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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福克斯是在这样的年代成长起来的，他作品的重要特征也源自这一年代。说得公式化一些，他的作品与文化史不可避免的难题连在一起。这个难题可以追溯到前面所引恩格斯的文章，可以说，这篇文章首次将历史唯物主义定义为文化史。难道这不应是那段话的真正含义吗？难道已经失去独立性表象的各学科研究，不应在文化史研究中重新结合起来吗？文化史研究也就是对人类迄今为止所有财富的研究。对精神史（作为文学艺术史或法律史或宗教史）所包括的许多成问题的分支进行如此质疑，实际上只是掩盖了一个新的、最为棘手的难题。表明文化史内容特征的超脱性，在历史唯物主义者看来，是由错误意识导致的一种表象超脱性。[21]所以，历史唯物主义者对之持保留态度。只要数点一下过去，就可以为这样的态度找到理由。历史唯物主义者在艺术和科学上看到的都是同样的来源，这不禁让他毛骨悚然。艺术和科学的存在不仅归功于创造它们的伟大的天才，而且还不同程度地归功于它们同时代人的众多无名的劳役。没有哪一种文化记载不同时也是一种野蛮记载。还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史触及到了这一问题的根本，当然，也很难有望做到这一点。

然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此。如果说文化概念在历史唯物主义者看来是成问题的，那么文化分化成人可以占有的财富，对他来说则是难以想象的。对于历史唯物主义者来说，过去的作品并没有完结。在他看来，没有一个时期的作品会是现成地以物的形式供他使用，没有任何一部分会是这样。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如果孤立地——那不是脱离开它们的生产过程，也是脱离开了它们诞生后的流传——看待创造物，那么，作为创造物总和的文化概念就具有了拜物教性质，文化就显得物化了，文化的历史就会完全成为由人意识中未经任何真正的，也就是政治经验触动的思维铸成的东西。

另外不可视而不见的是，还没有任何筑基于文化史的历史描述能摆脱这一难题，这在兰普雷希特[22]庞大的《德国历史》中是显而易见的。这部《德国历史》出于可理解的原因不止一次成为《新时代报》的批评对象。梅林写道：“众所周知，兰普雷希特是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中最为靠近历史唯物主义的。”但是，“他停在了半途，没有继续前行……每当兰普雷希特要按照特定方法来看待经济与文化发展时，对同一时代的政治发展却又用几个其他史学家的看法来拼凑，这样，任何历史方法考虑都会……失去意义”[23]。当然，从对历史进行实用描述出发去谈文化史，是一种无稽之谈。但是，孤立的文化史本身更是一种无稽之谈，因为辩证法所打破的历史延续性是在人们称为文化的这部分上，遭受了进一步分化，而不是其他部分。

简而言之，文化史只是表面上体现了认识的进步，但就辩证法而言，它连表面的进步都不是，因为它缺乏破坏性因素，恰是这一因素使得辩证思维和辩证经验成了真正可靠的东西。文化史增加了堆积在人类肩上大量财富的负担，但却没有给人甩下这一包袱从而将其掌握在手中的力量。世纪之交时期社会主义教育培训同样如此，因为它以文化史为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