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论江陵望山楚墓的年代与墓主
一、一号楚墓的年代
湖北省江陵县马山区滕店公社望山大队境内望山一号墓的清理工作，于1966年元月3日完成。出土文物六百多件，其中铜器二百四十五件，陶器六十九件，漆木竹器二百十一件，玉石骨角皮革丝麻等近一百多件。
这个墓中出土的文物，不仅数量和种类都很丰富，而且器物形制也很精彩，为过去江陵已经发掘的一百四十多座楚墓所不及。
这次出土的重要文物中，有越王勾践自作用剑一具和铸有“王”字铭文的匕首二具。越王勾践剑通长55.67，茎长8.4，身宽4.6，茎宽1.5厘米。茎身缠扎丝线，隔上嵌15颗绿松石，剑身饰斜格纹暗花，色泽紫黄鲜润，金光闪闪，明如澄鉴，锋锷凛凛，极为锐利，稍一不慎，即被刺破皮肤。靠近剑隔处刻有八字鸟篆铭文为“
王九浅自作用鐱”，九浅二字也可以看成
（鸠）浅，和越王句践之子剑（见容庚《鸟书考》，《中山大学学报》）的句践二字作九戋者极相似。按句与九两字的声母都是韵母，古韵句在侯部，九在幽部，韵部相近，是双声准叠韵字，照例可以通假。《淮南子·坠形训》：“句婴民”，注谓“九婴”，是句九二字古可通假之证。今广东福建方言，九犹读如keóu（苟、狗、坸），keòu（够、夠、彀），kǒeu（勾、钩、拘），亦其证。至于践与浅及戋，可以通假更不待说了。
越王勾践自作用剑何以会流落到楚国来？这是和楚国灭越问题分不开的。因此，这个墓葬的上限必然在楚国灭越以后，它的下限必然在楚顷襄王徙都于陈以前。因为楚国灭越以前，越国正在强盛时期，勾践宝剑不可能流落在国外；楚国徙陈以后，勾践剑也不可能埋葬在江陵。
这个墓主是何人？目前推测只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是楚国贵族对于灭越有功，因而能得到这种重要战利品的赏赐；另一种可能是越国王子投弃楚国，客死郢都的随葬品。现在看来，前一种可能性比较大些。
关于楚灭越国的年代问题，比较复杂，各种记载颇不一致，拟另撰专文讨论，这里只能说一点轮廓。我们认为楚国灭越的过程，似乎不是一次完成的。《史记·越世家》载楚威王七年伐越，杀越王无强，“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浜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竹书纪年》载魏今王七年四月“越王使公师隅来（魏）献乘船始纲及舟三百，箭五万，犀角象齿”，见《水经·河水注》。《吴越春秋》和《越绝书》都载越王无强之后还有三世：即越王玉（《越绝书》作三侯）越王尊及越亲。《竹书纪年》的魏今王七年即魏襄王七年，公元前311年，周赦王四年，楚怀王十八年，其时越国尚未完全灭亡，故和邻国（如魏）仍有外交关系。
楚国最后灭越，当在怀王十八年以后。而怀王灭越的主要手段，似乎不是以军事打击，而是以昭滑为主要人物的政治渗透。
《韩非子·内储说下》引干象对楚王说：“前时王使邵滑之越，五年而能亡越，所以然者，越乱而楚治也”。
《战国策·楚策一》载范环（一作蠉或蝝）对楚王说：“且尝用召滑于越，而纳句章，昧之难，越乱，故楚南察漱湖，而野江东，计王功之所以能如此者，越乱而楚治也”。
《史记·甘茂列传》引范蜎对楚王说：“且王前尝用召滑于越，而内行章义之难，越国乱，故楚南塞厉门，而郡江东。计王之所以能如此者，越乱而楚治也”。
以上三书同记一事，可见楚国最后灭越的主要方法是政治渗透，而昭滑对于楚国灭越起了巨大的作用。昭滑或作召滑，或作邵滑，《战国策·楚策四》又作卓滑，云：“齐明说卓滑以伐秦，滑不听也。齐明谓卓滑曰：云‘明之来也，为樗里疾卜交子。……’卓滑因重之”。（沈钦韩曰：齐明说卓滑以伐秦，则卓滑为楚相）。
《战国策·赵策三》又作淖滑，“齐破燕，赵欲存之。乐毅谓赵王曰：……，王曰善，乃以河东易齐。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赵，请伐齐而存燕”。
贾谊《过秦论》上云：“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昭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由此可见昭滑是战国后期楚国的政治活动家，和乐毅、陈轸、苏厉等并称。由于他对楚国灭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故能得到像越王勾践自作用剑这样重要器物的赏赐。
望山一号和二号墓距离很近。这两座楚墓的周围还有一系列的大型墓葬。如果第一号墓是昭鱼墓的推测可以成立，则望山这个地区的楚墓群有可能是昭姓（即昭闾）的墓葬区也未可知。
二、二号楚墓的墓主
望山二号楚墓的清理工作，已于1966年1月15日完成。此墓出土文物六百多件，其中铜器203件，陶器117件，漆木器144件，玉石器75件，骨角皮革丝麻等数十件，此外还有大量的果核、板栗、红枣、生姜等都保存良好。
此墓曾被盗掘，外椁板中有一块被砍成两截，中间有一个两尺多宽的盗洞，椁内头箱中的铜器被盗窃了不少。
此墓是一座有大封土堆的土坑木椁墓，棺椁四重，外椁长5.02，宽2.82，高2.49米；内椁长2.82，宽1.66，高1.58米；外棺长2.46，宽1.28，高1.28米；内棺长1.95，宽0.56，高0.54米。内棺内壁上髭朱漆，笭床上雕花，髹朱漆，并画有几何纹花纹，还很鲜丽。内椁与内棺之间，四周各盖一木板，南边一块盖板上刻有阴文印章，文为“邵吕竽”，同样的印章在同一块椁板上刻了六颗。三块内椁底板的东端和两块内椁东板的外面也都刻有同样的印章，文为“佐王即正”，同样的印章刻在三处。
邵吕竽疑系墓主的姓名，即邵竽。吕字可能是闾字的省写，《离骚》序称屈原曾为三闾大夫，掌屈昭景三姓。可见三闾就是屈闾、景闾和昭闾。《史记·项羽本纪》载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韦昭注为三户即屈昭景三大姓。因疑“三户”，可能是“三吕”的讹字，因吕与户二字的篆文形近而误。
邵竽疑即楚相昭鱼。《史记·魏世家》载韩哀王九年魏相田需死，楚相昭鱼谓苏代曰：“田需死，吾恐张代、犀首、薛公（田文）有一人相魏者也”。
昭鱼一作昭。《史记·韩世家》载韩襄王十二年楚围雍氏，“司马庚三反于郢，甘茂与昭鱼遇于商于”，徐广注曰：昭鱼“楚相国”。《战国策·韩策三》载楚围雍氏，“司马康三反之郢矣，甘茂与昭，遇于境。”康字乃庚之讹，字则讹作獻字，因形近而误。古代人名无定字，其例极多，昭竽一作昭鱼，又作昭，不足怪也。
《战国策·楚策》载：“楚王后死，未立后也，谓昭鱼曰：‘公何以不请立后也？’昭鱼曰：‘王不听，是知困而交绝于后也’，‘然则不买五双珥，令其一善而献之王，明日视善珥所在，因请立之”，《战国策·卷十七·楚四》这一段文字有脱误，文意不够清楚，《战国策·齐三》载有一个同样的故事，而文字较为简明：“齐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薛公（田文）欲知王意所欲立，乃献七珥，美其一，明日视美珥所在，劝王立为夫人”。楚王立后的问题昭鱼也可以干预，可见昭鱼在当时的地位和齐国的孟尝君田文是相当的。
从“佐王即正”的印章看来，这个墓主昭竽是佐命功臣。这个楚王为何人？根据《史记》和《战国策》所载昭鱼的事迹看来，应该是楚顷襄王。顷襄王的即位问题，在楚国统治集团内部曾经有过一番矛盾斗争。《史记·楚世家》载，顷襄王熊横是楚怀王的嫡长子，曾被立为太子，怀王二十九年秦复攻楚，怀王使太子横为质于齐以求平，怀王三十年入秦被留不得还，楚大臣中有谋立怀王庶子在国内者，昭雎首先起来反对，他说：“王与太子俱困于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诈赴于齐（胡三省曰：诈言楚王薨，而请太子还王楚）。齐愍王谓其相曰：“不若留太子，而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质而行不义于天下也”，齐王从其相计，而归楚太子。太子横立，是为顷襄王。由此可见顷襄王即王位的佐命功臣首为昭雎。
《战国策·楚策》载昭常和昭盖也都是对顷襄王即位有勋劳的。楚遣上柱国子良让地于齐，而立昭常为大司马，使守东地。子良至齐，齐使人以甲受东地。昭常谓齐使曰：“我典守东地，且守死生”。齐伐之不克，东地以全。
“楚太子横因与韩魏之兵，随而攻东国。太子惧。昭盖日：‘不若令屈署以新东国为和于齐以动秦。秦恐齐之败东国，而会行于天下也，必将救我。’”（《战国策·楚策四》）。太子从之。“秦王惧，使告楚，毋齐与东国，吾与子出兵矣。”（《战国策·楚策四》。）这一个故事，（《楚策》）在另一章又记在景鲤的身上。可能是昭盖和景鲤都曾提出过同样的主张。
昭鱼的佐命事迹，虽不见《战国策》和《史记》，但他既是顷襄王的相国，其为佐命功臣之一，也是可以理解的。
从望山二号楚墓的随葬器物的风格以及铭刻文字的风格观察，都具有战国晚期的特征（两个印章的字体界于篆隶之间）。这些都和屈原的年代是相当的。屈原的文学，代表当时世界文学的最高水平。此墓出土的随器葬物似可作为研究屈原文字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的一部分。
以上只是一些初步设想，是否妥当？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
1966年2月中旬于武昌小洪山
（原载于1980年《江汉考古》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