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破交战（三）
1942年秋季也是全球破交战的转折点，从这时开始，盟军在与德国潜艇的鏖战中开始占据并坐稳了优势。但这一点起初很不明显。1942年10月，德国潜艇击沉了89艘盟国舰船，吨位总计达到583690吨——其中仅一支船队（SC-107）就损失了15艘船——11月则达到126艘船，超过80万吨。丘吉尔致信罗斯福：“这些雄伟的舰船建造时的场景，满载着宝贵的食物和军火出海的场景，以及被击沉的场景——每天三四艘——日夜折磨着我。”1
破交战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折磨和痛苦。在12年前的1930年伦敦会议上，美国时任国务卿、此时担任罗斯福战争部长的亨利·史汀生曾宣称：“使用潜艇有违全人类的良知。”对此，史汀生预言道，无论加以何种限定，“操作潜艇的官兵们都将面临无法抵御的强烈诱惑，采用最直接有效的方式来实现眼下的目标”，就是残酷地击沉敌方非武装商船。后来的战争证实了史汀生的先见之明，总会有各种事件再三证明潜艇战的特别危险之处。1942年9月中旬，这样一个事件再次不期而至。2
当月，邓尼茨派出数艘大型Ⅸ型潜艇前往好望角阻击往返中东的英国船只。9月12日，在驶往好望角的途中，U-156艇长维尔纳·哈尔滕施泰因海军少校在塞拉利昂以南看见一艘大型邮轮，吨位为19650吨的“拉科尼亚号”。它原本是英国的一艘豪华邮轮，后被改装成运兵船，用于向中东运送部队。哈尔滕施泰因指挥U-156尾随该船长达数小时之久，终于等到了天黑。晚上8点刚过，他发射了两枚鱼雷，全部命中。正当U-156在重创的“拉科尼亚号”近旁游弋时，哈尔滕施泰因发现该船严重倾斜，难以放下救生艇，数百人只得直接跳进海中。有些落水者拼命呼救，而且用的是意大利语。救上一些落水者之后，哈尔滕施泰因惊讶地发现：“拉科尼亚号”上载有1800名意大利战俘——是他的轴心国盟友，他们正从埃及被送往英国本土。哈尔滕施泰因决定尽力多拯救这些落水的意大利盟友。打定主意之后，他立即用无线电联系了凯尔内瓦尔的邓尼茨，恳请向他的坐标位置多调派一些潜艇，帮他一起救人。邓尼茨同意了，随即又有一些潜艇赶到现场，许多幸存者最终被救上了U-156和其他潜艇。到了这时候，哈尔滕施泰因已经救起了400多人，绝大多数都是意大利人，也有英国人和波兰人，包括一些妇孺。哈尔滕施泰因将尽可能多的幸存者救上了潜艇，并将另一些人安置在了救生艇里，U-156号潜艇就像拖拉玩具那样拖着这些救生艇。随后，哈尔滕施泰因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用英语广播了一则无线电消息，公布了自己希望拯救这些幸存者的意愿，并保证不会攻击前来救援的任何盟国舰船。3
盟军收到了消息，却怀疑这是个陷阱，柏林方面也拒绝为哈尔滕施泰因的个人行为负责。邓尼茨只得向维希法国政府求援——维希法国此时仍保持着名义中立。应邓尼茨的请求，维希法国从达喀尔派出一艘船前去救援。不过，就在法国船到达之前，从阿森松岛起飞的一架美国轰炸机发现了浮在海面上的U-156号潜艇，尽管哈尔滕施泰因下令在U-156前甲板上升起巨大的红十字旗，但美机仍然发动了攻击。一枚炸弹落在了救生艇中间，多人当场身亡，还有许多人落进了海里。U-156也受了伤，但幸免于难。哈尔滕施泰因当即命令切断牵引绳，放弃了进一步救援的打算。在此次事件中，有1000名意大利战俘死亡，另有600名“拉科尼亚号”的乘客和船员遇难。4
1942年9月12日，U-156（前）和U-507（后）在搭救“拉科尼亚号”的落水者
来源：维基百科
邓尼茨从这场悲剧中吸取了一个教训，哈尔滕施泰因冒险拯救幸存者是愚蠢的。虽然原来也有过不要管幸存者的命令，但很多艇长还是习惯性地想保证救生艇里的幸存者们有食物吃，有淡水喝，有时候还会为他们指明前往最近的陆地的方向。此次事件后，邓尼茨下达了更为明确的新指示。在这条后来被称为“‘拉科尼亚号’命令”的指令中，邓尼茨指示潜艇部队禁止“一切试图拯救沉船幸存者、将其从海里救出或帮其乘上救生艇的努力”。还不能“为幸存者提供食物和淡水”。“心要狠一点，”邓尼茨命令道，“要记住，敌人轰炸德国城市时没考虑过妇女儿童。”5[1]
哈尔滕施泰因、U-156和其余那些奉命前往南非的潜艇继续向前执行预定任务，在好望角附近击沉了27艘船。邓尼茨甚为满意，认为这场万里奔袭“大胜而归”。的确，德国潜艇在11月击沉了802160吨船只，创造了开战以来的纪录，这是二战爆发以来潜艇部队最成功的一个月，这也是心急如焚的丘吉尔给罗斯福写了上文中那封信的原因。尽管如此，邓尼茨仍有些失望，那126艘盟国船只中仅有29艘来自至关重要的HX或SC船队。这些船队的航线西端已经不再是哈利法克斯，而换成了纽约。邓尼茨确信，破交战的关键战场是北大西洋。为了切断英国人赖以生存的海上生命线，一方面，他需要更多的潜艇，另一方面，他需要更多的人手开着新入列的潜艇到能发挥最大作用的海域去。邓尼茨不知道的是，这个机会很快就会来了，讽刺的是，他之所以得到这个机会，是因为德国海军一次船队拦截作战的失败。6
这就是JW-51B船队。盟军在北非站稳脚跟后便恢复了走北角航线前往苏联的船队。自从1942年7月PQ-17船队在巴伦支海上遭到屠杀之后，西方盟国暂停了往苏联派遣护航船队的行动，其间唯有1942年9月破例尝试了一次。新船队的出发地由冰岛改为苏格兰的尤湾，将航线代号由PQ改为JW，从“51”开始编号。因此，1942年12月首次跑这条新航线的船队编号为JW-51，船队又分成两组，分别为JW-51A和JW-51B。由16艘商船组成的JW-51A未遇任何袭扰，于圣诞节顺利抵达摩尔曼斯克。JW-51B编有14艘商船，为其贴身护航的是一支由6艘驱逐舰和5艘更小型军舰组成的舰队，还有一支由英军2艘巡洋舰（“谢菲尔德号”和“牙买加号”）组成的掩护舰队。德国人发现了JW-51B船队，出动一支水面舰队前往巴伦支海实施截击。
德军舰队包括“希佩尔海军上将号”重巡洋舰、“吕佐夫号”袖珍战列舰以及6艘驱逐舰。其实力强大到让柏林产生了将船队一网打尽的幻想。但事实并未如此发展。元旦前一天，“希佩尔海军上将号”击沉了英国小型驱逐舰“荆棘号”（HMS Bramble），但随即遭到2艘英国轻巡洋舰的顽强反击，一发炮弹射进了“希佩尔海军上将号”的轮机舱，迫使德军舰队放弃战斗，退出战场。JW-51B船队的14艘商船于1943年1月6日安全抵达摩尔曼斯克。消息传到柏林之后，希特勒大发雷霆。这显然是雷德尔那些巨大、昂贵而且毫无用处的水面战舰的又一次丢人现眼。7
累月以来，希特勒对雷德尔和他偏爱的战列舰与巡洋舰的疑虑与日俱增。戈林和约瑟夫·戈培尔两人又在一旁火上浇油。戈林抱怨说，他的德国空军经常被要求去保护海军的大型战舰，在戈林看来，这类要求既浪费航空燃料，又捆住了他的手脚；戈培尔则抱怨说德国海军经常不经过宣传部的审核就擅自发布新闻。在一片批评声中，德国水面舰队又在元旦前一天出击失败，这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希特勒爆发了。8
挨骂的是特奥多尔·科朗克，他曾于1940年指挥“舍尔海军上将号”袖珍战列舰长途奔袭，破交后凯旋。不过，这次他的运气不好，当“希佩尔海军上将号”和“吕佐夫号”没能给船队造成任何打击就仓皇撤退的消息传到柏林时，海军司令部的值班首长恰好是科朗克。希特勒叫来科朗克，说德国海军是国家的耻辱，科朗克就立正，静静听着元首的咆哮。希特勒叫嚷着要把水面舰队全部拆掉，把舰炮拿去当岸炮，再把水兵打发到潜艇部队去。科朗克忍不住了，他向希特勒指出，此举会把英国人求之而不得的巨大胜利白白送给他们。然而，希特勒根本不为所动，决定召雷德尔来当面下达命令，但雷德尔称病不来，他可能是指望元首过几天就会冷静下来。9
但希特勒没能冷静下来。5天后，在贝希特斯加登的“鹰巢”里，希特勒像前次呵斥科朗克一样对雷德尔咆哮了很久，雷德尔后来称之为“痛斥”。希特勒吼了一个小时，像老师对学生一样给雷德尔上了一堂世界历史和海军战略课，他说德国海军简直是其他军种的累赘。“轻型舰艇现在能承担绝大部分战斗了，”希特勒宣称，“无论大型舰艇何时出海，轻型舰艇都不得不伴随行动。不是大型舰艇保护小型舰艇，而是反过来了。”不仅如此，真正激怒雷德尔的是，希特勒断言德国海军已经忘记了该如何战斗——一旦战斗开始，他们经常不能打到分出胜负为止，而总是一触即溃。希特勒还坚称，大型舰艇已经过时了。希特勒认为，与骑兵一样，大型舰艇在现代战争中已经没有意义。因此，他让雷德尔赶紧准备一个方案，安排全部大型舰艇尽快退役，同时研究应该把舰炮安置在何处。10
雷德尔立即递交了辞呈。此前他曾两次请辞，每次都被希特勒成功挽留。但这次希特勒不打算留他了。66岁的雷德尔向希特勒建议，可以考虑让罗尔夫·卡尔斯海军上将或邓尼茨接替自己的位置。由于卡尔斯与雷德尔一样都是大舰巨炮主义者，所以希特勒选择了潜艇部队司令接任德国海军总司令。这样一来，邓尼茨终于可以将他长久以来主张的破交战略付诸实施了。11[2]
二战刚爆发时，邓尼茨宣称，给他300艘潜艇他就能逼降英国。他认为，这一数量可以确保有100艘艇在大西洋上战斗巡航，其余200艘则进行训练、补给或在往返途中。1943年1月，当邓尼茨开始执掌德国海军的帅印时，德国海军真的有了300艘潜艇，其中有许多是最新的型号，它们在技术上比1940年时邓尼茨的那些潜艇强多了。此外，德国的技术人员终于解决了鱼雷的问题，还进行了改进，研发了一款新型的“弹簧鱼雷”，可以在船队航线上来回往返，航线无法预测。
但另一方面，这300艘潜艇中投入大西洋破交战的比例过低了。很多（邓尼茨觉得实在太多了）潜艇都被派到了北冰洋、地中海或波罗的海等地，这样分配到北大西洋的仅有五六十艘。不仅如此，德国潜艇部队在1942年损失惨重，这意味着相当数量的新潜艇都要由比较年轻的艇长指挥，很多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而绝大多数艇员都是刚刚服役的新兵，几乎没受过专门培训，有些人甚至根本没接受过任何培训。U-353的艇长沃尔夫冈·勒莫尔（Wolfgang Römer）感叹自己的部下中有80%都是第一次出任务的十几岁新兵。就凭着这支部队，邓尼茨还憧憬着在1943年的春夏之际与盟国船队来一场大决战。12
盟国也准备摊牌了。1943年3月1日，三个英语国家的海军将领聚首华盛顿，要在大西洋战场上划分责任区。三国一致同意：英国和加拿大主要负责北大西洋船队的护航，而美国主要负责西半球和中大西洋船队（诺福克和北非之间）的安全。盟国也进行了一系列技术改进。此时，盟国护航舰艇的声呐/“潜艇探测器”已经更新换代，性能大为提升。更重要的是，许多盟国舰艇装备了最新型的“271”型雷达，它装有圆形平面位置显示器，既能显示目标的距离，也能显示其方位。这些高科技装备令盟国舰艇具备了夜“视”能力，抵消了德国潜艇先前在夜间水面攻击方面的优势。
盟国的另一项创新是所谓的“刺猬”弹。此前，军舰在用深水炸弹攻击潜艇时必须从其正上方驶过，把圆桶状的深水炸弹从舰尾的专用投放架上滚到海里去。新发明的“刺猬”装置其实是一种迫击炮，装在军舰前甲板上，一次齐射可以将24枚65磅重的深水炸弹以椭圆形散布发射至舰艇前面和两侧。（深水炸弹射出去以后，空的迫击炮架像刺猬发怒时竖起的刺一样，“刺猬”由此得名。）最后，盟国的飞机产量大幅增加，这对于保护航运来说同样具有决定性意义。配备雷达的美国“卡特琳娜”、英国“桑德兰”和美国B-24“解放者”常从冰岛起飞，在空中为盟国船队提供警戒。许多盟国飞机携带着装有声自导装置的最新型空射反潜鱼雷，它们能自动追踪水面下潜艇螺旋桨发出的声音。13
恶劣的天气对双方都有影响，但它对潜艇的影响比对船队更为严重。在北大西洋上艰难跋涉时，商船上的水手们可能会诅咒风浪滔天的大洋和冰冷的浪花，而潜艇比商船小多了，它们在巨浪中能稳住不沉就不错了。1月的一天，邓尼茨在战争日记中发牢骚道：“一切似乎都如此狂暴，无法控制。”一位潜艇艇长也曾这样描述过，在“山一般的海浪”蹂躏下，潜艇如同“一步一叩首的钢贝壳”。潜艇军官们不得不用安全绳把自己拴在小小舰桥指挥塔的金属围栏上。而由于乌云遮住了星星，他们也常无法导航，巨浪也会遮住瞭望员的视野。正如邓尼茨后来所指出的：“在这种环境下别指望有什么大胜。”14
水兵们将每枚重65磅的深水炸弹装到“刺猬”发射器上。每枚炸弹装有重35磅的触发式铝末混合炸药弹头，命中一枚就足以击沉一艘潜艇。“刺猬”发射器向前方发射，这使得护航舰艇能够在对付潜艇时主动进攻
来源：美国海军历史与遗产司令部
他们的战果的确乏善可陈。在整个1942年12月里，德国潜艇仅击沉了23艘船，其中13艘都是当月月底在ONS-154船队中击沉的。1943年1月，击沉数降到8艘。1943年2月，德国潜艇的战果终于稍有改观，一个月内击沉了35艘船，其中包括西行返回北美的ON-166船队中的14艘空船。但凯尔内瓦尔的德国潜艇总部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因为此战中，由2艘美国海岸警卫队小型武装快艇和6艘驱逐舰（加拿大4艘、英国1艘、波兰1艘）组成的护航舰队击沉了3艘德国潜艇。德军每损失1艘潜艇平均只能换掉4.6艘货船——这是不可持续的。邓尼茨认为，要确保最终胜利，就必须每月击沉120艘船，而这一损失率意味着德国每个月要丢掉26艘潜艇，而他们在整个北大西洋仅有47艘潜艇。1943年3月，天气终于好转，德国潜艇部队才再次取胜。这次，它们的目标是从北美洲出发东行的HX-229船队。15
HX-229船队由40艘商船组成，是一支“快速船队”，3月8日从纽约出发。船队起初由一支当地护航舰队护卫，3月14日，一支由4艘驱逐舰和1艘轻型护卫舰组成的大西洋中部护航舰队接管了船队。德国海军的密码破译人员截获了一条密电，得知了这支船队的航线和航速，3月15日，德国U-91号潜艇发现了这支船队，艇长海因茨·沃克灵（Heinz Walkerling）将其坐标报给了凯尔内瓦尔。邓尼茨随即派出三支“狼群”前去截击。此外，当这三支“狼群”抵达目标位置时，HX-229船队追上了另一支SC-122“慢速船队”，这支“慢速船队”由60艘商船组成，于3月5日驶离纽约港。这意味着，当这三支“狼群”接近目标时，方圆150英里的范围之内有100艘船，由14艘护航舰保护。邓尼茨想要消灭这数量惊人的目标，于是，他调集了附近的全部潜艇——总数达到37艘——向这两支船队杀来。16
HX-229船队的船员们忙于对付巨浪，无暇他顾。船只吃力地朝着东北方向行驶，尾随浪不断掀起各船的船尾，不停地把船体推向前下方，纵摇严重。船员们被颠簸得头晕目眩。海上有时会出现大浪吞没船尾的情况，术语称为“艉淹”，成吨的海水沿着甲板从船尾冲向船首。3月16日，潜艇攻击开始。当天时近满月，零点刚过，一名下级军官突然看到“两条泛着荧光的水痕在海面上并排快速移动，向船队快速斜插而来”。他连拉响警报的时间都没有，只能紧握着护栏，眼睁睁地盯着这两条航迹：“上个瞬间它们还是两条航迹，眨眼间就是两声巨响。”17
攻击一旦开始，便持续了一整夜，商船舷侧的爆炸此起彼伏。黎明到来前，潜艇已经击沉了10艘船，吨位总计77500吨。第二天，盟军向这里增派了几艘护航舰，另外还从冰岛调来一部分远程轰炸机。圣帕特里克节（3月17日）这天，盟国护航舰一整天都在搜索潜艇的蛛丝马迹，向任何可能藏有潜艇的海面进行深弹轰炸，同时把“刺猬”弹抛入水下，逼迫德国潜艇不敢靠近。2艘潜艇赶到了船队前方，潜入水中，又击沉了2艘靠近的商船。从冰岛赶来的飞机遏止了德国潜艇的昼间进攻，但邓尼茨毫无退缩的念头。他下令不要管飞机，“全速追击”。黑夜降临之后，大屠杀继续。恶战持续了三天三夜。到3月19日邓尼茨下令收兵时，他的潜艇总共击沉了22艘船，吨位总计146500吨，代价仅为损失1艘潜艇。邓尼茨写道，这是“我们对单支盟国船队取得的最辉煌的一场胜利”。18
整个3月间，德国潜艇在北大西洋击沉了84艘船，吨位合计超过50万吨。再加上其他战场的损失，盟国全球损失船只总计吨位达到惊人的63.5万吨。一些人担心德军即将实现战略突破。邓尼茨也希望这次对HX-229和SC-122船队的屠杀能成为破交战的转折点。然而，事情的发展并非如邓尼茨所愿，事后证明，这次大屠杀只是德国潜艇部队的顶点。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虽然天气大为好转，但德国潜艇在北大西洋击沉的船只数量却急剧下降：4月降为32艘，5月更是只有6艘。19
其中有诸多原因。除了271型雷达和“刺猬”弹之外，英美两军还在1943年春装备了两种新型舰艇为船队护航。其一是小型辅助航母。这种“婴儿平顶”最初是在货轮船体上改造而来，可以在整个航程中为船队提供空中掩护，或者至少能在天气允许时提供掩护。这些小航母只能搭载几架飞机，但那都是美制TBF“复仇者”，经过改装可以携挂深水炸弹。第一艘小型护航航母“博格号”（USS Bogue）于1942年9月服役，1943年2月正式加入舰队，3月首次参战，为HX-228船队护航。很快，更多同型舰接连加入。到了1943年5月，几乎每支船队都照例有一艘辅助航母为之护航，这极大地提升了护航力量。正如原德国U-230潜艇艇长赫伯特·维尔纳在其经典回忆录《铁棺材》中所写：“船队护航队自带空中防御，这碾碎了我们潜艇战的基本概念。”20
另一种新型护航舰被称为“护航驱逐舰”（编码为DE），这是一种小型驱逐舰，第一艘该型舰“班顿号”（USS Bayntun）于1942年6月下旬下水，1943年1月移交给英国皇家海军。每艘护航驱逐舰排水量仅1360吨，比标准驱逐舰要小一些，但比英国的轻型护卫舰还是大一些。它们装有3英寸舰炮，这种火力在任何水面作战中都只能陷于绝望，但它们配有声呐、雷达、深弹投放架、“刺猬”弹等等，是对付潜艇的利器。美国最终建造了500多艘这种轻便好用的小型战舰，其中78艘被转让给了英国皇家海军，英国人称其为“护卫舰”。从整个1943年直到二战结束，护航驱逐舰一直都是船队护航舰队的主力。
对护航而言，这两种新型舰艇固然重要，但更具决定性的还是盟国于1943年3月19日取得的一项突破——HX-229和SC-122船队作战的最后一天——这一天，布莱奇利庄园的密码破译团队再度破译了德国海军版本的“恩尼格玛”密电。1942年2月时，德国海军版“恩尼格玛”密码机上加装了第四个转子，盟国顿时丧失了破译邓尼茨密电的能力。13个月之后的此时，他们又能解读这些重要电文了。这使得英国海军部贸易办公室的协调官们得以监控德国潜艇的位置，再引导船队调整航线以避开它们。邓尼茨也察觉到盟国船队有意识地避开了他的潜艇，但密码破译人员向他保证“恩尼格玛”密电是无法破译的，于是邓尼茨推测这是因为英国人和美国人使用了机载远程雷达来监视自己的“狼群”。正如邓尼茨书中所写，他认为机载远程雷达能“以较高精度发现德国潜艇编队，能让船队采取相应的规避措施”。事实上，虽然双方当时都不知道，但英德两国都能破译对方的密电，历史学家克莱·布莱尔称这种局面为“大洋上的巨大棋局”。邓尼茨引导“狼群”拦截船队，而英国人则指示船队改变航线以躲避“狼群”。在这场大棋局中，盟国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21
像美国海军“布雷曼号”（DE-104）这样的护航驱逐舰只比英国的轻型护卫舰稍微大一些。请注意它的开放式舰桥及2门3英寸舰炮。美国打造了多个级别的这种轻便好用的小舰，用于护航和反潜，其中多艘后来移交给了英国和法国
来源：美国海军学会
1943年4月17日，美国海岸警卫队巡逻艇“斯宾塞号”投下的深水炸弹摧毁了德国潜艇U-175
来源：维基百科
这众多因素在1943年5月上旬的破交与反破交战中发挥了明显的作用。其中两场战斗最值得一提。其中之一是围绕着ONS-5船队的战斗，这支西行（因而空载）的“慢速船队”由42艘船组成，为其护航的有来自英国和加拿大的8艘军舰。船队以7.5节航速，沿“之”字形航线，在北大西洋的严寒中艰难西行，不时路过一些小型冰山。4月28日，德国潜艇U-650发现了这支船队，便立即上报凯尔内瓦尔，邓尼茨迅速调集14艘潜艇前去进攻。当时正刮着十级大风，盟军飞机无法起飞，德国艇长们都觉得这次能打赢。4月28日至29日一整夜，这些潜艇三两成群，从左右两侧对这支船队发动了攻击，但一夜激战之后，竟没有一艘潜艇能成功突破防御圈，仅仅击沉了一艘船。此后，这支“慢速船队”继续西行，德国潜艇一连两天紧跟不舍，不断袭扰。恶劣天气还在持续，盟军飞机仍旧无法起飞，但这也让德国潜艇很难抢占攻击阵位。但在此之后，运气便远离了盟军。邓尼茨已在更靠西的位置提前部署了另一批潜艇以截击另一支船队，5月4日，ONS-5船队遇到了它们。
5月4日晚，ONS-5船队遭到了不少于43艘潜艇的攻击——这是二战中德国潜艇数量最多的一场战斗。潜艇的数量居然超过了商船，这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是夜，潜艇击沉了6艘船。美国油轮“萨佩罗号”上的一位船员眼睁睁地看着两枚鱼雷从船首前方区区数码之外疾驰而过。鱼雷继续飞驰，准确命中了相邻纵列中的一艘商船爆炸。这艘倒霉的商船在数秒钟之内接连挨了两枚鱼雷，迅速沉入了海底，现场海面上仅仅留下了“一条孤独的救生筏在一团污水中缓慢地打转”。22
邓尼茨命令参战潜艇必须赶在船队进入纽芬兰盟军飞机的空中保护伞之前将其彻底消灭。这些潜艇也的确竭尽所能，在5月5日一晚发动了多达25次进攻。但一场浓雾让能见度几乎降为零。得益于雷达，盟国舰艇在雾里也能看清周围，而德国潜艇则变成睁眼瞎。这使得盟军护航舰转守为攻。英国海军“维德特号”（HMS Vidette）驱逐舰使用“刺猬”弹击沉了U-125号潜艇，“侏羚号”（HMS Oribi）驱逐舰撞沉了U-531号潜艇，而驱潜艇“鹈鹕号”（HMS Pelican）则投放深水炸弹摧毁了U-438号潜艇。这种不对称战斗打了一夜。护航队指挥官，英国皇家海军彼得·格雷顿上校在其战报中特别提到，“所有盟军舰艇在作战时都积极主动。没人需要别人告诉他们怎么做，他们之间的通信彰显了勇气和智慧”。黎明到了，经过一夜激战，护航舰队总共击沉了6艘潜艇，重创了另外7艘，而船队无一损失。邓尼茨赶忙叫停攻击。在围绕着ONS-5船队的一系列追击战和阻击战中，双方最终的“总比分”为：盟军有13艘船被击沉，德国则损失了7艘潜艇（护航舰队击沉6艘，纽芬兰的盟军飞机击沉1艘），另有7艘潜艇遭重创。为了摧毁这支防御薄弱的“慢速船队”，邓尼茨前后投入了40多艘潜艇，却遭到惨败。23
两个星期后，围绕着东行SC-130船队的战斗结果更具决定性。这次，邓尼茨调集了25艘潜艇前往攻击这支由37艘船组成，有8艘军舰护航的“慢速船队”。在两天的时间里（5月19日到20日），德国潜艇频繁攻击，而船队非但没损失任何一艘船，其护航舰队反而击沉了3艘潜艇，另击伤1艘。其中一艘被击沉的是刚服役的U-954，全员战死，而艇上的值班大副正是德国海军元帅的儿子——时年19岁的彼得·邓尼茨。24
SC-130船队攻击战的完败让伤心欲绝的邓尼茨相信，北大西洋上盟国船队的防御已经过于强大，他的潜艇部队再也难以取得任何战略胜利了。在5月的一系列破交战中，德国海军总共付出了41艘潜艇及其所有官兵的代价，按照邓尼茨自己的话说，这一切都证明“敌军在防御方面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邓尼茨命令潜艇部队放弃北大西洋，重新部署到更往南的海域。邓尼茨下达命令的时候，心里肯定想要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重返北大西洋，但当他多年以后回首往事的时候，一切便都很清楚了，“我们这时已经打输了大西洋之战”。25(https://www.daowen.com)
虽然邓尼茨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他其实早就已经输掉大西洋之战了，而其原因却与北大西洋战事并无关联。曾为ONS-5和SC-130两支船队指挥过护航舰队的英国皇家海军军官彼得·格雷顿，将盟国对阵德国潜艇的胜利归功于诸多因素——包括情报、科技和空中掩护——以及“护航舰队官兵们展现出来的作战技巧和勇气”。他的总结非常正确，不过，德国潜艇部队官兵们的“作战技巧和勇气”同样突出。事实证明，除了上述事项之外，决定破交战胜负的另有更具决定性的因素。这便是船舶产能。26
邓尼茨也知道这一点。“如果我们击沉船只的速度赶不上敌方造船的速度，”邓尼茨于1943年4月如此告诉希特勒，“那么我们的潜艇战就终将失败。”事实证明，这才是关键。到了1942年秋末，盟国，尤其是美国，新商船下水的速度开始超过了德国潜艇击沉商船的速度。这一“计算”冷酷无情，因为它不仅忽视了东行船队上物资和补给的惨痛损失，还忽视了沉船船员遭受的痛苦和折磨，幸存者们注定要蜷缩在微不足道的救生筏里，在冰冷的北大西洋上随波逐流，直到他们被拯救为止，而多得多的人却会逐渐死于干渴、饥饿或暴晒。尽管如此，只要盟国的造船速度始终超过德国潜艇击沉商船的速度，邓尼茨就永远无法真正切断盟国的补给线。27
早在战争爆发的5天之后的1939年9月8日，罗斯福就宣布美国进入“有限国家紧急状态”，为大量舰艇建造项目正名。两年后，罗斯福于1941年5月27日宣布进入“无限国家紧急状态”以开启“美国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军备生产”。美国全面参战之后，罗斯福又新设立了战时航运管理局，并任命埃默里·斯科特·兰德海军少将任局长，要求他大力提升造船速度。罗斯福总统的要求很高，兰德要确保1942年新建船舶总计吨位达到500万吨，1943年达到700万吨。这真是壮志凌云！后一个数字意味着每个月必须新建成58.3万吨船只；在整个二战期间，德国潜艇部队仅有3个月度的击沉吨位达到了这个数字。一些业内专家认为这个目标太不实际，甚至荒唐，但罗斯福很快再次提高了标准。1942年2月，乔治·马歇尔致信罗斯福提醒道：如果新造船舶的数量和吨位不能进一步增加，那就无法把登陆法国沦陷区所需的部队和装备运到英国去。马歇尔解释道，要把一个步兵师运至英国本土需要14.4万吨船舶，而运送一个装甲师所需的船舶吨位还要翻倍。照此计算，若想把75万美军运至英国，就必须每个月在现有计划基础上再额外增建18艘船。马歇尔的分析触动了罗斯福，他立刻命令兰德必须在1942年全年新建900万吨船舶，1943年1500万吨。后一个数字意味着每个月新建船只吨位要达到125万吨，而这个数字是德国潜艇部队永远也追赶不上的。正如一位英国历史学家后来所指出的那样：“美国人的造船计划简直令人难以置信。”28
实现这些可怕目标的关键在于标准化。二战爆发前，造一艘船就像建造一幢摩天大楼一样：每艘船各自独立设计，单独建造，建成后自然也千姿百态。随着罗斯福在1941年5月宣布进入“无限国家紧急状态”，这一局面就此结束。此后美国的船舶都要遵循标准样式，这样他们就能像亨利·福特造汽车那样来大规模组装船只了。各造船厂可以根据同一套图纸建造数百个船体；全美各地工厂大规模量产零部件，再用火车运至造船厂；焊接取代了铆接。二战期间美国最著名的运输船是从一型英国船发展而来的，它长440英尺，载货量1万吨，航速11节。它的外形的确不够漂亮——私下里人们称它为“丑小鸭”。不过，为了方便宣传，它们后来被改名为“自由轮”。29
为了实现罗斯福的目标，兰德与多位造船厂主签订了合同，（在政府的扶持下）投入巨资新建了几十个造船厂，大部分船厂都拥有六个以上船台。这些新船厂雇用了数以万计的工人，包括征兵体检为4-F级而不符合服兵役标准的男性，以及大量女工。后者引发了相当的抵触，因为造船业长期以来一直笼罩着非男性勿入的行业文化。但女工的到来不可避免，深刻的社会变革随之而来，造船业很快有了自己版本的“女铆工罗茜”，即造船厂里的“女焊工温蒂”[3]。到了1944年，女工在美国造船业劳动力中的占比达到了20%。30
基础设施一旦到位，产量就开始显著增长。一列列火车把原材料运至造船厂，而钢铁原本就已经储存在那里的仓库中了。专攻战时造船的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C.莱恩如此描述了接下来的过程：钢板“首先放进储物架，再送到加工车间里切割、折弯，接下来又被移至组装车间的一栋建筑物里。诸多重10吨到20吨不等的部件即将在这里被焊接在一起。工人们把这些部件摞在船台最前面的滑动垫木或台板上，或把这些部件就地焊接成常常重达45吨的更大的部件。它们随后就被分别吊放在船体相应的位置上”。31
这种流水线生产极大加速了新船的制造。1942年1月时，一艘“自由轮”从铺设龙骨到下水需要250天。到了当年12月就只需要不到50天了。1943年初，波特兰的俄勒冈造船公司在17天之内就造出了一艘“自由轮”，不过这主要是出于宣传需要。尽管如此，在美国东西海岸，几十家造船厂的数百个船台每天24小时三班倒，造船的步伐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其结果自然是原本难以想象的前所未有的极高产量。1942年12月，邓尼茨的潜艇部队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击沉了40多万吨船只，而当月美国新建成船只吨位则首次超过100万吨。此后它们几乎每个月都会超过100万吨，而邓尼茨的潜艇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超过美国人的产量增长曲线（见下表）。32
一艘正在巴尔的摩的费尔菲尔德·伯利恒造船厂建造的自由轮。这艘“自由轮”名为“布雷特·哈特号”，1942年4月19日开始铺设龙骨，40天以后的5月29日就下水了。该船在二战中完好无损。1963年报废拆解
来源：美国海军历史与遗产司令部
美国的工业生产能力，与欧洲东线苏联红军的强大韧劲，一道成为决定二战胜败的最关键的因素。即便如此，美国强大的工业力量也不是无穷尽的，打赢战争需要制造飞机、坦克，特别是舰船，它们在原材料供应的优先权方面却存在激烈的竞争。所有类型的舰船都需要同样的材料和零部件：电动机、焊条、发电机、减速齿轮、轴承、水泵等等，尤其是钢板。如果把全部或绝大部分重要部件用于建造运输船，就必然要削减其他类型舰船的建造数量，包括军舰。正如美国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不造出足够的护航舰艇去保护出海的货船，那么我们哪怕每个月造100艘货船也没有什么好处。”丘吉尔也很赞同这一点，他致信罗斯福，敦促他“尽可能多造护航舰艇”。一份关于商船损失的调查报告显示，有9艘军舰护航的船队要比只有6艘军舰护航的船队少损失25%的船只。事实上，每多造1艘护航舰艇，就能让2艘商船免于被击沉，或者如欧内斯特·金所言，“1艘幸存的船抵得上2艘被击沉的船”。这样，护航舰艇在美国的造船能力中获得了比货船更优先的地位，尽管关于各种原材料应当最优先供应何种舰船的争议还是持续了整场战争。33
虽然存在诸多分歧，但美国强大的造船能力毋庸讳言，美国能够造出各种舰船——运输船和护航舰艇、航母和巡洋舰、登陆舰和登陆艇等等——而且产量空前，这对破交战乃至整场战争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太平洋是破交战的另一个主战场。1943年春天，德国潜艇在大西洋上开始走下坡路，美国的造船速度也加快了，同时，美国潜艇针对日本海运的破交战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虽然美国从战争第一天就开始了“无限制潜艇战”，但起初其战绩却令人失望。太平洋太大了，因此美国潜艇比德国潜艇更大，拥有更好的航程和适航性。但问题是美国的潜艇太少了——仅有55艘大型舰队潜艇以及18艘20世纪20年代建造的老式小型S级潜艇[4]——加起来也就与1939年欧战爆发时邓尼茨拥有的潜艇相当。除了潜艇数量较少外，美军手中的鱼雷数量也极为有限。美军在战争爆发后的头几周里匆忙撤出马尼拉附近的甲米地海军基地，遗弃了超过230枚鱼雷，而美国本土的鱼雷库存却非常少。此外，把这些鱼雷从本土运至太平洋上势必会令本已超负荷工作的航运能力不堪重荷。于是，华盛顿方面指示要节约鱼雷，建议艇长们最好每次只发射一枚鱼雷，而三雷或四雷齐射，不过大部分艇长都选择了无视这条建议。34
更严重的问题是，美国的鱼雷还常常不会爆炸。一名潜艇老兵如是说：“我们的鱼雷也没什么大问题，只有一样——就是不爆炸。”与1940年时的德国鱼雷一样，美国的Mk-14型鱼雷下潜得太深了——比设定深度更深11英尺，这意味着当它们从船底下方通过时，其磁性引信离船体过远，无法引爆。更糟糕的是，有些鱼雷射出去后完全是乱窜，可能会不可控地转向，甚至绕个圈子扑向母艇。那些巡逻归来的艇长常常怒气冲天：自己奔袭3000英里赶到狩猎场，寻找合适猎物，小心潜近目标，进入有利战位，瞄准目标，射出鱼雷，结果却眼睁睁看着鱼雷要么提前爆炸，要么从目标下方钻过去然后消失，或者是撞到船舷后不痛不痒地弹到一边。有几次，鱼雷会射进目标船体，然后再无下文。不止一艘日本舰船船体上插着未爆炸的美国鱼雷安然回港。35
更令人愤怒的是，有时一枚失灵的鱼雷还会招来敌人的凶猛反击，这种事情经常发生。1942年8月14日，“疲倦人”查尔斯·威尔金斯海军中校指挥“独角鲸号”（USS Narwhal）潜艇在日本本州岛附近战斗巡逻，他的一枚鱼雷射出鱼雷管之后短短12秒就自动爆炸了。爆炸声惊动了日军，几艘护航舰立即展开了反击。这些军舰与赶过来的日军飞机一道向潜入水下的“独角鲸号”投放了124枚深水炸弹，这令“独角鲸号”里的美军官兵恐惧至极，一名艇员当场“发了疯”，不得不被捆起来。“独角鲸号”在这场狂轰滥炸中侥幸存活了下来，回港后，威尔金斯艇长也加入了抱怨鱼雷的行列。美国海军军械局的技术专家们对报上来的这些鱼雷故障即便不是不屑一顾，也是相当怀疑，将其归因于潜艇官兵们射术不精。一位潜艇老兵曾愤怒地指责过这些专家，他们的态度就是：“先别急着抱怨鱼雷故障，先证明这些问题不是出于你们自己的原因。”后来，美国海军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克服了官僚们的抵触，逐一找出并解决了这些技术问题。36
太平洋战争初期，美军潜艇艇长们接到的指示是集中攻击日本军舰，这是美国对日破交战战果令人失望的另一个因素。1939年发布的美国潜艇部队作战条令要求“潜艇的主要任务是攻击敌方的重型舰艇……战列舰、战列巡洋舰或者航母”。可以想象，如果换成邓尼茨，他会发布何种作战条令。邓尼茨很清楚，要对一个岛屿国家发动潜艇战，就必须重点攻击其赖以生存的货船，特别是油轮。邓尼茨的策略在太平洋上也完全适用，日本之所以冒险主动发起太平洋战争，正因为急需石油。然而，战争爆发后一连数月，美国潜艇都在忙于追杀日军的大型战舰，并未重视那些航速缓慢的“丸”（指日本的商船）和油轮。美国潜艇数量本来就少，还承担了许多邓尼茨认为是辅助性的，甚至是愚蠢的任务，例如接送突击队登陆或运输补给物资。最终，美军决策层调整了美国潜艇的作战优先级，但在太平洋战争第一年中，上述种种因素严重制约了美国潜艇部队的作战效能。37
太平洋上几乎没有出现过大西洋所特有的大规模护航战。其中一个原因是日本很少组织大规模的商船队。虽然日军会以重兵护航运兵船，但日本商船基本上都是独自航行，有时它们也会三两成群，只有一艘驱逐舰护航，不过，一艘日本油轮则可能会有两艘甚至三艘军舰为其护航。另一方面，美国人也不组织“狼群”。美国潜艇都是独行的猎手。据一位美国潜艇艇长回忆：“你会被指定一个地理区域，你可以击沉闯进自己责任区的任何敌船。”战争后期，美国潜艇越来越多，它们也会三两成群配合作战，并被称为“狼群”——这是在有意识地模仿德国人，但这些都是后话。在整个1942年乃至进入1943年以后，绝大多数美国潜艇都还在独自作战。38
理论上，美国潜艇部队的全体官兵都是志愿加入的，不过，很多人都是被海军的老套路“志愿”来的。一名潜艇老兵回忆道，战争之初他去报到参加基本军训，“有人问我们想不想去鱼雷学校受训。没人愿意去。他说这太糟糕了。接着，他命令我们赶紧收拾好水手袋和行李包，第二天早上六点钟，要去华盛顿州的基波特[5]报到”。后来，美国潜艇部队采取了更为严格的招收标准。在潜艇里待60天，不仅对体力是个严峻的考验，还会抑制艇员的主动性。“潜艇里空间实在有限，”“乌贼号”（USS Cuttlefish）艇长戴维·B.贝尔回忆道，“感觉就像待在一只瑞士手表里。”在漫长的战斗巡逻期间，大家与战友们朝夕相处，人人都必须始终心平气和，不能轻易慌乱，这些是必不可少的素质。“如果你表现出一丁点紧张不安的情绪，”一名艇员说道，例如用手指轻叩桌子，“就会被自动淘汰。你必须表现得老练成熟。”39
战斗巡逻期间，潜艇在海面航行时需要在中央的指挥塔围壳前后布置瞭望员。他们会用“博士伦”牌双筒望远镜时刻搜索着水天线上的蛛丝马迹。他们有时候会冒险不系安全绳，以确保一旦需要下潜时能迅速爬回艇内。站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方15英尺的指挥塔上很危险。在敌方海域内，特别是在距离某个敌军基地500英里内活动时，美军潜艇一般会在白天保持下潜状态（正如德国潜艇在北卡罗来纳州哈特勒斯角时一样），夜幕降临后再浮出海面，给电池充电并搜索猎物。这时候潜艇需要长时间下潜，有时候可能长达20个小时。一名潜艇老兵回忆道，长时间下潜的潜艇内部弥漫着“潜艇中特有的气味，混合了柴油味、烟味、饭菜味、油漆味和艇员体味”。天黑之后，潜艇终于可以浮出海面了。“我的天啊，新鲜空气嗅起来真香甜。”潜艇上浮时通常也是用晚餐的时候。“天黑后，我们终于可以浮出海面了，这时候我们常会吃上一大锅燕麦粥之类的食物，”一位艇员如是回忆道，“那是因为我们需要节约电池电量。第二天早晨下潜时，我们会好好吃一顿，那是我们一天中最丰盛的一餐。”40
潜艇里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老式潜艇没有淋浴间，水龙头也很少。新潜艇即便配备了淋浴间，也常常在战斗巡逻时被锁死以节约淡水。条件允许时，艇员们则可以在2.5加仑的桶里洗个澡。上下铺式的床位（俗称为“架子床”）安装在鱼雷之间，或舱壁上布置六层，两层之间间隔仅有8英寸。每个人都渴望睡最上层的床铺。只有老兵离开潜艇，新兵到来时，每个人才有机会往上面挪一层，而新兵则睡在最下铺。铺位数比人数少，所以除了军官外所有人都得睡“热被窝”：刚值完班的艇员要睡在那个刚刚起床接班的战友的铺位上。艇员们一般和衣而眠。“睡觉前唯一脱去的是鞋子。”有人回忆道。在更小的S级潜艇中，甚至没有餐桌。艇员们从走廊里的炊事兵那里打好饭，然后随便找个角落坐在地上吃。和德国潜艇里一样，美国潜艇里的军纪也形同虚设。军官们可能在一群穿着内衣短裤和T恤衫的艇员们中间溜达。“礼仪被抛诸脑后，”一个潜艇老兵回忆道，“我们也会敬礼之类的，但如果没做也不会遭到惩罚。”41
与大西洋上的德国人一样，美国人也没有认真拯救被击沉船只的幸存者或者为他们提供物资。“你会对他们心存抱歉，”一位艇长后来回忆道，“但你也只能如此。”尽管美国人对日本人恨之入骨，但美国潜艇兵们并非总是想要杀光日本船只的幸存者，不过也有例外。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次发生在1943年1月。42
1月26日，刚刚当了10天“刺鲅号”（USS Wahoo）潜艇艇长的“大舌头”达德利·莫顿海军少校大胆潜入了位于新几内亚北岸的韦瓦克港，并将一艘迎面撞来的日军驱逐舰一剑封喉，当场击沉。经过一番周旋，莫顿指挥“刺鲅号”从韦瓦克港全身而退。第二天，“刺鲅号”遇上了一支由4艘船组成的日本船队。莫顿将这4艘船全部击沉，其中一艘是满载日军士兵的运兵船“武洋丸”。莫顿原本已经离开了战场，但在日本船只彻底沉没之后，莫顿又回来了。此时，一片狼藉的海面上挤着20来艘挤满幸存者的救生艇。莫顿冷酷地下令：“各就各位，上炮位。”副艇长理查德·H.奥凯恩满脸疑惑，于是莫顿解释道：“迪克[6]，陆军炮击战略要地，空军进行区域轰炸……这些都会导致平民伤亡。而我们不会伤及平民，只是要阻止敌军官兵上岸，因为只要有一个敌人活着上岸，就可能会杀死一个美国人。”莫顿令4英寸甲板炮向最大的一艘救生艇开火，当对方开始还击时，莫顿又命令所有枪炮全部开火。他们扫射这片海域将近一个小时，“就像用消防水龙头清理街道一样”，奥凯恩如此描述道。日本救生艇全部被打成了筛子之后，莫顿下令停火。他并不知道，“舞洋丸”除载有600名日军官兵外，还载有500名英国和印度战俘，其中195名战俘也一同死亡。然而，莫顿事后并未遭到任何惩罚，反而因为这次成功的战斗巡逻而获得尼米兹的贺电“干得好”和哈尔西的贺电“祝贺你们”。莫顿获颁美国海军十字勋章以表彰其英勇，而“刺鲅号”则获得了总统部队嘉奖（Presidential Unit Citation），称其“摧毁了敌军一艘运兵船，并消灭了船上的敌人”。43[7]
“刺鲅号”潜艇艇长“大舌头”达德利·莫顿海军少校（右）及其副艇长理查德·H.奥凯恩海军上尉（左）站在“刺鲅号”潜艇的指挥塔上，时间为1943年2月
来源：美国国家档案馆（照片编号：80-G-35725）
每次为期40天至60天的战斗巡逻之后，美军潜艇就会返回基地报告巡逻战果，这个时间取决于鱼雷何时用完。艇长们常常没有太多可汇报的战果，特别是在战争初期的几个月里。有些艇长会声称自己摧毁了一两艘敌船，事实上，这些敌船大多是小型的“丸”（指日本的商船），平均吨位仅为4000吨左右。即便如此，后来的调查还是让美国海军高层发现，连这点战果都是夸大的。战争初期，美国海军也涌现出了一批战绩出色的王牌艇长，其中最著名的有“刺鲅号”艇长莫顿、“鳟鱼号”（USS Trout）艇长弗兰克·W.芬诺少校，和“海神号”（USS Triton）艇长查尔斯·C.柯克帕特里克少校。但是，1942年的战绩总体上令人失望。头六个月里，美国潜艇总共仅击沉56艘船，其中很多都是小型的扫雷艇，吨位总计仅216150吨，月均仅为3.6万吨，勉强达到大西洋上邓尼茨潜艇的1/10。下半年战绩稍有改观，这归功于艇员们逐渐积累起的实战经验。7月到12月，美国潜艇总共击沉了105艘船，吨位合计为397700吨（月均6.6万吨）。不过，10月从珍珠港出击的10艘大型舰队潜艇中，8艘空手而归。由于日本同时也在加紧新建船只，1942年其船只的净下降吨位仅为8.9万吨。正如历史学家克莱·布莱尔所指出的，“这个数字是如此微不足道，以至于毫无意义”。44
然而，对日破交战在1943年初迎来了转折。其中一方面原因是，查尔斯·洛克伍德担负起了太平洋潜艇部队司令（缩写为COMSUBPAC）一职。战争之初，这一职务由罗伯特·H.英格利希海军少将担任，但他不幸于1943年1月因空难身亡，洛克伍德随即接过了指挥权。此人人缘极佳，潜艇部队的官兵们都称他为“查理大叔”，他认真对待了关于鱼雷性能的各种投诉。［洛克伍德战后回忆录第一章的标题就是“该死的鱼雷”。］洛克伍德亲自监督了新一轮鱼雷测试，并将结果亲自呈递高层，按照一位艇长的话说，就是那些“整天待在华盛顿办公室里的权贵们”。即使到了此时，技术专家们对这一问题仍然抵触。最后，尼米兹（他早年也是潜艇部队出身）亲自下令让艇长们自行拆除鱼雷上的磁性近炸引信，换上触发引信。45
不幸的是，触发引信也存在问题。当Mk-14型鱼雷呈直角击中一艘船时，强大的冲击力往往会让撞针变形，导致战斗部无法起爆。1943年7月曾有过一次极端的例子，丹·达斯皮特中校指挥“黑鲹号”（USS Tinosa）潜艇向一艘日本大型加工船连射11枚鱼雷，全部击中却无一爆炸。洛克伍德后来报告说，丹·达斯皮特返回珍珠港时，“已经气得说不出话来”。洛克伍德命令技术人员进行了多轮测试，结果发现当撞针以小于45度角撞击目标时效果最佳。在新型撞针完成设计和安装之前，洛克伍德建议艇长们以小角度向目标发射鱼雷。46
1943年美国潜艇表现改善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更多新型潜艇加入了舰队。1943年2月，美国海军仅有47艘潜艇能执行攻势巡逻任务，三个月后的1943年5月，这一数字就变成了107艘。其中许多都是最新型的小鲨鱼级潜艇，与更小型的德国潜艇相比，小鲨鱼级潜艇配备了空调系统和食物冷藏间，极大地提升了艇内60名官兵的舒适性，特别是在漫长的巡逻中。这些进步的效果立竿见影。1943年4月出海的24艘潜艇击沉了26艘船，总计吨位121800吨，与几个月前相比，这已经是巨大的飞跃了。47
当美国潜艇部队渐入佳境时，德国潜艇在大西洋战场上的作战效果在不断下降。1943年4月至5月间，邓尼茨在全球损失了不少于58艘潜艇，其中53艘是在大西洋战场上损失的。巨大的损失和攻击船队连续失利，迫使邓尼茨承认：靠潜艇已“不可能取得对两个海洋强国的胜利了”。邓尼茨甚至还考虑过全面放弃潜艇战。“我必须下定决心，”邓尼茨后来写道，“要么从所有战区撤回潜艇并叫停潜艇战，要么做出调整，让潜艇以某种合适的方式继续战斗。”邓尼茨最后决定：无论看起来多么绝望，都只能死撑到底，因为除此之外他已别无选择。5月攻击ONS-5和SC-130两支船队失败后，邓尼茨告诉希特勒，“即使我们永远无法达成既定目标，潜艇战也必须继续打下去，因为这会拖住敌人的巨量资源”。希特勒对此表示同意：“我们绝不会放弃潜艇战，这一点毫无疑问。”他如此决定，是因为这“总比把我们的第一条防线放在欧洲海岸线要好”。但这样的算计毫无意义，基本没有经验的年轻艇员必须继续出海，很多人再也没能回来，之所以还要继续攻击并击沉盟国船只，并非因为这可能改变战争结局，这甚至连战争进程都改变不了，但这会拖住盟国的商船、护航舰艇和飞机。当然，考虑到大量新造船只和飞机正从美国的船台和工厂里源源不断涌出，潜艇战也不可能在战略上带来任何变化了。48
1943年春，邓尼茨对盟国船队的破交战开始缓慢而不可逆转地走向失效，而美国对日本的破交战也同样不可逆转地越发有效。美国的潜艇战还没能形成洪流，但洪流迟早要来，而且最终会形成一场海啸。
【注释】
[1]在二战结束之后的纽伦堡审判中，邓尼茨于1942年9月17日发布的这道命令成为指控他有罪的核心证据之一。虽然欧洲国际军事法庭最后认定邓尼茨“参与发动侵略战争”，犯有“战争罪”，但并未认定其犯有“反人类罪”，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切斯特·尼米兹的书面证词：美国潜艇的艇长们实战中也并未拯救他们击沉的敌国舰船的乘客和船员。
[2]在接任德国海军总司令之后，邓尼茨成功地说服了希特勒收回成命，不再拆除大型舰艇。不过，希特勒不许德国海军再新造大舰，建设方向转为大力发展潜艇。自此之后，潜艇部队的发展在德国海军中占据了压倒性地位。可参阅第20章中的相关部分。
[3]在二战期间，为了鼓励女性走上工作岗位，美国政府塑造了这样一些劳动女性的形象，这些形象也被视为女性权利的象征。——译者注
[4]美国S级潜艇的大小和布局与德国Ⅶ-C型潜艇相似，也与德国潜艇一样仅采用数字编号来识别身份（例如S-37和S-38），而美国的大型舰队潜艇都有各自与众不同的名字，其中很多名字都反映了海洋特色，例如“射水鱼号”、“海狮号”和“大青花鱼号”。美国的S级潜艇虽然小，但在实战中表现优异。一艘S级潜艇（S-44）曾于1942年8月10日击沉了日本海军的“加古号”重巡洋舰，这艘日本巡洋舰当时刚刚参加完萨沃岛海战，正在回航的途中。
[5]美国本土西海岸华盛顿州的基波特（Keyport）地区有一处潜艇基地，鱼雷学校也在此处。——译者注
[6]“迪克”（Dick）是“理查德”（Richard）的昵称。——译者注
[7]虽然当时赢得了一片赞誉，但莫顿用机枪扫射幸存者的决定还是在美国海军内部引发了争议，而且他很可能正是因此而无缘荣誉勋章。战后，一名德国潜艇艇长海因茨-威廉·埃克海军上尉就因为摧毁被击沉船只的救生艇和救生筏而被审判和处决，他此举是为了掩盖这次攻击的位置。莫顿并未面对这样的调查，因为他于1943年10月战死，当时“刺鲅号”在日本海被击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