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退维谷

弗洛伊德认为，文明生活中存在的典型的痛苦根源于对个体自由的压制，勉为其难地使个体听从压制，消耗巨大的体力，而且这种消耗几乎永无尽期，如果还有尽期的话。自由与保障之间的紧张状态往往得以内化，然后“从内部”与个体对抗——呈现的形式是超我（那支“驻扎在业已被征服了的城市中的守备部队”[18]）和本我（受到压制的欲望的储存库）之间的争斗，在“自我”这一战场上展开。因此，文明人所特有的病态存于人的内心世界。正是这里需要去发现、诊断和治愈。确实，正是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对我们的不幸负有责任”，一个人“变得神经错乱的原因就是由于无法忍受社会为服务于自身的文化观念而强加在人身上的大量挫折”[19]——但是，文明（以保障之名强加的限制）控制每一个个体的那种无法抵制的力量与“快乐原则”一样不容置疑，却又是后者促使个体踏上通往幸福彼岸的旅程。事物的存在方式必然如此；困扰“文明人”的种种忧虑将会不断产生，减轻由此产生的不幸的惟一方式就是处于危难中的人安于压制，不能指望压制会离去，压制也不会自愿地离去。

阿兰·艾伦伯格（Alain Ehrenberg）对现代个体主义进行了不知疲倦的探讨。他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提醒读者，[20]对目前存在的心理问题有一种不同的诊断方法，这种诊断方法曾由杰奈特（Janet）提出，以与弗洛伊德的诊断方法相抗衡，但没能成功。杰奈特认为，现代个体的典型忧虑源于“自我的缺陷”——没有能力应付现实，理解现实，并找到一条可以在其中游刃有余的人生之路。弗洛伊德的“文化观念”的特征是直截了当，毫不含糊，不旁敲侧击，也不提出问题；而杰奈特认为社会对于个体来说已是分崩离析，无法理解，社会显得支离破碎，流离动荡，不易辨识，难以捉摸。艾伦伯格认为，杰奈特的诊断方法而今已经盛行起来，应该受到应有的重视，尽管这种重视已被延误至今。并非因为人们不能将理想投诸于实践，从而产生无法抵抗的压制折磨着当代人，而是人们缺乏理想：没有明确的方法指导人们过上舒适的生活，没有坚实地且稳定不动的定位点，生活之路没有可以预见的目标。精神上的沮丧这一感觉表明人的软弱无力，没有能力去行动起来，尤其是没有能力采取理性的行动，以胜任地履行生活中的各项义务。这一切已成为晚期现代或后现代时期的象征性的缺陷。

虚弱、不足——这些名称都表示晚期现代或后现代的疾病——后现代的缺陷。并非担心不相一致，而是不可能一致；并非是对越界心怀恐惧，而是对无边无界充满惊骇。不是需要超越自己的力量去行动起来，而是徒劳地寻找稳定而又连续的生活之路的行动漫无目标，散乱无章。

没有给人强加阴险的约束和限制，我们往往称之为自由。在晚期现代或后现代的世界中，我们大多数居民就这一意义而言非常自由，我们的祖辈们连做梦也无法想像得到。他们确实做了梦；他们在生活的每天中都对越雷池一步心有余悸，因而规则和限制若能神奇般地消失当然是一种颇具诱惑的幻境。半个世纪或一个世纪以前的祖辈们的几多梦魇曾是为满足他们超常的需求而产生的超常力量。那个令人又怕又恨的小说人物“老大哥”[21]不分昼夜地对每个人的一举一动密切关注，稍有越轨便立即惩罚，而必须“与其保持一致”、并与其地位平等的邻居们便是魔鬼。摆脱这一切便意味着解放，即自由得以凯旋，再也没有哪种梦想比这更美好的了。然而现在，那种力量已经将其视线转向别处，或是自己消失于人的视线之外，即便越轨也根本看不见界线在何处，因此“老大哥”就是仍想呵斥或惩罚也会对从何处着手感到难以定夺；至于那些邻居们，他们数量众多，形形色色，千差万别，他们各自自行其是，对我们为寻找“真实和可信的”自我而进行的斗争最为漠不关心。

我们的祖辈们认为自由就是不要别人教导该做何事，不受别人强迫去做自己不愿做的事情，有这种看法不是他们的过错。若按这种关于自由的定义，他们很可能会认为我们大多数人今天所处的境况是自由的化身。他们没有也无法预见的是，他们所设想的那种自由即便到来也只是悬挂着的一个价格标签，这种自由的代价是沉重的。

所说的代价就是没有保障（或者说是危险：一种更加复杂的不舒适境况，既没有保障，又有动荡和危险）。若考虑到一个自由的人每天所面对的选择是如此之多，那么这种代价确实非常沉重。做出选择时还必须不存有这样的信念，即行动一定会带来预期的结果，今天的投资一定会带来明天的丰硕回报，避开今天看来似乎是糟糕的选择一定不会在明天遭受令人痛心的损失。并不清楚要信任谁，相信什么，因为似乎谁也没有控制着事物现在的运作方式——谁也不能提供一个可靠的保障，保证事物一定会沿着预期的方向发展。在没有保障的境况下的生活是一种冒险，而正是行动着的人必定要为所冒的危险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