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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狂热分子，一个天生倾向实证的人，怎么会将漫画视为使命，这对心理学家来说无疑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心理学家给出的回答或许各有所异，但就福克斯来说，许多事实是不容置疑的。他对艺术的兴趣从一开始就有别于所谓“对美的乐趣”，一开始他就注意到真理问题。福克斯不遗余力地强调漫画的材料价值和权威。他偶尔会说：“真理就在极端中。”他还进一步认为，漫画“从某种程度上看是一切客观艺术以之为出发点的形式，只要到民族学博物馆看一下，就可以明白这一道理”[34]。如果福克斯将史前民族和儿童画也列入考察范围，那么，漫画概念就有可能陷入一个困境之中——而且，他对艺术品露骨内涵的强烈兴趣就会表现得愈加原本，无论这内涵是内容上的[35]还是形式上的。福克斯的这种兴趣广泛贯穿于他作品之中。在他晚期的《唐朝雕塑》中我们可以读到：“怪诞是感兴想象物的最高形式……就此意义而言，怪诞创造物就是某个充沛健康时代的表达……当然，不容置疑的是，就怪诞的推动力而言，还有显然的另一极存在。颓废的时代和病态的大脑也倾向于进行怪诞的创造，在这种情况下，怪诞是对这样一种事实令人震撼的抗拒，即该时代和其中的个人似乎已无法解决世界和生存问题……这两种情况中到底是哪一种构成了怪诞想象的创造推动力，显然是很容易分辨的。”[36]
这段话是很有启发的，它尤其清晰地表明，福克斯著作的广泛影响和特别流行的原因所在，那就是在凭借一些基本概念进行阐释的同时即刻融进对这些概念的评价，这种粘合往往很浓重。[37]此外，这些评价常常是很极端的，它们以两极思维方式出现，将所运用的概念两极化，如对怪诞和性爱漫画的阐述就是如此。在没落时期，这些艺术是一种“肮脏”，一种“下流的刺激”，而在上升时期则“表达了情趣盎然和昂扬活力”。[38]福克斯所用的这些概念有时展现出鼎盛和没落这样的价值对应，有时又带有着健康和病态的价值对峙。而对于可能展现这些概念含义难题的边界情况，他则做了回避。他偏爱那种擅长“在最朴素中展现美”的“宏伟之作”。[39]对于断层性的艺术时期，如巴洛克艺术，他则不太看重。在他眼中，伟大的时代还是文艺复兴时期，这里他对创造性的崇拜盖过了对古典主义的反感。
创造性这一概念在福克斯那里具有强烈的生物学色彩。天才在他心目中就具有普里亚普斯[40]特征，而对他不太喜欢的艺术家，他则喜欢将他们描述成缺少男人气的。他对格列柯[41]、穆里若[42]、李蓓亚[43]的评价，就带有着这种生物主义方式的烙印。他以下列断言总结道：“这三人之所以特别成为巴洛克精神的经典代表，是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是各具自己特点的‘破落的’性爱者。”[44]不可忽略的是，福克斯的这些基本概念创立于这样一个时代，该时代中“病态学”展示了艺术心理学的最新成果，龙布索[45]、穆比欧斯[46]展示出了他们的权威。而天才概念则由同时期布克哈特[47]影响深远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用详尽的材料得到了充实，这个概念从另一个角度滋长了同样广为传播的信念：创造性首先是精力充沛的表现。类似的倾向导致了福克斯后来走向与心理分析相近的构想，他是第一个将这些构想成功运用于艺术学研究的人。
按照这一观念，艺术创造就带有释放和直接性特点，这些对福克斯来说同样主宰着对艺术作品的把握。这样，统觉和判断之间在他看来也就往往只有一步之遥。实际上，对福克斯来说，“印象”不只是观者从作品那里获得的自然触动，而且它就属于观照本身。比如，福克斯在表明他对明代艺术形式主义所持的批评态度时就如此总结道：明代作品“最终……没有……诸如唐代……那种由粗狂线条给人的印象，而且从来不会给人这样的印象”[48]。如此，作家福克斯就发现了一种特别的风格，为了不说粗放的，那就说一种自然而然的风格。对这一风格的特点，福克斯在其《性爱艺术史》中作了精湛的表述：“从准确感受到作品的效力到正确而完全解读出作品的奥秘，肯定只有一步之遥。”[49]这一风格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的，福克斯也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用一句话来说，这个代价是，作为作家他不具备引发震惊效果的天赋。无疑，他感觉到了这一缺失。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他做了各种各样的努力。他最喜欢谈论的是他在创作心理学中探究的秘密，还有历史唯物主义解开的历史发展之谜。他有着一种直接去处理事务的冲动，这个冲动不仅决定了他对创作和接受的理解，而且最终也贯穿于他的分析之中：艺术史的进程表现为“必然的”，风格特点表现为“有机的”，即便是最奇异的艺术创作也是“合乎逻辑的”。在他的分析中，这些东西已经与它们先前给人留下的印象不再一样，比如唐代那些长着火焰翅膀和角的寓言人物会显得“绝对合乎逻辑”，会显得“有机”。“即便象的大耳朵也显得很逻辑，样子也往往是合乎逻辑的。……问题的关键从来不单单在于人为构建的概念，而总是在于已成为生机盎然形式的理念。”[50]
这里呈现出了一系列与这一时期社会民主理论有最紧密关系的构想。众所周知，达尔文主义对社会主义历史观的发展产生了何等深刻的影响。在俾斯麦迫害社会民主党人的时代，这一影响对党的坚强信念和斗争的坚定性起了促进作用。后来在修正主义时期，党在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越是不愿失去已获得的成果，进化论历史观就越会使“发展”困难重重。历史染上了决定论色彩，党的胜利“势在必得”。福克斯从来就与修正主义保持距离，他的政治直觉和好斗天性使他走向了左派，但作为理论家他无法摆脱那些影响，这在著述中到处可以感觉到。当时像菲利（Ferri）这样的人不仅将原则，而且也将社会民主党的战术归结于自然法则。他将无政府主义者对党的背离归结于地质学和生物学知识的缺乏。当然，像考茨基这样的领导人与这种背离作了斗争。[51]尽管如此，很多人还是满足于认为历史进程是按照“生理学”和“病理学”进程来划分的观点，或满足于认为自然科学性的唯物主义会“自行”上升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52]与此类似，福克斯也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是“无法遏制的，就像不断向前涌进的冰河一样不可阻挡”[53]。因此，决定论观点与实实在在的乐观主义相结为伴。所以，从持久性角度看，没有信念，就没有任何阶级会在政治上有所成就。但是，乐观主义是就阶级的行动力而言还是就行动所处的状况而言，这是有区别的。社会民主党倾向于后者，这样的乐观主义是成问题的。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预测中，披露的正在开始着的野蛮如今即便一个平庸的政治家也是通晓的，而世纪之交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却认识不到这一点。当孔多塞[54]传播进步论时，资产阶级正准备接管政权。而一个世纪之后，无产阶级却是另外一种样子。进步论能唤起的是无产阶级的幻想，这样的幻想其实就是福克斯的艺术史时而让人展望未来所凭依的东西。他说道：“今天的艺术满足了我们无数各不相同的愿望，如此丰富的满足是文艺复兴时期艺术所达不到的。而未来的艺术必定是更高级的。”[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