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百家争鸣初探
前 言
自从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总结了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确方针，作为繁荣科学和艺术的总政策以来，全国学术界从各方面提出学术上的问题，发表不同的意见，进行自由讨论的学风有了很好的发展，反映了这一正确政策的伟大作用。
百家争鸣的内容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的两个方面。广义的百家争鸣包括哲学、科学、文学和艺术等各个部门、各个学派和各种作品。整个自然界是一个整体。整个社会也是一个整体。要对自然界的整体和社会的整体获得全面了解，就必须从各个方面进行研究，这样就发生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各个学科。研究愈深，分门别类也将愈细。只要对于整体的自然界和社会规律的探索，能够达到或接近达到科学的客观真理，就是对于人民和国家的贡献。正像春天的百花竞放，百鸟齐鸣，花放是为了结果，不能不放；鸟鸣是为了产卵，不能不鸣。各个学科所取得的成就都可以看作百花齐放与百家争鸣的结果。全部文化学术史也都可以看作百花齐放与百家争鸣的历史。这是百家争鸣的广义方面。
狭义的百家争鸣则是专指对某一个共同有关的问题，在同一学科之中又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进行探索，往往由于立场、观点或方法不同而提出了不同的论点。这样就产生了同一学科中的不同学派。不同学派根据不同的论点，通过相互间的自由辩论，往往提高了认识，促进了学术的进一步发展。这是百家争鸣的狭义方面，狭义的百家争鸣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主要的有下列三种：第一种是面对面的争鸣，又称为舌战或面折；第二种是不对面的争鸣，又称为笔战或论战，除近代学者多利用报纸杂志进行论战外，古代学者多利用通信讨论的方式进行；第三种是采用著书立说，对前人或同时人的学说进行批判式的争鸣。
中国学术史上百家争鸣的浪潮是一个接着一个地出现的。波浪虽然有起伏、有高低、有大小，但却是贯串古今没有中断的。全部中国学术史上，小型的争鸣不计其数，大型的争鸣也不下数十百次；但是最高潮却出现在战国、南北朝、两宋、明清之际和五四运动前后等几个阶段。这是和中国社会发展史的一般阶段相适应的。百家争鸣的历史发展，也就是整个学术史的发展，固然会有它本身的一些特殊规律，但它和整个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规律必然是相适应的。每当社会大变革时期，经济基础有了提高，社会阶级有了分化，学术思想有了解放，百家争鸣的高潮也就会随之而起。
一、宋代百家争鸣的社会背景
自十世纪直到十三世纪的三百多年中，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经济和封建文化高度发展的时代，也是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百家争鸣的极盛时期之一。这是和当时的社会背景分不开的。从七世纪到十世纪初的唐朝，生产力方面的发展已经比汉朝有所提高了。而宋朝生产力的发展比唐朝更有进一步的提高。江汉地区下田一亩收谷二斛，上田一亩收谷三斛 (1) 。江浙地区上田一亩收谷五石至六石 (2) 。苏州一带中等田平年一亩收米二石至三石 (3) 。徽州一带上田产米二石 (4) 。南宋诗人周弼说：“长田一亩三石收。” (5) 这些都反映了宋代南方农业生产水平是相当高的。
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是和当时生产技术的提高，生产工具的发展，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等等分不开的。宋代农民在对自然界作斗争中获得了巨大的胜利，例如占城旱稻种移植到福建成功后，又在北方高寒地带试种成功，且产量较高。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为推广占城稻良种，曾写成榜文公布，指导农民耕种方法 (6) 。又如北方的小麦于南宋初年在江南的江、浙、湖、湘、闽、广、赣等地试种成功，所以“春稼极目不减淮北” (7) 。粮食作物除稻麦外，还有粟、菽、穄等，油料作物如芝麻等，饲料作物如苜蓿等都有大量生产。种桑养蚕事业也普及到了北方 (8) 。手工业原料如竹、木、漆、兰靛等也都比过去增产。水果是宋代专业性的商品生产，种类很多，分布亦广 (9) 。茶叶是宋朝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产量很高，北宋初年已达一千万石以上，以后逐年增加，达到年产几千万石的巨额。这些不但可以概见宋朝农业生产发展的一斑，而且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技术的进一步提高。
农业生产的发展是和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分不开的。宋朝兴修的大小水利灌溉工程共达一千多处 (10) ，比唐朝的273处增加了好几倍。这一千多处水利灌溉工程中，从北宋初年开始就已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例如宋太宗时在与辽国交界的河北高阳、信安一带利用积水作陂塘，修筑了六百里长的斗堰，引淀水灌溉稻田，播种江南早稻，获得丰收。仁宗时在河北南部及河南北部的漳水流域疏导川渠，引漳水灌溉永年、安阳一带的田亩几万亩，使瘠地变成良田。又在河南南部的唐河流域疏导旧渠，开凿新渠几十条，使荒地变成熟田。江北通、泰、楚、海四州地区连接百里的捍海堰工程，也在范仲淹的倡议和组织下完成了。江南地区，自真宗时徐奭领导当地人民修建苏州石堤九十里，恢复良田数千顷；又筑太湖石堤，疏浚渠道自吴江以东入海，使流民复业者二万六千余户。浙江地区修建了从钱塘经仁和、海宁、海盐、平湖、金山一带长达三百多里的捍海堤、钱塘江堤、西湖堤等工程。南宋时修复了越州的鉴湖（面积三百里）和润州的练湖等，修复了太湖通长江的河流。长江中游的鄱阳湖、洞庭湖以及其他中小湖泊河流，也都被利用来灌溉稻田，如候叔献在湖北鄂城的樊山引水灌田四十万亩，此类例子还很多。这些地区湖田、圩田面积既大，产量也较高。
农业生产的发展与生产工具的改进也是分不开的。从宋墓中出土成组的铁制农器，如犁、
、耧、耙、锄、镰等，反映了当时生产步骤的增加。特别是宋墓中出土较多的中耕农具如耙、锄等，更可表明当时耕作工序的增多。这些都反映了当时农民注意精耕细作，力求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洛阳和扬州出土有尖头和圆头的两式铧犁和桃形铧犁，可入土较深，都是比较进步的生产工具。在耕牛耕马缺乏地区，推行了一种人踏犁（武允成发明），可以抵牛耕的一半收成，比使用
耕的效率增加一倍。宋代农民在灌溉工具方面，不但普遍地利用人力转运的龙骨翻水车，而且利用水力转运的水轮筒车也开始盛行了。
农业生产工具的发展是和一般手工业的发展分不开的。宋代采矿冶金工业的场所达二百多处，每年产铁量达到八百多万斤。徐州利国监有36冶，冶主都是巨富，工人达到四千多名。他们用石炭冶铁炼钢，制造兵器。磁州锻坊炼钢，取精铁锻百余火，每锻一次则减轻一次，锻到斤两不减，就成纯钢 (11) 。江南信州铅山为当时第一大铜矿所在，坑丁十多万人 (12) 。广东韶州的永通监也有坑丁十多万人 (13) 。宋人在炼铜技术上还发明了胆水浸铜法和胆土炼铜法，是我国工人在冶金技术上的一大贡献。
宋代工人在造船工业上也有很大发展，他们能制造长达十多丈、可载五六百人、载重二千斛的海船。宋代海船具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航海设备，如罗盘针、矴石、转轴等装置。在航行中，如遇风浪险急时，可垂下船首矴石，停止前进。船桅安上转轴，可以升降自如。这些技术都超过前代的水平。陶瓷工业也很发达。瓷器为当时对外贸易主要商品之一。当时制瓷工业场所将近30处，汴京官窑、河北定州窑、河南汝州窑、浙江龙泉章生一的哥窑等产品最有名。江西景德镇的制瓷业规模最大（景德即宋真宗年号）。宋代纺织工业发展到了缫丝与机织分工的阶段，民间上供的绵帛数量很大（北宋神宗时每年达到98万匹）。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宋代商业和都市的发展亦很快。在唐朝，十万户以上的城市只有十多个，到北宋已增加到四十多个。都城汴梁居民达二十多万户，有各种各样的工商行业组织。行有行头，代表本行业务对外和政府的联系，决定货物买卖的价格，检査质量等。对外贸易特别是海上贸易也有很大的发展，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很多，南宋达到50多个，其中最主要的是大食（阿拉伯），大食商人侨居中国的越来越多。从中国输出的商品，以银、铜、铅、锡、瓷器、漆器、各种绢帛为主。铜钱也大量输出，被利用作为东南亚各国的流通货币。从外国输入的商品，以象牙、犀角、胡椒、珊瑚、乳香、龙涎、木香、琉璃、苏合、香油、琉黄及倭板等为主。北宋政府在广州等地设立市舶司四处，而市舶司的收入逐渐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部分。南宋时海外贸易的数量和品种都比前增加，经营海外贸易的有大商贾和大官僚。
由于商业的发展，纸币也在北宋出现了。十一世纪初期，成都的十几家富商巨贾在当地政府的允许下，印行用纸制成的交子，代替铁钱流通，到1023年（仁宗天圣元年）禁止私人印行纸币，由政府发行交子。以后还有钱引、关子、会子、交钞、宝钞等种种变名。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生产关系的变革，促进了社会阶级的分化。宋朝封建政府以及封建统治的支柱地主阶级对于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仍然是十分残酷的。但由于唐末农民大规模起义以及宋代农民不断的小规模起义，魏晋南北朝形成的豪门世族地主阶级彻底崩溃了，依附于豪门世族大地主阶级的部曲制度也随之瓦解了。宋朝的客户制度比较宋以前的部曲制度已经有显著的不同。宋仁宗天圣五年“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的诏令 (14) ，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三年“典买田地毋得以佃户姓名私为契约”的诏令 (15) ，都是由于当时农民不断武装起义和逃亡斗争，而被迫采取的改良措施。这些诏令贯彻执行的实际情况不能详知，但从这些诏令中却可以看出当时封建政权对于农民让步的迹象。
宋朝三百多年中民族斗争是特别激烈的。从唐朝后期以来的封建割据局面，直到北宋才基本上完成了统一，中间经过了二百多年。北宋的统一又是不完整的，它未能控制祖国的全部领土。在各边疆地区，存在着各少数民族统治阶级建立起来的好几个封建政权。首先是契丹族统治阶级建立的辽国和党项族统治阶级建立的夏国，给北宋王朝以巨大的威胁；后来是女真族统治阶级建立的金国和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给宋王朝以致命性的压力。因此在十世纪至十三世纪的整个宋王朝，民族斗争都是非常复杂、非常剧烈的。自宋太宗两次攻辽失败后，辽军不断地南下掠夺，到宋真宗时，辽军更大举南下，一直达到黄河北岸的澶州（今濮阳），威胁汴京。宋朝君臣惊惶失措，准备南逃。后来勉强订立了“澶渊之盟”，宋朝允许每年送辽国银十万两和绢二十万匹，作为退兵条件。宋仁宗时，辽国又以要求进占瓦桥关以南地区为名，集中军队，进行讹诈。宋朝又允许每年加送银绢各十万，才算了事。西夏统治者向南进攻，也是从宋真宗时侵占了灵州（今灵武）开始的。宋仁宗时，西夏对宋发动了几次较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宋朝在陕西集中四十多万军队，而每次战争几乎都遭到了失败，最后还是以大量的物资（每年送夏国银七万二千两，绢十五万匹，茶三万斤）作为停战条件。宋仁宗时养兵一百二十五万九千（内禁军八十二万六千，乡兵和厢军四十三万三千），而对辽对夏战争都以失败告终，订立了丧权辱国的条约，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激起了人民的极大愤慨。于是出现了以范仲淹、欧阳修、韩琦和富弼等代表中小地主阶层利益的革新派，以反对大地主阶级保守派垄断政权为目标。宋朝百家争鸣的风气也就从此开幕了。
二、宋代科学界的百花齐放
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上层建筑中的文化学术也很迅速地发展起来。宋代劳动人民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上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学术界对这些成就给予了应有的注意，总结了生产经验，写成了许多专门著作。宋代科学家对于天文学、历学、数学、地理学、矿物学、生物学、医药学、物理学、建筑学、化学以及农学和园艺学等各种自然科学上都有重要的贡献，特别是磁石指南针、罗盘针的利用，火药、火炮和活字印刷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更可表现出当时科学文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而且在当时的世界科学文化史上也是居于领先地位的。这些自然科学的成就，多数都是在总结广大劳动人民生产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这些生产经验的总结又为生产斗争的进一步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1. 农业生产经验的总结
宋代学者对当代农民在生产斗争上的成就给予了应有的重视，写出了一系列的专著，关于农业科学方面有陈旉的《农书》等十多种 (16) ；关于茶叶的专书有蔡襄的《试茶录》等十多种 (17) ；关于园艺学方面的专门著作有刘蒙的《菊谱》等三十多种 (18) 。这些都是根据劳动人民的生产经验而写出的总结性的著作。例如陈旉《农书》上卷论财力、地势、耕耨、天时、六种、居处、粪田、薅耘、节用、稽功、器用、念虑、祈报、根苗等14篇；中卷说牛和牧养役用及医治等三篇；下卷论种桑、收蚕种、育蚕、用火采桑、簇泊藏茧等五篇。自序称“躬耕西山，心知其故。……非苟知之，盖尝允蹈之，确乎能其事，乃散著其说以示人”。洪兴祖序称陈旉“于六经诸子百家之书，释、老、黄帝、神农之学，下至术数小道亦精其能。平生读书不求仕进，所至即种药圃以自给” (19) 。可见陈旉是一位躬行实践的科学家。秦湛的《蚕书》叙种变、时食、制居、化治、钱眼、锁星、添梯、制车、祷神、戎治等十事。自序称：“予闲居，妇善蚕，从妇论蚕，作蚕书”。又称“予游济河之间，见蚕者预事时作，一妇不蚕，比屋詈之，故知兖人可为蚕师。今予所书，有与吴中蚕家不同者，皆得之兖人也”。 (20) 蚕书虽简略，也是总结经验而作。曾安止的《禾谱》五卷，乃系官彭泽县令时所作，苏轼称其“文既温雅，事亦详实”，并为之题诗曰“秧马歌” (21) 。蔡襄的《荔枝谱》，记录福建荔枝32种的栽种、气候、除害、加工利用等经验。韩彦直的《橘录》，记录浙江橘柑27种的栽培、繁殖、贮藏、制用方法等经验。这都是世界最早的果树栽培学专著，早有外文译本。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创造了不少新知识，例如植物嫁接法，在纪元前二世纪（前汉）的氾胜之《农书》和在五世纪（后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都有过总结性的记述。宋代农学家在这方面有进一步的认识。陈旉《农书》下篇叙种桑法也谈及接枝法，“即别取好桑直上生条，不用横垂生者，三四寸长截，如接果子样接之，其叶倍好。然亦易衰，不可不知也。”刘蒙的《菊谱》也总结了菊科嫁接法的经验。苏轼的《东坡杂志》记载了汴京菊科嫁接的经验，又记载了苦楝树上接李，无复李味的经验。他的《物相感志》也记录了冬青树上接梅，则开洒墨梅的经验。这些都反映了宋代农民在生产技术上的高度水平。
由于水利灌溉事业的重大发展，水利灌溉技术的提高，总结经验的水利科学著作也出现了。宋仁宗时毕功绩总结了北方九州岛二十六县水利建设的成绩，著成了《水利图经》一书 (22) 。神宗时郏亶总结他自己在故乡太仓开辟圩田，沟浍场圃，获得丰收的经验，著成《吴中水利书》，得到王安石的器重。王章的《水利篇》也是总结水利建设经验的著作 (23) 。这些专著已失传，但在当时的水利建设中一定起了相当的作用。
2. 手工业生产经验的总结
宋代手工业生产有重要的发展，生产技术也有显著的提高。特别是军火工业的规模很大，北宋汴京军器监的工匠约八千五百人，加上杂役兵超过一万人；分工很细，有火药作、猛火油（石油）作、金火作、大小炉作、青窑作、窑子作、皮作、大小木作等十多个操作单位。南宋临安御前军器监的工匠由二千人发展到三千人，杂役兵超过五百人。建康军器局的规模也不小，此外还有各地方的军器作院。曾公亮等编纂的《武经总要》总结了北宋前期军器工业生产的经验，特别是关于火药和火炮方面，如火药法、猛火油法、毒药烟球法、霹雳火球法、金火罐法、粪炮罐法等，都详细叙述了制造方法和配药方法。这些药方中有燃烧性的，有爆炸性的，有毒性的，破坏力都很强，这在世界科学史上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
宋代的土木建筑工业也有很大发展。北宋时，封建政府内设修造司和东西八作司，所谓八作就是泥作、赤白作、桐油作、石作、砖作、瓦作、竹作、井作等。李诫的《营造法式》和喻皓的《木经》二书都是北宋时建筑工业的总结。特别是《营造法式》是一部完备的详细的建筑学专著，全书357篇中有308篇是根据工人的直接经验总结出来的。
农具的改进对于宋代农业的发展关系很大，曾之谨的《农器谱》五卷，分为耒耜、耨镈、车戽、蓑笠、铚刈、筱篑、杵臼、斗斛、釜甑、仓庾等十门，而以耒耜为全书纲领。周必大为之作序 (24) ，陆游为之题诗。曾之谨曾官耒阳县令，是《禾谱》作者曾安止的侄孙。苏轼对《禾谱》很称赞，而惜其不作农器谱，故曾之谨续成此书。二书都已失传，但以王祯《农书》相校，疑其内容都被王书吸收了 (25) 。南宋楼璹所撰的《耕织图》 (26) 虽已失传，但据传世的南宋小品《耕获图》，还可看出宋代农具中有大量的竹木器具，如戽、篓筐、飏篮、禾钩等，又有粮仓、谷物加工的磨房，有四人踏车的龙骨翻车等等。可见宋代农民在灌溉和碾磨时使用水力的情况已较普遍了。这些都可用来和王桢《农书》中的农器图谱作比较研究的资料。
宋代杰出的科学家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中总结了工人毕昇所发明的活字印刷技术 (27) ，这也是世界文化科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3. 对于自然现象的调査研究
宋代学者对于自然现象的调査研究也很注意。例如北宋的沈括就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杰出科学家。他不但对于天文学和历学有很大的贡献，而且对于物理学也有相当的研究。他很注意磁石指南针的实验，指出：“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水浮多荡摇，指爪及碗唇上皆可为之，运转尤速。又取新纩中独茧缕，以芥子许蜡缀于针腰，无风处悬之，则针常指南。其中有磨而指北者。予家指南北者皆有之” (28) 。中国劳动人民从生产实践中发明指南针和指南车等本来很早，但把磁石指南针应用到航海事业者，却始见于宋朝，朱彧关于宋朝航海家用磁石指南针定方向的记载 (29) 是其明证。
沈括对于地理学、地质学、矿物学等也有一定的贡献。当他旅行经过太行山时，看到许多螺蚌壳及卵石等，就联想到此地从前是海滨，并推想到今日的大陆可能也是由于经多年的浊泥湮积，使海面填塞而成的 (30) 。当他旅行到雁荡山时，看到峰峦耸险，都包在山谷中，就联想到地壳构成的原理和水流侵蚀的作用，并进一步联想到成皋陕西大涧中的大土丘也是水流冲积的结果 (31) 。当他在陕北延安看到永宁大河岸崩溃而露出竹笋化石时，就推想到西北今虽无竹，可能在旷古时代，此地因气候卑湿而适宜种竹，并进一步联想到浙江金华的松化石，以及桃核、芦根、蛇蟹等化石都是当地本有之物，因地质变化或生物变化因而古今有所不同 (32) 。当他在延安时又发现鄜延境内出产石油，产于水际，土人以雉尾挹之，采入缶中，颇似淳漆，燃之如麻。他除采取石油制墨外，并预料到此物后必大行于世 (33) 。可见他当时已认识到石油的重要性。沈括也注意研究地理学和地图学，他出使边地时，实地考察山川形势，“始为木图，写其山川道路，即以面糊木屑写其形势于木案上。未几寒冻，木屑不可为，又熔蜡为之。至官所，则以木刻上之” (34) 。
4. 天文学、历学和数学的发展
宋代学者在天文学、历学和数学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宋代天文学家关于客星（新星）的记载有真宗景德三年、仁宗致和元年和孝宗淳熙八年等三次。北宋杰出的科学家沈括为了测定天空北极的位置，曾连续三个月在夜间进行观察，得出北极已离开极星三度有余的结论。沈括总结了我国古代以来天文学的经验，著成《浑天议》《浮漏议》和《景表议》等三篇专著。他认为旧的铜浑仪已不适用，自己重造了一种新浑仪，又另造了一种玉壶浮漏铜表。特别是他自己创造的《景表议》中的烟气尘雾出浊入浊学说，为后来西方科学家“蒙气差”学说的本源。沈括对于历学革新曾提出大胆的合理化建议。他主张以节气定月，不管月亮的朔望，把闰月完全去掉，用十二月气为一年，以立春日为孟春之一日，以惊蛰日为仲春之一日，“大月三十日，岁岁齐尽，永无闰余。十二月常一大一小相间，纵有两小相并，一岁不过一次。如此，则四时之气常正” (35) 。这是一种抛弃前人旧历法的极大胆的改革主张，曾遭受当时保守派历学家的攻击。但在九百年后的英国科学家肖纳伯制造的《农历》中，却大体和沈括的主张相类似。肖纳伯的农历迄今仍为英国气象局统计农业气候和农业生产的依据。又如南宋历学家杨忠辅编造的《统天历》，为元代历学家郭守敬编造的《授时历》所本。它以365.2425日为一岁，同地球绕太阳一周的实际周差率只差26秒，大致和现在世界通行的《格里哥莱历》一岁周期相同。但《统天历》比《格里哥莱历》早出三百八十多年。
在天文学方面，北宋还有杰出的科学家苏颂制造天文钟的重大发明 (36) 。天文钟是现代钟表的祖先。而钟表的发明又是科学技术进步的重要标帜。
宋代科学家在数学方面的成就也居当时世界的最前列。南宋大数学家秦九韶的《数学九章》一书总结了前代数学家的研究成果，得出了比较完整的方程式演算方法，比英国数学家和湟（Horner）发现方程式解法早出六百年。秦九韶发展了《孙子算经》中的“求一术”，称作“大衍求一术”。关于这个问题，在《孙子算经》中仅提出了解决方法，但未说明理论基础。秦九韶不仅阐明了它的理论基础，而且扩大了它的应用范围。秦九韶的“大衍求一术”比西方数学家欧拉的同一发现早出五百年。因此，世界数学上把“大衍求一术”称为中国剩余定理。
南宋数学家杨辉的著作很多，特别是他的《详解九章算法》有开方作法本源，所述“增方求廉草”，和17世纪法国数学家巴斯噶（B. Pascal 1623—1662）发明的三角形“廉法表”相同（即求二项式各次乘方中的各项系数），而杨辉的书早于巴斯噶四百年。与秦、杨同时南方的数学家有贾宪、丁易东、彭绿等，北方有李冶、元裕、蒋周、李文一、李德载、石信道、刘汝谐、刘大鉴、杨云翼等，都有著作行于当时，对于天元一术有所贡献。其中特别是李冶的《测圆海镜》一书中的测圆术，称为九九小数，即用一种代数学的方法解决三角学的问题，可以说是天元一术的模板。李德载的《两仪群英传》书中，于天元之外，复以地元为第二未知数。刘大鉴的《乾坤囊括》书中，于天元地元之外，又以人元为第三未知数。元朱世杰的《四元玉鉴》书中，于天元地元人元之外，又加物元为第四未知数。这些都是十三世纪我国数学界百花齐放的结果。
5. 医学和药物学
宋人在医学上的著作很丰富，《宋史·艺文志》著录了医书五百多种（《新唐书·艺文志》只著录155种），多数都是宋人著作。其中针灸学、妇科学和法医学三方面最为显著。南宋宋慈编纂的《洗冤录》四卷是中国法医学的总结，也是世界医学史上第一部有系统的法医学著作，比欧洲人的同类著作早出350年。这部书有俄、德、法、英、荷、日、韩等七国译本。宋人王维德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总结了中国针灸学的经验，铸造了一个铜人，由过去的313穴，发展为354穴，至今仍为针灸学有价值的参考书。南宋陈自明编辑的《妇人大全良方》一书，总结了中国妇科医学的成就。宋代学者关于药物学的著作有刘翰等的《开宝本草》，苏颂的《校本草图经》，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陈士良的《食性本草》等，对于当时及以后的医学界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宋代科学界的百花齐放，主要是在总结劳动人民的生产经验的基础上写出了不少的专门著作，而这些著作对生产力的发展又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三、 宋代思想界的百家争鸣
宋代学术思想争鸣的中心是所谓理学和心学之争。理学亦称为道学。《宋元学案》一百卷中，除六个是元儒学案外，其他九十多个都是宋儒学案。每一个学案著录的门生和讲友一般都是好几十人，有些学案著录一百人以上（如《晦翁学案》著录110余人，《慈湖学案》著录140余人，《北山四先生学案》著录160余人）。有关宋儒的九十多个学案中，著录门生和讲友共达几千人。宋代不但思想家人数多、派别多，更重要的是在思想的深度上，无论是对宇宙起源问题的探讨、对人类生活实践问题的探讨以及对古代经典的研究等方面，都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风。但是由于学派多、论争多，这里只能列举几个主要论争，以见一斑。
1. 革新派和保守派的斗争
北宋前期宰相如赵普、吕蒙正、李沆、吕夷简、章得象等都以黄老之道处理国家大事 (37) ，而且以黄老道统传授其女婿或门人 (38) ，以把持大地主阶级保守派垄断政权的局面。宋仁宗时，宰相吕夷简任用私人，并使参知政事宋绶编例，谓曰：“自吾有此例，使一庸夫执之，皆可为相。” (39) 反对大地主阶级保守派专政的中小地主阶层代表人物范仲淹于是上《百官图》，指其次第曰：“如此为序迁，如此为不次。如此则公，如此则私。”并提出“进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的建议，又为四论以献，大抵皆讥切时政。吕夷简怒曰：“仲淹离间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党也。”仲淹对益切 (40) 。这就是所谓“面折廷争”式的争鸣。其后，范仲淹又应诏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等十项改革意见 (41) 。同时，代表中小地主阶层利益的欧阳修、韩琦和富弼等也都提出了类似的主张和条陈 (42) 。这就是所谓“庆历变法”。这些意见都以政治改革为主，而对于经济改革和军事改革则仅居次要地位。由于保守派的强力反对和宋仁宗的懦弱无能，这些最起码的改革主张也都没有得到实现，但是这种敢想敢说的作风，不仅为后来王安石派的变法打开了风气，而且为宋代百家争鸣的学风开辟了道路。《宋元学案》中的前几个学案就是从这里开头的。
2. 新学派和旧学派的争斗
宋神宗时鉴于辽夏两国的威胁，企图进行一些改革，实现“富国强兵”的要求，达到维持宋政权的目标，于是起用以王安石为首的革新派官僚，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这就是所谓“熙宁变法”。新法的内容主要包括经济改革和军事改革两方面。经济改革有均输、青苗、市易、免役、方田均税、农田水利等。军事改革有减兵置将、保甲、保马、军器监等。这些经济方面的改良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军事方面的改良措施也有利于加强军事力量，以抵抗辽国和夏国的军事进攻。新法的主要目的是从宋王朝的利益出发，也是和中小地主阶层的利益符合的。它对大官僚、大地主、大商贾的利益却起了一定的压抑作用，因此引起了保守派的坚决反对。变法和反变法的斗争成了当时统治阶级内部一场尖锐的矛盾和冲突。这一场激烈的斗争，不仅反映在政治方面，而且反映在学术方面。
当时代表大官僚、大商贾、大地主阶级利益的守旧派下面又分为四派，即以王岩叟、刘安世、刘挚等为代表的“朔派”，以程颢和程颐兄弟为首的“洛派”，以张戬为首的“关派”，以苏轼、苏辙兄弟为首的“蜀派”。这四派内部虽然也有矛盾和斗争，但对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学派则是处在联合战线的地位上。斗争包括政治方面和学术方面，内容很复杂，这里只举洛学和新学的斗争为例。程颢和程颐兄弟是北宋正统派理学家的代表。他们虽公开反对佛道二家学说，但却暗地里窃取了二家学说的一些内核，来注解和篡改《大学》和《中庸》二书。所以他们反对佛道二家的学说，就显得没有力量，而对王安石派的攻击却是尖锐的。例如程颢说：“今异教之害，道家之说，则更没可辟；唯释氏之说衍蔓迷溺至深。……然在今日，释氏却未消理会；大患者却是介甫（王安石）之学，……如今日却要先整顿。介甫之学坏了后生学者。” (43) 由此可见洛学是把王安石的新学看成势不两立的敌对集团。他们之间展开了面对面的争鸣。据邵伯温说：“荆公（王公石）尝与明道（程颢）论事不合，因谓明道曰：‘公之学如上壁’，言难行也。明道曰：‘参政（王安石）之学如捉风’。” (44) 这个记载虽不够详细，已可想见当时这场舌战的尖锐性。在程朱学派占统治地位的宋元明时代，王安石的新学派遭受了粗暴的排斥和打击，这就不能不引起后世爱国主义思想家的不平之鸣，清初大思想家之一颜元《评王荆公上仁宗万言书》说：“荆公之所忧，皆司马、韩、范辈所不知忧者也。荆公之所见，皆周、程、张、邵辈所不及见者也。荆公之所欲为，皆当时隐见诸书生所不肯为、不敢为、不能为者也。……嗟乎，是宋家一代人物识趣卑庸也！公何高奇哉？” (45) 此外颜元在《朱子语类评》一书中，还有许多替王安石辩护的话，这里不一一列举了。
3. 反理学派和理学派的争论
南宋时期，民族斗争的形势比较北宋更为剧烈。北宋政权既被女真贵族所建立的金国所推翻，加重了广大人民的精神痛苦，而在金国军事威胁下所签订的丧权辱国条约，又加重了南宋人民的物质负担，因而引起了南宋人民的无比愤怒。除了广大人民群众奋起抗金之外，地主阶级内部矛盾也更加激化，这一方面表现在南宋主战派将领岳飞等的抗战行动中，另一方面也反映在学术界的百家争鸣中，当时有一种激烈的争鸣展开于唯物主义者与唯心主义者之间，亦即反理学派和理学派之间。理学派以朱熹为代表。反理学派则有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和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他们都是积极主张抵抗金国、力图收复中原失地的爱国主义思想家，但被朱熹讥为攻利学派。朱熹认为陆九渊派并不可怕，而最可怕的却是功利学派。他说：“江西之学（陆）只是禅，浙学（陈、叶）专是功利。禅学，后来学者摸索，一旦无可摸索，便会转去。若功利，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怕。” (46) 这和程氏洛学不怕释道，而最怕“新学”是同出一辙的。朱学对浙学的反对既如此激烈，而他遭到浙学的反击也很尖锐。他们之间的争鸣是通过书信往来的方式。陈亮答朱熹书云：“本朝伊洛诸公（指程氏）……谓‘三代以道治天下，汉唐以智把持天下’，其说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诸儒（指朱熹等）遂谓‘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其间有与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长久’。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间，天地亦是架漏过时，而人心亦是牵补度日，万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 (47) “秘书（朱熹）必谓其假仁义而行之，心有时而泯，可也；而谓千五百年常泯，可乎？……一生辛勤于尧舜相传之心法，不能点铁成金，而不免以银为铁，使千五百年之间成一大空阙，人道泯息，而不害天地之常运，而我（程朱派）独卓然而有见，无乃甚高而孤乎？宜亮之不能心服也！” (48)
浙派的叶适也和陈亮一起对程朱学派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抽象的“道”只能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离开了具体的客观事物，就不可能有抽象的“道”存在。他们依据这个观点批判了程朱学派把封建统治者统治的社会的“人道”，看成是脱离人的实际生活和社会历史而永恒存在的谬论。他们认为只有研究具体的事物和人的实际生活，才可能认识真理，提出了“事到济处，便是有理”的观点，强调真正的知识应该以经验的观察为基础，应该能够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因此，他们批判了程朱学派专门玩弄心性等空虚的言论，提出这些学问实际上是自欺欺人。他们号召人们结束那种徒劳无益的烦琐议论，多做一些于实际有益的事情。朱熹讥讽他们为功利学派，叶适反驳说：“即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耳。” (49)
在这场争论中，唯心主义者朱熹是代表大地主阶级利益的保守学派。陈亮和叶适则是大地主阶级专政下的反对派。他们不但代表中小地主阶层的利益，而且反映了商人的要求，主张提高商人的地位，允许商人分掌经济上的权利。通过争论，朱熹理屈词穷，便只得和陈亮断绝书信往来。这使当时及后来的爱国主义学者对朱熹很不满意，如清初爱国主义学者颜元《评答陕西安抚使范龙图辞辟命书》说：“朱子终日著述静坐，见一谈中兴之陈同甫（亮）便断绝之，而言‘上表谏和议，志复仇也’，有此理乎？” (50) 朱熹以理学自命，而对待爱国主义者陈亮却是不讲理的。这就无怪乎引起颜元的不平之鸣了。
4. 理学派和心学派的论争
南宋时最有名的面对面的争鸣要算朱熹和陆九渊的两次争论。1175年吕祖谦邀集了朱陆等相会于信州的鹅湖寺，1182年陆九渊又访朱熹于白鹿洞书院，两次都进行了面对面的争鸣。鹅湖寺争论的中心内容是关于认识论的问题。关于学习方法，朱主张先纵观博览，然后归之于约。朱诗“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就是所谓“道问学”的主要内容。陆主张先发明人之本心，然后才能认识真理。陆诗“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就是所谓“尊德性”的主要内容。白鹿洞书院争鸣主要是关于世界观问题，即无极太极问题。陆认为太极本身就是道，就是万化的根本，而不是器。太极之上不能再有无极。他认为《太极图说》与《通书》内容不合，不是周敦颐的著作，而是周敦颐传他人之文，或者是周学未成时的著作。朱认为太极之上应有无极，“不言无极，则太极同于一物，而不是为万化根本。不言太极，则无极沦于空寂，而不能为万化根本”。这两次面对面的争鸣，虽涉及两个学派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差别，但却都是唯心主义内部的争鸣，只是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的差别罢了。他们的政治观点的基本倾向是相同的。
5. 正统派理学家内部的争鸣
正统派理学家内部也有互相讨论、互相帮助的争鸣。例如南宋理学家胡宏撰《知言》一书，他的朋友朱熹、吕祖谦和他的学生张栻等都和他往复研究。以后又收集这些辩论为《知言疑义》一书。朱熹说：“《知言》中议论多病，近疏所言，与敬夫（张）伯恭（吕）议论，如‘心以成性，相为体用；性无善恶，心无生死；天理人欲，同体异用；先识人体，然后敬有所施；先志于大，然后从事于小’，此类极多。……然其思索精到处，何可及也！ (51) 吕祖谦说：“十年前，初得五峰《知言》，见其间渗漏张皇处多，遂不细看。后来翻阅，所知终是短底。向来见其短而忽其长，正是识其小处。” (52) 黄宗羲说：“朱子谓《知言》可疑者，大端有八：性无善恶，心为已发，仁以用言，心以用尽，不事涵养，先务知识，气象迫狭，语论过高。” (53) 这是正统派内部争鸣的显著例证。
6. 怀疑古代经典
自唐太宗颁布《五经正义》以后，唐代学者都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教科书，而不敢稍存异议。但到北宋中期以后的学者却敢于对五经提出怀疑。陆游说：“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易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 (54) 宋儒怀疑《周易》十翼皆非圣人之作，亦非一人之言的有欧阳修、赵汝谈、杨简等；怀疑伪《古文尚书》和伪《孔安国传》的有苏轼、吴棫、朱熹、王柏等；怀疑《诗经》大小序的有晁说之、郑樵、朱熹、王质等；怀疑《周礼》的有欧阳修、苏轼、苏辙、洪迈、胡宏、魏了翁等；怀疑《左传》的有王安石、郑樵、叶梦得、朱熹等；怀疑《孟子》的有司马光、王开祖、李觏、晁说之、叶适、陈亮等 (55) 。由此可见宋代学者怀疑古书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的学风。这种前无古人的气概，是宋代学者思想解放的表现，也是宋代学术界百家争鸣的一个方面。
宋代学者不但敢于怀疑唐太宗钦定的《五经正义》，而且敢于自创新说解释古代经典，正如朱熹所说：“借经以通乎理尔，理得则无俟乎经。”陆九渊说：“六经皆我注脚”，“我不注六经，六经注我”。这种思想解放的精神，乃是宋代学术界共有的一种特色，也是宋代学术界超越汉唐的一个表征。
7. 批评汉儒和汉学
宋代学者对于汉代学者不但一般都不重视，而且对于汉儒学术，提出了不少的批评。这种学风从北宋中年开始一直到南宋末年没有断绝，而且态度亦越来越激烈。例如孙复与范仲淹书云：“专守毛苌、郑康成之说而求于诗，吾未见其能尽于诗也。专守孔氏（安国）之说而求于书，吾未见其能尽于书也。” (56) 石介的《忧勤非损寿论》云：“郑康成注《文王世子》，云‘文王以忧勤损寿’之说，大非也。文王享年九十有七，岂为损寿乎？……后世人君皆耽于逸乐，寿命不长，康成之罪也。” (57) 邵雍的《观物外篇》云：“汉儒以反经合道为权，得一端者也。” (58) 郭雍的《郭氏传家易说自序》云：“汉兴诸儒仅能训诂举大义，或复归于阴阳家之流，大失圣人言易大旨”，“大抵自汉以来，学者以利禄为心，明经只欲取青紫而已，责以圣人之道，固不可得而闻也”。 (59) 薛季宣与朱熹书说：“汉儒之陋，则有所谓章句家法。” (60) 又《河图洛书辨》云：“就龙龟之说，成无验之文，自汉儒启之，……而圣人之道隐，巫史之说行。后世暗君庸夫，乱臣贼子据之，假符命，惑匪夷，为天下患害者比比皆是。” (61) 陈傅良的《进周礼序》云：“彼二郑诸儒，崎岖章句，窥测皆薄物细致。而建官分职，关于盛衰二三大指，悉晦弗著。后学承误，转失其真。” (62) 这些都是对汉代学术不满意的表示。而罗从彦、陆九渊、叶适等的批评更为激烈。罗从彦的《圣宋遵尧录》云：“自炎汉以来，未有可称者，莫不杂以霸道。” (63) 《宋史·危稹传》云：“陆子尝问学者曰：有自信处否？对曰：只是信得几个‘子曰’。陆子徐语之曰：汉儒几个杜撰‘子曰’，足下信得过否？学者不能对。问曰：先生所信者若何？曰：九渊只是信此心。” (64) 叶适的《习学记言》云：“汉人不知学。” (65) 这些对于汉代学术的批评是很尖锐的。由此可见，宋代学者对汉学的否定态度是很明显的。至于他们对唐代学术的否定态度，就更不难理解了。
总之，宋代学术思想界的百家争鸣反映了当时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剧烈性，而且在推动当时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方面亦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四、百家争鸣的作用与影响
百家争鸣的重要意义，既表现在相互争辩以促进学术发展的方面，也表现在相互补充、相互吸收以丰富学术内容的方面。没有争辩就不易接近真理；争辩得不深不透，也不能达到科学的真理。没有吸收和补充，学术就不能达到否定的否定，推向更高的阶段。宋代学术界的百家争鸣，既有争论的一面，也有相互吸收的一面。
关于相互吸收的情况，大体有三种：第一种情况是宋代学者从前代学术界的百家争鸣中吸取了一定的营养作为自己学派或学说中的组成部分；第二种情况是宋代学者从当时学术界的百家争鸣中吸收了一定的营养作为自己学派或学说中的组成部分；第三种情况是宋代学术界百家争鸣中的某些内容或某种精神被后代学术界所吸取成为他们学派或学说中的组成部分。这种相互吸收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情况是极为错综复杂的。全面的深入分析，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这里只能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
1. 宋人在前代百家争鸣中吸取了营养
自魏晋南北朝儒、玄、道、佛四大派进行了激烈的争鸣以来，学术思想界彼此互相吸收、互相渗透的现象已经很明显了。隋代学者王通所提出的三教合一论 (66) ，中唐以后学者柳宗元所提出的三教调和论 (67) 等，都是北宋苏轼兄弟主张三教合一论的先导。中唐以后学者梁肃以儒家而成为佛家天台宗的护法健将，著《止观统例》，李翱以儒家而引佛入儒，作《复性书》，都是宋代各派学者引佛入儒的先声。
宋人的哲学虽有各种不同的派别，却有一个总的精神，即是都吸收了佛道二家学说的某些部分（如道家的宇宙观、佛家的认识论等），以补充儒家学说的不足，因此称为新儒学（或称道学，或称理学、心学）。这是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儒家却有一套根本的人生观，即“入世主义”和“有为主义”，这和佛家的“出世主义”、道家的“无为主义”是根本对立的。正统派儒家虽然吸收了佛道二家的某些自己以为合理的东西，但仍然避讳而不肯承认其来源，因为他们始终标榜排斥佛道。
苏轼兄弟是三教合一论的代表，苏轼的《毗陵易传》，苏辙的《老子解》，是三教合一论的代表作。苏轼的《祭龙井辩才文》说：“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中，禅律交攻。我见大海，有此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 (68) 苏轼《跋老子解后》说：“使汉初有此书，则孔老为一。使晋宋间有此书，则佛老不为二。” (69) 这种公开宣传三教合一的论点，受到了宋学正统派的攻击。朱熹曾对《毗陵易传》和《老子解》二书的某些论点逐条予以辩驳。
宋代正统派理学家也都曾研究过佛道二家之学，吸收了佛道二家学说中的某些内容，成为自己学说中的组成部分，这是已经为历代许多学者所考定了的。《宋元学案》的主要编纂人之一全祖望说：“两宋诸儒，门庭径路，半出于佛老。” (70) 这是一个很有根据的论断。宋学创始人之一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和《通书》（本名《易通》）都吸收了不少佛道二家的学说。陆九渊曾指出：濂溪无极之说出于老氏和禅宗。黄绾又指出：“‘无名天地之始’，此老氏之言也。‘有物先天地生，无形本寂寥’，此禅宗之诗也。濂溪《通书》之言曰：‘圣可学乎？曰：可学。有要乎？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浦，庶矣乎！’……濂溪之言，其亦由于‘本来无物’之旨乎！” (71) 周氏的《太极图》出于道士彭晓的《明镜图诀》和道士陈抟的《太极图》 (72) ，前人早有定论。周氏又曾与禅僧寿涯、东林常总、黄龙慧南、云居佛印等交游；曾从常总学静坐，月余有所得，即与常总等结青松社。又得《先天之谒》于僧寿涯 (73) 。这些都是周氏出入释老的明证。正统派理学家程颢曾从禅宗上乘出来。叶适指出：“程氏答张氏论定性：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当在外时，何者为内？天地普万物而无心，圣人顺万事而无情；扩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有为为应迹，明觉为自然；内外两忘，无事则定，定则明；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皆佛老语也。” (74) 黄绾指出：“《定性书》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是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云云，此乃禅宗上乘顿悟之旨。” (75) 程颐则从禅宗下乘出来。李纯甫说：“伊川诸儒，虽号深明性理，发扬六经圣人心学，然皆窃我佛书者也。” (76) 朱熹也曾指出：“伊川参某僧有得，遂反之，偷其说来做己使。”“唐六祖始教人存养工夫，伊川方教人就身上做工夫。” (77) 黄绾则指出：“伊川之学，乃由下乘而来，故其瞑目静坐，但持公案而已。因持公案，……故必求之书册，求之外物，始见其明，始见其理。” (78) 朱熹是正统派理学集大成的人，也是从禅宗下乘出来的。他的著书很多，陆云锦曾指出：“朱子注书有本源：‘虚灵不昧’出《大智度论》，‘不可限量’出《华严经》，‘物我之理’、‘固有之性’、‘心之体用’、‘吾心正然后天地之心亦正’、‘活活泼泼地’……皆出佛书。” (79) 朱熹的易学来源于道士，他自己也曾明白承认，在答袁枢时说：“此非熹之说，乃康节（邵雍）之说。非康节之说，乃希夷（陈抟）之说。” (80) 朱熹又曾为道士李筌的《阴符经》作注，为道士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作《考异》。还作《调息箴》，曾受到朱学信徒胡居仁的批评 (81) 。这些都是宋学正统派吸收佛道二家的某些内容作为自己学说的组成部分的明显例证。心学派陆九渊和他的大弟子杨简也都是从禅宗上乘出来的。陈淳说：“江西之学，不读书，不穷理，只终日默坐澄心，正用佛家之说。” (82) 胡居仁说：“象山见理过于高大，存心过于简易，故入于禅。” (83) 此外，如谢良佐、杨时、游酢、晁说之、吕本中、陈渊、邵伯温、刘勉之、刘子翠、胡宪、张浚等的著作都与禅宗有关，吕希哲的《大学解》和张九成的《中庸解》都是援佛入儒的例证。吕希哲公开说：“佛氏之道，与吾圣吻合。”所以朱熹作《杂学辨》以批评之。相互吸收和相互补充，本是百家争鸣中合乎规律的现象，也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思想一旦形成体系之后，它就会具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每一思想体系都是先行思想体系的必然发展，完全脱离先行思想体系而独立发展的学术是不存在的。
宋代哲学家继承了儒家入世主义和有为主义的基本精神，吸收了佛道二家对于宇宙起源和人类起源问题的某些观点和佛家认识论的某些方法，形成了一种儒释道三家混合的新儒学。这种新儒学的主张者不但人数众多，派别复杂，而且在探讨问题的广度和深度方面，都远远地超过了前人的水平。
2. 百家争鸣在当代的作用和影响
宋代百家争鸣对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一些什么作用和影响呢？前已说过，宋代学者对当时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和提高，给予了应有的注意。许多学者总结了劳动人民积累和创造的丰富生产经验，写出了不少有关当时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经验的著作。这些专书对当时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对后世亦有一定的影响。例如植物嫁接法是中国劳动人民长期生产斗争中所创造和积累的宝贵经验之一，前汉氾胜之《农书》十八篇中已经总结了瓜类（瓠瓜）嫁接技术的经验，后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又总结了果树（梨与棠或杜）嫁接法的经验。到了宋朝植物嫁接技术更广泛地应用于园艺方面，如陈旉的《农书》总结了桑树嫁接技术的经验，各家《菊谱》中也多总结了菊科嫁接的经验。蔡襄的《荔枝谱》和韩彦直的《橘录》都是世界果树栽培学的最早专著，早已被译成外国文字（《橘录》有英法译本，《荔枝谱》有英译本），对世界果树栽培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宋人在百家争鸣中不但互相批判、互相否定，而且也曾相互吸收了对方学说的某些部分。如程颐教门徒学习王安石的《易传》，朱熹对门人推荐《尚书》四家注解中，也有王安石的《书经新义》。哲宗元祐初，国子司业黄隐焚毁王安石的《三经新义》时，曾遭到各旧派的反对。如朔派刘挚说：“安石经训，视诸儒义说，得圣贤之意为多，故先帝立之于学，程式多士”云云。蜀派的吕陶说：“经义之说，盖无古今新旧，惟贵其当。先儒之传注，未必尽是；王氏之解，未必尽非”云云。于是待从官上官均等皆请罢黜黄隐，以慰公论 (84) 。即此一例，可概见宋代学术界百家争鸣中，虽然派别很多，争论很剧烈，但各派之中对于别派的正确部分也不是全部抹煞的。
3. 宋代百家争鸣对后代学术的影响
宋代学术界百家争鸣的宏伟局面，对后代学术界的影响不仅是很巨大的，而且是很深远的。
从哲学思想来看：程朱派的理学在宋元明清四朝，都占官方哲学思想的统治地位，历时八百多年，到五四运动时才发生动摇，直到全国解放才基本上告一结束。陆九渊派的“心学”，传到明朝中叶王守仁出来，还有一次大的发展，到明末才开始动摇，也直到全国解放才真正告一段落。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学派不但继承了宋儒张载学派，而且大大地发展了张载学派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学说。颜元学派不但继承了王安石和陈亮学派的爱国主义思想，而且发展了他们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从自然科学方面说：宋代学者陈旉的《农书》，曾安止的《禾谱》和曾之谨的《农器谱》等，为元代王侦的《农书》和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所继承，而且进一步发展了。宋人刘翰、苏颂等的本草学为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所继承，而且大为发展了。宋代大数学家秦九韶和李冶等的代数学（天元学）为清代数学家焦循、李锐与汪莱等所阐明和发展。
从语言文字学方面说：清代学者顾炎武、江永、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等的古韵学是从宋儒郑庠的《诗古音辨》的基础上发展的。清代王筠的《说文释例》等书是从宋儒郑樵的《六书略》的基础上发展的。清代江永的《音学辨微》和《四声切韵表》等是从宋儒司马光的《切韵指掌图》的基础上发展的。清代邵晋涵、钱坫、郝懿行、程瑶田等的《尔雅》学著作是从宋儒邢昺、陆佃、郑樵、罗愿等的《尔雅》学著作的基础上发展的。
从史学方面说：宋儒欧阳修修改《五代史》，宋祁和欧阳修等改修《唐书》，发展而为明儒柯维骐改修《宋史》，清儒邵远平、钱大昕、魏源、屠寄、柯劭忞等改修《元史》，谢启昆改修《魏书》等等。宋儒袁枢创纪事本末体，发展而有明儒陈邦瞻、清儒高士其、谷应太、李有棠等的许多纪事本末史书，使此体由杂史的附庸而蔚为大国。宋儒陈子文、熊方为《汉书》补《兵志》，为《后汉书》补《年表》，发展而有清儒万斯同的《历代史表》，沈炳震的《二十一史四谱》，杭世骏的《历代艺文志》，陈芳绩的《历代地理沿革表》等见于《二十五史补篇》者共达数十种。宋儒王应麟的《汉书艺文志考证》，发展而有清儒梁玉绳的《汉书人表考》等二十余种。宋儒司马光的《通鉴考异》，刘攽的《两汉刊误》，发展而有清儒钱大昕的《二十二史考异》，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等为数不少。宋儒朱熹的《伊洛渊源录》为学术史的创始，发展而有明儒周汝登的《圣学宗传》，清儒黄宗羲的《明儒学案》，黄宗羲、黄百家、全祖望等的《宋元学案》。宋儒吴斗南、鲁訔、洪兴祖、薛执谊等为陶潜、杜甫、韩愈、欧阳修等作年谱所开的途径，发展而为清代学者撰名人年谱不下百种。
从地理学方面说：宋人的《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等发展而有明清《一统志》。宋儒宋敏求、范成大、朱长文、周应会、潜说友的《长安志》、《吴郡志》、《建康志》、《临安志》等发展而有元人修的方志，今存还有十一种，明修方志今存770种，清修方志今存4655种，不仅数量上的激增，而且质量亦大为提高了。
从辨伪学方面看：宋儒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朱熹、郑樵等所开始的怀疑古书的风气，发展而有清儒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惠栋的《古文尚书考》，万斯同的《周礼辨非》，刘逢禄的《左氏春秋疏证》，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崔述的《考信录》、《史记探原》等为数很多的辨伪学著作。
总之，宋代学术界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结果，对后来元明清三朝学术界的影响是非常巨大、非常深远的。此类例证极多，不胜枚举，即就上举诸例，已可概见一斑了。
后 语
从十世纪至十三世纪的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百家争鸣的极盛时期之一。这是和当时封建经济和封建文化的高度发展的情况相适应的，也是和当时社会阶级斗争的复杂化，特别是民族斗争的尖锐化分不开的。宋代的经济，无论从农业、手工业、商业以及都市的发展看，都比前朝大为提高了。宋朝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宋代农民起义者，不但在次数之多远远地超过了它的前朝，而且在阶级斗争的旗帜上也更加具体、更加鲜明了。北宋王小波和李顺等起义时，提出了“均贫富”的斗争口号，南宋钟相和杨么等起义时，提出的“均贫富”、“等贵贱”的斗争口号，鲜明地表现了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和地主阶级的政治特权等是处于势不两立的立场。这是农民阶级觉悟的进一步提高，阶级斗争的进一步发展的具体反映，只是在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百家争鸣中反映得太少罢了。宋代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百家争鸣中，一方面反映了汉族人民和某些兄弟民族统治集团侵略势力之间的民族矛盾，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地主阶级先进派和守旧派之间的矛盾。在宋代百家争鸣中，一部分先进思想家注意到了地主阶级和人民之间的矛盾，主张统治集团减轻对人民的压迫。他们怀着改良主义的愿望，要求改进人民的物质生活。这一派人的思想多少具有素朴的唯物主义因素。另外一些保守派的思想家，则特别强调了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重要性。他们虽然也反对统治集团中某些特权人物为着私利而破坏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贪暴行为，但是其动机是为当时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建立理论基础，为地主阶级政权的进一步巩固服务。这一派的思想，具有典型的唯心主义特点。前者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学”、陈亮叶适为首的“功利”学派为代表，后者以程朱学派为代表。
宋代学术界百家争鸣的结果，特别是关于当时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经验的总结，对于当代以及后代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宋人在前朝的百家争鸣（即儒玄道佛四大学派的争鸣）中吸收了不少的营养，丰富了自己学派或学说的内容，因而无论在探究宇宙起源问题（即理与气的依存关系，亦即精神和物质的依存关系问题）的深度方面，在探究人类生活的实践问题的深度方面，在探究古代经典的深度方面等等，都远远地超过了前人的水平。
宋代学术界百家争鸣中所结成的丰富果实，对于后代的学术界，特别是对清代学术界的影响是很巨大很深远的。虽然清代学者多自命为“朴学”、“实学”或“汉学”，宣称和“宋学”相对敌，但是清代各种学科和各个学派的道路和方向，大体上都是从宋代各该学科或学派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原载于《中国哲学》第8辑，三联书店1982年版）
(1) 王炎《双溪集》卷27《上林鄂州书》。
(2) 高斯德《耻堂存稿》卷5《宁国府劝农文》。
(3) 范仲淹《范文正公全集》《答手诏陈十事》。
(4) 乾道二年《新安志》。
(5) 《群贤小集》内周弼的《汶阳端平诗隽》内的《丰年行》。
(6) 《续通鉴长编》卷七七。
(7) 庄绰《鸡肋编》上。
(8) 秦湛《蚕书》。
(9) 宋代水果产地分布很广，如橘、柑、橙、朱橘、金橘、柑橘、荔枝、龙眼、香蕉、甘蔗、阳桃、雪爪桃、枇杷、橄榄、雪梨、粟、余甘子等分布于南方各省，梨、枣等分布于北方各地。
(10) 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18页，统计宋代水利工程1046处中，福建402处，浙江302处，江苏117处，江西56处，广东44处，山西25处，湖北21处，陕西20处，安徽16处，河南11处，湖南5处，四川5处，甘肃2处。
(11) 苏轼《志林》。
(12) 《宋会要稿》《食货》卷三十四。
(13) 《金石萃编》卷十四《韶州永通监记》。
(14) 《宋会要稿》《食货》——《农田杂录》。
(15)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四。
(16) 宋人关于农业科学的著作很多，如陈旉的《农书》，秦湛的《蚕书》，曾安止的《禾谱》，曾之谨的《农器谱》，范如圭的《田夫书》，熊寅亮的《农子》，何亮的《本书》，何生觉的《耕桑治生要备》，林勋的《本政书》、《本政书比较》、《治地旁通》，陈靖的《劝农奏议》、董煟的《救荒活民书》，王旻（珉）的《山居要术》，楼璹的《耕织图》诗，佚名的《农家切要》、《山居种莳要术》等书，多是农业生产经验的总结。
(17) 宋人关于茶叶的专书很多，如吕惠卿的《建安茶记》，蔡襄的《试茶录》，丁谓的《建安北苑茶录》，熊蕃的《宣和北苑贡茶录》，沈立的《茶法易览》，章炳文的《壑源茶录》，刘升的《北苑拾遗》，曾伉的《北苑总录》，赵汝砺的《北苑别录》，黄儒的《品茶要录》，周绛的《补茶经》，蔡宗颜的《茶山节对》，宋子安的《东溪试茶录》，佚名的《北苑煎茶法》等十多种。
(18) 宋人关于园艺学的专门著作更多，如张宗诲的《名花木录》，周序的《洛阳花木记》，张峋的《洛阳花谱》，僧仲林的《花品记》（一作《越中牡丹记》），欧阳修的《牡丹谱》（一作《洛阳牡丹记》），陆游的《天彭牡丹记》，邱浚的《洛阳贵尚录》，李英的《吴中花品》，沧州观察使某的《冀王宫花品》，刘攽的《芍药谱》，孔武仲的《芍药谱》，王观的《扬州芍药谱》，赵时庚的《金漳兰谱》，王贵学的《兰谱》，陈思的《海棠谱》，沈立的《海棠谱》，刘蒙的《菊谱》，史正志的《菊谱》，史铸的《百菊集谱》，范成大的《范村菊谱》和《范村梅谱》，陈景沂的《全芳备祖》，蔡襄的《荔枝谱》和《荔枝故事》，韩彦直的《永嘉橘录》，僧赞宁的《笋谱》，吴辅的《竹谱》，陈仁至的《菌谱》，陈翥的《桐谱》，徐师闵的《莆田荔枝谱》，张增闵的《增城荔枝谱》，佚名的《四时栽接花果图》，佚名的《木谱》，佚名的《郊居草木记》等等，见于《宋史·艺文艺》、《通志·艺文略》、《文献通考·经籍考》者共达三十多种。
(19) 《知不足斋丛书》。
(20) 《知不足斋丛书》。又《淮海集》内作秦观撰，秦湛为秦观之子。
(21) 王桢《农书》《农器图谱》耒耜门秧马条引。
(22) 《宋史·河渠志》。
(23) 《宋史·艺文志》。
(24) 《文献通考·经籍考》录周必大序。
(25) 王祯《农书》47篇，第一为《农桑通决》17篇，第二为《百谷谱》10篇，第三为《农器图说》20篇。其农器图说又分为田制、耒耜、镬臿、钱镈、铚艾、耙耖、蓑笠、筱篑、仓廪、鼎釜、舟车、灌溉、利用、麰麦、蚕缲、蚕桑、织纴、纩絮、苎麻等20门。分门别类比曾书为细，而篇名相同者多。可能是在曾书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充实的。
(26) 楼璹的《耕织图》中，《耕图》分为浸种、耕、耙耨、耖、碌碡、布秧、污荫、拨秧、插秧、一耘、二耘、三耘、灌溉、收刈、登场、持穗、簸扬、砻、春碓、筛、入仓等21图；《织图》又分为浴蚕、下蚕、喂食、一眠、二眠、三眠、分箔、采桑、大起、捉绩、上簇、灸箔、下簇、择茧、窖茧、缫丝、香蛾、祝谢、络丝、经、纬、织、攀花翦帛等二十四图。此书系著者官临安府于潜县令时访问农民后，总结生产经验而作的。
(27) 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八。
(28) 沈括：《梦溪笔谈》。
(29) 朱彧：《萍洲可谈》。
(30) 《梦溪笔谈》卷二四。
(31) 《梦溪笔谈》卷二四。
(32) 《梦溪笔谈》卷二一。
(33) 《梦溪笔谈》卷二四。
(34) 《梦溪笔谈》卷二五。
(35) 《补笔谈》卷二。
(36) 《宋史·苏颂传》称：苏颂的学问很博，“于图纬、律吕、星官、算法、山经、本草无所不通。以韩公廉晓算术，有巧思，奏用之，授以古法，为台三层，上设浑仪，中设浑象，下设司晨，贯以一机，激水转轮，不假人力，时至刻临，则司晨出告。星辰躔度所次，占候测验，不差晷刻。昼夜晦明，皆可推见，前此未有”。
(37) 赵普为相时，在客厅坐屏后置大瓮，凡人有投利害文字者，皆置瓮中，满则焚于通衢（《邵氏闻见录》）。李沆为相时，凡建议务更张，喜矫激者一切不用（《元城语录》）。吕蒙正为相时，对太宗曰：“老子称治大国若烹小鲜。夫鱼扰之则乱。近日内外皆来上封，求更制度者甚众。望陛下行清净之化。”（《五朝名臣言行录》）章得象为相时，默然无所为，默然如不能言（《闻见后录》、《龙川别志》）。
(38) 李沆传其女婿王曾，赵昌言传其女婿王旦，王旦传其女婿吕公弼和韩亿，陈尧咨传其女婿贾昌朝和曾公亮等等，都是大地主阶级保守派把持政权一脉相传的典型事例。
(39) 司马光《涑水纪闻》。
(40) 《宋史》卷三一四《范仲淹传》。
(41) 《宋史》卷三一四《范仲淹传》。
(42) 《续资治通鉴长编》庆历三年。
(43) 《河南程氏遗书》第二上。
(44) 《河南程氏遗书》第十九，引见《宋元学案》卷十三《明道学案》。又《宋元学案》卷九八《荆公新学略》引晁说之答袁季皋云：“荆公戏谓明道曰：‘伯纯纵高，不过至十三级而止。’明道谢曰：‘公自十三级而出，上据相轮，恐难以久安也。’”云云，也可以看出他们论争的剧烈。
(45) 《习斋记余》卷六。
(46) 《朱子语类》卷一二三。
(47) 《龙川文集》卷二○《甲辰答书》。
(48) 《龙川文集》卷二○《又乙巳春书》。
(49) 《习学记言》卷二三。
(50) 《习斋记余》卷六。
(51) 《朱子语类》。
(52) 《吕东莱集·与朱侍讲熹书》。
(53) 《宋元学案》卷四二《五峰学案》。
(54)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经说》条。
(55) 皮锡瑞《经学历史》卷九。
(56) 《睢阳子集·与范天章书》。
(57) 《徂徕文集》。又《宋元学案·泰山学案》。
(58) 《皇极经世》卷八《观物外篇》。
(59) 《宋元学案》卷二八《兼山学案》。又武英殿聚珍版《易说自序》。
(60) 《艮斋浪语集》卷二二《又与朱编修书》。又《宋元学案·安定学案》。
(61) 《艮斋浪语集》卷二七。又《宋元学案》卷五二《艮斋学案》。
(62) 《止斋文集》卷四○。又《宋元学案》卷五三《止斋学案》。
(63) 《豫章先生集》，《遵尧录》。
(64) 《宋史》卷四一五。又《宋元学案》卷七七《槐堂诸儒学案》《知州危骊塘先生稹传》。
(65) 《水心集》，以上并见《宋学概要》第5-6页。
(66) 《中说》：《问易篇》、《周公篇》，《文中子中说》旧题王通撰，《四库全书提要》认为是王通之子王福郊、王福峙所撰。
(67) 《柳河东集》：《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大明和尚碑文》、《送僧浩初序》。
(68) 《东坡后集》卷十六。
(69) 《仇池笔记》卷二。
(70) 《鲒琦亭集·题真西山集》。
(71) 黄绾《明道编》。
(72) 毛奇龄《西河先生全集》册七《太极图说遗言义》。
(73) 朱彝尊《曝书亭集·太极图授受考》。
(74) 叶适《习学记言》。
(75) 黄绾《明道编》。
(76) 刘祁《归潜志》卷九。《宋元学案》卷一○○《屏山鸣道集说略》。
(77) 《朱子语类》。
(78) 黄绾《明道篇》。
(79) 《芝园杂记·朱子注书有本源》。
(80) 《朱子大全·答袁机仲问易书》。
(81) 胡居仁《居业集》卷三。
(82) 陈淳《北溪文集·答西蜀史杜诸友》。又见《宋元学案》卷六八《北溪学案》。
(83) 胡居仁《居业集》卷三。
(84) 《宋元学案》卷九八《荆公新学略》附全祖望《记荆公三经新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