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暴中的秧苗
一座横亘于湘西南的雪峰山，也无法把一场风暴挡在世界外部。
一座大山深处的幽静校园里，很快便如同翻江倒海一般。这让从不关心政治的袁隆平也倍感茫然和困惑，今夕何夕兮？他还是一如既往，无论一个时代被推到了怎样的风口浪尖上，他能够做到的就是装成没事人一样，只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远远地待在他的试验田里，乐得当一个逍遥派。这让他侥幸躲过了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但也不是没有风险。1958年，在“大跃进”运动中，毛主席提出了必须抓好“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农业“八字宪法”，由于袁隆平对政治学习不大关心，也不知道“八字宪法”是谁提出来的，有一次在教研组聊天时，他说“八字宪法”还少了一个字：“时”。春种秋收，浇水施肥，田间管理，既不能误农时，更不能违农时，而农时之重要，中国古人早就说过，在《孟子·梁惠王上》中就有一句“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袁隆平只是对一个农业常识的强调，他也就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好在当时“反右”运动已经过去了，但一个运动过去了，还有接二连三的运动，迟早会有秋后算账的一天。
随着1966年的夏天来临，又到了水稻抽穗扬花的季节。那时，黔阳地委派来的“文革”工作组已开进了安江农校，一座安静的校园很快就被闹腾得如翻江倒海一般。在那异常狂热的世界里，袁隆平却依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守着试验园里的那些盆盆钵钵。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很快，“文革”工作组的王组长就一阵风似的来找他了。那时还没有几个人知道袁隆平是在搞什么杂交水稻，更不知道杂交水稻是怎么回事儿，但袁隆平这样一天到晚待在试验园里，别的问题不说，这明摆着就是在走“白专道路”嘛。王组长就是来奉劝袁隆平及早回头的，袁隆平却兀自低着头，一双手握着稻禾凝神观察，那双手在反复的试验中，被粗粝稻叶划破了一道道口子，手上的皮都翻了起来，经太阳一照，那伤口中便深深浅浅地透出血色。但王组长不关心袁隆平这双手，他最关心的是一个人该走什么路。他先是好心好意地劝告袁隆平再也不要走“白专道路”了，袁隆平一听竟然笑了：“我走的不是白专道路，而是‘白米’道路。”都啥时候了，他竟然还有心思开这种玩笑，这个人也忒不识时务了吧！王组长脸一沉，又提高嗓门警告他：“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可袁隆平却慢慢抬起头来问：“既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那我们是不是就不种水稻了？不吃饭了？”王组长一听，这个人的政治思想觉悟实在太低了，简直无可救药了，一个急转身，就甩着手气冲冲地走了。
王组长觉得袁隆平的政治思想水平也太低了，袁隆平自个儿其实也是这么认为的，他后来也曾反思过：“我这个人，政治思想水平低，说实在的，对那些翻来覆去的政治（运动）我真的不感兴趣。我对政治的关心就是希望国家好，在学校里把我的工作做好；想搞农业科研，那就是把杂交水稻搞成。”仔细一想，他这政治思想水平低吗？其实比那些像《芙蓉镇》里的王秋赦那样敲锣打鼓喊着“运动啊，运动啊”的人高得多。一个共和国的公民，希望国家好，这其实就是最高的政治觉悟，一个专业人员，把自己的专业干好，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清醒的觉悟？如果谁都有他这样的觉悟，中国和中国人也就不会在无聊的“运动”和“斗争”中折腾那么多年，多少人甚至为此而耗尽了精力，结果一事无成，那几十年不是人在搞政治，而是政治在变着花样折腾人。然而，又无论他在政治上有多么清醒的觉悟，在这样一场龙卷风般的运动中，一心想当逍遥派的袁隆平，非但无法逍遥，而是在劫难逃。那种预感已经越来越强烈了，他忽然觉得自己成了一株稗子，随时都有被清除的可能。
随着运动掀起的高潮，风声越来越紧。在那样一个年代，很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几乎人人自危，那是一种下意识的自恐症，越是惶惶不可终日，越是能够进化出异常敏锐的政治眼光和嗅觉，很多人都长出了政治复眼，而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把自己的恐惧转嫁到别人头上，有人告黑状，有人公开揭发，凡是有点历史问题的，说过什么“反动言论”的，或像袁隆平这种“走白专道路”的，每个单位都要揪出来一小撮，说是一小撮，其实也不小，就像当年划“右派”一样，按比例，定指标，安江农校当时总共不到两百名教职员工，按比例要揪出八个“牛鬼蛇神”。而一旦被内定为“牛鬼蛇神”者，在揪出之前先要大造舆论，贴出大字报，刷大标语，在开批斗会之前，那被揪者的名字上提前就打上了一个杀气腾腾的大×，就像判了死刑，不说从肉体上消灭，至少是在政治上判了死刑。
袁隆平的名字很快就出现在大字报上，批判他、揭发他的大字报专栏从安江农校的东三楼一直贴到了石板坪，足有一百多张，这是对他的一次彻底清算，从他的“家庭出身”到他“宣扬孟德尔、摩尔根的资产阶级反动学说”，大帽子一顶接一顶，而最具杀伤力的还是两大罪状，一条就是他“修正毛主席的八字宪法”，那时“修正”这个词眼比“篡改”还恐怖，还恶毒，这是他的反革命罪状；还有一条，不再是批判他本人“走白专道路”，而是上升到了他“引诱贫下中农的子女走白专道路”，这是他走资产阶级路线的罪状。
除了大字报，只要袁隆平的身影一出现，就会爆发出冲天而起的口号声：
“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袁隆平猛烈开火！”
“砸烂资产阶级臭老九袁隆平的狗头！”
袁隆平头皮一硬，正要匆匆走过去，忽然听见了一句特别刺耳的口号：“彻底砸烂袁隆平资产阶级的坛坛罐罐！”
坏了，坏了！他拔腿就朝一个方向跑，那是他搞盆栽的试验园。他猛地站住了，那双一次次闪烁出奇异光芒的眼睛，瞬间一阵发黑，金星直冒，碎片飞溅，那六十多个坛坛罐罐全都砸烂了，在满地狼藉的泥土和碎片里，那些折断和撕裂的秧苗撒得满地狼藉，这是他的命根子啊！他一下扑在地上，想要一把搂住那些秧苗，可这些秧苗在烈日炙烤下已是一把把点得火燃的枯草，他隔着衣服都能感到那如烈火般烫人的热气。完了，一切都完了，从1964年找到天然雄性不育株开始，他就在这些坛坛罐罐里搞试验，而这些用于试验的秧苗每一年、每一代都是直接关联的，这一茬秧苗断了代，后面的研究就根本继续不下去了，一切又将从头开始。眼看着几年来的心血毁于一旦，袁隆平欲哭无泪，一双像农人一样粗糙的大手，在大地上发出闷响的撞击声。
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跑回家里的，高一脚，低一脚，仿佛骤然失去了重心，一路上昏沉沉地在嘴里念叨着：“秧苗，秧苗……”
一眼看见怀里抱着孩子的妻子，他就冷静了。那秧苗全毁了，袁隆平也自知在劫难逃，他接下来的命运已经没有任何悬念，一切都是按照预定程序走，当一个人被内定为了“牛鬼蛇神”，白天造好了舆论，晚上就要挨批斗了，开完批斗会，就将直接关进牛棚，监督劳动改造。这一关，就不知何时才能回家。此时，他不是为自己的命运忧虑了，而是为妻儿担心。那时他们的大儿子才刚出生不久，邓则正在安江农校休产假。看着正给孩子把奶的妻子，袁隆平眼里一阵一阵发酸，几次张嘴，欲说还休，只是望着妻子愣愣出神。他真不知道怎么把一个残酷的消息告诉妻子才好。他不知道，邓则抱着孩子已经去看过那些大字报了，她也知道丈夫将会遭遇怎样的命运。在袁隆平跌跌撞撞地奔回家之前，她一直泪盈盈地抱着孩子，兀自想着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过。而一听丈夫那熟悉的脚步声，她就赶紧抹掉了眼泪，脸上还带着那种天然的淡淡的笑意，装着没事人一般。当袁隆平不知怎么开口时，她抬眼看了看他，又轻轻地摸了摸孩子的小脑袋，低声说：“我知道了。”
袁隆平的声音也很低沉：“你知道了就好，你要有心理准备，我就要上台挨批斗了。”
邓则平静地看了看他，淡淡地说：“没关系，大不了，我们一起去当农民吧。”
妻子平平淡淡的一句话，却让袁隆平感动了一辈子。
只有过来人，才知道这样一句貌似平淡的话有多么不平凡。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这是人间常言，也是人间常有的事情。在一场场剧烈的运动中，多少看上去很美好的爱情顷刻间就露出了其脆弱的本质，那手牵手徜徉于花前月下的恋人，如惊弓之鸟般地飞散了。这也是袁隆平的亲身经历。还有多少幸福和睦的家庭也成为运动的牺牲品，又该有多少划清界限、互相揭发的夫妻啊。袁隆平后来多次说起过，他母校西南农学院的一位院长，在外边挨造反派的批斗，伤痕累累地回到家，妻子又宣布和他划清界限，而一个人最绝望的，往往就是亲人的绝情，那位院长就在这绝望中上吊自杀了。而此时，他的贤内助却是一脸平静地面对着这一切，又如此平静地说出了心里的打算，要和他一起去当农民，那外表的平静，只因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铁了心了。
对于受难者，爱是最深的理解，也是莫大的抚慰。
每次提及此事，袁隆平就发自肺腑地欣慰和感慨：“这是我一生非常大的安慰之一。”
那天晚上，袁隆平已做好了挨批斗、进牛棚的准备，甚至对批斗会的场景都一遍一遍地想过了。很多被揪斗的人，往往都是脖子很硬的人，从来不愿低头的人，但无论他们有多硬的脖子，都会挂上大牌子，一个倔强的脑袋也会被使劲地摁下去，摁下去。袁隆平想象着那即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幕，他的脖子不知不觉就变得倔强了，哪怕大难临头，只要做好了准备，心里也会显得出奇地平静。但很意外，一直等到吹响了熄灯号，也没有人来揪斗他，这反而让他变得焦躁起来了。这晚，袁隆平一直闭着眼躺在床上，但每一根神经都是醒的。从未尝过失眠是啥滋味的他，这一夜他是彻彻底底地品尝到了，一想到那命根子似的秧苗全都毁掉了，还有什么比毁灭更让人绝望？而过了今夜，又不知明日将躺在哪里，那种绝望而焦躁的情绪不断扩张。就在这时，忽然听见有人敲门，那声音很轻，却特别惊心。这深更半夜的，谁在敲门呢？难道那些造反派在半夜里发动突然袭击来揪斗他？一想，又不对头啊，“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若是造反派来揪斗他，还讲什么客气啊，飞起一脚就把门踹开了。袁隆平不知道是祸是福，是祸也躲不过，他光着脚摸着墙根打开门，在乳白色的夜雾中，两个模糊的人影如幻影般浮现出来。袁隆平眼里蒙眬了一下，才看清是他班上的两个学生，李必湖和尹华奇。他俩半夜里来找他，神秘兮兮的，又是啥事呢？
他俩偷偷摸摸来找袁老师，就是来告诉袁老师一个秘密。原来，他们看了揭发批判袁隆平的大字报，又听到造反派扬言要砸烂袁隆平的坛坛罐罐，就预感到要出事，赶紧抢在那些造反派下手之前溜进了试验园，偷出了三盆秧苗，藏了起来。袁隆平一下愣住了，愣了许久才回过神来，一种极度的惊喜又简直不敢相信的感觉交错在一起，使他突然一阵战栗：“快，快带我去看看！”他连鞋都没穿，光着脚就跨出了门。他们悄悄摸到了藏秧苗的地方，那是学校苹果园边的一条臭水沟，这荒草丛生的臭水沟一般人是不会走近的。袁隆平低着头，瞪大眼睛看着那绝处逢生的秧苗，像是看着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他轻轻地抚摸着秧苗，那秧苗好像越来越通人性了，也轻轻地触摸着他的手心。他从胸腔深处发出一声叹息：“啊，有救了，有救了啊！”
这三盆秧苗还真是拯救了差点就被扼杀在摇篮里的雄性不育株，李必湖和尹华奇还特别用心，按水稻雄性不育株的三种类型各选了一盆，这也是他们为杂交水稻立下的第一功，在危急关头保住水稻雄性不育株的一代血脉。水稻是生命力很顽强的植物，哪怕在臭水沟里也能生长。从那以后，袁隆平和两个学生每天像潜伏的特务一样，轮流照看这三盆秧苗。袁隆平一边偷偷地搞试验，一边等着挨批斗、进牛棚。一想到自己时时刻刻都有可能关进牛棚，他的目光就下意识地转向了两位学生。在袁隆平当时还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下，他们也是袁隆平最早的左膀右臂。
李必湖1946年出生在沅陵大山深处一个土家族农民家庭，祖祖辈辈以农耕为生。旧社会，沅陵县是湘西匪患的重灾区，而很多土匪其实是被饥荒逼得走投无路并最终走上了绝路的穷人。沅陵也是湘西红色革命的策源地之一，为湘鄂川黔苏区县。大凡革命老区都是极端穷苦的地区，投奔革命当红军，是穷人的另一条出路，而革命军队也是名副其实的穷人的队伍。新中国成立后，沅陵的面貌虽有所改变，但依然是湖南最贫困的山区县之一，至今还是国家级贫困县。李必湖生在旧社会，长在新中国，从小就过着“野菜野果当杂粮，红薯要当半年粮”的日子。尹华奇和李必湖年岁相仿，他的家乡洞口县不属湘西，但紧挨着湘西，地处雪峰山脉东麓，和黔阳一脉相连。那里也是一个苦难和饥饿的源头，一个贫寒的农家子，他人生的第一个梦想就是能吃上一顿饱饭，第二个梦想就是天天能吃上饱饭，第三个梦想就是所有人都能吃上饱饭。不过，在那个时代，贫穷也曾是光荣的胎记，他们都是贫下中农的子弟。但光荣不能当饭吃，这两个苦水里长大的山里娃，从小就一心想着怎么多打粮食，吃饱肚子，这是很多农家子的本能。1964年，就在袁隆平在洞庭早籼稻中发现“天然雄性不育株”的那一年，他们作为贫下中农子女，被安江农校特招为“社来社去”的学生。所谓“社来社去”，也是那个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指从哪个公社推荐上学的，毕业后还要回到哪个公社。或许就是这种读了农校还是要回去当农民的命运，让他们更加充满了强烈的求知欲。在袁隆平几乎在孤军作战时，他俩主动请求给袁老师当助手、想多学一点稻作技术。在追随袁隆平之后，他们才渐渐理解了袁老师正在攻克的不是一般的稻作技术，其中的意义是非同寻常的。随着技术水平的逐渐提高，他们的眼光和境界渐渐变得高远而开阔了，从原本一心想着怎么让自己吃饱肚子、让全家人吃饱肚子、让父老乡亲吃饱肚子，他们也像心忧天下的袁老师一样，一心想着怎么让天下人都能吃饱肚子。这就是两个从小忍饥挨饿的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逐渐提升的又非常朴素的人生境界。他们一生的路也从此确立。
若能把他俩留下来该有多好啊！然而，这在当时只能是袁隆平的非分之想，他自个儿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又怎么能顾得上两个学生的前途啊！他只能做最坏的打算，一旦自己打进了牛棚，就委托两个学生继续照看这些秧苗。那种心情，简直像托孤一般。可他这样一个随时都有可能关进牛棚的“牛鬼蛇神”，又怎么能留得住他们啊！李必湖和尹华奇也看出了袁老师的心思，说：“袁老师，过些日子，我们就要毕业回家务农了，如果你在学校搞不了科研，就到乡下来搞吧，我们养活你！”
除了妻子那句话，这也是让袁隆平感动了一辈子的话。
说来奇怪，在校园里贴满了揭发批判袁隆平的大字报后，很多人都以为他在劫难逃了，袁隆平也做好了最坏的准备，但当晚没有什么动静，接下来几天也风平浪静，这异乎寻常的平静，反而让袁隆平心里愈加悬着一块石头了，无论是怎样的结果，最悬的一个不知灾难何时降临的悬念，这其实比灾难本身更折磨人。你感觉眼下就是一个正在迫近的深渊，却不知道何时会被人从背后推下去。这样惶惶不安地过了几天，一天下午，工作组的王组长忽然通知他：“老袁，你晚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袁隆平心想，是祸还真是躲不脱啊。他也没有躲，吃过晚饭，按时走进了王组长的办公室，就像一个等待宣判的罪犯。当一次灾难变成了预料中的必将降临的灾难时，那黝黑的脸上已没有丝毫的惶恐，只有难以察觉的悲哀与无奈。他等待着，哪怕是给他戴上手铐，立即逮捕，他也会有一种终于解脱的轻松感。当时，办公室里人很多，众声喧哗，不知在争论什么。袁隆平站在门口，不知是进是退才好，王组长瞟了他一眼，走过来说：“到外面去谈吧。”那眼神有些古怪，这让袁隆平更觉蹊跷了，如果说挨批斗、进牛棚，他还有心理准备，而王组长却莫名其妙地把他带到了校门外，这让他不知王组长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结果还真是让他出乎意料，又喜出望外，王组长竟然说出了这样一番话：“老袁啊，毛主席教导我们，抓革命，促生产，我们工作组既要抓好革命，又要搞好生产，也要搞一块丰产田，你呢，就给我们当技术参谋吧。”
袁隆平没想到竟然会是这样一个结果，那感觉，就像原本以为所有的秧苗都已毁灭，突然听说还有三盆秧苗被保存下来了，从三盆绝处逢生的秧苗，到这峰回路转的命运，在那个非常夏天，袁隆平就像在大风大浪中游泳，忽而沉下去，忽而又浮起来。而工作组在那时候就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太上皇”啊，要他当参谋，那是信得过他，这表明他又侥幸逃过一劫了。至于搞丰产田，他更是兴头十足，这正是他饭碗里的事啊，他满口答应，几乎是在拍着胸脯表决心了，他一定要当好技术参谋，保证工作组的丰产田夺高产。
这一次改变了他命运的峰回路转，却让他一直摸不着头脑，他也不想妄自猜测。
第二天一早，他挑着粪筐走向了工作组的丰产试验田，这担子不轻，但再重也没有悬在心里的那块石头重。一块石头放下来了，他感到特别轻松和舒畅，一路上还轻松地哼着小调。当他路过关押“牛鬼蛇神”的牛棚时，一个人黑头黑脸地站在那儿，那是“牛蛇队”的李队长，黑煞煞的一个大汉。李队长原本是安江农校的体育老师，在平常日子和袁隆平关系还不错，此时一看袁隆平竟然还在哼歌，便从鼻子了哼了一声：“哼，你还唱歌，不要高兴得太早了！我把你的床铺已经准备好了，你名字的标签也在我口袋里准备好了，今晚你就要加入我们的队伍，还要归我管！”
他这样说，还真不是吓唬袁隆平。说起来这里边又有一个内幕，按指标，安江农校要揪出八个“牛鬼蛇神”，当时已经揪出了六个，还要揪两个，袁隆平是内定的第七个。工作组原本在发动群众贴出了袁隆平的大字报后，当晚就要开他的批斗会，连夜把他关进牛棚，并已提前通知“牛蛇队”的李队长，把写有袁隆平名字的牌子和床铺都准备好了。然而，内幕中还有一个更深的内幕，一个突然发现的情况在一夜之间改变了袁隆平的命运。这内幕袁隆平当时不知道，“牛蛇队”的李队长也不知道，只有工作组的王组长等几个核心人员知道。没过多久，在风云变幻中，工作组因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撤走了，但一个谜团直到第二年才被解开。有一次，他在街上碰上了当时的王组长，王组长被赶下台后，一度也成了挨批斗的对象。或许是同病相怜，又深感命运叵测，他才对袁隆平透露了那一夜突变的个中原委。原来，工作组当时准备把袁隆平作为重点打击对象，特意查了他的档案，看看他还有没有什么历史问题，打算新账老账一起算。档案是保密的，袁隆平也不知道自己的档案里到底装了些什么，他更不知道在自己的档案袋里竟然还放着一封红头文件，那是国家科委九局发给湖南省科委的公函，湖南省科委又转发给安江农校，责成安江农校支持袁隆平的“水稻的雄性不孕性”研究。王组长和几个核心成员突然傻眼了，袁隆平鼓捣的那些坛坛罐罐，竟然有这么大的来头！这让他们早已摆好了的棋局，一下变得举棋不定了，这个袁隆平到底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批斗对象呢，还是保护对象呢？他们不敢拍板，马上就带着这个公函去请示黔阳地委，时任地委书记孙旭涛是一位知识分子出身的老革命，看完公函，当即拍板：“袁隆平当然是保护对象！”
如此一来，工作组只得踩了个急刹车，袁隆平的命运在一夜之间峰回路转。
让袁隆平痛心的是，那位拍板保护了他的孙旭涛书记，在“文革”中连自己也难以保护，两年后就因不堪迫害而自杀。更荒唐的是，在袁隆平转祸为福后，为了凑足“牛鬼蛇神”的名额，便把那个给袁隆平热心张罗婚事的曹老师拿去顶数，关进了牛棚。那时候，个人的命运是自身难以驾驭的，只能说那个时代太荒唐了，但袁隆平对无辜遭殃的曹老师还是有一种莫名的内疚。荒唐岁月，还有太多的牺牲品，袁隆平念念不忘的恩师管相桓经历了一次次运动的冲击，但最终未能逃过这次大劫。据管先生夫人、西南农学院教授张月辉回忆，她“与相桓相伴二十七个春秋，未见其闲度一节假日，三年困难时期，先生全身严重浮肿。因常下水田观察记载而引起皮炎、奇痒、头痛、腰痛病时时发生，先生皆置之不顾”。1961年，管先生摘掉了“右派”帽子，从1961年到1966年的五年间，他一边继续进行稻作试验，一边撰写《稻作学》，内容涉及稻之起源、分类、型态、生长发育、生理生态及遗传育种等方面的系统知识，就在行将付梓之际，一场浩劫席卷而来，一部多年心血凝成的书稿在劫火中毁灭。他多方搜集、多年积累的栽培稻品种和野生稻品种，当时为全国之冠，堪称是“价值连城、万金难求、不可复得和再生的绝世珍宝”，也被销毁了。1966年10月，管相桓先生在难以忍受的折磨和凌辱中撒手人寰，年仅五十七岁。
同自己的恩师相比，袁隆平还真是非常幸运，杂交水稻也非常幸运，他不但侥幸逃过了挨批斗、进牛棚的命运，还在工作组的默许下，把杂交水稻的试验秧苗从臭水沟里搬到光天化日之下。入夏之后，袁隆平又忙得不可开交了，既要为工作组的丰产田夺高产，又放不下他的坛坛罐罐。眼看水稻开始扬花抽穗了，必须给雄性不育株杂交授粉，这是一刻也不能耽误的。为此，他还壮着胆子向工作组请求，每天中午请两个小时假。他估算了一下，授粉需要三个中午，六个小时。没想到工作组很痛快，一下就批给了他一个星期，每天上午他都可以干自己的活。这又让他大喜过望了。这一切，都应归功于那封神秘的公函，它的存在，如同袁隆平的命运密码，只有极少几个掌握着他命运的人才知道这一秘密。
1967年早春季节，雪峰山那冷寂的白雪还没有化尽，几个怀揣着特殊使命的人，从省城来到了雪峰山谷的安江农校。根据国家科委指示，湖南省科委派员来了解“水稻雄性不孕性”研究项目的进展情况，还有袁隆平在研究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袁隆平根据现有的进展，起草了“安江农校水稻雄性不孕系选育计划”，他也恳切地说出了自己当时的实际困难，一个人在实验室和试验田里两头跑，迫切需要配备一两个助手，并提议将李必湖和尹华奇留校做助手。结果又一次超过了他的期望，李必湖、尹华奇这两个“社来社去”的学生，被破格留校了，省科委随后又决定将“水稻雄性不孕系选育计划”列入省级科研项目，每年下拨科研经费六百元。当年6月，安江农校组成了由袁隆平和李必湖、尹华奇组成的“水稻雄性不孕性”科研小组，这在当时也许不是什么大事，却是一件必将载入中国杂交水稻发展史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中国第一个杂交水稻科研小组正式成立了。李必湖和尹华奇有幸成为袁隆平从事杂交水稻研究的第一批助手，这是袁隆平对他们的看重，也是命运对他们的特别垂青，在未来岁月里，随着杂交水稻研究的不断推进，他们的命运也将随着袁隆平的命运、杂交水稻的命运而一起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