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编年史家二李年谱

南宋编年史家二李年谱

赵宋三百二十二年间，实为我国编年史体之最盛时期。名家辈出，佳著迭见，而司马温公之《资治通鉴》实集此体之大成。继温公而起者则以李巽岩之《续通鉴长编》与李秀岩之《高宗系年要录》为代表焉。《四库全书提要》谓“通鉴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所未有，巽岩学温公而或不及，秀岩学巽岩则无不及云云”，虽曰笃论，然而未尽也。

夫编年史体之初型，固为断烂朝报、流水账簿之类，盖我国古代以竹简为书契，数量繁重，则检查匪易，故史官记注，文字必极简单，义例必有定型，而庋藏尤必力求标准化。大抵以年月日时为次序，且于若干短简之间，必别置长简以为标识，即如某时无事亦必标举春夏秋冬等字样以资识别，而便覆检。因此史官得于无意之中发明编年系时系月系日之法，而成世界最古之编年史体。彼欧洲古代书契以兽皮为主，不便编年，故欧洲编年史体遂迟至中古时代始渐发达。彼中世纪各教堂之复活节牌上尝将过往一年大事择要记录，后来扩充记录范围渐及于教堂邻近之事，遂成巨观。彼中古之编年史家多遍游各教堂，以抄录其复活节牌上之记事，整理纂辑，是为欧洲编年史之滥觞。我国古代不仅王室与列国皆有史官以司记注，即卿大夫之家，亦多有之。孔子修春秋之先，亦尝周游列国，似曾遍录各国史官所记，又使子夏等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然后归国，整理笔削，以成《春秋》，故《春秋》虽以鲁公纪年，而当时各国大事无不在记载之列。此种国际性质之史书，决非当时鲁国史官之知识能力所及，而唯大政治家兼教育家如孔子者始能当之。孔子既择精撮要，撰成《春秋》一书，以为课本，而其被删削之剩余史料，门下高徒因之以编成《左传》一书。左者，佐也；传者，授也。以今义释之，即辅佐教科书之参考书也。《春秋》仅举大纲，而《左传》则详述故事。例如《春秋》记隐公元年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一条，仅六字，令读者对于此事之起源如何，经过如何，结果如何，茫然不得其解。而《左传》述此事则四百四十余字，于是此事之始末乃元元本本，读者瞭然如指诸掌矣，故《春秋》一书为我编年史体开其基，而《左传》一书尤为此体不祧之宗焉。

司马温公患《史记》至《五代史》千五百卷，学者毕世不能举其大略。因毅然修《通鉴》一书，以续《左传》。始自战国，迄乎五季。先命其寮属刘贡父、刘道原、范梦得等分工合作。贡父任汉迄隋，梦得任唐代，道原任五季（见全谢山《通鉴分修诸子考》）。首以实录为据，将其事目标出，次将正史中之纪志传皆按年月补录，然后将诸家杂史、小说、文集之类，但稍涉时事者，皆依年月添附之，不避重复，不厌繁冗。此其着手之初步，是曰丛目。次将丛目所据实录、正史、杂记、小说、文集等资料，逐一检阅；其中事同文异者，则择一明白详备者录之；彼此互有详略，则左右采获，错综铨次，自用文辞修正之；一如左氏之体，凡正文并作大字写。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违戾不同者，则选择一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者，修入正文，余则用小字双行注于其下，仍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宁失于繁，勿失于略。此其着手之第二步，是曰长编，亦名草卷。最后由温公细加删削。例如唐代，先由范梦得将诸书依年月编次为草卷，每四丈截为一卷，共计不减六七百卷，而温公最后笔削为唐纪，则仅八十卷，故巽岩称温公削删之功盛矣，此为其用功之最后一步，是为《通鉴》。此修史之典型也。徐氏《三朝北盟会编》近于从目，而二李之《长编》与《要录》则近于草卷者也。

巽岩修《长编》，自称其纂集义例悉用温公之成法。周密《癸辛杂识》引李献可语，谓巽岩修史，尝置木橱十枚，每橱置抽替匣十枚，每匣以甲子志之，凡本年之事，有所闻，必归此匣，分日月先后次第之，井然有条。上自实录国史，官府文书，下逮稗官野记，家乘志状，奏议文集等，无不旁搜博采，荟萃讨论，逮相稽审，质验异同。此即范梦得等修长编之法，故即以《长编》为名。盖自谦不敢言续温公书，欲待大史家如温公者出而删定之也。叶水心曰：李氏《续通鉴长编》，《春秋》之后，才有此书。自史法坏，谱牒绝，百家异传，与《诗》《书》《春秋》并行。而汉至五季事，多在记后。史官常狼狈收拾，仅能成篇。呜呼，其何以信天下也！《通鉴》由千有余岁之后，追战国秦汉之前，则远矣。疑词谈说，流于人心久矣。方将钩索质验，贯殊析同，力诚劳，而势难一矣。及公据兴复之会，乘岁月之存，断自本朝，凡实录正史，官府文书，无不是正，就一律也。而又家录野记，旁互参审，毫发不令遁逸。邪正心迹，随卷较然。夫孔子之所以正时月日，必取于《春秋》者，近而其事具也。唯《续通鉴》为然耳，故余谓《春秋》之后，才有此书，信之所聚也。虽然公终不敢自成书，策使至约出于至详，至简成于至繁，以待后人而已。（《水心集》）夫至约至简者，章实斋所谓撰述之功，而至详至繁者，实斋所谓比次之业也。撰述之目的构成一种有系统有宗旨之课本，以供大众之阅读；故必须剪裁精密，组织完善，自成一家之言。而比次之功用，则在编辑一材料宏富之参考书，以供专家研究或著作时之采择；故必须网罗无遗，而不能任意去取。温公《通鉴》固撰述中之上乘，乃修史之最后一步，而二李之《长编》《要录》则为比次中之杰构，乃修史之第二步，故《四库提要》所谓巽岩学温公而或不及者盖指此也。虽然，史家笔削之法，固往往因时因地因人而转移，而读者所需课本之标准亦常因时因地而异其趣。史家虽尽力选择，精心结构，亦无法满足时移势异之读者。故供给此时此地读者需要之大众读本，固极可贵；然而保存丛目草卷，以供给异时异地编著课本者之取材，其重要亦不下于课本。然则实斋所谓记注之事、比次之业与撰述之功，固未可以高下论矣。

编年史，排比年月，件系事迹，体颇方板，而不适于阐显幽微。不唯朝章国典无所附丽，而文化学术之伏流，社会经济之潜势，往往须经数年数十年而后显者，既无确切年月可系，自亦无从依附。故编年史所及者，乃仅政治、军事、外交等大端，然即此诸大端中每一事之发生扩充以至完成，往往有连续至数年甚至数十年不断者。编年者，不得不将此等整个事迹拆散割裂，错综于数十百年之间，杂出数卷数篇之内，使读者欲求一事之起讫，究一人之始末，而前后牵连，检查为烦。此编年史体之根本弱点，亦即纪事本末体所以起而补救之者也。然编年史体本身亦有其优点。一曰，以年月日时为经，以事迹为纬，在同一时间内，而多方面之情事，毕列并陈，一览了然，便于考见一时代之大势，及各方面之相互关系，刘子玄所谓“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日前”，是也。二曰，编排年月，则可将重复之文，尽行删削，刘氏所谓“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是也。三曰，按年月日时排比事迹，则事迹之违误者，便于检正，例如记某人卒于某年，而一般传说附诸其人之事如竟有在是年之后者，则其谬误不待考校而自见矣。故编年史体起源于记注之业，而亦最便于比次之功，此二李之《长编》《要录》所以不朽欤？

巽岩与其子雁潮、悦斋，素有“眉山三李”之称，而秀岩与其父隆山、弟东窗、陵阳，又有“井研四李”之目。余治宋辽金元史，亦尝依温公之法，以二公之书为底本，标举事目，而将正史、杂记、奏稿、文集等之稍涉时事者，添附于二书之间；然后凡类剪贴，以为宋元史料长编，故于二公之书，习之既久，亲之益密。巽岩原有文集百二十卷，秀岩亦有文集百卷，今皆不传，致二公修史之良法美意，多郁而未彰，甚可惜也。便中因撰次二公事迹，并略附以父子兄弟师徒之事，合为年谱一卷。唯值转徙流离之际，搜蒐材料，极感不便。兹所依据，以《宋史》二公本传及其父子兄弟师徒诸传，周必大所撰《李文简公神道碑铭》，及《四川通志》眉州资州两属志，丹稜井研两县志为主，其他征引诸书，则分见于附注中。

猷案：井研李氏世系不详，而丹稜李氏世系则有周必大所撰《李文简公神道碑铭》，《新唐书·宗室世系表》，《四川通志》，《眉州属志》，《丹楼县志》等书可资依据。然省志州志县志皆有不可不纠正之大误点二：一曰以李记为李臯之后，二曰系李瑜于天宝至德之间。夫李德为李明之季子，而李臯为李明之四世孙，据《唐书·宗室世系表》及诸王列传所载甚确，稍一检查即明，不审省志州志县志何以踵谬袭误至是？又以三十年为一世之标准计之，李瑜当生于唐文宗开成初年（公元八三六），即以二十五年为一世之标准计算，则李瑜亦当生于唐懿宗咸通初年（公元八六○），不知省州县志何以皆系瑜于天宝至德之间，相距凡百余年之久？案《唐书·宗室·曹王臯传》谓臯于天宝十一载嗣封，安禄山反，奉母逃民间，间走蜀，谒玄宗，由都水使者迁左领军将军，后累官至户部尚书，贞元八年卒。岂以李臯避安禄山之乱入蜀，与李偲避武后之害入蜀，混为一事耶？殊不知李臯虽曾一度入蜀，然终回长安，嗣王位，历高官。而李偲入蜀，则家于丹稜者也，故丹陵李氏为李偲之后，而非李臯之后，周必大撰《李文简公神道碑》，《唐书·宗室世系表》所载若可信，则省州县志所载皆误，故为订正如上表。

公元六八八，戊子，唐睿宗垂拱四年

八月，太宗第八子蔡州刺史越王贞之长子博州刺史琅琊王冲起兵，贞应之。事败，武后大杀唐宗室，壮者皆被诛死，幼者皆没入为官奴，或匿民间为庸保。太宗第十四子曹王明已先卒，其长子零陵王俊，次子黎国公杰，并遇害，第三子价，第四子备，第五子左武卫大将军偲，皆弃职逃徙。偲入蜀，家于眉州丹陵县。即焘之十六世祖也。

公元八六○，庚辰，唐懿宗咸通元年

焘之十一世祖，长江令瑜，约生于是时，或稍前后。瑜有六子，长暀，次昵，三暕，四曙，五映，六晴，（见《新唐书》卷七十《宗室世系表》）。

公元九四○，庚子，后晋高祖天福五年

焘之七世祖，始建令远，约生于是时，或稍前后。

公元一○三六，丙子，宋仁宗景褚三年

焘之曾祖，追赠奉直大夫夔，约生于是时，或稍前后。

公元一○六一，辛丑，宋仁宗嘉祐六年

焘之祖，追赠奉直大夫凤，约生于是时，或稍前后。是年，司马光知谏院，私修《通志》八卷，当始于此时或稍后。至英宗治平二年奏进，始开局续修，越十九年，即神宗元丰七年，全书始完成。

公元一○八六，丙寅，宋哲宗元祐元年

焘之父中，约生于是时，或稍后。是年二月，司马光为相，九月朔卒，年六十八。越十二年，即元符元年，戊寅七月，范祖禹卒于化州，年五十八。

公元一一○九，己丑，宋徽宗大观三年

焘之父中，举贾安宅榜进士。（《丹稜县志》）

公元一一一二，壬辰，宋徽宗政和二年

二月，复蔡京太师，赐第京师。四月，禁史学。明年正月，追封王安石为舒王，安石子雱为临川伯，从祀孔子庙。

公元一一一五，己未，宋徽宗政和五年

焘生，父中知仙井监（唐陵州，宋太宗至道三年升为团练州，真宗咸平四年废州置县，神宗熙宁五年废县为陵井监，徽宗政和四年改为仙井监，孝宗隆兴元年改为隆州，辖仁寿、井研二县，见《宋史·地理志》）。母史氏（周撰《神道碑铭》）

公元一一二四，甲辰，宋徽宗宣和六年

寿年十岁，天资颖异。著《三朝北盟会编》之徐梦莘生于是年。

公元一一三二，壬子，宋高宗绍兴二年

焘年十八，应乡荐，为眉州解冠，时第二人史尧弼，方十四岁（见周密《浩然斋雅谈》）。明年四月，范祖禹长子冲为宗正少卿，后二年兼值史馆，重修《神宗哲宗实录》，为《考异》一书，明示去取，旧文以墨书，删去者以黄书，新修者以朱书，世号朱墨史，及修《哲宗实录》，别为一书，名《辨诬录》。

公元一一三四，甲寅，宋高宗绍兴四年

焘年二十，博览经传，私淑司马光、范祖禹之学行，而不乐王安石经解。甫冠即著《两汉鉴》（见周撰《神道碑铭》）

公元一一三五，乙卯，宋高宗绍兴五年

焘年二十一，追念靖康之变，愤金仇未雪，因着《反正议》十四篇，皆救时大务。

心传之父舜臣，字子思，学者称为隆山先生者，约于是年或稍后生于仙井监井研县。

公元一一三八，戊午，宋高宗绍兴八年

焘年二十四，登黄公度榜进士，调成都华阳县主簿，未至，讲学于丹陵县治北十五里之龙鹄山，命曰“巽岩”，并自为记曰：“子真子三卜居乃得此山。向东南，面西北，其位为巽为乾。盖处已非乾健无以立，应物非巽顺无以行。《易》六十四卦，仲尼掇其九而三陈之，起乎离，止乎巽。此讲学之序也。语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夫人各有所志，善恶分焉。唯能谦可与共学；唯能复可与适道。知所适而无以自立，则莫能久。故取诸常，使久于其道。或损之，或益之，至于困而不改，若井，未始随邑而迁，则所以自立者成矣。虽然吉凶祸福横发逆起，有不可知，将合于道，其唯权乎！然非巽则权亦不可行。学而至于巽，乃可与权。此圣贤事业也。”（见周撰《神道碑》及岳珂《桯史》）此可见寿之志趣学问盖深于《周易》者，曾著《易学》五卷，《周易古经》八卷。焘私淑司马光，光亦深于易学者，曾著《潜虚》一卷。

是年三月，秦桧为右仆射兼枢密使。十月，罢左仆射兼枢密使赵鼎。明年二月，吴玠为四川宣抚使。七月，胡世将为宣抚副使。是年诏修《徽宗实录》、《元丰会要》，胡安国著《通鉴举要补遗》。

公元一一四○，庚申，宋高宗绍兴十年

焘年二十六，赴华阳。三月，张焘以宝文阁学士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抚使。会郡国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焘以为李唐三百年间应此科之选而名实无愧者，唯刘玄华一人而已，心窃慕之，因携所著《通论》五十篇见张焘，欲应诏，因故不果荐。（按岳坷《愧郯录》卷十一《制举科目》条记绍兴元年正月一日，四年三月十八日，七年二月九日，十年三月二十三日，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十七年四月二日，二十年五月四日，二十三年五月一日，二十六年四月三日，二十九年三月十九日，三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凡十一诏迄无应者，不知何故？意者当政治黑暗之际，地方长官为爱惜人，深恐直言极谏之士，将不免于牺牲，故相率不肯推荐欤？未可知也。其友晁公溯以书勉之，焘答以当修此学，不必从此举云。秩满外铨，复职教授缺，亦不就，肆力著述，《续资治通鉴长编》之纂辑当始于此时（按淳熙九年进长编表云：臣网罗收拾垂四十年，知其开始从事此书之纂辑，为时甚早）。是年，秦松罢史馆，置监修官。明年，桧进《徽宗实录》。

公元一一四四，甲子，宋高宗绍兴十四年

焘年三十，注嘉州军事推官。

心传父舜臣，八岁即能属文（见《宋史》四○四本传）。

李光之次子孟坚私撰国史，为陆升之所举发。狱成，李光一家尽流琼州居住。是年四月，秦桧禁野史，秦熺进《建炎绍兴日历》五百九十卷。

公元一一四七，丁卯，宋高宗绍兴十一七年

焘年三十三，丁父忧还里守服（焘父中，累官至左朝奉散大夫，卒赠宣奉大夫，通习本朝典故，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三）。闭户著书，以为司马光修《通鉴》，先为《百官公卿表》十五卷，后颇散佚，乃遍求正史实录，旁搜索集野史，增广门类，起建隆，迄靖康，合新旧官制，成《续皇朝百官公卿表》一百四十二卷。其后著《续资治通鉴长编》盖始于此。又著《历代宰相年表》三十四卷，自叙曰：“夫右之所谓相者一而已，初未尝使他人参贰乎其间，尧相舜，舜相禹，禹相臯陶，陶既殁，乃相益，汤相伊尹，传所谓仲虺为汤左相者，不足信也。周室并建三公，而一公实兼冢宰，故旦、奭夹辅成王，而诞保文武受命者，专属之旦。旦归于丰，奭乃专政。盖其名二公，其实一相耳。自秦以降，名实寝以两失，间有瓌伟绝特，负贤相之称，功烈赫然著见于一时者，亦必得君之专，历年之久，而莫或参贰之故也。权出于一，而莫参贰之，虽奸雄或得以肆其恶，攘窃天下，倾国败家，不可禁遏。然而一相之任，终不可分者，唐虞夏商之成法也。彼徒见赵高，王莽，曹操，司马懿，其祸如此之酷也，而不察夫帝王之所以隆盛，其为利盖亦溥哉！不能还治其本，而反疑其末，并列兼制，使相牵引，而相遂失其职矣。夫任相不获其利，而蒙其祸，是君之不明，非相之权用不可使出于一也。既夺其职，分其权，则所谓相者，特一大有司耳。其何以总百官，治万事，而亮天工耶？凡相取其德耳，故曰，惟尹暨汤咸有一德。而舜禹臯陶之肯命，必孜孜以德为言。彼诚知所本者欤？本之不知，则其选用益杂而多端矣。选用杂而多端，故其称颠倒错乱，无有定制；或居其位，而不得闻其政，或当轴秉钧，而身乃为他官；名实纠纷，贤不肖溷淆。其多或至十三四，而其少犹不下四五辈。古所谓相，宁若此乎？然而治乱安危所系，今犹古也，其所以得相，及所以失相者，要不可不知。按诸旧史，惟前汉及唐颇有谱牒，其他率皆不具，脱略抵捂，迷失本真。乃旁搜远取，推究前后，悉用司马迁经纬之法，追为年表，起汉元，迄周显德。昔之参机务枢要者，莫不咸任。事有本末，附见于下，否则略之。使其人与其官皆相传而不绝。观宰相之出处进退何如，而天下安危治乱在目中矣。其足以补前代之缺文，揭当今之远鉴乎？合一千五百三十四年，厘为三十四卷。”（见《通考·经籍考》）。

又著《天禧以来谏官年表》若干卷，自叙曰：“古者自公卿大夫士至于工商，莫不皆有言责，辐辏并进，而天子斟酌焉。未尝有以言责专付一官者，以言责付一官，则由汉武帝失之。武帝诚不喜谏者，初置谏大夫，犹未限员。东京循旧弗改，后乃寝微。晋及江表，绝不复置。拓跋魏复置，其员亦不可知。高齐缘《孝经》之文，始有七人之限。夫以天下之众，而敢言者才七人耳，尚足望治耶？焘惟祖宗明目达聪，协于虞舜，任言责者不一，天禧别置谏院，礼秩优异，他官莫拟。崇广言路，谏官御史权势气力乃与宰相等。盖当时所用谏官御史，必取天下第一流，非学术才行俱备，为一世所高者，莫任此位。或误选试，旋加汰斥。言而当者，曾不十年，径登台辅，其名迹皆可考见。呜呼盛哉！今断自天禧置院以来，作《谏官年表》。”（《通考·经籍考》）

又著《天禧以来御史年表》若干卷，自叙曰：“御史，法官也，其责不专于言。而天禧选用则与谏官俱任言责。台虽有等级，而义所当击，则卑者亦得径行，其权势气力又出谏官上。祖宗之圣算神术备矣。今亦断自天禧以来，取丞杂三院姓名悉列之表，若其人必天子自择，而宰相优容之乃能有济。犹谏官也。”（《通考·经籍考》）

又著《江左方镇年表》十六卷，自晋永嘉，迄陈贞明，以孙氏不能保淮，李氏不能逾浙，又亡荆及巴蜀，故削而不著。（《玉海》）

此外，尚有《晋司马氏本支》，《齐梁萧氏本支》，《王谢世表》，《唐宰相谱》，《五代三衙将相年表》等若干卷，当亦成于此时。

公元一一五○，庚午，宋高宗绍兴二十年

焘年三十六，父服除，再注雅州军事推官。时郡守用私情背法者总领财赋，增州盐筴，焘移书力拒之。张浚称其有台谏凤（周《碑》）。王偁之父赏，自崇宁元年登进士第后，累官至礼部侍郎兼直学士，绍兴（？）为实录修撰，忤秦桧意，出知利州（《朝野杂记》）。

是年，周必大成进士，除太学录，叶适生。

公元一一五四，甲戌，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

焘年四十，改秩宣议郎，知成都双流县。撰《双流逍遥堂记》曰：“双流有堂曰三相，其得名最久。按诸史牒，唐韦嗣立尝长斯邑，政绩殊异，后相则天、中宗、睿宗三朝，嗣立为相，实三拜三已，所称三相，即嗣立也……嗣立既能得民，其好尚复流俗小异，虽居廊庙，每自托于山林。孝和尝幸其居，即诏嗣立袭逍遥公夐，故封逍遥者，嗣立之族人，在宇文周时志节尤高……嗣立去双流既五百岁，而予适来斯邑。邑之颓剥残缺固非当时比。而余又迟钝迂阔不堪世用。……乃即堂之南，更启窗户，乘嗣立故封，而命之曰逍遥。簿领空隙，徜徉其间，庶几不失余之初心，且为斯邑故事云。”（全文见省志府志县志）

是年，徐梦莘成进士。（《宋史》卷四三八《儒林传》）

公元一一五五，乙亥，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

焘年四十一，知双流县，日坐厅事，讼至立决。十月，秦桧卒，当桧盛时颇知焘名，尝遣人谕意，欲得焘一通问，节召用之。焘恶其误国擅权，迄不与通，坐此偃蹇州县者垂二十年（《系年要录》卷一八三）。桧既死，明年，命史馆重修日历。

公元一一五八，戊寅，宋高宗绍兴二十八年

焘年四十四，知双流县，第六子壁，字季章，自号雁湖居士者，生于是年。九月，王刚中为四川制置使，闻焘名，辟以干办公事。

公元一一五九，己卯，宋高宗绍兴二十九年

焘年四十五，七月十七日戊戌，翰林学士修国史周麟之奏：“宣教郎知双流县李焘，尝著《续皇朝公卿百官表》九十卷，诏给札录付史馆。”（见《系年要录》卷一八三，《玉海》记此事作一百十二卷，微有不同）

公元一一六○，庚辰，绍兴三十年

焘年四十六，第七子埴，字季允，学者称悦斋先生者，生于是年。（《宋元学案》卷七一，王梓材引真西山刘静春清之与张南轩帖子推算而得）

焘有《记李棁等十事》一卷，多记蔡京、秦桧时事，当成于此时前后。书今不传。魏了翁跋：“李文简公所记，多京、桧时事，虽得诸所闻者适在此。然大抵平世事罕所佚遗，惟事在柄臣，则未有不惮史官而嫉记者，故是非毁誉鲜不失实。率阅岁历既久，而后其事寝明。自唐李以至近世王、蔡、秦、韩，皆莫不然也。且裕陵一朝大典，既为群书所洪泊，虽绍兴更定，差胜诸本，而其间诋嫉谩谰之句，终有刊落未尽。其后绍述之议行于绍圣，而实昉乎元祐之末。至绍兴重修裕陵实录，独元祐八年事皆无存者，至参取《玉牒》《日历》诸书以足之，仅得成书。中兴后事，亦是绍兴八年至二十五年最为疎略。小人终日为不善，皇恤乎人言。惟于传世诒后之书，则必求以遏绝而窜移之。此其良心之不可蚀者。不知闻见于时人，而笔削于家乘野录者，父子兄弟姻戚友朋间转相传习，便如申状之口，制窦之心，盖有不与秦火俱烬者也。公生平记闻当不止是，若更加搜揽，而裒粹焉，岂特有补于史氏之缺，亦足以为后来茂恶怨正者之儆云。”

公元一一六一，辛巳，绍兴三十一年

焘年四十七，是年，国史院进《三朝史》，陈康伯进《帝纪》三十卷。五月，吴璘为四川宣抚使。九月，金主亮大举侵宋。十一月，虞允文败金人于采石矶。金世宗立，亮被杀。

是年，郑樵上《通志》。徐梦莘著《三朝北盟会编》三百卷，自政和七年海上之盟，迄绍兴三十一年完颜亮之毙，上下四十五年之事。帝闻而嘉之，擢直秘阁（见《宋史》四三六《儒林本传》）。

公元一一六二，壬午，绍兴三十二年

焘年四十八，知荣州。一月，虞允文为川陕宣谕使。六月，高宗传位，孝宗立。七月，召判建康府事张浚入相，并兼江淮宣抚使。十月，张焘同知枢密院事。是年，诏集建炎绍兴诏旨条例。

公元一一六三，癸未，孝宗隆兴元年

焘年四十九，始奏进《续资治通鉴长编》，奏状曰：“知荣州李焘上言，巨尝尽力史学，于本朝故事尤切欣慕，每憾学士大夫各信所传，不考诸实录正史，纷错难信。如建隆开宝之禅授，涪陵歧魏之迁殁，景德庆历之盟誓，曩霄谅祚之叛服，嘉祐之立子，治平之复辟，熙宁之更新，元祐之图旧，此最大事，家自为说。臣辄发愤讨论，使众说咸会于一。敢先具建隆迄开宝十有七年为十有七卷，上进云。”

心传之父舜臣，少长即通古今，推迹兴废，洞见根本，慨然有天下之志，会孝宗新立，有恢复之意，诏中外臣庶陈时政阙失，舜臣初仕（见其子道传《江东十考》自序），应诏上书，以为乘舆不出，则无以定大计，宜徙幸武昌，以争中原。又谓六朝皆据江东，取胜北方，而不肯乘机以争天下，宜为今日之鉴。因搜辑江东战胜之迹，上起三国，下迄六朝，共得十事，一曰周瑜赤壁之战，二曰祖逖谯城之战，三曰褚裒彭城之战，四曰桓温灞水之战，五曰谢玄淝水之战，六曰刘裕关中之战，七曰到彦之河南之战，八曰萧衍义阳之战，九曰陈庆之洛阳之战，十日吴明彻淮南之战。总名《江东胜后之鉴》，凡十篇，奏之；皆先叙其事，次加论断。盖宋自高宗南渡，偏据一隅，地处下游，外临勍敌，岌岌乎不能自保。孝宗有志恢复，故舜臣特撰此篇，以厉士气。以此颇为虞允文所赏识。

是年正月，史浩为右相，张浚为枢密使。十二月，张浚为右相，都督江淮军马。是年四月，吕祖谦成进士，胡铨同修国史，著《论史官失职》四条。

公元一一六四，甲申，隆兴二年

焘年五十，除潼川府路转运判官。八月，都督江淮军马张浚卒，金兵南侵，以宗正少卿魏杞使金。十二月，虞允文同知枢密院事，王刚中签书枢密院事，钱端礼参知政事，监修国史。

公元一一六五，乙酉，孝宗乾道元年

焘年五十一，母史氏卒，去官，守服，益肆力于著述。二月，与金和，王刚中同知枢密院事，虞允文参知政事，提举国史，汪应辰为四川制盟使，知成都府。十二月，洪适右相，汪澈枢密使。叶颙参知政事。

公元一一六六，丙戌，乾道二年

焘年五十二，居家守服，努力著述。

心传生，父舜臣举进士，年约三十。时宋与金和，宰相不餍天下之望，舜臣对策中极论宋金世仇，决无可和之理，以为宰辅人臣，不当以奉行故事为业。考官恶其方直，绌下第。旋调卭州安仁县主簿。十一月，洪迈奏请自今讲读官以日所得圣语送修注官书之，名《祥曦殿记注》，从之，又奏钦宗日历己成，宜修纂钦宗实录，从之。十二月，魏杞右相，叶颙左相，蒋芾参知政事，陈俊卿同知枢密院事。

公元一一六七，丁亥，乾道三年

焘年五十三，服除，召对，八月至行在，入对，首举太祖治身、治家、治官、治吏故事，乞以为法；请增置谏官，许六察言事；精练兵而毋增兵，罢招募，严拣汰，并禁诸将毋张虚籍等，皆能中时弊。孝宗嘉纳，除兵部郎中，以父讳中，下行员外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十二月，除又兼礼部员外郎。

二月，虞允文知枢密院事，五月，四川宣抚使吴璘卒，虞允文为四川宣抚使。时心传父舜臣教授成都府，允文辟以入幕。盖舜臣主恢复，与允文相投也。又《朝野杂记》谓乾道三年虞雍公抚蜀，首荐李仲信垢于朝，不报云云，垢为焘之次子，此时年约二十余岁。先是，焘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曾撰《通论》五十篇谒蜀师焘，欲应诏，因故不果荐，遂命其次子垢，四子塾，同习此学。至是允文首荐于朝，可见焘与允文关系不薄。十一月，陈俊卿参知政事，刘琪同知枢密院事，奏汪应辰、陈良翰、张栻等学行才能，得旨召对，应辰除吏部尚书，寻兼翰林学士并侍读。

公元一一六八，戊子，乾道四年

焘年五十四，为礼部郎官，所著《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帙渐成，汪应辰奏请下临安府给笔札缮写，藏秘阁；从之。焘遂奏进国初至英宗治平四年闰三月凡五朝事迹一百八卷。奏状曰：“礼部郎官李焘上言，臣准朝旨取臣所著《续资治通鉴》自建隆迄元符，令有司缮写投进。今先次写到建隆元年至治平四年闰三月五朝事迹，共一百八卷，投进。治平以后，文字增多，容臣更加整齐，节次投进。臣窃闻司马光之作《资治通鉴》也，先使其寮采摭异闻，以年月日为丛目。丛目既成，乃修长编。唐三百年范祖禹掌之。光谓祖禹，长编宁失于繁，毋失于略，今唐纪取祖禹之六百卷删为八十卷，是也，臣今所纂集，义例悉用光所创立，错综铨次，皆有依凭。顾臣此书，讵可更谓《续资治通鉴》，姑谓《续资治通鉴长编》可也。旁采异闻，补实录正史之阙略：参求事实，破巧说伪辨之纷纭。盖以昭明祖宗之丰功盛德。区区小惠，或可所有，《续资治通鉴长编》一百八卷，随表上进”。书进，特迁两官。

是年，蒋芾等上《钦宗实录》四十卷，《帝纪》若干卷。

公元一一六九，己丑，乾道五年

焘年五十五，四月，迁秘书少监，冬，擢起居舍人，奏请复行明堂礼，未果。

心传四岁，父舜臣用举者荐（似即虞允文），改秩承宣郎，知饶州德兴县。

是年八月，虞允文右相，陈俊卿左相。

公元一一七○，庚寅，乾道六年

焘年五十六，奏请刊正《徽宗实录》之疎舛者，从之，诏复开实录院。四月，首命焘兼实录院检讨官。先是汪藻纂辑元符以来诏旨，至宣和，凡八百六十五卷，实录所取，什盖八九，然犹多脱略，焘增正之。十一月四日，吏部尚书汪应辰荐焘次子垢应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诏上其词业。其后礼部言李垢词业乞送两省侍从参考讫，依绍兴元年九月旨择施行。三省勘会李垢词业，已经御览，有旨特令来年依格召试（《朝野杂记》）。

四月，吏部尚书汪应辰罢，出知平江府。五月，左相陈俊卿罢，出知福州。右相虞允文专政，力图恢复，多更张旧典。

五月，梁克家参知政事，孝宗欲以焘为兵部侍郎。而焘自摄记注以来，素坦率论事，皆以“毋变古”、“毋欲速”为宗旨，允文不怿，焘遂请去。六月，除直显谟阁，湖北转运副使。比辞犹以“欲速”、“变古”为戒（此司马光、范祖禹对王安石态度）。

公元一一七一，辛卯，乾道七年

焘年五十七，九月，次子垢召试中书后省，前一日，命学士严考试，右史李秀叔参详。比试，凡五通六论题，一曰明主有必治之道，二曰汤法三圣，三曰仁者天地之心，四日历律更相治，五曰三家言经得失，六曰扬雄张衡孰优。（岳坷《愧郯录》卷十一《制举科目》条曰：“乾道七年九月，命宰相叶衡撰题。十月乙巳进呈，上曰：‘昨李垢程文亦好，一日之间成数千言，良不易也’。并又曰：‘记试题诚难，垢能记其五’。上曰：‘汤法三圣，出功臣表，而垢以为诸侯王表，却记得全文不差’。）十一月甲戌，上亲策于集英殿，有司考入第四等。戊寅，上御殿引见，赐制科出身。故事，贤良无唱名之例，向礼部言，若仿岁学进士，皇帝御殿推恩，足彰崇儒求言之盛，从之。”（《朝野杂记》）

杨慎曰：“宋之制策，虚第一等以待伊吕之流，其入等者为苏氏轼、辙兄弟，吴育，范百禄，李垢，终宋世，仅五人”。

心传六岁，弟道传，字仲贯，一字贯之，号东窗（见县志引《出湖录》）者，约生于是年，或稍前。

公元一一七二，壬辰，乾道八年

焘年五十八，以旧官召（秘书少监，起居舍人，国史院编修，实录院检讨），会虞允文以左丞相为四川宣抚使，力主北伐，疑焘异议，因预白上，改直宝文阁，帅潼川，兼知泸州。次子垢授左文林郎，泸州郡节度推官。

是年二月，虞允文左相，梁克家右相，曾怀参政。又是年，朱熹等成《通鉴纲目》五十九卷。

公元一一七三，癸巳，乾道九年

焘年五十九，知沪州，被召东下至云安，有《云安曲水留题》曰：“或言云安之西三十里有自然曲水，闰月甲午朔，泊舟横石滩上，携子垢，，塾，垈，壁，，及刘甥卞子、道子步访之。水极峻，不可流觴。岩头有永和三年及六年刻字十五六行，剥落己不可读，细玩其文，但昔人捐金以事仙佛，识金于石耳。殆非禊饮处耳。好事者因年号遂增饰之，当时必置屋庐象设，今变灭无余。然水石要可喜，姑取酒酌其旁，赏悟良久乃去，乾道九年眉山李森书。”

又撰《朐记略》曰：“汉志巴有朐县，……闰月一日，泊舟云安之西三十里万户驿下横石滩上。土人云，今驿之左右，朐故地也。乾道九年记。”

是年梁克家上《中兴会要》二百卷，又进《太上皇及皇帝玉牒》。

公元一一七四，甲午，孝宗淳熙元年

焘年六十，被召赴行在，以沪州城火，上章自劾，乞祠，除江西路转运副使。进《续通鉴》自英宗治平四年迄钦宗靖康元年凡二百八十卷，奏状曰：“知沪州李焘上言，臣先次投进《续资治通鉴》自建隆迄治平，今欲纂辑治平以后至中兴以前六十年事迹，庶几一祖八宗之丰功盛德，粲然具存，无所阙遗。顾此六十年事，实录正史外，颇多所增益，粗具首尾，略究端绪，合为长编。凡六十年，年为一卷，以字之繁略，又均分之，总为二百八十卷。然熙、丰、祐、圣、符、靖、崇、观、和、康之大废置，大征伐，关天下之大利害者，其事迹比治平以前特异。宁失之繁，毋失之略。必须睿明称制临决，如汉宣帝故事，无使各自为说，乃可传信无穷云。”诏依《资治通鉴》纸样缮写一部，藏秘书省。

是年二月，虞允文卒。七月，曾怀右相。十一月，叶衡右相，龚茂良参政，周必大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

焘尝著《南北攻守录》三十卷，又著《六朝通鉴博议》十卷，详载三国六朝胜负攻守之迹，而系以论断，盖借史实以论时事者，似系此时前后之作。

公元一一七六，丙申，淳熙三年

焘年六十二，正月召还，擢秘书监，权同修国史，兼权实录同修撰，盖专任焘以史事，故待以侍从之礼。三月，权礼部侍郎。因荐吕祖谦为秘书郎兼国史院编修。先是乾道七年汪大犹言，太土皇日历重修未备者十七年，陛下龙飞七载，而日历所修，未及一年，望稍增史员编修。

本年三月，焘编成《绍兴日历》一千卷，三月三日戊申进呈，辛亥恭进，如进圣政之制（《玉海》）。

九月，以焘兼侍讲，又进《四系录》，记女真契丹起灭，自绍圣迄宣和靖康，凡二十卷。

是年，参知政事龚茂良进袁枢所著《通鉴记事本末》四十二卷。

公元一一七七，丁酉，淳熙四年

焘年六十三，二月，孝宗褐孔庙，幸太学，焘以执经，特转一官，固辞不许。三月，除权礼部侍郎兼工部侍郎。

实录置院久，焘荐吕祖谦为秘书郎兼实录院检讨官，审定增削数百条，书遂成。三月九日，焘进呈重修《徽宗实录》百二卷，《考异》二十五卷，《日录》二十五卷，（《玉海》）特迁一官。八月，焘除礼部侍郎仍兼工部。次子垢为秘书正字，兼国史院编修，实录院检讨，旋迁校书郎著作郎，父子同典史事，缙绅荣之。焘感上知，论事益切。焘与同官侍郎赵粹中极论两学释奠从祀孔子诸贤中当进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苏轼四人，而黜王安石父子，武威庙当黜李勣。众议不协。（赵雄欲置范、欧而升司马、苏于堂上，龚茂良、李彦頴不以为然，乃不行）止黝王雱。七月，诏罢王雱从祀，从焘议也。

公元一一七八，戊戌，淳熙五年

焘年六十四，为礼部侍郎兼工部侍郎，奏言今修四朝正史，宜责以近限。第六子壁年二十，第七子年十八，受业于刘静春清之、楼迁斋昉，并以静春之介得从张南轩游（《学案》引真西山跋刘静春与张南轩帖子曰：“是岁淳熙戊戌，眉山参政李公年甫冠，其季制阃侍郎十有八耳，静春皆以蜀中师表许之，又属宣公南轩成就之云。”）是年，周必大进吏部尚书兼承旨，遂举焘第四子塾应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朝野杂记》云：“李仲信之弟塾，复举贤良方正，南士颇嫉之，而近习贵珰又恐制策之或攻己也，共摇沮焉。上问辅臣，故事，召试贤良，当有黜落者否？执政对曰，昨来召试止李垢一人，他日若试数人，须有优劣。既审察院伟文上章言，制科论策皆灯窗著述之文，惟六论一场所当加意，若罢注疏命题，而复以四通为合格，则与应进士举一场试经义五篇者何异。试之日，有诏以五题通为合格。是岁始命腾录，如故事。所试六论，一曰因者居之纲，二曰易数家之传孰优，三曰前世历法多差，四曰十二节备如何，五曰五学本贾民，六曰动静繁寡如何。后二日考试院言，试卷内多有不知题目出处者，即引用上下文不尽，止有仅及二通者。上命赐束帛罢之。举者周益公（必大）皆放罪。或曰，故事，六题一明一暗。是时舍人钱师魏素与周（必大）李（焘）诸人异趣，且承嬖近者意，奏言制举甚众，须稍难其题。因差师魏考试，故所命多暗题云。塾既黝于阁试，垢适放校上舍生，发策问制科，为御史所劾，语并及焘，垢降一官，罢奉祠归蜀，以奉议郎主管成都府玉局观。焘以本官知常德府。

是年三月，史浩右相。四月，范成大参政，六月罢。十月，赵雄右相，王淮枢使，钱良臣参政。浩力荐朱熹、张栻、吕祖谦等。

公元一一七九，己亥，淳熙六年

焘年六十五，屡表乞闲，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秋，行明堂大礼成，孝宗以焘首建议，特除敷文阁待制。顷次子垢，四子塾，相继以忧愤卒。孝宗欲以史事舒焘忧，起知遂宁府。

心传年十四，随父官行在所。时其父舜臣由干办诸司审计司迁宗正寺主簿，重修《裕陵玉牒》，当曾布、吕惠卿初用，必谨书，或曰，非执政除免，例不应书。答曰，治忽所关，何可拘常法，他所笔削类如此（县志本传）。

舜臣尝学于冯时行（字当可，壁山人，尝居县北缙云山授徒，学者称缙云先生，曾从谯定游，得伊川衣钵，宣和初应进士举，绍兴五六年为丹稜令，罢归，后以奉礼郎召对，极论和议不可信，引汉高祖分羹事为喻，忤秦桧意，谪知万州，寻抵以罪，著有《缙云集》五十五卷，精易学，尝言易之象在画，易之道在用，见《宋元学案》卷三十）。为伊川三传，尤邃于易，著《易本传》三十三卷，淳熙己亥自序以为易起于画，理事象数，皆因画以见。舍画而论，非易也。画从中起，乾坤中画为诚敬，坎离中画为诚明（《学案》三十）。因画论心，以中为用，如舍本卦，而论他卦，及某卦某卦来者，皆所不取（《直斋书录解题》）。有画故有卦画辞，随辞释义，泛论事理，不复推之于画，以验古圣人设卦命辞之本意，失之远矣。故今所著，皆因画论心，主文王、孔子之学，以推衍大易之用，此其大旨也。其间发明甚多，说象有功，但不绝言占耳（同上）。

公元一一八○，庚子，淳熙七年

焘年六十六，知遂宁府。二月，张栻卒，年四十八。先是，焘第七子年十八，既从栻游，求道甚锐，栻移书戒以毋急于求成。魏了翁跋南轩所与李季允帖子曰：“南轩先生受之于五峰胡氏，久而后得见，犹未与之言也，泣涕而请，仅令忠清未得为仁之理，盖往返数四，而后予之。前辈所以成就后学，不肯易其言。若此。故得其说者，启发于愤悱之余，知则真知，行则笃行，卒能以学问名世，有非俗儒四寸口耳之比。今怗所谓毋急于成，乃先生以其所以受于人数人耳云。”

心传年十五，《朝野杂记甲集》自叙曰：“心传年十四五，侍先君子官行都，颇得窃窥玉牒所藏金匾石室之秘。退而过庭，则获剽闻名卿才士大夫之议论。每念渡江以来，纪载未备，使明君良臣名儒猛将之行事犹郁而未彰。至于七十年间兵戎财赋之源流，礼乐制度之因革，有司之传，往往失坠，甚可惜也。乃辑建炎至今朝野所闻之事，不涉一时之利害，与诸人之得失者，分门著录之云云。”可见其著书之志盖始于少年也。

是年五月，周必大参政。八月，王淮右相，赵雄进《神哲徽钦四朝正史志》一百八十卷，经修官在外者例减磨勘三年，宰执奏，正史颇采焘长编，而地理志又出焘手。诏减年外，别转一官。焘自本议郎涉典籍，官朝议大夫，当迁中奉大夫，避父讳（父讳中），请于朝，谓当告家庙，与自身不同，乞用元丰以前官制，赠光禄卿，丞相颇欲许之，时洪迈在西垣，闻其说，为宰执言，今一变成式行，则他日赠中大夫，必为秘书监，赠太中大夫，必为谏议大夫，决不可行，遂止。（《容斋三笔》）于是转通议大夫。案焘原奏曰：“臣闻事君犹事父也，必有所怀，而不敢尽言，则为隐。盖臣子之大戒，莫重于隐言之可听与否，实惟君父所择，虽不应言而言，固获罪矣，不犹愈于匿情以犯大戒乎！臣用是辄冒昧一言。恭惟祖宗因前代之制而增修之，凡大礼既成，官自升朝以上，皆得追荣其父母，此国家之弥文至恩也。臣父某，故赠左朝奉大夫。缘臣误通朝籍，再赠官至左朝议大夫，今次大礼，又当赠中奉大夫。寒儒门户得此，固足以贲饰泉壤，纪载乡邑，其荣多矣。而又奚言？独臣私义有所不安，不得不自言者，所赠之官，适同父讳。倘拜君赐，若固有之，则恐于冒荣之律，疑若相犯。兼晋江统尝论身与官职同名当改选，故事简册具存，势不容默，须至呈露，乞朝廷特赐参酌处分。虽以不应言而获罪，亦所甘心也。据律，诸府号官称犯祖父名，冒荣居之者，徒一年。雍熙二年有诏，凡除官内有家讳者，三省御史台五品、文班四品以上，许用式奏改，余皆不许。及嘉祐六年翰林学士贾黯知审官院大理寺丞雷宋臣除太子中舍，以父名显忠；乞避，朝廷许之。黯请宋臣不当避嫌名，朝廷既许宋臣，若后有如此而不避，则可以坐以冒荣之律。因言自雍熙以来，或小官许改，或大臣不许，或虽二名嫌而许避，或正犯单讳而不许，前后许与不许，系于临时，盖由未尝稽详礼律立为永制。约雍熙诏书，自某品以上，凡除官若犯父祖名讳，有奏陈者，先下有司，若定当避，则听改，余不在此限。于是下太常礼院大理寺同议。礼院大理寺言，父祖之名，子孙所不忍道，不系官品之高下，并当回避。乃诏凡府号官称犯父祖名，而非嫌名及二名者，不以官品高下，并听回避。其后韩绛除枢密副使，自言枢字与祖名下一字同，乞避免，而不许。事在治平四年，盖遵嘉祐之诏也。熙宁八年宋敏求提举万寿观，敏求父名绶，自言寿字犯父嫌名，诏改醴泉观。则嘉祐之诏，不复行矣。及吴中复知荆南兼提举荆湖北路兵马，中复父名举，乞改称提辖，诏以朝廷官称，不当避守臣私讳，遂不许。自熙宁以来，迄于近年，亦有许改者。既许改，则不系官品之高下。嘉祐诏书，理宜讲明，以宗孝治。然臣前所陈者，皆指身所居官犯父祖讳，初不及赠父祖官与父祖讳同者。盖偶无其事，诸儒未暇讨论，故阔如也。臣今敢援晋江统所议，乞下礼官议之。按《晋书》及《通典》载，江统言，台选统叔父春为宜春令，与县同名。故事父祖与职同名，皆得改选。而未有身与官职同名改选之例。统以为凡改选者，盖为臣子地，不为父祖之身。而身名所加，亦施于臣子。凡佐使朝夕必称厥官，倘指实而语，则触尊者讳，违背礼经；或诡词回避，则以私废公，干系成宪。若受宠朝廷，出身宰牧，而佐史不得表其官称，子孙不得言其位号，上严君父，下为臣子，体例不通。苟易私名，以避官职，则又非春秋不夺人亲之义。统以为身名与官职同者，宜与斥父为名为比，体例既通，义斯允当。武帝许之。臣今所言，实与此相类。且身名与官职同者，犹许改授；若赠父官职，乃触父讳，比江统所谓佐史不得表其官称，子孙不得言其位号者，不犹重乎？今一命以上，身所授官，有触父祖讳者，于法皆许寄理，但授以次官。父祖当赠官，而所赠官有触父祖之讳者，亦准此法。然寄理之法，施于赠官，则已似不通。盖所谓寄理者，特不称呼耳！虽辞其名，犹享其实。今赠官专以位号为荣，顾使其家人不得称呼，岂朝廷加惠臣子，荣奖孝治之意乎？况法所谓赠官触父祖讳者，实指受所赠官之父母，非谓身赠父官，自触父讳者也。盖赠父祖官，触父祖之父祖讳，其当得赠官之父祖，宜所避，顺死者孝心，虽寄理可也。身赠父讳，自触父讳，父何所避，亦使寄理。凡理固起于义，缘是起礼，于义滋亦不通。兼详朝廷创法，特许寄理，初不谓身赠父官，自触父讳者设也。身赠父官，自触父讳，则江统所云臣子开地之论，因旁搜类长曲而通之。有难臣者曰，讳非古也，爰自周始，当时作诗书者亦未尝以昌发为讳，人君犹然，况人臣乎？臣谨答之曰，事因当师古，古未始有，而今则有之，其可不酌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且名讳之式，上下通行，非一世矣，独于身赠父官而自触父讳，偶未涉历，故莫有以为言，臣实自履兹事，其可不表而出之，使知礼者考求其说，因以备国家之弥文，广祖宗之至恩乎？难臣者又曰，如是则使朝廷易为而可？臣谨答之曰，臣所以敢昧死自言者，政有望于朝廷，使知礼者考求其说也，其敢必乎？然臣有区区之愚，不自知其佞妄，敢私布之。臣谨按今朝请大夫，在未改官制以前，实为前行郎中，吏部司封，司勋考功，职方，驾部，皆前行也。据职官志，前行郎中有出身则转太常少卿，无出身则转司农少卿；既改官制，太常光禄卫尉，司农少卿皆为朝议大夫。据职官志，太常少卿旧转光禄卿，既改官制，则光禄实中散大夫。元祐三年；中散大夫分左右，有出身又转左中散大夫。大观二年，除去左右字，特赠中奉大夫，以代左中散大夫。今中奉大夫其实未改官制以前光禄卿也。中奉大夫今转中大夫。中大夫未改官制以前实秘书监，秘书监旧转左右谏议大夫，今为太中大夫。窃伏自念臣不肖，苟未先狗马填沟壑，且免罪于疾戾，常获备官，使幸而遇天子有事于郊明堂之岁。锡福遍九地之下，则臣父始得赠官，以祖宗故事言之，凡三岁一举大礼，自中奉大夫至太中大夫，累三官，率九岁乃得之。幸得之，而位号卒不可以称呼。虽朝廷之弥文至恩，不容以臣一人之故，辄议损益，而臣私议诚有所不安，惟明主尽人之情，亦所宜怜也。自改官制，卿监谏议皆为职事官，固不当以为赠官，然天下郡邑荐绅门户固有以旧官制为称呼，未尝改者。盖事匪前代，命由列圣；于职制禄秩，初无与焉。特借其名耳。传所谓道并行而不相悖者，殆指此类。故臣宪以为若朝廷特推异恩，不限官品高下，令有司于新旧官制，稍加斟酌，使天下当赠官者，苟触父祖讳本讳，亦听改授，如晋王舒除会稽内史，及建隆初慕容延钊除中书门下二品体例，或取今寄理字加旧官制上，暂听称呼，以极人子孝敬之义，自我作古，昭示无穷，顾不美欤？是之所愿也，非之所敢望也。不应言而言，罪当万死，惟陛下裁察。”（文见岳珂《愧郯录》卷十《李文简奏稿》条）

公元一一八一，辛丑，淳熙八年

焘年六十七，知遂宁府。五月，史浩少师，荐薛象先、杨慈湖、陆象山、陈釜之、石应之、宗昭、叶水心、袁絜斋、赵静之、善誉、张子智等十五人。是年，国子监簿喻良能进《忠义传》二十五卷。七月，吕祖谦卒，年四十五。八月，王淮右相。

公元一一八二，壬寅，淳熙九年

焘年六十八，知遂宁府。前代旨长编或有增损，依熙宁修三经义法具奏。至是上四千四百五十余条，又以二百六十八年事散九百八十卷，一览难周，别为举要六十八卷，总目五卷，修换事目十卷。其奏状曰：“知遂宁府李焘上言，臣累次所为《续资治通鉴长编》，今重别写进，共九百八十卷，计六百四册。其修换事总为目十卷。又缘一百六十八年之事，分散为九百八十卷之间，文字颇繁，本末难以立见，略存梗概，庶易检寻。今创为建隆至靖康举要六十八卷，并总目共五卷，已上四种，通计一千六十三卷，六百六十七册。投进者，计一祖八宗之盛德至善，义宁止于百篇。聚九朝三世之各见殊闻，事或传于两说。惟折诸圣，乃得其真。臣网罗收拾，垂四十年；缀葺穿联，逾一千卷。抵捂何敢自保，精神几尽。此若非仰托大君之品题，惧难逃乎众人之指目。汉孝宣称制决疑，故事最高于甘露。我神考锡名冠序，治鉴莫毁于元符。予席恩言，比迹先正，臣死且不朽云。”

周密《癸辛杂识》曰：“韩彦古，字子师，诡谲任数，处性不常，为京兆尹，李仁甫恶其为人，弗与交，请谒常瞰其亡。一日，知其出，往见之，则实未尝出也。既见，韩延人书屋，而请曰，‘平日欲一攀屈而不能，今幸见临，姑解衣磅礴也’。仁甫辞再三，不获，遂为强留。有二橱贮书，牙竿黄袱，书护甚严。仁甫问此为何书。答曰：‘先人在军中日得于北方，盖本朝野史编年成书者’。是时，仁甫方修一长编，既成，有诏临安给笔扎；就其家缮写以进。而卷峡浩繁，未见端绪。彦古尝欲略观，而不可得。仁甫闻其言，窘甚，急欲得见之。则曰：‘家所秘藏，将即进呈，不可他示也’。李益窘，再四致祷，乃日：‘且为某饮酒，续当以呈’。李于是为尽量，每杯行，辄请。至饮罢，笑谓仁甫曰：‘前言戏之耳。此即公所著长编也。已为用佳纸作副本，装治就，以奉纳，便可进御矣’。李视之，信然。盖阴戒书吏传录，每一板酬十金。吏畏其威，获其赏，辄录送韩，故李未成帙，而韩已得书矣。仁甫虽愤愧不平，而亦幸蒙其成，竟用以进云。”

周必大《题范太史家藏帖子曰》：“眉山李仁甫谓，近则事详，远则事略，不当以繁省论文。其言美矣，故《续通鉴长编》多采近世士大夫所著，如曾子宜日记之偏，王安国甲申录之妄，咸有取焉云。”

公元一一八三，癸卯，淳熙十年

焘年六十九，召见，六月，对延和殿，进敷文阁直学士，提举祐神观，兼侍讲，同修国史。

十一月，见吕吉甫帖子，命子丈题其后，考证极为精详，谓温公误国者，陈莹中矫枉之言云云。（见周必大《题吕吉甫帖子后》）

是年冬，疾，遂有归志，因赋诗曰：“明年七十吾归矣，予买北关门外舟。”

公元一一八四，甲辰，淳熙十一年

焘年七十，春正月，因疾表乞致仕，优诏不允。丞相王淮曰：“焘知进退，宜如所请。”

二月，病棘，甲子，除敷文阁学士，转一官，致仕。卒，赠光禄大夫，谥文简（《文献通考》作文定），爵丹稜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诸子升朝，赠少师。后以子壁官参知政事，子官同知枢密院事，追赠太师，温国公。张栻曰：“李仁甫如霜松雪柏，无嗜好，无姬侍，不殖产，生平生死文字间。”

周必大挽诗曰：“经学渊源史笔高，文章余力薄风骚，纷纷小技夸流俗，磨灭身名笑尔曹。”（一） “鸣佩廿泉不乏人，谁能博古复通今，直如汲黯北进侠，忠似更生不铸金。”（二） “手卷长编已刻闽，争传副墨价千金，冠篇不得同迂叟，遗憾犹应记玉音。”（三） “是是非非口即心，扫除人伪止天真，身全五福仍通贵，造物因公劝善人。”（四） “病后精神更湛然，挂冠刚欲及生前，去来自左弹无碍，抚掌僧徒浪学禅。”（五） 周必大撰《神道碑铭》曰：“韩愈以天刑人祸，归咎史笔，柳宗元随辟其说，后人终致疑焉。今以李文简公验之，何疑。且左氏纪诸国之事，《史记》上下数千载，是是非非，利害不专及当世。若公续司马光《资治通鉴》，为本朝长编，上关国体，下涉诸臣之家，非异代比。使天刑人祸可信，安能绍知明主，见抵多士，生历清要，殁定美谥，诸子践世科，二千石，光显未艾，如李氏者乎？况公出入中外，见谓忠直，尽言交游，藐视强御，虽微作史，自当龃龉难合，然谗间不行于朝，士大夫鲜含怒者，何也？守道正，莅职公，事上不欺，应物无心，天人交助，其兹乎？……公孝友诚实，性无嗜好，惟潜心经史，故其出处本于洁静精微，著述则评论今古，别白善恶，得褒贬之旨。所至求奥篇隐帙，传录雠校，虽阴阳小说，亦无遗者，家藏积数万卷。为文语遒而理备。考蜀类试，参详南省，多得名士。荐人辄削稿。前两朝虞允文、赵雄当路，士大夫争谈兵。二公皆蜀人，雅敬公，公一无所徇。晚在经筵，人颇怀安，公为上言，前日纷纷，今日默默，俱非自治，其持论不随时类此。……铭曰：《尚书》记言，《春秋》书事，经列以六，史居其二。汉太史公，仪尊相臣。我朝大典，亦归宰庭，时政有记，起居有注，东观石渠，诸儒所聚，设官分职，上下相维，合力纂修，犹恐阙遗。公生遐方，初筮州县，闻于朝会，屈身铅椠。祖功宗德，业钜事丛。政有因革，论多异同。礼乐制作，夷裔叛服，原始要终，咸举纲目。三入承明，乞用奏篇。帝拟以光，士推如迁。问胡云然，多闻谅直，舞礼文奸，□□□□，以正事君，忠谠不欺。出而临民，敬简无私。赫赫荣名，番番寿耆，庆流子孙，殃则何有？漓尾灶跌，刻以铭章，申劝刚者，公为不忘。”

弟熹，官遂宁，治民宽厚，无名之赋悉奏蠲免，不愧其父兄云。（府志县志）

长子谦，字伯口，官至奉议郎，（府志县志）早卒。（《神道碑铭》）

次子垢，字仲信，一字仲勤，先卒，（见前）葬丹稜县治北二十里果溪峡。

三子垄，字叔廑，为朝请郎，权发遣忠州，后官至夔州路提点刑狱，卒葬丹稜县治东南三十里竹林寺旁（县志）。

四子塾，官至承务郎，先卒（见前）。

五子堡，早卒（周《碑》）。官至承奉郎，主管尚书架阁文字（府县志）。

六子壁，见后。

七子，见后。

长女均，适曹执中（朝散郎知果州）。

次女坑，适帅祖庆（朝奉大夫知崇庆府）。

三女坛，适任阜（迪功郎汉州学教授）。

四女琠，适谢纯颖。

五女增，适张伸（承议郎充云安军使兼知县事）。

六女堪，适范子庚（朝散大夫利州路提点刑狱公事）。

孙镗，宣议郎。

孙锡，修职郎，彭州九陇主簿。

孙男铿、銶（早亡）、锬、周（早亡）、鋂、镳（早亡）、铨、积、简。

孙女驯（早亡）、真，适孙刚，修职郎。从，适刘成季，承务郎，新雅州芦山县主簿尉。

曾孙十一人。

焘生平著述甚富，除上见者外，尚有《五经传授图》一卷，《尚书百篇图》一卷，《尚书大传杂说》一卷，《春秋学》十卷，《诗谱》三卷，《说文解字五音韵谱》十卷，《七十二候图》一卷（时令），《混天帝王五运图古今须知》一卷，《七十二子名籍》一卷，《本朝事始》二卷，《科场沿革》一卷，《集贤学士并赐带典故》一卷，《宋政录》十卷，《宋异录》一卷，《建隆遗事辨》一卷，《谕西南夷事》一卷，《思陵大事记》三十六卷，《阜陵大事记》二卷，《四朝史稿》五十卷，《陶渊明新传》三卷，《赵普别传》一卷，《六君子年谱》三卷，《三苏年谱》三卷，《司马光年谱》三卷，《欧阳修年谱》三卷，《韩琦年谱》三卷，《富弼年谱》三卷，《文彦博年谱》三卷，《巽岩奏议》三十卷（省志作四十卷），《巽岩文集》五十卷，（一作《李文简公集》一百二十卷，似兼奏议等而言之）合计不下数千卷。叶适《巽岩集叙》曰：“余少习长篇，恨公他文未能得，会与公子参知政事壁、湖北帅善，至金陵，以公集示余，因属为序，自有文字以来，名世数千，大抵以笔势纵放，凌厉驰骋为极功，风霆怒而江河流，六骥调而八音和，春晖秋明，而海澄岳静也，高者自能，余则勉而效之矣。虽然，此韩愈所谓下逮庄骚，其上无是也。观公大篇详而正，短语简而法，初未尝藻翻琢镂，以媚俗为意，曾点之瑟方希，他人之酒欲清，又非以声色臭味自怡悦也。独于古文坠学堂上之议，起虞造周，如挈裘领振之焉，固遗其下，而独至其上者欤！蜀自三苏死，公父子兄弟后起兼方合流，以就家学，综练古今名实之际，有补于世，天下传以继苏氏云。”（《水心文集》卷十二）

公元一一八五，乙巳，淳熙十二年

七月，归葬于丹稜县治北二十里龙鹊山巽岩之阳，县志纪异门载：“康熙中，有盗数人发李文简墓，棺具尚完，启视之，纱帽朱袍，象笏玉带，眉髯皓白，凛然如生，盗利其有，竟取金银殉器已去。是夜群盗同梦公，命卒械至府中，厉声呵责，各鞭百余，未几，俱呕血死。呜呼，南宋至今六百余年，而形体英灵俨赫如故，岂非刚大之气，超尘劫而不毁者耶云云。”又云：“龙鹄山中有神灯，每至朔望昏暮时，光闪烁如灯，时上时下，近山已不见，唯远人得一见之，不移时遂灭云云。”猷案：峨眉山有所谓佛灯，青城山有所谓圣灯，或云荧光，或云磷光，迄今尚无定说，此所谓神灯，亦其类也。妻硕人杨氏，同邑赠朝散大夫素之孙，黄庭坚为记大雅堂者，后公年卒，祔焉。（《神道碑》）

公元一一八六，丙午，淳熙十三年

心传年二十一。

八月，洪迈请通修九朝正史，从之。九月，迈拜翰林学士，知制浩，兼修国史，遂奏进王称所著《东都事略》一百三十卷，其奏书札子曰：“称之父赏在绍兴中为实录修撰，称承其绪余，刻意史学，断自太祖，至于钦宗，上下九朝，其非国史所载，而得之旁搜者居十之一，皆信而有征，可以据依，称今以承议郎知龙州，欲望圣德慈鉴铅堑之功特加甄录，以为学士大夫之劝云。”

本年，承相王淮等上《仁宗英宗玉牒》，《神哲徽钦四朝史传》，及《皇帝会要》。

公元一一八七，丁未，淳熙十四年

心传年二十二。王称除直秘阁（《朝野杂记》）。和州布衣龚瑞颐著《元祐建中列传谱》一百卷。明年十月，太上皇崩，年八十一，诏修《高宗实录》。

公元一一九○，庚戌，孝宗淳熙十七年，即光宗绍熙元年

心传年二十五。焘子壁三十二，年三十，同登余复榜进士，壁召试为秘书省正字，召试入馆职。

明年群臣上《寿皇圣皇玉牒》五十卷，《寿皇圣政会要》八十卷。

公元一一九四，甲寅，绍熙五年

心传年二十九。焘子壁年三十七，编《国朝中兴诸臣奏议》四百五十卷，自叙曰：“丞相忠定赵公汝愚，肇自太祖以至钦宗，凡诸臣所论，类而辑之（赵汝愚绍熙五年八月为右承相）。建炎中兴，虽异创业，人物之盛，不减嘉祐治平。一时所言，国赖以济。寻访历年，十仅得其五六，裒缀虽未为尽，而名公巨人建明之伟者，大较具此矣，略仿赵公成例，总为十八门，别而汇之，又二百门，通为四百五十卷。凡修德兴学之序，正家善俗之方，事天罪己之诚，用贤纳谏之公，爱惜名器，辨别忠邪，屏奢侈，尚勤约，戒苛刻，本忠厚，上而郊庙礼文，诏诰赏罚，次而官制职守，学校荐举，与夫议狱断刑，阜通财货，消弭盗贼，勤恤民隐，切于政者，靡不具焉。而其时最大而莫先者，则尝胆之志未伸，兴复之义未明，如择将训兵，申儆军实，料敌制胜，经理边防，曰海道，曰江淮荆襄，曰川陕，地形阨塞，戍守疏密，开卷瞭然，有同图绘。斟酌损益，有裨于今者，唯高庙朝谋议莫详焉。故今纂次，终于绍兴，其有系国家大计，生民休戚，事已见于前，而至孝宗初始定者，则仍取后来所论，附之逐事之末，其是非同异之实，不可得而掩也云。”

是年七月，赵汝愚为参政枢密使，八月，为右相。召秘阁修撰知潭州朱熹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闰十月，罢之。

公元一一九五，乙卯，宁宗庆元元年

心传年三十，与弟道传同举乡荐。

焘子壁年三十八，迁著作佐郎。

是年韩侂胄始专政，以恢复中原为号召，二月，罢右相赵汝愚，四月，流太学生杨宏中等六人，六月，罢国子司业汪逵等。

公元一一九六，丙辰，庆元二年

心传年三十一，弟道传成进士，而心传下第，遂绝意不复应举，闭户著书，《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及《朝野杂记》之作当始于此时。是年八月，禁伪学党，十二月，削秘阁修撰朱熹官，窜处士蔡元定于道州。

公元一一九七，丁卯，庆元三年

心传年三十二。焘子壁年四十，尝数与朱熹书。熹复书曰：“熹扶曳残骸，幸抵田舍，行藏之计，无复可言，但向来职事，不能无遗憾，此独深愧耳。东府为况何如？故宇凄凉，新居鼎盛，行路之人，忘其前事，颇有为之不平者。此处不早调护，将有乘人之隙者。此大可虑。又向来放过大体已多，今又不容坐视，不为收救之计，此外则无他说，唯有去耳。欲去则不可不早，然未去之间，亦不可一日不葺理，季章相与之深，不可不力为此言也。近事因来语及一二大者，幸甚。（一） ‘平生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此同衰暮，非复离别时，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史院同寮饯别灵芝坐间或诵此言，季章见谓‘平生亦甚爱此，盍书以见赠？’余谓如仆乃知此味，季章未也，胡为亦爱此耶？既而思之，解携之际，但有一人衰暮，便令满坐作恶，乃知隐侯之言，犹有所未尽也。因并书以寄季章，以为何如也？（二） 两书缕缕皆有飘然远引之意，不审果以何日决此计耶？熹恳词得请，深思上恩，既还旧官，无复可辞之谊，孤危之迹虽未可保，然姑无愧于吾心可也。承问及先人绍兴中文字，遗稿中札子三篇，疑即此奏，豫章所刻集中有之，公以纳呈，已加签贴于其上矣。笔削之际，倘得附见，千万幸甚！诸公争和议时，先人与胡德辉、范伯达诸公，同人文字皆史院同寮也。当时此一宗议论不知有无登载？魏元履所集戊午谠议一书，其详亦尝见之否？如馆中未有，得行下建宁抄录上送亦一事也。（三） 昨承谕及告君奏疏，已蒙笔削，得附史氏篇末，幸甚！痛念先君早岁读书，即为陆贾之学，遭时艰难，深愿有以自见，而不幸不试，所得陈于当世者，止此而已，今乃得记史笔以垂不朽，岂不幸甚！但恐贤者去国之后，或为不肖之孤所累，因见刊削，盖可知耳。又闻黄文叔顷年尝作地理本图以献，其家必有元样，欲烦寻访，刻得一枚见寄，切幸留念。（四）熹伏承不鄙，贶以先文正公诗篇行实，并及三夫人二圹刻文，跽领伏读，足慰平生高山仰止之心，而反复再三，又见其立德立言，明白磊落，所以开发蒙吝，不一而足者，幸甚幸甚！至于不察熹之愚陋，而将使之纂次其事刻之幽宫，以视来世。则熹之不德不文，人知其不足以胜此寄矣。顾念平生未尝得拜文简之函丈，而读其书，仰其人，则为日盖已久，又尝听于下风，而知公之所以相知，亦有不待识其而目而得其心者。是以愿自附焉，而不敢辞也。唯是今日方以罪戾书名伪籍，平居杜门屏迹，舌不敢出一语以干时禁，而凛凛度日，犹惧不免，乃于此忽尔破戒，政使不自爱惜，亦岂不为公家之累？是以彷徨顾虑，欲作复止，而卒未有以副来命之勤也。伏维执事姑少察此，而深计之，窃意高文大笔取之今世，不为无人，固不必眷眷于一无状罪废之人，而使盛德百世之传，不得以时定也。（五） 熹区区鄙意，前幅具之详矣。始者亦尝深念，欲便草定，而托以前日所为。既而思之，又似不诚，而不可为也。又念刘孙所定本出于贤昆仲之手者，自足传信后世。但循例必欲更经一手删节，则虽在今日阴窃为之，亦是不害。止是目下未可使人知有此作，将来草定，亦不可使人见有此书，此则难遮护耳。来使本欲留以少候，渠亦以丁宁之切，不来相逼，但觉此终是未敢落笔、不如遣之还，一面更将所示者仔细播阅，随计所当增损处，托人送令弟处，又恐经由都下不便，生平多做了闲文字，不能无愧词。今此好题目，可惜不做，但又适当此时，令人郁郁耳。《续通典》，见诗中及之，恐有印本，求一部，长篇改定本，止写改处不知有多少册？得为致之为幸！或云建炎绍兴事亦己成书，不知然否？（猷案：王明清《玉照新志》称，绍兴元年胡彦修疏在《长编》一百五十九卷注后，似乎兼及高宗朝事，《四库全书提要》以为或以事相连属，著其归宿，附于注末，如《左传》后经终事之例云）尤所欲得，但恐字多难写耳。顷见靖康间事，杨龟山多有章疏，不曾编入，不知后来曾补否？盖汪丈所刻本不曾载，福州、成都二本皆然，其奏议后来南剑一本却有之，恐亦不可不补也（六）。”

是年十二月置伪学党籍，着籍者宰执则有赵汝愚、周必大、留正、王蔺四人，待制以上则有朱熹、徐谊、彭龟年、陈傅良、薛叔似、章款、邓湜、楼钥、林大中、黄由、黄黼、何异、孙逢吉十三人，余官则有刘光祖、李等三十一人，武臣则有皇甫斌等三人，士人则有杨宏中等八人，共五十九。

公元一一九八，戊午，庆元四年

心传年三十三。吏部郎中王偁约卒于本年或稍前后。（《朝野杂记》）

公元一二○○，庚申，庆元六年

心传年三十五。三月甲子朱熹卒。韩侂胄加太傅，左相京镗进《太上皇玉牒》、《圣政》、《日历》，《太上皇会要》一百卷。八月太上皇崩，诏修《光宗实录》。

公元一二○一，辛酉，宁宗嘉泰元年

心传年三十六。焘子壁年四十四，以著作佐郎兼刑部郎中权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是年宰执上《孝宗会要》二百卷。

公元一二○二，壬戌，嘉泰二年

心传年三十七。冬十月晦，所著《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二十卷成书，自叙曰：“每念渡江以来纪载未备，使明君良臣名儒猛将之行事，犹郁而未彰，至于七年间兵戎财赋之源流，礼乐制度之因革，有司之传往往失坠，甚可惜也。乃辑建炎至今朝野所闻之事，不涉一时之利害，与诸人之得失者，分门著录，起丁未建炎元年（西一一二七）迄壬戌嘉泰二年，以类相从，凡六百有五事，勒为二十卷云。”

是年二月，韩侂胄禁私史，十二月，韩侂胄加太师。

陈自强上《高宗实录》，诏修《高宗宝训》，《皇帝会要》。明年，陈自强上《孝宗光宗实录》、《徽宗玉牒》、《今上会要》一百十五卷。

公元一二○四，甲子，嘉泰四年

心传年三十九。焘第三子知临邛，校刊《华阳国志》，自叙曰：“古者封建五等，诸国皆有史以记事，后世罢封建为郡邑，然亦必有图志以具述，盖以疆域既殊，风俗各异，山川有险要扼塞之当备，郡邑有废置割隶之不常，至于一士之行，一民之谣，皆有不可没者。顾非笔之于书，则不能也。……此晋常璩《华阳国志》之作，所以有补于史家者流也。……本朝元丰间吕汲公守成都，尝刊是书，以广其传，而载祀荒忽，刓缺愈多，观者莫晓所谓。余每患此久矣，假守临邛，官居有暇，盖尝博访善本，以证其误，而莫之或得，因摭《两汉》、陈寿《蜀书》、《益部耆旧传》互相参订，以决所疑。凡一事而先后失序，本末舛逆者，则考而正之。一意而词旨重复，句读杂错者，则刊而去之。设或字误而文理明白者，则因而全之。其他旁搜远取，求通文义者又非一端。凡此皆有明验。可信不诬者。若其无所考据，则亦不敢臆决，姑阙之以侯能者，然较之旧本之讹谬，大略十得五六矣，锓本既具，辄序所以，冠于篇首，好古博雅与我同志者，愿无以夏五郭公之义而律之，嘉泰甲子季夏朔丹稜李叔廑甫谨序。”由此可见亦绩学之士也。

本年正月，韩侂胄定议伐金，四月，立韩世忠庙于镇江府，五月，追封岳飞为鄂王，六月，遣张嗣古使金贺金主生辰以觇虚实，九月，遣邓友龙使金，贺正旦。十一月，周必大卒，年七十九。

焘子壁年四十一七，官礼部侍郎，著《中兴十三处战功录》三卷，将南渡以来，御侮立功之最重要者十三处，编为一书，以为北伐之借鉴。

心传弟道传尝撰《江东十考》一卷，似亦在此时前后，自叙日：“孝宗元年，方事恢复，时先君初仕，讨论南北间事，著《江东胜后之鉴》十篇上之，窃谓战胜存乎备具，退守存乎人心，因复考六朝备具之实，一曰屯兵之地，二曰统兵之任，三曰取兵之制，四曰财赋之出，五曰出师之途，六曰馈运之方，七曰舟师之利，八曰出骑之用，九曰守城之规，十曰守江之要，凡十篇，参之古今，端其大略云云。”

公元一二○五，乙丑，宁宗开禧元年

心传年四十，复续《朝野杂记》，既抵乙丑之冬矣，顾视前集所书，往往缺略未备，而所忆中兴以来旧闻辽事，尚或有之，欲补缀成编，未暇也，客有谓心传曰，自昔权臣用事，必禁野史，近世李庄简作小史，秦丞相闻之，为兴大狱，李公一家，尽就流窜，此往事之明戒也。子其虞哉，心传矍然而止。（《朝野杂记乙集自叙》）

焘子壁年四十八，官礼部侍郎，六月奉命使金，贺金主生辰，并觇敌虚实。叶绍翁《四朝闻见录》曰：“开禧初，韩平原欲兴兵，遣张嗣古觇敌，张还，大拂韩旨。复遣壁，壁还，与张异词，阶是进政府云云。”《学案》曰：“是壁附和平原，以致显要，令人叹文字之为虚车，然其争邱宗卿之贤，用张威以平寇乱，虽功不足以掩罪，而知人之明，不容没也。”

公元一二○六，丙寅，宁宗开禧二年

心传年四十一。焘子壁年四十九，以韩侂胄执意伐金，自度力不能回，乃迎其意，入奏云：“自秦桧倡和，使父兄百世之仇，不复开于臣子之口，今庙谋未定，士气寝衰，苟非激昂，曷克丕应。臣愚以为宜极贬秦桧，示天下以仇耻必复之志。”疏奏，四月，追夺秦桧王爵，改溢缪丑。五月，下诏伐金，召叶适值学士院，草出师诏，不从。乃以壁直学士院，草诏，略曰：“天道好还，中国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顺，匹夫无不报之仇，蠢兹丑虏，犹犯要盟，俊生灵之资，奉溪壑之欲，此非出于得已，彼乃谓之当然，军入塞而公肆创残，使来廷而敢为桀骜，泊行李之既遣，复嫚词之既加，含垢纳污，在人情而已极，声罪致讨，属彼运之将倾，兵出有名，师直为壮。言乎远，言乎迩，孰无忠义之心。为人子，为人臣，当念祖宗之愤云云。”六月，进礼部尚书，七月，拜参知用事。（岳珂《愧郯录》卷三“阶官避家诗”条曰：“开禧丙寅，李参预壁为小宗伯礼部侍郎会课，当迁中奉大夫，正其祖讳，援故实，自言不带寄理，当是时诏从之，继参大政，复迁中大夫，而称朝议大夫自若也，朝论皆以李为得体云。”）

是年十二月，四川制置副使吴曦叛，受金人命称王，帝颇思诸正言人，诏召蜀中三人，焘子年四十七，奉诏入对，而魏了翁、范子长二人不至。

公元一二○七，丁卯，开禧三年

心传年四十二，欲续撰《朝野杂记》，会有旨给札上所著《高庙系年要录》，铅堑纷然，事遂中辍（《朝野杂记乙集自叙》）。

焘子壁年五十，官参知政事，十一月三日乙亥，礼部侍郎史弥远诛韩侂胄，钱象祖知枢密院事，壁兼同知枢密院事，御史叶时论壁反复诡谲。同月戊子，罢官，削三秩，谪居抚州。

公元一二○八，戊辰，宁宗嘉定元年

心传年四十三，进《高宗系年要录》二百卷。寿子壁年五十一，居抚州，注《王荆公诗》十五卷，是编所录之诗较本集多七十二首，足补本集之遗漏，助之者为曾极景建，而魏了翁为之作序。

十月，左相钱象祖、右相史弥远言，诛侂胄事，壁实预闻。诏令自便，复官，提调洞霄宫。

公元一二○九，己巳，嘉定二年

心传年四十四。焘子壁年五十二，提举洞霄宫，复以御史言，削一秩，罢祠。

公元一二一一，辛未，嘉定四年

心传年四十六，弟性传成进士，十二月，弟道传乞下除学禁之诏，颁朱子四书，定周邵程张五先生从祀，未行。

焘子年五十二，官成都路提点刑狱。

公元一二一三，癸酉，嘉定六年

心传年四十八。

焘子壁年五十四，官秘书少监，纂辑公侯守宰士庶为《通礼》三十卷，取开宝迄政和凡通用者分别五礼，汇为一编。（《玉海》）

公元一二一四，甲戌，嘉定七年

心传年四十九。焘子壁年五十七，复除端明殿学士，知遂宁府。

公元一二一六，丙子，嘉定九年

心传年五十一。七月，《朝野杂记》乙集二十卷成书，自叙之。又撰《丙子学易编》十五卷，取王弼、张载、程颐、邵雍、朱熹五家之说，而以其父舜臣之说证之，亦间附以己意。门人高斯得刻之，跋曰：“斯得受业于门，每念有以广其传，来守桐江，首将《学易编》、《诵诗训》二书刻之，与同志共云。”

公元一二一七，丁丑，嘉定十年

心传年五十二，著《丁丑三礼辨》二十三卷。

公元一二一八，戊寅，嘉定十一年

心传年五十三。焘子壁年六十一，引疾奉祠。

焘子年五十九，以记注之官，仿范祖禹《帝学》，著《续帝学》，诏彻进读。（《玉海》）

公元一二一九，己卯，嘉定十二年

心传年五十四。焘子年六十，五月丁未《续帝学》十卷成书，癸卯赐宴，讲官请宣付史馆，从之。（《玉海》）

公元一二二○，庚辰，嘉定十三年

心传年五十五，弟道传裒集晦翁门人廖德明子晦而下三十二家，为《晦翁语录》四十四卷，刻于九江。是年卒于九江，年四十八，赐谥文节（或作文靖），黄勉斋干为撰墓志铭。

公元一二二一，辛巳，嘉定十四年

心传年五十六，著《西陲泰定录》，记吴曦之变及削平始末，初为二十七卷，起嘉泰元年，迄嘉定四年，其后蜀事益多，复增修至嘉定十四年之冬，凡二十年，通为九十卷，仍用太史公表例，并记国家大政令，边防大节目。

公元一二二二，壬午，嘉定十五年

心传年五十七。焘子壁年六十四，进资政殿学士，致仕，六月卒，归葬丹稜龙鹄山玉虚宫旁，端平二年追谧文懿。《宋元学案》引佚名曰：“大参薨背，海内褫气。方其壮年，锐于立事，议论岂无少差，要于大义无媿。中间维持善类，破除奸党，厥功不细。至于淹贯古今，临事商榷，爱国忧君，一饭不忘，今世如斯人者几稀云。”

壁承家学，于典章制度尤为综练，而嗜学如渴，于群经百氏亦搜抉靡遗。生平著述丰富，除上见者外，尚有《临汝闲书》一百五十卷，《援毫录》八十卷，《中兴奏议》若干卷，《内外制》二十卷，《雁湖集》一百卷，《消尘录》三卷，《南北攻守录》五十八卷等。（今存者《十三处战功录》一卷，有藕香拾零本，散文有四十九章，经序一篇，《苏子由古史跋》一篇，韶文有《巽岩七绝》一首，《青神慈姥岩》七绝一首，《北园酌酒观鹤》七绝一首，《东山精舍虞公允文读书处》七绝一首。见省志府志县志）

公元一二二三，癸未，嘉定十六年

焘子年六十二，官礼部侍郎。五月，进封皇子祁国公竑济国公，以皇姪果州团练使贵诚（即理宗）为邵州防御使。济国公竑素不满丞相史弥远所为，弥远日谋媒孽济国公竑之短于宁宗前，而属意于贵诚。欲引为助，而正色立朝，持论侃侃，弥远等忌之，出为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鄂州。

公元一二二四，甲申，嘉定十七年

心传年五十九。焘子年六十四，官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鄂州。三月，撰《鄂州重修北榭记》曰：“鄂诸之胜，以南楼北榭并称。南楼由元祐改作。元符末，修水黄公鲁直尝见于题咏。惟北榭冠了城之颠，在郡公堂之后，不知自何时建立。乾道中，于湖张安国为大书扁榜。厥后达官名人稍为赋诗者，然距今亦五十余载矣。栋宇隘卑，日就圮废，莫或顾省，……于是昉议更葺，先增甓北隅，袤二寻，崇三丈有奇，南袤寻有半，崇与北等。遂改建北榭屋，辟而大之，败楹腐牖，悉易以新。既成，宏敞翚翼与南楼嶷然相望，始于一郡面势为称，虽其高无所不瞩，而北望为尤宜。……榭之废兴似未足书，然余改作之意非游观之为，则不可不明著，以贻后之同志者，俾得以周览而绎思焉，嘉定甲申三月丙午记。”

八月，宁宗崩，丞相史弥远矫诏立沂王子贵诚为理宗，封皇子济国公竑为济王，出居湖州。

公元一二二五，乙酉，理宗宝庆元年

心传年六十，著《道命录》五卷，载程子、朱子进退始末，备录其褒赠贬谪荐举弹劾之文，自叙曰：“嘉定十七年，诏尚书省曰，朕惟伊川先生绍明道学，为宋儒宗，虽屡被褒明，而世录勿及，未称崇奖先儒之意。可访求其后，特与录用云云，德音传播，天下诵之。盖自伊川之被荐而入经筵，逮今百四十年矣。愚尝网罗中兴以来，放失旧闻，编年著录，次第送官。因得窃考道学之兴废，乃天下安危，国家隆替之所关系，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惇、京、桧、侂之际也！程子曰：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夫道即学，学即道，而程子异言之，何也？盖行义以达道者，圣贤在上者之事也。学以致其道者，圣贤在下者之事也。舍道则非学，舍学则非道。故学道爱人，圣师以为训。倡明道学，先贤以自任。未尝歧为二焉。自数十年，不幸憸邪谗谄之小人，立为道学之目，以废君子。而号为君子之徒者，亦未尝深知所谓道，所谓学也。则往往从而自讳之可叹哉！子曰：道之将行也欤，命也！道之将废也欤，命也！故今参取百四十年之间，道学兴废之故，萃为一书，谓之《道命录》。盖以为天下安危，国家隆替之所关系者，天实为已，而非惇、京、桧、侂之徒所能与也。虽然，抑又有感者，元祐道学之兴废，系乎司马文正之存亡，绍兴道学之兴废，系乎赵忠简之用舍；庆元道学之兴废，系乎赵忠定之去留。彼一时也，圣贤之道学，其为厄也已甚矣！而义理之在人心者，讫不得而泯也。孟子曰，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矣，故由孔子之言，则有天下国家者，可以知所戒。由孟子之言，则修身守道者可以知所往。至若近世诸公或先附后畔，或始疑终信，视其所以，则先附后畔，皆出于一时利害之私；始疑终信，则由夫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而致此也，又有或出或入之士，义利交战于中，而卒之依违俯仰，以求媚于世。盖所谓焉能为有，焉能为无者。必也见善明，用心刚，而卓然不惑于生死祸福之际，于道学也，其庶几乎！”（知不足斋本）

（原书五卷，刊于江州者，毁于兵。元至顺癸酉，新安程荣秀得之，略加增订为十卷。今有知不足斋本。全祖望续《宋元学案》卷九六至九七“元祐党案”“庆元党案”即用此书为底本，并仿《春秋大事表》之意。凡诋毁诸儒者皆附之。稿佚，王梓材据鄂氏刊本补之。）

本年正月，丞相史弥远矫诏杀济王竑。六月，史弥远加太师，封魏国公。

公元一二二六，丙戌，宝庆二年

心传年六十一，以魏了翁、崔与之、许弈等二十三人交章奏荐。正月，自制置司敦遣至行在所，以著作佐郎领史事。同月，赠陆九渊等官并谥，录张栻、陆九渊、吕祖谦后。

焘子年六十六，知鄂州，与诸司争曲直不相能，请罢，诏知遂宁府。《学案》引佚名曰：“侍郎畴昔立朝，稍稍附致，则立致卿相。在鄂诸日，若置是非不问，则亦可缓西归。而一节凛然，可谓不愧出处之义者云。”

公元一二二七，丁亥，宝庆三年

心传年六十二，以著作佐郎领史事。

焘子年六十七，撰《舆地纪胜序》略日：东阳王象之仪父著《舆地纪胜》一书甚钜，书成，丏余为序，且曰：“吾书收拾天下郡县山川之精华，使人于一寓目之顷，而山川俱若效奇于左右，以助其笔端，取之无禁，用之不竭。……仪父所著，余虽未睹其全，第得首卷所纪行在所以下观之，则知其论次积日而成，政非浅浅者。……使其人读之，便如身到其地，其土俗、人才、城郭、民人，与夫风景之美丽，名物之繁褥，历代方言之诡异，故老传记之披纷，不出户庭，而坐而得之。呜呼，仪父之用心，可谓勤矣……宝庆丁亥季秋三日。”

公元一二三一，辛卯，理宗绍定四年

心传年六十六，正月，皇太后七十五岁寿礼，大赦，百官进秩有差，心传赐同进士出身，授国史院校勘官，寻进编修官，专修《中兴四朝帝纪》即高、孝、光、宁。

焘子壁年七十一，十月为焕章阁学士，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刘宰贻书曰：“制置以世家子帅梓里，人望所属，甚不易副，此政府内俱，为诿以分责，尚谨旃哉云云。”悳以安静镇之，蜀中稍治云。

公元一二三三，癸已，绍定六年

心传年六十八，修《中兴四朝帝纪》，甫成其三，（似即高、孝、光三朝）因言者罢，添差，通判成都府。（心传跋俞松《兰亭续考》曰：“绍定之季，罢史职，归岩居云云”，知其罢归当在本年）

焘子年七十三，十月，史弥远卒，郑清之相，召入阁，除礼部尚书，资政殿学士。

公元一二三四，甲午，理宗端平元年

心传年六十九，迁著作郎，兼四川制置司参议官，诏无入议幕，许辟官置局，踵修《十三朝会要》。遂辟高斯得等为检阅文字。正月，弟性传以兵部侍郎兼侍读。五月，诏李道传与黄干、李燔等七人皆阨于权奸，而各行其志，没齿无怨，其赐谥复官优存恤，仍各录用其子，以旌忠义云。九月，召真德秀为翰林学士，魏了翁直学士院。

公元一二三五，乙未，端平二年

心传年七十，专修《十三朝会要》。

焘子年七十五，官礼部尚书，乞归不允。请以周、程从祀，又言王安石虽罢享，而因循未黜，乞亟进三人以易之。从之，诏议胡瑗、孙复、欧阳修、周敦颐、司马光、苏轼、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十人从祀孔子庙廷。

公元一二三六，丙申，端平三年

心传年七十一，所修《十三朝会要》成书，召赴阙，除工部侍郎，仍兼史事。

是年九月，崔与之相。

公元一二三七，丁酉，理宗嘉熙元年

心传年七十二。

焘子年七十七，正月，除同知枢密院事，兼四川宣抚使。

公元一二三八，戊戌，嘉熙二年

心传年七十三，迁秘书少监，国史馆修撰，修《中兴四朝国史》及《实录》，并辟高斯得、杜范、王遂等为史馆检阅，斯得分修光宁二帝纪。

焘子年七十八，四月，除同签枢密院事，督视江淮京湖军马，发行都并湖广会子百余万犒师。六月，卒官，特赠资政殿大学士，赠谧文肃。归葬眉州治西百里棲云寺旁。

承家学，著作亦富，除前见者外，尚有《北宋九朝纲要》二十五卷，《赵鼎行状》三卷，《悦斋集》若干卷，《宋诗纪事》、《固陵录》若干卷，《续补汉官仪》一卷，《续补汉官典仪》一卷，今存者《北宋九朝纲要》有南京国学图书馆抄本，散文有《鱼腹扦阙铭并序》一篇，《鄂州重修北榭记》一篇，《舆地纪胜序》一篇，韵文有《晚泊巫山棹石滩》七绝一首。（见省府志县志）

公元一二三九，己亥，嘉熙三年

心传年七十四，《四朝帝纪》书成，为丞相史嵩之所不满，高斯得所修《宁宗纪》末卷载理宗与济王事，为史嵩之擅改，斯得与史官王遂、杜范等辨之，然书已奏进，无可如何。心传去官，奉祠居湖州。弟性传落职，提举太平兴国宫。自是年以后，丞相史嵩之专政。

公元一二四一，辛丑，理宗淳祐元年

心传年七十六，罢祠，复予，又罢。是年五月，王应麟成进士。

公元一二四三，癸卯，淳祐三年

心传年七十八，致仕。先是，心传官太史时游吴兴，悦山水之秀，寓于郡城，后为安定书院，又相度弁峰，建宅营墓，（土人称其地为太史湾）后人徙居焉，见《井研志》引《出湖录》。

公元一二四四，甲辰，淳祐四年

心传年七十九，卒于吴兴寓所，无子，以弟道传子献可为后（献可，号双溪，见《周密《癸辛杂识》）。心传少承家学，壮不得志于科场仕途，又逢老寿，生平专事著述历五十余年，所著除有年代可考，己见上述者外，尚有《诵诗训》五卷，《春秋考义》十三卷，《读史考》十二卷，《旧闻证误》十五卷，《辨南迁录》一卷，《孝宗要略初草》二十三卷，即《高宗系年要录》之续编，《建炎边防记》三卷，诗文集一百卷（今存者《系年要录》有仁寿萧氏刻本，广雅书局史学丛书本；《朝野杂记》有武英殿聚珍本，福州广州翻刻聚珍本，函海本第七八函，适园丛书本；《旧闻证误》有函海本第六函，榕园丛书本乙集，桐华馆史翼八种本；《道命录》有知不足斋丛书本；《边防记》有内乱外祸史丛书本）。

心传弟性传，是年以太中大夫权礼部尚书，兼给事中，兼侍读，兼同修国史，兼实录院同修撰。是年十二月，范钟、杜范相。

公元一二五三，癸且，理宗宝祐元年

心传所著《高宗系年要录》二百卷刻于扬州。（永乐大典本载贾似道跋语）杨仲良将焘《续通鉴长编》九百八十卷改撰为《纪事本末》百一五十卷，是年欧阳守道序之，并校刊于庐陵郡斋。

（原载于1944年5月《说文月刊》第4卷合刊本，重刊于1981年《史学史研究》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