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古西域语之发见及其考释

三种古西域语之发见及其考释

一、　引　言

近代海外治史学者渐渐多注意到东方来了，这固然是因为东方历史占世界的全史一大半，而且东方为世界文化发生发展较早的地方，为世界史求全体的系统起见，为西方史求本源起见，对于这占世界全史之半的东方史，都有不能不急起直追的必要。而且从别一方面看，也可以说是因为自十九世纪以来，经多数史学家的努力，将西方史的重要材料及史实上的重要问题等，都解决到相当的地步，后起之秀，在有限的材料中，不能更有重要的贡献。而东方各国则文化发展虽早，今则无论就政治上学术上而论，大体都到了衰败的境地，所以学术上的材料虽多，大部份都没有得到相当的整理；地底下之宝藏虽富，大抵都没有得到相当的开发；史实上的问题虽多，大都没有得到相当的解决。从事于此者，只要有科学的脑力，科学的方法，稍用功力，即不难得到新的收获，新的发明，因此近代海外治史学者之渐渐注目到东方来，乃是一种极自然的趋势。

海外学者治东方史者始于十六世纪之末（明神宗万历时），到现在已有三百余年的历史了，按其大势，约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为教士译述时期，这以十六世纪末叶到十八世纪为主。这时中西交通初繁，西方教士到中国者渐多，彼等欲与华人接近，不能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哲学史学等，以为传教的手段。其有杰出之士，学了一点中国文字，读了一点史书，便从事译述，其最早者如教士孟多舍氏（P.　Jaan　Conealez　de　Mendoea）于十六世纪末叶（明神宗万历十三年，即西1585）已著《支那国史》，出版于罗马。至十七世纪，又有教士鲁德照氏（Alvaro　Semedo　1585—1658）著《支那帝国史》。其后又有教士卫匡国氏（Martino　Martini，1614—1661）著《支那地图》（Atlas　Sinensis），又著《鞑靼战史》（De　Bello　Tartarieo　Histoire），记明亡清兴之事迹。其后教士刘应氏（Daude　de　Visdelou，　1656—1737）《著鞑靼史》（Histoire　de　la　Tartare）。到了十八世纪，法国教士如哈尔德氏（Du　Halde）于清雍正十三年（1735）著《支那鞑靼全志》（Deseription　Geographiqu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l　et　Politique　de　I'　Empire　du　Milien　et　de　lu　Tartaric　chinoisc）记述清初及满洲人的事迹。又戈比尔氏（Antoine　Gaubil汉名宋君荣1689—1756）于乾隆四年（1739）著《成吉思汗及蒙古各朝史》（Histoire　de　Gentehiskan　et　de　tonte　la　dynastie　des　Mongous），乾隆十四年（1749）著《中国编年史》（Traite　de　la　Chronologie　Chinoise），在乾隆十八年（1753）著《大唐史略》（Abrege　de　I'Histoire　Chinoise　de　ln　grande　dynastie　Tan）。直到马亚氏（Mailla汉名冯秉正）所著《支那通史》（一名《自通鉴翻译之支那编年史》，出版于乾隆四十二年至四十八年），都是这个时期中西方教士译国史书，介绍中国史事最有名的工作。要之东方史的传到西方去，这些教士们的开辟之功，确不在小。然而这时期的译述，大都稍识门径，便率尔操觚，既没有相当的研究，所以错误之多，不可胜记，这也是不可免的事实。

第二为学者从事研究时期，这时期以十九世纪前半为主。这时期西方学者，因教士们之启发，而从事研究东方史者渐渐多了，而且各国的大学亦渐渐开设了中国语言文学或东方语言文学讲座之类，（法国法兰西学院于嘉庆二十年，即西1815年始设汉学讲座，稍后德国柏林大学及莱布茨伊大学亦增设汉学讲座，俄国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科学院于咸丰四年即西1854年设汉学讲座，英国牛津大学于光绪二年即西1876年，康桥大学于光绪十四年即西1888年，皆增设汉学讲座），于是东方史学的研究，便由教士时代转到学者时代，更大有进步了。这时期的学者，对于中国及东亚各国语言文字，文物制度，都有了相当的研究，然后从事著述，所以较第一期为远胜，如法国勒米塞氏（Abel　Remusat　1788—1832）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所著的《鞑靼语言考》（Researches　sur　les　laugues　Tartares）及《和阗史》（Histoire　de　la　ville　de　Khotan）德国克拉普罗多氏（Klaproth）于道光十一年（1831）著《亚洲方言汇志》（Asia　Polyglotta），又著《亚洲史表》（Tableaux　Historiques　de　I'Asia），如法国玉莲氏（Stanislis　Julien，　1799—1873）在咸丰三年（1853）所译出的《玄奘传》（Histoire　de　la　vie　de　Hionen⁃thsang）及咸丰七八年（1875⁃S）译出的《西域记》（Memoires　sur　les　contrees　occidentals），英国玉尔氏（Henry　Yule）于同治五年（1866）著《契丹西达记》（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及译注《马哥孛罗游记》（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等都是较有价值的名著。这时期的学者一方从事研究著述，一方并能订补前人的漏误，为考证的初步工作了。

第三为实证的、科学的研究时期，这时期以十九世纪之末到二十世纪现在为主。到了这时期，中国重要史籍多已译成西方各国文字了，考证研究的功夫也做得不少了，关于中国本邦的史事大体都已明了了，于是更进而对于东西文化交通之迹，及中国的外族的研究，尤其是西北外族的研究，渐渐兴盛起来。然关于外族的研究的唯一的资料，只有历代诸史的外国传及外国游记而已，这类的数据都是简单粗陋，挂一漏万，或竟谬误错出，与事实相违者，自亦不少。例如北方民族各国，自成吉思汗以前侵入西方者，代代有之，而中国的外国列传及外国游记之类，记载多不详细，于是到了第三期的东方史学者，乃思别求多方面的史料，搜集书籍以外的确实史料，欲以探求此前记载所泄漏的新事实，一方并勘验前人记录之是否确实可靠，所以东方考古学的风气，乃弥漫于西方史界之间了。这种风气之开端者，为法国的沙畹氏（Edourd　Chavannes　1868—1920）及俄国的拉特禄夫氏（Radloff），沙畹氏是法兰西学院的第四任汉学教授（法兰西学院的汉学讲座第一任为Abel　Remusat氏，于嘉庆二十年就任，第二任为Stanlislis　Julien　氏，于道光十二年就任，第三任为Sainte　Deays　氏，于光绪元年就任，第四任为沙畹氏，于光绪十九年就任），以翻译司马迁《史记》（Memoires　historiques　de　Ssen⁃ma⁃tsien，1895—1905）为知名，于光绪十九年（1893）著《汉代支那石刻考》（Seripture　surpierre　en　Chine　au　temps　de　dens　dynasties　Han），于光绪二十年辑译《西突厥史料》（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　occidentaux），于光绪三十年游历中国北部，摄取长安、洛阳、曲阜、云岗及鸭绿江畔等处之古迹古物图像四百八十八种，著《北支那考古旅行记》及《考古图谱》（Mission　arche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等，于创立中国及东方考古学之研究，大有贡献。拉特禄夫氏为俄国有名土耳其语学者，于光绪十五年（西1889）往蒙古地方为考古旅行，于元代和林故城北得突厥阙特勤碑（有汉文、突厥文），苾伽可汗碑（有汉文、突厥文），回鹘九姓可汗碑（有汉文、回鹘文、窣利文三种），即所谓和林三碑是也。于东方语言学及史学之研究，皆有极大之影响。自此而后，西方学术探险对之向蒙古、新疆、甘肃、西藏等地者，遂不绝于途，而学术上可惊异之大发见，遂打破世界前此未有的记录，在东方史上遂划成一新时代。

二、　古西域语之发见

自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西方旅行家之游历新疆者，对于西域古代文明各国的遗迹，颇为注意。光绪十六年（1890）英国的巴维耳上尉（Captain　Bower）游历新疆时，在库车（古龟兹国）附近，买到些桦皮上所写的佛典残卷。光绪十八年（1892）法国格利纳氏（M.　Grenard）游新疆时，又在和阗（古于阗国）得些古圣经的断片，赍往西方，因此惹起西方学者的注意，于是新疆方面几有东方磅礴城（Pompei）的观感，而探险发掘以求学术上的材料的计划，遂蔚然大起。光绪二十四年（西1898）俄国的翰林院派克力孟士氏（D.Klementz）直赴新疆的吐鲁番（古车师国高昌国之地）从事调查与发掘，得到许多古代的文物。次年归去，其结果著为《吐鲁番及其往古时代》（Trufan　und　seine　Alter　thimer）一书行世（于1899年出版于圣彼得堡）。

光绪二十六年（西1900）英国印度政府派匈牙利人斯坦因氏（M.　Aural　Stein）率探险队由印度至新疆南路，以和阗故址为主，从事调查发掘，得到可贵的考古资料颇多，极为国际东方学家所注目，其所得著为《古和阗》（Ancient　Khotan）二卷行世（1907年出版于伦敦）。

光绪二十八年（西1902）国际东方学者开会于德国之汉堡（Hambury），由俄国拉特禄夫氏（Radloff）之计划提议，组织国际中亚远东探险联盟，由加入各国，各组探险队分别进行。于是德国探险队首先成立。由格鲁维德尔氏（Allert　Grunwedel）及胡斯氏（G.Hutb）率第一队，即于是年（光绪二十八年）出发，直赴新疆的吐鲁番（高昌）、库车（龟兹）一带，从事调查发掘，至次年三月归去。光绪三十年（西1904）复由勒可克氏（Le　Cog）率第二队前往吐鲁番及喀漠尔（Qomnl）地方从事发掘，至次年十二月归去。光绪三十一年（西1905）复由Grunwedel氏率第三队续往，皆以吐鲁番、焉耆、库车及喀漠尔一带北道诸地为主，从事发掘。至光绪三十三年（西1907）始休其业。所得考古学上的可珍的资料极多，皆藏于柏林图书馆等处。其结果Gruwedel氏著《伊地库车里及其附近的考古学工作报告》（Bericht　über　archacologisehe　Arbeiten　in　Idikutschari　nnd　umgebungim　Winter　1902—3，于1903年出版于München），及《支那土耳其斯坦之古代佛教寺塔》（Alt⁃Buddhi　tische　Kulstatten　in　Chinesisch　Turkistan，于1912年出版于柏林）等书行世。勒可克氏（Le　Coq）著《高昌》（Cho⁃tscho，于1913年出版于柏林），及《中亚后期之佛教》（Die　Buddhische　Spatantika　in　Mittel⁃Asien六册，于1922—28出版于柏林）等书行世，至民国二年（西1913）又由勒可克氏（Le　Coq）率第四队专赴库车及马拉耳巴什（Maralbachi）一带，从事发掘，至次年七月归去。亦得不少的珍物。（按Coq氏于今春逝世，其发掘成绩，尚未研究出版者颇不少。）

英国则仍由印度政府派斯坦因氏率探险队为第二度的探险旅行，于光绪三十二年（西1906）在敦煌千佛洞发见石室，得古文献，古书卷，古缯书二三万卷，取其精粹部分五六千卷，于光绪三十四年赍往印度及伦敦，得世界学者的惊叹，其结果著为《Serindia》六册行世（于1921年出版于伦敦。）至民国二年（西1913），斯坦因氏复率队为第三度的探险旅行，经新疆、甘肃、蒙古转赴帕米尔而归，其结果著为《Innermost　Asia　》四册行世（于1928年出版于伦敦）。

法国则由伯希和氏（Paul　Pelliot）及华阳氏（Vaillant）于光绪三十一年（西1905）启程东行，于光绪三十三年（西1907）在斯坦因氏发现敦煌千佛洞石室之后，到了敦煌，于斯坦因氏选择之后，所弃而未取之遗书约二万卷中，选取较重要者六七千卷而去，今藏于巴黎图书馆等处。

俄国则有柯智禄夫大佐（P.K.　Kozlov）于光绪三十三年（西1907）赴蒙古，于三十四年（1908）在哀齐拉河畔之黑城（Kara⁃khoto）遗址，发掘西夏时代废市，得西夏文书器物甚多。宣统元年（1909）复由翰林院派鄂登堡氏（S.　OEdenburg）率大队向吐鲁番、耆焉、库车方面从事发掘，也得不少的考古资料。至宣统二年归去，其结果著为《俄罗斯的土耳其斯坦探险报告》（Russkava　Turkestansk⁃aya　Ekspeditsiya，于1914年出版于圣彼得堡），至民国九年（西1920）复由鄂得堡氏率队为第二度的探险旅行，直赴新疆，从事发掘。凡其所得，今皆藏于圣彼得堡（今之列宁格勒）图书馆博物院等处。

日本则有西本愿寺寺主大谷光瑞于光绪二十八年（西1902）旅居伦敦时，适闻国际东方学术会议令英法德俄四国各组学术探险队，分赴新疆各地之事，乃即由伦敦启行，经俄国西比利亚，直赴新疆、库车、和阗一带，从事调查发掘，于光绪三十年（西1901）归去，光绪三十四年（西1910）复遣橘端超率第二队前往，于宣统元年归去。宣统二年（西1910）复由橘端超率第三队前往，以吐鲁番为中心，从事发掘，至民国三年（西1916）终其业。所得古代文物亦不少，其结果见《西域考古图语》（二册，于1915年出版于东京）。

这次的有组织的考古事业，规模之大，历时之久，可谓空前未有的盛举，而其所得宝藏之多，对于学术上影响之大，亦可谓为空前的盛业。欲述其详，可成一专书，兹仅括其概要如下：

（1）　佛典——这次斯坦因氏及伯希和氏在敦煌发现石室，所得古文献，古书卷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佛典，此种佛典多系六朝及唐五代写本及唐五代刻本，可以校勘大藏之讹误者固多；也有许多大藏所未有之书，可以补大藏之缺漏；且佛典中用各国文字翻译者极多，于比较语言学上之研究，亦大有贡献。

（2）　景教、摩尼教、火祅教经典——这次发现品中佛典之外，关于中世纪的中亚宗教者，有景教（Nestorianism）、摩尼教（Manicheism）、火祅教（Zaron　striansm）等之经典颇多，可开发中世纪中亚伊兰宗教之秘者不少，于宗教史及比较宗教学之研究上，都有不少的贡献。

（3）　汉籍——敦煌石室发见的汉籍，虽不及佛典之重要，然亦有为从来著录家所未见及千余年被湮没的佚籍，如经部的《古文尚书孔氏传》等，子部的《老子化胡经》等，史部《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等，集部的通俗小说戏曲等，于校勘学，史学，文学上都有很大的关系。

（4）　汉晋木简——斯坦因氏在和阗、敦煌、罗布泊等处所发见的木简中，以汉晋时代的屯戌簿录等为主，亦有公文、案卷、信札等类，于史地学皆极有关。

（5）　佛书，雕刻，塑像，建筑等美术品，都有不少的发见，尤以佛像为最多，于美术史等之研究，大有关系。

此外尚有更重要之一项，即古西域语之发见是也，此等古西域语中，除梵文（Sanskrit）、佉卢文（Kharochthi）、回鹘文（Ouigours）等之外，尚有从不经见，不可辨认的古西域语言三种，后经考定即窣利语（古称康居语）、焉耆龟兹语及于阗语是也。

三、　窣利语、龟兹语、于阗语之考释

当诸国探险队赍其所得品归欧洲之后，于中国文，梵文，藏文，佉卢文（Kharochthi）回鹘文（Ouigours）等之外，尚有三种绝不经见不可辨认之语言，幸而此种不可识之言语，有以印度古文字（婆罗门文）及小亚细亚文字书写者，比较语言学家尚可识其形体，又因佛典及景教、摩尼教等之经典有各种文字（如梵文，回鹘文，波斯文）的译本，同时亦有此种不可识的语言如窣利语等之译本者，故比较语言学家尚得藉以推考其音读与意义。

经多数语言学家的研究以后，首先发明者，即此三种语言的数词、名词及动词的语尾变化，都与印度欧罗巴语系（亦称阿利安语系，指梵语，古波斯语，希腊语，拉丁语，哥特言等之总名，皆由同一母语出）之各国语言，组织大体相同，（如父曰Pacar，母曰Macar，三为Tari，八为Okdh之类）故知此三种西域古语皆属于印度欧罗巴语系。其后因许多语言学家之热心研究，遂能打破种种难关，今此三种古语言都已研究到相当的地步了，兹分述之：

1.　窣利语La　langue　Soghdienne（亦名粟特语，又名康居语）

三种古西域语中，发现最早者为窣利语，而创通最早者亦为窣利语。当光绪十五年（西1889）俄国拉特禄夫氏（Radloff）在蒙古和林所发见的三碑中，其回鹘九姓可汗碑中于汉文、回鹘文二种文字外，尚有不可识之文字一种，后经德国东方语学家米勒氏（Müller）始考定为窣利语（Soghdieche），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斯坦因氏及伯希和氏在敦煌所发见的古文书中，又有大批的窣利语佛典，斯坦因氏所得的窣利语佛典，现在已经知道的，有《莲花如意珠陀罗尼》（Padmacintamani⁃dharani）、《青头陀罗尼》（Nilakantha⁃dharani）、《毗散陀罗阇陀伽》（Vcssantara⁃Jataka）、《维摩诘所说经》（Vim—alakirtinirdcsa）等，及其他断片残简多种。伯希和氏所发见者，有《佛说善恶因果经》的窣利语译本四十二叶，氏乃取之与西藏语译本、汉语译本为“Sogdian　Text”，影印行世。德国米勒氏因之撰《窣利语圣书断片第一》（Soghdische　Texte）一文。揭于1913年德国翰林院学报，考定此种语言之性质属于伊兰语系。而法国哥底奥氏（Robert　Ganthiot）更据此种语言之汉文，西藏文，窣利文的同经异译，为进一步之研究，而创通其读。后哥底奥氏且亲赴葱岭一带地方，研究其语言，乃知此种窣利语于葱岭一带之语言亦颇类似，因而断定此种语言为妫水（Oxus　River）流域古代大夏、康居等国之通行语。（哥底奥氏当大战时被派从军，死于难，米勒氏亦于今春去世。）

此种语言，拉特禄夫氏既得之于蒙古之和林，伯希和所得之窣利语文书中，亦有明言书于唐代长安者，而斯坦因氏在罗布泊往敦煌途中之古营垒废址处发掘，得到用窣利语书写的商业文书，而且从斯坦因氏所得的窣利语文书中，知道窣利国人于第七世纪初期，在罗布泊之南，东土耳其斯坦南部之交叉处，曾建设一殖民地，经过一世纪之久，仍保存其自治政体的组织，这可见窣利国人行踪的广，而窣利语流行范围之广，亦不足怪了。

2.　龟兹语（Langue　de　Koutcha）

在此三种不识的语言中，其次被创通的为龟兹语，这种语言之初发见，德国之洛曼氏（Leumann）曾名之曰疏勒语，后自觉不妥，又改名为第一语言，以待研究之后，再定正确的名称。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德国米勒氏（Müller）以为是印度月支人（Indo⁃Seythia）中的睹货罗族（Tochari）所用的语言，因定名为覩货罗语（Tokharische）揭于德国《翰林院学报》光绪三十四年（1908）。德国西额（Sieg）、西额林（Siegling）二氏发表其《吐货罗语即印度月支语考》（Tocharische　die　Sprache　de　Indo⁃Seythen）揭于《翰林院学报》（Sitzungs⁃bcrischtte　der　K.Preussischen　Akademic　der　Wisscnchaften）。宣统三年（1911）挪威斯密斯氏（Emil　Smith）又定名为疏勒语。民国元年（1912）德国洛曼氏又定此种为北方阿利安语（见Zur　Nardarischen　Spr⁃ache　und　Literatur）。德国吕德氏（H.Lüdes）又称之为塞种语（Sakas）。异说纷纭，莫衷一是。盖此中语言，就其发见之地点，考其通用之范围，又可分为二类。德国语言学家所据以研究者，乃德国探险对在吐鲁番、焉耆一带所发见者，其流通之范围，似在新疆北部，且此类语言流行之时代亦较早，故定名为甲种吐火罗语。（Tocharische　A）此外法国探险队伯希和等在库车及敦煌等处所发见者，似系流通于新疆中部及南部之地，且流行之时代亦较晚，故定名为乙种吐火罗语（Tocharische　B）。伯希和所发见之吐火罗文件，由法国学者梅爱氏（Meillet）、烈维氏（Sylvain　Levi）研究之，梅爱氏首先主张此种语言与印度欧罗语极为接近，首先反对德国学者谓此种语言属于印度伊兰语系的说法。（Les　Nonvelles　langues　Indo　Europeennes　trouvees　en　Asie　Central　P5.17.18）。烈维氏更进一步，将此种语言与印度欧罗巴语系的共同点指示出来，证明这种语言是属于意大利色尔特（Italo⁃Celtique）的一种，他更断言龟兹国在西历纪元前已为印欧人所占领，他们的语言当名为龟兹语。这在他1913年发表的《乙种覩货罗语即龟兹语考》（Le　Tokharien　B.　langue　de　Koutcha，揭于Journal　Asiatique，此文已由冯子衡先生译登本刊）一文中，会有充分证明。

氏将伯希和氏在库车附近赛德朗（Sadirang）驿站一古垒废址处发见之多数木简残片，取其文字之可以辨识者而研究之，简皆写以印度古文婆罗门文字，而其所写之语与印度异，其中较完整之一简，文字大体可以辨识者，译之如次：

Ywarttas写予……在盐关，汝自适用此符。

现自……来，偕行者共十人，马五匹，牛一头，放行勿诘。

汝亦不得有所逗留。

Ksum二十年七月十四yo（署名）。

案简端之Ywarttas一语，大概是写简者的名称，简末之yo，即Ywarttas之省写，此有其他诸简同类之例，可为旁证。盐关之名，原为Salyinsai　yongai，在其他诸简中皆有之，当即此等木简所发现之古垒之龟兹语名称也。至收简之人，则此简已漫灭不可识，而他简有名Putatatte者，即梵文Buddhadatta之变，有名Skuatatte者，即梵文Sanghadatta之变也，简中列举人畜之数，共他诸简亦复如此。可见此种木简之性质，乃系一种商旅出入关津之通行证（护照之类），商旅由此垒赴彼垒，必须先领此证，到彼垒即缴消，另换彼垒新证，然后再往他垒。故此垒存简之多，亦不足怪。故Levi氏以为：

吾人就其来源而定其名称为龟兹语，盖此语之文件，殆尽出于库车一带，而不闻发见于他处，此种语言不惟于Danldour　Aqour之寺观用之，且官厅之通行证亦用之，故吾人定名为龟兹语也。

此龟兹语果为龟兹国固有之语言欤？抑为外来侵入种族之语言欤？此诚玄奘《西域记》屈支国条明言“其王屈支种也”，则其为土著之语言无疑矣。且据中国历代史乘所记龟兹王自纪元一世纪以来。王统皆白氏一姓相承，尤足证明此事。

又就其年代考之，有几件残简中有“Sawarnate”者，用大王（Oreco　Pilaute）之称号，如云：

三Swarnate大王写……（第一行）

……木上证明……（第二行）

此外诸残简中有“Swarnate大王”之名者，屡见不鲜，可见此Suwarnate大王，即写发此种木简之王之名。案《唐书·西域传》龟兹国条，载龟兹王有名“苏伐垒”者，与Suwarate一语相近似。为苏伐勃駃王之子。阿黎布失毕王之兄，与唐太宗同时。然玄奘于贞观时过龟兹，而《西域记》但言其王智谋寡昧，而不载其姓名，惟于前王则颇称颂，谓“近代有王，号曰金花，政教明察，感龙驭乘。”案“苏伐”（Su⁃var）二字必系梵语谓金曰“Suvarna”之变音，又梵语谓金花曰“Suvarna⁃Puapa”，与苏伐垒之父“苏伐勃駃”之名极相似。勃駃当系勃驶之误，苏伐垒之弟诃黎布失举（Hari⁃puspa）亦简称布失毕（Puspa），则梵语“花（Puspa）”之义也，是则苏伐勃驶之二子各取其父名之半以为名，长子苏伐垒，即取父名之前半Suwarna（金之义），次子布失毕，即取父名之后半Puspa（花之义）为名者。若此考察为不误，则此等木简必系龟兹王苏伐垒时代之物也。

以上述烈维氏考证此种语言之概要，这种语言用于商旅出入的通行证，而且龟兹国的教团中也多用此种语言为日常应用的语言，这也是烈维氏将其他用此种语言所写的佛典断片与梵文本比较所得的结论而断定的。要之，这种语言的流行地，经烈维氏之研究，总是以库车为中心，而成为通俗的语言，所以定名为龟兹语，当无误也。

3.　于阗语（Khotani）

这种语言之最初发见以后，德国洛曼（Leumann）氏假定为第二语言，以待正确之名称。光绪三十年德国西额、西额林二氏，著《睹货罗语考》一文中，谓此种语言于帕米尔（Pamir）的伊兰语为最有密切关系的一种（1908年德国翰林院学报），洛曼氏又以为此种语言没有印度伊兰语的特征，而认定为阿利安语系中独立的一系，定名为北阿利安语（ZD　MG.卷62页33）。法国梅爱氏（Meillet）则反对洛曼氏的说法，以为此乃伊兰语中一种特殊的方言（Les　Nouvelles　langues　Indo⁃Europeennes　trouveeen　Asic⁃Centrale）。伯希和氏以为此种语言的性质与窣利语相似，应属于伊兰语系，虽与普通伊兰语颇有不同之点，但就其特征推定起来，又有明系伊兰语的一种，所以定之为东伊兰语。（Les　Influences　Iraniennes　en　Asie　Centrale　et　en　Extreme⁃Orient）。又英国霍诺氏（Rudolf　Heernle）以为此种语言虽尚有许多不明之点，但就其大体尚可以伊兰语说明出来，其所以与普通伊兰语形式有不同者，大概是因为受了别的语言的影响，而改变其固有语言的形式之故。他始定此种语言为于阗语（Manuscript　Remain　of　B.L）。又德国克司特氏（Kirste）亦名此种语言为于阗语（Khotani）。惟德国吕德氏（Lüdes），以为此种语言虽以伊兰语为根基，但受印度语之影响极大，因此推定为西纪第二世纪侵入印度的塞种（Sakas）的语言。要之，异说虽多，除吕德氏以此为塞种语，洛曼氏以此为北阿利安语外，而以此为东伊兰语，则系多数的见解。至民国三年（1914）挪威语言学家柯乐夫氏（Sten　Konow）发表其《于阗研究》（Khotan　Study，载于Royal　Asiatic　Society学报，此篇作者已译登本刊，即《东伊兰语即于阗语考》一文是也），而此种语言之研究，乃得其确证。柯勒夫氏之研究，乃据斯坦因氏在和阗附近之Dandan　Uiliq一带地方所发见之东伊兰语文书二枚（即Rudolf　Hoernle氏所编印之A　Report　of　the　British　collection　of　Antiquities　from　Central　Asia中所载之第一号及第十二号文件）此种文书乃写以印度古文婆罗门文字，故尚可辨识其形体，其第一号文件之文字为：

“Om　Sali　107　ms'to　Skarhvaro　hada　5

Hvam—no—rrum—do—vi——va——ham”

其第十二号文件之文字为：

“Om　Sali　20　ms't　Cvataja　hada　10　3　myo

Hvam—n—rram⁃l⁃v⁃⁃va⁃ham”

案上举二件之文字殆全相同。其最易明者即前节17年或20年（Sali），Skarhvaro月或Cvataja月（masto），5日或13日（bada）是也。“Hvam⁃no或Hvam⁃nä”为唐时于阗之俗名“涣那”之对音。“rrum⁃do或rram⁃d”之“rrum”乃“rre（King）”之领属格的单数，即“君王”之义。“dä”则“属于某某的”之义也。“vi⁃”乃梵文vijaya之变音，即于阗王姓“尉迟”之对音。“Va⁃ham”一语，则西藏文大藏经《丹珠尔》第九十四函示教柬牍类第四十五、六两种《于阗国记》中之于阗国王有名“vijaya⁃vabana”（此据Chandradas氏所译，亦即Thomas氏所译之vijaya⁃bohan⁃chen⁃Po，尉迟保汉赞普，赞普者，藏语大王之义也）者，即其对音也。因有此等中国记载及西藏记载之相互证明，故Kono　W.氏断言道：

这种语言必定是于阗地方的土著语言。而且这几乎可以断言，这种语言自纪元第一世纪之初早已流行于阗地方了。

更进而推考vi⁃⁃vaham王之年代，因新《旧唐书·于阗传》载于阗王之姓名世系为“尉迟屈密——伏阁信——叶护玷——伏阁雄————尉迟伏师战——伏阁达——伏阁珪——尉迟胜——叶护矅——尉迟锐……”因为“矅”字有“光辉”的意义，大概是因为支持于阗国，反抗吐番国的侵略的最后一王，在他之后，于阗国便附属于吐番国统治之下了，故名之曰矅，以光宠之，故推定vi⁃⁃vaham王即尉迟矅云（猷案：此种推测于年代不甚相合，别见拙著《于阗考》。）

因为此种语言既以于阗为中心，而流行于塔里木盆地的南边的一种通用语言，所以名之曰于阗语，大致当是不错的。

四、　中图史籍关于西域语言之记载

自三种古西域语之发见，经西方多数语言学家之热心研究，遂能打破种种难关，从暗中摸索的境地里，几经假定，几经研讨实证，然后渐有头绪，今则豁然开朗，大体都可了然矣。然其最初从事摸索之时，所藉以为牵附比拟之资者，大抵皆依中国记载之启发，此世所公认之事也。中国记载之记西域事者，以历代正史的外国列传及旅行家之外国游记为主，而其中记西域语言者，尤以玄奘之《西域记》为最详备。此书为西方学者所视为研究中亚之最大宝库，各国多有译本（有1857年法国Julien氏之法文译本Memoires　sur　les　Contrees　occidentales；有1884年英国Samuel　Beal氏之英译本Si⁃yu⁃ki，　Buddhist　Records　of　the　western　world；有1905年英国Watters氏译注本On　Yuen　Chway's　Travels　in　India等），故诸国学者皆得藉之以为研究此等西域语之启发关键也。

案《西域记》凡十二卷，自第二至十一卷皆记印度事，惟第一与第十二卷记中亚事迹而已。在此两卷中所记中亚语言者，约可为四支，葱岭以西之文字语言分为两种，以铁门为界，铁门以北为窣利语文通行之地，铁门以南，印度以北，为睹货罗语文通行之地。葱岭以东各国文字虽皆取法印度，然各有小异，且语言亦不尽同，就其大体亦可分为两大类，以大戈壁为界，大戈壁以南，以信大乘教之于阗国为宗，自成一支；大戈壁以北，以信小乘教之焉耆、龟兹、疏勒三国为宗，合成一支。兹分述之如次：

1.　窣利语

自葱岭以西诸国，以铁门为界，铁门以南，为睹货罗故国，铁门以北，则为康国（飒秣建）、米国（弭秣贺）、曹国（刼布坦那）、何国（屈霜你迦）、史国（羯霜那）、东安国（喝捍）、中安国（捕喝）、西安国（伐地）及货利习弥伽国。此九国中，康为宗国，《西域记》卷一飒秣建国条云：

从此（窣堵利瑟那国）行五百余里至飒秣建国，唐言康国。飒秣建国周千六七百里，东西长，南北狭，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极险固，多居人，异方货宝，多聚此国。土地沃壤，稼墙备植，林树蓊郁，花果滋茂，多出善马机巧之伎，特上诸国。气序和畅，风俗猛烈，凡诸胡国，此为其中，进止威仪，近远取则。其王豪勇，邻国承命，兵马强盛，多是赭羯。赭羯之人，其性勇烈，视死如归，战无前敌。

又于羯霜那国条云：

从飒秣建国西南行三百余里，至羯霜那国，唐言史国。羯霜那国周千四五百里，土宜风俗，同飒秣建国。

此外于弥秣贺国（米国）、刼布阻那国（曹国）、屈霜你迦国（何国）、喝捍国（东安）、捕喝国（中安）、伐地国（西安）诸条皆云“土宜风俗，同飒秣建国。”于货习弥伽国条则云：“土宜风俗同伐地国。”可见以上九国与康国皆属同一系统甚明。又《西域记》卷一记此地方通行之文字云：

自素叶水城至羯霜那国，地名“窣利”，人亦谓焉。文字语言，即随称矣。字源二十余言，转而相生，其流浸广。粗有书记，坚读其文，递相传授。师资无替。服毡褐，衣皮毡，裳服褊急，齐髪露顶，或总剪剃。缯额彩络，形容伟大，志性恇怯，风俗浇讹，多行诡诈，大底贪求，父子计利，财多为贵，良贱无差，虽富巨万，服食粗弊，力田逐利者杂半矣。

案玄奘谓自素叶水城至羯霜那国地名窣利，则是东尽康居故境，西尽九姓昭武（米国、曹国、史国、何国、安国、小安国、那色波国、乌那曷国、穆国）皆是窣利之地矣。玄奘于康国、米国、曹国、何国、安国等，虽未明记其所用文字之种类性质，然自碎素水以至史国（羯霜那国）之间之窣利地方，既明言其使用窣利文字，即康国、史国等九国土宜风俗，又皆相同。可见此“窣利文字”亦即铁门以北康国等诸国通行之文字也。且康国之有文字，《隋书》《北史》《魏书·西域传》皆可证明。《隋书》《北史》《魏书·西域传》康国条皆云：

康国者，康居之后也，迁徙无常，不恒故地，然自汉以来相承不绝。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踰葱岭，遂有其国，支庶各分王故康国左右诸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都于阴宝水上阿禄迪城，城多众居……名为疆国，而西域诸国多归之，米国，史国，曹国，何国，安国，小安国，那色波国，乌那曷国，穆国，皆归附之。……俗奉佛，“为胡书。”气候温，宜五毂，勤修园蔬，林木滋茂，出马驼骡驴封牛，黄金铙沙，香阿萨那香，瑟瑟麜皮毡锦垒，多葡萄酒，富家或致千石，连年不败。

此外于米国则云“旧康居之地也，无王，其城主姓昭武，康国之支庶”，于史国则云“旧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武，亦康国之支庶也，俗同康国”，于曹国则云“旧是康居之地也，国无主，康国王令子领之”，于何国则云“旧是康国之地也，其王姓昭武，亦康居国之族类”，于安国则云“汉时安息国也，王姓昭武，与康国王同族，风俗同于康国”，于穆国则云“亦安息之故地也，其王姓昭武，亦康国王之种类也”，于乌那曷国则云“旧安息之地也，王姓昭武，亦康国种类”，于曹国则云“汉时罽宾国也，其王姓昭武，康国之宗族”，于鏺汗国云“古搜渠国也，王姓昭武”。案《隋书》成于唐太宗贞观中，较玄奘西游之时稍早，又《北史·西域传》则抄袭《隋书》传文，《魏书·西域传》原缺，后人又抄袭《北史·西域传》文以补之，故三书所记皆同。案《隋书》所记康国事迹，与《西域记》所载，大体相同，康国俗奉佛为“胡书”，是为康国有文字之明证。而米国，何国，曹国，史国，安国，穆国，乌那曷国，鏺汗国，漕国之君主皆姓昭武，为康国王之支庶，则必与康国习相同之“胡书”亦无容疑。

现在的问题，就是《隋书》《北史》《魏书·西域传》康国条所谓“胡书”与《西域记》所谓“窣利文字”是同一种，抑或别为一种的问题。此问题可由下述诸例而得证明之，唐僧义净所著《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三《师资之道》一章云：

又复须知，五天之地，皆曰婆罗门国。北方速利，总号胡疆，不得雷同，咸为一唤耳。

又唐僧利言所著《梵语杂名》云：

胡之梵语，形为Sulik，声曰苏哩。

又《易土集》与《翻译名义集》所引皆以“苏哩为梵语胡名”之义。此速利，苏哩，与窣利皆梵语Sulik之对音异译，可见窣利一语，乃梵语胡字之义，是“窣利”与“胡”原为一名之异名甚明也。然则《隋书》等康国传之所谓胡书，与《西域记》之所谓窣利文字，原指一物，盖无疑矣。

据日本白鸟库吉氏之考证，窣利、速利、苏哩等语虽系梵语Suli或Sulik之异译，然实自粟特（Sugdak或Sudak）一语变讹而来，中亚语言“d音与I音”可以互变，乃系常例，故由Sudak变为Sulak，再变为Sulik或Suli，自属可能之事。（见《粟特国考》，此文由钱稻孙先生译登本刊）若此考证为不误，西域新发现之Sogdian文字，与《西域记》之窣利文字，《隋书》等所载之胡书，实一物也。

现在尚有一问题，就是由上述诸例观之，速利或苏哩之名，似指胡之全体而言，而他书所记亦有以速利为胡之一种者，但所谓胡之范围亦颇有限制耳。如龙树所著《大制度论四·无畏义第二十五云》：

弊生处者安陀罗舍婆罗（原注裸国也）、兜佉罗（原注小月支）、修利、安息、大秦等此边中生，若在大众中则多畏怖。

此所谓安陀罗国与裸国皆在印度之南，安息国、大秦国皆在印度之西，其不在胡之范围内甚明。惟兜佉罗国、修利国必在印度之北，可见兜佉罗即睹货罗之异译，修利亦即窣利之异译也。玄奘《西域记》卷一总序云：

黑岭以来，莫非胡俗，虽戎人同贯，而族类群分……印度风俗，语在后记。

此以印度以北，黑岭以西之地，凡葱岭东西，及妫水南北，皆在胡之范围以内，又卷十二瞿萨旦那国条云：

俗谓之涣那国，匈奴谓之于遁，诸胡谓之豁旦，印度谓之屈丹，旧曰于阗讹。

此以诸胡与印度、匈奴等对称，亦与上例略同，其以窣利为胡之一种甚为明了。盖玄奘之所谓胡者，实指所谓实主之乡，《西域记》卷一总序云：

赡部洲地有四主焉。南象主，则暑湿宜象；西宾主，乃临海多实；北马主，寒劲宜马；东人主，和畅多人。

唐僧道宣所撰《释迦方志》卷一《中边篇》云：

又北一洲四主所统。雪山以南至于南海，名象主也，地唯暑湿，偏宜象住，故王以象兵而安其国，风俗躁烈，笃学异术，是为印度国。……雪山之西，至于西海，名宝主也，地接西海，偏饶异珍，而轻礼重货，是为“胡国”。雪山以北至于北海，地塞宜马，名马主也，其俗凶暴，忍杀衣毛，是突厥国。雪山以东至于东海，名人主也，地唯和畅，俗行仁义，安土重迁，是至那国，即古所谓振旦国也。……雪山以南，名婆罗门国，与胡隔绝，书语不通……胡本西戎，无闻道术，书语国别，传译方通。

此为《西域记》之注脚，此外智广《悉昙字记》及慧琳《一切经音义》等皆然。是以匈奴、突厥以南，印度以北，中国以西，通称为胡，但唐僧不空所译《宿矅经》卷下，据烈维氏所指出，有云：“但当向胡及波斯并五天竺人”。

此以胡与五天竺、波斯对称，则波斯国亦摈在胡之外矣。又《魏书》及《北史》西域波斯国条皆云：“俗事火神天神，文字与胡书异。”

以此知波斯不在胡之范围内，非孤证矣。若上之考证为不误，则唐代胡之范围必在指黑岭以西，突厥以南，印度以北，波斯以东之地而言，甚为明了。若欲更进一步，积极地指出胡之宝地亦有可考者，义净《南海寄归传》卷一《受斋轨则》一章云：

凡论西方赴请之法，并南海诸国，略显其仪，西方乃施主预前礼拜请僧，齐日来白时至……然南海十洲，斋供更成殷厚，……然北方诸胡睹货罗及速利国等其法复别，施主先呈华盖供养制底……即如东夏斋法，遣疏请僧，虽至明朝不来启白，准如圣教，似不殷懃。

由此可见胡之范围，实指睹货罗国、速利国等地而言。是则不独窣利语言文字可名胡书，即睹货罗语文字亦可名胡书，而近来西域所发现之窣利语即《西域记》之窣利语既如上述，而睹货罗与窣利既同为胡国，与南之印度，北之突厥，西之波斯等皆异，则此两种同为胡书之国之文字语言，虽有小异，大体必有相同之处，亦不难推测了。

2.　睹货罗语

自葱岭以西，以铁门为界，铁门以南，印度以北，波斯以东为睹货罗国，《西域记》卷一云：

从此（羯霜那国）西南行二百余里入山，山路崎岖，谷径危险，既绝人里，又少水草，东南行三百余里入铁门，铁门者左右带山，山极峭峻，虽狭径，加之险阻，两旁石壁，其色如铁，既设门扉，又以铁铜，多有铁铃悬诸户扇，因其险固，遂以为名，出铁门至睹货罗国，旧曰吐火罗国，讹也。其地南北千余里，东西三千余里，东阨葱岭，西接波剌斯，南大雪山，北据铁门缚刍大河，中境西流自数百年王族绝嗣，酋豪力竞，各擅君长，依川据险，分为二十七国，虽画野区分，总役属于突厥。气序既温，疾疫亦众，冬末春初，霜雨相继。故此境以南，滥波以北，其国风土，并多风疾。而诸僧徒以十二月十六日入安居，三月十五日解安居，斯乃据其多雨，亦是设教随时也。其俗则志性恇怯，容貌鄙陋，粗知信义，不甚欺诈。语言去就，稍异诸国。字源二十五言，转而相生，用之备物，书以横读，自左向右，文记渐多，逾广窣利。多衣氎，少服褐，货用金银等钱，模样异诸国。

睹货罗国之下，续记咀蜜国，赤鄂衍那国，忽露摩国，愉漫国，鞠和衍那国，镬沙国，珂咄罗国，拘谜陁国，缚伽浪国，纥露悉泯健国，忽懔国，缚喝国，锐秣陀国，胡实健国，咀剌健国，揭职国，凡十六国，皆仅记其国境大小，不记其他，惟于揭职国条“行六百余里出睹货罗境至梵衍那国”，于梵衍那国条云“文字风教货币之用同睹货罗国，语言少异，仪貌大同。”梵衍那国之下续记迦毕试国，亦云“文字大同睹货罗国，习俗语言风教颇异。”可见上记之咀蜜国等十六国皆属睹货罗境，文字、语言、风俗、宗教与睹货罗国大体一致，因有综记在前，故不复分别重记也。

又于卷十二之安呾罗缚国，阔悉多国，活国，曹健国，阿利尼国，曷罗胡国，讫栗瑟摩国，钵利曷国，呬摩呾罗国，钵铎创那国，淫薄健国，屈浪拏国，达摩悉铁帝国，凡十三国皆云“文字同睹货罗国，语言有异。”其下续记商弥国亦云“文字同睹货罗国，语言少异。”是安怛罗国等十三国之通用睹货罗文字，语言亦大体相同，亦无疑义。

案玄奘以前，记睹货罗事，仅《隋书》《北史》《魏书·西域传》有之，而皆不记其文字语言之何若，《隋书·西域传》吐火罗国条云：

吐火罗国都葱岭以西五百余里，与挹怛杂居，都城方二里，胜兵者十万人，皆习战，其俗奉佛，兄弟同一妻，迭寝焉，每一人入房，户外挂其衣以为志，生子属其长兄。其山穴中有神马，每岁牧牝马于穴，必产名驹，南去漕国千七百里，东去瓜州五千八百里。大业中遣使贡方物。

又《魏书·西域传》吐呼罗国条云：

吐呼罗国去代一万二千里；东至范阳国，西至悉万斤国，中间相去一千里；南有连山不知名；北至波斯国，中间相去一万里。国中有薄堤城，周匝六十里，城南有西流大水，名汉楼河，土宜五谷，有好马驼骡。其王会遣使朝贡。

《北史·西域传》则上述二条皆转载之。惟三书皆记康国为“胡书”。而《魏书》《北史》又载波斯国“文字与胡异”，而不载吐火罗之文字语言如何，意者吐火罗国必与康国之胡书相同或相近，故不复书也。玄奘以后，记睹货罗语言者，惟《新唐书·西域传》吐火罗国条云：

吐火罗或曰吐豁罗，曰睹货迁，元魏谓吐呼罗者。居葱岭西，乌浒河之南，右大夏地，与挹咀杂处。胜兵十万，国土著，少女多男，北有颇黎山，其阳穴中有神马，国人游牧牝于侧，生驹辄流血，其王号叶护，武德贞观时，再入贡……俱兰或曰俱罗发，曰屈浪拏，与吐火罗接，环地三千里，南大雪山，北俱鲁河，出金琢石取之。贞观二十年，其王忽提婆罗遣使来献，书辞类浮屠语。

此屈浪拏国为睹货罗国分裂后二十七国之一，《西域记》明载“屈浪拏国，睹货罗故地也”，故屈浪拏国之语言，亦即睹货罗国之语书，甚为明了。

如上所述睹货罗国既与速利国同为北方胡国，则睹货罗语当与西域发现之语窣利语同属伊兰语系甚明，且唐书所记吐火罗语书类浮图语，则与印度语亦应相近。今西域发现之龟兹语、焉耆语，与印度语、伊兰语皆不相类，而与欧洲语系之希腊语拉丁语、意大利色尔特相类，故虽名睹货罗语，其实果系古代之睹国罗语否，亦颇可疑也。

3.　焉耆龟兹语

《西域记》卷一阿耆尼国节云：

出高昌故地，自近者始，曰阿耆尼，旧曰乌耆。阿耆尼国东西六百余里，南北四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六七里，四面据山，道险易守。水流交带，引水为田，土宜糜黍宿麦香枣蒲萄梨柰诸果。气序和畅，风俗质直。文字取则印度，微有增损。服饰毡褐，断髪无巾。货用金钱银小铜钱。王其国人也，勇而略，好自称伐。国无纲纪，法不整肃。伽蓝十余所，僧徒二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经教律仪，既遵印度，诸习学者即其文而玩之。戒行律仪，洁清勤励，然食杂三净，滞于渐教矣。

又屈支国节云：

从此（焉耆）西南行二百余里踰一小山，越二大河，西得平川，行七百余里，至屈支国，旧曰龟兹，屈支国东西千余里，南北六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七八里。宜糜麦，有粳稻，出葡萄石榴，多李柰桃杏，土产黄金铜铁铅锡。气序和，风俗质，文字取则印度，粗有改变。管弦伎乐，特善诸国。服饰锦褐，断髪巾帽。货用金银钱，小铜钱，王屈支种也，智谋寡昧，迫于强臣。其俗生子以木压头，欲其匾匝也。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经教律仪，取则印度，其习读者即本文矣。尚拘渐教，食杂三净，洁清耽玩，人以功竞。

又《西域记》卷十二佉沙国节云：

从此（乌国）北行山碛旷野五百余里至佉沙国，旧谓疏勒，乃称其城号也，正音宜云室利讫栗多底，疏勒之言，犹为讹也。佉沙国周五千余里，多沙碛，少壤土，稼穑殷盛，花果繁茂，出细毡褐，工织细氍氀。气候和畅，风雨顺序。人性犷暴，俗多诡诈，礼仪轻薄，学艺庸浅，其俗生子押头匾匝，容貌粗鄙，文身绿睛，而其文字取则印度，虽有删讹，颇存体势，语言词调，异于诸国。淳信佛法，勤营福利，伽蓝数百所，僧徒万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不究其理，多讽其文，故诵通三藏及毗婆沙者多矣。

总观玄奘所记焉耆、龟兹、疏勒三国，文字皆取法印度，惟于焉耆国（阿耆尼）条云“微有增损”，于龟兹国（屈支）条则云：“粗有改变”，于疏勒国（佉沙）条则云“虽有删讹，颇存体势”，此外于跋禄迦国（姑墨）条则云“文字法则同屈支国”，于朅盘陀国条则云“文字语言大同佉沙国”，于乌国条则云“文字语言少同佉沙国”，这可见焉耆、龟兹、疏勒三国文字同是取法印度，虽各有所增损取舍，然大体当相同也。

焉耆、龟兹、疏勒三国文字取法印度，原皆由于佛教，然焉耆、龟兹、疏勒三国皆习小乘教说一切有部，其与龟兹同文之禄跋迦国（姑墨），与疏勒同文之朅盘陀国、乌国，亦皆习小乘教说一切有部，此其相同者一。

又就其国民性及风俗制度而论，焉耆国“风俗质直，服饰毡褐，断髪无巾。货用金银钱、小铜钱。国无纲纪，法不整肃，僧徒食杂三凈，滞于渐教。”龟兹国则“风俗质，管弦音乐特善诸国，服饰锦褐，断髪巾帽，货用金银钱、小铜钱。其俗生子以木押头，欲其匾匝，僧徒食杂三净，人以功竞。”疏勒国则“人性犷暴，俗多诡诈，礼仪轻薄，学艺庸浅。其俗生子押头匾匝，容貌粗鄙，文身绿睛。僧徒多讽其文，不究其理。”而与疏勒国同文之朅盘陁国乌国亦于疏勒略同。此其相同者二。

要之，就上列诸点观之，可知在玄奘西游时，葱岭以东（新疆境内）诸国中部以焉耆、龟兹、疏勒三国为宗国，三国文字同取法于印度，且焉耆、龟兹、疏勒三国皆习小乘教，而三国之民性风俗制度亦大体相近，故就三国文字既同取法印度推之，大体自应相同，可视为同一系统也。

4.　于阗语

《西域记》卷十二瞿萨旦那国条云：

从此（斫句国）东踰越谷行八百余里，至瞿萨旦那国，唐言地乳，即其俗之雅言也，俗语谓之涣那国，匈奴谓之于遁，诸胡谓之豁旦，印度谓之屈旦，旧曰于阗讹。瞿萨旦那国周四千余里，沙碛大半，壤土隘陜，宜榖稼，多众果，出氍毹细毡，工纺绩絁紬。又产白玉黳玉。气序和畅，飘风飞埃，俗知礼仪，人性温恭，好学与艺，博达技能，众庶富乐，编户安业，国尚音乐，人好歌舞。文字宪章，聿遵印度，微改体势，粗有沿革。语异诸国。国尚佛法，伽蓝百有余所，僧徒五千余人，并多习学大乘法教。王甚骁武，敬重佛法。

又于斫句国（即沮渠国）条云“文字同瞿萨旦那国”，此可见葱岭以东，大沙漠以南诸国中以于阗为宗国，故即以于阗文字为文字。此于阗文字虽亦取法印度，此于阗语言则与诸国有异，又于阗习大乘佛法，俗知礼仪，人好典艺，与沙漠以北诸国之“礼仪轻薄，学艺庸浅”者不同。故于阗国之文字语言，在大沙漠以南诸国中能卓然自成一系统也。

五、　西域语之发见对于语言学及史学上之影响

自此等古西域语发见之后，经西方多数学者苦心研究之结果，虽其全部犹未至完全了解之时，然其大体皆属于印度欧罗巴语系，则已成定论。用此等语言所写之文籍，经西方考古家所得，陈列于伦敦，巴黎，柏林，圣彼得堡诸大都图书博物馆者，为数颇多，其于东方史上增加一大批新的资料，足为东方史上起一大变化，固不侍言，即于西方比较语言学上亦遂因此而起一大新变化，兹分述之：

（一）　印度欧罗巴语系（亦称阿利安语系，即梵语、古波斯语、希腊语、拉丁语、哥特语等总称）之比较语言学，自十九世纪后半期以来大为进步，经多数语言学家研究之结果，以印度欧罗巴语系之各种语言，皆自同一母系出。因其地理分为十种。以为此十种语言，即已概括印度欧罗巴语系之全体，此外更无复属于此语系之语言。自此等古西域语之发见，经西方多数语言学者之研究，其文意犹未至完全明了之时，然其数词名词及动词之变化等，皆与印度欧罗巴语系之各种语言无异，其应属于印欧语系，殆已无疑。因此而印度欧罗巴语系之比较语言学上十种之分，已不能不有所增加。而数十年来多数语言学者苦心孤诣所制定之系统，因为此等古西域之发见，而被其打破，此殊出人意料之外者也。

（二）　近代印度欧罗巴语系之比较语言学上，又因地理之分而将十种语言更别为东西两大支派，名之Satem语派，及Centun语派。Satem者伊兰语数词百（100）之义，Centun者拉丁语数词百（100）之义，盖亚洲西南诸国语言，凡数词之发音以S为较多，而欧洲诸国语言，凡数词之发音以K（C）为较多，故即以Satem为代表东派语言之称，凡印度伊兰等国语言皆属之，而以Centun为代表西派语言之称，凡欧洲诸国语言皆属之。然近来新发见之龟兹语之数词，则与东派印度伊兰派诸语皆不相类，而与西派之希腊语（Hellenes）、拉丁语（Latin）、哥特语（Goth）及意大利色尔特语（Itelo⁃Celtes）等相类似。兹举例如次：

由此表可见龟兹语数词之三K音与拉丁语数词之三C音相似，而与印度语数词之三S音则不相类。可见东西两派之分若不误，则龟兹语数词必须列于西派之中，然龟兹国远在伊兰之东，而其数词之系统不属东派而属西派，则印度欧罗巴语系因地理上之关系所定之东西两派之分，亦不能不被其打破矣。此则更属出人意料之外者也。

（三）　更就史学上之影响言之，则以关于宗教史之影响为最大，盖用此等古西域语所写之文籍中以佛教经典为最多，其次如景教，摩尼教，火祅教等亦皆有之。自此古西域语之发见，始知佛教之始入中国，初非由印度直接传来，乃自西域间接传来，中国之始译佛经初非由梵文直接译来，乃由西域语间接译来。盖后汉魏晋代中国所传之佛教，大抵由西域之龟兹、焉耆间接输入，其时所翻译之佛典，亦大抵由西域诸国语言如龟兹语、焉耆语间接翻译而来。然西域诸国语言如龟兹、焉耆等，虽皆取法印度，然亦各有损益，与梵文原本不无异同，故南北朝隋唐高僧乃有直赴印度取经之事。因此等古西域语之发见，而后汉魏晋时代佛教由西域间接传入中国之迹，乃得证明之。即如翻译术语一端即其显例：

音译语例

意译语例

由此二表可见汉译佛教经典所用之术语，大抵由龟兹语间接译来，而非由梵语直接译来，盖甚明也。

（四）　佛教经典之外，如景教经典，摩尼教经典，于汉译本，中期波斯语译本，回鹘语译本等之外，复皆发见窣利语（即粟特语）等译本，不但在宗教史及比较宗教学上皆有极大之影响，即在东方史中亚史上亦有极重要之关系也。

（五）　中国所传七矅之名，乃始于唐僧不空所译之《宿矅经》，经中列胡语、波斯语、天竺语，其胡语谓日曜曰蜜，月曜曰莫，火曜曰云汉等皆音译之名。自此等古西域发见，而始知所谓胡语之蜜、莫等名皆自窣利语译出，兹举如次：

观此表所列诸语，可见中国七曜之名，译自胡语者，大抵为窣利语之音译，殆无可疑，盖梵语谓日曜曰“阿你底那”，波斯语谓日曜曰“曜森勿”，与此皆不相类也。

昔英人Dauglas氏于乾隆四六年（西1781）著论揭于Notes　and　Querrics　on　China　and　Japan，谓中国厦门地方称日曜曰蜜，殊不可解。Wylie氏于同治七年（1871）著论名On　the　Knowledge　of　a　weekly　sabbath　in　China，揭于Chinese　Recorder，亦论及福建地方谓日曜曰蜜之事。法国Huber氏著论揭于Bulletin　de　I'Ecole　Francaise　d'Extrcme⁃Orient卷六，论福建地方之历书，亦及日曜曰蜜之事，而皆不得其解。至光绪三十三年（西1907）德国Miller氏著Die　Persischeny　Kalen　darausd　ucke　in　Chineschen　Tripitaka一文，揭于德国学士院学报，始据西域新发见之摩尼教徒所用之窣利语历书，与《宿曜经》七曜之名，互相比照，而从来不得其解之七曜名称，始知为窣利语之译音。然今中国东南之福建地方亦通行日曜曰蜜之语，则窣利文化影响于中国文化之远且大，不难推知矣。

（六）　中国北部诸族如契丹、女真、蒙古、满洲之文字，大抵取法于回鹘文字。自此等新语言发见，始知回鹘文字，又大抵取法于窣利文字。是知窣利文字对于中国北部诸族所用文字之关系为何如矣。

此外关于美术史，风俗史等种种方面之有影响者尚多，他日有暇，当更详述之也。

（原文载于1930年12月《女师大学术季刊》第1卷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