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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艺术作品原则上总是可复制的，人所制作的东西总是可被仿造的。学生进行仿制以练习手艺，大师以此传播他们的作品，最终还有第三种人以此谋利。然而与此相比，对艺术品的技术复制则是新事物。过去，这种复制是时断时续地出现的，而且其间相隔时间很长，但却一次比一次强烈。希腊人只掌握复制艺术品的两种工艺：熔铸和冲压。他们能够大量复制的艺术品只有青铜器、陶器和硬币，其余的艺术品则是独一无二的、不可进行技术复制的。

早在文字能由印刷进行复制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木刻就已开天辟地使对版画艺术的复制具有了可能。众所周知，印刷术这种对文字的复制在文献领域造成了一系列巨大变化。但是，从世界史角度来看，这些变化只不过是一个特殊现象，当然是特别重要的特殊现象。属于木刻之列的在中世纪有铜版刻和蚀刻，在十九世纪初有石印术。

石印术的出现标志着复制技术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这一工艺简便得多，做法是在石板上描摹图样，有别于在木版上雕刻或在铜版上蚀刻。这种方法不仅使版画产品一如往昔地大批量投入市场，而且以日新月异的形式构造进入市场，这是史无前例的。石印术使得版画艺术能紧贴现实地去描画日常生活，并开始与印刷术并驾齐驱。可是，在石印术发明后不到几十年的光景中，照相摄影便超过了石印术。在形象复制过程中，摄影首次将手从其所担当的最重要的艺术职能中解放出来，将之移交给了透过镜头观察对象的眼睛。由于眼观比手绘快得多，因而，形象复制过程就大大加快，以致能跟得上讲话的速度。电影摄影棚中，摄影师就以跟演员讲话同样快的速度摄下了一系列影像。如果说石印术孕育了画报的出现，那么，照相摄影就预兆了有声电影的诞生。19世纪末对声音的技术复制问题已经解决。这些努力汇聚在一起可以使人预见保罗·瓦莱利在下面这段话中描述的情形：“就像我们几乎毫不费力地手一按就能把水、煤气和电从遥远的地方引进我们的住宅而为我们所用那样，图像和音响也会为我们备好在那里，我们只需轻轻按一下，它们几乎旋即出现和消失。”[2]1900年前后，技术复制又达到了一个新水准，它不仅能复制一切传世的艺术品，使其效果开始经受最为深刻的变化，而且还在艺术处理方式的殿堂中为自己赢得了一席之地。要研究这一状况，最富有启发意义的莫非是，探究它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对艺术品的复制和电影艺术——如何反过来对沿袭至今的艺术行为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