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韦考
一、 导 言
宋元二代中国政权相继为女真、蒙古二族所侵占，此世人所公知者也。夷寻其流，则女真民族为今通古斯种之满洲民族之祖先，蒙古民族为今蒙古种之祖先，此又东西学者所已考定者也。而溯其源，则女真、蒙古二族似同出唐之室韦民族，此则不免令读者吃惊矣。然蒙古民族之源出唐之蒙兀室韦或蒙瓦室韦，前此史家已有能道之者，而女真之源出唐之如者室韦或俞折室韦，此又就声音上及住地上皆有可考者也。然则今日治东亚史者，不惟溯蒙古之起源当首知室韦，即考女真之祖先亦不可不先知室韦矣。
关于室韦史之研究，自晚清何氏秋涛《朔方备乘》（卷三十一《汉魏北徼诸国传》室韦条），屠氏寄《蒙兀儿史记》（卷一《世纪篇》），丁氏谦《历代外国传地理考证》（《魏书》《隋书》《唐书》室韦传条）诸书，皆已启其端倪。近如日本白鸟博士、津田博士之《室韦考》（《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一册及《史学杂志》第三十篇），国内则王静安先生之《黑车子室韦考》（《观堂集林》）诸文，更各以专篇考证其部族地望，皆硕学巨制。尤以白鸟博士一文，引证详瞻，于室韦史之研究，贡献甚大，极堪钦服。余近治东北史地，因及室韦，曾集诸说，以为讲义之资，积日既久，渐觉所见有与前人未尽相同之处，因公布之，以求硕学大雅之教正焉耳。
二、 后魏之失韦国
1. 关于魏代室韦之史料
室韦之名始见于《魏书》，而正史为室韦撰传者亦以《魏书》为始。故关于魏代室韦之史料，自当以《魏书·失韦国传》为主也。据《魏书》卷一百《失韦国传》云：
失韦国在勿吉北千里，去洛六千里，路出合龙北千余里，入契丹国，又北行十日至啜水，又北行三日有盖水，又北行三日有犊了山，其山高大，周回三百余里，又北行三日有大水名屈利，又北行三日至刃水，又北行五日到其国。有大水，从北来，广四里余，名捺水。国土下湿。语与库莫奚契丹豆莫娄国同……夏则城居，冬逐水草……武定二年四月遣使张焉豆伐等献其方物，迄武定末，贡献相寻。
案此为后魏时代关于室韦之唯一史料。然此文所记自合龙至失韦国所经之山名及水名，非有其他史料可供比较之资，则颇不易考索。幸《魏书·勿吉国传》记勿吉使臣自述自勿吉至中国所经之地及所需之日数，皆可以与《失韦传》相比较。兹录如次：《魏书·勿吉传》记自中国至勿吉之路程云：
自合龙北二百余里有善玉山，由北行十三日至祈黎山，又北行七日至如洛环水，水广里余，又北行十五日至太鲁水，又东北十八日到其国。国有大水，阔三里余，名速末水。
又勿吉使者乙力支述自勿吉至中国之路程云：
初发其国，乘船泝难河，西上至太你水，沉船于水，南出陆行，渡洛孤水，从契丹西界达和龙……乃还，从其来道，取得本船，泛达其国。
案《勿吉传》记自合龙北二百余里之善玉山至勿吉国之行程凡五十三日，乃据勿吉使臣之自述，故能有此明确之记载。今《失韦国传》记自契丹国至失韦国之行程凡二十七日，此记载之详确与《勿吉传》同，此必据当时失韦使臣自述其实地经验之语，而非凭空杜撰者可知也。
自和龙北经西喇本伦河及洮儿河，北至嫩江流域，南至松花江流域，乃铁道未开以前，自古行人所必经之公道，故勿吉使臣与失韦使臣所取之道，大体无不相同，盖无疑也。然失韦使臣自和龙北三四百里之契丹国（《失韦传》谓路出和龙北千余里云云，实系错误，自和龙北至契丹仅三四百里，诸史《契丹传》所记大抵相同，皆其确证）至失韦国所需仅二十七日，而失韦使臣自和龙北二百里之善玉山至勿吉国所需至五十三天之多，是失韦使臣之行程速率几二倍于勿吉使臣。盖使臣所负之责任有重轻，所传达之消息有缓急，故行程上之或急或缓，亦随事之需要如何而定，未足为怪也。
日本白鸟博士曾引西人之游记证之，俄人Isbrants Ides氏于康熙32年（西1693年）奉俄皇彼得大帝之名出使中国，自黑龙江北岸之Nercinsx地方启程南行，经额尔古讷河（Argunskol）、海拉尔河（Hailar）等处，而至齐齐哈尔（Naun Koton）。更自齐齐哈尔南行渡西喇木伦，经喜口峰，而达北京。此使节之一行，自九月二十七日由齐齐哈尔出发，至十月二十三日达喜口峰，其间所需时日恰为二十七日。与《魏书》所记自契丹国至失韦国所需二十七日正合。（E⁃Isbrants Ides， Three years Travels from Moscov over⁃land to China， 1706， pp.55-60）
又德国地理学家Ritter氏著《亚洲地志》（Erdkunde Von Asien），据其调查之结果，谓自齐齐哈尔（Naun Koton）至西喇木伦之间，所需之行程凡十八日（Vol， I， p.116）。与《魏书》所记自啜水至失韦国之行程凡十七日者相近。若失韦国之啜水即指西喇木伦而言，则失韦国之本地与今齐齐哈尔之地，相差当不甚远矣。
又俄人Bretsch neider氏之O putjox Po Mongolij一书中，曾记俄人Lange氏于乾隆元年（西1736年）自俄国至中国，亦取Isbrants Ides氏之原道。而此使节之一行，于八月三十一日自齐齐哈尔出发，至九月二十八日始至西喇木伦河（p.19）。是自齐齐哈尔至西喇木伦之间所需凡二十九日，与Ritter氏所记自西喇木伦至齐齐哈尔仅需十七日者，相差至十二日之多。此亦可见旅行之迟速不同，古今皆有其例。盖事之急缓不同，故行程之急缓亦因之而异也。
如上所述，则《魏书·失韦国传》所记当时自中国至失韦国之道里日数，颇为正确，而后魏时失韦国之所在地，亦得据以考定矣。
2. 后魏时失韦国之本地
日本津田博士所著《室韦考》，据《魏书·失韦传》所记自中国至失韦国之道里日数，考定后魏时代失韦国之中心在今嫩江流域之齐齐哈尔附近，白鸟博士之《室韦考》又引上述西方使臣学者之记载以实证之，其言甚确，当成定论也。因失韦国本地之考定，而后失韦国中所见之地名，如捺水之即嫩江，啜水之即西喇木伦河，屈利水之及陶尔河，刃水之即绰尔河等，亦得因其经过所需之道里日数而推定之矣。兹分述如次：
捺水指嫩江
后魏时失韦本国既在今齐齐哈尔境，则失韦国之大水名捺水者，自当为今嫩江之异文无疑焉。然日本坪九马三博士曾著《古代朝鲜三国鼎立形势考》，考定此捺水为黑龙江之土名（《史学杂志》），又丁益甫氏作《魏书失韦传地理考释》，谓此捺水为今嫩江上游之支流诺敏河。丁氏但言其然，而未言其故。若坪井氏则据此捺水“广四里余”一语，以为非黑龙江不能有此广大。然黑龙江之上源额尔古讷河及鄂嫩河皆自南而北，至额尔古讷河与石勒克河合流后，则又自西而东。与《魏书》记捺水“自北来”之方向不相合。至诺敏河之自西北向东南，且其水面绝无四余里之广大，其为不合，更不待辨矣。若以捺水拟之今之嫩江，不惟与上述二点皆无不合之处，且从字音字意上亦得而积极证明之也。张穆《蒙古游牧记》云：
嫩江一做妹江，又名诺尼河，古名难水，亦曰那河，明人谓之脑温江，又曰忽剌温江。方式济《龙沙纪略》云，蒙古谓脑温为碧，诺尼音同，今呼嫩江。
由此可知嫩江之嫩其意为碧，嫩江今呼嫩尼（Nanni或Nunni）或诺尼（Noni或Nonni），而
蒙古文语谓碧、绿曰nogo， nogogan，
长城附近蒙古语谓碧、绿曰nokho khon（nokhôn），
喀而咯语谓碧、绿曰nogo，
Ölöt语谓碧、绿曰nokhon（Klaproth A.P. p.187），
又通古斯之索伦语谓青、绿曰，nahun，
Managir⁃Solon语谓青、绿曰，Nahun，
Gold语谓青、绿曰，nongon nungo，
Olca语谓青、绿曰，nogza，
Orocen语谓青、绿曰，nogdea， nukda，
满洲语谓青、绿曰，niohon， niowang⁃gijan，
女真语谓青、绿曰，nun⁃kiang（Crube p.71-72），
按上述诸语之语尾虽稍有不同，而其语根则出于一源，甚为明显。捺水之捺（Na）与那河之那（na），皆明为Nagu， Nagun等语之略译也。
然考今黑龙江之名，皆无碧水之意，今沿黑龙江居住之人民所呼黑龙江之名，虽不一致，然如：
蒙古语呼黑龙江曰khara muren（黑江之义），
满洲语呼黑龙江曰Sagalijan⁃ula（黑水之义），
Gold语呼黑龙江曰Mangu（大河之义），
Giljak语呼黑龙江曰Laerri（大河之义），
Solon语呼黑龙江曰Amur（大水之义），
此可见黑龙江沿岸之居民，对于黑龙江，或呼为黑水，或呼为大水，而从未有称之为碧水者也。要之捺水之为今嫩江之古名，无论就地望上，就面积上观之，无不皆合。而就语音字意上认之亦有余也。
啜水即西喇木伦
据Ritter氏之《地志》载自齐齐哈尔（Naun Koton）至西喇木伦之间所需行程凡十八日。失韦国之本地既在齐齐哈尔附近，而《魏书·失韦传》纪自啜水至失韦国之行程为十七日，与Ritter氏所记相近，故啜水之当指西喇木伦无可疑矣。
日本白鸟博士曾从语音上证明啜水之“啜”为“西剌”之略译，其言谓“啜”之一语，日本读set，朝鲜读Cyöl，安南读Suyet，西剌木伦之西剌Sira，古读如洛环（Sira⁃ga），袅罗个（Saraga），在读音上颇为近似，故啜水之啜当为如洛、袅罗等之略译云。
屈利水即陶尔河（洮儿河）
啜水既已考定为西剌木伦，则啜水北九日程，北距齐齐哈尔凡八日程之屈利大水，自非指今洮儿河不可。盖西喇木伦与嫩江之间之水以洮儿河为最大，屈利既称大水，故舍洮儿河无他可求也。
然屈利与洮儿、陶尔等语不相似，为洮儿河之上流有名桂勒尔河（或称归流河，一作交流河）者，与屈利一语较为近似，盖上下流之名称往往可以互混，屈利或即桂勒等语之转讹也。又日本白鸟博士谓屈字与匋字在字形上相近，可以互讹，屈利或系匋利之讹，则与陶而、洮儿等为近似矣。
刃水即绰尔河
屈利大水既考定为洮儿河，则在屈利水北三日程，北距失韦国五日程之刃水，自当指今绰尔河矣。
3. 魏代失韦国之四界
后魏时失韦国之住地，以今齐齐哈尔为中心，既如上述。然屠氏《寄蒙兀儿史记》卷一《世纪篇》谓室韦自后魏时已分布于难水、完水、深末怛水之间，分为南室韦，北室韦，钵室韦，深末怛室韦，大室韦五部云云，其说之误，固甚明白，然以屠氏之学犹不免有此种时代上之误解，是则魏代失韦国之四界所至，亦不可不进而考索之也。《魏书·失韦传》云：
失韦国在勿吉国北千里，去洛六千里。
《魏书·豆莫娄国传》云：
豆莫娄国在勿吉国北千里，去洛六千里……在失韦之东。东至于海，方二千里。
《魏书·地豆于国传》云：
地豆于国在失韦西千余里。
《魏书·乌洛侯国传》云：
乌洛侯国在地豆于之北，去代都四千五百余里。
由此等记述，可见后魏时代失韦国之四界，盖南至勿吉国，东至豆莫娄国，西至地豆于国，乌洛侯国，惟其北境所至，无可知耳。勿吉，豆莫娄，地豆于，乌洛侯四国之住地何在，及其国界所至既明，而后失韦国之四界何在，乃可得而说焉。
勿吉国之所在
关于勿吉国之所在地，《魏书·勿吉传》云：
勿吉国在高句丽北，旧萧慎国也，……邑落各自有长，不相总一，……去洛五千里，……国有大水，阔三里余，名“速末水”……国南有“徒太山”，魏言太皇。
案勿吉国地既在高句丽国之北，则其国地必在今吉林省境内可知。而此国境内有广三里余之速末水，又国南有徒太山，此二地实足为考证勿吉国境所在之一大关键。此勿吉国至隋乃以靺鞨之名见于史籍，《隋书·靺鞨传》云：
靺鞨在高句之北，……有七种，其一号粟末部，与高丽接，……其二曰伯咄部，在粟末部之北，……其三曰安车骨部，在伯咄部东北，其四佛涅部，在伯咄东，其五曰号室部，在佛涅东，其六曰黑水部，在安车骨西北，其七曰白水部，在粟末东南。……国有“徒太山”。
又《新唐书·黑水靺鞨传》云：
黑水靺鞨居肃慎地，亦曰挹娄，元魏时曰勿吉。直京师东北六千里，东濒海，西突厥，南高丽，北室韦。……其著者，曰粟末部，居最南，抵“太白山”，亦曰“徒太山”，与高丽接，依“粟末水”以居，水源于山，西北注它漏河。稍东北曰汨咄部，又次曰安居骨部，益东曰佛涅部，居骨之西北曰黑水部，粟末之东曰白山部。
此记靺鞨七部中之最南与高丽接者为粟末部与白山部，粟末部因粟末水得名，白山部殆亦因近太白山而得名者。而粟末水发于太白山，太白山亦名长白山。案今发源于长白山之大水惟松花江，故粟末水为松花江之古名，毫无疑义。而《魏书》之速末水，即此粟末水，《魏书》之徒太山，即此太白山，亦不待言。唯今松花江与嫩江合流以后仍称松花江，而《唐书》谓粟末水西北注它漏水，它漏水殆即今陶尔河之古名，因陶尔河东南流会嫩江更与北流之松花江合，以成今之东流松花江，故今之东流松花江在唐代亦得混称为它漏河也。勿吉国之住地之中心既在今松花江流域，其水广三余里，则必非其上流域，而必在其中下流域可知矣。故日本津田左右吉氏以今吉林省五常厅附近之石头城子地方拟魏时勿吉国的中心地，盖不失正鹄者也。（详见津田氏著《勿吉考》）
豆莫娄国之所在
关于豆莫娄国之所在，《魏书·豆莫娄国传》云：
豆莫娄国在勿吉北千里，去洛六千里，旧北扶余也，在失韦之东，东至于海，方二千里。其人土著，有居室仓库，多山陵广泽，于东夷之域，最为平敞，地宜五谷，不宜五果。
此文记豆莫娄国方位，因有“东至于海”一语，故丁谦氏以为在“今乌苏里江东地”（《魏书外国传地理考证》），然此种解释，殊属误会。盖《魏书》所谓“东至于海方二千里”云云，原系含混之语。据《魏书·勿吉传》云其“傍有大莫卢国，覆钟国，莫多回国，库娄国，素和国，县佛国，黎你国，拔大何国，郁羽陵国，库伏真国，鲁娄国，羽真侯国，前后各遣使朝贡”云云，此大莫卢国即豆莫娄国，可见魏时豆莫娄国之邻近尚有多数小国存在。《勿吉传》又云“其人劲悍，于东夷最强，常轻豆莫娄等国，诸国皆患之”。可见此等诸国，其势力虽皆在勿吉之下，致同为勿吉所轻蔑。然与豆莫娄国则固不相上下。此可知东至于海方二千里云云，乃统泛言之，非出于斟酌研究之结果也。《新唐书·流鬼国传》云：
又有达末娄达姤二部首领朝贡。达末娄自言北扶余之裔，高丽灭其国，谴人渡那河，因居之。或曰它漏河东北入黑水。达姤室韦种也，在那之阴，冻末河之东，西接黄头室韦，东北接达末娄。
此文之“或曰它漏河东北入黑水”一句，当紧接于“那河”二字之下，为那河二字之注文，甚为明白，否则此句毫无取义矣。它漏河为今陶儿河之古名，同时用为指东流松花江之统称，已如上述。那河为今嫩江之古名，同时亦被用为指今东流松花江之统称。故“那河”之下注以“或曰它漏河”一语，乃极合于事理之解释。至“东北入黑水”，则指那河或曰它漏河之方向矣。此事下文当更详论。此文之冻末河为凁末河之误字，亦甚明白。达姤室韦既在那河阴凁末河东，是其住地必在今北流松花江注入东流松花江之处之肇州及伯都讷一带地方可知矣。达末娄国既在达妒室韦之东北，故白鸟博士以今哈尔滨以北之呼兰河流域拟之，当无大误也。至达末娄国，大莫卢国，与豆莫娄国皆为同国名之异译，甚为明显，不待言矣。
地豆于国之所在
关于地豆于国之所在，《魏书·地豆于国传》云：
地豆于国在室韦西。
又同书《乌洛侯国传》云：
乌洛侯国在地于之北。
又《北史·契丹国传》云：
太和三年高句丽窃与蠕蠕谋，欲取地豆于以分之，契丹惟其侵轶，……求入内附。
又同书《奚国传》云：
太和四年（奚国）辄入塞，辞以畏地豆于抄掠。
由此等记事，可知地豆于国之北境为乌洛侯国，南境为契丹国与奚国，西境为蠕蠕国，东境为高丽国，颇为明显。按蠕蠕国之东界所在，据《魏书》及《北史·蠕蠕国传》记社仑时代之最大疆域云：
其西则焉耆之地，东则朝鲜之地，北则渡沙漠，穷瀚海，南则临大碛，其常所会庭则敦煌、张掖之北。
又同书记后魏太武伐蠕蠕主大檀，其兵力所及之地云：
东至渤海，西接张掖水，北渡燕然山，东西五千余里，南北三千里。
案此所记蠕蠕国之东界所至，虽不甚明。然就其东至朝鲜及东至渤海二语观之，大体当与高丽渤海相距不远可知矣。至高丽国之西界所至，据《魏书·高句丽国传》云：
辽东南一千余里，东至栅城，南至小海，北至旧夫余，其地东西二千里，南北一千余里。
而独不记其西境所至。至《北周书·高丽国传》云：
其地东至新罗，西渡辽水两千里，南接百济，北临靺鞨千余里。
是其西境所至为辽水以西两千里之地。《隋书·高丽国传》但记东西两千里，南北千余里，而不记其四界所至。至《旧唐书·高丽国传》云：
东渡海至于新罗，西北渡辽水至于营州，南渡海至于百济，北至靺鞨。东西三千一百里，南北二千里。
是其西境至于营州（营州即今朝阳之地）甚为明白。至于契丹国发祥地在今热河省之西喇木伦之下流域，奚国之住地在今西喇木伦及老哈老木仑之上流域，历代史籍所记，尤为明白，不待辩证。故丁氏谦于地豆于国之住地，以今察哈尔省东北之乌珠穆沁旗地拟定之者，大体盖不误，日本白鸟库吉氏以今热河省西北之巴林旗地为中心，东北及阿尔科沁旗与札鲁特旗，西南及于克付克腾旗之地而拟之者，更不失正确者也。（见《地豆于及白霫考》）
乌洛侯国之所在
关于乌洛侯国之方位，《魏书·乌洛侯国传》云：
乌洛侯国在地豆于之北，去代都四千五百余里。其土下湿，……其国西北有完水，东北流合于难水，其地小水皆注于难，东入于海。又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己尼水，所谓北海也。
此文中之完水，《太平寰宇记》所录亦作乌桓水，盖因乌桓遗民所居而得名也。按《唐书·室韦传》古乌丸之遗人居于室韦民族之间，在乌罗护国之东北二百里，唐代乌罗护国之住地在今洮儿河、绰儿河之上流，西至兴安岭西之喀尔喀河上流之地，乌丸国之住地则在雅鲁河之上流域，北至诺敏河之地，故此完水当亦指雅鲁河或阿伦河而言。此文之“完水”，《通典·乌洛侯国传》所引亦作“貌水”，盖貌字之原字“兒”，与“完”字形近致误。日本白鸟博士考定此完水为雅儿河，因为拟定乌洛侯国之地在洮儿河、绰儿河之上游，大体当不误也。
然何秋涛氏以为此乌洛侯国在蒙古东境车臣汗境。丁益甫氏以为在黑龙江西境呼伦贝尔地方，其观点不同之处，盖在难水完水及于己尼水之解释，何、丁二氏以于己尼水为指贝加尔湖，难水为指黑龙江，完水为指额尔古讷河，故何氏遂谓乌洛侯国在车臣汗境，而丁氏亦谓此国在呼伦贝尔境，白鸟氏以于己尼水为指呼伦湖，以难水为指嫩江，儿水为指嫩江之支流雅儿河，故谓此国在洮儿河之上流域也。
余案儿水所注入之难水，为今嫩江之异名，难与嫩在声音上因极近似，而《魏书·勿吉传》中之难水，亦足证其指今嫩江也。而此国西北二十日行之于己尼水，白鸟氏以为指今呼伦湖者，其理由盖谓呼伦湖流出之大水名额尔古讷河，其读音为Ergüne，与于己尼之读音Ugini颇为近似，或即其转讹。额尔古讷河自呼伦湖流出，故古代称呼伦湖或亦有额尔古讷水（于己尼水）之称亦未可知。又于己尼水亦称北海，而呼伦湖土人亦称海子（Dalai Nor），则呼伦湖之被称为北海，亦不足怪云云。然呼伦湖距兴安岭不过数百里，而于己尼水距乌洛侯凡二十日行，按普通行程速率计之，其距离在千五百里以上，与呼伦湖之距离相差过远。然即于己尼水拟之今贝加尔湖，而难水之为嫩江，乌洛侯之在洮儿河、绰儿河上游，兴安岭东麓之地，亦无抵触也。至唐代乌罗护国（乌罗浑国）之在兴安岭东麓洮儿河、绰儿河上流域以迄西麓之喀尔喀河上流域，又足从《唐书》《唐会要》之《室韦传》《乌罗浑传》证之，此点下文再详述，兹不赘及。
综上所述魏代失韦国南界之勿吉国地在今吉林省境北流松花江之中流域，失韦东界之豆莫娄国地在今哈尔滨北呼兰河流域；失韦西界之地豆于国地在今热河省西北之巴林旗境；乌洛侯国地在今奉天省西北境之洮儿河上流域。由此可知魏代失韦国之住地，乃以兴安岭东之嫩江流域为限，彰彰明矣。
4. 室韦民族之由来
综上所述，后魏时之失韦国，南有勿吉，东有豆莫娄，西有乌洛侯地豆于等国，原不过兴岭安东嫩河流域之一小部族，而已。此民族之名称果何由而起耶？日本白鸟博士谓室韦居峱越河之北，峱越当读ji⁃ye，而室韦当读Si⁃wei，在声音上颇为近似，故主室韦民族之名，当由其所居地之峱越河而得名云云。余谓不然。
唐代翻译佛经，凡梵文之“vi”音皆译作“毗”，“室韦”之称始见《隋书》，而《魏书》实作“失韦”，此失韦与鲜卑及其同名异译之师比，私鈚，胥纰，犀比，犀毗，西卑皆相近似。鲜卑等语皆通古斯语谓祥瑞Sabi之音译，失韦殆译Sabi之转讹者也。
今大兴安岭之南部索岳尔济山之北尚有室韦山，而小兴安岭之中部（瑷珲之西）亦有库穆尔室韦山。唐代及其以前兴安岭之古称如何，今日不得知，颇疑后魏以至唐代兴安岭之古称当名失韦山或室韦山，而秦汉魏晋时代则当称鲜卑山，皆一语之转，不过因时代而异其音译耳。鲜卑民族之名，因被匈奴冒顿单于攻破后退保此山因而得名。若失韦为鲜卑异译之推测为不误，则室韦之名殆亦因居地之室韦山（兴安岭）而起者耶。
观于乌丸之遗人至唐代尚居于兴安岭东麓之室韦民族住地之间，自称乌丸国，贡使不绝。则失韦民族为鲜卑之遗种，似非不可能之事矣。
三、 隋代之室韦民族
1. 关于隋代室韦之史料
魏代室韦民族之住地既明，兹当更进而考隋代此民族活动之范围。《隋书·室韦传》云：
契丹之类也，在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室韦。分为五部落，不相总一，所谓南室韦，北室韦，深末怛室韦，大室韦……南室韦在契丹北三千里，土地卑湿，至夏则移向西北贷勃、欠对二山，渐分为二十五部落……南室韦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韦，分为九部落，绕土纥山而居……又北行千里至钵室韦，依胡布山而住，人口多于北室韦，不知为几部落……从钵室韦西南四日行至深末怛室韦，因水为号也……又西北数千里至大室韦，径路险阻，言语不通……北室韦时谴使贡献，于无至者。
案关于隋代室韦之记事，此为唯一之史料。其后如《北史》《通典》《唐会要》《通志》《通考》等之室韦传，记五部室韦之名称，及其分布地者，无不全袭《隋书》本传之文。唯《唐会要·室韦传》云：
按隋书室韦记云，室韦有五部落，一南室韦；二北室韦；三钵室韦，在北室韦之北；四深末怛室韦，在北室韦之西北；五大室韦，在室建河之南，深末怛室韦之西北。《隋书》曰：大室韦之外，名字改易，不可详悉。
此节记隋代五部室韦之住地，与《隋书·室韦传》所记，事实大体相近，而文字不同。今《隋书·室韦传》固无此等文句，及《会要》以前之《北史》及《通典》，后于《会要》之《通志》《通考》等《室韦传》，袭录《隋书·室韦传》文者，皆无此数语。不知《会要》果从何处得一段史料？未可遽以为论证之资也。
2. 北室韦及后魏以来朝贡中国之部族
案隋代室韦虽分为五大部，而朝贡于中国者，则仅北室韦一部。而《魏书·失韦国》传云：
武定二年四月谴使张焉豆伐等献其方物，迄武定末贡使相寻。
可见隋代来朝之部落，当仍是魏代来朝之部落，盖此部落必熟于中国中之情形，故朝贡相寻而不绝也。由此可知隋代之北室韦当即魏代之失韦国本部也。日本津田博士谓此文之北室韦当系南室韦之误，隋代之南室韦始为魏代失韦本部，其说谓：
隋人之知室韦，盖闻之于其部族之来朝者，而隋时来朝贡之室韦：当不外自东魏、北齐以来仍来入贡者，盖与《魏书》之室韦同是嫩江流域之部族也。此室韦未知当隋时五部中之何部。然自嫩江流域直接契丹之北考者，盖南室韦也。（《隋书》云去契丹三千里，失之夸大），隋人以室韦为契丹同类，盖以其所知之室韦地与契丹近，且俗相近似，则其为南室韦，愈无疑也。
《隋书》于本传末云，“北室韦时谴使贡献，余无至者”。此北室韦殆南室韦之误欤？果然则《隋书》四部室韦之记事，皆自南室韦人闻之者也。
就中和钵室韦及大室韦亦闻于唐代，其位置由《唐书》之记载稍知之，如大室韦殆与南室韦民族相异，其称室韦甚为可疑，疑总称此等诸部为室韦者，出于南室韦人之附会，非其所自称，惟南室韦人乃真室韦耳。而室韦人何以如此附会，盖欲以自己部族之广大，夸示隋人耳。（见《观堂译稿下》）
案津田氏以南室韦为魏时失韦本部，而其他四部出于南室韦人之附会。然《隋书》本传明记“北室韦时谴人贡献，余无至者”，则入朝于隋者，明是北室韦而非南室韦。此等五大部落中独北室韦入朝，其事所关甚大，故修史者特书出之不容有误也。
且《隋书》以后如《北史》《通志·室韦传》皆袭《隋书》本传原文明记“北室韦时遣人贡献，余无至者”。《通志》且续以“隋开皇大业间，并来朝贡”一话。《通典·室韦传》并改为“北室韦后魏武帝隋开皇大业中并遣使贡献”。可见后魏以来朝贡者，明系北室韦，而从未有作南室韦者。故知抄写转录上亦未有误。是则北室韦之绝非南室韦之字误也明矣。故北室韦当系后魏以来室韦本部，其住地则在嫩江流域之齐齐哈尔之附近也。
3. 钵室韦之住地（胡布山即格尔布尔山）
北室韦之住地即《魏书》失韦国之本部之说，于钵室韦住地之确定，及其相互之距离，亦足证之。钵室韦地在室韦之最北部，“在北室韦之北几千里，依胡布山而居”。今若假定北室韦之地在魏代失韦国之本部，即齐齐哈尔附近，即齐齐哈尔以北千里之胡布山，若以今嫩江发源处之格尔布尔山拟之，则不但在声音上为互相酷似，即就住地之方位及距离之远近考之，皆无不合之处矣。至钵室韦之名至唐代则称婆莴室韦；屠氏其谓婆莴室韦之住地在今频果河流域，婆莴亦即频果之异译，《蒙兀儿史记》卷一《世纪·钵室韦》自注云：
按洪侍郎所译中俄界图，黑龙江副都统所驻瑷珲城西北鸟道六百里伊勒呼里山之阴有频果河，一作潘家，北流入黑龙江。频果即婆莴之异文。古婆莴室韦所居之水。婆莴疾呼成钵音。
余案此频果河今称旁乌河，在声音上皆相近似，河在呼玛尔河、额穆尔河之间。今索伦人之居于此地者犹称Butx⁃Solon.Butxa亦即婆我，频果、潘家、旁乌等之异文也。隋代钵室韦之部族较北室韦尤众，故其分布之广，北连黑龙江之边，南越胡布山以至嫩江上源之地，亦不足怪也。
4. 深末怛室韦之住地
深末怛室韦之住地在钵室韦之西南四日行，而钵室韦在北室韦之北千里，故深末怛室韦之方位，又当在北室韦之西北也。深末怛本因水为号，然此深末怛河果当于今之何水，因无记载可以确证，然白鸟博士就其方向及距离推之，以今嫩江中游之支流诺敏河之上游拟之，当无大误也。
5. 大室韦在额尔古讷河流域
隋代大室韦之在深末怛室韦之西北数千里，且“经路险阻，言语不通”。则其住地当在今额尔古纳河流域也明矣。案嫩江流域与额尔古纳河流域，隔以兴安岭之天险，越兴安岭自东往西之交通路，仅诺敏河，雅尔河，绰儿河之发源处有之，深末怛室韦之地既拟定在诺敏河之源流处，则自此河发源处越兴安岭可以直达额尔古讷河之支流根河（Gan）流域，隋代大室韦之地殆即今根河流域欤？
至大室韦之在今呼伦湖北额尔古纳河流域，又得由《旧唐书》等之《室韦传》证之。盖《旧唐书·室韦传》中之西室韦、大室韦、蒙兀室韦、落坦室韦四部，皆当在隋代大室韦部落之内也。此待下文详述，兹不赘及。
6. 南室韦在俱伦泊东南
南室韦在北室韦之南十一日程之地，土地卑湿，其西北有贷勃、欠对二山，渐分为二十五部落云云。案北室韦为魏代失韦本国齐齐哈尔之地，已如上述，余以南室韦之住地当在今黑龙江、奉天、热河三省交界之处喀尔喀河流域拟之。《唐书·室韦传》中之乌素固，移塞没，塞曷支，和解，乌罗护，那礼六部皆当为隋代南室韦之范围中也。
然何秋涛《朔方备乘》卷三十一《北缴诸国传·室韦传》谓“南室韦在车臣汗东北黑龙江北境”，失之甚远。考其至误之由，盖在《隋书·室韦传》谓“南室韦在契丹北三千里”一语。余意此“三千里”当系二千里之误。盖《魏书·失韦传》记自契丹至失韦国之行程凡二十七日。以日行百里之最大速率计之，魏时自契丹国至失韦国之距离不过二千七百里。若以较缓执行速率计之，则其距离尚当更少于此（以日行八十里之普通行率计之，二十七日合二千一百余里）。北室韦即魏之失韦国本部，既如前述，南室韦在北室韦之南十一日程，则所谓在契丹北三千里，当系二千里之误也明矣。又《唐书》谓“室韦国在京师东北七千里”，《乌罗浑国传》又云，“乌罗浑在京师东北六千三百里”，乌罗护为室失韦传中部族之一，而其地在室韦本部之南七百里，自当属于南室韦中。综上所述，南室韦在契丹北二千里，在室韦本部之南十一日程，可知唐代距室韦本部约七百里之乌罗护等部落之地，即隋代南室韦之地也。
7. 隋代室韦民族扩大之原因
案魏之失韦原不过兴安岭东嫩江流域之一部族，东至今呼兰河，南至今松花江，西至今兴安岭，其北所至虽无从知，但就大势推之，当亦不能越伊勒呼里高峰以北。然至隋代而骤然扩张至于兴安岭西之俱伦泊南北之地，如上所述，隋代室韦五大部族之中，除嫩江流域之北室韦为后魏之失韦国本部外，其余部中惟深末怛一部居于嫩江支流之诺敏河流域，似亦属于后魏之失韦族，其余如钵室韦跨居兴安岭南北，大室韦、南室韦居呼伦泊南北者，似皆非后魏所记之失韦本族。然则隋代兴安岭西，何以骤加如许之室韦部族耶？盖魏时兴安岭西原为蒙古种之柔然民族所据，魏以后柔然为土耳其种之突厥民族所灭，余部之遗存者自西东窜，与同种之失韦民族混居，皆自称失韦（亦犹鲜卑西侵居匈奴故地，匈奴遗人百万皆自号鲜卑同例），因而其使臣之随失韦使臣朝贡中国者，亦皆冒失韦之称，故中国记载于此等新附之柔然人与失韦本部人，不能辨别，遂亦通称之曰室韦也。至唐末始别称此等新附之柔然曰鞑靼。其详别见拙著《鞑靼考》，兹不赘述。
四、 唐代之室韦民族
1. 关于唐代室韦史料之批评
甲、《通典·室韦传》
乙、《入四夷道里记》
丙、《旧唐书·室韦传》《乌罗浑传》
丁、《唐会要》《新唐书·室韦传》
关于唐代室韦之史料，自以《旧唐书·室韦传》为最详，然《旧书》成于五代，为时较晚，唐代著作之记唐代室韦而存于今者，实以杜佑《通典·室韦传》所录唐初室韦九部之名为最早。《通典·室韦传》多袭《隋书·室韦传》之文，惟传末录唐代中国所知九部室韦之名云：
大唐所闻有九部焉，屡有朝贡，所谓岭西室韦，北室韦，黄头室韦，大如者室韦，小如者室韦，纳婆莴室韦，达木室韦，骆驼室韦，并在柳城郡之东北，近者三千五百里，远者六千八百里。
案此所记九部室韦，当为今存唐人所记唐代室韦之最早者，虽但录名目，而不详其住地，然于考证唐初室韦所分部族之情形，亦颇有关也。《通典》以后，唐人之记室韦事者，有贾耽《入四夷道里记》第四章《自中受降城至回鹘道》所记室韦事三则，于唐中叶室韦族之住地之考证亦颇有关，兹录如次，贾耽《入四夷道里记》第四中受降城入回鹘道条云：
回鹘牙帐东有平野，西据“乌德犍山”，南依“嗢昆水”，北六百里至“仙娥河”，河北岸有富贵城。
又正北如东过雪山，松桦林及诸泉泊，千五百里至“骨利干”国。
又西十三日行至“都播”部落。
又北六七日至“坚昆”部落。有牢山剑水。
又自衙帐东北渡仙娥河二百里至“室韦”。
骨利干之东，室韦之西有“鞠”部落，亦称“裓”部落。
其东十五日行有“俞折”国，亦“室韦”部落。
又正北十日行有“大汉”国。
又北有“骨师”国。
骨利干都播二部落北有“小海”，冰坚时，马行八日可度……
回鹘有延侄伽水，一曰延特勒泊……泊东北千余里有“俱轮泊”，泊之四面皆“室韦”。
乌德犍山左右“嗢昆河”“独逻河”皆屈曲东北流，至牙帐东北五百里合流。
案此文所记唐中叶以后室韦之中心在俱轮泊，又其东西所至亦大体已明，虽不详部族之名，然于唐中叶以后室韦住地之考证，亦甚有关。盖贾耽于唐徳宗元贞间（西785—804）作此记，其年代远在刘昀等修《旧唐书》之前，其重要盖不待言也。
然《通典》及《道里记》所记唐初及唐中叶之室韦事者，一则但记其部族之名称，而不详其住地；一则但记其住地，而不详其部族之名称，故于考证，犹感缺憾。关于记载唐代室韦之较详者，当以《旧唐书·室韦传》。《旧唐书》卷百九十九《室韦传》云：
室韦者，契丹之别类也，居猺越河北，其国在京师东北七千里，东至黑水靺鞨，西至突厥，南接契丹，北至于海。……
又云，室韦我唐有九部焉，所谓岭西室韦，山北室韦，黄头室韦，大如者室韦，小如者室韦，婆莴室韦，讷北室韦，骆驼室韦，并在柳城之东北……
今室韦最西与回纥接界者乌素固部落，当俱轮泊之西南，次东有移塞没部落；次东又有塞曷支部落，此部落有良马，人户亦多，居啜河之南，其河彼俗谓之燕支河；次又有和解部落；次东又有乌罗护部落，又有那礼部落。……
又东北有山北室韦，又北有小如者室韦，又北有婆莴室韦，东又有岭西室韦，又东南至黄头室韦，此部落兵强，人户亦多，东北与达姤接。岭西室韦北又有讷北支室韦，此部落较小。
乌罗护之东北二百余里那河之北有古乌丸之遗人，今亦自称乌丸国……其北大山之北有大室韦部落，其部落傍望建河居，其河源出突厥东北界俱伦泊，屈曲东流，经西室韦界，又东经大室韦界，又东经蒙兀室韦之北，落俎室韦之南，又东流与那河忽汗河合，又东经南黑水靺鞨之北，北黑水靺鞨之南，东流注于海。
乌丸东南三百里又有东室韦部落，在猺越河之北，其河东南流与那河合……
案此传于室韦各部之住地记载虽颇详明，然前后文体颇不一致，如前之乌素固，移塞没，塞曷支，和解，乌罗护，那礼六部既称“某某部落”，后文于山北，如者，婆莴，岭西，黄头，纳北支，蒙兀，落俎等十部，复称“某某室韦”即其显例；又于年代及事实上前后亦欠一致，如同一俱伦泊，前文于乌素固等部落既云“与回纥接界”，后文于西室韦、大室韦等复云“出突厥东北界”，案突厥强盛其势力远连兴安岭当在唐初，而回纥代突厥统一漠北乃在玄宗天宝以后。又东室韦明系嫩江流域之山北室韦等部落之统称，而别出一段。
故知此传原出种种不同之史料，而综合连缀之时，未当多加改削，犹存其本来面目之一部分，使吾人得据之以兹考证，实为幸事，故《旧唐书·室韦传》实可就其文体之不同，及史实之相异，故可析为七节如下：
第一节记室韦之种族及风俗，
第二节记唐初室韦九部之名，
第三节记乌素固等六部之住地，
第四节记山北室韦等六部之住地，
第五节记西室韦等四部之住地，
第六节记东室韦之住地，
第七节记朝贡年代，
又就上述第三节至第六节所记室韦各部住地之顺序言之，颇有表示“南（第三节）北（第四节）西（第五节）东（第六节）”之方向之势。盖《隋书·室韦传》之记隋代室韦五大部族之方位以“南、北、钵、深末怛、大”为顺序，后世史家如杜氏《通典》，郑氏《通志》，马氏《通考》等无不仿之。《旧唐书》编者于排列室韦各部族之方位，自当有所模仿，而不能漫无标准，即就文字上观之，亦可抽绎其排列之顺序如次：
南室韦——乌素固部落等六部；
北室韦——山北室韦等六部；
西室韦——大室韦等四部；
东室韦——此一节史料当别有所本，其住地当与北室韦相同，因对西室韦而言，故曰东室韦。
然《旧书》本传第三节记乌素固等六部落附近之俱伦泊与回纥接界一段，其原料之时代似与贾耽《入四夷道里记》相距不远，或即取材于此亦未可料。惟《旧书》第五节记西室韦、大室韦等部附近之俱伦泊在突厥东北界一段，其原料之时代必在唐初，而远在贾耽《道里记》之前，固甚明也。此两种不同时代之史料，时代较晚出者反置于篇前，而时代较早出者反置于篇后，盖《旧唐书》之编者固非不知突厥之在回纥前也，然以《室韦传》之布置排列方法，乃以地域为主，欲仿《隋书·室韦传》先南室韦，次北室韦，次钵室韦深末怛室韦，再次大室韦之顺序，故不得不将时代有早晚之史料，倒置排列，以迁就地域之顺序也。
又《旧唐书·室韦传》中既列乌罗护部，又别为乌罗浑国立传，足资参认，兹录如次，《旧唐书·乌罗浑国传》云：
乌罗浑国：盖后魏之乌洛侯也，今亦谓之乌罗护。其国距京师东北六千三百里。东与靺鞨，西与突厥，南与契丹，北与乌丸接……
又《唐会要·室韦传》乌罗护条云：
和解部落次东又有乌罗护部落，一名乌罗浑，元魏谓之乌洛侯，居磨盖独山北，啜河之侧……
此于乌罗护部住地之考证有关，故附录之如此。至《唐会要·室韦传》之文，则又全抄袭《旧唐书》，然犹能传《旧书》本传之真面目，则有三数异文，可供校勘字句之资。若《新唐书》之文则虽剿袭《旧书》，而意在炼文，删略之处，往往妨害文意，于考证无甚用也，故不续录。
史料之批评既竟，然后乃可得更进一步而考证其中各种问题之内容矣。
2. 唐代嫩江流域之室韦
甲，婆莴室韦在嫩江上源及旁乌河流域
乙，黄头室韦在嫩江下游
丙，达姤与达末娄
丁，如者室韦即俞折室韦
《通典·室韦传》记唐初岭西，北，黄头，大如者，小如者，纳婆莴，达木，骆驼九部室韦之名称，而不详其住地，然《旧唐书·室韦传》第四节记山北，小如者，婆莴，岭西，黄头，讷北支六部室韦之住地，适补《通典》所记之缺略。此等诸部唐初已闻于中国，故不可不先考之。嫩江流域原为魏代失韦国之根据地，以余观之，《旧书》本传第四节所载山北，小如者，婆莴，岭西，黄头，纳北支六部，皆居嫩江流域之部族也。《旧书》于此六部皆称“某某室韦”，与上文乌素固部称“某某部落”者体例不同，当出于二种不同之史料。惟上文乌素固等部有与回纥接界语，知其时代当在玄宗天宝以后，而记此六部住地之史料，出何时代，则颇憾不明耳。
此所记六部室韦之中，以婆莴为最北，次南为小如者室韦，次南为山北室韦，次东南为讷北支室韦，次南为岭西室韦，次东南为黄头室韦。兹分别述之：
婆莴室韦即钵室韦
《唐书》所记六部室韦之住地，以婆莴室韦为最北，而《隋书》所记五部室韦之住地则以钵室韦为最北，此在方位住地上相同者也。又婆莴室韦与钵室韦二名称之声音上亦甚相近似，故此二部名之为同一名异译，可知也。隋代之钵室韦依胡布山而居，胡布山即今嫩江发源地之格尔布尔山之古名，是此钵室韦之住地当南至今嫩江发源地域可知也。惟此婆莴室韦之范围颇大，其北境当以越伊勒呼里山而至黑龙江支流之旁乌河流域，盖旁乌河一作频果河，又作潘家河，与婆莴皆一语之转也。今居于其地之索伦人，尚称Butxa⁃solon， Butxa之名与婆莴极类似，殆即古名之遗留也。若此考察为不误，则婆莴室韦之住地当在今嫩江之发源处北越兴安岭而达黑龙江之边矣。
黄头室韦在嫩江下游
婆莴室韦之南为小如者室韦，更南为山北室韦，更南为讷北支室韦，更南为岭西室韦，此等四部室韦所据之地之大体方向虽颇明了，而其明确之住地，则无他种材料可资参证。惟住于岭西室韦之更东南之黄头室韦，则《辽史》关于大小黄室韦之记载颇可参证焉。《辽史·营卫志》部族条云：
突吕不室韦部，本名大小黄室韦部，太祖为挞马狘沙里，以计降之，乃置为二部，隶北府节度使：属东北路统军司，戍泰州东北。
《辽史·宫卫志》《营卫志》及《部族表》等所记关于室韦部族者惟此大小二黄室韦及黑车子室韦而已，其他室韦部族之名皆不复见，惟卷七十一《淳钦皇后传》复见黄头室韦及臭泊室韦之名，传云：
太祖当渡碛击党项，黄头、臭泊二室韦乘虚袭之。
关于黑车子室韦及臭泊室韦之名称及住地问题，下文再论。此黄头室韦与大小二黄室韦，其为同名之省异，甚为显。黄室韦明戍泰州东北，则必先求泰州果当今之何地，然后黄室韦之住地乃得从而推定矣。据《辽史·地理志》泰州与长春州同属上京道，又《辽史·天祚帝记》载天庆七年正月，女真攻破春州复下泰州，则泰州在春州之西，甚为明白，故津田左右吉博士考定泰州在今洮南之东南方（《达庐古考》，见《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二册第85页）大体当不误也。泰州之方位既定，则大小二黄室韦戍泰州之东北，则其地必在今嫩江下流域西岸洮南以东之安广大赉以及东岸之肇州等地，颇为明了。
《唐书》记黄头室韦兵强人众，则此部落所据之地必甚辽广，且其住地必为肥沃之地，否则必不能成为兵强户众之地也。嫩江下流域之洮南以东，肇州以西之地，为肥沃之区，此正适宜于黄头室韦之状况也。
达姤与达末娄
达姤与达末娄二国皆有室韦之称，《旧唐书·室韦传》谓黄头室韦“东北与达姤接”，虽不言其为室韦之一部，然《新唐书·流鬼国传》则记达姤为室韦之一部。《新唐书·流鬼国传》云：
又有达末娄、达姤二部首领来朝，达末娄自言北扶余之裔，高丽灭其国，遣人度那河因居之。或曰它漏河东北入黑水。达姤室韦种也，在那河之阴，冻末河之东，西接黄头室韦，东北接达末娄。
此文所举有达末娄及达姤室韦、黄头室韦之住地，与那河，它漏河，冻末河三水有关，若此三水之所在得明，则此三部族之住地亦明矣。那河即嫩江之同名异译，它漏河即洮儿河之异译，因嫩江（那河）与洮儿河（它漏河）相会之后与北流松花江合流而成东流之松花江，故今东流松花江，古亦有混称为那河或它漏河者，已如上述矣。冻末河日本津田左右吉博士以为即速末水之讹字（冻末即凁末之讹，见《达卢古考》及《室韦考》），冻末河即《辽史拾遗》之束沫江（引《黑风扬沙录》），《辽史》之疏木河（《圣宗本记八》太平六年条）之误写。故此所云那河之阴，冻末河之东，即指今东流松花江之南，北流松花江之东也（《室韦考》）辽代女真达卢古部之住地在今东流松花江之南，北流松花江之东，即今伯都讷地方，与居那河阴冻末河东之达姤部之方位正合。津田氏以为辽金史中之女真之一部达鲁古（达卢虢）即达姤之同名异译。案《辽史·太宗记》天显三年条云：
黄龙府罗涅河女真达卢古来贡。
《金史·太祖记》载太祖初举兵时事云：
实不迭往完睹路，执辽障鹰官“达卢古”部副使辞列，宁江州渤海大家奴。于是“达卢古”部实里馆来告曰，闻举兵伐辽，我部谁从。太祖曰，吾兵虽少，旧国也，与汝邻境，因当从我，若畏辽人，自往就之。
金太祖阿骨打起兵于吉林省北流松花江以东之阿勒楚克河流域，达卢古部在辽金之间，与金邻境，当在今北流松花江以东，阿勒楚克河以西之间之拉林河流域矣。拉林河《辽史》亦作剌离水，《金史》亦作来流水，此文之罗涅水，当亦拉林河之异名矣。津田氏推定达鲁古之住地东至拉林河，南西北三面皆以松花江为限。与《新唐书·流鬼国传》所记达姤部之在那河冻末河阴以东者，方位既同。而达卢古与达姤二语在声音上复相近似，故当为同一部名之异译也。
又此文（《流鬼传》）谓达姤东北距达末娄，达末娄即《魏书》之豆莫娄，其住地在今呼兰河流域已如上述。此言达末娄当黄头室韦之东北，其方位亦正相合也。
达姤《旧唐书》不明言其为室韦种，至《新唐书·流鬼传》则明言其为室韦种。然据《辽史》《金史》所记则达卢古为女真之一支。又达末娄此虽不言为室韦种，而《通典》所记唐代室韦九部中有达木室韦，似即达末娄之省文，而此达末娄魏时或称豆莫娄，或称为大莫卢国，在室韦之东，为独立之一国，亦不列室韦中也。而此二国唐时皆有被列入室韦种中之迹，此盖室韦之名，原为一部族之特称，其后加入他部族遂成若干部族之统称矣。且达姤与达末娄二部与兵强户众之黄头室韦邻接，（达姤在黄头之东南，达末娄在黄头之东北），而此二部或曾有一度为黄头室韦所征服，而成其部属，而此二部之使臣曾随室韦使臣同来中国入贡，故中国史官遂以室韦种视之亦未可知也。
如者室韦与俞折室韦
据上所考证婆莴室韦之南边在嫩江流域之发源地，而黄头室韦当嫩江下流域之洮南以东、肇州以西之地，既甚明了，则位于此二部室韦之中间之岭西室韦，纳北支室韦，山北室韦，小如者室韦之住地，其必在今嫩江之中流域之地自亦明矣。惟欲各指其在今之何地，则若无其他数据可以参证耳。
然贾耽《道里记》又云，骨利干之东，室韦之西有鞠部落。其东十五日行有俞折国，亦室韦部落云云，案骨利干国在贝加尔湖之东南，鞠部落在骨利干之东，而俞折室韦又在鞠部落之东十五日程之地，此俞折室韦之名与如者室韦之名，在声音上为酷似，则此俞折室韦岂非如者室韦之异译耶？日本白鸟博士谓此俞折室韦即蒙兀室韦以北之落俎室韦之异名，然落俎室韦当为落坦室韦之误，他书所记亦为骆驼，骆丹，路丹等异文，其原语当为落坦，甚为明显，又落坦室韦之居黑龙江北岸当在唐初，至唐末已有西迁贝加尔湖东南之势，故俞折室韦之为如者室韦之异译，而非落俎室韦之异译也明矣。又此如者、俞折等语与女真一名，在声音上甚为相似，固可视为同语之异译，且宋代女真民族之发祥地在松花江支流之阿勒楚克河流域，而唐代如者室韦之居地在嫩江中游，相距并非甚远，故视女真为如者室韦之南迁，亦无不可也。
3. 唐代俱伦泊以北之室韦部族
俱伦泊即呼伦泊
据贾耽《道里记》所载贞元时代室韦民族之住地，实以俱伦泊为中心。观《旧唐书·室韦传》所记乌素固，移塞没，塞曷支，和解，乌罗护，那礼六部落皆在俱伦泊之南（西南或东南），而西室韦、大室韦、蒙兀室韦、落俎室韦四部则皆在俱伦泊之东（东北），可证贾耽所记不诬。此可见唐代室韦民族之住地，乃以俱伦泊为主，而环绕于其四周。故俱伦泊之所在，若可得证明之，则此等室韦部落之住地亦随之而明矣。
此俱伦泊为今呼伦泊（Khulen Nor）之异名，固不但得因其声音上互相酷似而比拟之，更得因俱伦泊在突厥东北界或与回纥交界二事而充分证明之也。此呼伦泊，《水道提纲》作枯伦湖，《元秘史》作阔涟海子，皆同名之异译耳。
望建河与室建河
《旧书》本传载望建河出俱伦泊，案今呼伦泊所流出之水惟额尔古讷河而已，故望建河非指额尔古讷河而外，别无可拟者也。额尔古讷河今西人读Argun，急读之如“额古”与“望建”声音甚相近似，当即其对音也。然《新书》同传全袭《旧书》之文，惟望建河则作室建河，谓室建河出俱伦泊，此盖轻读《唐会要·室韦传》之文而致误，《唐会要》本传，于同处抄袭《旧书》之文作望建河出俱伦泊固不误，惟传首云：
按《隋书·室韦》记室韦有五部落，一南室韦；二北室韦；三钵室韦，在北室韦之北；四深末怛室韦，在北室韦之西北；五大室韦，在室建河之南，深末怛室韦之西北。
案《会要》谓此系《隋书·室韦传》之文，然今本《隋书·室韦传》无此数句。又《北史》《通典·室韦传》皆引《隋书·室韦传》之文，远在《唐会要》之前，然亦无此数句，又《通志》《通考》引《隋书》之文，则在《唐会要》之后，亦无此数句。不知《会要》果据何种版本而来。然白鸟博士谓此室建河当指鄂嫩河（Onon）之下游与额尔古讷河会合于黑龙江之石勒克河（Silka），石勒克（Silka）急读之，若“石克”与“室建”音相近，殆即其对音也。盖黑龙江之上源有二，自南向北流者曰望建河（Argun）源出俱伦泊，自西向东流者曰室建河（Silka），源出肯特山。望建河（Argun）与室建河（Silka）会流之后乃为黑水（黑龙江），然其上游之处亦仍可混称为望建河（Argun）或室建河（Silka），大室韦在望建河与室建河会流处之南，故仍可混称为望建河之南或室建河之南也。《会要》之文，前后本不甚相冲突，惟望建河出俱伦泊，室建河出肯特山，则不能相混。因《旧书》有望建河出俱伦泊东经大室韦之文，而《会要》又引《隋书》有大室韦在室建河南之文，故《新唐书》编者又误解望建河与室建河为一，遂误谓室建河亦出俱伦泊也。
忽汗河与那河
《旧书》谓望建河流经蒙兀室韦之北，落俎室韦之南，东南与那河、忽汗河合，又东经南黑水靺鞨之北，北黑水靺鞨之南，东流注于海云云。此那河与忽汗河之方位若得确定，则于蒙兀室韦与落俎室韦住地之确定，甚有连带之关系。那河之方位，异说不一，惟忽汗河之方位，则确有可考。今东流松花江距与黑龙江会流不远之处有牡丹江，亦名胡尔哈河，金元时名胡里改，胡尔哈急读之则似“胡哈”，胡里改急读之则若“胡改”，皆与“忽汗”声音相近。又牡丹江之上游有湖曰毕尔腾湖（或称湄沱湖），古代则名“忽汗海”，又牡丹江之上游东岸有渤海国之上京龙泉府，古称“忽汗城”，又牡丹江上游西岸有宁古塔，古名“忽汗州”。故忽汗河为今胡尔哈河（牡丹江）之古名，其证颇多，毫无疑议。
忽汗河为今胡尔哈河（即牡丹江）之古名，既成定论，然后那河之位置，亦可从而推定矣。望建河东流与那河、忽汗河合，东流经黑水靺鞨，则此那河当指今东流松花江之称可知也。日本坪井九马三氏曾谓那河为指今黑龙江之称（《古代朝鲜三国鼎立形势考》），白鸟氏已指出其不可信矣。
黑水及黑水靺鞨
如上所述，望建河与那河、忽汗河合，东流经南黑水靺鞨之北，北黑水靺鞨之南云云，则此黑水似当专指与松花江合流以下之黑龙江下游而言（即同江以下），而黑水靺鞨之因居傍黑水两岸而得名，固不待言。南黑水靺鞨之方位当在今黑龙江以南之同江以南迄于乌苏里江流域，北黑水靺鞨则当在今黑龙江以北之毕膳河流域或迄于布列野流域，即今俄属阿穆尔省（黑龙江）之境也。
思慕靺鞨等部
案如上所述，俱伦泊，望建河，室建河，忽汗河，那河，黑水靺鞨之方位既明，则西室韦，大室韦，蒙兀室韦，落俎室韦之住地亦略可得而推定矣。然此外尚有《唐会要·靺鞨传》载所谓思慕靺鞨等部之住地，于蒙兀、落俎二室韦之住地之推定，亦颇有关，兹述如次：《唐会要》卷九十六《靺鞨传》云：
旧说黑水西北有思慕靺鞨，正北微东十日程有郡利靺鞨，东北十日程有窟说靺鞨（亦谓之窟说）东南十日程有莫曳皆靺鞨。今黑水靺鞨界，南与渤海国显徳府，北至小海，东至大海，西至室韦。
此思慕靺鞨既在黑水靺鞨之西北，黑水靺鞨在毕膳河以至布列野河之间，既如前述。则此思慕靺鞨必在布列野流域迄于精奇里河流域之间，西迄于小兴安岭之境也明矣。
蒙兀室韦与落俎室韦
靺鞨之住地北迄精奇里河，西至小兴安岭之境，既如上述，然则唐代居望建河（或室建河）以南之蒙兀室韦，当在今黑龙江以南漠河之地西及额尔古讷河之下游之境是已。漠河之名，今蒙古语读如Mo⁃gula，而通古斯语则读如Mon⁃ua，蒙兀之名当即通古斯语Mo⁃ula之音译，而蒙古之名，则蒙古语Mo⁃gula之音译也。又蒙兀室韦《新唐书》虽作蒙瓦唐部，而《唐会要》则仍作蒙兀室韦，知蒙瓦当系蒙兀之误，《旧书》是也。蒙兀为蒙古之名之首见于载籍者，实为成吉思汗之嫡系祖先，此又史家所公认者也。至落俎室韦之住地当在石勒克河流域北岸之境是已。落俎室韦《新唐书》作落坦部，《唐会要》作路丹室韦，其他或作骆丹室韦，骆驼室韦，皆指此部，落俎当系落坦之误，《新书》是也。至此落坦室韦即《契丹国志》之达打国，亦即《黑鞑备录》之达塔国，当于拙作《鞑靼考》详之。
西室韦与大室韦
如上所述蒙兀室韦与落坦室韦之住地既明，而大室韦与西室韦之住地亦可得而推定矣。大室韦为隋代以来名见中国之部族，在隋代此部族乃包括西室韦、蒙兀室韦、落坦室韦等部之总名，《唐会要》谓其地在室建河之南，室建河即指今石勒克河（Silka）已如上述，则大室韦之住地，以今海拉尔河流域拟之，当无误也。当大室韦、西室韦等与鞑靼及阻卜之关系，当于拙著《鞑靼考》及《阻卜考》详之。
唐末距仙娥河二百里之室韦部族
案上所述西室韦，大室韦，蒙兀室韦，洛坦室韦四部之住地，当系唐代初年之形势，此可由其记俱伦泊而谓“在突厥东北界”一语知之。盖突厥最盛之时，原在唐代初期也。至唐中叶以后突厥渐衰而西迁，起而代之以统一漠北者为回纥，然已不如突厥时之盛，且至武宗会昌间亦渐衰减。故室韦民族之各部落自唐中叶以后，乘突厥之衰，皆有渐向西南迁徙之势。如落坦室韦唐初原在石勒克河以北者至宋代已西迁至贝加尔湖东南之势，（即《契丹国志》之达塔国，《黑鞑事略》之达塔国，在蒙古之北，蔑里乞部之东）。如蒙兀室韦唐初原在额尔古讷河下游者，至宋代已西南迁至鄂嫩河与克鲁伦河之间。贾耽《道里记》载室韦最西之部已至距仙娥河东二百里之境，则室韦之西迁贝加尔湖东南，盖自唐末已然矣。而此贝加尔湖东南之室韦，非落坦部即蒙兀部也。由此可知至唐末此等诸部之住地，皆有向西南发展之势，与上文所记唐初之形势已不尽相同矣。
4. 唐代俱伦泊以南之室韦部族
乌素固部与移塞没部
《旧唐书》所记俱伦泊以南之室韦部族为乌素固，移塞没，塞曷支，和解，乌罗护，那礼六部，此六部皆曰“某某部落”，与下文之山北室韦等六部各曰“某某室韦”者文体不同，又此文所记之俱伦泊与回纥接界，与上文记西室韦之俱伦泊在突厥东北界者，时代先后，亦复不同，当系出于两种不同之史料可知。
乌素固部住地既在俱伦泊西南，则当求之于今克鲁伦河流域之东境甚明。移塞没在乌素部之东则可于乌尔顺河流域求之矣。
塞曷支与和解
《旧唐书·室韦传》记塞曷支部与和解部皆在啜河流域，故欲考此二部之住地，必先求啜河之方位。若《旧唐书》谓移塞没部在乌素固部之东，则此啜河自当以今喀尔喀河拟之。然《新书》本传记此部之方位虽袭自《旧书》之文，而因文字有改易，谓移塞没在俱伦泊之东（而不在乌素固之东）则此啜河亦可以海拉尔河或其他支流之辉河、伊敏河拟之。《新书·室韦传》云：
乌素固部当俱伦泊之西南，自泊而东有移塞没部，稍东有塞曷支部，居啜河之阴，亦曰燕支河。
此种改易字句，易使读者误会，然《唐会要》本传亦录《旧书》之文，记移塞没部在乌素固部之东，而非在俱伦泊之东，与《旧书》同，故当从《旧书》，及《会要》为是。白鸟博士谓海拉尔河流域土地硗瘠，不适合强盛部落之居住，而喀尔喀河流域则水草丰美，自来为强大部族所占据，塞曷支部“有良马，人户亦众”，是亦可知其当在喀尔喀河流域，而非海拉尔河流域矣。此啜河土人亦称燕支河。燕支今音胭脂（yen⁃si）而古亦读焉耆（en⁃gi），白鸟博士当以蒙古语谓颜色容貌曰öngö， üngü，等语与焉耆、燕支等语有语脉相通之故。余谓燕支河附近之和解部及塞曷支（支当读岐）部之部名“和解”，“曷岐”亦皆与öngö， üngü声音相近，或亦有语脉相通之迹也。至和解部、塞曷岐部与乌古部、汪古部之关系，当于《鞑靼篇》详之。
乌罗护部与那礼部
《旧书》本传记乌罗护在塞曷支部、和解部之东，《唐会要》谓乌罗护部亦居啜河之侧，《会要·室韦传》云：
和解部落次东又有乌罗护部落，一名乌罗浑，元魏谓之乌落（侯），居磨盖独山北，啜河之侧。……又有那礼部落与乌罗护犬牙错居。
此啜水即指喀尔喀河，则乌罗护部当在喀尔喀河之上源达尔彬湖之边矣。磨盖独山之方位虽无从确考，然就大势推之，当指索岳尔济山或稍北之室韦山之一部或全部。又《旧唐书》别有《乌罗浑国传》云：
乌罗浑国，盖后魏之乌罗侯也。今亦谓之乌罗护。其国在京师东北六千三百里，东与靺鞨，南与契丹，北与乌丸接。
此记乌罗护在京东北六千三百里，而同书《室韦传》谓室韦在京师东北七千里，可见乌罗护国之方位当在室韦本部之西南七百里。室韦本部即在今嫩江流域之齐齐哈尔之地，是则乌罗护部之住地，必当喀尔喀河上源与洮儿河、绰儿河上源之间矣。那礼部与乌罗护部错居，更不待论也。
唐末阴山方面之室韦
案上文所记乌素固、乌罗护等六部之住地，当系唐代中叶之记载，观于俱伦泊为回纥与室韦交界之语可以知之。若就当时民族兴衰之大势推之，此等诸部之住地在唐代初年，或尚在其较东北之地，亦未可知，然就乌罗护之前后住地观之，则虽有迁移，亦不过小徙，距离必不甚远也。
然至唐末而此等诸部，又有南迁幽州及阴山方面之迹焉。案《新唐书·回鹘传》（唐德宗建中贞元）云：
（德宗）建中元年诏京兆尹源休持节册顿莫贺为武义成功可汗，……后三年使使者献方物，请和亲……诏咸安公主下嫁。……明年可汗谴
跌都督等众千余并遣其妹骨咄禄毗伽公主率大酋之妻五十人逆主，且纳聘。
跌至振武为“室韦”所钞，战死。有诏其下七百人皆听入朝……
案此文面则唐德宗贞元初（西785年贞元元年）室韦民族已有据振武军附近者，振武之北为黑沙地方，在阴山北麓附近，惟此记室韦抄掠回鹘事系《新唐书》之新材料，《旧唐书》及《唐会要·回纥传》记此事皆无室韦抄掠之言。然新旧《唐书》皆记唐文宗开成（西836—840年）武宗会昌（西841—846年）间，阴山北麓之黑沙榆林皆有室韦部族，《旧唐书·回纥传》（唐武宗会昌间）云：
开成初……有将军句录末贺恨掘罗勿，走引黠戛斯，领十万骑破回鹘城，杀
馺，斩握罗勿，烧荡殆尽，回鹘奔散诸蕃……有近可汗牙十三部以特勒乌介为可汗，南来附汉。初黠戛斯破回纥，得太和公主……遂令达干十人送公主至塞上，乌介途遇黠戛斯达干等，并被杀，太和公主却归乌介可汗，乃质公主同行，南渡大碛，至天德界，奏请天德城与太和公主居。有回鹘相赤心者与连位相姓仆固者与特勒那颉缀拥部众不宾乌介，赤心欲犯塞，乌介谴其属嗢没斯先布诚于天德军使田牟，然后诱赤心宰相同谒乌介可汗，戮赤心于可汗帐下，并仆固二人，那颉战胜，全占赤心下七千帐，东瞰振武大同，据“室韦”黑沙榆林，东南入幽州雄武军西北界，幽州节度使张仲武遣第仲至率兵大破那颉之众。
《新唐书·回鹘传》亦云：
武宗即位以嗣泽王溶临告，乃知其国乱，俄而渠长句录莫贺与黠戛斯合骑十万攻回鹘城，杀可汗诛掘罗勿，焚其牙，诸部溃……于是可汗牙部十三姓立乌介特勒为可汗，南保错子山，黠戛斯已破回鹘，得太和公主，遣使者达干送公主来归，乌介怒，追击达干杀之，劫主南度碛，旁人大恐，进攻天德城，振武节度使刘沔屯云伽关拒却之，宰相李德裕建议……于是其相赤心与王子嗢没斯特勒那颉缀将其部欲自归……明年回鹘公主至漠南，入云朔、横水，杀掠甚众，转侧天德振间，盗畜牧自如，乃诏诸道兵合讨。嗢没斯以赤心奸桀，难得要领，即密约天德戍将田牟，诱赤心斩帐下，那颉啜收赤心众七千帐东走振武大同，因“室韦黑沙”南窥幽州，节度使张仲武破之。……
据此等文面，则唐武宗会昌年间室韦部族已据黑沙榆林之地可知，此黑沙榆林之方位在幽州之西北，振武大同之西，大同之方位不待考证，振武军之方位，据《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四《山西六》大同府大同县盛乐城条云：
贾耽曰：振武城在朔州北三百五十里，本汉定襄郡成乐县。《续通典》振武军故盛乐城也，在唐朔州北二百八十里，与定襄故城对，其地居阴山之阳，黄河之北，……五代后契丹置振武县，属丰州，金废为振武镇，其北七十里有黑沙碛云。
又同卷黑沙碛条云：
又振武故城北，亦谓之鸣沙，唐元和八年振武遣兵越东受降城备回鹘，至鸣沙，兵乱而迁，即黑沙碛矣。
又此黑沙与榆林并举，《方舆纪要》同卷榆林城条云：
榆林城在（大同）东北。
又同卷黑沙城条云：
黑沙城在（大同）西北。
徳人夏徳氏（F.Hirth）据山西《大同府志》及《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推定振武军之地在今归化城之南，黑沙城之方位在今阴山北麓之Kuku Llkung（Nachworte zur Inschrift des Tonjukuk（p.31-32）者，大体盖得正鹄者也。若此考证为不误，则室韦民族之南迁而据阴山者，始自唐德宗贞元初（西785）已见其迹，至武宗会昌初（西841）而益显然矣。而此阴山方面之室韦，当系呼伦泊以南室韦部族之南迁者，亦颇明也。
唐末幽州方面之室韦
唐末幽州方面亦有室韦南迁之痕迹，《李卫公文集》卷二《幽州绝圣功碑铭》记张仲武破回鹘乌介可汗之事云：
今之乌介可汗，亡逃失国，窃号沙漠……羡浸阴山，睥睨高阙……其下有二部，曰赤心宰相，那颉啜特勒。赤心者天性忿鸷，人马尤盛，初与名王嗢没斯，首谋内附，饿而负力怙气，潜图厉阶，为嗢没斯所绐，诱以俱谒可汗，戮于帐下，其众大溃，东逼渔阳。上乃赐公玺书，授以方略。公以“室韦”悍亟之兵，近我旁鄙，俾其侦逻，且御内侵。……
又卷三《授张仲武东面招抚回鹘使制》云：
幽州卢龙军节度副使……兰陵郡王食邑三千户张仲武……可检校兵部尚书，兼充东面招抚回鹘使，其当道行营兵马使，及奚、契丹、“室韦”等并自指挥，余如故……
据上述二例，则张仲武之军中有室韦军队，甚为明显。张仲武节度幽州，则此室韦之住地，必在幽州附近之地，而此室韦与《旧唐书·回鹘传》所记之和解室韦当同为一部，亦不难推知也。
五、 辽代之室韦
1. 黑车子室韦即黑车子鞑靼
《辽史》之黑车子室韦
案《辽史》卷三六《兵卫志》属国条所举辽属国五十九国之中第五为黑车子室韦，又同书卷四六《百官志》北面属国条所举辽属国七十七国王府之名中第二十八为黑车子室韦国府，则黑车子亦室韦之一部也明矣。
此黑车子室韦在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之开国史上颇有重大之关系。当阿保机之未南侵中国以前，对此黑车子室韦国，曾作数次之征讨，卒得其降服而后矣。《辽史·太祖本纪》云：
明年甲子（唐昭宗天复三年西903年）九月讨“黑车子室韦”。唐卢龙节建使刘仁恭发兵数万，遣养子赵霸来拒。霸至“武州”，太祖谋知之，伏劲兵桃山下，遣室韦人牟里诈称其酋长所遣，约霸兵会平原。既至，四面伏发，擒霸，残其众，乘胜大破室韦。
明年七月复讨“黑车子室韦”，唐河东节度李克用遣通事康令徳乞盟。冬十月，太祖以骑兵七万，会克用于云中，宴酣，克用借兵以报刘仁恭木瓜涧之役，太祖许之，易袍马，约为兄弟。及进兵击刘仁恭，拔数州，尽徙其民以归……
元年（梁太祖开平元年，西907年）二月征“黑车子室韦”，降其八部（《部族表》太祖元年正月黑车子室韦八部降）……
冬十一月讨“黑车子室韦”，破之，（《部族表》太祖元年十一月讨黑车子室韦破之）……
二年夏五月诏撒剌讨乌丸“黑车子室韦”，（《部族表》太祖元年五月皇弟惕隐撒剌讨乌丸及黑车子室韦）……
冬十月遣轻兵取吐浑叛入“室韦”者……
三年冬十月己巳遣鹰军讨“黑车子室韦”，破之。（《部族表》太祖三年十月讨黑车子室韦破之）……
案契丹太祖阿保机于唐末梁初太张其国势，于五六年间征讨黑车子室韦将及十次，而元年二月之役降其八部，则此黑车子为当时之强大部族可知。
至阿保机何故于此黑车子族，特别倾注势力，不肯放松，务得其降服而后已；此盖阿保机自西喇木伦河流域欲西南向以经略中国北方之河北、山西诸省之地，而横亘于此间者为黑车子室韦，若不除此障碍，则无从达其目的，故不能不倾全力于此也。
此时黑车子之住地，似当在长城北岸独石口、张家口一带，观于阿保机讨黑车子，唐刘仁恭遣赵霸往援，霸至武州为阿保机所陷害，此武州辽太祖神册元年改为归化州，即今河北省西北旁之宣化府是也。桃山之确地虽无可知，然当距宣化不远也。
自辽太祖数度征服黑车子之后，此部落即不闻有叛变之事，《太宗纪》及《部族表》于太宗会同元年九月，三年八月，七年六月记黑车子室韦之事而知。《太宗本纪》云：
会同元年九月庚戌黑车子室韦贡名马（《部族表》会同元年九月黑车子室韦贡名马）……三年八月乙巳阻卜黑车子室韦赁烈等国来贡（《部族表》会同三年八月黑车子室韦来贡）……七年六月甲辰黑车子室韦来贡（《部族表》会同七年六月黑车子室韦来贡）。
此后即不见关于黑车子室韦活动之迹。想因此族受契丹特别倾注势力所征服，势力消灭以后，即不复有叛变之事，故史不复记其事也。
《李卫公文集》之黑车子
案黑车子之名始见于中国在唐武宗会昌年间，因当时回鹘为黠戛斯所破，可汗乌介逃于中国边塞，而黑车子与之相结托，其名遂因回鹘之关系，以传于中国。《李卫公文集》卷二《幽州记圣功碑铭》记张仲武大破回鹘乌介可汗之后云：
今乌介自绝皇泽，莫敢近边，并丁令以图安，依康居而求活，尽徙余种，屈意“黑车”，寄脱远道，流离饥冻，“黑车”亦倚其盛重，迫胁诸戎……
又卷六《与黠戛斯可汗书》云：
今回鹘种类未尽，介居蕃汉之间，爰及“黑车子”，久畏其威，素服其信，虑彼再振，常持两端。……
又卷六《赐黠戛斯书》云：
回鹘雄据北方，代为君长，诸蕃臣服，百有余年。今可汗扫其穹庐，大雪雠耻……岂可更留余烬，“黑车子”不度徳量力，不敢保寇雠，则是轻侮可汗，独不向化……朕怀想可汗乘彼盛秋，长驱精骑，问回鹘逋逃之罪，行“黑车子”后至之诛，取若拾遗，役无再举，从兹荡定，岂不美欤……所云请发兵马，期集去处。缘“黑车子”犹去汉界一千余里，在沙漠之中，从前漠兵未尝到彼。此闻回鹘常欲投窜安西，待至今秋，朕当领幽州、太原、振武、天德四镇要路出兵……
又卷八《代刘沔与回鹘宰相书》云：
今可汗人众饥馑，兵数无多，强敌（指黠戛斯）倘来，将何捍御……
若欲且依“黑车子”延引岁时，不惟雄豪所耻，实亦诸蕃轻笑。倘纥于斯逼逐，则“黑车子”之心焉可保护，不如早归大国，自保安全。……
又卷十五载会昌三年正月二十五日《请更发兵山外邀截回鹘状》云：
回鹘既已讨除，须令殄灭。今可汗穷蹙，正可枭擒。忽万一透入“黑车子”部落，必恐延引岁月，劳师费财。望速诏忠顺，令进军于山外“黑车子”去路邀截……
又卷十六载会昌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巡边使刘濠状》云：
黠戛斯使云，今冬必欲就“黑车子”收回纥可汗余烬，切望国家兵马应援……
案上列诸例中，但见黑车子之名，而不见与室韦字样相连称者。案黑车子之见于中国，乃因其与回鹘乌介可汗之关系，李德裕为当时宰相，亲理此事，故其文集中记此事之文字，自当视为第一等之直接史料也。其后《新唐书·回鹘传》《黠戛斯传》等记回鹘乌介可汗失国事者全本此也。
《新唐书》之黑车子
《新唐书·回鹘传》云：
乌介兵尚强，号十万，驻牙大同北阙门山……嗢没斯率三部及特勒大酋二千骑诣振武降……嗢没斯等既朝，皆赐姓李氏，名嗢没斯曰思忠，阿历支曰思贞，习勿啜曰思义，乌罗斯思曰思礼，爱邪忽曰弘顺……于是诏刘沔为回鹘南面招抚使……沔与天德行营副使石雄料劲骑，及沙它契苾等杂虏夜出云州，走马邑，抵安众塞，逢虏，与战破之。乌介方薄振武，雄驰入，夜穴迭出鏖兵，乌介惊引走，雄追北至杀胡山，乌介被创走，雄遇（公主），奉主还，降特勒以下众数万，尽收辎帑，及所赐诏书，可汗收所余，往依“黑车子”，诏弘顺（归义军副举李弘顺，即爱邪勿），清朝（银州刺史何清朝）穷蹑，弘顺厚啖“黑车子”以利，募杀乌介。初从可汗亡者既不能成军，往往诣幽州降，留者皆饥寒痕夷裁数千，“黑车子”幸其残，即杀乌介。其下又奉其弟遏捻特勒为可汗，帝诏徳裕（宰相李德裕）纪功铭石于幽州，以夸后世，………擢思忠左监门衙上将军兼抚王传两禀其奉，赐第永乐坊，分其兵赐诸节度。……
案此文面可知会昌年间回鹘乌介可汗虽拥众十万，旋招灭亡，其故则其部下嗢没斯等反叛，并联络黑车子达怛共谋杀乌介可汗，故李德裕《一品集》致嗢斯等诏书末有并问黑车子安好之语，盖此黑车子达怛与嗢没斯等同为助唐灭回鹘之功人也。又《新唐书·黠戛斯传》云：
是时乌介可汗托黑车子，阿热（黠戛斯主）愿乘秋马肥击取之。
由上二例可见《新唐书》记此事之文，全取《会昌一品集》，故两皆相合也。
《旧唐书》之和解室韦
至《旧唐书》记此事之文，则有采《一品集》者，有采《一品集》而误解者，有别采他书与《一品集》所记不合者，《旧唐书》卷十八《武宗本纪》会昌三年条云：
黠戛斯使注吾合素入朝，献名马二匹，言可汗已破回鹘，迎得太和公主归国，差人送公主入朝，愁回鹘残众夺之于路。帝遂遣中使送注吾和素往太原迎公主。时乌介可汗中箭走投“黑车子”。诏黠戛斯出兵攻之。……
案此节所记，与《会昌一品集》所记相同，当系采《一品集》而不误者。然《旧唐书》卷一八○《张仲武传》云：
回鹘乌介可汗既败，不敢近边，乃依康居求活，盖徙余种寄托“黑车子”部，仲武由是威加北狄……
案此节乃引《一品集》而误解者，盖《一品集·幽州纪圣功碑铭》，记张仲武破乌介可汗，乌介走依黑车子一事，用汉代匈奴郅支单于走依康居故事，故有“并丁令以图安，依康居而求活”之句，《旧书·张仲武传》撰者误解李德裕之文，遂认乌介亦走依康居，此其误《通鉴考异》已言及之，考异云：
《旧书·张仲武传》又云，乌介乃依康居求活，尽徙余种，寄托黑车子。盖以李德裕《纪圣功碑》云，“乌介并丁令以图安，依康居而求活，尽徙余种，屈意黑车”。所谓康居，用郅支故事耳，至此误也。
案《考异》所辩证者是也。又《旧书》纪此事之文，有别依他种史料，致与《一品集》所记相异者。《旧唐书·回鹘传》记乌介可汗被杀事云：
会昌三年回鹘尚书仆固绎到幽州，约以太和公主归幽州，乌介去幽州界八十里下营，其亲信骨肉及摩尼志净等四人已先入振武军，是夜河东刘沔率兵奄至乌介界，乌介惊走，东北约四百里外依“和解室韦”下营，不及将太和公主同走，丰州刺史石雄兵遇太和公主帐，因迎归国。乌介部众至大中元年诣幽州降，流者漂流冻饿，众十万，所存只三千已下，乌介嫁妹与室韦托付之，为回鹘相美权者逸隐啜逼诸回鹘杀乌介于金山，以其弟特勒遏捻为可汗……
案此文面，则乌介所依者非黑车子而为和解室韦。然《新唐书》之作在《旧唐书》之后，其记此事不作和解而作黑车子，其必见《旧唐书》之显然谬误，故为订正之也。
继《新唐书》之后，而公然订正《旧书》此记事之文者为司马光之《通鉴》。《通鉴》卷二四七会昌三年条云：
乌介可汗走保黑车子族，其溃多诣幽州降。
《通鉴考异》云：
《旧书·回鹘传》云，乌介惊走东北约四百里，外依和解室韦下营，嫁妹与室韦依附之。今从《会昌伐叛记》《实录》《新传》。
案《通鉴》于此事不采《旧书》而采《新书》者，其理由如《考异》所述，极为充分，盖出于充分考虑之裁决，非率意取舍也。王静安师于此种矛盾之记事，作调停之说，谓和解室韦即黑车子之异名。然就和解室韦与黑车子之住地方位考之，实不能混为一谈。案黑车子之住地，据《一品集》卷六《与黠戛斯可汗书》云：
黑车子不度徳量力，敢保寇雠，则是轻侮可汗，独不向化……所云请发兵马，期集去处，缘“黑车子”犹去汉界一千余里，在沙漠之中，从前汉兵未尝到彼。……
此可见黑车子之住地，在中国北边之北犹十余日之路程，未汉兵所不能到之处。而《旧书》记和解之位置云：
会昌三年……乌介去幽州八十里下营……是夜河东刘沔率兵奄至乌介营，乌介惊走东北约四百里，依和解室韦下营……
此可见和解室韦之住地在幽州东北约四百里之地，与黑车子之在汉旁北千余里者，相距过远，未可混为一说也。
《旧书》记乌介可汗为石雄所破东北四百里走和解室韦之记事，其谬误既为确凿，而王静安先生以和解与黑车子为异名同实，而其地望不合，亦如上述。然则《旧书》之文果为凭空杜撰，全无所据乎？是又不然。余案回鹘可汗之走依和解室韦，当亦实有其事，特此事之发生，当在为乌介死后，其弟遏捻可汗依托奚国时，为张仲武所破，然后走依室韦一事，而《旧书》将此事记于乌介之时耳。《旧唐书·回鹘传》记乌介死后，其弟遏捻立为可汗后之事云：
其弟遏捻为可汗，复有众五千以上，其食用粮羊皆取给于奚王碍舍朗。中大元中春，张仲武大破奚众，其回鹘无所取给，日有耗散。至二年春，唯存名王贵臣五百人以下，依“室韦”，张仲武因贺正“室韦”，经过幽州，仲武却令还蕃，遣送遏捻等来向幽州。遏捻等惧，是夜与妻葛禄子特勒独斯等九骑西走，余众奔之不及，回鹘诸相达官老幼大哭。“室韦”分回鹘为七分，“七姓室韦”各占一分。经三宿，黠戛斯相阿播领诸蕃兵称七万，从西南天德北界来，取遏捻及诸回鹘，大败“室韦”，回鹘在“室韦”者，阿播皆收归碛北……
此文中之室韦，当指和解室韦，而非指黑车子。盖《新书·回鹘传》明记黑车子先与乌介相结托，后受乌介部下之贿，乘乌介之残破而杀乌介，故遏捻立即改依奚国，其后为张仲武所破，又改依室韦，此室韦当指和解室韦而非指黑车子，盖黑车子既杀乌介，遏捻绝不敢蹈其兄之覆辙也。《旧唐书》编者误将此事与乌介之依黑车子为一事，故有上述之谬误也。《李卫公文集》中之室韦似亦指此和解室韦而言者。《李卫公文集》卷二《幽州记圣功碑铭》记张仲武破回鹘乌介可汗之事云：
今之乌介可汗，亡逃失国，窃号沙漠……羡漫阴山，睥睨高阙……其下有三部，曰赤心宰相，那额啜特勒。赤心者天性忿鸷，人马犹胜，初与名王嗢没斯，首谋内附，俄而负力怙气，潜图厉阶，为嗢没斯所绐，诱以俱谒可汗，戮于帐下，其众大溃，东逼渔阳，上乃赐公玺书，授以方略。公以“室韦”悍亟之兵，近我边鄙，仆其侦逻，且御内侵……
又卷三《授张仲武东面招抚回鹘使制》云：
幽州卢龙军节度副使……兰陵郡王食邑三千户张仲武……可检请兵部尚书兼充东面招抚回鹘使，其当道行营兵马使及奚、契丹、“室韦”等并自指挥，余如故……
据上述二例，则张仲武之军中有室韦军队，甚为明显。张仲武节度幽州，则此室韦之住地，必在幽州附近之地，亦不难推知也。又（《李卫公文集》）卷十四载会昌二年九月十二日《请发镇州马军状》云：
幽州进奏官孙方造云，仲武破回鹘之时，收得“室韦”部落主妻儿。昨室韦部落主欲将羊马赎妻儿。仲武并不要，只另杀回鹘监使，即还妻儿。“室韦”使已领幽州军将同去杀回鹘监使……
又卷十七《回鹘事状》云：
近稍得回鹘消息，人心颇有离异。缘可汗欲得投安西，其部落百姓皆云骨肉尽在向南，愿投国境。又云，与“室韦”已不得所。据此时势，即合归降。不然，自相破灭……
此二例中所见之室韦，乃与回鹘相结之部族，然回鹘部表时所依托者为黑车子，而其后所依托者为和解室韦，既如上述，故此二例中所见之室韦，当非指黑车子而指和解室韦也。
《李卫公文集》之黑车子达怛
总上所述，黑车子之名仅在《辽史》中以之为室韦之一种，而在中国人记载上，并不与室韦连称。然此黑车子之名却有一次与达怛连称者，《李卫公文集》卷五有《赐回鹘嗢没斯特勒等书》，书末云：
秋熟，卿及部下诸官，并左相阿波兀等部落，黑车子达怛等比平安好。
此黑车子达怛为一民族之名，王静安先生《黑车子室韦考》中分此为二部者，非也。盖达怛之名始见于突厥碑文，（别详拙著《鞑靼考》）中国载籍中所见则以此为最早，而此事又因回鹘与中国之关系而传来，此达怛之名，当系回鹘人原来如此称呼，因回鹘人之介绍传入中国，故中国覆回鹘书中亦仍其原称也。因此黑车子之可称鞑靼，尚有其他一二旁证。胡峤《陷虏记》云：
黑车子善作车帐，其人“知孝义”，地贫无所产。
然《蒙鞑备录》云：
所谓白鞑靼者，容貌稍细，为人“恭谨而孝”，遇父母之丧，则剺其面而哭。
案此黑车子之人知孝义，与《蒙鞑备录》所记白鞑靼人恭谨而孝之性质相同，此可知黑车子似当属白鞑靼之类也。又胡峤《陷虏记》云：
契丹之先，常役回纥，后背之，走黑车子，始学作车帐。
然王延德《使高昌记》云：
传曰契丹旧为回纥牧羊，达怛旧为回纥牧牛。回纥徙甘州，契丹、达怛遂各争长攻战。
此与《陷虏记》载契丹常役回纥之说相同，契丹后背回纥，走依黑车子学车帐，其后至阿保机而契丹特盛，而达怛与之争长攻战，此所谓与契丹相争之达怛，殆亦指黑车子而言，盖契丹曾有依黑车子且学作车帐之事，故契丹强盛之后，黑车子不肯屈居其下，与之争长，故阿保机欲南向取中国之际，必先除此障碍而甘心，故于五六年之间，征伐竟至七八次之多，必至得其降服而后已也。
2. 臭泊室韦即阻卜
辽代室韦部族之名见于载籍者，辽初尚有所谓臭泊室韦者，《辽史》七一《后妃传·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传》云：
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简重果断，有雄略……行兵御众尝与谋……
太祖尝渡碛击党项，黄头、臭泊二室韦乘虚袭之。后知，勒兵以待，奋击大败之。名震诸夷。
此节记事盖全本之《契丹国志》，《国志》卷十三《后妃传·太祖述律皇后传》云：
太祖皇帝后述律氏，本契丹国人也。勇决多权变。太祖行兵御众，后尝其谋。太祖渡碛击党项，留后守其帐。黄头、臭泊二室韦乘虚合兵掠之。后知之，勒兵以待其至，击大破之。由是名震诸夷。
然《契丹国志》之臭泊室韦之名，不知何所据？惟《读史方舆纪要》卷十八室韦条引宋白语曰：
唐末契丹阿保机击黄头室韦破之。其种又有臭泊室韦，或曰臭泊，盖因所居以名其部。
此引宋白之说，虽其所述事实，与上引《国志》之文不尽相同。然亦有臭泊室韦之名。且云臭泊室韦亦单称臭泊。此臭泊室韦之名见于《辽史》仅此一次，即不复再见，甚觉可怪。白鸟博士谓臭泊之名与阻卜一语相酷似，想系同名异译。而臭泊室韦之亦或单称臭泊，犹足证此说之可能也。
至阻卜之住地及民族问题，具见王静安先生之《鞑靼考》《鞑靼年表》，及徐旭生先生之《阻卜考》《阻卜年表》。余于此问题以为阻卜者托拔氏之苗裔也，《魏书》卷一《帝纪》云：
黄帝以土得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拔，故以为氏……
所谓以“土德王”云云，虽近附会之谈，然亦不无根据，案今：
蒙古语之Selenginsk方言谓丘陵冈阜曰dobo
Tunkinsk方言谓丘陵冈阜曰dobun
土耳其语之Cagatai方言谓丘陵冈阜曰daban
Kazan方言谓丘陵冈阜曰tuba
Baskir方言谓丘陵冈阜曰tübä
Qasack方言谓丘陵冈阜曰tupa
托拔之义为“土”，想与上述诸语当同语源也。又通古斯种之满洲语谓高峰突出曰Cab，或Cob，与阻卜、臭泊诸语在声音上亦甚为近似，或即系其对音亦未可知矣。观于宋代党项八大部姓之中首为托拔氏，则托拔氏之遗裔之繁荣于西北地区可以想见，而辽代繁荣于蒙古地方之阻卜民族其为托拔氏之苗裔亦非不可能之事矣。其详则余别有《托拔考》及《阻卜考》，当遍论之，兹不暇及。
3. 阴山室韦即阴山鞑靼
辽末金初阴山鞑靼助辽伐金之事，实为辽金史上一重要之史实。鞑靼与室韦之为同一民族之异称，又得此阴山鞑靼亦称阴山室韦之史实证之，《辽史》卷二九《天祚纪三》保大四年条云：
四年春正月上趋都统马哥军，金人来攻，夹营北遁，马哥被执，谟葛失来迎，赆马驰羊，又率部人防御……天祚既得林牙耶律大石之归，又得“阴山室韦谟葛失”兵，自谓得天助，再谋出兵收复燕云，大石林牙力谏曰……非计也，当养兵待时而动，不可轻举。不从，……上遂率诸军出夹山下渔阳岭，取天德军东胜、宁边、云内等州，南下武州，遇金人，战于奄遏下水，复溃，直趋山阴……五年春正月党项小斛禄遣人请临其地……二月至应州新城东六十里为金人完颜娄室等所获……
案《辽史》此节当本于《契丹国志》，《契丹国志》卷十二《天祚记下》保大四年条云：
是秋天祚得耶律大石兵归，又得“阴山室韦乞割石”兵，自谓得天助中兴，再谋出兵收复燕云，大石林牙力谏曰……今国势微弱至此，而力求战，非得计也，当养故待时而动，不可轻举。天祚斥而不从，大石林牙托疾不从，天祚随强率诸军出走夹山，下渔阳岭，取天德军，东胜、宁边、云内等州，南下武州，遇金人兀室，战于奄曷下水，兀室率山西汉儿乡兵为前驱，以女真千余骑伏山间，出“室韦乞割石”兵后，乞割石兵顾之，大惊皆溃，天祚奔窜入夹山（一作阴夹山）。金人以力不能入，恨其不出，谓出必得之。天祚亦谓粘罕兵在云中，故不敢出，至是闻粘罕归国，以兀室代戍云中，乃率“鞑靼”诸军五万，并携其后妃二子秦王、赵王及宗属南来。大石林牙谏之不听，遂越渔阳岭，而粘罕已回云中遂复奔山金司，与小胡鲁谋归南宋，又恐不可仗，乃谋奔夏国……遂俘以还，削封海滨山，送长白山东，筑室居之，逾年乙巳而殂，辽国遂灭。
观上所引，则《辽史》此节之出《契丹国志》，甚为明显，王静安师谓以此为元人讳言鞑靼之例，似不可信。然此文中之阴山室韦，他书皆作阴山鞑靼，可见室韦与鞑靼原可混称，当为同一民族无疑也。案《亡辽录》云：
保大四年天祚得大石林牙，又得“阴山鞑靼毛割石”兵，自谓得天助，谋出兵收复燕云，大石林牙力谏……不从，遂率诸军出夹山，下渔阳岭，取天德军东胜、宁边、云内等州，南下武州，遇金人，战于奄曷水，奔山金司，小胡虏密遣人报粘罕遣五百骑劫迁入云中。（《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一）
又《东都事略》卷一二四《附录二·辽下》云：
（耶律）延禧得大石林牙七千余骑，又阴结“鞑靼毛褐室韦”三万骑助之，延禧谓中兴有日，欲捣山后之虚，复燕云地，林牙谏曰不可……延禧不听，强帅诸军出夹山，越渔阳岭，取东胜军东胜、宁边、云内等州，南侵武州，遇金人兀室军，兀室率山西汉儿乡兵为前驱，以女真千余骑伏山间，乃出，“鞑靼”等顾之，大骇而溃……
又《大金国志》卷三《太宗纪》天会三年条云：
先是辽主天祚窜入阴夹山，国兵以力不能入，恨其不出，谓出必得之。天祚亦谓粘罕兵在云中，故不敢出，至是闻粘罕归其国，以兀室代戍云中，乃率“鞑靼”诸军五万，并携其后妃二子秦王、赵王，及宗属南来。大石林石谏之不听，遂越渔阳岭，而粘罕亦回云中，故为国兵所败，又谓中国不可仗，乃谋奔西夏，未至，国兵擒之。
又马扩《茅斋自序》云：
天祚驱“鞑靼”众三万余骑，乘罕粘归国，山后空虚，直抵云中府。袭击兀室，率蔚应奉圣州云中汉儿乡兵为前驱，女真以兵马千余伏于山谷间，出“鞑靼”之后，“鞑靼”溃乱，大败，天祚南走。（《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一）
又《续资治通鉴长篇纪事本末》卷一四三云：
宜和五年二月兀室杨璞到馆，谓赵良嗣等曰，西京路疆土，又非原约当割，若我家不取，待分与河西“毛褐室”家，必得厚饷，河西谓夏国，“毛褐室”为“鞑靼”也。
案上述诸例皆指同一事实，而《辽史》及《契丹国志》之作阴山室韦者，他书（《亡辽录》《京都事略》《大金国志》《茅斋自序》《续通鉴长篇纪事本末》）等篇皆作鞑靼，此可见室韦与鞑靼原为同一民族，故可互为通称也。又谟葛失、乞（毛之误）割石、毛割石、毛褐室韦、毛褐室，亦皆一名之异译（又毛褐室韦原为毛褐室，韦字乃涉上文室字而衍，甚为明白）。此谟葛失或毛褐室，乃当时阴山鞑靼（或阴山室韦）部长之名，王静安师谓其为部族之名，且谓即蒙古之异译者非也。总上所述，则阴山室韦与阴山鞑靼为异名同实之一部族也彰彰明明矣。
4. 黄头室韦与黄头女真
洪皓《松漠纪闻》云：
黄头女真者皆山居，号合苏馆女真……疑即黄头室韦也，金国谓之黄头生女真，髭发皆黄，目精多绿，亦黄而白。多因避契丹讳，遂称黄头女真。
此可见室韦部族中有改称女真者，是则女真之由如者室韦（俞折室韦）讹化而来之说，亦不无旁证矣。
5. 辽代室韦衰息之原因
如上所述，唐代室韦民族分布范围极广，至辽代而室韦之名即不复多见于史籍，此何故耶？余谓唐末兴安岭西之鞑靼民族实即室韦民族一部之异称，观于黑车子室韦之亦称黑车子鞑靼，阴山鞑靼之亦名阴山室韦而可知矣。
至于室韦鞑靼既属同一民族，何以有此两种不同之名称？余谓室韦者东方之契丹等邻族对此族所用之名称，而鞑靼者西方之突厥、回纥等邻族对此族所用之名称，关于黑车子室韦、黑车子鞑靼之同名异称，及鞑靼之名始见于突厥碑文而恍然矣。其详别见拙著《鞑靼考》，兹不暇及。
六、 结 言
古来民族之名，有原不过一部落之称，以其部落之强盛，而有并吞其他部落之事，因而部落之名亦遂扩大而成一民族之公称者，甚或以其民族之兴隆，复有吞并邻民族之事，因而民族之名亦遂复扩大而成诸民族之总称者，历代史籍所载，其例颇多，如近世西方人种学家区分世界人种系统也，辄以蒙古为代表亚洲黄色人种之总称，然溯蒙古民族之起源，则蒙古原不过今蒙中一小部落之称，在唐为室韦之一部，在宋为鞑靼之一种，至南宋中叶蒙古部人成吉思汗崛起蒙古东北境，吞并蒙古族之诸部，统一漠北，于是蒙古一名遂成今蒙古部全部之公称，与居于满洲及西比利亚地方之通古斯族，居新疆以迄欧洲东部之土耳其族，并为亚洲北部三大主要民族之一，其后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南并中国，西侵欧洲，以造成一大帝国，武功之盛，远迈前古，人种学家且以蒙古一名为代表亚种黄色人种之总称焉。可见同一名称，其所涵义，往往因时代之关系，而大异其内容。室韦之称，亦犹是矣。
室韦民族之名始见于后魏，其源似为汉代鲜卑遗裔之一支，因其所居之地而得名，魏时原不过兴安岭东嫩江流域之一小国。至隋代而蒙古种之柔然（蠕蠕）为突厥所灭，遗类东窜者托室韦之名以图自存，因而室韦民族之范围骤然扩张及兴安岭西之俱伦泊南北。至唐代而突厥、回纥相继衰微，渐西徙，因而室韦民族亦乘势向西南移徙，足迹及于贝加尔湖以南以至幽州之地。唐末以后兴安岭西之室韦部族别以鞑靼之名行于世，契丹强盛而室韦民族各部皆为其所征服，遂不复显。然唐代兴安岭东嫩江流域之如者室韦（俞折国）至辽末已南徙至松花江流域，别以女真之名显于世，至阿骨打出，更灭辽而有其国，建号大金，与南宋、西夏鼎立以分治中国者凡百余年。而唐代兴安岭西额尔古讷河下游之蒙兀室韦（蒙瓦部）亦渐西南徙于鄂嫩河克鲁伦河之间，更以蒙古之名显于世，至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出，更南灭金宋，西侵欧洲，以造成空前之一大帝国。是可见室韦民族演变之迹之复杂为何如矣。
附 言
撰者案：本文内容虽多自抒己见之处，然取材于白鸟博士《室韦考》之说者亦甚多，该文原见东京出版之《史学杂志》第三十篇，该志国内各大图书馆多有之，望读者取以比较参阅。再者，白鸟博士为日本现代东洋史学界之一重镇，其研究之关于西域史、北狄史、朝鲜史者，贡献尤大。其关于西域史之论著如《乌孙考》《康居考》《大月氏考》《粟特国考》等，关于北狄使者如《蒙兀民族起源考》《东胡民族考》等，关于朝鲜史者如《朝鲜古代王号考》《朝鲜语与Ural⁃Altai语之比较研究》等诸文，皆能自创新说，而详征博引，以证实之，诚不朽之盛业，吾人所极钦羡者也。撰者近治东北史地，曾根据博士《东胡民族考》及《蒙古民族之起源》二文之一部分，亦间附以己见，为《匈奴语言考》《鲜卑语言考》《契丹民族考》三文以介绍博士之新学说，顾原以充讲习之用，匆遽属草，颇多未尽之处，印刷上亦不免有误漏之点，深以为憾。近已得暇将《蒙古民族之起源》及《东胡民族考》二文全行译出，别出单行本，并附博士小传及著作目录等，刻正在印刷中也。
（原载于1931年9月《辅仁学志》第2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