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方壮猷的生平与学术
方壮猷（1902—1970），原名方彰修，学名方兴，字欣安，或作欣庵、新安、心安，又字闿元，湖南湘潭人，现代知名学者。方壮猷先生一生治学涉及多个领域，包括中国文学史、边疆民族史、宋辽金元史、楚地考古与楚文化研究等，是民国学术的重要预流者与推动者。然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今人对方壮猷先生的生平及学术已多不能言其详，故结合本《文存》的选编过程，试对先生的学行做一简要介绍，以为读者知人论世之助。
一、 方壮猷的生平经历
与20世纪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方壮猷先生的一生，经历了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期。大体而言，可以细分为：早年求学与工作阶段、中年任职武汉大学阶段和晚年的入仕阶段。以下就依照此一顺序，对方壮猷先生的生平经历简述如次。
1. 早年的求学与工作（1902—1935）
1902年6月28日（光绪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三日），方壮猷出生于湖南湘潭县十四都环山乡（今分水乡彭何村）的一个农民家庭。据族谱记载，湘潭方氏的始祖方秩（字天序），元末参加抗元农民起义军，明洪武初以军功授潭州卫千户所世袭百户职，遂由茶陵迁居湘潭县十四都环山乡。方壮猷祖父方荣黻（字彩成）是佃农，其父方华崧（字瑞清）在他出生时，年19岁，母亲左重慈年20岁，皆在家务农。
方家家境贫寒，生活窘迫。方壮猷在七八岁时，曾因赶上天灾，有过与祖母一起外出讨饭的经历。从方壮猷10岁起（1911），缘于家贫无计，其父方华崧便开始在湘潭县城打工。最初是在莫元兴土果行（土产商店）当厨师，后至同姓族人开设的裕成厚、裕华长等土果行当学徒，出师后为店员。每月固定工资及加班费共计银圆10元左右（当时乡村粮食价格每担稻谷3元左右）。为了一家糊口，他有时晚饭后还会到码头去挑脚，以赚取计件工资。
虽然家境艰难，但由于族学的存在，方壮猷并未失学。1912年，方壮猷11岁，开始入方氏族学的私立明伦小学读书。该校经费来源于本族各大小祠堂祭田租谷，所授课程为每日上午国文、算术，下午四书五经。四年后，方壮猷15岁，从明伦小学毕业，考入湘潭县第七区立振铎高等小学堂。振铎高小有教师五六人，除学习教科书的内容外，方壮猷此时还读过《昭明文选》《宋元学案》之类的书籍。也有老师喜欢看报，讲说时事，激励学生爱国热情。此为方壮猷接受新式教育的开端。
振铎高小的校长为方宗辀（1851—1930），字鹤卿，是方壮猷族曾祖。方宗辀思想开明，学问笃实，并旁及西学，在家乡坚持办学二十余年，是湖南近代教育家之一。因为成绩优异，方壮猷颇受方宗辀赏识。方宗辀帮助方壮猷从祠堂祭学田谷中，每年借贷数担，作为学费。其中读高小一年，可以借谷四担，读中学可借六担，读大学可借八担。方宗辀还照顾他半工半读，利用晚上时间，替学校刻写、油印讲义，以补贴学费。并且在传统文史的学习上，方宗辀也给予方壮猷关爱和指授。可以说，方宗辀早年的提携和帮助，对方壮猷后来的人生展开具有重要作用。1930年方宗辀去世后，方壮猷回首此段往事，依旧对方宗辀的恩情感念不已：
忆自壬子猷始奉家祖［方宗辀］命负笈族校，至甲寅岁，我祖掌教于斯，而猷始得亲聆训诲。猥以愚钝，谬承奖许。然不多时，而我祖遂长乡校振铎，犹复谆谆以猷升学为嘱。知猷家贫无以供膏火，乃并嘱族中父老春汀、春堂祖等设法助之。丙辰，猷始得就学振铎，自是亲随左右，日接謦欬者亘二载。课余灯下，寒暑假期，犹循循为猷讲授经史、诸子及古今文学不稍切，至于此极耶！今而后将复何从而得指导殷勤培植恳切如我祖者耶！（方壮猷：《方鹤卿诔文》）
方壮猷振铎高小毕业后（1918），到荫棠村地主方薰生家教蒙馆。此时家境极蹇，每天只吃两顿饭，且为一顿干饭，一顿稀饭。第二年7月，因方宗辀的私人关系，赴长沙私立岳云中学附设的工场当学徒。当年10月，考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膳费由国家供给，同时仍得到家乡族学借谷的补助。方壮猷读书时的湖南一师，风气比较开放，师生较有新思想，毛泽东曾于1914—1918年在该校读书。方壮猷当时比较喜欢接近的教员有：国文教师夏丏尊、生物教师辛树帜，以及冯三昧、沈仲九等人。此时方壮猷作为一名初出茅庐的青年，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关心新文学，热爱创作，曾发表过批评许地山作品的文学评论《〈商人妇〉〈缀网劳蛛〉的批评》（署名方兴）。并与同学组织过飞鸟文学社，编辑出版过一期《飞鸟》文学杂志。
1923年7月，方壮猷从湖南一师毕业后，欲北上继续求学，但由于家贫的原因，父亲及乡族前辈多不赞成。还是因为得到族曾祖方宗辀的大力支持，才得以于同年8月赴北京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原名北京高师）预科。北京高师学膳费原来完全由政府供给，改为师大后，每月收膳费三元。方壮猷此时向家乡族学的告贷，每年增至十担借谷，由在长辛店扶抡中学任教的族人方云锦负责拨兑。另一方面，由同学朱达之介绍，利用晚间在张恨水工作的通讯社做抄写、校对工作，继续勤工俭学。
两年后的1925年7月6、7、8三日，方壮猷参加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的招生考试，8月1日，国学院首届录取名单公布，正取30名，备取2名，分别为：刘盼遂、吴其昌、程憬、徐中舒、余永梁、杨鸿烈、王庸、关文瑛、刘纪泽、周传儒、杨筠如、孔德、方壮猷、蒋传官、王镜第、高亨、裴学海、李绳熙、杜钢百、闻惕、史椿龄、赵邦彦、陈拔、王竞、冯德清、李鸿樾、姚名达、黄淬伯、谢星朗、余戴海、何士骥、汪吟龙。方壮猷榜上有名，从而开始了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岁月。
在清华尚未开学的暑期，国学院邀请王国维为全院学生演讲。方壮猷的记录稿，后以《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为题，发表于1925年9月《学衡》第45期。其节略稿后以《近三十年中国学问上之新发见》为题，发表于1930年《女师大学术季刊》第1卷第4期。其中王国维提出“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见之赐”的著名观点，并将殷墟甲骨文、西域及敦煌之汉晋木简、敦煌文书、内阁大库档案、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当作近代以来的重要发见和学术生长点。这一名文，既成为王国维的代表作品，也成为民国学人预流国际汉学，与西人一争学术高下的重要见证。方壮猷能够参与记录，应当亦有荣焉。他后来关注域外对中国西北少数民族语言历史的研究，或即肇基于此。
入学国学院之后，方壮猷因为家庭经济困难，同样继续勤工俭学。经研究院办公室介绍，他给当时任地质调查所所长的丁文江当私人秘书，负责标点《徐霞客游记》和撰写《徐霞客年谱》初稿。每月报酬20元，由地质调查所支付。
1926年3月18日，北京学生组织示威游行，反对段祺瑞政府的对日妥协投降政策，刘和珍等26名学生被军警开枪镇压，制造了著名的“三一八惨案”。方壮猷也参加了游行活动，反动军警开枪时，混乱中被挤倒在地，险遭不测。长辛店负责拨兑借谷的族人方云锦得知此事后，曾以不但不能继续借款，并且以前的借款也要本利还清相警告，要求其专心学业，远离学生运动。
同年6月21日，清华国学院举行第11次教务会议，决定给成绩优秀的杨筠如等16名学生，每人颁发奖学金100元，方壮猷名列其中。6月23日，研究院办公室公布“毕业生名单及成绩等级表”，方壮猷名列甲等第九名。清华国学院的学制当时仅为一年。方壮猷于1925年入学国学院时，选定的研究题目为《诗三百篇之文学的研究》。但第二年毕业时提交的论文略有改变，共提交了三文：《儒家的人性论》《章石斋先生传》《中国文学史论》。其中《中国文学史论》应当即为入学时选定之《诗三百篇之文学的研究》一文的拓展。然而方壮猷的毕业成果似乎并未完稿，此三文今已不可得见。梁任公1926年5月30日致王国维的一封书信，透露了当时情形：
静安先生：诸生成绩交到此间者已大略翻阅，内中颇有可观者。如高亨、赵邦彦、孔德、王庸皆甚好（方壮猷稿未成。规模太大，颇驳杂，用力亦勤），乃至汪吟龙亦颇有见地，不失学者矩矱，实出意外也。 (1)
可见方壮猷是颇为用功的学生之一，其毕业论文曾得到任公的注意和肯定。
1926年5月，丁文江调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又委托方壮猷代编《民国军事近纪》下册。7月方壮猷从国学院毕业后，即赴上海，以助理秘书的名义，在淞沪商埠督办公署领了几个月的工资，每月30元。1927年1月，方壮猷完成《民国军事近纪》下册的编撰，离沪返京。因同乡亲友的推荐，任北京农科大学、美术专科学校中国文学讲师。6月2日，国学院导师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7月，方壮猷赴上海，为纪念王国维先生，开始编写《王静安先生年谱》。后因湖南一师的老师夏丏尊介绍，任暨南大学历史社会系中国古代史讲师，复旦大学、音乐学院中国文学史讲师，中华艺术大学中国戏曲史讲师，南洋大学（后改为交通大学）国文讲师。当时学人在大学的任教，多是为衣食奔波，四处兼课，故时有课程结束，工作亦停止的状况。今存清华国学院同学周传儒1928年致谢国桢的一封书信，道及方壮猷当时的工作情形：“方君壮猷，原任复旦、暨南功课，后不满暨南当局，辞去教职，专在复旦。旋又任南洋大学国文讲师，假中加钟点，改专任，辞不就，亦可谓头头是道，掉臂游行者也。” (2) 可以看出，刚出校门的方壮猷，虽然在工作上不得不为稻粱谋，但还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情操高洁。方壮猷此时至1929年出国前，同时兼任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工作，其间曾赴苏州约请钱穆先生撰写《王守仁》和《墨子》两书。
1929年1月19日，国学院导师梁启超病逝于北平协和医院。6月底，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声名赫赫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正式宣告结束。成立四年当中，国学院共培养70多名毕业生，后来绝大多数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学者，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蓝文徵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始末》一文中说：“研究院的特点，是治学和做人并重，各位先生传业态度恳挚，诸同学问道心志敬诚殷切，穆然有鹅湖、鹿洞遗风。每当春秋佳日，随侍诸师，徜徉湖山，俯仰吟啸，无限春风舞雩之乐。院中都以学问道义相期，故师弟之间，恩若骨肉，同门之谊，亲如手足，常引起许多人的羡慕。因同学分研中国文史哲诸学，故皆酷爱中国历史文化，视同性命。”国学院师生间的亲密感情，在方壮猷身上也有体现，据其女公子方克明先生回忆：“梁启超先生亲题了一副对联送给父亲，上联是‘更能消几番风雨’，下联是‘最可惜一片江山’。梁先生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对父亲影响很大。他即请人将对联装裱成两个条幅，予以珍藏。抗日战争期间，父亲随武汉大学师生西迁四川乐山，便将这副对联悬挂在租住外厅的墙上。由于非常切合当时国家危亡的实际，长兄克强对这副对联印象很深，至今都能一字不差地背诵下来。同时，王国维先生也亲题了一首七律送给父亲。抗战胜利后，武汉大学师生迁回武昌珞珈山，父亲就将这幅题词悬挂在客厅的墙上。后来又以王先生的题词为主，母亲和我在下面作陪衬，一起合影留念。鉴于两位导师的墨宝现已见不着，我们只有找出该照片的底片，洗出放大后逐字加以辨认，初步判断出王先生的题词是‘岳阳楼上独凭阑，昨夜新霜镜里斑。欲塞黄河终有土，要除白发更无丹。紬书满架春灯晚，杙射连场腊雪乾。一笑故人双鬓改，他年相见在长安。闿元仁弟雅属观堂王国维。’” (3) 这些当年师生间的文墨交往，让今日的我辈多生感慨。而方壮猷在国学院的经历，尤其是王国维先生的学术取向，对其后来学术方向的选择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1929年7月，在夏丏尊先生的撮合下，方壮猷与夏的干女儿张芹芬女士订婚。张芹芬（字近芬）是浙江省新昌县人，毕业于振闺女学和绍兴女子师范学校。当时正在开明书店任校对，并跟随夏丏尊学习日语。订婚之后，方壮猷即回乡省亲，准备留学日本。方壮猷在上海的生活随即告一段落。
同年8月，方壮猷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师从当时著名的东洋史教授白鸟库吉研究东方民族史，从而踏上了赴东瀛求学之路。同年12月3日，张芹芬女士亦赴日，与方壮猷在东京结婚。白鸟库吉（1865—1942）是日本著名的东洋史奠基人，在北方民族史、西域史、朝鲜史、中国神话研究方面皆有重要成果，是日本运用西方史学方法研究亚洲古史的开创者。葛兆光指出：“日本东洋学，从明治以来，以白鸟库吉为代表，一方面与西洋人在亚洲历史地理语言之研究竞争，一方面则带有大东亚主义表面下的大日本主义色彩。在明治中后期，日本学界研究‘满洲’、蒙古和朝鲜，也研究西藏和新疆。既有现代学术色彩，也有帝国政治意图。先是他们的‘满鲜研究’非常兴盛，后来他们的‘满蒙研究’也大为高涨。说起来，那个时代日本的领土欲望（包括对台湾），一直和学术研究纠缠在一起。” (4)
方壮猷留学日本，是受当时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史地部主任傅运森的推荐。傅运森（1872—1953），湖南宁乡人，与方壮猷算是同乡，当时居住在上海闸北宝山路宝山里，与开明书店经理章锡琛为邻，二人来往密切。而方壮猷所居住的开明书店编译所的宿舍，也在宝山里，经章锡琛介绍，方壮猷得以与傅运森相识，而傅运森与白鸟库吉是老同学。职是之故，方壮猷与白鸟库吉得以结识，并赴日本留学。
但在日本期间，方壮猷的心情并不舒畅。当时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日渐显露，部分日本人敌视中国的情绪和做法也越来越明显，思想警察经常到中国留学生宿舍盘问，再加上白鸟库吉的许多学术观点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张目，皆使方壮猷萌生了弃学归国的念头。1930年2月底，方壮猷只身归国，在北平与师友商量学业和人生的去向问题。4月中旬再赴日本，6月即携妻彻底归国，放弃了在日本的学习。
方壮猷虽然在日本学习前后仅八个月，但白鸟库吉的研究视角、问题意识，甚至是研究主题，都深深地启发了他。此后，方壮猷正式编写了一系列与北方边疆民族史相关的论文，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即《契丹民族考》（分上下两篇，发表于《女师大学术季刊》第1卷第2期，1930年6月；第1卷第3期，1930年9月）、《匈奴王号考》（《燕京学报》第8期，1930年12月）、《鲜卑语言考》（《燕京学报》第8期，1930年12月）、《匈奴语言考》（《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2卷第4号，1930年12月）、《三种古西域语之发见及其考释》（《女师大学术季刊》第1卷第4期，1930年12月）、《室韦考》（《辅仁学志》第2卷第2期，1931年9月）、《鞑靼起源考》（《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3卷第2号，1932年6月）。不得不承认，当时中国学术界在此一领域的研究尚属榛莽初辟阶段，积累颇为薄弱，虽然方壮猷文史功底过硬，但处于草创期的研究，还是不得不在问题意识、研究方法，甚至研究材料等方面，多借镜外人，然后补充以被外人忽略的中国史籍材料，综合酝酿编写而来。方壮猷自己在1931年6月出版的《燕京学报》第9期的《编辑委员会启事》中即坦承：“《匈奴王号考》一文，其主旨在说明冒顿以后匈奴模仿秦制之一点，虽取材有借镜之处，而文旨则系个人年来研讨较久所发见者。至《鲜卑语言考》一文，多取材于白鸟博士所著《东胡民族考》之前部，复因他事未及终篇，仓卒加以头尾而发表之。虽于绪论及结论中已略叙其原委，而语焉不详。原拟俟下篇完成时补叙，以琐事匆匆，久未如愿。”同样在1931年9月发表的《室韦考》的“附言”中，方壮猷表示：“本文内容虽多自抒己见之处，然取材于白鸟博士《室韦考》之说者亦甚多……撰者近治东北史地，曾根据博士《东胡民族考》及《蒙古民族之起源》二文之一部分，亦间附以己见，为《匈奴语言考》《鲜卑语言考》《契丹民族考》三文以介绍博士之新学说，顾原以充讲习之用，匆遽属草，颇多未尽之处，印刷上亦不免有误漏之点，深以为憾。”此亦为中国现代学术在引进西学以整理国故，建立现代学科过程中的一时现象，以今日的学术规范严格论之自多见不妥，但亦当考虑时代综合背景而平情看待。
方壮猷从日本回国后，主要在北平各大学兼职，任北京大学、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兼职讲师，主讲宋辽金元史和日本史。九一八事变之后，为了配合国联国际调查团的工作，国民政府外交部在国联调查团来华之前，委托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组织编写《东北史纲》一书，以驳斥日本人别有用心的“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的论调。方壮猷负责其中第二卷，即“隋至元末之东北”部分的编撰，该卷当时已经完稿，但后并未出版。全书曾由李济节译成英文送交国联李顿调查团，为维护中国领土，驳斥日人谬论起到了积极作用。
1932年10月，方壮猷举家迁往南京，为继续中断的留学生活做准备。不过此次他把目的地选在了法国，欲图师从当时世界东方学中鼎鼎大名的伯希和学习东方民族史。翌年1月，他将妻儿送回浙江新昌岳父家，3月返湘探亲。8月，经湖南一师教师辛树帜介绍，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讲师，专讲宋元史，顺便就近方便向教育部申领出国留学证书，向外交部申领出国护照。
1934年5月，方壮猷再次踏上出国留学之旅，入巴黎大学法兰西学院和民族学院学习。介绍他与伯希和相识的，是陈寅恪和冯承钧。冯承钧（1887—1946），是我国早期中外交通史和边疆史专家，曾师从伯希和。方壮猷在北京时，曾跟随冯承钧学习法文，而冯承钧的长子，也是方壮猷任教的辅仁大学历史系的学生。故赴法之前，冯曾专门写信给伯希和，积极引荐方壮猷。方壮猷初至法国，法语水平并不算高，他和伯希和的交流，主要依靠汉语。伯希和当时还兼任巴黎大学中国学院教授，故介绍方壮猷在该院兼职做一些查考中国书籍、整理中文资料的工作，以赚取学费。当时的同学有王重民、陆侃如、冯沅君、徐寿轩、刘叔鹤等。
留法期间，方壮猷曾两次漫游欧洲。第一次是1935年6月至8月，分别游历了英国首都伦敦、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以及德国的柏林，外加埃森、科隆、波恩、科布伦茨、威尔巴登、美因茨、法兰克福等莱茵河流域诸胜地。第二次是1936年4月，游览了瑞士的日内瓦，意大利的罗马、那不勒斯、庞培、佛罗伦萨、威尼斯，南斯拉夫的贝尔格莱德，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奥地利的维也纳，德国的明兴（即慕尼黑）、柏林等地。这两次壮游，对方壮猷开阔眼界、增长见识、了解欧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第二次游历之后的1936年5月，方壮猷即取道莫斯科、西伯利亚归国。在法前后两年，方壮猷的生活十分艰苦，是典型的穷学生。午餐常去犹太人的饭馆，三法郎一顿。当时一般工人和学生是五法郎一顿。晚餐花两法郎买个面包，不吃菜。住宿也是最便宜的旧楼房，即所谓的“天堂”（无电梯）与“地狱”（地下室，无阳光），一个月房租40法郎。由于经费有限，留学时间短，方壮猷并没有拿博士学位。留学期间共花费约5000元，其中来回旅费2000元，在法期间生活费月均百元左右。此笔费用主要来自几个方面：一是北京教书时期的积蓄；二是翻译《东胡民族考》一书的稿酬；三是师友借贷，其中清华国学院的同学徐中舒借助1000元，湖南一师的老师辛树帜借助700元，旅法同学王重民借助回国旅费数百元。
结束法国的留学之后，方壮猷就正式结束了求学生涯，开启了在武汉大学13年的任教生活。
2. 任职武汉大学时期（1936—1949）
1936年6月，方壮猷经满洲里、哈尔滨、长春、沈阳抵达北京，7月即赴浙江新昌接回妻儿。8月，经清华同学皮名举和国学院同学吴其昌的推荐，出任国立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讲授宋辽金元史。当时的学生回忆方壮猷此一阶段的讲课情形称：
一九三六年先生来武大任教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领土。这年先生讲授宋辽金元史，详细介绍了建立辽金元王朝的契丹族、女真族和蒙古族发源于中国东北地区和蒙古地区的史实，论证满蒙地区自古就是中国领土，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是不可容忍的侵略，用以教育和激发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奋起抗日，收复失地。 (5)
可见方壮猷的教书，能够与时代形势结合，体现了民国士人中常见的以学术卫国的崇高品格。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军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第二年，武汉大学被迫西迁入蜀，方壮猷作为“迁校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从2月到9月，全程参与了武大迁校过程中的各种具体工作，为武大西迁作出了重要贡献。迁校开始之前，方壮猷先将妻儿送回湘潭老家居住。同年12月，因李剑农的去职和推荐，方壮猷被聘为历史系代主任。1939年11月，被正式聘为历史系主任，一直任职到1941年。
1939年7月，方壮猷还曾参加中英庚款董事会组织的川康科学考察团，任社会历史考古组副组长。考察团的团长是邵逸周，时任武大工学院院长，社会历史考古组组长为冯汉骥，时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四川省博物馆馆长。考察团从四川乐山出发，到川西和西康省的雅安、芦山、天全、荥经、汉源、泸定、康定等县进行调查研究，历时半年以上，至1940年1月20日返校。调查工作分两组进行：一组主要调查四川省乐山专区和西康省西昌专区以大小凉山为中心的彝族奴隶社会制度；另一组主要调查西康省雅安专区、康定专区的藏族封建社会制度。同年5月，张芹芬与长子克强、次子克定由方壮猷妹夫唐远景护送，从湘潭原籍抵达乐山。幼子克立因年幼和战时旅途轰炸、道路险阻，被留在湖南老家，由其祖父母抚养。
此后一直至抗战胜利，方壮猷皆在乐山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1944年7月，另参加过边区建设研究会组织的雷波、马边、屏山、峨边、沐川、犍为、峨眉、乐山八县的彝族调查工作，任研究会副主任。主任是乐山警备司令韩文源，他的八县议长的身份以及与当地彝族头人的交往，为调查工作提供了便利。调查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各县参议会专办彝务的秘书，介绍进城的彝族头人访谈，了解情况，再结合抄录县政府和县参议会所保存的有关档案材料，然后整理成调查报告。本次调查研究持续了约半年时间。1945年5月，方壮猷另应东北大学文学院院长、清华国学院同学陆侃如之约，赴四川三台东北大学兼课三个月，讲授宋辽金元史。在东北大学期间，与赵纪彬、杨荣国等教授相往还，第一次接触到了唯物史观和社会发展史观，对方壮猷影响较大，从此之后，他即力图将其贯彻到所讲授的中国社会史等课程中去。
内迁四川乐山的几年，武大师生的学习、生活、工作条件都十分艰苦，方壮猷亦不例外。当时方家租借私人房屋居住，家里只有一张床，其他人都睡地板。由于国难当头，物价飞涨，法币年年跌，早晨领了工资必须马上去换银圆，否则头天还可以买四石米，到了第二天就只能买三石了。薪俸也常常不能按期足额发放，所以家庭生活甚为艰难，其间方壮猷次子克定患肺炎，亦无钱医治。当年中国学人的情况大多如此，这从今日所能见到的回忆文章或日记等材料中皆可以看出。
抗战胜利后，方壮猷于1946年2月随武汉大学复原，离开乐山，迁返武汉，依旧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于1947年6月至9月，应兰州大学校长辛树帜和西北师范学院院长黎锦熙之聘，到两校任特约教授四个月。在兰大主讲宋辽金元史，在西北师院主讲中国社会史。1948年，值武汉大学学术休假一年，他又赴长沙应湖南大学特约教授兼史学系主任之聘，定期一年，主讲中国社会史，内容与武大、西北师院相同。
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方壮猷当时与湖南大学经济系教授、中共地下工作者肖杰五最为接近，几乎每天晚饭后都一起散步。听从肖的劝告，方壮猷于4月10日从湖南大学请假，提前回武昌迎接解放。同年11月，方壮猷将珍藏的古籍500余册捐赠给武汉大学图书馆，其中有史料价值较高的《汉州志》《嘉定府志》《崇祯存实钞》《夷门广牍》等。
留学法国归来后，或许是受伯希和等人的影响，方壮猷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宋辽金元史和史学史、社会史方面，学术成果计有：1936年武大排印的《元史讲义》共216页，1937年排印的《金史讲义》共98页，1939年排印的《元史讲义附录》共61页；并从1939年9月起，即组织学生开始共同编纂《宋史类编》，按照政治、军事、官制、兵制、法制、科举、赋税、农业、手工业、矿冶、商贾、经学、文学、史学、艺术、对外关系、农民起义等大类编排，并于1944年初夏将完成的稿本十余册送交重庆正中书局出版，可惜后因政局变动，此稿下落不明；在武大期间，还开设过史学概论、中国史学史、中国社会史等课程，其中中国史学史的讲稿，于1947年4月在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题名《中国史学概要》，中国社会史也编有油印讲义；在东北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学院、湖南大学等校的兼职，也多开设宋辽金元史和中国社会史的课程，现存有《中国中世社会史》讲稿一部（分四册，打印稿一册、油印稿三册，其中两册书口处有“国立湖南大学”字样）。
目前另存有手写稿多部，应当也是方壮猷在这一时期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陆续编写的，计有《中国中世封建社会史》两册（上下卷）、《中国古代奴隶社会史》两册（上下卷）、《中国阶级制度史》一册、《成吉思汗的故事》一册、《传记丛书》一册、《中国文化史选读》一册、《中国经济史丛书》一册、《宋人生殁著述表》一册、《方氏家乘》一册、《湘潭方氏日新堂家史稿》两册、《桐庐方氏家乘 茶陵方氏家乘》合一册。这些手写稿，皆为方壮猷用毛笔书写，或为备课之用，或为计划著作的草稿，目前皆藏存于方氏后人处，从中可以看出方壮猷涉猎范围之广与治学之勤，令人敬佩。方壮猷先生的女公子方克明老师在给笔者的信中，曾对方壮猷先生有动情的回忆：“回想起来，父亲的记忆力很好，但凡提到历史上的故事往往拈手即来，滔滔不绝、兴致极高。他很关心时政，注意收集相关资料，认真地将报纸上的重要数据记在专门的小本子上。他喜欢写毛笔字，特别是隶书写得劲道、漂亮，凡是著作封面一律使用隶书体。他经常自己动手做稿本，先用纸搓成细条，后把两、三根纸条分别穿过稿纸，订成本子。他还喜欢收藏图章，等等。”现存方壮猷著作的这些手稿，可能多数是在这样的工作习惯下完成的。
可以说，方壮猷任职武汉大学的13年，是他在“七考”之后，在学术上又一有重要创获的时期。与此同时，这一阶段恰赶上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国内大多数学校迁往西南，学人随之在颠沛流离中饱尝战乱之苦。虽然研究资料匮乏、生存条件恶劣，但包括方壮猷在内的学人，依旧黾勉向学，弦歌不辍，维持中华学术于不坠，付出的辛劳和努力是值得后人尊敬的。
3. 晚年的入仕阶段（1950—197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方壮猷热情迎接新中国和新政权，积极参与国家的新建设。他的人生道路亦随之出现转折，逐渐从一名大学教授，转行从事文化行政领导工作。1950年1月，方壮猷参加了武汉市高等教育联合会主办的讲习班，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4月，调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副处长。原本方壮猷被任命为处长，但他以多年搞古代史，不熟悉近现代革命史；刚参加革命工作，没有行政管理经验；不熟悉党的文物政策，难以胜任等为由固辞，后被重新委任为文物处副处长，专管古代文物。正处长由中南文化部副部长许凌青兼任。方壮猷在武汉大学的教课坚持到当年暑假，后正式离任赴中南文化部（汉口）就职。
关于这一时期的具体状况，女儿方克明回忆说：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首先是成立各级人民政府，需要从各单位抽调一批干部到相关部门任职。第一批调到湖北省人民政府的有：武大农学院院长叶雅各教授调到省农林厅任技术室主任、副厅长。第二批调到中南军政委员会的有：中共武汉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徐懋庸调到中南文化部任副部长，武大农学院涂允成教授调到中南水利部任农田水利处副处。1950年4月，父亲也被调到中南文化部文物处任处长。当时接受这一调动意味着把自己交给组织，全身心地投入革命工作。由于对家庭生活会造成很大影响，不少人是不愿意接受的。但作为一名进步学者，父亲毅然服从组织的调遣，离开从教十五年的武大，从武昌搬到汉口，在中南文化部文物处的办公室住了下来。在父亲“入仕”的影响下，我家每个成员都作出了顺应时代的选择。长兄克强是武大化学系学生，于1950年3月24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9月，次兄克定就读北京大学地质系，并于1952年7月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秋季，在全国青年参军参干、保家卫国的运动中，长兄克强带头报名参军参干；母亲张芹芬是武大教职员工家属组织“武大妇工团”的负责人，带头宣布送子参军。1951年1月13日，长兄克强正式参军 (6) ，成为空军中南预科总队直属大队三中队学员、区队长。1951年3月，母亲也决定走出小家庭，投身到武汉市妇联的革命工作中；于是我家退掉了武大二区教工宿舍，母亲带着8岁多的我，搬进了市妇联机关的集体宿舍。至此可以说，我们全家都参加了革命。 (7)
一九五○年，他接受了政府的调动，离开武汉大学，去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工作。这一变动，意味着放弃珞珈山舒适的住所和幽静的环境，放弃二级教授优厚的工薪 (8) 和自我提高、著书立说的机会，放弃中国史学史、社会史、宋辽金元史等钻研了二十几年的专业方向。这一变动，还使我们家整个拆开了：父亲把大批书籍先后捐赠给武大图书馆和中南图书馆，带着随身衣物搬到机关安了家；母亲带着我，也搬进了机关的集体宿舍。八九年过去了，父亲的工作单位变动了好几次，但一直没有改变住办公室、吃集体伙食的生活方式，我们也一直没有一个家的概念。 (9)
可见此一阶段的方壮猷一家，完全投入到了新中国的建设之中。1951年，方壮猷又兼任中南文化部社会文化处处长。是年中南文化部接收湖北省图书馆，改为中南图书馆，方壮猷兼任代馆长。通过与中南地区以及北京、上海等地的一些大藏书家和古玩商人广泛联系，他为中南文化部、中南图书馆收购了大量的古版图书、字画、敦煌写经、古器物等珍贵文物，其中仅各省地方志就收集有数千种之多。比如，大藏书家徐行可的藏书逾千箱、近十万册，即大部分捐赠该馆，并且为了保护这批图书，还聘任了其子徐孝宓为中南图书馆馆员。方壮猷自己也以身示范，将大部分藏书捐给了中南图书馆和武汉大学图书馆。
1952年，通过积极联系，方壮猷又将张国淦无倦斋所藏方志1698部、18696册购入中南图书馆珍藏。后经过不断积累，直到目前，湖北省图书馆所藏的方志，已成为该馆重要的特色馆藏。可以说，方壮猷在中南文化部任职期间，为中南地区的文物和图书收集工作奠定了开拓性的基础。其当年一起工作的老部下回忆称：
建国伊始，百废待兴，文物事业也不例外，矛盾重重，首先抓什么？……他［方壮猷］和同志们一道，下力气抓文物立法，除及时转发贯彻中央人民政府发布的一系列文物法令外，结合中南地区的实际情况，起草并通过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地方性文物法规；抓文物古籍的征集收藏，动员各地在社会改革运动（如土地改革）中收集保护文物，千方百计为国家收购古籍图书，为中南地区博物馆、图书馆积累了大量文物藏品和藏书；抓配合基建工程的科学考古发掘，如治淮工程、荆江分洪水利工程等，他都亲自组织力量进行配合，从而防止了工程中的文物破坏，获得了大量的考古资料；尤其是抓专业干部队伍的建设与培训，如举办图书馆干部培训班、组织六省二市文物干部到长沙，成立长沙近郊古墓葬清理工作队，边发掘，边训练，并亲自去授课，为各省市培训了一批业务骨干，等等。 (10)
上文提到的“中南地区图书馆干部训练班”，为中南地区培养了一批图书馆工作的骨干。方壮猷还积极组织编写《中南图书馆中文图书分类法（简表）》，为图书馆的图书分类工作提供指导。与此同时，为进一步管理馆藏，并且为读者查找相关资料提供方便，还组织编写了《中南图书馆馆藏方志目录》。
1954年，中南大区撤销，中南图书馆移交给湖北省文化局，改名为“湖北省图书馆”。翌年2月，方壮猷调任湖北省文化局局长。他利用赴京开会的时机，又为湖北省图书馆争取到侨居北京的湖北学人所收藏的湖北地方文献，包括“楚学精庐”的527种、6736册图书，以及石荣暲老先生的私人藏书400余种、1413册。
在湖北省文化局局长任上，方壮猷的工作多集中在领导日常行政工作层面，如政治学习，参加会议，检查、部署、参与省的各项文化工作等。比如1956年3月，曾赴应城县和黄滩区胜利农业社，检查农村文化工作；1957年3月，曾赴北京列席中共中央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等。此时方壮猷行政工作较多，比较繁忙，同时他自己也努力加强马列主义的学习，为国家忘我工作的热情非常饱满，曾两次递交入党申请书。其子方克立先生对其学习马列主义的状况有所描述：
父亲所受的教育无疑还是唯心史观，抗战时期他在四川三台东北大学兼课时，与赵纪彬、杨荣国等教授共事，初步接触到唯物史观，此后他在编写《中国社会史》讲义时，就比较重视土地所有制和农奴制度等问题，试图运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来说明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解放后，他更加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家里马列经典著作很齐全，许多书上都有密密麻麻的各种阅读记号和批语，说明他真下过功夫，这一点给我的印象也很深。 (11)
1957年筹建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方壮猷被指定为筹备委员之一，并于1958年5月调任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担任历史组负责人。湖北省文化局局长一职，由下放来省工作的全国作协副秘书长黎辛接任。同年9月，张芹芬女士从汉口武汉市直属机关健康幼儿园，调任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幼儿园主任，全家搬到小洪山宿舍，才结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八年各自住机关办公室或宿舍，吃集体食堂，没有“家”的生活。
方壮猷转入武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之后，由于工作需要，逐渐将自己的科研重点由先前的偏重古代，转向近现代革命史的研究。参与了多次老革命根据地的史料调查活动，并组织编写多种革命地方史料，为湖北省的革命史料保存作出了贡献。其学生回忆说：
湖北省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处于重要地位。辛亥革命，武昌首举义旗；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武汉是革命首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鄂豫皖、湘鄂赣、湘鄂西等大片红色根据地。除文字记载者外，群众中蕴藏着丰富的革命史料。方壮猷先生和其他史学工作者一道，积极向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建议，组织力量进行革命史料的普查，得到省委领导的赞同和支持。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五九年，武汉有关大专院校历史学科师生参加的湖北全省党史调查，就是由此开始的，成为中国史学工作的一次创举，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受到了党中央的注意。年近花甲的方老，也于一九五八年秋冬之季，亲自带领一些人徒步到湖北麻城县乘马区革命根据地，深入群众进行访问调查，收集了大量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第一手资料。方老具体指导整理这些宝贵资料，强调要尽量保持口述史料的原始性，以保证史料的真实性。编成了《麻城革命史料》两辑。一九五八至一九六○年，方老又领导和指导收集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报刊文字资料千万字，编成《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湖北革命史稿》（油印本）、《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史料汇编》（已出版）、《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鄂豫皖根据地大事记》（油印本）。他自己还撰写并发表了《武汉农讲所史料剪辑》。 (12)
除忙于此类革命史料的收集之外，方壮猷晚年的学术工作逐渐转移到楚国史的研究上，期望结合中南地区的地下考古资料，撰写一部楚国史。但是缘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这一方面的工作最终没有完成。方壮猷所收集的资料，大部分保存在湖北省博物馆的资料室，“在楚史方面，有上十本史料，没有成书，主要是从各种古书中摘下来的，有的我们还看不大懂。另外还剪贴了战国史编年资料上十本” (13) 。
此一阶段，方壮猷还撰有以下论文：1962年，参加纪念成吉思汗诞生八百周年蒙古史学科讨论会，发表《从元代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看忽必烈的重农政策》；1963年，为湖北史学年会提交论文《中国历史上的百家争鸣》；1964年在《考古》杂志上发表《战国以来中国步犁发展问题试探》；另外还写成《宋代中国人口发展问题试探》等文。
1965年，方壮猷离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调任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当年10月，赴江陵领导楚墓发掘工作时，出土宝剑一柄，靠近剑格处有八个鸟篆铭文，方壮猷在工地上认出其中六个，但最为关键的人名却难以确定。方壮猷从当年年底开始，致书郭沫若等当时国内一流的古文字与古史专家，商讨该字，最终各方统一意见，认定是越王勾践之剑，从而使得此次考古发掘，成为新中国的重大考古发现之一，载入史册。
随着1966年“文革”的爆发，一直到方壮猷过世的接近四年的时间里，方壮猷成了湖北省文博系统的打倒对象，始终处于被审查、被批斗和被专政的处境。但他自知没有重大的政治历史问题，心态一直较为豁达，并力求避免卷入派性斗争中去，体现了较强的自我保护能力。可惜老伴张芹芬由于是新中国成立后才参加工作，一直是妇联系统和幼教系统的先进人物，是受人爱戴的“张妈妈”，突遭变故，精神上受到较大刺激，整天喃喃自语，使原本在新中国成立后充满革命、进步气氛的和谐家庭，坠入灰暗的深渊。
最终，1970年3月30日，方壮猷因动脉硬化性心肌梗塞，病逝于湖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4月4日的《湖北日报》第六版，发布了题为《方壮猷先生逝世》的简短消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湖北省政协常委、原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方壮猷先生，因患病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年三月三十日二十时五十分逝世，终年六十九岁。”同年5月28日，老伴张芹芬也因脑动脉硬化病逝，享年65岁。第二年7月，二人合葬于武昌九峰山革命烈士公墓。
1986年，方壮猷长子方克强征得家人同意后，致书湖北省委统战部、湖北省文化厅领导，提出为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方壮猷彻底平反，重新作出全面结论和公正评价。信件得到了湖北省委、省政府的重视，第二年3月，湖北省文化厅党组作出《关于进一步为方壮猷同志落实政策的决定》，“对方壮猷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所遭受的迫害，予以彻底平反，推倒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对其一生的贡献重新作出评价”。这一还其清白的重新评价，距离方壮猷过世已17年。
可以说，方壮猷的一生，不论是早年求学，中年教书育人，还是晚年从事行政领导工作，皆与时代的风云变幻密不可分。方壮猷初入学的11岁，已经是1912年，清朝刚覆亡，新式学堂已在各地普遍展开。在这种新旧交替的时代，方壮猷自幼既接受了传统文史的教育，又全面受到当时新式学校和时代氛围的影响与培养，体现出鲜明的民国特色，为其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与此同时，正因为民国时代的动荡不安，当时大多数普通学人，不得不为衣食而奔波兼课，学术研究与教学相比，往往不是他们工作的重点，方壮猷作为他们中的一员，也并不例外。再加上家境原本贫寒，为积攒继续求学的学费，方壮猷四处兼课，本是再正常不过之事。入职武汉大学之后，原本生活似乎可以相对安定下来，但随即开始的抗日战争，又将学人带入辗转流徙的艰难岁月中。在炮火声中度日，为柴米油盐犯愁，就更难奢谈学术研究的条件。因此，方壮猷的著作大多以稿本的样态存在，就变得既情有可原，又让人既悲且悯。新中国成立之后，饱经苦难的一代学人，终于迎来了国家的安定，全身心投入到新国家的建设之中，是当时很多人发自内心的真诚选择。可是时代再次拨弄了他们，晚年的不公待遇，还是降临到他们身上。因此在回首方壮猷这一代学人的命运时，常令人五味杂陈，一夕三叹。
二、 方壮猷的学术研究及其贡献
除早年在家乡求学的经历外，方壮猷一生的学问方向基本与其人生不同阶段的履历相关。主要涉及四个方面：在清华国学院前后，方壮猷初登学术舞台，受师友影响，多有文学史考证之作；在游学日本前后，受王国维、白鸟库吉等人的影响，多关注北方边疆民族语言、历史的研究；留法归来之后，则将精力贯注于宋辽金元史及史学史、社会史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工作职务的调整，多关注楚地的文物考古与历史文化。以下即以此四个方面为题，对方壮猷一生的研究工作做一简要述评。
1. 早年的文学史考证
已有论者指出，1926年清华国学院第一届29名毕业生所完成的毕业论文中，属于纯粹文学性质的只有两篇，即方壮猷的《中国文学史论》和赵邦彦的《说苑疏证》。如上所述，方壮猷的这篇文章，与另外两篇一同提交的论文成果《儒家的人性论》《章石斋先生传》，可能并未完成，现已不可得见。但目前所能见到的几篇方壮猷在国学院时期最早的文章，也都与文学相关，可能即为《中国文学史论》中的部分内容。现存者共有四篇，分别是：《中国文艺的起源》（《清华周刊·十五周年纪念增刊》，1926年）、《词的起源和发展》（《一般》第3卷第3号，1927年11月）、《中国戏剧之起源》（《一般》第4卷第4号，1928年4月）、《白话小说起源考》（《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5集第52期，1928年10月24日）。此四篇文章性质相近，分别是对文艺、词、戏曲、白话小说起源问题的考察。
这里所谓的文艺，包括歌舞、诗文等广义的文学艺术，方壮猷借鉴了当时西方文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认为文艺有两种来源：一是人类的表现冲动，即Self Exhibition Impulse，人类的情感冲动、游戏冲动、模仿冲动等都包括在内；二是产生于实际的应用，如爱情表达、战争需要及宗教仪式等。他列举了《毛诗》《吕氏春秋》《庄子》《路史》等古代文本中的材料，以说明此一问题。而具体到词，方壮猷接受了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念，认为词在五代两宋，“可算最有精彩的时代文学了”。并且指出，“词体酝酿于盛唐、中唐，产生于晚唐，成立于五代，而极盛于两宋”。而词的起源，也离不开两个原因，一是历史进化的渊源，二是时代环境的促成。既是诗体进化的自然趋势，又是胡乐输入的自然结果：
因为晚唐五七言诗的途穷，所以天才的作家，不得不别创新体以自解脱；因为胡乐与中国古乐结合的结果，又有别创新体，以图协乐的需要与可能；因此词体便应运而产生了。词的体例既是倚声填字，长短错落，可以随音乐的变化而变化，自然也随音乐的发展而发展。词之在五代两宋文坛上成为时代的骄子，也就是历史的与环境的必然趋势。（《词的起源和发展》）
对于词产生的具体时间，方壮猷认为前人有词产生于三百篇或三百篇之前说、源于六朝说、源于李白的《忆秦娥》《菩萨蛮》等词说。方壮猷列举了丰富的例证，对这三种说法皆予以否定。并考察了词体从诗到词逐渐过渡的痕迹，认为词的产生，是由于诗体变化、音乐变化、诗乐调谐的变化等，而逐渐酝酿成长出来的，是一种自然的趋势，而非某人的凭空独创。大约“播种于唐玄宗时代，酝酿蓓蕾于中唐，葩萼于晚唐，至五代始舒瓣吐蕊争妍斗丽起来”。
至于戏剧，方壮猷认为中国的戏剧可以分为歌戏、话戏和技戏。歌戏为原始民族的歌舞演化而成。话戏以滑稽戏为最著，产生甚早，春秋战国时代的“优”即为显例。而所谓技戏，指民间各种杂耍、把戏、魔术等，也为上古已有。并大抵根据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中的材料，认为在外来音乐的刺激下，此三种戏，各有其演化之迹。
而对于白话小说，方壮猷认为中国的小说，以南北宋为界，可以划分为两大时期。周秦至北宋的志怪、传奇等，与南宋以后的白话小说，在语体、文风、结构、创作主体等方面皆截然不同，故不能认为白话小说源自北宋以前的笔记小说，而应当是从唐宋时代优伶娼妓的唱诗唱词中蜕变而来。伶妓为了适应普通观众的口味，逐渐在唱诗唱词中加入解说，以使所唱的诗词意思更加显白。后来积习相沿，遂成惯例。起初解说较少，至后来则逐渐增多，最终造成喧宾夺主、婢作夫人的结果。他认为这种变化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期：唐五代至北宋初，以唱诗唱词为主，解说为辅；北宋至南宋，评话代替歌唱，说白加多，诗词渐少；元明及其后，以著述代替评话，散文为主，犹稍引诗词为证。
从以上的简要概括可以看出，方壮猷的文学观念已经是一种新式的、从西方引进的文学观念。他所梳理的这几种文学体裁，也大致对应了西方所谓的文学范畴，因此与我们今日文学史书写中的文学理解基本相符。我们知道，晚清民初以来，由于西学东渐的影响，“文学”，传统的孔门四科之一，逐渐演变为近代学科之一，用以指称以语言为表达方式的艺术。新文化运动后，更逐步确立了以西方纯文学史观为核心的文学观念。 (14) 而在这一观念之下，中国古代的“文学”内容，自然会经历被重新选择和言说的过程，不论是“文学”的分类（比如传统的诸多文类，多被逐出现有的文学范畴，而现有的文学，则多以小说、戏剧、诗歌、散文为类），还是对其源头的追述，都是在一种新观念之下的产物。因此，与其将这样的梳理看作是“文学”事实本身，不如将其当作一种叙述事实更接近真实。 (15) 方壮猷作为一个在20世纪20年代才进入北京高等学府的青年学人，他更少受传统观念的束缚，而更容易接受时代新潮的文学观念。当时的北京，不论是北大，还是清华，学术界流行的是五四运动以来胡适、陈独秀、周作人等人所提倡的新文学观念，方壮猷只是在师长们所开创的大路上，继续前行而已。这从他的上述四篇文学考证文章即可看出：他追述的皆为“起源”，而范围则为文艺、词、戏剧、小说，无一不是新观念下的产物。然而，时代风潮总是峰回路转，学术研究也随之上下颠簸，从80年代开始，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界普遍出现反思文学史书写的声音，对过往文学史书写中存在的以西释中、以西格中的问题与局限，也日渐有所警惕。不过到目前为止，学理探讨是一方面，写作实践是另一方面，二者都还在继续摸索之中。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即使迟至今日，我们的文学史书写依旧很难彻底在五四运动以来的思潮范围之外有所创辟。方壮猷的这四篇文章，既然是当时历史生成期的文本，那么自然除了文本本身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同时具有后人欲图对文学学科进行知识考古的参考价值，值得放在一个更大的学术背景中继续解读。
2. 北方边疆民族语言与历史研究
1929年8月方壮猷赴日留学，第二年6月归国。如上所述，在日本的近一年当中，方壮猷主要受白鸟库吉的影响，关注“东方民族史”。归国后，因为讲课需要，他参考白鸟库吉等人的著述，再结合中文史籍以补缺漏，编译改写出著名的“七考”。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既有“取材借镜处”，也“多自抒己见之处”。可惜当年学术规范并不如今日严格，他在发表时没有提前说明，后来不免遭到一些非议，汲取了教训。所谓“七考”，即《契丹民族考》（1930年6月、9月两期发表）、《匈奴王号考》（1930年12月）、《鲜卑语言考》（1930年12月）、《匈奴语言考》（1930年12月）、《三种古西域语之发见及其考释》（1930年12月）、《室韦考》（1931年9月）、《鞑靼起源考》（1932年6月）。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对于中国边疆民族的研究，主要是被西方和日本学术界掌握着话语权，中国学者在此一领域的积累非常薄弱。方壮猷的文章甫一发表，立刻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成为方壮猷学术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此“七考”皆以当时国际学术界流行的历史比较语言法，来考订历史上与北方少数民族相关的诸问题，方法与领域皆较为集中和单一。比如《契丹民族考》中，方壮猷通过对史籍中所能见到的词汇，包括契丹的国号、宫名、王号、官号、地名、物名、动词、数词等，共91个，逐一考订比较其与通古斯语、满语、蒙古语、突厥语等语言在音义上的同异，最终认定：此91语中，与今蒙古语类似者最多，有70语；与通古斯语类似者次之，有60语；而与突厥语类似者不过20余语而已。因此赞同白鸟库吉的观点，即“契丹民族之种属当以今蒙古种为骨子，而渗合通古斯种之成分于其中之混合种也”。
《匈奴王号考》则专注于考订“单于”的本义和源流，此一少数民族君主的称号，流行于秦末至晋末的史籍中，此后则逐渐被“可汗”所代替。方壮猷通过钩稽相关史籍，认为“单于”之号，开始于冒顿，与秦始皇所造之“皇帝”，同为大帝大王之义。而冒顿之前，匈奴君主的称号为“于”，与“汗”“干”“今”“加”等为一语之转，同为“大王”之义。而“冒顿单于”之义，亦类同于“始皇帝”，即为“始单于”之义。而其子稽粥单于，乃仿二世皇帝之称，“稽粥”亦即今蒙古语之“二”也。同理，其七世孙句黎湖单于，乃七世皇帝之义。
《鲜卑语言考》则专注于国号、人名、王号、人称、地名等共18个见诸史籍的鲜卑语词的考释，认为音义可与蒙古语相类者15语，与通古斯语相类者11语，而可与突厥语相类者仅7语。由此，同样再次印证了白鸟库吉的结论，即“鲜卑民族属今蒙古族及通古斯种之混合种”。
《匈奴语言考》与上文类似，是通过考释见诸史籍的匈奴国号、王号、官名、人名、地名、物名等共26个，认为与今突厥语相类似者11语，与今通古斯语相类似者12语，与今蒙古语相类似者20语。与今突厥语、通古斯语、蒙古语可以共同比拟的，有四五语；可与今突厥语、蒙古语二种共同比拟，而不能与通古斯语相比拟的，有六七语；可与今通古斯语、蒙古语共同相似，而不能与突厥语相通的，有六七语。同时，可以与通古斯语、突厥语相通，却不能与蒙古语相通者，则绝无之。因此，方壮猷认为，就比较语言学的结论而言，认为匈奴为今蒙古族的远祖，是恰当的。再一次印证了白鸟库吉的结论。
《三种古西域语之发见及其考释》一文，所考释者，乃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叶，欧洲与日本、俄国等国的殖民探险者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大量考古发现。其中有三种此前未曾见过的语言文字，后经过逐渐辨识，确定为窣利语（又名粟特语或康居语）、龟兹语、于阗语。方壮猷详细叙述了此三种语言的发现及辨识过程，并根据中国史籍，尤其是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描述出此三种语言在古代的使用范围，即葱岭以西，以铁门为界，北为窣利语通行之地，南至印度，为吐火罗语通行之地；葱岭以东，各国文字皆取法印度，然各有小异：以大戈壁为界，南以于阗国为宗，北以焉耆、龟兹、疏勒为宗。方壮猷同时指出，此三种语言的发现，对语言学及史学具有重要影响，并概括为六个方面，大多为当时国际学术界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在此文之后，当期《女师大学术季刊》（第四期），还刊载了方壮猷翻译的另两篇相关文章，即法国Sylvain Levi作的《龟兹国语及其研究之端绪》，挪威Sten Konow作的《所谓“东依兰语”即“于阗国语”考》，另外还刊载了冯承钧翻译、法国Robert Gauthiot作的《窣利语字母之研究》。可见方壮猷的《三种古西域语之发见及其考释》一文，是被当作这一学术小专题的引言而使用的。
《室韦考》一文中，方壮猷认为蒙古族和女真族，皆起源于唐之室韦民族，故对室韦民族进行了通盘的考索。他从室韦一名始见的后魏开始考察，下及隋、唐、辽三个朝代，详细考索了室韦国所在的地界、疆域、人员迁徙及部族分化等问题。结论认为室韦起初或为汉代鲜卑之苗裔，魏时不过是兴安岭东嫩江流域的一个小国。至隋代，柔然为突厥所灭，其遗类托室韦之名以自存，因而室韦民族之范围骤然扩张及兴安岭西之俱伦泊南北。至唐代，西南徙至贝加尔湖以南至幽州之地。唐末以后，兴安岭西之室韦，以鞑靼之名行世，后为契丹所征服，遂不复显。而兴安岭东嫩江流域之如者室韦（俞折国），至辽末已南徙至松花江流域，至阿骨打出，更灭辽而建大金。兴安岭西额尔古纳河下游之蒙兀室韦（蒙瓦部），亦渐西南徙于鄂嫩河、克鲁伦河之间，此即为后来蒙古族的来源。
《鞑靼起源考》中，方壮猷所考述的“鞑靼”，乃取其较狭义，即蒙古族之别称。故此文所考述者，即为蒙古族的起源问题。方壮猷通过钩考各种史籍，认为鞑靼为柔然之苗裔，本自号柔然，突厥人呼之为大檀，音讹而为达靼（即鞑靼）。柔然为突厥所灭，遗民东附室韦。突厥衰而达靼乃渐蕃息。回纥强盛之时，达靼与契丹同役属之。回纥衰，达靼与契丹各争雄长，南徙内地。契丹盛时，达靼首当其冲，被迫北徙。契丹衰亡，达靼多有助之者。女真盛时，达靼雄踞漠北。至女真衰而成吉思汗出，乃统一漠北，入主中原，渐至欧洲，缔造了一大帝国。
可以看出，以上七文不但研究领域非常接近，研究方法也十分类似。其中前五文，都是通过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来考察历史民族问题。最后两文，则直接使用传统的历史考据方法，综合各种历史材料，来考察民族问题。历史比较语言学是19世纪在欧洲逐渐发展起来的一门语言学科，其研究重点是印欧语系诸语言的语音系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由于西方殖民者在中国西北探险中发现了大量古代文物，西方和日本的汉学家逐渐将这一研究方法应用到中国古代少数民族语言历史的研究中来。而方壮猷的“七考”，可以看作是将这些研究方法及成果介绍到中国的早期努力，其开创之功，在近年的研究中也被屡屡提及。如苏丹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契丹族族源研究综述》中称：“1930年，方壮猷发表《契丹民族考》（上、下），可视为我国学者对契丹族源研究的发端。方氏在该文中对契丹族源史料的疏证，及对日本学者白鸟库吉的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引起了学界对契丹族源的关注。” (16)
但是在进入20世纪之后，西方学术界普遍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局限进行了反思，认为：“对在所有子语言中都无残存表现的母语特征，比较方法是无法揭示出来的。同时，它也很难确定某一特征到底是原始母语的特征，还是在分化后的子语言中独立发生的平行性变化。再有，历史比较方法偏重于语言的前后相继，忽略了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根据这套方法所拟定的原始母语，是一个内部无方言差别的语言系统。现代学者则认为，一种语言，尤其是通行于广大地区的语言，无论怎么古老，内部只是基本相同，并非完全一致。” (17) 这就使得通过比较不同语言的个别词汇，来确定其背后之历史的方法，特别需要警惕，因为很容易将一些语言间的相异与相似，做出过度僵化的解释，遮蔽了语言内部相互影响的复杂真相。再则，这一方法，类似于章太炎曾经批评的某些比较研究方法，“弃其大体绝异者，独取小小翕盍，以为比类。此犹揃豪于千马，必有其分刌色理同者”，难免有附会的嫌疑。因此在新的学术进展中，运用这一方法所得的多数研究结论，皆遭到了再评估。同样，方壮猷的“七考”研究，也得到了学人的反思，如林幹先生就曾指出：“二十世纪前期，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及我国学者方壮猷，均曾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致力于匈奴语和鲜卑语的研究，但因只凭对音，所比不甚精确。马长寿及缪钺二先生对此均作过评论。” (18) 刘浦江也对方壮猷考释契丹语“奇首”二字的结论不太赞同，称：“方壮猷先生则谓奇首之‘奇’与契丹之‘契’音通，并解契丹之‘丹’为‘斯坦’，大概是将‘契丹’一词理解为‘奇首之领地’了吧。这恐怕比《辽史语解》的附会更不着边际。” (19)
不过即使在当时，方壮猷对此一比较语言法，亦有所警觉，认为是限于研究条件，在考古学、民俗学等其他学科和方法发展不完备的情况下，所不得不采取的一种临时权宜研究方法而已：
人种学家考定某民族应属何种类时，或从体质学方面研究人体、毛发、皮肤、眼鼻、头骨、面貌、齿牙等之异同，或从史地学方面研究民族起源进化之迹及发祥地、发展地之异同，或从考古学、民俗学等方面研究日用器具、居处饮食、衣服装饰、礼俗习惯等之异同，或从比较语言学方面研究语言之异同，此皆考定民族问题所必根据之重要标准也。今此等古代民族过去既久，而史料之被保存至今可供考证之资者为数极少，故欲求此等民族问题之解决，必有待于考古学发达之后，地下材料之新发见有足供此等问题考证解决之资者然后乃为定论。今日考古学尚未至十分发达之时，欲就现有之数据以考证此等问题，则比较语言之方法实为最重要之一端，虽不能视为解决此问题之锁钥，然亦不能不视为解决此问题之一大启示也。（《鲜卑语言考》）
我们后来的研究者，由于研究条件及学科进展的优势，对前人的研究结果进行突破与推进，是学术界的正常现象。不过依旧不能否认，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术界普遍感到中国学术被法国和日本学者领先，而人人急于争胜的情形下，并且在中国学术正处于新旧转换关头，新的学术范式、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皆需要借鉴西人的情况下，方壮猷的“七考”为北方少数民族研究在中国的展开，提供了初步的基础和范式，为此一领域的进一步研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是需要特别予以肯定的。
3. 宋辽金元史及史学史、社会史研究
1936年6月，方壮猷留法归来之后，应聘为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开始了新一阶段的学术旅程。但一年后的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开始，方壮猷随同武汉大学被迫西迁入蜀，一直到抗战胜利之后的1946年才复原回到武汉。之后内战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国内的政局亦并不安定。从法国回国到新中国建立的这13年，是方壮猷从35岁到48岁的阶段，原本是一个人文学者成长和积淀的学术黄金期。但由于大多数时间处在转徙流离的状态下，不但研究所必需的书籍、设备不能凑手，甚至饮食起居也常难以为继，学术研究就更显艰难。这当然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华大地上所制造的累累罪恶中的一端，却也是当时整整一代学人的不幸。比如方壮猷在国学院的导师陈寅恪先生，就因为抗战期间逃难播迁，书籍流散，而最终没有写成心中计划的种种著述。中国学术界的这种损失，是永世无法弥补的。
方壮猷入职武汉大学之后，即逐渐开设了宋辽金元史、史学史、社会史等课程，现留存的学术著作，绝大部分为当时的讲稿，之所以没有进一步形成更加完整的著作，就应该与时代状况及方壮猷后来的人生轨迹相关。如上文所述，现存讲稿计有1936年武大排印的《元史讲义》共216页，1937年排印的《金史讲义》共98页，1939年排印的《元史讲义附录》共61页；1947年4月于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的《中国史学概要》，约15万字；1948年在湖南大学等校授课的讲稿《中国中世社会史》一部，约15万字。另外1939—1944年，方壮猷组织学生编纂了《宋史类编》稿本十余册，现已不知下落。
由于这些讲稿，除《中国史学概要》曾公开出版外，其他皆一直藏于武汉大学图书馆或方壮猷家人手中，世人不易得见，故有必要对其内容及学术价值略作叙述如次：
《元史讲义》（包含《附录》），共包括两部分内容。其一为柯劳斯著、姚从吾译的《蒙古史发凡》一文，原载于《辅仁学志》1929年第1卷第2期。该文共分四部分：导言、上编蒙古人之近讨远征与国家的组织、下编蒙古时代东西间之交通、附录（共4篇）。这篇文章，对蒙古的种族、起源，乃至蒙古史纲要（从成吉思汗崛起、远征，一直叙述到元朝倾覆，以及明代之蒙古，印度蒙兀耳帝国等）、蒙古时代的中西交通等问题，皆有较为完整的叙述，作为课程讲义，应该能予学生以完整的蒙古史印象。其附录除文章注释二十四则外，主要为三篇文章：《若翰教士考》《蒙古人与基督教》《西文蒙古史重要史源与参考书举要》。可以为学生进一步研究提供线索和便利。
《元史讲义》的第二部分，同样为附录，共有16条（与上文顺承排序，为附录5至附录20）。包括“蒙古人所建察合台汗国、奇卜察克汗国（即钦察汗国）、伊儿汗国（即伊利汗国）世系表，以及柯劭忞《新元史》载各汗国统治者及诸王列传，《新元史》和屠寄《蒙兀儿史记》之帖木儿列传。第三部分是一些蒙元史研究资料及参考书的相关内容摘录，涉及日文参考书目、洪钧《元史译文证补》、《蒙兀儿史记》、《新元史》、《元史》、邵远平《元史类编》、霍渥特（今译作霍渥士）《九至十九世纪蒙古史》等” (20) 。方壮猷基本参考日文资料和中文资料，补充蒙古史研究的最新进展，以及日本、西方和中国的参考书目。有论者准确地指出，《讲义》体现出方壮猷既重视历史语言与考证相结合的方法，同时重视新材料，具有宽广的国际学术视野，充分体现出民国学术思想界与国外中国学界预流乃至争胜的时代氛围。②
《金史讲义》可以看作是《元史讲义》的续篇，全稿共分为八章，分别是：第一章绪论——关于史料，第二章女真民族之起源及金国先世之经略，第三章阿骨打之建国，第四章金国初年对宋之侵略，第五章金国之政府组织及军队组织，第六章金国之疆域及人口，第七章金国之民生状况，第八章金国之文化学术。与《元史讲义》不同，《金史讲义》所使用的材料主要为中国的正史，包括《金史》《金史详校》《大金国志》《辽史》《元史》《宋史》《廿二史札记》《四库总目提要》等。一般在一个主题之下，排比诸史籍中的材料，略作分说。因为供讲课之用，皆点到为止，并未作过多发挥。其主要目的，当还在于给学生提供基本知识与背景，供进一步钻研之用。
《中国史学概要》是在方壮猷讲授“史学概要”和“史学史”的基础上写成的课程讲义。因抗战时期学校经费窘迫，无法持续油印讲义，方应出版社之约而付剞劂。全书共七章，十余万字。除第一章论史学起源外，剩余章节按照中国史书体裁分为纪传、编年、纪事本末、制度文物史、方志与家谱。每一种体裁之下，皆对此一体裁之重要史籍逐一介绍，历叙其卷帙、篇章结构等，详评其长短得失，几乎将中国重要史籍，如《史记》等二十四史，《资治通鉴》《通鉴纲目》《通鉴纪事本末》《绎史》《通典》等皆囊括在内。叙述简要而完整，作为导学入门之作，既因应了当时学子的需要，又体现了较高的学术水准。邓广铭作序称赞说：“中国史籍，浩如烟海，在昔学人已多有无从读起之叹。今者世事之纷纭错杂，学术内蕴之扩充离析，均什百倍于曩昔。对此繁颐之乙部图书，其几何而不使人愈益望之而却步耶？况夫各史所载，重见叠出，利病互陈，即就正史而论，班马固多复沓，陈范岂无雷同？欲学人之周览，旷日费时犹多不能窥得其窍要，是则举撮各书之纲要，略论得失之所在，俾初学之人得即类求书，循作途辙，如方心安先生壮猷《中国史学概要》之作，固最足应时代需求，予士子以便利者矣。”“以史体为经，时次为纬，条析绳贯，区为章节。各章后又附载后人考校、注释、订补诸作。汇万殊于一编，驭繁碎于简要。另识心裁，既非专言目录者所可几及；参稽评骘，亦多《史通》等书之所未备。有志治史之士，手此一编，遵彼权衡而知所取舍，斯可因其指引而奠厥始基。若济巨川，此其津梁；若作远游，此其南针。日力可借兹而省，兴会可油然以生。行见莘莘学子群兴而致志乎史学之途，则吾国史学之前途有非往哲成就之所可限量者矣。然则方先生兹编之作，其为功顾不伟哉！”
《中国中世社会史》同样为方壮猷在湖南大学等校讲课时之讲稿，但从稿件笔迹看，新中国成立后尚在不断补订。整个稿件共分两部分：第一编庄园制度，第二编农奴制度。另有单独一部分，题名为“中世封建社会”。方壮猷讲稿的内容，囊括了从汉末一直至清代的中国社会史内容，主要关注庄园土地制度、农奴制度和门阀制度。如上编庄园制度共分为四章：第一章概说，第二章豪门庄园，第三章寺院庄园，第四章政府庄园和皇室庄园，第五章结论。其中有些章下又分小节，如第二章下分三节，分别为：豪门庄园的发展概况、豪门庄园的来源、维系豪门庄园的大家庭共财制。第五章结论部分，下分四节：庄园制度的形成发展鼎盛及其崩溃、欧洲庄园制度的规模、中国庄园制度的规模、庄园制度的影响。可以看出，整个讲稿问题集中、论述完整、视野开阔，体现出较高的学术水准。尤为难得的是，方壮猷从各种史籍中，钩稽统计相关时代的土地数量、税额等，资料翔实，使得论述扎实有据。如第一章中的“中国历代耕地增损表”，就引用了《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通典·食货典》《隋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文献通考》《治平会计录》《明史·食货志》《清实录》等史籍，对汉平帝以来一直至新中国1954年的耕地面积，做了相关的统计。作为一部课程讲稿，尤其是在抗日播迁资料稀缺的时代，完整体现了方壮猷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细密爬梳史料，注重史论结合的治学精神，显得难能可贵。
在武大任教的这一时期，除上述几部讲稿外，方壮猷由于不满《宋史》编撰的繁芜舛误，另带领学生编撰《宋史类编》，按照政治、军事、官制、兵制、法制、科举、赋税、农业、手工业、矿冶、商贾、经学、文学、史学、艺术、对外关系、农民起义等大类编排。从此一编撰体例，亦可以看出方壮猷以现代史学观念重新整理旧史的意图和学术眼光。可惜这一耗费师生数年精力并且已经完成的工作，在送交出版的过程中被遗失了，这不能不说是彼时、今日之学术界的一大损失。方壮猷这一重修宋史的工作，目前也得到了学者的关注，并对其工作的意义有准确的把握：“宋代三百二十年文物灿烂，成为民国一代学者心目中共同的传统文化象征。重修宋史也是向世人展示中国传统文化最辉煌灿烂的时刻，其中无疑饱含着深沉的爱国情感和史学家的责任心。面对当时剧烈的社会政治变动，以及西方与日本史学进步的冲击，方壮猷等人唯有以书生报国的使命感来著史以唤起民族自信心，他们所争的不单是国家独立的问题，更是中国学术要领先世界的学术自尊心。方壮猷修《宋史类编》，傅斯年与陈寅恪带领史语所重修宋史皆是如此。” (21)
除这些讲稿外，此一阶段，方壮猷尚公开发表有多篇文章，基本集中在文物考古、宋辽金元史及少数民族调查等领域。有些篇章，因为学术性较强，在“文革”后还得到重刊，如《南宋编年史家二李年谱》一文，即初刊于1944年5月的《说文月刊》，后又重刊于1981年的《史学史研究》。由于此类文章皆易获睹目，此处就不再一一缕述。
总之，如果将屠寄、洪均、王国维、罗振玉等学者当作中国现代史学建立，尤其是北方少数民族史学建立的第一代学者，则方壮猷、于道泉、韩儒林、翁独健、邵循正、邓广铭等学者，可看作是这一领域的第二代开拓者。与上一代相比，第二代学者大多出身于正规的新式学堂，所接受的史学教育更多吸收了西方的史学精神和规范，因而其治史也更符合现代的史学潮流，更加具有世界眼光。正是他们的披荆斩棘，使得后来人有轨辙可循。而他们的学术工作，其取得的成就，又是在时代战火频仍，居无定所，谋食维艰的状况下得来的，其精神品格，更值得后人继承。有学者论曰：
在中国学术界经历了60余年的跌宕起伏之后，如方氏一般前辈学人的治学方法、学术视野及现实关怀，更显得弥足珍贵。尽管时光会不断淡化人们的记忆，当年先贤们念兹在兹的民族存亡、西北舆地问题，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已逐渐模糊，不过，蕴藏在他们身上孜孜问道、上下求索的精神，以及无论顺境逆境始终持守理想的境界，却未曾远去，并值得后人琢磨寻味。 (22)
4. 楚文化考古与楚史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像方壮猷这样出身贫苦的学人，大多对新政权充满了期待与好感。因此方壮猷放弃了自己的教授职位，服从国家安排，投身到国家的文化建设上来，出任了多个国家文化部门的领导职位。而随着新中国成立后楚地文物的不断发现，他的工作重心也逐渐从史学转移到了考古。
此时方壮猷作为部门领导，不但身先士卒，亲自参与多处考古工地的发掘，而且立足于自己的职务职责，注重培养人才梯队，提高考古工作队的管理及职业水平，并且重视配合基本建设工程抢救出土文物，如曾配合治淮水利工程在河南发现大批史前新石器时期的遗址，配合基本建设工程在长沙近郊发掘清理古墓葬，配合荆江分洪工程在荆州地区发现唐家山楚墓等。可以说，方壮猷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作，为湖北省考古工作的展开和提高立下了功劳。当年与他一起工作的年轻人谭维四回忆说：
我初识先生是五十年代初在中南文化部所组织的长沙近郊古墓葬清理工作队。那时，中南各地大规模基本建设工程的开展，大批古墓葬被揭露出来，苦于掌握田野考古科学技术的人才奇缺，为了解决这个尖锐的矛盾，当务之急是要培训专业人才。中南文化部调集了一批业务工作人员到长沙，组成了长沙近郊古墓葬清理工作队，由考古学家、当时中南文化部文物处文物科科长顾铁符先生主持，采取边工作、边学习培训的办法，在完成古墓发掘任务的同时，为各地培训业务骨干。方先生亲自到长沙给我们讲课、谈话，作思想工作。以他渊博的学识，海内外的见闻，从我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古代文明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阐述文物考古的重要意义，向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激发我们热爱文物考古事业的热情；并绘声绘色地描绘考古发现的重要意义及其研究工作的远大前途，启发我们树立坚定的专业思想。他还千方百计从各方面请专家来给我们讲课，给工作队立了一个规矩，凡有来参观考察的学者专家，热情接待的同时，必请他们讲课。在他的热情邀约下，中山大学的商承祚、湖南大学的杨树达等先生都来讲过课。他和顾铁符先生，还动员组织工作队的同志们能者为师，互教互学。后来的实践证明，从这里学习和工作出来的这批年轻人，都成了各地文博部门的业务骨干或领导干部。方先生的苦心，终于结出了硕果。 (23)
以上回忆，让我们很容易感受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的时代氛围。方壮猷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发挥自己的学术特长，将湖北的考古事业提升到了专业的水平。谭维四又称：“湖北省解放前考古工作基本是个空白点。后在方老领导下，第一期北京考古学习班派了程欣人去，程现在为我省科学考古的元老；第二期有白绍芝；第三期有我和王劲；第四期是丁安民。所以我省考古的这支队伍，是解放后方老领导下培养建立起来的。” (24) 新中国建立后的1952年至1955年，为了解决新中国考古人才严重匮乏的问题，由文化部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四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当时留在大陆的文物考古界知名学者几乎都参与了授课。其学员后来都成为各地考古队伍中的骨干，对新中国的文物考古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后来这四期学员被誉为考古界的“黄埔四期”。 (25) 方壮猷为湖北省考古队伍培养年轻人的工作，也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展开的。
当时方壮猷不顾年迈，与大家一起奋力工作的情形，谭维四也有回忆。为还原历史场景，不避烦琐，征引如下：
在中南文化部任职期间，他［方壮猷］的足迹遍及六省二市的许多城镇乡村和考古发掘现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常一去数月始归。1964年任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后，他不顾此时已年过花甲，对楚文化考古与楚史研究仍壮心不已，上任不久即奔赴荆州，和中青年考古工作者一道，住工棚，跑田野，历尽艰辛。1965年冬，我就陪他在楚郢都纪南故城周围的江陵、荆门、当阳三县境内，跑了几十个小山丘，踏勘了上百座古冢。有一次为寻找楚庄王陵墓，骤遇天雨，时近黄昏，吉普车抛锚，被困在江陵、荆门、当阳三县交界处一个山村，幸得不远处一所乡村小学教师们的相助，深夜留宿，课堂当卧房，课桌当铺板，围炉向火，烤饼充饥，方得安然度过寒夜。而就在这时，他仍不忘访寻古墓所在。请来山乡老人，夜半促膝谈心，终于取得不少新线索，高兴之余，他诙谐地说：“天不作美人作美，冻饿反招来者音，乐在其中也！真是妙哉！”后来，他把这些调查勘察与文献资料汇集辑成《楚国墓葬》资料好几大本，为后人的楚文化考古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学术资料。 (26)
新中国成立后方壮猷一心扑在湖北考古事业上的情形，如在目前。此一阶段，方壮猷利用自己在学术方面的积累以及与学术界的交往，为考古事业提供帮助。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前文所述的对越王勾践剑铭文的辨识。此剑出土于1965年10月的江陵城西北望山寺地区，起初标示剑主人姓名的鸟篆铭文并未被辨识出来。方壮猷参照二号墓的两方烙印章文，将其初步释读为“邵滑”，但并不敢自信，为此致信当时国内考古及古文字方面的专家郭沫若、夏鼐、唐兰、陈梦家、于省吾、徐中舒、容庚、商承祚、罗福颐、苏秉琦、胡厚宣、王振铎、顾铁符、朱芳圃、马承源等，并附剑上铭文的摹本、拓片和照片，请求予以鉴定。从1966年1月上旬到2月中旬，不到两个月时间，方壮猷陆续收到上述学者来信达40多封，最终一致同意唐兰的辨识，认为即是“鸠浅”二字，乃“勾践”的通假字。参与这次讨论的学术阵容可谓强大，皆国内一时之选。事后，方壮猷将此次参与讨论专家的来函汇编成《楚墓通讯集》，1970年方壮猷去世后，子女按照其遗愿，将这批珍贵信函原件捐赠给了湖北省博物馆。
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后方壮猷是以饱满的工作热情，投入到湖北省的考古工作中的。而湖北省又是新中国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地域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种种重大发现，早已震惊中外，改写了我们诸多历史认识。方壮猷作为早期工作的开拓者和组织者，付出了自己的诸多辛劳。但在另一方面，由于工作性质的调整以及重心的转移，方壮猷在新中国成立后所写的专业论文明显减少，只有《宋代百家争鸣初探》《战国以来中国步犁发展问题试探》等少数几篇，而其在武汉大学时期的几部讲稿以及部分毛笔手稿，也没有进一步整理成书，这不能不说是最大的遗憾。
虽然在这一阶段方壮猷发表论文较少，但还是值得一述。如《宋代百家争鸣初探》，初写于1957年，后作为报告论文，参加过湖北历史学会1962年的会议。但最终的发表，是在“文革”后1982年的《中国哲学》第8辑。该文除前言和结语外，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交代宋代百家争鸣的社会背景，主要从经济基础的角度着眼，描述了宋代农工商的生产力水平；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是论文的主体，描述了宋代科学界的百花齐放和思想界的百家争鸣，对当时各种科学技术、各个学术派别进行了描述；第四部分叙述了百家争鸣对后世的重大影响。可以看出，这篇文章主要目的是描述宋代在“百家争鸣”这一主题之下的大致情况，考虑到它的写作年代，当是为了满足时代需要而作。
《战国以来中国步犁发展问题试探》和《初论江陵望山楚墓的年代与墓主》是方壮猷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仅有的两篇与考古相关的公开论文，前文发表于《考古》1964年第7期，后文写作于1966年2月，发表于方壮猷身后的1980年第1期《江汉考古》。中国是耕犁和畜耕起源最早的国家之一，方壮猷的第一篇文章，主要结合大量当时所见的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考察利用牲畜拖拉的步犁从战国以来的发展变迁问题。涉及犁的式样、构件，以及耕犁技术、耕作方式等的流变，是较早对此一问题进行研究和总结的论文，成为此一领域的基础文献，受到当今相关研究的征引和重视。在文章末尾，方壮猷特别提到，此文是受某农具厂的委托匆促写成，并曾得到夏鼐的指正，同样彰显了方壮猷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服务国家建设的学术热情。后一篇文章涉及的望山楚墓，即为越王勾践剑出土的墓葬。方壮猷根据出土的零星材料，对一号墓的年代及二号墓的主人两个问题，进行了大胆推测与论证，显示出方壮猷在历史方面的积累对其在新中国成立后领导考古工作所提供的便利。
这些新中国成立后仅有的学术写作，还是体现了较高的学术水准，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也让我们透过这些仅有的作品，约略感受到方壮猷当时的工作内容与工作状态，对其新中国成立后二十余年虽然从事行政领导工作，但并没有脱离学者本色的人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可以说，如果以古人所谓的立功立言的标准来衡量，很明显，新中国成立前的方壮猷主要展现的是立言的一面，新中国成立后则展现了为现世立功的一面，他为湖北考古事业所作出的贡献，为世人所铭记。
通观方壮猷的学术研究，早年注重学习当时学术界新潮的学术方法（如历史比较语言学等），而在其学术成熟的后期阶段（武汉大学任教时期），则不再见此类方法的提倡，而更注重对基本史料的收集、考辨和整理。但前后一贯的，是他对于北方少数民族历史和语言的关切，是他利用现代学术新观念、新视角研治历史的尝试。他尤其注重以社会史的视野，从政治、经济、民族、语言等方面来进行古史研究，体现出现代历史学者的视角和特点，从而也取得了较好的学术成绩。不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他的很多文章都依旧是相关研究领域的基本参考资料。方壮猷先生的一生，除其出身贫寒但不断进取令人印象深刻外，他对新思潮的敏感与执着，也给人明晰的印象。比如二十几岁时，即写出新文学观念指导下的对中国文学的考证研究，再比如对白鸟库吉和伯希和所提倡的中国北方边疆少数民族语言与历史的研究与介绍等，都体现了他学术视野的开阔和对新思想的敏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既为中国学术带来了新鲜血液，也让人领略到他在学术上不甘人后的拼搏状态。虽然因为时代动荡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作调整，他的很多学术志业并没有充分展开，他的诸多学术成果也没来得及完善（比如对宋史的研究、对楚国史的研究，以及未完成的大量手稿等，可能都留有遗憾），但目前所见的这些成果，已经让我们对他一生勤于治学的特点深有体会，其取得的成就和具有的价值，相信会在今后更为细致地认识和考察民国学术的过程中更为彰显。
三、 选编原则
据现有调查，方壮猷先生存世文献共有三种类型：一，编著的著作稿本；二，在各大学授课的讲义，其中绝大多数同样为油印稿；三，在各种报刊公开发表的论文。其中，方壮猷的著作稿本包括：1927年，王国维过世之后，方壮猷应徐中舒之约，编写的《王静安先生年谱》，现存两册，曾在近年的拍卖市场上出现，现为私人收藏家所有，笔者无缘得见；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方壮猷应傅斯年之邀，编写《东北史纲》第二卷《隋至元末之东北》以应国联调查团之需，该稿本已佚；1939—1944年，方壮猷带领学生编成《宋史类编》十余册，1944年夏初送交出版过程中遗失；据梁廷灿《年谱考录》著录，方壮猷尚编有《胡文忠公年谱》，现已佚。此四种著作稿本，或为藏家所有难得一见，或已遗失无从寻觅，故本文存皆未得以选入。
目前另存有毛笔手写稿多部，计有《中国中世封建社会史》两册（上下卷）、《中国古代奴隶社会史》两册（上下卷）、《中国阶级制度史》一册、《成吉思汗的故事》一册、《传记丛书》一册、《中国文化史选读》一册、《中国经济史丛书》一册、《宋人生殁著述表》一册、《方氏家乘》一册、《湘潭方氏日新堂家史稿》两册、《桐庐方氏家乘 茶陵方氏家乘》合一册。这些手写稿，或为备课之用，或为计划著作的草稿，尚有待整理，故本次选编亦未采录。
方壮猷的大学讲义，现存以下七种：《尚书学讲义》，1928年在暨南大学兼课期间与徐中舒合编；《俄国史》，1936年武汉大学排印；《元史讲义》，1936年武汉大学排印；《金史讲义》，1937年武汉大学排印；《元史讲义附录》，1939年武汉大学排印；《中国史学概要》，1947年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中国中世社会史稿》，1948年湖南大学油印，新中国成立后续有修订。此七种讲义，由于是供课程讲授之需，故多采撷当时学界相关前沿研究，大部分内容并不是方壮猷个人的研究成果。并且其在武汉大学讲授的五种讲义，已经全部收入新近出版的大型丛书《民国时期武汉大学讲义汇编》之中，已获取不难。故本文存对讲义稿亦概不收入。
方壮猷公开发表的各类学术文章共有30余篇，由于方壮猷从未出版过个人文集，本次选编，本着以学术为主，尽量全面的原则，共收入其各类文章26篇，基本依照其一生的学术活动及著述的顺序分为以下五类：早年的文学史研究、北方民族研究时期的“七考”、宋辽金元史研究、西南少数民族调查、考古研究。大致按照以类相从的原则，并照顾发表时间先后进行编排。
此外，本次选编，是方壮猷先生论著的第一次结集出版，得到了方壮猷先生家属，尤其是方克立先生的大力支持，无论是对方壮猷生平学术的介绍，还是对方壮猷论著材料的提供，均给予了极大的帮助，让我们的选编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尤其是方家兄妹四人编撰的家集《高风楚天阔：献给父亲方壮猷教授和母亲张芹芬女士》，收集了方壮猷先生和张芹芬女士的大量资料，并编制了详细的年谱，为本书提供了十分珍贵的重要资料，本文撰写的方壮猷生平及书后所附学术年谱，多取材于此，在此特别说明，并致以衷心的感谢。然而不料在本书送交出版的过程中，方克立先生遽归道山，未及见到其心心念念的父亲著作的结集出版，令我们深以为憾，在此也谨以此书表示我们对老先生的怀念和感谢。
本书作为方壮猷先生的第一本选集，难免存在各种不足，尚请读者赐正。
(1) 马奔腾辑注：《王国维未刊来往书信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7页。关于此信写作日期及事由的考订，参见孟凡茂先生发表于网络的文章《关于梁启超致王国维四封书信》，http：//www.tsinghua.org.cn/publish/alumni/4000382/10069986.html
(2) 周传儒：《从上海给研究院同学谢国桢君的一封信》，《清华周刊》第29卷第2期，1928年。
(3) 见方克明2020年9月致笔者的信件。
(4) 葛兆光：《葛兆光再谈“从周边看中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3年12月8日。
(5) 薛国中：《怀念方壮猷老师》，载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方壮猷同志纪念会发言》，1987年3月30日。转引自方克立等编：《高风楚天阔：献给父亲方壮猷教授和母亲张芹芬女士》，打印稿。
(6) 当时是为了响应国家抗美援朝的号召，方克强时为武汉大学化学系三年级学生。
(7) 见方克明2020年9月致笔者的信件。
(8) 此处记忆有误，新中国的一级教授、二级教授设立于1956年。此点承刘迎胜教授指正，特此致谢。
(9) 方克明：《忆父亲》，载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方壮猷同志纪念会发言》，1987年3月30日。转引自方克立等编：《高风楚天阔：献给父亲方壮猷教授和母亲张芹芬女士》，打印稿。
(10) 谭维四：《方壮猷先生与湖北的文物考古事业》，《江汉考古》1987年第2期。
(11) 张天行：《方克立：为人治学崇平实》，《学问在道——学部委员访谈录》上册，北京：方志出版社，2007年，第4—5页。
(12) 薛国中：《怀念方壮猷老师》，载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方壮猷同志纪念会发言》，1987年3月30日。转引自方克立等编：《高风楚天阔：献给父亲方壮猷教授和母亲张芹芬女士》，打印稿。
(13) 《湖北省博物馆怀念方壮猷教授座谈会记录》，1981年12月7日，丁永芳发言。转引自方克立等编：《高风楚天阔：献给父亲方壮猷教授和母亲张芹芬女士》，打印稿。
(14) 余明来：《“文学”观念转换与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学史书写》，《文学遗产》2013年第5期。
(15) 王峰：《“文学”的重构与文学史的重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16) 姜维东主编：《东北亚研究论丛》第5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77页。
(17)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历史比较语言学”条，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第255页。
(18) 林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新论》，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03页。
(19) 刘浦江：《契丹族的历史记忆——以“青牛白马”说为中心》，《漆侠先生纪念文集》，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0页。
(20) ②徐红：《论方壮猷的史学贡献——以武汉大学图书馆藏〈元史讲义〉为中心》，《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67卷第1期，2014年1月。
(21) 张婷：《民国时期方壮猷重修宋史考论》，《宋史研究论丛》2017年第1期。
(22) 徐红：《论方壮猷的史学贡献——以武汉大学图书馆藏〈元史讲义〉为中心》，《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67卷第1期，2014年1月。
(23) 谭维四：《深切怀念方壮猷先生》，《文物天地》1987年第5期。
(24) 《湖北省博物馆怀念方壮猷教授座谈会记录》，1981年12月7日上午，谭维四的发言。
(25) 孙秀丽：《考古的“黄埔四期”——记1950年代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中国文化遗产》2005年第3期。
(26) 谭维四：《深切怀念方壮猷先生》，《文物天地》198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