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燃及数十个战场，从挪威到锡兰，从缅甸到摩洛哥，从敦刻尔克到所罗门群岛。在斯大林格勒、瓜岛、突尼斯、许特根森林、库尔斯克、硫黄岛等处那些血腥而史诗般的战斗，成了这场战争留给历史的印记。盟国能打赢这场世界性较量，原因主要有三个。首先是英国人的决心，这集中体现在他们不屈的首相身上，从1940年6月22日至1941年6月22日，他们独自与轴心国战斗了整整一年，使得德国没能在第一个夏天就取得胜利。其次是苏联红军的坚韧，他们在随后的两年里毫不吝惜地流血牺牲，让德国终究未能横扫欧洲大陆。第三是盟军的海上优势，这来自美国的物质优势。虽然陆军在这场战争中至关重要（就像历史上的所有战争一样），但对海洋的掌控被证明才是决定性的。
正如本书所述，战斗的胜利是盟军在海上取胜的一个重要方面。技术的突破——飞机、鱼雷、密码破译、雷达以及最后的原子弹——也是故事的重点。然而，最终，对大洋上的胜利做出最重要贡献的是盟国——尤其是美国——造船厂和造船工人们利用丰富自然资源，建造运输船和各种类型军舰的能力，他们建造的速度比轴心国击沉这些舰船的速度要快得多。1939年至1944年间英军和苏军付出的牺牲，使轴心国长期无法得手，为美国工厂和造船厂强大的生产力争取了必要的时间，制造出了盟国压倒轴心国所需要的一切。
人们曾经以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应该会是“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就不再有如此不切实际的幻想了，但是这一战还是改变了世界。德国和日本固然已被摧毁，但中国、苏联以及法国大部分地区和几乎整个东欧也是如此。即便是没有敌人踏足的英国，到了1945年也已是从前那个辉煌大帝国的灰暗背影。只有得到了两大洋屏护的美国，不仅所受损失相对较少，其经济和军事力量反而愈加强大。这场战争的结束意味着世界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这一篇章至今仍在人类的手中继续撰写。
主导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六位个性强大、呼风唤雨的国家元首中，有三位没能活着看到它的结束，他们在1945年4月接连离世：罗斯福总统于12日死于脑出血，墨索里尼于28日死于意大利共产党游击队之手，希特勒则于30日自杀。
丘吉尔、斯大林和裕仁天皇都活过了战争，但他们的战后经历截然不同。丘吉尔几乎战争刚一结束就被赶出了唐宁街10号。英国人民虽敬重他鼓舞人心的领导才能和不屈的意志，却因近6年的“流血、辛劳、眼泪和汗水”而心力交瘁。但丘吉尔仍是议会成员，并于1951年再度出任首相。虽然身体每况愈下，但他还是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干了4年，直至1955年辞职。他仍然是一位深受爱戴的国家人物，还凭借自己所著的六卷《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1965年，丘吉尔以91岁高龄在家中安静地离世。
当然，斯大林不可能被赶下台，他决心为苏联红军在战争中付出的可怕牺牲寻求领土补偿：约有1000万人牺牲，超过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的总和。斯大林强势地控制了整个东欧，特别是波兰，这激起了西方国家的抵制，冷战紧随二战之后拉开了序幕。这场冲突于1953年3月5日74岁的斯大林因中风去世时达到顶峰。
虽然战败投降，但是裕仁仍旧保留了天皇之位，这是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唯一条件。虽然裕仁继续受到日本民众的崇敬，甚至是膜拜，但他的统治角色大部分只是象征性的。战争期间，几乎所有的政策决定都是将军们做的。战后依旧如此，只不过做决定的不再是日本军队的军部，而是盟国的全权代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他以天皇之名施加统治。战后裕仁天皇继续在位44年，于1989年1月去世，终年87岁。
为了安抚盟军阵营中那些坚持要审判裕仁的人，美国人把东条英机大将描绘成日本战争野心的真正始作俑者。他意识到自己即将被捕，于是请医生用木炭在胸前画出心脏的准确位置，随后向医生画出的地方开枪自杀。但子弹并未打中他的心脏，他活了下来。康复后，他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战争罪名义逮捕和审判。庭审中，他揽下了发动战争的全部责任，并于1948年12月23日被处以绞刑。
埃里希·雷德尔也被逮捕并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接受战争罪行审判。作为开战时的德国领导层成员，他被判处终身监禁，不过9年后的1955年9月就因健康状况不佳获释。他的余生在平静中度过，写写回忆录，有时参加老兵聚会。雷德尔于1960年11月6日去世，终年84岁。
邓尼茨也在纽伦堡被判犯下战争罪，法庭的主要依据是他发动无限制潜艇战，认为这违反了1936年关于人道使用潜艇的国际条约。辩方出示了切斯特·尼米兹海军上将的书面证词，承认太平洋上的美国潜艇指挥官也采取了近乎相同的作战原则。结果邓尼茨只被判刑10年，不过实际上还是比雷德尔多服刑一年。他于1956年10月被释放，在德国北部的一个小镇平静度日。直到去世前，他都始终坚称自己只是一名忠于职守的职业海军军官。邓尼茨于1980年平安夜因心脏病去世，终年89岁。
日本海军的众多将领没能在战争中活下来。1943年山本五十六在布干维尔岛上空被击落毙命，南云则于1944年美军攻占塞班岛后举枪自尽。一些活过了战争的人却选择在战争刚刚结束时自杀。有些人选择了日本传统的切腹，例如大西泷治郎，还有些人则向自己痛恨的美国佬发动了象征性的最后攻击。8月15日，就在裕仁的投降诏书广播当天，组织了“神风特攻”的宇垣缠写下最后一篇日记，爬进特攻飞机座舱起飞，亲自发动了自杀式攻击，其他十几名飞行员坚持随他一同前去。宇垣缠通过无线电报告说自己正准备撞击敌舰，但是这天并没有发生过“神风”攻击的记录，后来人们在冲绳附近的伊平屋岛上发现了他的飞机残骸。
代表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签署投降书的陆军大将梅津美治郎，后来被逮捕、审判，因发动侵略战争而被判有罪，终身监禁。三年后，他在67岁生日的4天后死于癌症。在最后阶段统领日本海军的海军大将丰田副武，也被逮捕并被控犯有战争罪。尽管他批准了“神风攻击”，并坚持主张——尤其是在遭到原子弹轰炸之后——日本应战至最后一人，但他还是被法庭无罪释放，他也是日军最高领导层中唯一被判无罪的人。之后他又活了十年多，1957年因心脏病去世，终年72岁。(https://www.daowen.com)
承受了马里亚纳海战之败，并在莱特湾海战中指挥了诱饵舰队的海军将领小泽治三郎没有被捕。他只是回了家，再也不提当年的事，并于20年后的1966年离世，终年80岁。同样，在胜利几乎唾手可得时却率军撤离了莱特湾的栗田健男也没有被捕。战后他改行当了按摩师，与女儿一家生活在一起，寄情园艺。他没有写过回忆录，只在1954年接受过一次采访，受访时他承认从萨马岛撤退是一个错误，但他当时已“极度疲劳”。他一年两次参拜靖国神社，除此之外从不谈论关于战争的话题。1977年，88岁的栗田寿终正寝。
战后法国也进行了清算。战争刚一结束，那些抵抗组织成员和不过是憎恶维希政权的人就对通敌者进行了可怕的报复。虽然记录并不完整，但应当有多达1万人被正式法庭或临时法庭审判、判处死刑并处决。而在官方层面上，在所谓的“锄奸行动”中，法国高等法院以叛国罪又判处6000人死刑；最终只有767人被处决，其余所有人都被减刑。被处决者当中最出名的当数亲德派总理皮埃尔·赖伐尔，他曾傲慢地宣称法国要自卫，来抵御盟军对北非的入侵。同样被法院判处死刑的还有海军将领让·德拉博德，1942年他未允许土伦的法国舰队加入盟军。与赖伐尔不同，德拉博德后被改判终身监禁，又在仅一年后的1947年6月被释放。他之后又活了30年，于1977年7月去世，终年98岁。
拉法埃莱·德库尔唐是意大利海军的最后一任总司令，1944年他在布林迪西加入维克托·伊曼纽尔国王和巴多利奥的政权，并继续在意大利政府中担任海军大臣，直至1946年12月，当时他以辞职抗议《巴黎和约》对意大利海外殖民地的剥夺，以及将伊斯特拉半岛划归南斯拉夫。1952年，他成为一家航运公司的总裁，1959年退休，于1978年距90岁生日仅差一个月时去世。
在胜利者这一边，敦刻尔克和诺曼底的英雄伯特伦·拉姆齐没能活着看到战争结束。1944年12月，德军发动阿登反攻，也就是后来所说的突出部战役，拉姆齐决定从巴黎飞往蒙哥马利的指挥所，看看自己能不能帮上忙。他的飞机虽然成功起飞，但几乎立即失去了动力，栽到了地上，飞机上所有人不幸遇难。
率领盟军在地中海赢得胜利的安德鲁·坎宁安海军上将活到了战争结束，并成为第一海务大臣。1945年后，他以这一身份督导了英国皇家海军向和平状态的过渡，在战后几年预算大幅度削减时维持了这一军种的正常运转。1945年，他受封为海恩德霍普男爵，1946年又晋升子爵。次年他便退居乡间，偶尔会出席上议院会议。坎宁安于1963年6月去世，享年80岁。他被海葬于朴次茅斯附近的英吉利海峡，这与他的经历十分相称。
菲利普·维安，1940年在约星峡湾追击“阿尔特马克号”，1941年配合击沉“俾斯麦号”，1942年至1943年护卫船队驶往马耳他时击退了来自空中和海面的反复攻击，1944年在诺曼底指挥英国海军部队，1945年率领一支英国海军航母舰队开到太平洋，1948年晋升为本土舰队司令，1952年以海军元帅军衔退役。他后来在伦敦成为一位成功的银行家，于1968年在家中去世，享年73岁。
一向板着脸、说话直截了当的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欧内斯特·J.金也于战后退役，定居华盛顿，担任美国海军历史基金会主席。1947年，他经历了一次严重的中风，此后大部分时间都在毗邻华盛顿的贝塞斯达海军医院以及缅因州基特里的养老院度过。他于1956年6月25日在基特里因心脏病去世，享年77岁。
1945年，切斯特·尼米兹接替金担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并主持了美国海军的大裁军，将在役军舰从战时巅峰期的约6.5万艘（包括武装登陆艇）缩减至1947年的1000艘出头。当年，他从海军退役，先搬至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克利，之后又迁居旧金山湾里的耶尔巴布埃纳岛（Yorba Buena Island），这座岛位于奥克兰海湾大桥中段下方。尼米兹于1966年2月在那里去世，享年80岁。
许多认识雷蒙德·斯普鲁恩斯的人都说他颇具大学教授的风范。这话不假，战争结束后，斯普鲁恩斯成为位于罗得岛州纽波特市的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第26任校长，并在这一岗位上干到两年后退役。之后，他担任美国驻菲律宾大使至1955年，然后他追随朋友兼老上级切斯特·尼米兹移居加利福尼亚，在蒙特雷附近的佩布尔比奇定居。斯普鲁恩斯于1969年12月在那里去世，安葬在金门国家公墓，与尼米兹为邻，享年83岁。
在太平洋战争期间与斯普鲁恩斯轮流执掌“大蓝舰队”的威廉·弗雷德里克·哈尔西在1945年晋升为海军五星上将。这一晋升原本犹豫未决，因为法律规定美国海军只有四个五星上将的名额，金、尼米兹和威廉·D.莱希（罗斯福总统的幕僚长）占据了三个，只剩下最后一个。杜鲁门总统最后之所以选择晋升哈尔西而不是斯普鲁恩斯，是因为哈尔西于1942年组织了早期的航母空袭，大大提振了国民士气。在接受了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的一大笔预付款后，哈尔西将他的回忆录口述给了约瑟夫·布赖恩，他在弗吉尼亚大学时一位好友的儿子。但他在这本书中对莱特湾海战的评论过于自私，因而没能增加他的公众声誉。1953年，哈尔西承认写这本书是一个错误。后来他移居纽约，出任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董事，1959年8月16日因心脏病去世。他被安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
至于其他的人——经历过这场海上战争洗礼的海军上校、中校、上尉、飞行员、炮手、机械师、水手长、潜艇兵、密码破译员、报务员和雷达操作员、造船厂工人、商船水手，以及成千上万来自各国的其他人，各支海军的老兵们——他们回了家，重新开始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