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福克斯出生于1870年，早年的家庭背景并没有使他成为学者，后来拥有的学识涵养也没有使他成为学者型的人。他的活动经常越出了研究者的视野范围，因此就有了他作为收藏家的成就，有了他作为政治家的活动。八十年代中，福克斯开始跨入职业生涯。当时盛行着反社会主义非常法。[9]他的学徒岗位使他与热衷于政治的无产阶级走到了一起。不久，他就通过这些无产者被卷入了他们当时作为非法者进行的那场斗争，而现在这场斗争却田园般宁静。这段学徒生活到了1887年结束。几年之后，社会民主党在巴伐利亚的机构，《慕尼黑邮报》，看中了当时在斯图加特一家印刷厂当会计的福克斯。他们认为，福克斯就是他们要找的人，他能去除这份报纸出现的管理上的问题。福克斯来到了慕尼黑，开始与理查德·卡尔维（Richard Calver）共事。

当时，《慕尼黑邮报》还出版了一份社会主义者的政治幽默报《南德意志邮车夫》。一次偶然情况，福克斯临时帮忙，接手了一期《邮车夫》的拼版工作。又一次偶然情况，他必须自己撰稿填补版面空缺。结果，这一期获得了巨大成功。同一年，福克斯又接着编辑了这份报纸的五月号。在彩印配图才刚刚起步的年代，这一期已经有了彩印图片。这一期共卖了六万份，而该报的年均销售量才二万五千份。由此，福克斯成为这份政治讽刺报的编辑。同时，他开始研究自己工作领域的历史。于是，除了每天的日常工作外，他写出了有关漫画里的1848年以及罗拉·蒙太茨[10]的国家丑闻的著作，并配以插图。与由在世画家画插图的历史书（比如威廉·波罗斯［Wilhelm Blos］由严琪［Jentsch］配图的民族革命书籍）相反，这些著作是第一次用资料图片作插图的历史作品。应哈登（Harden）要求，福克斯在《未来》上登出了这些著作中第二本的广告，同时还作了说明：这只是他计划写的有关欧洲各民族漫画的宏篇巨著的一个断片。那时，一项利用报纸侮辱国王的罪名使他被监禁了十个月。这对完成这项写作倒反而是一件好事。显而易见，这个想法很妙。当时有一位叫汉斯·克莱默（Hans Kraemer）的人在制作插图本家庭书籍方面已积累了一些经验，他找到福克斯说，他已经在研究漫画史，并提议加上他的研究一起出一本合著的书。但是，他的文稿一直没来。不久便明了，整个如此浩瀚的工作得由福克斯一人来完成。在这部漫画著作第一版的封面还有这位神秘合作者的名字，到了第二版就被删掉了。而福克斯通过写这本书首次令人信服地展现了他的工作精力和对材料的驾驭能力，由此开启了他主要作品的系列。[11]

福克斯开始进行这样的工作时，据《新时代》的说法，“社会民主党组织正到处生气勃勃地一步步成长起来”[12]。由此，党的教育工作就显然面临新的课题。入党的工人群众越多，党的教育就越不能满足于单纯政治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启蒙，不能满足于剩余价值理论和进化论方面的庸俗化做法，而必须看到，要将历史性教育素材也纳入党的报告和党的媒体评论文章。这样就全然出现了“普及科学”的问题。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只要将“公众”而不是阶级视为这一教育工作的对象，就根本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13]而如果瞄准的是阶级，那么，党的教育工作就永远不会失去与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任务的紧密联系。历史性素材一经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翻耕，就会成为一块当代洒入其中的种子生根发芽的土地。这样的情况未曾出现。针对舒尔茨——德里契（Schultze-Delitzsch）国家虔诚协会从事工人教育的口号“劳动和教育”，社会民主党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但是，他们并没有看到这一口号的双重含义。他们认为，曾经巩固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统治的知识，同样能给无产阶级力量，将自己从这一统治中解放出来。实际上，这样的知识脱离了实践，而且无法给无产阶级提供任何有关其阶级状况的信息。这样的知识对无产阶级的压迫者来说就不具有危险性。人文科学方面的知识尤其如此，它远离经济学，而且不会受到经济变化的触及。在对待这些知识时，人们满足于用它来“启发”，“提供变换”，“引起兴趣”。这样，历史就被弄松了，成了“文化史”。福克斯的作品就驻足于此，它们作为对这一状况的反应有其杰出之处，作为对这一状况的参与又有其难解之处。以读者群为准，这是福克斯一开始就为自己定下的原则。[14]

当时，只有极少数人认识到，有多少事实际上取决于唯物主义教育工作。这极少数人在一次辩论中不仅表达了他们的希望，而且更多表达了他们的担忧，这场辩论在《新时代》上有其踪迹可寻。其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是科恩（Carl Korn）所写，题为《无产阶级与古典主义》。全文探讨了遗产这一如今重又显出意义的概念。科恩写道，拉萨尔将德国唯心主义看作工人阶级接受的一份遗产，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与拉萨尔不同，“他们提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导地位并不是……作为一份遗产，而是由无产阶级在生产过程中的决定性地位本身推导出的。像现代无产阶级这样的阶级暴发户，通过……不断重新生产出整个文化机器的劳动，每一天，每一小时都在演示他们的‘权利’，在他们那里根本谈不上什么占有，更不要说精神占有了。……因而，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拉萨尔教育理想的杰出之处在思辨哲学，而不是可供奉的神龛。……他俩越来越强烈地……感到被自然科学吸引住了。……对于一个脑中想着效用的阶级来说，就可以直接将自然科学称作科学，宛如对占有财富的统治阶级而言，所有历史性事物就成了他们意识形态的给定形式。……实际上，历史学对于意识而言代表的是占有关系，就像在经济中资本意味着对过去劳动的掌控一样”[15]。

这个对历史主义的批判有其分量，不过，它对自然科学——“也就是科学本身”——所作的提示才完全暴露出了教育问题里颇有危险性的难题。自倍倍尔起，自然科学的地位就主导着辩论，倍倍尔的代表作《妇女与社会主义》，在其首版到科恩那篇文章问世的三十年间，发行量达到了二十万。倍倍尔对自然科学的看重并不单纯是因为其结果具有可计算的准确性，而首先是因为它的可实际运用性。[16]之后，恩格斯对自然科学的看法也与此相近。他认为，可以用技术去驳倒康德的唯现象主义，因为技术成果已表明，我们能认识“自在之物”。科恩直接视之为科学本身的自然科学首先是作为技术的基础做到这一点的，可是，技术显然并不是纯自然科学性的，它同时也是历史的。这样来看，技术就必定要去审视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实证地、非辩证地割裂开来的做法。人类对自然的提问也受到他们生产水平的制约，这是实证主义有所失落的关键所在。在技术发展中，实证主义能看到的只是自然科学的进步，却看不到社会的退步。它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同样也是这一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同样，社会民主党中的实证主义理论家也没有看到，这一发展使无产阶级占有这一技术应采取的行动变得越来越棘手，而事实上采取这一行动又显得日益紧迫。他们没有看清这一发展的破坏性方面，因为他们对辩证法的破坏性一面已不再熟悉。

该做预见的时候却没有做，这便标识出了19世纪的鲜明特征：对技术的失败接受。其原因在于，那些对发展充满欢欣的一波接一波的潮流，无一例外地都试图越过一个事实：社会对技术的需要只是用它来生产物品。圣西门主义者的工业文学是这种潮流的肇始者；接着是迪康[17]的现实主义，他将蒸汽机视为未来的圣者；最后是路德维希·普福[18]，他写道：“根本不必成为天使，铁路胜过最美的双翅。”[19]对技术的这一看法来自《园亭》[20]。基于这一点，人们似乎可以发问，19世纪资产阶级津津乐道的“舒适感”是否来自闷罐似的惬意，而根本不清楚，生产力必然在其手上得到了发展。当然，只有到了紧接着的20世纪才能看清这一点。20世纪经历的是：交通工具的快捷度和器械复制语言文字达到的容量如何超过了需求。而技术超越这一边界释放的能量则是破坏性的。这些能量促成的首先是用于战争的技术以及为战争做舆论准备的技术。可以说，这一完全受制于特定阶级的发展是19世纪没有意料到的。19世纪还没有意识到技术的破坏性力量，尤其是世纪之交的社会民主党。虽然它在某些地方与实证主义的幻想采取完全不同的看法，但总体而言，它还是陷入了这些幻想。在它眼中，现在已将过去彻底储藏起来，未来想让人展望劳动，因而也必定带来对丰收的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