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起源和发展
一
中国文学的主潮,可以表现时代精神的作品,自周代的四言诗,楚汉的辞赋,六朝的骈文以及五言诗,唐代的五七言古近体诗以后,五代两宋的词,元代的曲,可算最有精彩的时代文学了。
当我们研究唐诗的时候,看见盛唐、中唐的五七言古近体等诗,正如游览汪洋大海,满目波澜纵横,气象万千,无论写情描景,无不极尽诗国的能事,令人有“叹观止矣”“蔑以加矣”的观感。然而穷则生变,变乃又通,正如“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当林尽水穷时,忽于峰回路转处,发现一个新的天地出来,这便是晚唐五代时词的产生了。
词与诗本没有根本上的差别,不过形式上有些两样罢了。老实说,词不过是诗歌中的一体,与律诗、绝句、古体等等同为诗歌的一体是一样的。就音乐上分别,诗歌中大别为入乐的与不入乐的两种,词便是合乐的歌词。就字句上分别,诗歌中大别为字句整齐与长短错落两种,词便是字句长短错落的诗歌。本来文学上的分类往往不以内容差别而以形体差别为标准,中国文学之以形体分类,更为历史上显明的事实,即如国风与楚辞,就内容论同为诗歌,但以篇幅长短不同,便分别称为诗与赋了。词之得名,其理亦无不同;因为唐代的诗以五言七言为宗,词的字句长短错落与诗不同,遂别立新名以别于诗。实则词的内容不但与诗没有两样,而且词的形式,更适宜于抒情诗的园地,更可算为诗中的诗。所以唐代五七言诗之变而为五代两宋的词,乃是诗的形体上多生一种变化,多出一种花样,而且是抒情的园地长足发展的一种新方向而已。
词体酝酿于盛唐中唐,产生于晚唐,成立于五代,而极盛于两宋。
当五代两宋时候词的发达,真可谓登峰造极了;就作者方面论,上自帝王卿相,下至走卒贩夫,多会作词,著名的作家,更指不胜屈;就作品方面论,则名篇佳制,更仆难数;如李后主词所云,“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叶梦得所记一西夏归朝官云,“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永)词”,由此可见五代两宋的词不但普遍到了民间,而且远播到边陲外族去了。
但是晚唐五代正是中国政治最混乱的时期,晚唐是藩镇势焰大张,许多节度使各霸一方,不服从朝廷命令的时期,结果便变到五代十国的割据的局面。在这种政治混乱,人民生活不安的时期,居然产生了一个更进步、更自然、更适于表达情绪的新诗体,而且由产生而逐渐发达至于成立;这种事实不能不使我们发生下列的两个问题:
(1) 词为什么会产生?
(2) 词究竟产生于何时?创始于何人?
我们要研究五代两宋的词,不能不先知道五代两宋词的来源,所以上面的两个问题有先解答的必要。
二
据陆游《花间集序》所说,“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能此不能彼,未易以理推也”。又说“斯时天下岌岌,士大夫乃流宕如此,或者出于无聊”。依陆放翁的意思,词之创于晚唐,兴于五代,是不可以理喻的。然而我们承认一种新的文体的产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完全没有理由的吗?不会,决不会。我们相信无论何种新的文学的产生必定有下面两种原因:
(1) 历史进化的渊源,
(2) 时代环境的促成,
现在我们且就上面两点来试着探寻词体产生的缘因:
(一) 诗体进化的自然趋势。诗至盛唐中唐已经成功到“登峰造极”“叹观止矣”的地步了,无论五言与七言,古体与近体,都已平均发展,各尽其能了。惟是流行既久,模仿自多,到了晚唐而末流之弊,自成习套,千篇一律,气格愈形卑下,形式愈觉单调,即有天才的作家出来,而旧模型里也变不出新的戏法来,于是卓落不羁之徒,遂不得不自出心裁,进而为新体的尝试。因为五言七言的形体太整齐划一,而且太单调枯燥的缘故,于是乃脱掉这种束缚,进而为长短错落参差间叠的体裁,以构成无穷的新的形体,与新的园地;因此诗歌中遂又开辟一个新的天地来,而诗便呱呱坠地了。这是词的产生的历史的原因。我们现在再引前人的学说以证实这个假设的来源:
顾炎武说:
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为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势也。诗文之所以代变者,有不得不变者。(《日知录》)
王静安师(国维)说:
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人间词话》)
由此很可说明词的产生的第一个原因了。
(二) 胡乐输入的自然结果。词是合乐的诗歌,以协乐为主,是中国古代乐府歌词的一种变体。汉代古乐府十种,到东汉末渐就散佚,至曹植时已不易识,到齐梁时更亡佚殆尽,到东晋时古乐府仅存了清商曲的一部分而已。六朝时代诗歌与音乐已完全分道,当时沈约等所倡的四声八病的音韵学说虽然流行,然而不过修饰字句,整齐韵脚,与音乐无关。到了唐代,律诗盛行,诗歌与音乐相离更远了。唐诗中虽然也有乐府之名,然而所谓古乐府大都拟古之作,借题抒意而已。所谓新乐府也就是五七言古诗,完全是纯文学方面的事,与音乐绝无关涉。那时中国古乐存者仅清商曲中的清乐一部分,而诗歌入乐以与清商曲相协的,也仅有绝句一种。并且这时虽以绝句协乐,实则歌词自歌词,乐谱自乐谱,诗人独自作诗,乐工独自以诗谱入乐中,与诗人各不相谋。后来外族音乐(所谓胡乐)逐渐输入中国来,如凉州、甘州、伊州、天竺、高丽、龟兹、安西、疏勒、高昌、康国等乐渐渐为中国朝野所采用;到了天宝末年,因为唐玄宗(明皇)好诗歌,精音律的缘故,既曾创设梨园,至是又下诏令“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奏”。这是中国音乐公然与外国音乐结婚。结果产生了一种新的音乐,唐教坊所传习的大曲小曲便是。所以唐乐十部中除清商曲所遗存的清乐一部分外,其余都是外国音乐。这些外国音乐,初与中国音乐结合的时候,不得不沿用中乐所习用的绝句作歌词,然而绝句本是独立存在的一种特殊诗体,它的音数一定,格律整齐,不能随便变动,而音乐则反是,音乐以声律为主,长短错落,活动不居,拿固定的不活动的绝句,来配合活动的声律,自然发生许多困难,乃不得不在歌词的字句中添插许多散声与和声,以调剂之。现在举相传为唐玄宗所作的《好时光》一词为例:
宝髻(偏)宜宫样,(莲)脸嫩体红香,眉黛不须(张)(敞)画,天教入鬓长。
莫倚倾国貌,嫁取(个)有情郎,彼此当年少,莫负好时光。
这首词是不是唐玄宗所作,尚待考证。但是词中偏、莲、张、敞、个五字,当是当时插入的泛声和声,经后人改作实字的,则甚明显。这是歌词与乐谱渐就接近的时会。但是这种插入和声的办法有许多弊病,往往把整齐的字句改作散乱的字句,有时失去原意,有时或竟与原意相反。后来逐渐进步,诗人能通音律的日多,受音乐的影响日大,于是为救济这种困难起见,乃以现成的乐曲为本位,按着曲谱的长短,音数的参差,逐为填字,于是这种歌词不是五七言而是长短错落的了,不是整齐固定的而是活动自然的了,这种歌词便是后来的所谓“词”了。这便是词的产生的环境的原因。我们现在再举些前人的记载,以证明这个假设的根据:
王灼说:
隋民取汉以来乐器歌章,古调,并入清乐,余波至李唐始绝。唐中叶虽有古乐府,而播在声律则鲜矣。
唐时古意亦未全消,《竹枝》《浪淘沙》《抛球乐》《杨柳枝》,乃时中绝句,而定为歌曲。
凉州曲,唐史及传载称,天宝乐曲皆以边地为名,若《凉州》《甘州》之类,曲遍声繁名入破。又诏:道调法曲与胡部乐合作。(《碧鸡漫志》)
朱熹说:
古乐府只是诗,中间却添许多泛声。后来怕失了泛声,逐一添个实字,遂成长短句,今曲子便是。(《语类》)
《全唐诗注》说:
唐人乐府,原用律绝等诗,杂和声歌之。其并和声作实字,长短其句,以就曲拍者为填词。
方成培说:
唐人所歌五七言绝句,必杂以散声,然后可被之管弦。……后来遂谱其散声,以字句实之,而长短句兴焉。故词者所以济近体之穷,上承乐府之变也。(《词麈》)
纪昀说:
古乐府在声不在词。唐人不得其声……其时采诗入乐者仅五七言绝句,或律诗割取其四句。依声制词者,初体《竹枝》《柳枝》之类,犹为绝句,继而《望江南》《菩萨蛮》等曲作焉。至宋而传其歌词之法,不传其歌诗之法。
上面的几个例子,虽然各人所说不同,但是词的产生,由于合乐,因绝句整齐固定不适于乐谱,所以创为长短不定的活动自然的词,以协乐谱,却是很明白的事实了。这是词的产生的第二大原因。
现在可以作个简单的结论如下:
因为晚唐五七言诗的途穷,所以天才的作家,不得不别创新体以自解脱;因为胡乐与中国古乐结合的结果,又有别创新体,以图协乐的需要与可能;因此词体便应运而产生了。词的体例既是倚声填字,长短错落,可以随音乐的变化而变化,自然也随音乐的发展而发展。词之在五代两宋文坛上成为时代的骄子,也就是历史的与环境的必然趋势。
三
上面已经把词为什么会产生的一个问题约略解答了。但是还有第二个问题跟着来的,就是词究竟产生于什么时候?创始于什么人呢?这个问题比第一个问题更为复杂。以前的人对于这个问题,很有许多不同的意见,归纳起来,大概有下列三种说法:
(一) 词起源于三百篇或三百篇以前说。——这类的人以为词就是长短句,五代北宋的词与古代的长短句的诗绝无分别。以为古代的长短句发生极早,三百篇中固然不少长短句,即三百篇以前自然也早有长短句了,所以《词综》序说:
自有诗而长短句即寓焉,《南风之操》《五子之歌》是已。周之《颂》三十一篇,长短句居十八,汉《郊祀歌》十九篇,长短句居其五,至《短箫铙歌》十八篇篇皆长短句,谓非词之起源乎?
彭孙适说:
词之长短错落,实发源于三百篇。(《词统源流》)
俞彦说:
溯其源流,咸自鸿濛上古而来,如亿兆黔首,固皆神圣之裔矣。
根据上面的举例,则词之发生,不但在三百篇,而且在鸿濛上古之世了。这是一种误解。实则词固然是长短句,但古代的一般长短句决不能都称为词。因为词是合乐的歌词,以音乐为主,且韵律比律诗更严,而古代的长短句有的合乐,有的并不入乐,所以古代的长短句并非都是古乐府,更非可全称为词。
(二) 词起源于六朝说——这类的人以为词就是乐府,五代两宋的词与汉魏六朝的乐府歌曲原无差别,所以说六朝的歌曲就是词的始祖,如:
徐釚说:
填词原本乐府,《菩萨蛮》以前追而溯之,梁武帝《江南弄》、沈约《六忆诗》,皆词之祖,前人言之详矣。(《词苑丛话》)
杨用修说:
填词必诉六朝者,亦探河穷源之意,长短句如梁武帝《江南弄》……梁僧法云《三洲歌》……梁臣徐勉《迎客送客曲》……隋炀帝《夜夜饮时眠曲》……王睿《迎神歌》《送神歌》……此六朝风华靡丽之语,后世词家之所本也。
此外同样的例子很多,不再举了。这种误解以为词就是乐府,而乐府也就是词。实则词固然是由乐府演变而来,但是五代的词与古代乐府并非完全相同。(一) 古代的诗乐合一,大部分是以诗歌为本位,先有诗歌,然后制乐协歌的;五代以后的词则大部分以音乐为本位,先有曲谱,然后制词协乐的;(二) 古代的乐府大部分以中国音为主,所以诗乐合一,比较方便;五代以后的词,乃中国音乐与外国音乐结合后的结果,内容比较复杂;(三) 词的音律更严于律诗,故词之产生决不能在律诗未完成之前。如李清照《词论》说:“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何耶?盖诗文分平仄,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音律,又分清浊轻重。且如近世所谓《声声慢》《雨中花》《喜迁莺》,既押平声韵,又押入声韵。《玉楼春》本押平声韵,又押上去声,又押入声。本押仄声韵,如押上去声则协,如押入声则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乃知别是一家,知之者少。”这段论词律严于诗律的话,很可看出在沈佺期、宋之问以前律诗尚未完成,是决不能产生音律比律诗更严的词体的。(采范开艮君说)
根据上面的三个理由,我们可以断定词的产生决不能在唐玄宗以前;所以词创于三百篇或三百篇以前的说法,固然不可相信,即词起源于六朝的说法,也一样的不可相信了。此外还有
(三) 词起源于李白的《忆秦娥》《菩萨蛮》等词说。——这类的人以为李白为盛唐最大诗人,有创造新体的可能,而无主名的《忆秦娥》《菩萨蛮》二词又恰是倚声填谱的佳制,于是便嫁名太白,硬派为词的始祖了。如
黄升说:
李氏《菩萨蛮》《忆秦娥》二词为百代词曲之祖。(《花庵绝妙词选》)
宋翔凤说:
词起于唐人绝句,如太白之《清平调》即以被之乐府,太白《忆秦娥》《菩萨蛮》皆词之变格,为小令之权舆。(《乐府余论》)
这都是以《菩萨蛮》《忆秦娥》二词为词的始祖的。此外相同的说法尚多,不遍举了。然而这两词究竟是不是李白所作,前人已提出许多疑问了。
李白不肯作词与二词气调不类白作说,如胡应麟云:
予谓太白当时直以风雅自任,即近体盛行,七言律诗,鄙不肯为,宁屑事此?且二调虽工丽而气衰飒,于太白超然之致不啻霄壤,藉令真出青莲,必不作如是语;详其意调,绝类温方城辈。盖晚唐人词,嫁名太白耳。(《笔丛》)
李白集中无此二词说。——如吴衡照所说:
唐词《菩萨蛮》《忆秦娥》二阕,花庵以后咸以为出自太白,然太白集中本不载。至杨齐贤、萧士赋注始附益之。胡应麟《笔丛》疑其伪托,未为无见,谓详其意调绝类温方城则殊不然。如“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等语,神理高绝,却非金荃手笔所能。(《莲子居词话》)
李白时尚无《菩萨蛮》曲,白不能预填此词说。——如苏鹗云:
大中初(大中乃唐宣宗李忱年号)女蛮国贡双龙犀明露锦,其国人危鬓金冠,璎珞被体,故谓之菩萨蛮,当时倡优遂歌《菩萨蛮》曲,文士亦往往效其词。《南部新书》亦载此事,则太白之世。唐尚未有斯题,何得预填其篇耶。(《杜阳杂编》)
又《词源》引《唐音癸签》云:
大中初,女蛮国入贡,其人危髻金冠,璎珞被体,人谓之“菩萨蛮”,当时倡优遂制此曲。
就上举的三个例子中所说的四个理由加以分析,则胡应麟所说晚唐人词嫁名太白的假设虽可成立,然而他举的两个理由却是不能使人心服的:第一李白既以风雅自任,词又何尝不风雅?何至不屑为?第二《菩萨蛮》《忆秦娥》二词意调气象皆甚高拔,绝非如胡氏所云之衰飒,吴衡照驳胡氏的话是很不错的。惟第三点李太白集中不载此词,却不失为有力的反证之一。至于第四点苏鹗所举的《菩萨蛮》曲创于唐宣宗大中初年,盛唐时的李白决不能预填此曲,则更为牢不可破的铁证。此外《乐府诗集》遍收李白的乐府歌辞并收中唐的《调笑》《忆江南》等词,而独不收《菩萨蛮》《忆秦娥》诸词,也是证据之一。
此外《尊前集》中更载李白的词十二首,即《清平乐》五首,《清平调》三首,《菩萨蛮》三首,《连理枝》一首。《平林漠漠》一首,即在《菩萨蛮》三首之中,惟不录《忆秦娥》一首。至《全唐诗》则录白词竟至十五首之多,除上述十二词外,更加入《陆殿秋》二首。我们现在看来,除《清平调》三首原为整齐的绝句诗似系李白作品外,《连理枝》一首已有人疑为宋人《小桃红词》之半,《陆殿秋》二首有人疑为李德裕辈所伪托,《清平乐》五首气象意调确像温庭筠作品,决非白作,且有人疑白既有《清平调》三绝句,不应复有《清平乐》词。其为伪托的作品已无疑了。要而言云,李白为盛唐最伟大的诗人,如果真有如许新的创作,则赵崇祚编《花间集》时,遍收蜀词(李白蜀人),且上及晚唐温庭筠词,决无不收白词之理。且当时李白果有如许新制,则当时唱和仿效之者必且踵起,决不至中绝百年,至晚唐而词体始风行。这是文学发展的自然的历程,不能轻轻跳过的。根据上述的理由,我们认为胡应麟所谓“晚唐人词嫁名太白”的假设,是比较近真的事实。这样则李白词坛始祖的尊号,便不得不“革命了”。
然则词的起源究竟始自何时?创自何人呢?我们以为词的产生是由诗体变化,音乐变化,诗乐调协的变化等等渐渐酝酿,渐渐生长,渐渐成熟而来,决不是任何个人所能凭空创造而来,也不能硬派定任何个人与任何作品为词的始祖的。大概的说,词的起源乃播种于唐玄宗时代,酝酿蓓蕾于中唐,葩萼于晚唐,至五代始舒瓣吐蕊争妍斗丽起来。
相传唐玄宗(明皇)好音乐诗歌,爱戏剧,既创梨园,为中国戏院之祖,又曾下诏令胡乐与中国古乐合奏,他自己也喜制曲,据《碧鸡漫志》所著录者,有《紫云回》《万岁乐》《夜半乐》《还京乐》《凌波神》《荔枝香》《阿滥堆》《雨淋铃》《春光好》诸词,据《辇下岁时记》所载尚有《踏歌词》,《开元轶事》尚载有《秋风高》词,《梅妃传》载有《一斛珠》词等等,今皆失传,仅存者相传有《春光好》一词,见《全唐诗》,兹举如下:
宝髻(偏)宜宫样,(莲)脸嫩,体红香;眉黛不须(张)(敞)画,天教入鬓长。
莫倚倾国貌,嫁取(个)有情郎。彼此当年少,莫负好时光。
这明明是一首五言八句的诗,因为迁就乐谱的缘故,插入几个和声,如偏、莲、张、敞、个,五字原来都是插入的和声,后来为便记诵起见,将每个和声填个实字便成就上面的样子了。这首歌词还只能算是诗,不能看作纯粹的词,这首歌词究竟是不是唐玄宗的作品已经是问题,即使果是唐玄宗的作品,也可证明那时候词体尚在播种酝酿之中,尚没有到发芽吐萼的时地。
最初的词都是从五七言诗脱胎蜕化出来,其蜕化的痕迹与线索大约还可抽绎得出来。大概地说,最初的所谓词,大都脱不了五七言绝句的窠臼,将五七言绝句增加或减少三数字,增加些和声或散声以便配合音乐,这就是词的先声了。我们且先看七言绝句蜕化为词的痕迹:
张志和的《渔歌子》(又名《渔父》)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这明明是一首七言绝句,因为要配合乐谱的缘故,便将第三句裁去一字变为六字二句了。又如:
韩翊的《章台柳》
章台柳,章台柳,昔日依依今在否?
纵使长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
这也是一首七言绝句,将第一句裁去一字,变为六字二句,以便协乐的。又如:
刘禹锡的《潇湘神》
湘水流,湘水流,九疑云物至今愁,
若问二妃何处所,零落芳草露中秋。
这也是七言绝句,将第一句裁去一字变作六字二句,这首与《章台柳》字句相同,所不同之点,只在《章台柳》起句可叠可不叠,而这首则起句必叠而已。又如:
元稹的《樱桃花》
樱桃花,一枝两枝千万朵,
花砖曾立采花人,窣破罗裙红似火。
这首是七言绝句,将第一句裁去四字而成的。以上都是七言绝句蜕化为词的例子。现在再看五言绝句蜕化为词的痕迹,如:
段成式的《闲中好》
闲中好,尘务不萦心,
坐对当窗木,看移三面阴。
这明明是一首五言绝句,为协乐的缘故,把第一句减去二字的。又如:
李端的《拜新月》
开帘见新月,便即下阶拜。
细语人不闻,北风吹裙带。
这完全是一首五言绝句。此外如《何满子》《杨柳枝》《醉公子》《一片子》《罗贡曲》《长命女》《纥那曲》《长相思》等曲,大都是从五言绝句蜕变出来的。不过五言绝句因字数、音数太少的缘故,较长的乐谱不能应用,所以没有七言绝句那样盛行就是了。
以上所举的例子都是在诗体变化的酝酿中,不脱五七言诗体的几个曲子。渐脱五七言诗体进而与词体渐相接近的,则有《调笑令》《忆江南》等曲。试看
韦应物的《调笑令》:
河汉河汉,晓挂秋城漫漫。愁人起望相思,塞北江南别离。别离离别,河汉虽同路绝。
王建的《调笑令》:
团扇团扇,美人并来遮面。玉颜憔悴三年,谁复商量管弦。管弦弦管,春草昭阳路断。
白居易的《忆江南》: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刘禹锡的《忆江南》:
春去也,共惜艳阳年。犹有桃花流水上,无辞竹叶醉尊前,惟待见青天。
以上几个例子可以看出渐渐与词体逐渐演变的痕迹,足以表现词体由蜕化而成立的渊源线索来。不过上面这些例子虽然普通也称为“词”,实则仍不脱五七言古近体诗的窠臼,不能算作纯粹的词。而且这些作词的人也不过偶有三数首,如白居易、刘禹锡之流,他们的诗虽然可以卓然成家,然而他们的词则大半是未成熟的作品。专努力于词的创作,脱离五七言古近体诗的束缚,自创新体,自制新调,卓然自成一家为词坛之宗者,实始于晚唐之温庭筠。
四
温庭筠字飞卿,并州人,初名岐,后乃改名庭筠,曾为方城尉,故亦称温方城。其貌陋,故时号温钟馗,少负不羁之才,敏悟工为文章,与李商隐(义山)齐名,号温李。性豪放,恃才傲兀,不修边幅,好邪狭游,与贵胄裴诚、令狐滈辈蒲饮狎昵以为常。数举进士不中第,然才思神速,常为人作文,以德行尘杂,致为当涂者所鄙薄,名宦均不得进。后卒以言触宣宗怒,被贬为方城尉,遂坎壈终身,流落而死。
庭筠虽为西昆派健将,他的诗实不及李义山。惟有他的词却能破五七言诗的窠臼,卓然成家的作品。庭筠词有《金荃集》等,为词家有专集之始。《金荃》词中佳制甚多,而以《菩萨蛮》十四首最有名,兹举一二首为例: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 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鹕。(其一)
南园满地堆轻絮,愁闻一霎清明雨。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 无言匀睡脸,枕上屏山掩。时节欲黄昏,无憀犹倚门。(其十一)
这词共十四阕,明明是写闺中离情妇人思夫之作。张皋文附会以为感士不遇之作,以为如此则可以推尊词体,附会风骚。不知君主专制时代,士大夫之做官心切者,其希望君上推恩,与妇人之望夫者固无十分差别,然此亦徒足表示专制时代士大夫人格之卑下耳。《菩萨蛮》这个曲子大约创自宣宗大中初年,据苏鹗《杜阳杂编》说:
大中初,女蛮国贡双龙犀、明霞锦,其国人危鬓金冠,璎珞被体,故谓菩萨蛮。当时倡优遂歌《菩萨蛮》曲,文士亦往往效其词。《南部新书》亦载此事。
又《全唐诗话》说:
宣皇爱唱《菩萨蛮》词,丞相令狐绹假其修撰,密进之,戒令无泄,而遂言于人,由是疏之。
由上举的两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一) 《菩萨蛮》一曲实创于唐宣宗大中时代,凡大中以前的词都是伪托的。(二) 因为当时倡优盛歌此曲,文人相率仿曲制词,这种新调传到了宫廷,而唐宣宗亦爱了此曲,于是庭筠受丞相的运动,替令狐绹密制此词以进宣宗。是当时制此词者虽不止一人,然而庭筠实为首制《菩萨蛮》词之一人,且为最著之一人。庭筠尚有《更漏子》词为后人所称。
柳丝长,春雨细,花外漏声迢递。惊塞雁,起城乌,画屏金鹧鸪。 香雾薄,透帘幕,惆怅谢家池阁。红烛背,绣帘垂,梦长君不知。
玉炉香,红蜡泪,偏照画堂秋思。眉翠薄,鬓云残,夜无枕衾寒。 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愁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
这几首词写闺意离情,神韵悠然,结尾处更有有余不尽之意。但是《尊前集》载此词为冯延巳所作。冯延巳《阳春集》则谓别作温庭筠,《全唐诗》则两收之,究竟是温作抑冯作,我们没有别的证据可以断定。此外庭筠的词,还有《忆江南》一首也是好词:
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蘋洲。
又如他的《河传词》
湖上,闲望,雨潇潇,烟浦花桥,路遥。谢娘翠蛾悉不销,终朝梦魂迷晚潮。 荡子天涯归棹远,春已晚,莺语空断肠。若邪溪,溪水西,柳堤,不闻郎马嘶。
这首词极长短错落之致,是真能破五七言之窠臼者。此外温庭筠所创各体如《酒泉子》《女冠子》《南歌子》《遐方怨》《蕃女怨》《定西番》《荷叶杯》《玉蝴蝶》《思帝乡》《诉衷情》《归自谣》《河渎神》等曲,多由五七言古近体诗脱胎出来。因为他能解音律,所以能逐弦歌之音,制绮丽的词。昔人称其“描写富贵处赡丽典雅,芊绵绮合,为人所不能及。”后蜀赵崇祚收辑晚唐五代诸家词为《花间集》,以庭筠词冠其编,可谓卓识。王阮亭说:“温李齐名,然温实不及李,李不作词,而温为《花间》鼻祖,岂亦‘同能不如独胜’之意耶?古人学书不胜去而学画,学画不胜去而学塑。其善于用长如此。”刘熙载说:“飞卿词精艳绝人。”王静安师说:“飞卿之词句秀也。……‘画屏金鹧鸪’,飞卿语句也,其词品亦似之。”都能道着痒处。就词论词,造语绮丽,确是温词的长处,同时也正因为造语绮丽之故,往往不能把深蕴的情思,自然地尽量地刻划出来,也就是温词尚未到十分成熟的症结所在。
庭筠而外,晚唐词人尚有皇甫松、司空图、韩偓、张曙诸人,兹各举其一首为例:
皇甫松的《忆江南》
楼上寝,残月下帘旌。梦见秣陵惆怅事,桃花柳絮满江城,双髻坐吹笙。
司空图的《酒泉子》
买得杏花,十载归来方始坼,假山西畔药栏东,满枝红。 旋开旋落渐成空,白发多情人更惜,黄昏把酒祝东风,且从容。
韩偓的《生查子》
侍女动妆奁,故故惊人睡。那知本未眠,背面偷垂泪。 懒卸凤凰钗,羞入鸳鸯被。时复见残灯,和烟坠金穗。
张曙的《浣溪沙》
枕障熏炉隔绣帷,二年终月苦相思,杏花明月始应知。 天上人间何处去,旧欢新梦觉来时,黄昏微雨画帘垂。
以上就是晚唐的词了。我们细细考察晚唐的词,可以看出词体由五七言古近体诗中渐渐蜕化,由酝酿时期到蓓蕾时期,由蓓蕾时期到成立时期的渊源线索来。
以上是拙编《文学史稿》中的一章,因为急于交稿,所以很粗率地拿来塞责了。付印之后,又找到胡适之先生的《词的起源》一文,细看一遍,觉得我们的主张大体相同。本想根据胡先生的文章将本文增订数处,但既付印,亦不便过烦手民了。
(原载于1927年11月《一般》第3卷第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