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类编及宋史校注
一、宋代文化之灿烂
赵宋一代三百二十余年中，实为我中华民族文化史上最光辉灿烂的时期之一。论哲学思想，则有胡瑗，孙复，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杨时，李侗，朱熹，张栻，陆九渊，九韶等所代表的理学。论史学，则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集编年体的大成；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为史学界创新体，郑樵《通志》，马端临《通考》为通史及制度史之巨著；李焘《续通鉴长编》，李心传《系年要录》，为编年体的材料。论文学，则有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三苏等所代表的散文；杨亿，刘筠，宋庠，宋祁等所代表的四六，欧，王，苏轼，黄庭坚，秦观，张耒，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等所代表的的诗；柳永，张先，周邦彦，辛弃疾，姜夔，吴文英，张炎，周洁，朱淑贞，李清照等所代表的的词；此外长篇章回小说及杂剧院本亦皆起于此时。论美术，则有李成，范宽，董源，巨然，米芾等所代表人物画；徽宋等所代表的花鸟画等。
论科学，则有秦九韶之《数学九章》，首创立天元一法之名，为后世代数之学开其端。论印刷术，则有毕昇之活字排印法，发明于仁宗庆历之世；而宋代雕板印书之精且多，尤为后世所称。论建筑学，则有李诫之《营造法式》，撰于哲宗时；而喻皓之《木经》三卷，为建筑家所取法。论陶瓷工艺，则有景德镇之出品，画美极妍；此外定汝官哥等窑，各具特色。论染漆工艺，则有嘉兴的镶金镶银法，吉安的螺钿法，广东沿海一带的蚌蛤壳镶嵌法等。论纺织工艺，则有定州的刻丝法，宁州的薄缣法，开封的四时景候各显异彩。论货币，则有北宋的交子钱引，南宋的关子，会子公据等为后世纸币的开端。论政制，则有王安石等开创的保甲，保马，青苗，免役，均输，市易，方田均税，农田税利诸法，虽会见诋于当时，然实见称于后世。论教育制度，则有白鹿涧，岳麓，应天，嵩阳诸书院，开后世书院论学制之先河。论社会制度，则有社会义仓诸法，利民于百世。此外良法美意，不可胜举。要而言之，此三百二十余年中之文物制度，光芒万丈，固为后世后学界所公认者也。
二、宋史之芜陋
以如此光辉灿烂之一时代，允宜有一部组织精密，文章雅洁的史书，庶足以表现此一时代特殊精神，而为后世轨范。然而《宋史》一书，与辽金二史同成于元末至正三年、至正五年之间：其时广东，福建，江西，河南诸省，变乱已起，且脱脱与伯颜争夺政权，时局颇不安定；而总裁官多人，欧阳玄，张起严，李好文，杨宗瑞，王沂，及贺惟一，铁睦而达世诸人，筑室道谋，众手成书；潦草塞实，以致编次不当，繁简失宜，而数量繁重，多至四百九十九卷，较其他任何正史更为芜杂。论表，则仅有宗室宰辅二种。论志，则仅有天文，五行，律历，地理，河渠，礼，乐，仪卫，舆服，选举，职官，食货，兵，刑、艺文等十五种。论本纪，则祥于北宋，而略于南宋，有当书而不书者，有不当书而反书之者，有前后矛盾互异者，有舛误失实者。论列传，则多至一百七十七卷，正传一千三百余人，附传犹不在内：有一人而立两传者，有实无传而有传者，有不必立传而滥立之者，有宜附见而立专传者，有宜立传而不立者，有宜专传而附见者，有附传而毫不相涉者，有一事重见或屡见者，有数人共一事而传文各不相及者，有生卒年寿脱漏舛误颠倒或重复者，有世系籍贯官位重复舛误或脱略者，种种缺点，不胜枚举。钱大昕的《二十二史考异》言之详矣。
三、重修宋史者之多
《宋史》之缺点既多，故其书甫出，即为学界所不满，元末周以立曾有志致修而未果。明正统中，其孙周叔，欲继先志，请于朝，英宗诏许自撰亦未果。嘉靖中，廷议重修，以礼部侍郎严嵩董其事，复未成书。惟王沬私撰《宋史质》一百卷，柯维骐独成《宋史新编》二百卷，虽各有特点，然亦未能厌学界之望。其后归有光，汤显祖，王惟俭，顾炎武，黄宗羲，陈董中，邵晋涵等亦各从事改修，俱未完成。而清代史学理论大师章学诚欲自以义例重修宋史，以明其学说之非空书，而亦未能实现，尤可深惜的。
四、宋史资料分类长编
余自民国十五年即以宋辽金元四史讲授于南北各大学，迄今十有余年自将四史分类剪贴，混合为编，已成初稿数十巨册。此后拟扩大范围，又将《宋会要稿》、《续通鉴长编》、《系年要录》、《朝野杂记》、《文献通考》宋代之部、子攸《皇朝部实》、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黄全二氏《宋元学案》、陆心源《宋史翼》等重要史籍，依前所为分类，剪贴编排，合为长编。以为新史之主要资料。其次，当搜集宋人杂记约二百种，文集约四百种，凡与上述史料有关者，分类采择，以为新史之辅助资料。
五、宋史类编
长编既成，然后仿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之体例而变通之，将其中重要史料统筹分配，尽撰为表，其数可至数百，以为新史之经。
次当仿纪事本末之体而损益之，于各表之后，悉附以详细考证，（或说明，或曰志、或曰考）以为新史之纬。
案旧史以本纪为经，而列传为纬，表为经而志以纬之，是可名之曰二经二纬体。章实斋所据之新宋史体例，亦不过欲“仍纪传之旧，而参本末之法，增国谱之例，删书志之名”而已。今拟本纪列传中之重要史料，悉镕铸于诸表诸志之内，例如列传中之后妃，外戚，宗室，公主，循吏，酷吏，儒林，文苑，艺术，方技，忠义，孝友，隐逸，卓行，列女，阉宦，佞幸，奸臣，叛臣，外国，蛮夷等等，固无不可以改编为表志者。又如帝系，三公，三师，宰相，六部，九寺，五监，三司，枢密，御史，翰林，谏官，及各地方官等等亦无不可撰编为年表或类表者。顾氏《春秋大事表》其先导显例也。其有如名号，籍贯，出身，官爵，生卒等项之不便入正文者，亦可见之于附注焉。
如此则纪传之名目既废，是可称之为一经一纬体。以较二经二纬体之旧史，似觉更超简显，或可为我国史体别开生面，奠一新基焉。
六、宋史校注
新史既成之后，旧史原列为历代正史之一，仍不能废，则当利用新史所得之资料，为旧史撰一详细注释，以便学界。是又此项工作计划中之副产物也。
七、希望赞助
惟兹事体大，势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为功；而必须广求赞助，博授典籍，多得副手，群策群力，精密计划，实以程限，或能于五年八载之后，略具端绪。将伯之呼，情非得已，倘蒙政府当轴，社会贤达，学术机关，文化团体，群起而提供赞助之，共襄厥成，则固非独一身一时之荣，抑亦我中华民族文化之幸也。
（原载于1942年12月《斯文》第2卷第23、24合刊；重刊于1943年11月《说文月刊》第3卷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