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同一与差异

过去的30年里，我都是在利兹这个城市度过的。它的市政大厅气势恢弘，体现出远大的抱负，与发生工业革命的大都市的自信完全相称。它建于19世纪中叶，宏伟壮观，富丽堂皇，在建筑上融合了巴台农神庙和埃及法老寺院的艺术特色。其中心建筑是一个巨大的聚会大厅，曾经供市民们定期地聚会，以讨论和决定在通往这座城市和大英帝国更大的辉煌的道路上需要走过的每一步。在聚会大厅的天花板下，约束走上这条道路的任何人的规则是用烫金的紫色字母清清楚楚地表述出来，像“诚实是最佳的策略”，“占卜是为渴求永生”，或“法律与秩序”。这些朴素的原则合乎道德且极其神圣，其中有一条因其颇有自信和坚强不屈而令人震惊——“前进”。不像到市政大厅去参观的当代人，制定规则的那些人对其意义一定没有丝毫的疑问。他们清楚“前进”与“后退”之间的差异。他们态度坚决，足以使自己留在前进的道路上，并坚持自己所选定的方向。

在1916年5月25日，亨利·福特（Henry Ford）对《芝加哥论坛》的记者说：“历史或多或少都是空话。我们不需要传统。我们要生活于现在，惟一值得关注的历史是我们今天所创造的历史。”福特因为直言不讳地大声说出了其他人在接受采访之前会思虑再三的那些话而闻名遐迩。进步？不要把它当作“历史所做出的创举”。它是我们的创举，是生活于现在的我们的创举。惟一重要的历史目前尚未得以创造，但又正在创造之中，而且必定会得到创造：它就是未来。（另一位注重实效、实事求是的美国人安布罗斯·彼尔斯［Ambrose Bierce］10年前在《魔鬼的词典》一书中谈到未来时说道，未来是“这样的一段时光，这时我们的一切事情都繁荣昌盛，我们的朋友真实可靠，我们的幸福得到保障”）。皮埃尔·布尔迪厄（在《对抗之行动》一书中）最近已经悲伤地得出结论的东西，福特却会以胜利者的姿态宣称：“要掌握未来，需要首先把握现在。”把现在保持在自己的掌握之中的人能够有信心迫使未来让自己的事情繁荣昌盛，而且因此便可以对过去视而不见：这种人能够真正使得过去的历史成为“空话”——成为一派胡言，无聊的吹嘘，骗人的谎话。或者至少比起应该受到关注的同类事情，不再给予历史更多的重视。进步并不提高历史的地位或使其变得高贵。“进步”蓄意地宣布要贬低和取消历史。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进步”不代表任何历史的特征，却代表现在的自信。进步的最深刻的、也许是惟一的意义就是感觉到时间在我们这里，因为是我们使事情得以发生。关于进步的“本质”，我们往往还会说的是要对那种感觉“进行本体论的表述”，这一点虽然可以理解，却会产生误导并是徒劳无益的。确实，历史是通往更美好的生活和更多的幸福的一段旅程吗？如果这是事实，我们又如何才能得知呢？能够就此发表意见的我们并不生活在过去，那些生活在过去的人们又不生活于现在——因此，由谁来进行比较呢？就像本杰明（Benjamin）和科里·安琪儿（Klee Angel）所言，无论我们是受过去的恐惧的推动迅速地进入未来，还是受“我们的事业会繁荣昌盛”这一希望的吸引而匆忙迈向未来，可以参照的惟一证据就是运用记忆和想像，把两者联系起来的是我们的自信或者没有自信。对于有信心和能力改变事情的人们来说，“进步”是一条自明之理。对于那些感到事情在他们的控制之外的人们来说，进步的观念不会自发出现。如果产生这种观念，则反而显得可笑。在这两种极端的情况之间，几乎没有争论的空间，更不用说会达成共识。福特也许会把他关于锻炼的看法应用于进步，“锻炼是空话。健康就不需要锻炼；生病时又不会锻炼”。

但是，如果自信是“牢牢地把握现在”的放心感，是对取得进步的信心可以依赖的惟一基础，那么就难怪在我们的时代信心必定是摇摆不定的。情况之所以如此，其原因是不难发现的。

首先，明显缺少一个能够“推动世界前进”的机构。我们这个晚期现代或后现代时期中最令人感到痛苦也是最难以回答的问题不是“该做什么”（以便使这个世界更加美好或更加幸福），而是“由谁来做”。在《新的世界混乱》一书中，肯·舒威特（Ken Jowitt）宣告了“约书亚[5]话语”的失败。这种话语直到最近都塑造了我们关于世界及其前景的想法，使得世界“得到中心化的组织，严格的限制和歇斯底里式的关注，具有无法穿透的界限”。在这样的世界中几乎不会出现关于机构的问题：“约书亚话语”的世界曾经只是强大的机构及其行动的后果或影响之间的一种链接。在福特式的工厂和建立与管理秩序的主权国家中，这种世界形象有过认识论上的基础（如果不存在于它们的现实之中，至少也存在于它们的志向和决心之中）。现在，它们正在失去对两种基础的控制，连同对它们的主权和志向的控制也一起失去。现代国家或许更为敏锐地感受到疲惫不堪，因为疲惫就意味着完成事情的权力被从政治中消除——这种权力的作用就是帮助决定应该完成哪些事情。政治生活中的机构虽然原地未动，被束缚在它们原先的位置，但是权力却流动离去，因而大大远离了机构的可及范围。我们的体验就像飞机上的乘客，高高地飞行在蓝天上，却发现驾驶员的座舱内空无一人。

其次，越来越不清楚机构应该做些什么，以改进世界的形态——如果机构不大可能非常强大足以做到这一点，则情况更是如此。在过去的两个世纪内，由众多画笔用很多色调绘制出来的幸福社会的所有幻景都被证明是无法企及的黄粱美梦，或者真的宣布了它们的来临，这样的社会也不适于人们在其中生活。人们当时发现，每一种形式的社会设计都产生出与幸福同样多的不幸（如果不是更多）。现在，这同样适用于两个主要的对手——马克思主义和现在占主导地位的经济自由主义。关于其他重要的竞争对手，弗兰考斯·莱奥塔德（Francois Lyotard）所提出的“在达到全面解放的一般过程中什么样的思想才能消除奥斯威辛集中营”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回答，而且仍将不会有答案。“约书亚话语”的时代已经结束：已经绘制出的按标准建立的世界的所有美景都让人感到差强人意，而那些尚未绘制出的则让人感到疑虑重重。我们对现在的旅行没有想到任何目的地以作为引导，既不寻找“美好的社会”，也不希望任何时候会到达这样一个社会。彼得·德拉克尔的“再也不能依赖社会来获得拯救”的断言准确地捕捉到了这个时代的脉搏。

但是，能够且将要被重新创造并使其永远“新奇和美好”的生活在现代的传奇故事，也就是关于进步的现代传奇故事尚未结束，而且不大可能很快结束。现代性只知道有“人为创造的生活”：现代人的生活是一项任务，而不是赠给的礼物。这项任务永远不能彻底完成，永远需要更多的关注和努力。“晚期现代”或后现代样式的人类境况使得这种生活形态更加令人厌恶：进步不再是一个临时的问题，最终导致完美的状态，即一切必须做到的都已经完成，不要求再进行任何变革——进步已经是一种永久的状态，这便是“继续生存”的真正意义。

目前的进步的观念显得非常陌生，以致人们疑惑自己是否仍然具有这种观念——这是因为，进步就像现代生活中的很多其他参数一样已经变得违反常规和个人化。它违反常规，因为存在这样一个问题，特殊的“新”方法的改进是否已经任凭人们自由地进行争论，并且即便在已经做出决定之后是否必然保持受到争论的特性。它变得个人化，因为期待每一个人独自地运用各自的睿智、资源和勤奋，使自己的境况变得更令人满意，并且把目前境况中任何让自己感到怨恨的方面抛到九霄云外。

然而，进步的可行性问题就像违反常规和个人化到来之前一样依然存在。正如皮埃尔·布尔迪厄准确地表述的那样：要构想未来，首先需要把握现在。正是个体对现在的把握才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很多（也许是大多数）当代的个体来说，“对现在的把握”都是摇摆不定的，或者明显地没有获得。我们生活的世界是灵活多变的，具有遥遥无尽期的严重危险，并且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生计的来源、友爱关系、大众的利益、职业和文化特征的参数、在公众面前表现自我的方式、健康卫生的模式、值得追求的价值和已经追求的方式。信任的安全避风港数量极少而且相距遥远，因此多数时间内信任仍然是处于飘摇无定所的状态之中。

当危险永远地存在而人们也这样认为的时候，对未来的计划就变成转瞬即逝和变幻无常的东西。对现在的把握程度越小，就越无法把“未来”纳入设计之中——标明属于“未来”的时间宽度变得更短，作为整体生活的时间就被分割成片段，“一次面对和处理一个片段”。连续性已不再是改进的标记：进步的累积和长期性正逐渐让位于每一个片段分别提出的要求；每个片段在其终结之前，其中的价值都必须得到充分的发掘和使用，然后开始下一个片段。在一个由灵活多变这一规则支配的生活中，生活策略、生活计划和生活中的愿望都只能是短期的。

这个伟大的转变所造成的文化和种族上的后果尚未开始得到认真的探讨，因而只能进行简单的轮廓勾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