世纪的中国和17世纪的印度的富裕阶层与工业革命初期欧洲的富裕阶层相差无几。有些估算表明，18世纪欧洲的人均收入与当时印度、非洲或中国的人均收入相比不超过30%。然而，只需大约一个世纪就足以使这一比例面目全非。至1870年，工业化了的欧洲的人均收入是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11倍。在接下来的大约一个世纪内，这一数字增加了5倍，于1995年达到50倍。正如巴黎大学的经济学家丹尼尔·科恩（Daniel Cohen）指出，“可以说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现象历时不久；它是上两个世纪的产物”。[2]而且，把劳动力作为财富的源泉的观念以及源于这一观念并受这一观念支配的政治活动也是如此。
新的全球性的不平等现象、新的自信和因之而产生的自卑感史无前例、引人关注：需要新的概念和新的认知框架来进行把握，并理智地加以吸收。新兴的经济科学提供了这种崭新的概念，逐渐取代了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观念，后两者曾经一直伴随欧洲历史到现代，直至工业革命开端。可以说，这些新的概念得以在苏格兰产生“绝非偶然”。苏格兰既处于工业巨变的主流的内部，又处于其外部；既卷入其中，同时又独立于其外；在地理和心理上都接近于那个即将成为日趋形成的工业秩序之中心的国家，然而一度又远离其经济和文化的影响。通常，在“中心”出现的种种趋势会被非常迅速地发现，并在“边缘”很清晰地表现出来。处于文明中心的外围即意味着近在咫尺，可以对一切统览无余；而且还相距不远，使观察“客观准确”，进而把感觉浓缩并形成思想概念。因此，财富来自劳动，劳动力是财富的主要源泉，或许还是惟一的源泉，这一信息从苏格兰传来，也就不是“纯粹的巧合”了。
正如卡尔·波兰依（Karl Polanyi）多年以后指出（这把卡尔·马克思的洞识又推进了一步），产生新的工业秩序的那个“伟大转型”的起点是劳动者与其生活手段的分离。这个重大事件内含于一个包容信息更为丰富的对常规的偏离：即生产和交换不再属于一种更为普遍、事实上是包罗万象的生活方式，进而便可能把劳动力（连同土地和货币）看做纯粹的商品并像对待商品一样对待劳动力。[3]可以说，正是这一新的分离使劳动能力得以自由流动，投之于不同的用途（也是更佳的用途），重新组合，成为其他结构（也是更佳的结构）的组成部分。这便使得“体力和脑力的运用”凝结为一种独立的现象——一种可以像所有东西一样加以处理的“东西”，包括“运用”、移动以及与其他“东西”结合或分开。
如果不发生这种分离，几乎没有可能使劳动力在人的心理上从其所“天然”隶属的“整体”中分离出来，并凝结为自足的物体。从前工业的视角来看财富，“土地”就是这样的一种整体——因劳动者在其上耕作和收获而成为整体。新的工业秩序和概念网络在英国诞生，使一种不同的社会——工业社会——得以宣布到来。在摧毁宗法制，并因此摧毁土地、人类劳动和财富之间的“天然”联系方面，英国与其他欧洲邻邦相比可谓一马当先。首先需要迫使土地上的自耕农无事可做，从而成为现成的“劳动能力”的容器，并使这一能力可以称作“财富的源泉”，并且是潜在和独立的源泉。
劳动者不同以往的无事可做对当时的人们来说似乎是劳动力的解放——认为人从令人恼怒不安、使人呆板麻木的种种束缚和自然惰性中得到解放，这成了人们激越兴奋的主要缘由。但是，劳动力从自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未使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独立自主的状态维持多久，甚至也几乎没有使“解放了的劳动力”获得自决权，从而自由地设定自己的道路，并沿着自己设定的道路发展。那种自我演化的古老的“传统生活方式”已被连根拔除，或者说已不合时宜，解放之前的劳动力就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传统的生活方式”就要被另一种已预先设计和“铸造”的秩序替代，已不再是由命运漫无目的的游荡和历史导致的诸多错误所产生的随机沉淀，而是理性思想和理性行为的产物。一旦发现劳动力是财富的源泉，理性的任务就是对这一源泉进行空前高效的挖掘、抽取和利用。
有些评论者，如卡尔·马克思，同样具有新时代的激昂精神，认为旧秩序的渐趋消逝主要是处心积虑地制造的爆炸带来的结果：爆炸是由专注于“熔化固体，亵渎圣灵”的资本布置的炸弹导致的。还有些评论者像德·托克维尔（De Tocqueville）一样疑虑多于热情，认为传统的消逝与其说是由于爆炸，毋宁说是由于内爆（implosion）：他们在旧秩序的心脏内部窥视到早已酝酿出的厄运的种子（追溯过去总是更易于揭示或猜度）；他们还认为，旧秩序曾经不顾一切地将一剂灵丹妙药吞下，但也没能挽救它灭亡的厄运，新时代的主人的奔波忙碌根本上就像在踢开一具僵尸，不过是使灵丹妙药更新更大，更新更大的灵丹妙药只会重蹈覆辙。尽管有很多这类评论，但是对新的社会体制的前景和其中的统治者的意图却丝毫没有争议：而今已是病人膏肓的旧秩序将由一个相比之下更加强大、更为可行的新秩序取代——将要孕育和构造新的固体来填充已熔化了的固体所留下的空隙。飘荡不安的一切都将再度抛锚固着，而且比先前更为牢固可靠。用当时短期内流行的套话表达同一意思就是：“掘起”的一切迟早都需“重新埋置”。
扯断狭隘的公社制的陈旧纽带，向习惯和陈规宣战，撕碎各种中间调和力量：所有这一切的全部结果就是对“新开端”的陶醉与狂热。液化了的现实似乎准备沿着重新开掘的渠道注入新的铸模，如果任其在自己雕凿的河床上流淌，便会呈现出它从未获得过的形态。无论是多么雄心勃勃的意图似乎都无法超越人类思考、发现、发明、计划和行动的能力。如果幸福的社会——幸福人的社会——尚未初露端倪，那么在有思想的人们的画板上已经在期待着它的迅速到来，他们所描绘的骨架则由办公室内行动着的人们补充血肉。有思想的人们和付诸行动的人们同样做出贡献，其目的就是构造新秩序。新发现的自由要在将来有条不紊的服务工作中得以展现。一切都不能任其遵循自己变幻莫测、无法预知的程式，听任意外和偶然的摆布；如果能够得以改进、变得更为有用和效率更高，一切都不能任其维持现存的形态。
新秩序巨大而稳固，且经久不变。其中目前存在且是短暂存在的所有松散的末端都将重新系牢。在一切恶难中因航船失事而困于孤岛或荡于水上的溺水之人和漂泊之物都将被打捞上岸，安置固定于合适的位置。大就是美，大就是有理性；“大”代表力量、雄心和勇气。在新秩序——工业秩序——的建筑工地上伟岸傲然地散立着这种力量和雄心的纪念碑，用钢筋混凝土铸刻而成，尽管不能传之百世，但建造时就是要使其看上去具有这种气势——诸如挤满了庞大的机器和成群的机床工人的巨大工厂；或是运河、桥梁和铁轨组成的硕大而稠密的网络，铁轨上像标点一样的火车站似是要争取赢得人们往昔对寺庙才表现出的那种永恒的崇拜。
亨利·福特（Henry Ford）因为宣称“历史是空话”、“我们不需要历史”而名声远扬。他说：“我们要生活于现在，惟一值得关注的历史是我们今天所创造的历史。”[4]就是这位亨利·福特有一天把自己的工人的工资增加了一倍，并解释说他希望雇员们购买自己公司生产的汽车。这当然是自欺欺人的解释。福特公司的工人购买的汽车只占其总销量的一小部分，可以忽略不计，而工资的翻番却给福特公司的生产成本增添了沉重的负担。这一不合常规的举措背后的真正原因却是：福特希望抑制给他带来烦恼的高速度的劳动力流失。他想一劳永逸地把他的雇员拴在福特公司的企业中，并使增加的工资投入到工人为延长劳动寿命而一次又一次参加培训和训练所付出的费用中。为了达到这一效果，福特必须稳定他的全体雇员，使他们依赖于工厂的雇佣，正如他自己依赖于他们去获得财富和力量一样。
福特把别人只是小声嘀咕的话大声地说了出来；或者说，他解决了同样进退维谷的其他人所感觉到却不能用语言充分表达出来的问题。“沉重的现代性”或“正统资本主义”中的典型意图和做法具有普遍模式，借用福特的名字来代表它是很有道理的。亨利·福特关于有理性的新秩序的模式为他那个时代的总体趋势确立了标准，并成为那一时代所有的或大部分企业家努力实现的理想，其间也不乏成功者。这种理想就是要把资本和劳动力维系在一个统一体中。它就像天堂中亚当和夏娃的结合，任何人类的力量都不可能使两者分开。
“沉重的现代性”实际上是资本与劳动力缔结约定的时期，并由双方之间依赖的相互性使之牢不可破。工人依赖于雇佣来维持生计；资本则依赖于雇佣工人以求再生和发展。两者的结合有确定的目标，任何一方都不能轻易另觅他途——工厂周围的高墙把双方围禁在一个共享的牢狱之内。可以说，资本与工人结合起来，不论富裕还是贫穷，也不论健康还是疾病，只有死亡才会把两者分开。工厂是它们共同的家园——同时也是短兵相接的战场和实现希望与梦想的天然场所。
因此，资本和劳动力两者中的任何一方只有保留在商品的形态中才能存活：资本的拥有者必须能够不断地购买劳动力，而劳动力的拥有者必须保持机警、健康和强壮，并在其他方面具有吸引力，才不致错过未来的购买者。任何一方都有“与生俱来的兴趣”使另一方保持适当的状态。难怪使资本和劳动力的“重新商品化”曾经成为国家和政治活动的主要功能和关注焦点：失业人员完完全全是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力常备军”，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保持准备状态，随时准备被召回，从事积极的劳动服务。专注于此的福利国家由于这一原因而变得货真价实地“不偏不倚”：这是一切的支柱。舍此，资本和劳动都无法存在，更不用说移动和有所作为。
有些人认为，福利国家只是权宜之举，一旦针对灾祸的集体保险使得投保人足以大胆机智地去充分展现其潜在能力，福利国家就会自然消失。有些评论者更多地持怀疑态度，认为福利国家是集体投资和管理的清除加治愈的操作方法，只要资本家的企业不断产出它无意回收也没有足够资源进行回收的社会废物，这种方法就会运作——也就是说，将长期运作。但是，有一种普遍的一致看法，即福利国家是一种手段，用以处理异常情况，防止偏离常规，并消解任何可能出现的打破常规所造成的后果。迄今很少有人讨论常规。它是资本和劳动相互之间面对面的直接交战，并在这样的交战框架中解决所有令人烦恼的重大社会问题。
任何一个在福特公司开始工作的年轻学徒都很有可能在这同一个地方结束其劳动寿命。“沉重的现代性”时代的时间界限是长远的。对工人来说，这一界限由其在公司内的可能的终身雇佣划定。公司可能不会永存，但其寿命远远超过工人的估计寿命。对资本家来说，“家族的命运”将超过任何一个家庭成员的寿命，与他们所继承的工厂的命运完全相同。他们建设工厂，并打算使工厂成为家族一脉相承的基业的组成部分。
简而言之，“长期”雇佣的思维方式导致一种源于经验并由这一经验充分证实的预测：购买劳动力者和出卖劳动力者各自的命运紧密地不可分割地长期交织，实际上将永远交织——因此，设计出一种可以忍受的共栖方式是“大家的共同兴趣”，正如在同一片房产上定居的房屋拥有者之间通过协商建立邻里和睦相处的规则。理查德·森奈特（Richard Sennett）在最近的研究中发现，[5]昔日成批地进入早期资本家工厂的自由手工艺者，不由个体决定的时间安排受到他们的激烈反对（E.P.汤普森［Thompson］对此做过生动的描述）；这种时间安排后来“改进了的新样式”便是弗莱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提出的使他声名扫地的时间测算方法。这些举措都是“为了巨大的工业组织的发展而在管理中采取的压制和支配手段”，它们成了“工人可以提出自身要求的竞技场，也是一个授予权力的竞技场”。森奈特得出结论说：“常规会使人变得卑劣，但也能起保护作用；常规会消解劳动力，但也能创造生活。”只要彼此相伴共处的方式继续存在，那存于一体的种种规则就会是激烈磋商的焦点，磋商有时会转为针锋相对和一决雌雄，有时也会转化为休战和妥协。工会把个体工人的软弱无能重新铸造成可以用来讨价还价的集体力量，通过斗争使规章制度失去效力，使工人获得权利，并把规章制度转变为种种约束加于雇主的自由运作之上。
而今，这种状况已经改变。变化中的关键因素是“短期”雇佣的思维方式，它最终取代了“长期”雇佣的思维方式。永结同心、“至死不分离”的情况现已罕见：合作双方不再期望长久相伴。最近的调查表明，受过中等程度教育的美国年轻人期望在其劳动寿命期间至少要更换工作11次——而且这种“更换工作”的期望在现在这代人的劳动寿命结束之前一定会继续增强。“灵活”是当今的口号，用之于劳动市场，即意味着“众所熟知”的工作已不复存在。以短期合同、滚动合同或没有合同从事劳动；任何职位都没有内在的稳定性，只贴有“等待另行招工通知”的标签。吉亚特·范·德·拉安（Geert van der Laan）在荷兰对劳动的意思的渐趋变化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他在报道研究结果时评论说，劳动已经变成“高层次的”或“高成就的”体育运动，它超出了大多数求职者的实际能力之所及。众所周知，现在的体育运动正日趋改变其性质，与其说是大众消遣，毋宁说是少数具有巨资作赌注的精英人物所从事的竞争性很强的活动。“全部人口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辛勤而高效地劳动，而其他人只得站在一边旁观，因为他们跟不上生产的快速步伐。”[6]——可以再加一点，因为进行工作的方式给他们的技能留下的空间很少，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更少。劳动寿命饱含着不稳定因素。
当然，有人会说，这种状况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之处。劳动寿命自古以来就充满不稳定因素。但是，当前的不稳定非常奇特。心怀恐惧的各种灾难可能会摧毁人的生存手段及其前景。它们与以前的灾难不同，不是通过多种力量的结合、采取同一立场以及运用联手辩论、意见一致、强化手段等措施便能够避开，或至少得以抑制与缓和都是不可能的。现在，最可怕的灾难随时都会袭来，以奇特的逻辑或根本不合逻辑的方式选择受害者，变幻莫测地发起进攻。因此，根本无法预测谁会罹难，谁会得救。当今的不稳定是一种强大的个体分化力量。它分割而不联合。由于说不准谁会一觉睡醒便被分割开来，不知身在何处，所以“有共同兴趣”的观念越发模糊不清，最后变得不可理解。恐惧、忧虑和悲痛的形成方式使得它们的袭击都是独来独往，不相为伴。它们不相互叠加或累积，不表现出“共性原因”，也没有“惯常的地址”。这便剥夺了孤独立场在过去作为一种理性策略的地位，并提出了完全不同于过去的生活策略。但新的生活策略不会产生工人阶级可以用以防御、并且富有战斗性的组织。
劳动力的雇佣变成了短期行为，被剥夺了稳定的（更不用说有保障的）前景，因而变得支离破碎；事实上，关涉升职和解雇这类游戏的所有规则都已废除，或是早在游戏结束之前就有改变的趋向。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没有可能使相互忠诚和相互信任得以发芽生根。在长期雇佣时期内尚有相互依赖，而现在几乎没有任何刺激使人对明智的结构排列给予严肃的关注，更不用说批判性的关注，这必然导致雇佣是短暂的。雇佣场所感觉就像野营地，人们只是造访借宿几个夜晚；如果需要提供的生活用品不能送到或者送到时发现不足，可以随时离开。因此，雇佣场所不像大家共享的住处，每个人往往都愿不厌其烦地设计出各自都能接受的相处规则。马克·格拉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提出，我们的时代“联系松散”，而森奈特认为“短期的联系比长期的联系对人们更有用处”。[7]
目前，“液化了的”、“流动的”、凌乱、松散、违反常规的现代性并不预示着联系的彻底断开和最后决裂。但是，它确实预示着资本和劳动力之间解除约定。有人会说，这种命定的分离打开了从约定通向那有自身全部定则的“同居一处”的路径。定则中有暂时性，也有在需要或有愿望时终止联系的权利，两者凝结出了更大的构架。如果走到一块和暂住一起是出于相互依赖，那么摆脱则是单方面的：原先构架中的一方已经获得了它以前从未认真勾画过的自主性。在一定程度上，“不在场地主”以前从未获得过资本；现在，凭借过去梦所未见的新的自由移动，资本已经摆脱了对劳动力的依赖。其再生和发展已基本独立于它和劳动力之间任何狭隘的特殊约定的延续。
当然，资本的独立是不彻底的。资本还没有达到它所希望和努力达到的那种轻松自如。在大多数筹划中仍然需要考虑区域性的——局部的——各种因素；地方政府那“讨厌的力量”仍会在其自由运动上施加令其烦恼的种种束缚。但是，资本已成为化外之民，摆脱了羁绊和束缚，达到史无前例的自由轻松；它已获得非常充分的空间运动能力，足以迫使受地域限制的政治机构向它提出的要求屈服。中断与当地的联系而移往他处的威胁（甚至只是猜度却并未说出）也会使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必须极其严肃地加以处理，并相应改变自己的行为。今天，政治活动已经变成资本自由移动的速度与地方政府“日趋减弱”的能力之间的激烈争斗。因此，正是地方机构感到它们是在进行一场无法获胜的战斗。致力于为全民谋福利的政府别无选择，只得乞求哄骗，使资本迅速引进，而不是强迫。资本一旦引入，便去建造摩天大楼办公室以改变租借旅馆房间办公的状况。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达到或努力达到引进这一目标：为自由企业创造更好的条件，也就是说，使政治游戏适应“自由企业的规则”；运用政府可以支配的全部调节力量来清楚地表明并使人深信不疑，这些调节力量不会用来限制资本的各种自由。限制一切因素以避免可能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资本想到全球并在全球范围内发挥作用，但由政府实施行政管理的区域对资本所具有的偏好、用途和期待表现出冷淡的态度；或是与相邻区域所管辖的领地相比表现得较为冷淡。事实上，这就意味着税收很低、绝少或根本没有约束的制度。总之，这是一个“灵活的劳动力市场”。这就意味着人们会驯良温顺，不能也不愿意对资本做出的任何决定进行有组织的反抗。这里存在一种似是而非的矛盾，资本可以临时通知或不辞而别地自由移往其他地方，政府要想有望使资本居有定所，只有使资本在其理性范围内对自身的自由运动感到确信无疑。
在击碎了庞大的机器和巨大工厂中的全体员工原先怀有的镇定自若之后，资本只携带小屋中的简单行装轻松地旅行——一只公文包，一台便携式电脑和一部移动电话。这种新的不确定性已使约定既是多余的，又是不明智的。一旦引入约定，它就会束缚资本的运动，从而束缚竞争并限制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各种可能。世界范围内的证券交易和董事会管理体制迅速嘉奖在解除约定“这一正确方向上”采取的任何举措，像“削减臃肿部分”，“缩小规模”和“分解团体”等；与此同时，它们也同样迅速地惩罚任何增加雇佣的做法和因为耗费巨资的长期项目而陷入困境的公司。有似于霍迪尼（Houdini）之类的“逃逸艺术家”表演隐身术的各种特技、缺省和空位的策略，随时准备好如有必要便能逃逸的策略是解除约定和不受约束的新政策的中枢，也是今天管理智慧和管理成功的象征。正如米歇尔·克罗齐（Michel Crozier）很久以前指出，摆脱笨拙的联系、累赘的约束和阻碍运动的相互依赖一直是取得支配地位所需的最佳的有效武器。但是，而今这种武器的供给和使用它们的能力分布得很不均匀，其程度超过现代历史中的任何时候。现在，资本运动的速度是社会分层和支配层构中的主要因素，或许也是首要因素。
利润的主要来源——特别是巨额利润的来源，而且未来资本的利润也是如此——在越来越高的程度上趋向于成为构想而不是实物。一个构想只产生一次，然后便根据购买者、顾客和消费者的数量持续生成财富，而不是根据复制原型构想的人数。当构想能够带来利润的时候，竞争的目标就成了消费者，而非生产者。无怪乎资本现在的约定对象主要是和消费者的约定。只有在这一方面才能理智地说存在“相互依赖”。资本就其竞争性、高效性和获利性而言依赖于消费者生发的需求并增加对所售构想的需求；资本的运行途径也受到消费者的在场或不在场的引导，或是受到“产生消费者”的可能性的引导。在设计资本的运行途径和加速其离位运动的过程中，有无劳动力至多是需要考虑的次级因素。因而，当地劳动力对资本的“约束力”，更普遍地对雇佣条件和可能获得的工作的“约束力”已大大地减弱。
罗伯特·赖希（Robert Reich）认为，目前从事于经济活动的人们可以粗略地划分为四大类型：[8]“符号操纵者”构成第一类，这一类人创造构想并创造使构想吸引他人和得以出售的方法。那些从事劳动力再生产的人（福利国家的教育工作者或各类政府工作人员）属于第二类。第三类包括那些从事“个人服务”的人（就是约翰·奥尼尔［John O'Neill］将其分类为“皮肤职业”的那类工作），需要面对面地接触接受服务的人：产品的销售者和激起别人购买欲的人占这类人的大多数。最后是第四类，这类人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构成劳动力运动的“社会基础”。借用赖希的话来说，他们是“日常工作的劳动者”，束缚在生产装配线上，或是束缚在更现代的工厂中的计算机网络旁边以及像质检点之类的电子自动装置旁边。他们是经济系统中牺牲最多、最可任意摆布和最可能更换的部分。特殊技术和与顾客进行社会交往的艺术都不是他们的工作所需要的条件——因此，他们最易于被替换，并且拥有的交涉能力只是残余的、可以忽略不计的一部分，假如他们还真的有任何交涉能力的话。他们清楚自己可以被随便摆布，因此他们觉得培养对本职工作的依恋或承担义务以及保持与工友的持久联系都是毫无意义的。他们往往惟恐对工厂忠心耿耿，或是惟恐把自己的生活目的全部注入工厂已被设计好了的未来。
我们这个时代的或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是强制性的和强迫性的”。[9]阿兰·佩莱费特（Alain Peyrefitte）在对其进行的追溯性研究中得出结论，这个社会过去最突出的特征（事实上也是它的构成性特征）是信心：对自身的信心，对他人的信心，对机构的信心。这一信心的所有三个组成成分以往不可分割：它们互为条件——取消一个，另外两个就会烟消云散和陷于瘫痪。我们可以把忙碌地建构现代秩序描述成继续努力为信心打下机构的基础：为相互信任的投资提供稳定的框架，并使这样一种信念真实可信，即目前珍惜的价值将会继续被珍惜和渴求，追求和获得这些价值的规则将会继续被遵守，随着时间的流逝仍然保持不可侵犯，不受时间的任何影响。
佩莱费特认为，存在雇佣关系的企业是启动和培育信任的最重要场所。资本主义企业也曾是冲突和对抗的温床，这一事实不应对我们产生误导：有对抗就必然有信心，有竞争就必然有信任。如果雇工们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那是因为他们对框架的“约束力”充满信心。正如他们过去所希望和热望的那样，他们的权利会注入这一框架之中；他们信任企业，认为那里是寄放自己的权利以安全保存的正确场所。现今已不再是这样，或者至少正迅速地改变而不再是这样。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都不会准备在一家公司中耗尽他的全部劳动寿命，甚或是相当大的一部分。大多数有理性的人都喜欢把生活中的积蓄托付给充满风险的炒股投资基金和保险公司，而不去依赖他们目前正为之劳动的公司可能会提供的养老金。正如尼格尔·绥夫特（Nigel Thrift）最近做出的总结：“在逐渐‘取消层次’、‘缩小规模’并‘重新设计’的组织中想要同时建立信任是非常困难的。”[10]
信心的崩溃，对参与政治和集体行为的意愿逐渐消退，皮埃尔·布尔迪厄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了联系：[11]他认为，筹划未来的能力是一切“有创造力”思想的先决条件，也是重新审视和改革变化目前状况的先决条件——但是，对目前缺乏把握的人们不太可能筹划未来。他们似乎被缚在地，阻止他们移往他处，或是他们确实迁移时，又会在有重兵把守的边防检查站被逮捕。对于可以自由运动的资本来说，他们处于先验的次要地位。资本日益遍及全球，而他们却留在当地。因此，他们手无寸铁地暴露在神秘的“投资者”和“股东”的皮鞭之下，暴露在更令其莫名其妙的“市场力量”、“雇佣条款”和“竞争要求”的皮鞭之下，承受那不知何时会落到身上的鞭笞。无论他们今天获得什么，都会在明天不加警告地被夺走。他们不可能获胜。因为有理性或是争取做到有理性，他们也不愿冒险战斗。他们不太可能把自身的悲痛转变为政治问题，并转而求助于政治力量以改变所处的境况。正如雅克·阿塔里（Jacques Attali）几年前预言的：“权力将来会沿着特定的路径阻碍或促进运动。国家只会行使其权力控制这些路径所构成的网络。因此，若不能对这一网络进行控制，必将无法挽回地削弱政治机构的力量。”[12]
从“沉重的”或“固体的”现代性，到“轻巧的”或“液化的”现代性的道路构成这样一种框架，其中已经注入了劳动力运动的历史。它也经过漫长的旅程才理解了这段历史中的那个颇具恶名的拐弯绕道。大众媒体是广告商们策划出的阴谋，要把消费者群体引向深渊。或是由于大众媒体，或是由于充斥着壮观加娱乐的社会的催眠效果，媒体所产生的影响令人疲惫不堪，由此导致了公众情绪的变化。若参照这一变化来简单地解释劳动力运动在穿过世界“发达”（用其“现代化”的意义）阶段所经历的辛酸苦痛，那么这种解释既没有理性也不能特别地说明问题。归罪于忙中出错或者两面派的“控制劳动力的政客”也会与事无补。由这些解释引发的种种现象绝不是虚构的——然而，拥挤在进行大规模生产的工厂中的工人们团结并肩，为出卖劳动力坚持了更多人道的、从中可以获得更大利益的条件；劳动力运动的理论家和实践家在工人的孤独中感受到他们那种对将会实行普遍的正义原则的“健康社会”所表现出的渴望，这种渴望虽然还处于萌发的初期，但又是与生俱来的。自从这一时期开始，人们（绝少出于自愿的选择）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环境和社会背景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若不是存在这一事实，以上的那些解释也就不成其为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