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日出之国
1930年夏天，甚至在参加伦敦海军会议的日本代表团回国之前，日本海军内部对立的两派就已经划出了势力范围。“条约派”的将领们主导了海军省，也就是海军的政策制定机构，而“舰队派”的将领们则控制了海军军令部，该机构负责掌管作战行动。虽然这两派人穿着相同的制服，都对同一个天皇效忠，但各自的理念却相差万里，无法调和。1
加藤宽治海军大将时任军令部总长，他也是“舰队派”的主要代言人。1930年，加藤宽治正值花甲之年，他是个一板一眼的人，留着短短的平头和修剪整齐的小胡子。1891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从江田岛海军兵学校毕业，在1926—1928年担任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随后升任海军军令部总长兼高级军事参议官。虽然早年曾在伦敦担任过大使馆海军武官，但他对英国在“一战”结束后抛弃对日盟约的做法感到特别厌恶。此外，德国海军首脑们的韧劲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世纪20年代时，他曾与德国海军的工程师密谋交换有关潜艇技术的情报，不过，日本海军省拒绝认可该协议。1929年底，在日本代表团出发赴伦敦之前，加藤宽治坚持认为日本的目标是确保与英美两国的军舰吨位对等。他说，如若不行，日本代表必须坚持“对美七成”论，不容谈判。他们也基本上实现了这一目标。《伦敦海军条约》达成了妥协：日本海军的总计吨位达到了美国海军的69.75%（日本为367050吨，美国为526200吨）。为表抗议，加藤宽治做足了姿态：向裕仁天皇面呈辞呈。这种策略——辞职或者威胁辞职——是日本陆海军将领惯用的伎俩，其目的是逼迫日本内阁按自己的意愿制定政策。2
不过加藤宽治这次失算了。裕仁虽然驳回了他的辞呈，[1]却同意了首相滨口雄幸以及海军省的意见，他们认为日本脆弱的经济将受益于海军军费的削减。因此，该条约得以在日本通过并成为法律。天皇在此次决策中的作用仍不清楚，因为日本人认为天皇神圣无比，不可能犯错，所以把政策失误算到天皇头上是不可想象的。于是加藤宽治和“舰队派”的其他将领只得把气撒在首相滨口雄幸身上，这给日本当时充满戾气的政治局势带来了实实在在且迫在眉睫的危机。1930年11月14日，在东京火车站的站台上，一名刺客向等车的滨口首相开了枪。首相大难不死，但这次遇袭凸显了一个事实：与日本军方对着干，不仅危险，还可能会送命。3
与海军一样，日本帝国陆军内部同样存在着对立的两派。相对温和的一派被称为“统制派”，他们主张在日本原有的宪法框架内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而较为激进的另一派则被称为“皇道派”，此派对文官政府的“蓄意阻挠”非常不耐烦。这些“精神武士”鼓吹一个理想化的神话般的过去，并妄图在此基础上把国家带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该派一直在宣扬一种说辞，称天皇周围有一群意志薄弱的奸佞小人，而天皇成了这些贼人的囚徒，因此，“皇道派”要把天皇从“奸佞小人”的暗中影响下解救出来，恢复帝国的荣光。“皇道派”认为，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愿意甚至急于单方面动手。有这么一个例证：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在中国东北沈阳附近的日占铁路上自己炸毁了一段铁轨，并以此为借口强占了中国东北全境。4
日本海军内部的少壮派军官也不甘人后，想仿效陆军的激进派，将局面掌握在自己手中。“九一八”事变后不到一年的1932年5月15日晚上，11名年轻的日本陆军和海军军校学员先到东京皇居附近的靖国神社集合——这里供奉着为国而死者的牌位，在日本几乎是个“圣地”。在祭拜了先辈们之后，这些年轻的军校学员径直前往新任首相——77岁高龄的犬养毅的住所。进了门，这些军人告诉首相，整个日本都在沉睡，“如果不流血，国家就无从振兴”。他们已经想好了，要流血的就是首相。犬养毅首相哀求给自己一个解释的机会。他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让我解释，你们会理解的。”这伙人冷冷地回答道，“多说无益”，然后就射杀了首相。之后他们直接坐出租车前往东京警视厅，向警方自首。5
这群年轻人将自己制造的这一骇人听闻的暴行称为“下克上”，这是一种有原则的不服从，高尚正直之人应当借由此举大胆地纠正其上级所犯的错误。实际上，“下克上”一词虽是日本独有，但此类观念在西方文化中也颇有市场。正如海军历史学家斯蒂芬·豪沃思所指出的，英国著名海军将领霍拉肖·纳尔逊就体现过这一原则：在哥本哈根海战中，纳尔逊用瞎眼对着单筒望远镜，故意不看上级召他回去的命令。在英国皇家海军里，纳尔逊这一举动被普遍视为英雄之举，而没有被扣上“抗命不遵”的帽子，直至今日这还被视为勇敢无畏的范例——当然，前提是此举帮助纳尔逊打赢了那一战。而在日本，哪怕是极端粗暴且毫无人性的“下克上”行为，甚至包括暴力和谋杀，也会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如果这还是为了所谓“高尚”的目标并符合“大和魂”也就是日本民族精神的话，那么他们甚至还会受到追捧。6
在庭审中，谋杀犬养毅的凶手们称自己恪守了日本军人的五种基本“美德”：忠诚、得体、无畏、信义和朴素。这些人坚称他们深切地热爱天皇，以至于无法容忍那些文臣奴颜婢膝的懦弱政策。他们宣称自己无比忠诚——当然不是忠于日本政府，因为政府是不停改换的——他们只忠于天皇，只忠于“大和魂”。他们的“职业举止”和“青年情怀”在日本军官队伍和全体国民中激起了普遍的同情。例如，野村吉三郎海军大将立场相对温和，后来还担任了日本驻美国大使，而甚至连他这样的人都对凶手表示过同情，他是这么评价的：“我自己曾经也是个急性子的莽夫。”随后，这些凶手全部都被轻判了，在有些地方还被奉为英雄和烈士。7
这场后来所谓的“五一五事件”，是日本从君主立宪制蜕变为军事独裁的里程碑。“舰队派”将领们卑鄙地发出警告：如果日本政府不能配合军队实现“雄心”，那么他们就无法控制住手下那些“极端爱国的”少壮派军官。这种政治蜕变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因为代表各军种的内阁大臣都必须是现役军官，日本陆海军便可以通过让陆军大臣或海军大臣辞职这一方式来直接搞垮不合他们意的首相或内阁。其实际后果就是，日本军队对政府的政策有一种类似一票否决的权力。“五一五事件”以后，“舰队派”在日本海军内部占据了上风。于是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条约派”的大部分军官都被迫退役或被边缘化。8
逃过清洗的“条约派”军官中，有一位是山本五十六海军少将。他五短身材（身高约160厘米），天资聪颖且极度自信，时任日本海军第1航空战队司令。伦敦海军会议召开时，山本五十六是日本代表团的成员。虽然他起初也反对饱受“舰队派”鄙夷的“妥协方案”，但他随后逐渐认识到，调整过后英美日10∶10∶7的比例已经是日本所能期待的最好结果，也是日本经济所能负担的上限了。在其他方面，与大部分日本军人相比，山本五十六也算个另类。他有过两次旅美经历，美国强大的工业实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国底特律市的亨利·福特汽车装配工厂和得克萨斯州多产的油田向其展示了美国真正的力量。于是，山本五十六得出结论：与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开战，简直是愚蠢至极。当然，“舰队派”的将领们，例如加藤宽治，并没有完全无视美国的物质和经济优势，但是他们坚持认为日本的“大和魂”必将战胜仅仅在财富数量上占优的敌人。就像美国内战初期拿下萨姆特堡以后，南部邦联的支持者自夸说一名南军士兵能打倒五名北军一样，这些日本人也认为精神力量一定能战胜物质优势。当被问及是否担心美国人的战斗机会比日本多时，“赤城号”航空母舰上一名战斗机队长回答道：“我们的一架战斗机能够对付三架美国飞机。”正如加藤宽治在1934年7月的一番讲话中所言：“无论处于何种逆境，日本帝国海军的士气和自信必将帮助我们战胜假想敌。”而山本五十六则认为这种观念既天真幼稚又极度危险。9
另一方面，山本五十六也试图挑战统治“舰队派”的作战理论，他一直怀疑战列舰的崇高地位。此前，大舰巨炮一直是海军强国的首要标志。在20世纪初世界各国海军的观念中，这几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德国几乎倾尽国力打造了“俾斯麦号”和“提尔皮茨号”，而英国人也建造了“英王乔治五世”级战列舰，这便体现了此种理念。美国海军军官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上校（后晋衔为少将）在1890年出版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中将这种观念加以归纳，后来影响了全世界。马汉在这本书中阐述了拥有一支强大风帆战列舰队（大航海时代的海上霸主）的英国人是如何一步步地先击败荷兰人，再击败法国人，最后登上世界之巅的。英国人统治了海洋，这为其带来了巨额的财富、巨大的影响力和无限的权力。日本列岛的地理环境和特点与英国多有相仿之处，这为日本人指点了迷津，而且马汉也暗示道，其他国家可以通过打造并维持一支强大的战列舰队来复制英国的成功。马汉的这本书很快被翻译成了日语，其中心思想被日本海军奉为圭臬。10
1926年2月，日本驻美国海军武官山本五十六上尉与美国海军部长柯蒂斯·D.威尔伯、长谷川清上尉和爱德华·沃尔特·埃伯勒上将（由左至右）
来源：维基百科
与同时代的其他日本海军军官一样，山本五十六也是在江田岛上学时读了马汉的著作，起初也对其深信不疑。然而，到了1930年时，他骨子里的怀疑精神促使他重新思考这本书。在参加伦敦会议之前，他先后担任“赤城号”重型航空母舰的舰长和第1航空战队的司令官，该战队辖有“龙骧号”和“凤翔号”轻型航母。部分是基于自己的这段经历，他开始逐渐相信航空母舰将取代战列舰的地位，并认为在航空母舰面前，战列舰即使不是无足轻重，至少也将退居次席。1934年时，他曾与一个班级的海军航空兵学员分享过这么一个观点：战列舰就像富人家里昂贵的艺术品一样，它们被摆在客厅里只是为了给访客留下深刻的印象，它们也许非常美观，但是并没有什么实际用处。在另一个场合，他说大型战列舰的拥趸们（他称之为“铁炮屋”）都是“榆木脑袋”，并预言“大舰巨炮的时代即将成为历史”。此外，日本陆军也逃不过他的口诛笔伐。他曾质疑日本陆军“皇道派”的野心和权力欲，并公开反对在中国东北开战。有一次，他还当众称日本陆军的某些人为“陆军那些笨蛋”。11
山本五十六似乎很乐于冒险，对此他也从不讳言。他是个天生的赌徒，具体表现出来就是：他几乎无所不赌。山本五十六很喜欢技巧性的游戏，例如桥牌和棋类。此外，他还特别喜欢玩美式扑克，能一连玩几个小时而乐此不疲，经常通宵打牌。他的直言不讳难免惹恼日本陆海两军里那些容易冲动的莽夫，他自己对此也很清楚，不过，这并未阻止他继续发出批评的声音。这是一种高空走钢丝的危险行为。曾有一天，有阴谋者计划去暗杀他，幸亏他运气好，凑巧出城了，才让刺客们扑了个空。12
日本帝国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是日本海军中的另类，他既质疑“舰队派”将领们（例如加藤宽治）的“宏图大志”，又质疑战列舰在海战中的统治力
来源：美国海军历史与遗产司令部
其实，山本五十六并不是唯一一个断言航空母舰及其舰载机势将取代战列舰的人。例如，井上成美将军就曾悲叹过加藤宽治这种“舰队派”将领的“比例焦虑症”，他认为，从密克罗尼西亚那几十个小岛上起飞的日本陆基飞机足以有效地击退敌人的战列舰队。井上成美和山本五十六都支持生产更多性能更好的陆基远程轰炸机，并希望在美国舰队试图驶入西太平洋时出动这些轰炸机对其展开攻击。第一型此类飞机是1936年服役的双引擎的三菱G3M轰炸机（正式名称为“九六式陆上攻击机”[2]），美国人称其为“内尔”（Nell）。4年后日本又研制了另一型飞机，即飞得更快、装备更强的G4M一式陆上攻击机，西方称其为“贝蒂”（Betty），它同样是三菱公司的产品。不过，除此之外，山本五十六认为，海军航空兵的最有效使用方式还是部署在航空母舰上。13
早在1922年，日本就在英国人的帮助下打造了自己的第一艘航空母舰——“凤翔号”。“凤翔号”与英国早期的航空母舰一脉相承，其排水量不到1万吨，仅能搭载15架舰载机。然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美日两国都拥有了大型航空母舰，英国的航母顿时相形见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美日两国利用了1922年《华盛顿海军条约》的一项特别例外条款：美日两国必须拆毁一定数量全新或者部分完工的战舰，不过，作为补偿，两国可以把数艘已经完工的舰体改造成航空母舰。据此，日本人将未完工的“加贺号”战列舰舰体改造成了“加贺号”航空母舰，将未完工的“赤城号”战列巡洋舰改造成了“赤城号”航空母舰。而美国人也利用了此次机会，打造出了两艘超大型航空母舰“列克星敦号”和“萨拉托加号”。这4艘航母的满载排水量都超过了4万吨，且能够搭载多达90架飞机。事实上，它们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其改变了航空母舰设计的初衷。它们不再只是辅助战列舰作战，而是让自己成了强大的打击力量。1929年1月美国海军举行的一场年度例行舰队演习就充分展现了这一点。当时，美国海军梅森·里夫斯将军将“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从舰队主力中拉出来，独力对巴拿马运河区发动了空中打击。对于关注这一领域的人们来说，梅森·里夫斯指挥的此次突袭是一个风向标。不过，这种趋势尚未带来真正的变革。无论在日本还是在美国，绝大多数海军将领仍然痴迷于马汉的理论，并认为里夫斯的开拓之举只不过是出风头而已。14
1936年拍摄的“加贺号”航空母舰。该舰是由一艘未完工的战列舰舰体改造而来的。20世纪20年代，日本人和美国人分别打造了两艘这样的超大型航空母舰。请注意该航母的直通式飞行甲板，其舰岛相对较小，位于右舷侧的烟囱从甲板下方向外伸出并向下排烟
来源：美国海军历史与遗产司令部
虽然对《伦敦海军条约》的限制深感沮丧，但掌控了军令部的“舰队派”将领们仍努力在条约规定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增强海军实力。这主要是依靠提升质量来实现的。日本人对其已有的战列舰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其中包括“扶桑号”（1932年施工）、“金刚号”（1935年施工）、“伊势号”（1935年施工）和“陆奥号”（1936年施工）。为了提升这些战列舰的航速，日本人将其燃煤锅炉更换成了新式的燃油锅炉，不过，这样的改造让日本原本已经捉襟见肘的石油资源更加紧缺。此外，日本人还为每艘战列舰加装了防雷突出部，并加厚了装甲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人还要确保其战列舰的射程超过美国战列舰。为此，日本人改造了所有战列舰的炮塔，确保其炮管能够抬升至40°。15
此外，日本人还加强和扩大了自己的巡洋舰部队。由于日本手中装备8英寸主炮巡洋舰的数量已达条约限额，所以其1931年到1936年的《补充建造方案》聚焦于打造一级全副武装的新型轻巡洋舰。虽然这种“最上”级巡洋舰主炮口径仅为6英寸，但每一艘都配备了15门主炮，装在5座三联装主炮塔上，其中前甲板3座，后甲板2座。另外，日本人还对这些炮塔进行了特殊设计，一旦战争爆发，其6英寸口径火炮能够迅速换成8英寸主炮。16
日本人的另一项技术进步则完全不在《华盛顿海军条约》和《伦敦海军条约》的限制之内：他们研制出了更大、更有效的鱼雷。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人已经弄明白了如何使用压缩氧气来驱动鱼雷。此后，日本鱼雷比西方国家的鱼雷射程更远、威力更大，因为西方的鱼雷此时仍依靠压缩空气推动。最大的日本鱼雷是九三式氧气鱼雷，英国人和美国人后来称其为“长矛”鱼雷。这种“长矛”鱼雷每枚长达30英尺，重近3吨，最大射程超过20英里，这意味着它们能从几乎所有舰炮（除了最大口径的舰炮）的射程之外发射。这种鱼雷战斗部重达1000磅，其威力几乎是美国鱼雷的两倍。这种“长矛”鱼雷在设计时用于从巡洋舰和驱逐舰上发射，日本人还研发了两种小型款，即专供潜艇使用的九五式鱼雷以及专供飞机使用的九一式空投鱼雷。在性能方面，上述所有这些日本鱼雷都要比西方国家的同类产品更加优异。17
日本人决心按照条约的上限打造自己的舰队，而在大萧条期间，美国人对发展海军兴趣不大，于是，到了1934年，日本海军的实力不只是达到美国海军的70%，而是接近80%。此外，为了分别保卫太平洋和大西洋沿岸，美国必须将自己的舰队分别部署在东西两条海岸线上，日本人因而在事实上取得了太平洋上的海上优势。即便如此，当美国人抗议日本强占中国东北时，日本的海军首脑们还是警觉起来，认定日本不免与美国人撕破脸皮。他们向日本政府施压，要求撕毁所有条约。就在这一年，当海军列强开始为即将在伦敦举行的新一轮海军会议做准备时，日本政府指示参会代表务必取得与英美绝对平等的海军力量份额，否则就退出会议。18
此时已经晋衔为海军中将的山本五十六率领日本代表团参加了第二次伦敦海军会议，但他得到的指示使他没有任何谈判余地。他深知，英国人和美国人无论如何都不会接受日本提出的“绝对平等”要求，所以这次会议从一开始就已注定失败。随后，日本根据《华盛顿海军条约》的相关规定，提前两年提出退约。在此之前，为了“抗议”国际联盟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谴责，日本已经退出了国际联盟。因此，日本实际上已经全盘抛弃了国际社会追求的集体安全政策。虽然后果是必须与美国展开军备竞赛，但日本海军“舰队派”的将领们似乎对这一前景并无担忧。当年冬天，日本又发生了一场未遂政变，此后，日本海军“舰队派”的将领们开始更加深入地控制日本政府。19
1936年2月26日，日本陆军中一千余名“精神武士”（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年仅二十多岁的低级军官）对政府官员们展开了一系列毫不留情的袭击。他们认为自由派政党在前不久的大选中获胜，意味着军费必将遭到削减，因此决意推翻政府。他们杀害了大藏大臣（即财政大臣）、教育总监以及内大臣（即掌玺大臣），还打算刺杀首相，却认错了人，把首相的妹夫给杀了。20(https://www.daowen.com)
与“五一五事件”不同的是，这次事件的杀手们并非仅仅为了表达日本精神，他们的目的是夺权。他们的暴行不仅没能得到大众的同情，反而遭到了广泛谴责。共有17位主谋者被判处死刑，“皇道派”的势力就此衰落。然而讽刺的是，主谋们的宏大目标实现了。军队首脑们以严肃纪律、避免再次出现此类暴动为借口，成功得到了更大的权力和权威。日本首相此前刚刚侥幸逃过一劫，他深知政府内部虽然不愿意把主导权交给军队，但他们更担心的是下一场政变。于是，到了1936年底，日本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军事专政国家。在希特勒的德国，最高的权威和控制权掌握在希特勒本人手中；与此不同的是，日本的专政是一种军事寡头集团的统治，国家的大政方针都是在陆军参谋本部与海军军令部之间复杂而无休止的争斗中形成的。在很大程度上，日本的文官们乃至天皇已经降格为给军队制定的决议签字盖章的角色而已。时任美国驻日本大使的约瑟夫·格鲁称之为“恐怖主义专制”。21
此时，山本五十六口中的“陆军那些笨蛋”又挑起了另一场战争。
1937年，日本挑起了第二次中日战争，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日本与中国在1894年到1895年已经打过一场战争。当时，驻扎在中国北平（今北京）的日军在宛平城外卢沟桥上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击，中国的抗日战争就此全面爆发。中日战争也逐渐融入了一场更为广泛的战争，日本人称其为“大东亚战争”，西方人则称其为“第二次世界大战”。22
发生在中国的战争几乎完全是在陆地上打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当时还没有一支现代化的海军。虽然中日之间几乎没有爆发海战，但日本海军还是派出了九六式陆上攻击机深入中国腹地狂轰滥炸，在青岛、厦门、福州和广州等地发动了一系列几乎未遇抵抗的两栖登陆，还派出航母舰载机攻击了沿岸的中国军队阵地。当日本轰炸机发动空袭时，中国空军战斗机表现出了出乎意料的战斗力，这促使日本的设计人员拿出了一款航程远、机动性优异的新型战斗机来为轰炸机护航。这就是日本三菱公司生产的大名鼎鼎的A6M零式战斗机，该型战斗机从此时起到后来的整场太平洋战争中被称为“零战”。该型飞机的性能在当时堪称优异。1940年刚服役时，它不仅比当时世界上其他任何战斗机的航程都要更远，而且爬升率更高，转弯半径更小。零式战斗机拥有强大的火力，包括装在机翼内的两门20毫米机关炮。不过，该型飞机虽然性能优异，但其装甲防护薄弱，易受攻击，一旦被击中，其飞行员将难以存活。23
甚至在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之前，日本就已经推出了其《基本国策纲要》，明确了日本的国家目标，即“在名义上和实质上都成为东亚的安定势力，确保东方的和平，为世界人类的安宁和福利做出贡献”。日本人把该纲要塑造成了一种日本版的“门罗主义”，不过，大部分美国人都将其视作日本意欲独霸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的决心宣示。24
在中国战场上，日本海军只是扮演着次要角色，大部分海军军官的眼睛仍在盯着东边的潜在敌人。大部分日本海军军官认为，美国很可能会把中日战争当成干涉日本的借口，在这种情况下，美日之间将爆发一场全面的海上战争。日本海军尤其是“舰队派”的很多军官都认为这种情况将无可避免，他们甚至渴望出现这种局面。为了打赢这一战，日军计划，等美国舰队推进到西太平洋并准备决战的时候，出动部署在密克罗尼西亚各个岛屿基地里的飞机和潜艇来削弱美国舰队。而到决战之时，为了确保必胜，日本人构想出了一种新型武器。1937年，就在侵华战争全面爆发的当年，这一新武器开始动工。
濑户内海是一大片可通航的水域，由日本列岛四个主岛中的三个（本州岛、四国岛和九州岛）环绕而成。这是一个有保护的巨大锚地，长280英里，宽30英里。与英国的斯卡帕湾一样，要进入这里，就需要通过几处把守严密的狭窄水道，其中特别著名的一个就是四国岛与九州岛之间的丰后水道。不过，与斯卡帕湾不同的是，濑户内海景色别致，海面上星罗棋布着将近3000个植被葱郁的小岛，其中一个就是日本江田岛海军兵学校的所在地——能美岛。濑户内海沿岸分布有十几个重要的海港城市，其中就包括广岛市东南6英里处的吴市。
吴港被官方指定为镇守府，拥有各种类型的船舶维修设施、钢铁厂、武器工厂，以及全日本最大的造船干船坞。即便如此，1937年的夏末，数百名工人还是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拓宽、加深这一干船坞。11月4日，工人们开始铺设一艘新战列舰的龙骨。按照一般的文化传统，这时候总会有一些庆祝活动，因为这是国家取得进步的里程碑。然而这艘军舰不仅未能享此殊荣，日本人还把一张剑麻制成的巨大帘子竖立在船坞朝向陆地的一侧，遮挡住了船坞中的工程。日本人征用了如此之多的剑麻来制作这个帘子，居然造成日本渔民买不到剑麻来编织或维修渔网，导致海鲜一时间成了稀罕货。被安排建造这艘新战列舰的工人们都必须发誓保密，还必须佩戴带编号的臂章，才能进出造船厂和这个干船坞。这里的每个大门口都戒备森严，站岗的武装警卫会对进入工作区域的任何人进行严格的盘查，以确定此人是否获准进入其中。25
这张照片摄于1941年10月，也就是日军偷袭珍珠港的两个月之前，当时日本海军超级战列舰“大和号”刚刚完成舾装，正在进行海试。这艘战列舰是人类历史上建造过的最漂亮的军舰之一。日本人对其寄予了厚望，期待着舰上配备的9门18.1英寸主炮能在即将到来的日美太平洋大决战中为日本海军提供决定性的海战优势
来源：美国国家档案馆（照片编号：80-G-704702）
没过多久，这艘新战列舰的尺寸浮现了出来，工人们终于明白为什么会有如此保密措施了。它太大了。该舰最初的代号是“一号战列舰”。与正在地球另一端的汉堡建造的“俾斯麦号”战列舰相比，正在吴市逐渐成形的这艘日本战列舰比前者长40英尺，宽10英尺，还要重很多。最终，在吴市建成的这艘舰排水量超过7万吨，几乎是一艘英国或美国战列舰的两倍之巨。不过，该舰最引人注目之处是其火炮。与德国“俾斯麦号”战列舰的15英寸主炮和英国“罗德尼号”战列舰16英寸主炮相比，新造好的这艘日本战列舰居然拥有9门18.1英寸口径的主炮，这些主炮分别安装在3座三联装的主炮塔上，而每一门主炮都能把重达3200磅的炮弹打到25英里之外。这艘日本战列舰主炮的射程比任何一艘美国战列舰都要远，因而能够在美舰开炮之前将其击伤或击沉。不到6个月之后，1938年3月29日，代号为“二号战列舰”的第二艘同级舰开始在长崎铺设龙骨。长崎也是一座港口城市，位于九州岛的西端。[3]“二号战列舰”的建造过程也是在极度保密之中进行的，哪怕徒步旅行者爬到造船厂附近的小山上，也会被宪兵拘留并受到审讯。26
这两艘分别在吴市和长崎市建成的超级战列舰最终被分别命名为“大和号”和“武藏号”，它们的建成代表着日本希望依靠战舰的吨位和质量优势来抵消美国在战舰数量方面的优势。日本人坚信，美国人不愿意建造吨位如此之大的军舰，因为它们无法通过巴拿马运河。因此，日本人认为，“大和号”和“武藏号”将毫无疑问能够战胜美国制造出来的任何军舰，这样的话，它们必将在不可避免的对抗中获得决定性的胜利。然而不幸的是，当这两艘超级战列舰开始服役的时候，也就是1941年和1942年时，战列舰已经不再是衡量世界各国海军实力的主要标准了。认识到了这一点后，1940年5月（“俾斯麦号”就是在第二年同月被击沉的）开工建造的第三艘“大和”级战列舰在建造的过程中被改建成了航空母舰。然而在1937年，全世界的海军专家们仍然对战列舰顶礼膜拜，将之奉为“海战女皇”。当时日本人坚信，拥有了“大和号”和“武藏号”，他们就掌握了击败太平洋彼岸敌人的关键一着。27
此时，中国战场上的战事仍处于胶着状态。虽然日军几乎打赢了所有的大小战役，但中国军队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今日暂时撤退，明日卷土重来。日军被这样的战术打得疲惫至极，再加上相信了日本自己关于“不领情”的中国人拒绝被“解救”的反动宣传，他们便疯狂地把怒火发泄到中国人头上，肆无忌惮地用飞机和大炮对众多中国城市狂轰滥炸。日军不仅攻击神出鬼没的中国军队，还对中国平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烧杀抢掠。其中就包括发生在1937年12月的南京大屠杀，这场暴行恶名昭著，有30万中国人遇难，包括无数的妇女和儿童。关于这次惨案的新闻图片出现在了美国的报纸和新闻短片中，导致日美关系进一步紧张。同月，日本战机击沉了正在南京附近的长江江面上航行的美国炮艇“帕奈号”（USS Panay）。日本人怀疑这艘美国炮艇正在搜集情报（这倒也不无道理），不过，他们事后却坚称此番只是误击，日本政府向美国政府进行了道歉和赔偿，但这一事件还是导致美国人对日本人的态度进一步恶化。与此同时，日军更加深入中国腹地。到了1939年，日军在管理占领的广大中国领土时遇到了麻烦。很快，日本军方高层开始另觅出路，试图从泥潭里抽身。28
这时候，战争早已在欧洲爆发。虽然日本仍然对欧洲的战事保持中立，但德军于1939年9月闪击占领波兰，1940年4月拿下挪威，接着把英军赶下敦刻尔克海滩，并席卷了法国，这一切都给日军高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前，日本曾经与德国签署过一份针对苏联的《反共产国际协定》[4]，随后，日本当局又在此基础之上更进了一步。1940年9月，也就是欧洲战事爆发一年后，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代表在柏林签订了所谓的《三国同盟条约》。该条约的各签字国一致同意：三国将“立场一致，紧密合作”。日本承认德国和意大利“在欧洲建立新秩序”之后的统治地位，而德国和意大利则承认“日本在大东亚建立新秩序后的领导权”。三国保证：如缔约国一方“受到尚未参与欧战的势力”攻击，则应“互相援助”。事实上，当时世界上仅有两大强国符合这一条款的描述：苏联和美国。既然德国此前已经与苏联签订了一份互不侵犯条约，那么《三国同盟条约》最显而易见的目标就是美国了。29
德军在欧洲取得了一连串惊人胜利，这为日军在亚洲的扩张创造了机会。此时，法国和荷兰均已战败，退守英伦三岛的英国风雨飘摇，这意味着这些欧洲国家在亚洲南部的殖民地成了没人管的孤儿。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婆罗洲、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以及英国殖民地马来亚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而法属印度支那则是橡胶和锡的主要产地。这些殖民地既重要又唾手可得，日本人无法抵挡它们的诱惑。特别是对于日本陆军的将领们来说，进军东南亚不仅具有经济价值，而且能让他们觉得可以从中国战场的泥潭中脱身。这种想象不仅奇怪，在很多方面还自相矛盾：为了击败中国人，日本人需要顺利拿到东南亚欧洲殖民地的丰富资源。而如果要获得这些资源，就不得不与英国和荷兰开战，还可能同美国交战，日本军方高层却认为：如果能帮助自己摆脱在华的困境，那么这也是可以接受的。30
不过，向南进军东南亚以攻占欧洲国家的殖民地并不一定要与美国开战，因为美国人也许并不愿意为了保卫英国殖民帝国而卷入战争。但问题是：如果日本油轮要把石油从婆罗洲、苏门答腊或马来亚运到日本本土，就必然穿过或绕过美国控制的菲律宾。这样，美国人仍然拿捏着日本石油运输线的阀门。因此，一并夺占菲律宾既必要又符合逻辑，而这就意味着必须要与美国开战。这一逻辑的支持者认为，既然与美国的战争注定不可避免，那还不如先发制人，突然入侵东南亚，这样还能让日本主动选择开战的时机和环境。31
与日本陆军急于扩大战争相比，日本海军还是更谨慎一些，不过这只是一种无言的谨慎。虽然日本海军从1936年以来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海军高层深知，他们的舰队还远远没强到能战胜美国海军的地步，尤其是在持久战中。但他们也明白另一个道理：如果自己承认了上述这一点，那么控制着日本政府的陆军将领们可能会断绝日本海军继续建设所急需的经费。正如一位日本海军军官在二战结束后所说的那样：“在内心深处，我们感觉自己不能与英美这些强国开战，但是我们又不便这么明说……因为我们担心陆军会说：‘如果你们海军不能战斗，那就把你们的资源和预算给我们吧。’”32
加藤宽治死于1939年。1941年时的军令部总长是身材魁梧，人送外号“大象”的永野修身海军大将。虽然此人身型颇有震慑力，但其为政的主要目标之一却是避免与日本陆军高层为敌。1941年7月，德国入侵苏联的10天以后，日本陆军将领们在一场会议中坚持认为，日本与美英开战已经不可避免。永野修身对此附和道：“那好，既然政府已经下定决心，我们日本海军也愿意服从。”山本五十六对此感到非常厌恶，他告诉一位同僚，“永野修身就是个废物”。不过，山本五十六也说了宿命论式的话：“现在，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了。”山本五十六觉得，如果“陆军那些笨蛋”非要把国家拖入对美战争，那么，日本在战争中幸存的最好机会（可能是唯一的机会）就是一开始便给予对方毁灭一击。早在1941年1月，山本五十六就开始设计一套9页纸的作战方案，该方案主张：在与美国开战的第一天，就集中日本拥有的全部6艘大型航空母舰，对停泊在夏威夷珍珠港海军基地的美国战列舰队发动突袭。33
在这张照片中，永野修身还是海军中将。他于1941年4月接替皇族伏见宫博恭王出任军令部总长，成为日本海军的最高指挥官。虽然与加藤宽治相比，永野修身对战争没那么狂热，但他却抱着宿命论的态度，例如他坚持认为，“各种情况和环境因素……逐渐逼迫我们必须下定决心开战”
来源：美国海军学会
当日本人仍在考虑如此突袭是否明智之时，1941年夏末，日美关系陷入了危机。8月1日，在日本出兵进入法属印度支那之后，美国宣布对日本平时常进口的多种战略物资进行禁运。这一时刻终于到来了，日本不得不面临选择：到底是屈从于美国人的要求，还是攻占英国和荷兰在东南亚的殖民地以夺取资源。1941年10月，日本陆军大将东条英机担任日本首相，日本未来的政策选择也就几乎毫无悬念了。日本军令部命令作战部队指挥官们做好开战准备，而航母舰载机的飞行员们则开始向停泊在日本九州岛鹿儿岛港的船只进行模拟攻击，因为鹿儿岛港的地形地貌与夏威夷珍珠港相仿。
【注释】
[1]但加藤宽治很快以属于“条约派”的海军大臣财部彪辞职的条件为前提，还是辞去了海军军令部长一职。——译者注
[2]日军的陆上攻击机用于执行从陆地机场起飞的水平战术轰炸任务，一般被归为轰炸机。——编者注
[3]日本两艘超级战列舰分别建于广岛与长崎，这两地之后会以截然不同的原因永载史册，这为历史上的众多讽刺之处又添一例。
[4]在1936年11月25日签署的《反共产国际协定》中，日本和德国称苏联“威胁全世界的和平”。两国将倾力合作，“应对苏联的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