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
1960年至1966年,我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明代江南官田的论文,这些构成了本书的基础。1967年之后,由于无法抑制对近代史问题的关心,我开始过去六年未曾涉足的领域——明清时期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及其相关问题。此后十多年间,我先通过对明朝的形成过程、荒政、抗租、奴仆的劳动形态等方面来探讨地主土地所有制问题,同时,又逐渐转向对于乡绅、民众叛乱、风俗、地域社会的构成原理等社会史的研究。不过,即便如此,我自身依然关注着江南官田问题。对我而言,这是与国家和土地所有相关联的明代史研究的基本课题之一。1972年,我尝试着考察元代江南官田,虽然尚构不成对这一问题的全面研究。进入1980年代之后,我再次回到江南官田问题上,开始探索与这一主题相关但之前无法研究的领域。基于这一工作,我对以前就官田问题研究发表的论文进行了全面增修,其成果便是本书。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本书是我对江南官田进行再研究之后的一次大致总结。自1967年以来十几年间的“彷徨”,使我得以重新认识到江南官田研究的意义、研究的成绩和缺点,并且再次给予我重新探讨这一主题的契机。不过,如何总结此前十多年中对于其他诸领域的研究,以及如何将其与本书的主题联系在一起,这将是我今后的研究课题。
如上所述,研究虽然结集出版,但是远未成熟。需要说明的是,倘未曾得到他人的指导与帮助,即便这样的成果也是难以出现的。
首先,令我无法忘记的是我在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的岁月。升入四年级后不久,我在宫崎市定先生的演习课上,开始阅读李鸿章的传记。其中提及清末苏州府、松江府、太仓州等地方超过一般水平的重赋——浮粮,并说其原因在于沿袭了前代官田的租额。当时,先生就此向学生提问。由于学生中无人能作出让先生满意的回答,于是先生解释所谓“租额”是指国有土地的佃租。在这一地区,由于清代的田赋延续了明代的国家佃租额度,因此负担极为沉重。这一说明深深地打动了我,并随之产生了疑问。这就是,先生认为宋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实现了划时代的发展,那么,在生产力如此先进的地区为什么会产生如此重赋呢?明代江南官田的情况究竟如何呢?这就是我当时的幼稚想法。在这个疑问的推动下,我在翌年(1958)1月份提交了毕业论文——《明代江南官田杂考》。其后,在1960年1月份提交的修士论文《明代江南官田小史》中,我继续研究这一课题。本书的直接出发点便是该毕业论文和修士论文。
先生担任了这两篇论文的答辩审查。我至今也无法忘怀的是,在两次答辩时,先生都以简洁、明确的表述指出了两篇论文的缺点,并就这一主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其中,先生指出,研究官田问题的重要线索之一是必须注意其中的徭役制度。这一点给予我极大启发。当然,先生的意见中也有让我难以接受的部分,例如先生对于《(万历)武进县志》编者唐鹤征的观点所作的评价。本书终章第一节便是我就这一点对先生的回应。此后,在我研究生涯的许多关键时刻,先生对于我这个最不肖的学生,都给予了最及时最适当的帮助。其中之一便是推荐本书作为东洋史研究丛刊的一册出版。
在学部生与大学院的时代,我还从东洋史研究室的田村实造、佐伯富、佐藤长三位先生那里,得到了很多指导。我至今记得,当我向其中佐伯富先生报告本科毕业论文题目时,先生告诉我《日知录》卷十中收有《苏松二府田赋之重》。顾炎武这篇文章,至今仍然是我一直在学习与讨论论辩的对象。
自1963年从大学院结业至今已经有25年了。在此期间,我大部分时间都供职于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室,从中获得的帮助不可胜数。招聘我担任研究室助手的是宇都宫清吉先生,在他以自由为第一的作风之下,我不受拘束地度过了30岁前后这一段多愁善感的时期。先生对于学问和人类永不停息的关心,是与另外两位先生——波多野善大和谷川道雄先生所共有的。从研究室这三位先生广博的讨论中,我受到了非常多的启发。虽然1970年代以后,是由我与波多野善大、谷川道雄两位先生,以及重松伸司、江村治树两人一起负责相关课程,但一直延续着宇都宫先生时代形成的“名古屋学风”,与同僚的切磋讨论成为我研究不可或缺的支柱。特别是从谷川道雄先生那里,我得到了数不清的有形无形的叱咤与激励,直至今日依旧如此。在名古屋大学的东洋史研究室中,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研究室的助手、大学院生、学部生以及研修生的诸君,都在交往中宽容了像我这样麻烦而又任性的教师,并且坦诚地提出问题。这是在其他任何场所都难以获得的财富。其间,曾在名古屋大学教养部担任东洋史课程的久村因,以及现在担任该课程的津田芳郎,还有网野善彦、三鬼清一郎等,我从以他们为代表的名古屋大学文学部史学科的同僚们那里,受到了各种不同性格的学问的刺激。在1967年到1970年间,从高知大学教育学部的先辈与友人们那里,我则体会到了超越专业的对于研究本身的激励,至今记忆犹新。
此外,在人数不多的京都明清史研究的先辈之中,做出了开创性工作的是岛田虔次、北村敬直、岩见宏三位先生。从这三位先生那里,我长年间得到了各个方面的教益。在京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我也经常得到担任助手的里井彦七郎(已故)、间野潜龙(已故)以及寺田隆信等人多方面的照顾。1960年前后在大学院学习的五六年间,在东洋史研究室中,由大学院的前辈、后辈等组成的大学院会,围绕着中国史研究的各方面问题以及当时日本和亚洲研究者相关的各方面,开展了活泼的讨论,酿成了蓬勃开放的新氛围。这种变化也存在于当时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的其他研究室等处,尽管形式有所不同。这种学术气氛与同年同学的密友谷口规矩雄历久不变的厚情一起,直至今日依然是我研究的原动力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明代史学习会仅有我与谷口规矩雄两人而已。此后,在1970年代后期成立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明清班上,通过定期研究会的活泼讨论,我从长期担任班长的小野和子以及众多班员那里得到了很多启发。而且,我无法忘记的是,在1975年我担任京都大学文学部集中讲义的时候,东洋史研究室大学院的诸位(他们其后结成了中国史研究会)对于构成本书基础的诸篇旧稿,从理论与概念等方面提出了很多经过深入思考的问题。
我还从全国各地的先学和友人那里获得了很多帮助。1957年秋天,我初次前往东洋文库明代史研究室,幸运地拜访了山根幸夫与田中正俊两位先生。从此以后,我从两位先生那里得到很多照顾,即充满厚爱的严厉批评。在研究问题上有着类似关心的西岛定生与藤井宏两先生,也每每对我的研究提出他们的看法。鹤见尚弘两次特意针对我的江南官田的文章,写出介绍与批评的书评,给我提出了恳切的意见(第一次是在我写出最初论文后的1961年,第二次是在今年)。而且,山根幸夫、田中正俊、鹤见尚弘三位先生还在1976年给我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机会,让我能以日本学术振兴会流动研究员的身份到东洋文库学习。始终关注着明代史基本问题的小山正明立足于基于具体史料而形成的体系化见解,一直对我提出尖锐的批评与建议。从小山正明的同事重田德,与我同岁的畏友滨岛敦俊,以及同学川胜守、西村元照、足立启二、夫马进、森纪子、檀上宽、阪仓笃秀、岸本美绪等人那里,我也通过各种机会得到了学问上的恩惠。此外,曾在名古屋一同生活过的沟口雄三、小林一美两人也关注明清与近代的历史,我从他们那里经常受到启发,至今记忆犹新。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田仲一成、东洋文库的铃木立子在使用史料等方面为我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1980年,我在上海很幸运地遇到了复旦大学已故经济学教授伍丹戈先生,那时候他刚开始进行江南官田的研究。这次在中国与进行同样研究的学者的偶遇,引起了我的兴趣,希望借此对自己的研究作一个总括式的梳理。1983年4月以后,我作为日本学术振兴会的长期派遣研究员,在中国逗留了十个月。其间,我同伍丹戈先生以及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樊树志先生三人,除了每周开一次共同研究会之外,还得到了去各地进行交流的机会,相互畅所欲言地就明代土地制度研究交换了意见,收获颇大。这次交流之后,我与中国的很多学者都有了交流的机会。不过,非常遗憾的是,在1983年的长期逗留期间接待过我的诸位学者中,伍丹戈先生和北京大学的陈庆华先生已经于1984年辞世。而就在今年(1988),厦门大学的傅衣凌先生也离去了。(https://www.daowen.com)
在我的学部生与大学院阶段,京都基本没有明版的史籍。而蓬左文库所在地的名古屋也缺少方志类的史籍。因此,我经常去内阁文库、静嘉堂文库、东洋文库、尊经阁文库、旧上野支部时代的国立国会图书馆等地阅览和复制这些史籍,在此非常感谢这些机构的帮助。在蓬左文库,我得到了关于明代政书等方面的宝贵知识。此外,在1965、1966年的两年间,在宇都宫清吉先生的关照下,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特意购置了以江南三角洲地区为主的明版地方志复制本,为我之后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在此,对于所有支持帮助过我的学术研究的师友以及相关人员,不管是否在此提及他们的姓名,我都郑重地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在最终整理时,除了完全重写的部分以及附篇收录的部分外,对原载的论文也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誊写稿件的时候,我得到了名古屋大学多位友人的帮助,她们是村手畅子、山田香穂里、横地ひと
、以及竹内田美子。此外,校对的时候,还得到了名古屋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的稻田清一、井上彻,以及江南女子短期大学的吉尾宽等人的帮助。索引的制作,我委托给名古屋大学教养部的津田芳郎,还得到了东洋史学研究室稻田清一、井上彻、户田裕司、伊藤正彦、内田晚穗、加藤正树等人的帮助。此外,英文和中文的概要,则分别由上智大学社会学部教授Linda Grobe、名古屋大学经济学部大学院博士生伍继寿(中国华东师范大学经济系助教)担当。
同朋舍出版编辑部的木村京子、长友真由美则为本书付出了巨大的辛劳。
以上各位都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来为本书承担了非常繁杂的工作,在此谨向各位致以深深的谢意。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母亲森房子,自从父亲在战败那年早逝之后,是母亲独自养育我长大的。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子森节子,她在婚后继续作为普通市民辛勤工作,支撑我们的家庭。
1988年6月23日于名古屋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