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破交战(一)
当英国皇家海军与轴心国为了地中海制海权斗智斗勇时,北大西洋争夺战也进入了新一轮危局。1940年6月23日,也就是法国投降的第二天,卡尔·邓尼茨就乘火车一路西行,横穿了被击败且充满沮丧之情的法国,前往大西洋沿岸的诸多港口,为他的潜艇部队寻找可能合适的新基地。从比斯开湾的港口出发,德国潜艇距离大西洋航运线的距离可以缩短近500英里,这将极大地缩短潜艇在往来狩猎场的路上所花费的时间。两个星期后的7月7日,U-30号潜艇驶入了位于法国布列塔尼半岛西南岸的洛里昂港。8月,德国人开始在洛里昂港入口处附近的凯尔内瓦尔(Kernevel)修建能抵御炸弹的潜艇总部。[1]到当年秋天,德国潜艇部队已经能从比斯开湾沿岸的五个港口出发作战了,它们分别是布雷斯特、洛里昂、圣纳泽尔、拉罗谢尔和波尔多。这标志着德国对英国航运线的破袭无论从性质上还是从强度上都发生了剧变。1
英伦三岛的粮食产量仅能满足其粮食需求量的一半左右。从一开始,邓尼茨就一直坚持一个观点:只要潜艇部队击沉盟国船舶的速度比盟国新造船舶的速度快,就可以让英国人因饥饿而不得不屈膝投降。无论是运载着关键战争物资从美国驶来的船只,抑或是所装基本都是压舱物的开回去的船只,都没关系,关键是要击沉它们。为了衡量进展,邓尼茨为德国潜艇部队制定了每个月的任务指标。1940年时的最初目标是每个月击沉吨位总计10万至20万吨的盟国船只。在美国参战之后,他把该目标提升了一倍。到了1943年,根据他的指示,潜艇部队每个月需要击沉70万吨盟国船只。无论指标如何,有两点非常清楚:为了贯彻这一所谓的“吨位战”战略,他需要比现有多得多的潜艇;另外他还坚持认为,所有的潜艇都应当派往北大西洋,其唯一攻击目标是盟国的商船。在这两个问题上,邓尼茨都与自己的顶头上司雷德尔意见相左。
邓尼茨还为他的潜艇部队采取了一套全新的战术,他从1918年就开始琢磨这套新战术了。他不再把潜艇逐一派出去独自巡航,而是计划把它们编成战斗小组协同作战,这种战术后来被称为“狼群战术”。其思路是:在北大西洋中,把“狼群”沿南北方向部署成一条长长的侦察巡逻线,这样其中的某一艘艇就更有可能遇到横跨大西洋的船队并通报其位置。起初邓尼茨设想潜艇的指挥官们可以通过无线电直接相互联系,他还在1939年秋天对此进行了试验。然而,他很快就得出结论,如果他本人在凯尔内瓦尔新设立的德国潜艇部队总部亲自协调,其效率和效果都将更好。这就改变了潜艇战的游戏规则。在此之前,单独作战的潜艇或许能击沉一支船队中的一两艘船,而一个“狼群”则可能在一支船队中击沉10艘到15艘船,甚至能让整支船队全军覆没。2
德军占领了法国北部,这意味着其潜艇部队将会受益于从沿海机场起飞的福克-沃尔夫-200“兀鹰”式远程飞机的侦察报告。这种身形修长的四引擎飞机原本是设计用来载着富有乘客从柏林直航纽约的,它们可以寻找、跟踪,有时还能攻击英国船队。不过,该型飞机与德国潜艇部队之间的协作从来都没能充分发挥作用,这部分是因为该型飞机数量不足,部分是因为戈林不容他人向德国空军发号施令。虽然德国海、空军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像意大利海、空军之间那样严重失调,但至少可以认为德国的这两大军种配合并不默契。此外,7月时戈林的注意力几乎全集中在对英国城市的空中作战方面,此即所谓闪电空袭。而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英国皇家海军和皇家空军海岸司令部于1941年2月在利物浦成立了联合指挥部;但与德国人一样,英国人此时拥有的远程飞机数量也极为有限,英国皇家空军更愿意将其中的大部分飞机优先用于轰炸德国本土,首相丘吉尔对此也非常认同。最后,保卫大西洋航运的主要责任还是落在了已经不堪重负的海军护航力量的头上。3
想要在当年夏天重创英国的海上航运,邓尼茨首先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技术问题,另一个则是体制问题。技术问题是德国的鱼雷战斗部不可靠的老毛病。在挪威战役中,德国鱼雷的磁性引信大量失灵,邓尼茨当时认为这是由于挪威过于靠近地磁北极。但整个1940年4月以及进入5月份以来,在其南方很远处执行任务的德国潜艇也报告称鱼雷不能正常工作了。德国潜艇的艇长们沮丧到了愤怒的程度,因为他们小心瞄准,并在极近距离连发了4枚鱼雷之后,鱼雷要么提前爆炸,要么潜深过大,从商船底下钻了过去而失效。邓尼茨对此感到非常气愤,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不相信战争史上还会有其他人被迫用这么无用的武器对付敌人。”4
讽刺的是,居然是英国人为德国人提供了一个能至少部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5月上旬,德国的工程师们检测了从俘获的英国“海豹号”(HMS Seal)潜艇中取出来的鱼雷,结果发现,英国鱼雷引信的设计比德国的更加简单可靠。邓尼茨闻讯后,立即命令把德国鱼雷的磁性引信全部换装成英式的触发引信。至于德国鱼雷潜深过大的问题,却要拖到1942年初才完全解决——德国的工程师们直到那时才发现鱼雷的平衡腔存在慢性泄漏问题。
体制问题就不是这么容易解决的了:德国海军潜艇数量少到了几乎无法打仗的程度。事实上,相较于1939年9月二战爆发时,1940年6月时邓尼茨手中的潜艇数量并没有增长。虽然在这段时间里德国新造了28艘潜艇,但也有28艘潜艇毁于敌手。邓尼茨从一开始就坚持认为:“德国海军此时最紧迫的任务就是打造一支强大的潜艇部队。”然而,虽然邓尼茨得到了雷德尔的正式认可——更重要的是,他也得到了希特勒的正式同意——每个月为德国海军新造25艘潜艇,但这一目标一直未能实现。这起初是因为德国把重点放在了入侵英国上,在希特勒于1940年9月决定搁置入侵英国的计划后,缺乏技术工人和机床的难题又制约了德国建造潜艇的进度。其结果就是,邓尼茨的大西洋沿岸新基地中只有区区21艘潜艇可用。5
尽管数量有限,但德国潜艇部队仅1940年6月就在爱尔兰和英国外海击沉了31艘船,仅普里恩指挥的U-47便击沉了其中7艘。7月,奥托·克雷奇默指挥的U-99创下了单次战斗巡航击沉船只总计吨位65137吨的新纪录,然后顺利返回了法国的洛里昂港。潜艇部队的艇长们把这段时期称为“幸福时光”。每次完成战斗巡航回到洛里昂或布雷斯特,邓尼茨都会为潜艇艇长授勋,并向艇员们道贺。这些成功令潜艇部队官兵们因鱼雷失灵而受挫的士气得以重振。在潜艇部队中,士气尤为重要,因为大约45名官兵要在一个狭小密闭的铁管子里工作与生活,他们经常需要手脚并用,才能在隔舱之间穿行。通常情况下,艇里的官兵们会一连几个星期无法沐浴,忍受着彼此身上散发出来的馊味,大家轮流值班,轮流在床铺上睡觉。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里,艇员们要么成为兄弟,要么难免翻脸。6

1940年8月,雷德尔向U-99的艇员颁奖。左为克雷奇默中尉
来源:维基百科
德国潜艇部队在1940年6月打出的小高潮并没能持续整个夏季,因为邓尼茨手中潜艇数量不足,无法保持足够数量的潜艇出海巡航。当月,他又损失了3艘潜艇,另有数艘艇需要入坞维修。因此,到7月时,邓尼茨手中在英国外海关键海域作战的潜艇只有4艘。在意大利参战之后,意大利海军的116艘潜艇似乎可能弥补德国潜艇数量的不足——当年夏天,确实有一个中队的意大利潜艇在法国波尔多外海执行任务。这些意大利潜艇身形巨大,令人印象深刻,不过,它们的实战表现实在过于平庸,在8月仅仅击沉了4艘盟国船只。邓尼茨在心理上已经把它们视为完全没用的废物了。尽管如此,从法国港口出击的德国潜艇旗开得胜,这充分展现出了对海运线发动全力潜艇战的潜在力量。7
面对潜艇的威胁,英国建立起了一套护航船队体系。虽然自从大航海时代以来,海上强国就一直在采用护航制度来保护航运线,但在“一战”期间,英国海军部起初并不情愿采用这种方式。不管怎么说,一支护航船队把所有商船集中到了一起,这就为悄悄接近的潜艇提供了一个猎物丰富的猎场。此外,整支护航船队的速度必然迁就速度最慢的那艘船。然而,即便有这些显而易见的缺点,1917年至1919年发生的事件还是证明,护航队仍然是对付潜艇威胁的最为有效的方式,远超其他手段,所以甚至在1939年二战爆发之前,英国就已建立起了一整套护航体系。
从一开始,每支船队就被赋予了一个代号以标识其始发地、目的地和次序。例如,驶出利物浦港的第一支船队的编号是OB-1。到了后来,在直布罗陀(航线代号为HG)、牙买加(代号KJ)、塞拉利昂的弗里敦(代号为SL)以及其他几十个地方都有了定期始发船队。不过,最繁忙和最重要的航线还是往来于加拿大新斯科舍、哈利法克斯与英格兰利物浦、苏格兰克莱德湾内的格拉斯哥之间的跨大西洋航线。从加拿大向东开往英国本土的船队代号为“HX”(homebound from Halifax的缩写),而从英国本土西行的船队则被编为“ON”(outbound to North America的缩写)。典型的船队由20至40艘商船组成,它们组成7到10个纵列,每个纵列有四五艘商船。为了避免在风大浪急或浓雾密布的大洋上相撞,每个纵队中的商船之间需保持400~600码间隔,纵队之间则保持1000码距离。这样,一支由40艘商船组成的船队会占据一块宽5英里,长两三英里的海面,其面积可达15平方英里。8
船队中的商船由一位指挥官统一管辖,这位指挥官以船队队长身份搭乘在一艘商船上,虽是平民,但通常由英国皇家海军的退役军官担任。他的任务是维持船队的秩序,并且利用信号旗或闪光信号灯指挥整个船队定期改变航向,保持“之”字形航迹,此举可以甩开潜在的尾随之敌。让一支商船队保持队形是非常艰难的任务,这是因为平民船长们不习惯于进行精确的战术机动,然而让40艘商船同时转向却是必不可少的。如此,在下令改变航线时,船队队长必然要降低对行动齐整性的心理期望值。
护航舰会行驶在这支巨大长方形船队的前锋和侧翼阵位上,它们也时常独立行动。在邓尼茨苦于可用潜艇不足的同时,英国人也同样缺乏护航舰艇。驱逐舰是最有效的船队护航舰,然而,到处都需要驱逐舰。英军在挪威战役尤其是敦刻尔克遭受的惨重损失,意味着英国皇家海军此时正严重缺乏这种关键的“老黄牛”式战舰。为了弥补这种短缺,各种舰船都被调来担负起了护航的重任。
其中有一种被称为“轻型护卫舰”的新款小型军舰。因为第一代轻型护卫舰都以花卉命名,所以人称其为“花”级轻型护卫舰,它们的名称和战争完全没有联系,比如“杜鹃花号”(HMS Azalea)、“秋海棠号”(HMS Begonia)、“蓝铃花号”(HMS Bluebell)、“金凤花号”(HMS Buttercup)等。它们的排水量仅为940吨,身形非常小,武器仅有前甲板上的一门单管4英寸口径的舰炮,外加一些双管0.5英寸口径的机枪,在常规军舰面前完全没有战斗力。它们不仅小,而且还很慢,最高航速仅为16节,并不比水面状态的德国潜艇快到哪里去。不仅如此,坐在里面还无比难受,特别是在风浪滔天的北大西洋中,就算是在天气稍好的日子里,它们也会如同碎木片一般被卷来抛去。“石楠花号”(HMS Rhododendron)的一名舰员后来回忆道,在一艘这样的护卫舰上“感觉就像是被小猎犬咬在嘴里的破布。这艘旧舰会被甩到浪尖,你站在高处往下一看,下面是深渊似的波谷。你会想,哎呀,真可怕,接着你就掉进了那个深谷之中,滔天巨浪向头顶压来”。不仅如此,50名舰员必须长期挤在一艘190英尺长的军舰里,这使得在“花”级轻型护卫舰上服役成了对一个人体力和耐力的双重挑战。小说家尼古拉斯·蒙萨拉特就曾经在轻型护卫舰上服过三年役,他生动地描写了在舰上吃饭这一看似简单却充满挑战的场景:“喝东西的时候,饮料会泼出来溅你一身。吃饭的时候,食物会从盘子里跳出来,同时,你也别指望刀叉等餐具老实待在原处。东西滚得到处都是,互相碰撞,还会从桌子上发疯似的全滑下去。”站在高处瞭望也是个考验。“每天晚上,一连十七个晚上,”蒙萨拉特写道,“副水手长都会在凌晨四点差十分时把你叫醒去换班。这时候,你就会盯着天花板想:我的天啊,我不能再去那漆黑一片的地方淋着雨站四个小时岗了。但是,当然,你能的。”9
但从更宏观的角度看,轻型护卫舰造价低廉,建造速度也很快,同时还配备了潜艇探测器和深水炸弹。丘吉尔曾经赞美它们“既便宜又令人讨厌”,意思是它们的建造成本非常低廉,同时又令敌人讨厌。1939年9月3日之前,英国就在建造56艘这种轻型护卫舰了。而在英法对德国宣战以后,英国又开工了41艘。在二战结束之前,英国总共建造了269艘这种轻型护卫舰,其中包括为加拿大海军建造的130艘。虽然它们以花花草草命名,虽然它们的武器差得不能再差了,虽然舰上局促不堪,但是,它们对于守护英国本土与外部世界之间的海上生命线起到了关键作用。10

“龙胆号”是首批“花”级轻型护卫舰之一。该级护卫舰于1940年专为商船队护航而设计建造,身形较小,舒适性差,但在二战爆发后的最初两年里,该级护卫舰却特别宝贵。“龙胆号”这一艘护卫舰就曾经在北大西洋上为70多个船队护航
来源:帝国战争博物馆
其他种类的舰船也被用作护航舰。其中两种用的还是大航海时代的称呼。一种是“驱潜艇”(sloop-of-war)[2],1940年时,这一名称被指定给了一种首尾各有1门4英寸舰炮的小型(排水量1000吨)驱逐舰。另外一种舰身形稍大(排水量1350吨),英国人起初称其为“双螺旋桨轻型护卫舰”(twin-screw corvette),最后定名为“护卫舰”(frigate)。虽然英国人最终建造了数百艘各种小型军舰,但在1940年时,护航舰的数量仍是捉襟见肘,因此,英国人还使用了一部分所谓的武装商船巡洋舰(armed merchant cruiser,缩写为AMC)。
这种舰艇大得多(其排水量通常为1.4万~1.6万吨),其实就是给一艘货轮或客轮加装了几门6英寸炮,把它当成军舰。这种军舰的出现表明英国已经到了拼死抵抗的时候,因为给一艘货船装上几门大炮就成为有效军舰的时代早就过去了。这些武装商船巡洋舰没有装甲,火炮老旧而且没有保护,操作它们的也都是些没有经过特别训练的志愿人员。这些冒牌战舰上的水手们称所谓AMC的意思就是“海军部造的棺材”(Admiralty-made coffin)。武装商船巡洋舰的舰员通常是原来同一艘商船上的同一批水手。由于他们加入海军时签署的文件编号是T-124,故而他们有时也被称为T-124水手。那些同意承担此职责的商船指挥人员会接受英国皇家海军志愿后备队(RNVR)的任命,身穿传统的海军蓝制服,只是袖口上绣着的金色条纹是波浪形的。因此他们也被戏称为“波纹海军”。11
即便有这些增援,英国仍然极度缺乏护航力量。加拿大是一支重要的援军。然而,1940年时,名称听起来十分有气势的加拿大皇家海军其实规模非常小——就在前不久的1933年,为了节约开支,加拿大政府曾认真地提出要将其完全裁撤掉。此时,加拿大海军开始扩编,起初很慢,后来就快了。1939年9月二战爆发时,加拿大海军仅仅拥有6艘驱逐舰和10艘轻型护卫舰。虽然几天之内加拿大就批准新建54艘轻型护卫舰以及25艘扫雷艇,但其中任何一艘舰艇都还要等上几个月才能参战,而此刻的战场就需要它们。12
正因为如此,丘吉尔急切地盼望着美国的援助——此时的美国仅在其东海岸就有120艘封存状态的“一战”时期建造的驱逐舰,它们在各个港口里停了长长的一排又一排。这些美制驱逐舰最显著的特征是上面都有四个大烟囱,因而它们也被称为“四根管”(four-pipers)或“四烟囱”(four-stackers)。它们老旧,低效,需要改造,但总归聊胜于无,所以丘吉尔恳请罗斯福把这些驱逐舰送给英国,称其“事关生死”。甚至连英国乔治国王都提笔给美国总统写信:“我想您一定会赶在为时已晚之前,尽您的全力把它们送给我们。”罗斯福确信美国自身的安全与英国的国运紧密相连,他本人很可能是愿意把这些驱逐舰送给英国的,但多疑的美国国会却迫使他不得不进行艰苦的讨价还价。13

“奇里乞亚号”客轮曾隶属于“锚”航运公司,它是1940年到1941年由商船改造而成的众多武装商船巡洋舰之一。改造之后,该船更名为“大西洋小岛号”。后来,英国逐渐拥有了更多的常规护航舰艇,该船随之改为运兵舰
来源:美国海军历史与遗产司令部
结果,双方于1940年9月签署《驱逐舰换基地协议》,美国向英国提供50艘四烟囱驱逐舰,以交换百慕大、安提瓜、巴哈马以及西半球其他一些军事基地的99年使用权。英国的批评人士认为这个代价过于高昂。然而,丘吉尔却对美国极为感激,他致信罗斯福称:“你们送给我们的每一艘驱逐舰都价值连城。”在交接给英国皇家海军之后,这些驱逐舰被定名为“城”级驱逐舰,都以美国和英联邦共有的城市名字命名。不过也有例外,其中的一艘驱逐舰就被重新命名为“丘吉尔号”,它原先是美军的“赫恩登号”(USS Herndon)。1944年,该舰又被转让给苏联,改名为“德雅特尔尼号”(Deyatelny),后来该舰于1945年1月份被德国海军U-286号潜艇击沉。美国海军“亚纳尔号”(USS Yarnall)驱逐舰的经历更加丰富,它被交给英军后改名为“林肯号”,接下来被编入挪威海军,最后又转入苏联海军并改名为“德鲁日内号”(Druzhny)。1952年,这艘有44年舰龄的老舰被归还给英国人拆解变卖。在这种“一战”时代美制驱逐舰里服役的感受与在“花”级轻型护卫舰上服役的感受同样糟糕,它们在海里摇晃得特别厉害,同时也极难驾驭。然而,无论如何,它们当时的确为英国人提供了50个能远航的护航平台。14
正如每支商船队都有一位队长一样,护航舰队也有一位由现役军官担任的指挥官,通常是皇家海军上校或中校。平民身份的船队队长与护航舰队指挥官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商船队长通常是一位英国皇家海军退役将军,其年龄通常要比现役的舰队指挥官大得多,军衔也高得多。但另一方面,他既然已经退役,那么无论二人各自军衔如何,他都无权命令护航舰队指挥官。不过,很多护航舰队指挥官也不愿意专横地直接向以前的将军下命令。虽然存在这种潜在的混乱或冲突,但这种分离式的指挥体系在大部分情况下实行得相当成功。15
在二战爆发之后的头六个月里,德国海军潜艇从德国威廉港出发,需要绕过苏格兰的最北端才能前往大西洋,这让它们无法抵达过于遥远的大西洋中央。英国海军部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于是规定:护航舰队最远只将离开英国本土的船队护航到爱尔兰以西不远的西经12°,之后就不再继续陪同了。在此之后,商船队继续往西独自赶路,而护航舰队则在原处等着从加拿大哈利法克斯向东驶往英国本土的商船队(航线代号为“HX”),与其会合后护卫该船队驶过通往各个港口的危险海域。这些持续不断的护航交接工作由英国海军部中一个被称为“贸易办公室”(Trade Plot)的机构负责。在该机构里,负责不同航线的军官协调管理着庞大而复杂的英国全球贸易网络中各个商船队的护航工作。他们轮班追踪着英国在全球的每一支商船队、每一艘护航舰艇的准确位置。16

“林肯号”是英国用西半球诸多海军基地长期使用权换来的50艘四烟囱驱逐舰之一。它们虽然式样老旧,而且需要进行升级改装,但的确帮助英国人保护了跨大西洋的商船运输队
来源:美国海军学会
法国沦陷之后,随着比斯开湾沿岸出现新的潜艇基地,英国海军部只得将护航舰队与驶往英国本土商船队的会合点向西移动400英里,到西经20°。在二战余下的时间中,这条看不见的线与不列颠群岛之间的海域被称为“西部水道”(Western Approaches),当商船队和疲于奔命的护航舰队在接连不断的致命猫鼠游戏中与德国潜艇交手时,这片海域也变成了屠场。
想要完美地协调船队及其护航舰队驶过“西部水道”是不可能的。商船队在航行时需要严格保持无线电静默,故而贸易办公室的调度人员很难精确计算出商船队抵达西经20°的具体时间和具体地点。而且,英军护航舰艇的数量永远都不够,这意味着护航舰队经常需要拆东墙补西墙,在各支商船队之间疲于奔命。1940年9月,当HX-72船队开往西经20°时,英国海军部命令仅有的一艘护航舰“杰维斯湾号”(HMS Jervis Bay)武装商船巡洋舰中断任务,转而加速返回哈利法克斯去为另一支商船队护航。由于从英国本土派来的接班护航舰队还需要再过24小时才能抵达会合点,HX-72商船队只能在没有舰艇护航的情况下航行一天一夜。也许是冥冥之中的命运使然,就在当晚,仍然担任德国U-47号潜艇艇长的君特·普里恩发现了它们,并将其位置通过无线电告知了其他几艘潜艇。在接下来的24小时里,U-47与另外几艘德国潜艇联手击沉了11艘船只,总计吨位高达7.2万余吨。此战预示了盟军将会面临何种遭遇。17
大西洋之战这一名称并不十分恰当,它听起来似乎在暗示船队与“狼群”之间的对抗只是一场战斗。但实际上,这样的战斗无休无止,一直持续了四年多——根据地理范围的变化和技术的不断革新(包括双方破译对方密码的尝试),这些战斗也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1940年秋,当德国空军开始夜袭伦敦以及英国其他城市时,漫长的大西洋之战的第一个阶段的模式方才浮现。1940年10月的第三周发生在“西部水道”的一场交锋向我们展示了这些模式。
10月5日,SC-7船队从加拿大新斯科舍出发开往英国利物浦。编号SC表明船队的始发地是加拿大新斯科舍省东北部布雷顿角(Cape Breton,代号为C)的海港城市悉尼(Sydney,代号为S),位于哈利法克斯东北约200英里处。不过这个编号也可理解为“slow convoy”(慢速船队),因为从哈利法克斯出发的正常HX船队要求商船必须能够保持9节的平均速度,而这支船队当中的全部35艘商船都达不到此要求。[3]根据官方说法,9节的航速要求意味着HX船队是“快速船队”,尽管9节的标准未免太低了些。不过说SC-7是“慢速船队”倒是名副其实。理论上“慢速船队”也应当达到7节的平均航速,但这在实际航行中常常做不到。例如,曾经有一场“呼啸的狂风”令ON-126船队把航速先是降为4节,接着再降为1.25节,到这个时候,根据一位水手的说法,“这支船队似乎待在原地不动了”。这一回,SC-7船队的平均航速为6.6节。18
SC-7船队的35艘商船大部分是英国船,不过正如其他大部分船队都有一些外国船只一样,它也包括16艘外籍船只:6艘挪威船、4艘希腊船、3艘瑞典船、2艘荷兰船以及1艘丹麦船。这些船只的大小从1500吨到1万吨不等,载着从卡车到谷物的各种货物。其中几艘船运载有所谓的“坑木”:从加拿大的森林里砍伐的原木,它们能够用来支撑煤矿井的顶部。有了它们,英国的矿工就能维持源源不断的煤炭供应,而在冬季,千千万万的英国家庭主要依靠这些煤来取暖。19
编号为SC-7的这支商船队自然也设有船队队长一职,该职由拉克伦·麦金农担任,此人是英国皇家海军的一位刚刚退役两年的中将。在20世纪20年代的某一段时间里,拉克伦·麦金农曾经指挥过英国皇家海军的“胡德号”战列巡洋舰。麦金农把“亚述人号”货船当成了自己的旗舰,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艘船当初其实是在德国建造的。虽然聚集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悉尼港码头的船只数量很多,但当这支船队出航时,其护航力量仅为一艘驱潜艇“斯卡伯勒号”(HMS Scarborough),其舰长是40岁的英国皇家海军中校诺曼·迪金森。20世纪30年代,“斯卡伯勒号”曾经被改装为测量船,二战爆发后很快重回现役,被改造为一艘战舰。但改造后的它只配备了1门4英寸口径的火炮,而不是像其他的驱潜艇那样配备2门。它还没装备潜艇探测器,不过事实证明这也无关紧要。20
最初几天,船队中有4艘商船由于天气恶劣或引擎故障而掉队,其中2艘后来被德军潜艇发现并击沉,不过麦金农和迪金森当时并不知道它们的结局。船队遇上了北大西洋海域常见的恶劣海况。据船队里一名水手所述,“当我们滑入浪底时,船尾都会被海水淹没,我们拼尽全力保持身体平衡,感觉一会儿在天上,一会儿又滑进了绿白相间的泡沫中”。经过连续11天的艰难跋涉,到了10月16日晚上,迪金森终于看见了赶来和他一起穿越“西部水道”的2艘护航舰,这让他备感宽慰。这2艘友舰分别是驱潜艇“福伊号”(HMS Fowey)和轻型护卫舰“蓝铃花号”。这让迪金森既能够掩护船队的两翼,又有了开路先锋,而且这2艘军舰都装备有潜艇探测器。此时,迪金森很可能在想:最坏的日子总算过去了。不过事实上,如果他真的这么想的话,那么很快他就不会再有这种念头了。21
就在第二天晚上,快到半夜时分,德国海军U-48号潜艇的一名瞭望员在左前方看到了几个黑色的物体。艇长海因里希·布莱希罗特上尉闻讯后,亲自爬上指挥塔去看个究竟。跟踪一段时间后,他高兴地认定这是一支英国商船队,事实确实如此。接着,他用新密码给坐镇凯尔内瓦尔的邓尼茨发去了一条电报。然后,他命令进行机动,准备发动攻击。
在这支船队里,无论是那些商船,还是3艘英国军舰,都没有意识到德军的潜艇U-48居然在跟踪自己。由于这艘潜艇是在海面航行,因此后加入的那两艘英国军舰上的潜艇探测器即便一直处于主动搜索模式,也还是什么都没发现。护航船队里没有任何一艘商船或军舰配备雷达,而在夜间,人的肉眼根本看不见德国潜艇低矮的轮廓。危险来临的第一个迹象是,凌晨4点,吨位达1万吨、满载燃油的“朗格多克号”突然爆炸了。仅仅数分钟后,稍小一些的“斯科斯比号”也被击中——这艘商船的甲板上堆满了坑木。麦金农见势不妙,赶忙命令船队向右急转,而迪金森则指挥着3艘军舰冲向了事发海域。然而,英国护航军舰上装备的潜艇探测器却什么都没发现,舰长们只能在茫茫暗夜中尽力却徒劳地搜索潜艇的轮廓,并拯救那两艘正在沉没的商船的幸存者。22
当晚再无更多爆炸。几个小时后,随着太阳升起,迪金森收到来自一架英军“桑德兰”式远程水上飞机的报告,说距离他仅仅数英里的地方有一艘浮在海面上的潜艇。那正是U-48,迪金森立即杀了过去。英舰迫使布莱希罗特下潜,随即用深水炸弹覆盖了这片海域。英舰虽然什么都没炸到,却也迫使U-48号潜艇因下潜过久而蓄电池耗尽,不得不远离船队,船队因而得以继续向东航行。23
在凯尔内瓦尔,邓尼茨对布莱希罗特没有等“狼群”其他潜艇赶到就独自进攻深感失望,因为这让他与船队脱离了接触。即便如此,邓尼茨居然还是算出了这支船队可能的航线,并且命令5艘潜艇在指定的地理坐标会合。这5艘潜艇中有3艘都是由此前已经因技术高超而在德国家喻户晓(同时在英国臭名昭著)的艇长指挥。他们分别是U-99的奥托·克雷奇默,U-100的约阿希姆·舍普克,以及普里恩曾经的大副恩格尔贝特·恩德拉斯,他此时在独立指挥U-46号潜艇。
当德国潜艇逐渐靠近SC-7船队时,又有2艘护航舰从英国本土赶到,让船队的护航舰达到5艘。新到达两舰之一是罗兰·C.艾伦中校指挥的驱潜艇“利思号”(HMS Leith)。资历更高的艾伦取代迪金森成为这支护航舰队的指挥官。指挥权的突然更迭势必弱化护航舰队的默契配合。当然,德国潜艇也缺乏战术协同计划。邓尼茨的“狼群战术”把这些潜艇集结到了一起,但一旦战斗打响,各艇艇长还是会各自为战。24
临近午夜,恩德拉斯呈扇面向船队射出4枚鱼雷,拉开了攻击的序幕。其中的一枚鱼雷击中了瑞典籍汽船“铃兰草号”,这艘满载着纸浆用木材的小型货船(吨位为2000吨)不到5分钟就沉入了海底。另外一枚鱼雷击中了满载着木材、钢铁和装好箱的飞机的英国籍汽船“贝亚图斯号”。之后便是一艘接一艘船被击中。人们根本不可能找到危险来自何方。正如后来另一支商船队的一位幸存者所说:“船队中的一艘船被鱼雷击中沉没,而其他船可能都不知道这回事……人们会听到或者感觉到爆炸,但这只表明某个地方有战斗而已。”潜艇探测器再次被证明毫无作用,因为参与此次伏击战的德国潜艇全部都是浮在海面上发动攻击的。很明显,潜艇不止一艘;商船的船员们看到了它们低矮的黑影从夜色中掠过。大部分商船的艉部都装有一门4英寸口径单管火炮,许多商船向潜艇开了火,却毫无效果。护航舰往夜空中发射了挂着降落伞的照明弹,它们从空中慢慢飘下来,照亮了夜空和漆黑的海面。与商船一样,护航舰上的4英寸炮也开了火,不过同样无一命中。照明弹的白色磷光和炮口的橙色火焰照亮了黑夜,倒映在海面上。偶尔会爆出一阵更明亮的闪光,那肯定又是某艘商船爆炸了。克雷奇默的U-99号潜艇发射的一枚鱼雷击中了6000吨的“白鼬帝国号”轮船。他在作战日志中描绘了当时的场景:“先是鱼雷的爆炸声,接着就是一团高高升腾起来的火焰。大爆炸把整艘轮船连同其船桥都炸得粉碎,只留下高达600英尺的黑烟。”几分钟后,他补充道:“这艘轮船仍在剧烈燃烧,发出绿色的火焰。”25(https://www.daowen.com)
从午夜到凌晨2点这两个小时里,船队中有9艘船被击沉。克雷奇默的U-99击沉了其中6艘。英军护航舰舰长们被迫变成了救生员,忙于把落水的商船船员从海中搭救上来,最后被救的船员数量甚至超过了舰员。“蓝铃花号”轻型护卫舰救起了203名幸存者,是该舰官兵数量的四倍多。然而,鱼雷还在继续袭来。截止到黎明时分,德国潜艇共击沉了16艘商船。算上此前走丢的那4艘船,这支船队从新斯科舍出发的35艘船已经损失了20艘。然而,这场大屠杀还没有真正结束。26
德军潜艇无一受损,不过,其中的3艘已经打光了鱼雷,不得不返回比斯开湾的港口补充弹药。舍普克的U-100和恩德拉斯的U-46,以及布莱希罗特的U-48还剩一些鱼雷。又过了几个小时,这几艘德国潜艇收到一条来自洛里昂的消息,得知又有一支船队正在开来。邓尼茨正引导另外两艘潜艇前往其位置,其中一艘正是普里恩指挥的U-47。
这个临时重组的“狼群”的目标是“快速船队”HX-79。这支船队尤为庞大,编有49艘商船。它们10月8日离开哈利法克斯时,为其护航的只有两艘武装商船巡洋舰。但和SC-7船队一样,就在德国“狼群”发动攻击前,它们得到了一支规模特别庞大的护航舰队的增援,包括2艘驱逐舰、4艘轻型护卫舰、1艘扫雷艇以及3艘武装拖网渔船。德国潜艇再次在零点刚过的暗夜里动手,仍然选择在海面上发动攻击。它们此番击沉了13艘商船,其中包括运载着13500吨燃油的“麦秆虫号”。尽管船队的护航力量十分强大,但德国潜艇均毫发无伤。27
HX-79后面还有一支HX-79A船队,这支船队由挤不进HX-79的船只组成。德国潜艇也发现了HX-79A船队,击沉了其中的7艘船。要不是因为打光了鱼雷,损失还要更大。不到三天,8艘德国潜艇击沉了37艘商船,且自身零损失。如果8艘都能造成这么大的破坏,那么若是有80艘或者100艘潜艇呢?这强有力地证明了邓尼茨的观点。于是他再次请求上级在军工生产计划里为潜艇赋予最高优先级。
从1940年9月2日到12月2日这三个月里,邓尼茨的潜艇“狼群”击沉了140艘英国及其盟国的船只,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在“西部水道”击沉的。被戏称为“北海鸭子”的德国小型潜艇也击沉了另外17艘船只。在这段时间里,德国潜艇部队已经摧毁了总计吨位将近85万吨的船只。英国根本无法承受这种损失速度。
当然,生命损失同样极为惨重。当初“施佩伯爵号”游猎南大西洋时,朗斯多夫在面对遭袭者时还保持着一些骑士精神,现在,这全都不存在了。为了避免自己的潜艇和艇员冒险,邓尼茨命令部下不要尝试救助任何遇袭商船的幸存者。“管好你自己和你潜艇的安全就行了,”他告诫自己的部下们,“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必须要铁石心肠。”这就意味着不仅在商船沉没时会有大量的人员伤亡,而且幸存者还将在几天乃至几周的漂流中渐渐死于饥渴。28
船队中的其他船只也不敢停船搭救水中的幸存者。若如此,则不仅会打乱整个船队的队形,而且很有可能会让自己成为下一个受害者。其结果就是,运输船把救援幸存者的任务甩给了护航舰艇,自身则牢牢保持着船队队形。在水中挣扎呼救的人近旁无动于衷地开过,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许多不得不如此做的水手也在想,下一回会不会轮到他们自己眼睁睁看着其他船只开过。曾有一位跑过多趟越洋航线的老水手回忆过水中人们的各种反应:“有些人在咒骂,有些人在祈祷,而有些人则嘲弄似的伸出大拇指,高声叫道:‘先生,来不来?’而我们当时就离他们不到100英尺远。”29
船队唯一的解脱来自天气。当冬天到来以后,北大西洋上的冬季风暴让船员十分痛苦,在排水量仅为750吨的德国潜艇尤甚,所以在特别恶劣的天气里,被击沉的商船数量会锐减。然而,在当年秋天和冬天,大海里还存在着别的危险。
正当邓尼茨请求得到更多的潜艇之时,雷德尔重启了他派遣重型水面战舰出海破交的方针。虽然希特勒对用昂贵的大舰去打商船顾虑重重,但雷德尔却希望德国水面袭击舰能够迫使英国人——用他自己的话说——“不得不把强大的海军力量分散到全球各大洋,这样就能削弱其主力舰队”。此外,雷德尔还预计水面袭击舰可以权且填补潜艇的不足,它们将会拖住英国人的后腿,直到邓尼茨得到他需要的足够的潜艇。30
为了实现这双重目标,在SC-7和HX-79船队大屠杀的4天之后,雷德尔派遣特奥多尔·科朗克海军上校指挥的“舍尔海军上将号”袖珍战列舰前往北大西洋进行破交作战。北大西洋此时天气极为恶劣,英军侦察机只能停在机场里或舰艇上。科朗克指挥“舍尔海军上将号”驶入北海,先绕过苏格兰和冰岛,再向南穿越丹麦海峡,居然没被发现。到11月1日,他已经来到格陵兰岛南方远超西经20°的位置,盟国商船队一般认为这里相对安全。来自柏林的电报通知科朗克,两支向东行驶的HX船队正在开来,他立即前去拦截。11月3日和4日,舰上的瞭望员都发现了在海上独行的船只,不过科朗克都不允许靠近它们,以防被它们辨认出来。科朗克想要放长线钓大鱼。11月5日(英国的“篝火之夜”)这天,“舍尔海军上将号”遇到了“莫汉号”汽船,这艘船装载着7万串香蕉,简直就是一艘香蕉船。用火炮摧毁了“莫汉号”之后,科朗克派出侦察机前去搜索最可能出现船队的方位。飞机很快回来,飞行员摇摆机翼表示有重要情况汇报。侦察机降落在军舰旁并被吊上甲板之后,飞行员跳出驾驶舱,几乎是一路小跑着奔向舰桥报告:就在正前方88英里处,发现了一支规模庞大的船队。31
HX-84船队由38艘商船组成,排成9个纵队。这支船队8天前离开哈利法克斯,当时有两艘加拿大驱逐舰为其护航。不过,它们一开到外海就掉头返回了。大洋中段的护航舰就只剩下武装商船巡洋舰“杰维斯湾号”。“杰维斯湾号”正是英国海军部贸易办公室前一天从HX-72船队中抽调出来的那艘舰,它火速赶回正是为了执行此次任务。贸易办公室原本计划调3艘前不久刚刚从美国那里换来的四烟囱驱逐舰来增援该船队的护航力量,但这些美制驱逐舰此时仍在进行改装,包括加装潜艇探测器,所以,当该船队于10月28日出海时,这些美制驱逐舰都还未做好战斗准备。虽然“杰维斯湾号”武装商船巡洋舰装备了7门6英寸火炮,但型号老旧,没有集中火控系统,也没有炮塔,火炮只是简单地固定在甲板上,实际作战效能值得怀疑。此外,“杰维斯湾号”上既没有雷达,也没有潜艇探测器,又没有鱼雷发射管,更没有深水炸弹。“杰维斯湾号”的舰长是爱尔兰人爱德华·S.F.费根海军上校,他来自爱尔兰的蒂珀雷里郡,时年49岁,是个职业海军军官,而其祖父和父亲也都是海军军官。32

“舍尔海军上将号”袖珍战列舰(装甲舰)是“德意志号”(后来改名为“吕佐夫号”)袖珍战列舰的姊妹舰
来源:维基百科
11月5日,费根收到了船队最北侧“欧石楠木号”发来的闪光信号,说在北方的水天线上看到了一根似乎是军舰的桅杆。当不明船只靠近一些的时候,费根用闪光信号发出了当天的识别口令:M-A-G,意欲试探一下这位不速之客的反应。结果,那艘船回复了相同的三个字母——回答错误。见此状况,费根立即几乎同时做了三件事:一是发射红色火箭弹,这是让全体商船迅速散开的信号;二是用无线电给英国海军部发报,一艘敌方水面舰艇正在攻击船队(无线电码为RRRR);三是命令原本位于船队最前方的“杰维斯湾号”急转弯冲向逐渐驶近的那艘军舰。费根非常清楚:他的“杰维斯湾号”在面对德国袖珍战列舰时毫无胜算。事实上,他是想牺牲自己和“杰维斯湾号”,为众多商船争取宝贵的逃生时间。33
费根还没等进入射程就率先开了火,这是为了把敌舰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来。这一举动确实奏了效。在“舍尔海军上将号”上,科朗克看出“杰维斯湾号”是船队中唯一一艘火炮大到足以击伤自己的船只。要知道,这是在大西洋中部,距离友方基地2000英里之遥,哪怕是很普通的损伤都会带来大麻烦。因此,他把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这艘大型武装货船上。“舍尔海军上将号”的炮弹一发又一发击中了毫无装甲防护的“杰维斯湾号”——最终,在“杰维斯湾号”身上,科朗克花费了300多发炮弹。很快,“杰维斯湾号”的火势便失去控制。这艘船失去动力,漂在海面上,黑烟不断升腾,甲板上的火炮仍在怒吼,可是落得最近的炮弹也只不过把一些水花溅到德舰甲板上而已。对手的坚定决心给科朗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在评价费根时如此写道:“无论他是谁,他都是真正的纳尔逊再世。”34
没过多久,烈焰从头到尾笼罩了“杰维斯湾号”,全部火炮都被打哑。这时候,费根已经受伤濒死。活着的最高级军官虽然也受了致命伤,但还是勉强下达了弃船的命令。“舍尔海军上将号”又向“杰维斯湾号”进行了几轮齐射,然后调整炮口方向,开始攻击最近的商船。这场战斗仅仅持续了22分钟,却让众多商船至少逃出了一段距离。正因如此,费根事后被追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35
科朗克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四散逃命的商船身上。几乎所有船只都在施放烟幕掩护自己撤离,再加上燃烧的“杰维斯湾号”上升腾的浓烟,能见度相当低。即便如此,还是有一艘商船吸引了科朗克的注意力。这艘大型货船竟然用其船尾的一门4英寸火炮和船首的一门3英寸火炮向“舍尔海军上将号”射击。商船的炮弹并不能给德舰造成什么严重的损伤,只不过一发近失弹震开了德舰的几个舱口盖板。于是,科朗克决定先干掉它。然而事实证明,这一过程比科朗克原本设想的要困难得多。这艘“比佛福特号”轮船的船长是休·佩蒂格鲁,一位出生在苏格兰的加拿大人。“比佛福特号”在浓烟中穿入穿出,佩蒂格鲁及他的船显得异常顽强。最终“舍尔海军上将号”命中它19发11英寸和5.9英寸炮弹。即便如此,科朗克还是不得不决定用一枚鱼雷来了结它。鱼雷的爆炸把“比佛福特号”的整个船体炸出了水面。正如科朗克后来所描述的那样,“发出了爆炸破裂的巨响……船尾高高地翘到了半空中,接着,整艘船滑入了海面下方”。船上无线电报务员的最后一条无线电报是:“现在轮到我们了。再见。”这艘船上无一人幸存。36
与“杰维斯湾号”一样,“比佛福特号”的拖延也为其他船只的逃生赢得了时间。追上并击沉了另外4艘船后,科朗克决定鸣金收兵,晚上再来。在6个小时之内,“舍尔海军上将号”共击沉了吨位总计5.2万吨的数艘英国商船,比朗斯多夫的“施佩伯爵号”在6个星期里击沉的还要多。要不是“杰维斯湾号”和“比佛福特号”的自我牺牲,他的战绩还会更高。37
在伦敦白厅,费根的RRRR警报信号使得英国海军部再次派出数个“猎杀小组”去寻找并摧毁这艘兴风作浪的袖珍战列舰。丘吉尔此时还不知道希特勒已取消了“海狮行动”,所以他仍有些担心这是希特勒引诱英国海军离开英吉利海峡的调虎离山之计。但即便如此,丘吉尔还是批准了福布斯的决定:派出“胡德号”和“反击号”(HMS Repulse)两艘战列巡洋舰以及3艘巡洋舰和6艘驱逐舰,前去猎杀“舍尔海军上将号”。与此同时,“罗德尼号”和“纳尔逊号”(HMS Nelson)两艘战列舰前往爱尔兰西北海域巡逻,防止“舍尔海军上将号”逃回德国。正如雷德尔希望的那样,单艘德国水面袭击舰足以吸引英国海军多到不成比例的注意力。38

1940年,特奥多尔·科朗克海军上校指挥着德国“舍尔海军上将号”袖珍战列舰在大西洋中执行破交作战。雷德尔相信,科朗克在海上破交战中取得的成功证明,动用大型水面舰艇去攻击英国航运线这一战略是可行的
来源:Alamy图库友情提供
在这个“篝火之夜”,“舍尔海军上将号”用其巨炮攻击了数艘商船,其中之一是老鹰石油公司的8000吨“圣德梅特里奥号”油轮。它是从位于西印度群岛的荷属库拉索岛开始此次远航的。这艘船装载着11200吨高辛烷值航空燃料,以供正在不列颠战役中与德国空军苦战的“飓风”式和“喷火”式战斗机使用。它简直就是一个浮动炸弹。该油轮的船长是乔治·韦特上校,一位船员这样描述他:“韦特船长身材高大、精力充沛,50多岁,腰围稍微比肩围宽一圈。”韦特深知,只要一发炮弹引燃他的货物,整艘船和所有人就都要去上帝那里报到了。因此,他下定决心:一旦船被击中,他会立即下达弃船命令。大约下午5点半的时候,“舍尔海军上将号”发射的一枚炮弹击中了“圣德梅特里奥号”油轮吃水线上方的船体。“油轮震动着,嘎吱作响,”时年18岁的凯勒姆·麦克尼尔如此回忆道,“厨房和食堂里的餐具和厨具掉得到处都是,碰撞着发出砰砰啪啪的响声。全船的灯都灭了。”又过了几秒钟,第二发炮弹击中了船中部,船上多处起火。该是弃船的时候了。船员们争先恐后地放下救生艇,很快就离开了这艘受伤的油轮,油轮燃烧着熊熊大火,在水面上动弹不得。韦特船长起初决定留在船上,准备与油轮同归于尽。不过在一艘又一艘救生艇离开后,面对着一艘救生艇上一位船员的苦苦恳求和劝说,韦特船长被说动了,于是,他也放弃了“圣德梅特里奥号”。最终,韦特船长安全地回到了纽芬兰。39
“圣德梅特里奥号”的船员们坐在救生艇中,旁观着“舍尔海军上将号”攻击船队中的其他船只。黄昏很快过去了,夜色逐渐降临。他们不得不开始与大海做起斗争。“浪花和大片的泡沫无休止地往我们身上涌过来,”一位船员如此回忆道,“最后,我们所有人都湿透了,寒冷刺骨。”半夜的天气更加糟糕,他们赶紧抛下船锚,来止住小小救生艇剧烈的震荡和摇晃。40
黎明时,出现在船员们眼前的只有空荡荡的海面。然而,就在这天下午,他们看到水天线上有一个东西正在冒着浓烟。当救生艇半漂半划着靠近过去,他们才发现那是一艘船。这艘船低伏在海面上,黑烟还在从船上涌出。突然,一位船员大声嘟囔起来,“啊呀,真该死”,他认出这艘船正是“圣德梅特里奥号”。这艘油轮周围的海面上到处都是高辛烷值航空燃料,一颗小火星就能点燃它,所以,他们又熬过了一个寒夜才决定登船,并努力灭掉了火。41
“圣德梅特里奥号”上面一团糟。甲板“都皱起来了,像是硬纸板一样,上面到处都是弹孔”。轮机舱和许多关键舱室都被齐腰深的海水淹没了。不过,在大副阿瑟·霍金斯和轮机长查尔斯·波拉德的指挥下,船员们忙活了起来,恢复了电力供应,启动水泵,最后他们排出了足够多的海水,引擎也终于恢复了运转。罗盘坏了,船员们就只能靠星空导航,独自向东艰难跋涉。5天后的11月13日星期三黎明,瞭望员突然高喊道:“前方有陆地!”英国海军部贸易办公室的调度人员得知一艘据说8天前就已经被击沉的船抵达爱尔兰海岸的时候,都惊掉了下巴。最后,这艘“圣德梅特里奥号”油轮装载着大部分完好无损的货物,成功地抵达了苏格兰克莱德湾内的罗斯西港,成功交货。42
与此同时,科朗克转向南面,开赴南大西洋,这里正是此前一年德国海军“施佩伯爵号”袖珍战列舰纵横驰骋的舞台。正如朗斯多夫曾经做过的那样,他也绕过南非的好望角,进入了印度洋,开始攻击盟国在这一地区的航运。更为重要的是,他做到了朗斯多夫所没能做到的事:成功地返回了德国基地。科朗克出海5个月,航行4.6万英里,击沉了17艘船只,最后于1941年4月1日凯旋基尔港。雷德尔亲自登上“舍尔海军上将号”道贺,科朗克请他品尝了此行的战利品——从英国冷藏船“杜克萨号”上缴获来的牛排和鸡蛋。43
雷德尔相信“舍尔海军上将号”的战斗巡航证明了他破交战略的正确性。雷德尔写道,科朗克的成功“为使用其他舰艇发动新一轮袭击创造了有利条件”。为了抓住这个机会,雷德尔又派出“希佩尔海军上将号”重巡洋舰进行了两次战斗巡航,一次是在1940年12月,另一次则是在1941年2月,不过,这两次行动都没有什么重大战果。他还派出仍由吕特晏斯将军指挥的“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瑙号”这对战列巡洋舰,前去袭击大西洋船队。在接下来的三个月(1941年1月至3月)里,这对姊妹舰共击沉21艘船只,而其中的16艘是在1941年3月15日至16日这两天之内击沉的,之后它们于3月22日安全返回了法国布雷斯特港。这一次,雷德尔依然非常高兴,他宣布:此次战斗巡航“格外成功”,特别是迫使英国皇家海军不得不分散了兵力。几乎可以肯定,就是这种观念导致德国人向意大利海军参谋长里卡尔迪施加压力,派出亚基诺的水面舰队出击,并最终导致了地中海战区马塔潘角海战的爆发。44
1940年秋,除了潜艇和水面舰艇之外,德国海军还有第三种力量也在威胁着英国的海上航运,这就是所谓“辅助巡洋舰”。它们原本是商船,加装全套火炮设施并加大油箱、增加航程之后就成了袭击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就是英国武装商船巡洋舰(例如“杰维斯湾号”)的德国版本。不过,这些德国辅助巡洋舰的外观却与英国武装商船巡洋舰完全不同。德舰的火炮是藏在假的舱壁后面的,或者伪装成甲板上的货箱。在海上,它们会伪装成无辜的中立国船只,到最后一分钟才撕下伪装,突然向英国和盟国的船只开火。1940年夏秋两季,德国海军派出十余艘这类辅助巡洋舰出海作战。仅仅在5月至11月这半年间,它们就击沉或俘获了80多艘英国和盟国的船只,总计吨位超过了50万吨。事实证明,辅助巡洋舰给盟国航运造成的损失比潜艇还要大。45
早在1940年早春时分,第一艘这样的德国辅助巡洋舰就出海了。[4]当时,伯恩哈德·罗格海军少尉[5]指挥着由货轮“格尔登菲尔斯号”改装而成的“亚特兰蒂斯号”(Atlantis),沿着与“舍尔海军上将号”和其他水面袭击舰相同的路线出发,穿过冰岛与格陵兰岛之间的丹麦海峡,继而向南开赴南非的好望角。为了节省燃料,“亚特兰蒂斯号”保持着10节的巡航速度。一路上,它像一条变色龙一样,不断地变换着伪装。它的桅杆甚至烟囱都可以升起或降下。舰员们经常使用木框、帆布以及油漆改变它的轮廓和外观。在穿越北海之时,它是“挪威货轮”“克努特·纳尔逊号”;在过了苏格兰以北驶向格陵兰岛的这段航程中,它变成了“苏联海军辅助船”“克里木号”;4月下旬驶入南大西洋后,它又摇身一变成了“日本商船”“花水丸”;几个星期后在印度洋,它通过变形和变色,又把自己变成了“荷兰货船”“阿比科尔克号”。46
一直到德军进攻法国几天前的5月3日,“亚特兰蒂斯号”才第一次有了真正的斩获。“亚特兰蒂斯号”假装不带恶意地靠近了吨位为6200吨的英国货轮“科学家号”,然后罗格撤掉用于伪装的挡板,露出了狰狞的炮口。他还警告并命令“科学家号”不要发出任何无线电求救信号。尽管如此,“科学家号”的船长G.R.温莎还是立即使用无线电向英国皇家海军发出了代码为QQQ的求救信号。这个代码表示:他的船正在遭受一艘武装商船的攻击。[6]“亚特兰蒂斯号”开了火,而“科学家号”的船员们则不得不弃船。在俘虏并安顿好这些船员之后,罗格用一枚鱼雷击沉了“科学家号”。47
“亚特兰蒂斯号”随后在南非开普敦外海布设了92颗水雷。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它接连击沉了10艘船,吨位总计达到72640吨,另外还俘虏了3艘船,总计吨位21300吨。其中的一个受害者是埃及客轮“扎姆扎姆号”(Zam Zam),船上有140名美国人。虽然没有美国人因之丧命,但这一事件还是在美国国内引起了愤怒和抗议。不过,“亚特兰蒂斯号”最影响深远的战果,当数其于1940年11月11日在印度洋俘虏了英国轮船“奥托墨冬号”(Automedon)。在“奥托墨冬号”的船长发出RRRR的报警信号之后,“亚特兰蒂斯号”开了火。其第一轮齐射就炸死了船桥上的所有人,炸开了船桥,就如德军登船队的一名成员回忆的那样,“像一个被刺刀撬开的罐头”。因此,当德军登船队上船时,那里竟然无人销毁秘密文件,而这些文件包括了有关英国在太平洋地区布防的详细信息。一个月后,“亚特兰蒂斯号”抵达日本神户港,罗格将这些交给了日本方面。日本此时虽然表面中立,但早已经对英国和荷兰在南太平洋的广大殖民地虎视眈眈。48
事实上,“亚特兰蒂斯号”并不是太平洋上唯一一艘德国辅助巡洋舰。在破冰船的协助之下,两艘德国辅助巡洋舰“猎户座号”(Orion)和“彗星号”(Komet)成功地完成了一次看似不可能的征程。它们首先绕过挪威的北角,再沿着苏联的北部海岸穿过北冰洋,然后穿越白令海峡进入太平洋。在太平洋中,这一对德舰袭击了英国、荷兰和澳大利亚的船只,接着,它们再绕过南美洲最南端的合恩角,进入大西洋,然后北上返回德国,完成了一次真正的环球航行。另一艘德国辅助巡洋舰“鸬鹚号”(Kormoran)在澳大利亚西海岸附近与澳大利亚皇家海军的轻巡洋舰“悉尼号”(HMAS Sydney)打了一场以命相搏的战斗。激烈的炮战之后,“悉尼号”击沉了“鸬鹚号”,自身也遭受重创。“悉尼号”的两座前炮塔都被击毁,两座后炮塔也卡住了。它全身起火,舰身倾斜,蹒跚着离开了自己为之付出巨大代价的胜利之地,从此之后再也没人看到它或听到过它的消息。2008年,一支科学考察队在澳大利亚西海岸的鲨鱼湾附近发现了“悉尼号”的残骸。49
潜艇、水面袭击舰和辅助巡洋舰三者结合,在1940年夏秋之际紧紧卡住了英国的海上生命线,但并没有将它彻底切断。不仅如此,被商船水手和护航舰官兵们反复咒骂的北大西洋恶劣天气,在冬季成了弥足珍贵的英国盟友,它有效地降低了德国袭击舰的攻击效率。1941年1月一直是德国潜艇部队战绩最差的月份,直到1944年中期。
在邓尼茨看来,远比这糟糕的是,最优秀的三位潜艇艇长,君特·普里恩、奥托·克雷奇默和约阿希姆·舍普克在3月初要么战死,要么被俘。3月7日,普里恩在爱尔兰以西海域攻击OB-293船队时失踪。当时,两艘英国驱逐舰“狼獾号”(HMS Wolverine)和“真理号”(HMS Verity)相互配合,使用潜艇探测器和深水炸弹,穷追不舍地猎杀在水下左躲右闪的普里恩U-47号潜艇。发动多轮攻击之后,“狼獾号”驱逐舰的舰长詹姆斯·罗兰看到海面下闪出一束“微弱的橙色光芒”,这也许就是爆炸解体的U-47,但他并不确定。不过,几乎可以肯定罗兰是正确的,因为自此之后,再也没有人听到过有关普里恩的任何消息。50
10天后,克雷奇默的U-99和舍普克的U-100以及U-70三艘潜艇共同攻击了HX-112船队。这支船队从哈利法克斯出发,正向东开往英国本土,护航力量特别强大,包括了5艘驱逐舰和2艘轻型护卫舰——“蓝铃花号”和“绣球花号”(HMS Hydrangea)。克雷奇默的U-99号潜艇击沉了5艘商船,但自己的引擎也被深水炸弹击伤,不得不上浮至海面。由于已经无法动弹,它只能坐以待毙。克雷奇默无奈之下下达了弃艇的命令,他本人和艇上的大部分官兵都被俘虏了。相比之下,舍普克的命运更富戏剧性。英国驱逐舰再一次紧密配合,把舍普克的U-100号潜艇也逼出了海面。英军的“范诺克号”(HMS Vanoc)驱逐舰当即发现了U-100。事实上,“范诺克号”是英国皇家海军中第一批装备水面搜索雷达的驱逐舰之一。这使得“范诺克号”得以发现并撞向U-100。舍普克刚刚喊出“弃艇”的命令,“范诺克号”的舰首就捅碎了他的指挥塔,舍普克当即毙命。接着,英国的护航舰艇又追击并击沉了德国海军的U-70号潜艇。接连失去3位最有经验、最为成功、获得过骑士十字勋章的艇长和4艘潜艇,这令邓尼茨大为震惊。普里恩的阵亡让德国人感到特别沮丧,为避免打击士气,其阵亡的消息被德国宣传部门封锁了超过2个月。51
对德国海军而言,这些损失也算是一针清醒剂。不过,雷德尔仍然有锦囊妙计——事实上,他的手中还握有两张王牌。他计划派出德国两艘最新的战列舰——“俾斯麦号”和“提尔皮茨号”——前往布雷斯特港与“沙恩霍斯特号”以及“格奈森瑙号”会合。这将成为一股足以让大西洋上的英国航运地动山摇的战列舰力量。
【注释】
[1]英国皇家空军经常轰炸德国潜艇部队在法国的新基地,这让德国人不得不开始建造大型钢筋混凝土式加固掩藏坞,上面有厚度超过16英尺的顶板。自从有了这种防护措施,德国潜艇就可以安全地待在它们位于比斯开湾的港口基地里了,再也不用担心频繁的空袭。
[2]其名称直译应为“军用单桅帆船”,国内通常称之为“驱潜艇”。——编者注
[3]航速超过15节的船只可以无须护航独自穿越大西洋,因为虽然潜艇在昼间晴好天气下的水面航速达到16节至17节,但它们很难甚至不可能抢占位置攻击15节航速的水面舰船。
[4]具体时间为1940年3月31日。——译者注
[5]根据相关资料,伯恩哈德·罗格当时为海军上校(Kapitän zur See),此处应为作者笔误。——译者注
[6]QQQ这个无线电警告信号的代码来自“一战”期间的“Q船”。“Q船”是一种武装商船,其上面装有甲板炮。在1914年至1915年,英国使用这种“Q船”把德国潜艇引诱到海面上,接着再由“Q船”将其击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