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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克斯历史观中有一种贯穿始终的热情，那是来自1830年[56]的民主热情。维克多·雨果的演说是这一热情的回声，他的书则是这一回声的回声。在他的书中，雨果是作为演说家向后世演讲。福克斯的历史观是雨果在《威廉·莎士比亚》中推崇的：“进步是上帝的步伐本身。”普选权是测量这些步伐速度的世界计时器。雨果写道：“谁选举谁就统治，”并由此举起了民主乐观主义的牌子。这一乐观主义后来还引起了奇特的幻想，幻想之一是，应把“所有脑力劳动者以及物质和社会上有很高地位的人都作为无产者”来看待，因为“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上至身着金光闪闪的制服招摇过市的宫廷参事，下至做苦役的小时工，所有这些人都是为钱而提供自己的劳动力，他们是……无法进行自我保卫的资本主义的牺牲品”[57]。雨果所竖起的这块牌子是福克斯作品的引领。而且福克斯对法国始终有特别的偏爱，这表明他一直置身于民主传统中，因为他偏爱的法国是三次大革命的爆发地，是流亡者的故乡，是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发祥地，是憎恨暴君的吉内[58]和米什莱[59]的祖国，是掩埋巴黎公社成员的地方。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心中的法国形象，这一形象又传给了梅林，即便到了福克斯那里，法国还是“文化和自由先锋派”的国度。他将法国人的灵活调侃与德国人的笨拙玩笑对比，将海涅与他留在德国的同行对比，将德国的自然主义与法朗士[60]讽刺小说对比。他以这样的方式，与梅林一样，走向了令人折服的预测，特别是对格哈特·豪普特曼[61]。

对收藏家福克斯来说，法国也是故乡，而对于让人越看越有魅力的收藏家这种人物，法国迄今为止并不常常是故乡。人们一般会认为，对浪漫故事的叙述者来说，没有人会比收藏家更有吸引力。但要在霍夫曼[62]，德·昆西[63]或内瓦尔[64]的创作中寻找这种有危险的，即便是有节制的嗜好驱使的人物，则是徒劳的。像旅行中的人、闲逛者、游戏者、技高一筹者，这样的人是浪漫的，但却找不到收藏家这样一种人物，即便在收藏齐全的《生理学》收藏馆里也无法找到这种人物，那里收藏着路易·腓力时期巴黎全景画廊中从小贩到社交名流的所有人物。由此，收藏家在巴尔扎克那里所占有的位置就显得格外意义深远，巴尔扎克为收藏家建起了一座丰碑，但绝不是浪漫意义上的。巴尔扎克从来不关注浪漫派，在他的作品中也只有少数几篇持反浪漫派立场并忽然使这样的立场有了生机，如《邦斯舅舅》里的描写就是如此。首先值得关注的是，无论我们对作为邦斯生活核心的收藏物有多么确切的了解，都难以获知它们收集的历史。《邦斯舅舅》中没有任何一处可与龚古尔兄弟[65]在日记中扣人心弦地描述打捞罕见宝物的章节相比。巴尔扎克表现的并不是收藏物储存区域内的狩猎者，但是可以把每一个收藏者看作这样的猎人。使他笔下的邦斯和埃利·马库斯（Elie Magus）每一个细胞都颤抖的那种兴奋感，是对那些无可比拟的财宝的骄傲，那些他们带着无比担忧呵护的财宝。巴尔扎克尤其看重对“占有者”的表现，他粗疏地将“百万富翁”作为收藏者的同义词来使用。他就巴黎说道：“那里可以常常碰到邦斯或埃利·马库斯这样的人，他们衣着寒酸，……看起来好像对什么都不关心，对什么都不在意，他们既不注意女人，也不注意橱窗中的陈列品。他们像在做梦一般走着，口袋空空，目光无神。人们不禁要问，他们到底属于哪一类巴黎人？——这些人是百万富翁，是收藏家，是世界上最有激情的人。”[66]

巴尔扎克塑造的收藏家形象要比人们就浪漫主义者塑造的形象更接近福克斯，更接近福克斯形象的活力和丰富性。就他的生命线而言可以说，福克斯作为收藏家是真正巴尔扎克式的，他是巴尔扎克笔下的一个人物，他超越了作家的构想范围。这个构想的思路中有什么会比收藏家更为重要呢？他的骄傲，他的扩张性使得他以复制品方式将他的收藏投入市场，为的只是在众人面前炫耀，并——用巴尔扎克的话来说——因此成了富翁。福克斯在他的每一部著作中都只使用还未发表过的图像材料，而且这些材料几乎都完全出自他自己的收藏。这不仅是一个自认为财宝保护者具有的认真态度使然，而且也是大收藏家具有的展出狂特质驱使的结果。仅为《欧洲各国漫画》的第1卷，他就审阅了六万八千多幅图片资料，为的是从中选出约五百张可用的图片，而且书中没有任何一幅图片重复出现过。该书丰富的材料与广泛的影响是紧密相连的。这两者表明他来自1830年前后的资产阶级巨人家族，德吕蒙（Edouard Drumont）已指出了这一点，他说道：“几乎所有1830年前后的领军人物都具有同样非凡的毅力、同样的影响力和同样的宏伟倾向。德拉克洛瓦将史诗搬上了画布，巴尔扎克描绘出了整个社会，仲马在他的小说中囊括了人类四千年的历史。所有这些人都有一副能承受任何重负的肩膀。”[67]1848年革命到来时，仲马发表了一则告巴黎工人书，其中他将自己看成他们当中的一员。他说，二十年中他写了四百部小说和三十五部剧本，由此给八千一百六十人提供了就业机会：校对员、排字工、机械师和服装管理员，就连拉拉队他也算在内。无所不涉及的历史学家福克斯用他庞大的收藏也创造了某种经济基础，这样的感觉使得福克斯觉得自己与仲马可能不无相似之处。正是这样的基础使得他在巴黎市场上就像面对自己的藏品那样自如，巴黎艺术商元老在世纪转折时期习惯于称他为“吞掉巴黎的先生”。福克斯属于收集者类型，他有一种拉伯雷（Rabelais）式的对数量的喜好，这一点甚至可以由他文章中出现的大量重复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