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讲述的生活和经历的故事

序言　讲述的生活和经历的故事

“人们必然是疯狂的”，布莱斯·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话含机锋地说道，“因此，不会变得疯狂便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狂”。在评价帕斯卡尔的这句话时，欧奈斯特·贝克尔（Ernest Becker）坚持认为，人不可能逃离疯狂，即便逃离也只能是进入另一种疯狂。他解释说，人类“摆脱了自然，但又无望地处于其中”；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我们全都超出了外在生活的限制。然而，我们又很清楚，从现实生活中逃出将会不可避免地（也是实实在在地）跌回现实之中。对这一点我们只能清楚地认识，尽管我们竭尽所能地（甚至为所不能地）要把它忘记。没有很好的办法可以解决这种两难之困，因为恰恰是超越了自然这一事实才使得我们可以仔细审视自身的局限，使其清晰可见，难以忘怀，又令人痛楚难当。我们使尽浑身解数，要让人类的种种自然局限成为最为严守的秘密；但是，即便这种努力真的大功告成，我们也毫无理由要去“跨越”和“超出”我们曾经渴望超越的那些局限。绝无可能忘记自然的限制，正是这一点才促使并允许我们要置身于自然之上。由于不允许我们忘记自然，因此我们便能够（也必须）继续向自然发起挑战。

人在其象征世界中所做的一切，都是试图否认并征服自己荒诞的命运。这事实上是迫使自己盲目地忘记那些社会的游戏、内心的诡计和个人的偏见。这一切都远离了人的现实境况，因而便成为种种形式的疯狂——一致认可的疯狂、共受同享的疯狂、改头换面的疯狂、尊严有加的疯狂，但是这些都还是一路货色的疯狂。[1]

“一致认可”、“共受同享”、“尊严有加”——具有尊严是因为大家共受同享，而且有口中明说或心照不宣的协议要尊重所共享的一切。我们所称的“社会”就是专注于此的一种巨大的新鲜货色；“社会”是一致认可和共受同享的另一名称，但也是使已经被一致认可和共受同享的一切变得尊严有加的力量。社会之所以成为这种力量，是因为它也如自然本身，在我们任何人到达之前就已早早存在于此，而且在我们所有的人都已离世西去之后它仍将继续存在。“生活于社会之中”，一致认可，共受同享，并且尊重所共享的一切，这些都是快乐地生活（如果不是今后永远快乐的话）的仅有诀窍。生活的固定格局在人的内心产生刺痛，风俗习惯和日常事务在这种刺痛中吞下了荒诞不经这剂毒药。贝克尔说，社会是“人类生活的意义所赖以存在的活生生的神话，是对抗性的意义创造”。[2]“疯狂”不过是没有共同分享的意义。疯狂若得以分享则不成其为疯狂。

所有的社会群体都是制造意义的工厂。事实上还不止于此：它们绝不亚于有意义生活的保育员。它们的呵护不可或缺。亚里士多德指出，城邦之外孤独游荡的个体只能是天使或野兽；可以说这毫不奇怪，因为前者永生不死，而后者却意识不到自己天命有数。正如杜尔克姆（Durkheim）指出，屈从于社会是“体验被解放之感”，就是“从没有思想的盲目体力之中”解放出来。杜尔克姆很注意修辞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是否可以说“因为社会比个体更为无限地寿命久长，所以正是依靠这一社会环境我们才有幸得以品尝那些不仅仅是为时一瞬的满足？”[3]所引的第一句似乎有些冗繁不确：屈从于社会所获得的，与其说是从“没有思想的体力”中解放出来，毋宁说是从对体力的思考中解放出来。自由的到来驱除了生命有限这个幽灵。正是这一同义重复的说法使得驱除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驱除，使得有些满足让人感觉到冷酷盲目的“体力”失败了。若把满足与那些更早降生而且很可能寿命更长者分享，那么满足就“不仅仅是为时一瞬的”；更准确地说，它们是被（暂时地）洗刷掉了为时一瞬的恶名。人能够在终有一死的生命中体味永生，即便只是以隐喻或借喻的方式，也就是把生活塑造得使人们不约而同地认为其中被赋予了不灭的价值，或者生活是与人们普遍认为注定不朽的那些东西朝夕相伴、形影不离。大自然那亘古不变的性质中的某种因素，也许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逐渐销蚀掉个体生活的短暂性。

对善与恶的认识使人需要强有力的坚定的道德引导。同样，对生命有终的认识激发出对超越的欲望。欲望呈现两种形式：或是有种强烈的欲望，要迫使众所公认的短暂生命留下得以经久的痕迹，甚至比留下痕迹的人还要历时久远；或是渴望去体味“比死亡还要强烈的”短暂的生活经历。社会滋养了这两种形式的欲望。欲望中有股能量在等待疏导和引领。社会能够“利用”这种能量，从欲望中汲取生命的乳汁，只要社会尽力满足人们的共同愿望：提供可信的、带来满足的东西，它颇具诱惑，值得信赖，足以促使人们去做出努力，使生活“具有意义”并“获得意义”；这些努力足够消耗能量和劳动力来填补生活中的时间空间，而且努力方式的品类足够繁多，使得任何阶层、任何地位的人，不论才能和资源是充沛还是贫乏，都可以切合实际地去梦想和追求。

正如贝克尔所言，这可能就是疯狂。但可能有人也会争辩说，这也许是对现存境况的理性反应；人类无法改变这种境况，而又不得不对付它所产生的影响。无论这种境况是什么，它都由社会“控制”，而它也控制另一种认识，即关于善与恶的认识——不过，它在自己的控制中享有更多的自由，责任更为重大，因为人类虽从善恶之树上获取食物，但对生活之树只有耳闻，对品尝过它的果实却毫无记忆。

只要有使用，就会有滥用的可能。超越手段的使用与滥用的界限，过去曾在人类社会划分界限时引起非常激烈的（或许是最为激烈的）争论，而且现在还是如此；它也很可能在很长时间内仍然如此，因为生活之树上的果实在任何一个有正式执照的市场摊位上都不可能得到。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都是管理稀有的资源；但是，超越死亡的经济却是要管理（提供和分配）为根本就不存在的资源所寻找的替代之物即代用品，不得不用它来代表“真实材料”，并使生活在没有真实材料的情况下也能但过无妨。代用品的主要用途是阻止（不能阻止就拖延）各种发现，这些发现有似于莱昂那多·达·芬奇的悲伤结论：“我原以为我是在学习如何生活，但是我却一直是在学习如何死亡。”——这睿智之语有时会促发天才之花的开放，但更经常地是导致意志的衰弱。正因为如此，生活中已存在的和广为人知的意义不能区分为“正确”和“不正确”、真实和虚假。它们所带来的满足的差异虽然只在于情感的强度、深度和持续时间，但是它们都没有真正地提供符合需要的满足。

两种结果随之产生。一种是令人称奇的文化创造，其“主要职责”是提供全新的其他各种超越策略，从未尝试过，但又使人深信不疑；另外，还使得人们对于坚持不懈的策略寻求重新恢复全新的信任，尽管探索者一路跌跌撞撞，失望之后又是挫折，接连不断。在生活意义这一市场上的贸易竞争最为激烈，但是，已有商品具有“不同于其他的用途”，这种商品市场便不太可能萎缩，因此刺激在竞争状态下的对商品供应的需求也不大可能枯竭。第二种结果是出现一个绝好的机会，可以利用未经发掘且是永远用之不竭的能量，这种能量产生于对生活意义持续的、从未完全满足的渴望。若能恰当地获取和疏导，这种能量可以发挥多种用途：由于它的无所不在和普遍适用，它完全实在地构成文化的“元资本”——很多不同的“文化资本”可以由这一材料铸成，也确是由它铸造而成的。任何一种社会秩序都可表述为由诸多渠道组成的网络，并通过这些渠道来寻求生活的意义以及其中传达出的生活意义的准则。用以超越的能量使所谓的“社会秩序”这种可怖的活动持续运行，使之既必不可少又切实可行。

上文已经提出，区分“正确的”和“错误的”生活意义和准则不仅使人丧失信心，而且一旦实行起来也是注定要失败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现存的生活意义都具有相同的价值；虽然没有一个恰好符合要求，但从这一事实并不能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说，它们都以同样的偏差不能符合要求。每一种文化的存在都依赖于对生活意义的发明和传播，每一种秩序的存在都依赖于对要超越的强烈欲望的操纵；但是，由这种欲望所产生的能量一旦转化为资本，便可能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得以使用和误用，尽管从每一种能量的分配中所获得的利益给人们所带来的益处是不等的。可以说，“社会秩序”的要旨是重新分配，即对在文化环境中产生的资源和超越策略进行区别性分配；所有社会秩序的作用都是控制它们的可及性，把这一作用转变为“社会分层的主要因素”和控制社会不平等的首要措施。包含一切特权和权利剥夺的社会结构产生于生活准则中的各种区别性的价值判断措施，而不同阶层的人都可以了解并利用这些生活准则。

通过社会调节可以对资本化了的“超越能量”进行重新分配。正是在这一领域里，生活意义的真实与虚假的问题才能得以理智地定位，并寻求一种可信的回答。能量会被误用，而且确实被误用了——此时，有意义生活的种种可能被减少、掩盖和误解，能量被引往它处，因而无法发现这些可能。如果个体还要生活，公众的生活仍要继续，那么对要超越的强烈欲望进行社会操纵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种操纵往往包含过剩操纵，因此疏远而不是拉近了生活所需要的诸多机会。

过剩操纵在达其极端时是险恶的。此时，文化环境中产生的社会准则不够完善，准则在社会环境中分配给完全一样的男人和女人之时又产生不平等，这两者便成为过剩操纵转嫁其责难的对象，但产生的社会准则正是供这些男人和女人使用的，用以安置他们的资源也是为他们提供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解决问题”的机构变为“产生问题的机构”；[4]人一方面要对自己负责，而另一方面又要“依赖于自己根本无法把握的条件”[5]（多数时候还依赖于自己的知识）。这样，“一个人的生活方式成了系统矛盾的传记式解决办法”。[6]不责难机构，而把责难转嫁于个体的不足，这或是有助于消解最后可能具有潜在分裂性的愤怒，或是有助于使之转化为自我谴责和自我毁谤，甚至把它引向攻击自身的暴力和折磨。

让“不再靠社会拯救”的训告深入人心，使之转化为大众心智中的常识，这是当代生活的表层上很容易发现的现象。它揭示了事情的“又一真相”：拒绝给予集体和公众超越的手段，抛弃个体，任他们孤独地挣扎，去完成一项大多数个体都缺乏资源来单独完成的任务。对政治的冷漠日趋严重；对包含个体生活的各种亲密关系的大众生活空间进行殖民分割，即理查德·森奈特所说的“大众的崩溃”；稳固生活纽带并使之持久的古老做法迅速衰退；对分割和独处（“我需要更多的独立空间”，阿里·麦克比尔［Ally McBeal］所说的“我对独自一人已厌烦透顶”，在这两者之间永远不停地来回摇摆）的恐惧或欲望导致精神分裂；人们带着强烈的激情拼命地寻找群体，即便精神已经分裂了的个体也是如此；人们永远需要改进了的新型惩罚性政治体制来折磨自己那作为替罪羊的肉体，但又自相矛盾地笃信肉体既是需要竭尽全力保卫的“最后一道防线”，同时也是永无止境的快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令人愉快的感觉）的源泉，这些快感因吸收和消受那些现成的激动人心的事情而产生；在化学、电子和社会中生产出来的刺激物的普及性不断提高，人们在不同的时刻需要它们，以使自己对生活的感觉更为敏锐，有时使之减弱或迟钝——以上所有这一切或许都共同地深深扎根于那“又一真相”。

虽是两种层次，但趋势相同：人类个体建构自身的存在所具备的条件，决定他们选择的范围和选择所导致的后果。这些条件退出了（或被移出）他们的意识的所及范围，而了解这些条件的途径又被阻断，或被置于个体生活经历的背景之中，这一背景很少被人探索，而且模糊不清。个体讲述他们的生活经历，是要努力创造或发现关于自身的逻辑，并把它们注入人际交往所使用的可以改变的符号之中。这些条件和叙述都同样地经历了一个无情的分化过程，尽管这种过程的实质在每一种情况中都存在差异：不管“条件”会是其他什么东西，它们都是发生在人们身上的各种事情，不请自来，而且不能随人所愿地离去；而“对生活的叙述”就是人们就自己的行为和疏忽所讲述的故事。如果形象地表达在话语中，这一差异即存在于人们认为想当然的某种东西和人们就其提出“为何”与“如何”等问题的某种东西之间。所使用的术语之间似乎存在语义区别。但是，与社会学最为相关的一点却是：是如何运用术语来编织故事的——也就是说，在叙述的过程中，人的所为和据以行为（而且，根据定义，不可能有其他的行为方式）的条件之间的边界在哪里划定。

马克思有一个著名的断言，人们能够创造历史，但不能选择创造历史的条件。我们可以把这一命题更新，使之适合“生活政治”的时代需要，可以说人们能够创造生活，但不能选择创造生活的条件。然而，这一命题无论以其原版形式，还是以其现代翻版的形式，都可被认为有两种含义：无法选择的条件与适合于很好地达到目的、适合于仔细分析并做出决定的行动之间相互分离，并将保持这种状态；尽管两者是否相互作用还是一个问题，但是使它们分离的边界是毫无问题的客观存在，因之也就不可沟通。

然而，边界“已定”的假设本身就是一个主要的，或许也是决定性因素，它使得“条件”客观存在，成为一个没有选择的问题。“条件”公然宣布不受人类选择的影响，且这已被普遍地接受。“条件”以此为借口，摆脱了生活行为中的目的与手段的束缚，从而限制了人们的选择。正如托马斯（W.I.Thomas）所言，人们假设是真实的某种东西，结果（更准确地说，是他们的行为所积累的结果）往往就变成真实的。人们若说“X没有替代”，那么X便从行为的领地移到行为“条件”的领地。人们若说“没事可做”，那么他们确实不能做任何事情。同样，既影响“条件”又影响对生活经历的叙述的个体分化过程需要两条腿行进：确定选择范围并把切合实际的选择与黄粱美梦区分开来，确定和区分的力量必须稳固地置于“条件”的巨大框架内；而生活的经历必须受到限制，在所提供的各种选择中来回穿行。

因此，所过的生活和所讲述的生活也紧密地相互联结并相互依赖。虽然自相矛盾，但仍然可以说，在生活尚未过去，更未讲述之前，就生活所述说的故事便干涉了所过的生活……正如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使用另一套词汇系统所说的，“尽管不想把与题无关的东西无限地扩展范围，但是，一种文化中对事情的表述方式，以及进行表述的‘机构’与社会制度确实起到建构性的作用，而且不仅仅是反思性的作用，也不仅仅是事后起作用”。[7]关于生活的故事表面上受到一个适中的抱负的引导，这一抱负就是要在故事所重新述说的生活中注入（“在追溯中”，“有事后洞察之便”）“内在的逻辑”和意义。事实上，他们有意或无意地使用的编码塑造了他们所讲述的生活，同样也塑造了他们的叙述以及对恶棍和英雄形象的选择。一个人总是把自己的生活作为要讲述的故事来过，但是希望讲述的故事的编织方式却决定了生活之线的纺织技巧。

可以证实，“背景”和“行为”（“结构”和“媒介”[8]）之间的边界是所有边界中引起激烈争论最多的，这些边界形成生命世界的地图，因此也间接地决定生活过程的轨迹。意识形态中最为疯狂的一场战斗在这条争论最多的边界上打响；在边界沿线，属于参战的各意识形态的武装部队和机动大炮安营扎寨，部署到战场上，形成“虚构”、“信念”和“良好感觉”——这是一条“不可突破的防线”，有坚固的堡垒，可以抵御思想所发动的一切猛烈的进攻；有明壕暗沟，可以防止任何游移不定的想像。虽然做出了最为热切的努力，但这条边界仍然是令人生厌地可以移动；它也是一条奇怪的边界，因为对这一边界提出疑问往往是一种最有效的争斗形式。“事情并不像它们的表面那样”，“事情不像你坚持认为的那样”，“魔鬼并不像画的那样黑”，这些战争中的嚎叫足以让这条特殊边界的防卫人员胆战心惊之至，因为有那么多的先辈们为神圣的裁决、历史的法则、政府的辩护和理性[9]所发出的训告等方面充当发言人，他们已经对此中的艰难困苦谙熟于心。

英国文化研究会的研究与理论策略，是英国历经艰难之后对当代社会科学的认知框架所做出的贡献。在就这一策略进行详细阐述时，劳伦斯·格劳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指出，“表述”这个概念最准确地抓住了在此讨论的边界上所发起的战斗的策略逻辑（讨论是要在实践和效果之间锻造连接的过程，也是使实践得以具有不同寻常的、经常是无法预言的效果的过程）：

表述是从另一套关系中建构出一套关系来；它经常涉及对连接关系的解构或表述，以便联结或重新表述其他连接关系。表述是一场连续的争斗，目的是要把实践重新放置于一种不断移位的力量场中，通过重新定义关系场——语境——来重新定义生活的种种可能，正是在这种关系场中惯例得以确定。[10]

表述是一种不管我们愿意与否我们都必须持续介入其中的活动；没有表述，任何体验都不会写入故事之中。但是，在任何时候，表述所具有的重要意义都不如讲述“全部生活”的故事的意义那么巨大。因此，至关重要的是履行（或是不履行，这里的情况就可能如此），由不可抗拒的“分化”置于一个人双肩上的——只单独地置于个人的肩上——令人畏惧的重任。在我们这个“由个体构成的生活”中，人所能陷入的一切混乱都被认为是自我制造的，一个人可能陷入的所有困境都被宣称为陷入其中的不幸的失败者预先早已布置好的。不管充斥于生活中的是幸福还是厄运，一个人只能感谢或责备自己。“全部生活的故事”的讲述方式把这一假设提升到警世名言的地位。

所有的表述都开启某些可能，也阻止其他一些。我们这个时代里所讲述的故事有一种区别性特征：这些故事表述个体生活的方式排除或抑制（阻止表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彻底地追踪把个体的命运与作为整体的社会进行运作的方式和方法连接起来的各种纽带；更为切中要害的是，这一特征阻止了对这些方式和方法提出任何疑问，措施就是把它们转移到个体生活追求所依赖的未经考察的背景之上，并把它们转变为“无理性事实”，故事讲述者既不能怀疑也不能超越，无论是单独一人，三五成群，还是集体行动都无济于事。由于有超越个体的因素在个体眼不见心不想的状态下塑造个体生活的过程，因此，“齐心协力”和“臂挽臂傲然屹立”以增加力量的情况已很难见到，而且，与塑造人类境况或人类共同困境的方式进行抗争（更不用说批判性地抗争）的冲动也是微弱不堪的，甚或是根本就不存在的。

最近，就当代生活的“反思性”已讨论颇多；确实，我们所有的人——“天意决定我们就是现在的个体”，是“生活的政治家”而不是“国家组织”的成员——往往是被迫地讲述故事，并发现给我们的故事选定的题目很少有（若有的话）比关于我们自己的题目更加趣味盎然的——即关于我们的情感、感觉和内心体验的那些题目。不过，关键的一点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参与的生活游戏，以我们的自我反思和故事讲述为其最突出的组成部分，游戏进行的方式是游戏规则，牌盒里的内容以及洗牌和发牌的方式都很少得到仔细研究，成为被反思问题的时候越发少有，更不用说进行严肃的讨论。

大家心平气和地同意继续进行游戏，所用的骰子也许都被灌了铅（虽然无法确证），就是否（和如何）对游戏参与者反复施加了不平等待遇毫无兴趣，这一切对于许多善于思考的人来说显得怪而又怪，违背理性，以致各种邪恶的力量和不合常理的情况被一个又一个地拿来，解释其如此大规模发生的原因。若是参与者们被日常的高压统治或暴力的威胁逼迫得屈从其威，那么这种怪而又怪的行为就不显得多么奇怪，也更容易理解了。但是，这里所谈论的参与者们是“天定的个体”，有自由的选择权；而且，众所周知，可以把马拉到水边，但却不能迫其饮水。“媒体”专以洗脑和用廉价的娱乐取代严肃的反思为能事，“消费者市场”专以欺骗和引诱为能事，这两者便是主要的罪魁祸首。有时，“大众”被视为市场或媒体的阴谋的不幸受害者而受到同情，也有时被认为是这一阴谋的心甘情愿的同谋而受到责难——但是其中总是暗示着一种对集体“大脑”的损坏；显然，认为大众落入圈套并不“合乎理性”。

对人类而言，稍微中听一点的解释是让理性成为注意的焦点：不错，人类使用才智、技巧和大量的诀窍得以侥幸过关，但是现有的知识要么是欺骗性的，要么产生误导，绝少给人类提供任何可能以窥视出自身困境的真实原因。并非人类缺少理性和很强的判断力；相反，他们在生活过程中必须对付的现实满载着原始的罪孽，歪曲人类的真实潜能并断绝其得以解放的可能性。人类既非没有理性，也没受到欺骗，但是无论他们多么勤奋地审视自己的生活经历，都几乎不会发现策略来帮助他们改变游戏规则，以便对自己有利。简而言之，这便是通过“意识形态的霸权”提供的解释所暗示的一切。根据这种解释，意识形态并不是明确表述出来的纲领，并不是一套要学习和深信的语言陈述；相反，它已融入人们的生活方式——通过人们的行为方式和叙述方式“浸润其中”。一旦获得霸权，指向错误方向（从参与者们利益的角度来看是错误的）的暗示和线索就会数量巨大，构成稠密的网络遍布全世界，而正是在这里参与者们经营着他们的全部生活；但是，现在已不再有可能避开这些暗示和线索，也不再有可能掩盖其欺诈性，因为参与者们必须依赖于自己的生活经历来确定“生活计划”或对行动做出安排。不需要任何洗脑工作——专心致志于由预先定出的规定性规则所塑造的日常生活，这将足以使参与者们保持在既定的生活程序之中。

“意识形态”的观念与权力和支配的观念密不可分。它是任何意识形态都服务于某个人的利益这一观念的不能分割的组成部分；它就是统治者（统治阶级，精英人物），他们通过意识形态的霸权使自己的支配地位稳如泰山。但是，为获得这种效果，他们需要一种“机构”，它有时候公开地，而更多的时候是秘密地进行文化征伐，以实现那种文化霸权，这一霸权一定会消解反叛并使被统治者俯首帖耳。如果不发动或筹划“文化征伐”，意识形态则不过是一阵不再吹动的风或一条不再流淌的河。

但是，征伐和其他形式的战争，包括那些最为残忍的争斗，都是（正如西美尔［Georg Simmel］所指出的）不同形式的合并行为。争斗意味着遭遇，即一种“战斗”，因此就意味着战争各方的相互交锋和相互作用。使人改变政治和宗教信仰的“文化征伐”，即意味着这种相互交锋。这便使人产生一种疑问，使用“意识形态的霸权”来解释不充分表述的普遍性而今是否已经失去了其可信度，无论它在过去那不同的但现在业已消失了的环境中是否曾经有过这种可信度。

“支配者”和“被支配者”之间的直接交锋体现于每天都在监视和训导的监督机构中。但这种时代似乎已经被更加灵巧奏效、更为灵活的经济方法所取代（或是正在被取代的过程中）。这是笨重结构和严厉规则的分崩离析，从而男人和女人身所独具的处境的危险性与行为的不稳定性充分展露出来，这便使得笨拙不堪且耗费巨资的“直接控制”成了多余的摆设。正如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言，当动荡不定无所不在的时候，看守人员连同监视监管人员所组成的臃肿笨拙的机构都可以被抛弃或是解散。没有牧师和他们的布道，一个人肯定能够做得一样出色。没有他们，“动荡不定”使人更能应付自如；“动荡不定”给无须屈从以新的授权，它更加伟大，因为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策略；只是有人要对他们的现状“施以控制”之时（控制非常强硬，足以促发要改变未来的想法），他们的策略又令人痛惜地不够充足。如今，解除交锋是城市中最具吸引力、也是最为广泛的活动。现在，急速运动，特别是在灾祸来临之前便迅速逃匿，是获得力量所普遍使用的技巧。

这个时代扬眉吐气的人们不希望被卷入管理、监视和控制所带来的痛苦与磨难之中；最为重要的是，人们不希望被卷入因长期约束和“至死不分离”的交锋而引来的种种责任。人们已经把可动性与灵活性、轻松旅行、当场重新调整和不断地获得再生等具有优势的特征升格到最高层次。因为有大量的资源加之大量的选择机会唾手可得，所以人们发现刚刚迎来的轻松自如竟是益处无限，让人绝对地心旷神怡。若是无可选择成为普遍行为必须遵守的强制性规则，那么上述的那些完全一样的特征便会给人类造成不尽的苦难。但是它们也（由于同样的原因）使解除交锋的活动免于任何挑战，因而保证它不带有任何竞争性。动荡不定和“提那”（“别无替代”）携手进入生活，也只有携手它们才能一同离去。

我们的生活道路上特有的困难和危险促使我们采取行动，而我们把注意和努力太多地放在与造成这些困难和危险的真正原由毫无因果联系的目的和目标之上，这是为何？我们是有理性的存在，而生活中的重重忧虑所生发出来的能量总是因诱导而偏离“理性的”目标，用来保护而不是消除忧虑的根源，这种事情是怎么得以发生的呢？特别是：煞费苦心建成的狭小的围墙把个人的“主观的自我”禁锢于其中，但是我们今天讲述的而我们又很少（如果还有的话）愿意倾听的故事已跨出了这一禁锢，其原因又何在？这些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问题近年来已经成为我魂牵梦绕的思考内容。过去3年内所做的演讲和写成的文章合在一起编辑而成的这本文集便是思考的真实记录。

上述的几个问题是统一全书的仅有的共同因素，否则书中的话题会显得十分零乱且互不相关。给这些问题寻求一个答案是本书的初衷，从全新的视角来寻求这个公认为稍纵即逝的答案是本书的主要目的。“日趋分化了的个体”在力争给自己的生活赋予意义和目的的时候，他们所处的人类状况却日新月异。我深信，在目前的环境条件下，社会学的首要任务就是与重新表述这种状况所做的不断努力保持紧密的结合。

这一任务并不意味着（也不能意味着）要“改正常识”和给人类的现实建立一个真实的表述，以取代普通人的认识中特有的那些错误的常识和表述。任务的本质不是封闭，而是开放；并不是人类生活的种种可能选择值得追求，而是要防止它们受到阻碍、丧失或隐没于视线之外。现在，社会学的作用就是加大和保持人类世界这一部分的宽度，经常有人对此进行连续的推理性的认真研究，因此也使之不至于僵化，更不至于达到“没有选择”的境地。

表述生活的故事可以把意义和目的注入生活之中。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里，表述是个体的任务和个体的权利，而且需要使其保持不变。不过，这是一项极其艰难的任务，也是一份不易维护的权利。为彻底地完成任务并充分行使权力，我们都需要所能获得的一切帮助——由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构成的网络或是隐而不现，或是从个体体验的视角无法窥见，社会学家可以而且应该记述并勾画出其关键部分；如果他们在这方面表现出色，那么就能提供很大的帮助。社会学本身就是一个故事——但这一特殊故事中包含的启示是，讲述故事的方式比我们日常的故事讲述中所能大胆想出的方式还要多；生活的方式比我们讲述并坚信的每一个故事中所暗示出来的方式都更多，而每一个故事中所暗示的方式似乎只有一种可能性。

本书所收进的讲义和文章还有另一条共同的主线：有些领域被放置于背景之中，因而被未经考查的生活故事遗忘；力争把它们恢复到我们的视阈中来以扩展表述的边界，这种努力的重要结果就是政治领域的探索迅速拓宽。个人关注的问题被渐渐修改，层层削剥，其中所包含的公众之间的联系被清除一空，并且这些问题只关心（个人的）消费，却几乎不顾（社会）纽带的产生。因此，个人关注的这些问题已经不知不觉但又稳步不停地使公众所处的群体环境殖民化。这样，上面所说的重要结果也可以描述为公众所处环境的非殖民化过程。正如我曾试图在《流动的现代性》一书中所论述的，通往有真正自主权的城邦的道路穿过一片人口稠密、动荡不定的广场。那里，人们每天相遇，继续齐心协力，在个人关注的问题和大众利益之间来回往复地不停转换。

199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