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是一生的承诺
最能还原一个人的地方，是家。只有在这里，袁隆平仿佛才完全属于自己。
在去袁隆平先生家拜访之前，我也曾有过一些神秘的想象，一个享誉世界的杂交水稻之父，一个据说身价超过千亿的隐形富豪，该有怎样一个家呢？在2015年那个三伏天，我踏着一条曲径通幽的林荫小路，一路猜想着，走不多远，猜想就不再是猜想了，我看见了，一幢独门独院的小楼，没有门牌号码，却也没有我猜想的那么隐秘，隔着一道栅栏式的围墙，透出一方小池塘，带着一个已显陈旧的小庭院。一幢普普通通的两层小楼，一看就有年头了。这就是袁隆平院士的家，是如此低调平实，也没有谁叫它专家楼、院士楼，这中心大院里的人都叫它袁家小院。这小院离袁隆平的试验田不远，隐隐约约能闻到风中飘来的稻花香，在一片宁静中，也能听见远远近近的蛙鸣声。
在确认无误之后，我敲门。一个身影缓缓迎上门来，我虽从未见过其本人，但在照片里早已见过，一眼认出这是袁隆平先生的贤内助——邓则。她的年岁超过了我的母亲，我该叫她一声师母。袁隆平一直称她为贤内助，这是一种依赖，一种托付，这个家，这一家老小，几乎全都交给她了。说到这个贤内助，袁隆平还讲起了这样一件趣事：前几年他们夫妇俩去香港，和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辛世文及其夫人见面。两人互相介绍自己的夫人时，辛世文挺有绅士风度地说：“这是我太太。”袁隆平则笑着说：“这是我的贤内助。”辛太太一听就特别动心，立马就对辛先生说：“以后别叫太太啊，要叫贤内助，贤内助比太太好！”
袁先生，则是邓师母对丈夫的专称。由于两人原是师生，后成夫妻，从开始恋爱时，她就半开玩笑地叫他袁先生，叫了一辈子，总在不经意间带着一种母亲的口吻。
而像我这样一个晚辈，还真不知该怎么称呼我们的主人公才好。他老人家不喜欢人家叫他袁老或老爷子，更不喜欢袁院士、袁主席、袁主任一类的官称，而“袁先生”又是他贤内助的专称，我到底该怎么称呼他呢？他的一位学生告诉我：“你若讲客气，就叫他一声袁老师。你若一点也不讲客气，就直呼其名，他还真高兴，他是‘85后’啊，还年轻呢！”我也觉得没必要讲究，其实名字就是一个符号，可当着这样一个到了望九之年的老人，我怎么能直呼其名呢？他不觉得是冒犯，我也觉得冒昧，既然大家都叫他袁老师，我也跟着叫，一口一声袁老师，但这是口语，在叙述过程中我不能从头到尾都叫他袁老师，只能一点也不讲客气地叫他袁隆平，这也是对他的还原吧。
走进小院，穿过一条走廊，像是走进了一个小小的幼儿园，随处都能看见他们孙女的玩具。老两口已有了三个孙女，名字都是爷爷取的。大孙女叫袁有晴，因为出生前一天一直不停地下雨，生下当天，雨过天晴，袁隆平便给她取名为“有晴”。第二个孙女出生那天，正值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二个节气雨水，《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云：“正月中，天一生水。春始属木，然生木者必水也，故立春后继之雨水。且东风既解冻，则散而为雨矣。”雨水节气意味着进入气象意义的春天，正如农谚“春雨贵如油”，袁隆平便给她取名“有清”。还有小孙女名“有明”，有阳光般明亮，如月光般明净，而构成一个“明”字的日月则是周而复始的时间、天地间生生不息、永恒不灭的本源，这是一个农学家对孙女也是对农作物生长的美好期盼，有太阳，也有雨水，自然和人类才能和谐生长。
那庭院中的一个小水池，养着一些活泼生姿的红鲤鱼，还有几只蹦蹦跳跳的小青蛙，不知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两个在水池边玩耍的小丫头蹦蹦跳跳地追着小青蛙，还脆生生地拍着响亮的小巴掌吓唬它们，但那小青蛙居然不怕人，还鼓起大眼睛看着两个小丫头，呱呱直叫，像是在抗议和示威。那顽皮可爱的样子，把两个小丫头乐坏了，咯咯咯地笑成一团，她们不知道自己的样子也那么顽皮那么可爱。她们的欢乐也是老两口的天伦之乐。每天下班后，袁隆平都会陪两个小孙女玩一会儿，或是带她们游游泳，或给她们讲讲童话和寓言故事。这些童话故事，很多都是袁隆平儿时母亲讲给他听的，而在三个儿子的童年时代，他很少有暇来给儿子们讲，如今就讲给孙女听了。常言道，“爷疼孙，隔代亲”，其中其实有太多的苦衷——一个人生儿育女时正当盛年，上有老下有小，又要为事业打拼，实在是抽不出时间来陪陪孩子，尤其是像袁隆平这样一个南来北往的大忙人，孩子的养育就全靠妻子了。
窗台上，阳光斜射，花在窗台，树在窗外，一场夏雨刚刚落过，把树木花草浇得一片透亮，那透亮的水珠如同清新的露珠。树荫下，一张小桌上还摆着象棋，这是属于袁隆平的，他一辈子都爱下棋，喜欢博弈。屋子里没开空调，但开着窗户，一阵小风将草木清凉的香气吹进屋里，这酷暑季节的清风，竟让我有如沐春风之感。
一杯清茶送到了我手上。我坐下了，邓师母却还站在那里，那关切的眼神和微倾的姿态忽然打动了我。一个从不化妆、面带微笑的女子，哪怕到了七八十岁，也依然保持着素朴而端庄的本色，那神情是那么自然平静、温和而悉心。也许，这是一种多少年来的习惯，一种下意识的表现，每次她的“袁先生”回家，尤其是在那最艰辛的一段岁月，当一个疲惫的归人风尘仆仆地踏进了家门，妻子给你递上一杯清茶，然后用关切的眼神，微微倾着身子看着你，打量着你，虽是久别，你一下就找回了家的感觉，而她就是这家里最坚实的底部。那离离别别、来来回回的几十年，对于这对聚少离多的夫妻，也早已习惯了，习惯成自然。他们原本都是天性快乐的人，原本可以成为一对快乐夫妻，而人生与命运的造化却让他们成了一对患难夫妻。且不说他们在那风云激荡、变幻莫测的时代中经历了多少危难，只说那年复一年的南繁育种经历和二十多年的两地分居，对谁都是漫长的磨难。
这次造访，我们的主人公不在家里，又去他的办公室、实验室或稻田了。其实，我来他家里的目的也不是要采访他，邓师母才是这家里的真正主人，而袁隆平很长时间里都像是一个客人。他对杂交水稻什么时候分蘖、什么时候扬花、什么时候灌浆、什么时候成熟，都一清二楚，连它们的每一个细胞和分子结构都清楚，但他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是怎样一天一天长大成人的。对这家里的大事小事，最清楚的莫过于邓师母。
此前，我在对袁隆平先生的访谈中，他也曾谈及他的家庭。而只要提到自己的贤内助，他眼神里就有一种变得越来越深的东西，那是深深的内疚和自责，又仿佛还有更深的存在。他沉默了许久才缓缓开口：“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就是在别人都不肯嫁给我的时候，邓则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的求婚。在我人生最困难的时候，她始终和我在一起。她付出得确实太多了，在70年代，我们很艰苦的时候，因为我一直在外面搞科研，家里的担子都由她一个人挑起来了……”
他每一次出门远行，妻子都要早早为他准备吃的、穿的、用的，而在他出发的前夜，妻子就开始为他打点行装，他连衣服都叠不好，只是站在一旁，搓着手，却帮不上什么忙。第二天，他就背着包袱出门了。这样一个包袱不知背了多少年，带着妻子的体温，还有一家人的牵挂，追逐着太阳，一次次地走向天涯海角。这几乎是所有南繁育种人的共同经历和集体记忆。人同此心，谁又不对自己的家人牵肠挂肚？但走出家门的那一步总是迈得很果断、很决绝，这一走，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可他不得不狠下心来，头也不回。
对于袁隆平，一生难以弥补的遗憾，就是未能为双方的老人尽孝送终。
1974年，袁隆平的父亲六十九岁，年近七旬，按“男虚（岁）女实（岁）”传统习俗，正是老人家七十大寿之年，袁隆平却不能赶到重庆为父亲祝寿，那时杂交水稻已闯过三系配套关，他正在攻优势组合关。他心想以后还有弥补的机会，然而上苍却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就在这年底，父亲患胃癌住院，在医院里开了刀，经诊断已是胃癌晚期，生命垂危。一个电报打到安江，邓则把家事托付给自己的母亲，从安江赶到重庆，在医院里侍奉汤药，尽心服侍老人。而此时，袁隆平正在海南岛南繁基地育种。老人在弥留之际，一直念叨着袁隆平的小名：“二毛，二毛……”可当邓则想要给袁隆平发电报时，老人又摇了摇头，喃喃地说：“他忙，吃饭的事，那是大事啊，现在又到了节骨眼上，不要他来了，别让他分心……”没过多久，老人就逝世了，邓则也没在第一时间告诉袁隆平。事实上，就算他在第一时间知道，也不可能在第一时间赶到父亲身边，那时杂交水稻已闯过三系配套关，他正在攻优势组合关和制种关，千军万马下海南，他是三系法的总设计师，也是技术上的总指挥，一刻也离不开。那是他最忙碌的一段日子，夜以继日地连轴转，恨不得一天有四十八小时。当迟到的噩耗传到天涯海角，他没有失声痛哭，而是长久地失语。一个对父亲生不能尽孝、死不能送葬的“不孝之子”，背对大海，面朝大西南的方向，就那样长久地沉默着、伫立着，那座存在于他生命中的山城，那个给了他生命和养育之恩的父亲，在涌动的泪水中渐渐化作模糊而邈远的幻觉。他是一个活得特别实在的人，一生中极少出现这样的幻灭感，而疼痛的感觉又像火烫一般真实，那一点点颤抖的微光照亮他夹烟的手指，烟一直静静地燃烧着，直到在他的手指间燃尽，熄灭，十指连心啊，或许只有这被烟火烧灼的钻心的疼痛，才能稍稍减轻他心中的大痛。让他稍感安慰的是，从父亲病重到入土为安，妻子恪尽了一个儿媳的孝道，也替他这个“不孝之子”尽孝了。可告慰父亲灵前的是，这年他育成了中国第一个强优势杂交组合“南优2号”，攻克杂交水稻的第二道难关——优势组合关。对于一直关心杂交水稻的父亲，这也是大孝，他只能这样告慰父亲、安慰自己。
父亲过世后，邓则便把袁母接到了安江。那时袁隆平已调到长沙工作，但邓则还在安江农校图书馆工作，妻子在哪里，家便在哪里。那是杂交水稻突飞猛进的一段岁月，他在长沙和海南岛之间来回跑，没有时间照顾母亲。从老人来到安江到去世，整整十五年，就全靠邓则这个儿媳妇来照料了。老人年事已高，身体不好，经常生病卧床，她能活那么大岁数，也多亏了邓则。而邓则除了照顾婆婆，还要照顾自己的母亲。一个中年妇女，既要照常上班，又要一肩挑起这样的家务重担，有多苦多累，想想也知道，但邓则从不叫一声苦一声累。但这样长年累月的劳累，已经到了一个人身体所能承受的极限。袁隆平很少说感激的话，但在一封写给妻子的信中，他对妻子充满了感恩之情：“家中老母和年幼的孩子们，全靠你照顾。我经常在想，有你这样一位贤德的妻子，这的确是我和全家的福气。希你多保重自己的身体，加强营养和加紧治病……”这封信邓则不知读过多少遍。当一家人都已进入梦乡，她深陷在那孤寂的长夜里，思念着远方的丈夫，点点滴滴的泪水悄无声息地滑到了信纸上。而天一亮，她又变成了一个满脸笑容的快乐女人，给一家老小洗衣做饭，而在白天的忙碌和夜晚的孤独中，她那原本有着运动员体魄的身子，正日渐消瘦下去……
其实，早在袁隆平给她写这封信之前，她就得过一次重病，算是死过一次了。那是1982年春天，三系法杂交水稻已经大功告成，获得了第一个国家特等发明奖，但袁隆平比以前更忙了，既要到全国各地指导杂交水稻生产，还经常出国进行技术指导和合作研究。在外人眼里，袁隆平已是风光无限，他们家不知该过上了怎样的好日子。其实，无论是在外奔波的袁隆平，还是在支撑着一个家的邓则，还是一如既往地忙碌与劳累。
由于长期劳累，袁隆平患有严重的胃病和习惯性肠炎。他这胃病颇为奇特，一发作，就要吃糯米饭或糯米粑粑之类的东西；而习惯性肠炎引起的腹泻，吃杨梅罐头才会缓解。这些邓则都给他准备好了，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出差、出国，都会给他带在身边，以备急用。这些老毛病可以有备无患，而更要命的是，疾病往往会向一个过于劳累的身体发起突袭，那真是病来如山倒。一天，邓则突然感到头疼欲裂，伴随着剧烈的痉挛，高烧，呕吐，一家老小吓坏了。在同事的帮助下她被紧急送往医院，一检查，竟是突发病毒性脑炎！这是致命的重症，即便治好了，也可能会落下后遗症。袁隆平赶回来时，邓则一直处于深度昏迷的状态，将近半个月没有睁开眼，全靠输液维持那奄奄一息的生命。这家里的顶梁柱从来不是袁隆平，而是邓则，她病倒了，这家里的顶梁柱就倒了，袁隆平的母亲和岳母没有了邓则的照料，更担心邓则的病情，也相继病倒了。三个病人，躺在不同的病房里，就靠袁隆平来照料了，他在三个地方来回奔跑，轮流照顾，每一个都是他生命中最亲的亲人。但无论有多忙，他也要挤出最多的时间来照顾妻子，给她擦身子、换衣服、一勺一勺地喂汤药，这一切，仿佛都是在妻子病重期间学会的。为了唤醒昏睡中的妻子，他伏在她的鬓边，轻轻唱着她最爱听的《喀秋莎》《红莓花儿开》，还有那首哀婉动人、充满了沧桑与惆怅的《老黑奴》：“快乐童年，如今一去不复返，亲爱朋友，都已离开家园，离开尘世到那天上的乐园，我听见他们轻声把我呼唤，我来了，我来了……”
半个月后，妻子仿佛度过了被黑暗笼罩的漫漫长夜，睁开了眼睛。
一个月后，邓则竟然奇迹般地痊愈了，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
邓则挺过来了，但她患癌症的母亲却没能挺过这一年。在袁隆平心里，岳母就像他的亲生母亲一样。自大学毕业后，他只身一人来到安江，从此远离父母亲和兄弟。在度过了十来年孑然一身的生活后，他终于有了自己的家，有了妻子和孩子，而这一切都是邓则给他带来的，他在湖南的亲人就是邓则的亲人。湖南有句俗话，“细伢崽爱糖，丈母娘疼郎（女婿）”，这个丈母娘待他比自己的亲儿女还亲，多年来一直帮他们带孩子、操持家务，是他们家最大的依靠。然而，当事业遭遇亲情，又将是痛苦的割舍。就在当年8月，老人家再次病重住院，邓则的身体还处于恢复状态，而袁隆平又将出国进行学术交流和技术指导，这年秋天他还要参加国际水稻研究所一年一度的国际水稻学术会议，那是他不能缺席的一次会议，他将成为这次会议的主角，被国际同行一致推举为“杂交水稻之父”。当然，那时他对这一切还根本不知道，但他知道，对于杂交水稻走向世界，这次会议至关重要。眼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岳母，他实在不想走，不能走，但又必须走。就在他在去留两难中挣扎时，善解人意的岳母强打起精神，要他只管放心去忙自己的事业，她没事，还想多活几年呢。老人是笑着说的，老人看上去还真是挺精神。邓则也说：“你就放心去吧，母亲有我照顾，不要紧的。”可等袁隆平从遥远的异国他乡回来时，老人家已经含笑于九泉了，她的遗像也是笑眯眯的。袁隆平端详着岳母的遗像，两行眼泪滑出眼眶，然后，慢慢落下。他的一只手僵在空中，却久久也没有抹掉脸上的泪渍。
他未能给父亲和岳母送终，母亲病重时，他也未能在她病床前尽孝，母亲病逝时，也没能赶上见母亲最后一面。那是1989年9月中旬，他刚刚度过自己花甲之年的生日，但他连自己的生日都忘了。当时两系法杂交水稻遭遇了一次致命的挫折，也可谓是生死关头，袁隆平正在长沙筹备一个杂交水稻现场会，就在这节骨眼上，从安江传来母亲病危的消息。但他是会议主持人，无法赶回去。他只能每两小时就打一次电话回去，一是询问母亲的病情，一是叮嘱要采取一切抢救措施。但他心里十分清楚，老太太已经八十八岁高龄了，身体一直不好，如果不是妻子尽心服侍，也许早已不在人世。他知道母亲的生命已到了最后时刻，唯愿母亲能撑住一两天，只等现场会一结束，他立马就往安江赶。但就在他连夜赶赴安江的路上，他一生深爱的母亲，那个教会了他公正和同情心的母亲，终于没有挺到最后一刻就溘然长逝了。但路途坎坷而迢远，家人担心他路上太伤心，没有告诉他母亲过世的噩耗。当他赶到安江农校，车还没有停稳，他就打开车门跳了下来，一眼看到灵堂，他恍然明白了一切，奔进灵堂里，双膝一跪，就扑在母亲身上无声地痛哭，好半天他才发出声音，他捶打着自己的心口，痛呼着：“我来迟了啊，妈，我来迟了啊！”
那天正好是农历中秋节。一直到现在他的心口还隐隐作痛，每逢佳节倍思亲。三位老人过世，袁隆平都没有赶回去见上最后一面，他也只能带着一生难以弥补的遗憾和痛惜，充满了惆怅地长叹：“人生有时候真是忠孝难以两全，我是一个不孝之子啊！”
每当他这样自责时，邓则就安慰他说：“你把杂交水稻搞成功了，就是对老人尽了最大的孝！”
为了让一生漂泊辗转的母亲在黄泉之下不再辗转，袁隆平和几个兄弟商量，决定让母亲就近入土为安，安葬在安江农校的白虎垴梨子山。安江，是杂交水稻之父的兴起之地，也是中国杂交水稻的发源地，又成了一个苦难而慈祥的母亲的归焉之地、安息之地。故乡，就是有祖坟的地方，而安江既是杂交水稻的故乡，也是杂交水稻之父的故乡。每年清明及母亲和岳母的忌日，袁隆平都要携妻儿赶回安江去扫墓，这也是唯一能弥补的方式。
身为人子，袁隆平用“我心中无比地遗憾”来形容他对逝者的亏欠，几位老人慈祥的遗像，都是他时常下意识地久久凝望又愧对的。而对生者他也充满了无尽的愧疚。作为儿子，作为丈夫，作为父亲，在人类生命的繁衍与轮回中，他都觉得自己是一个最不尽责的人。
孩子出生时，一个父亲是应该守在身边的，有道是，孩子的生日，就是母亲的受难日，无论对于妻子还是孩子，那都是对生命的守望。但老大出生时，他正一头扑在稻田里培育雄性不育株，无暇顾及在痛苦中分娩的妻子和那从流血的母腹降生的婴儿。老二出生才三天，可怜的女人，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了，他就踏上了第一次南繁之旅。按说，就是天大的事，他都得留下来，等妻子满月后再走。他低着头，望着妻子，像在忏悔，但无论怎样的内疚，怎样的心疼，都无法挽留住他奔向稻田的脚步，那正是南繁育种的最佳季节，误一天就误一季，误一季就误一年，不说这一年的血汗就白流了，更要命的是雄性不育系试验每一茬都不能断代，他心急如焚哪，只能狠下心，背上包袱，跨出了家门。一个在风中疾行的汉子，一脸深沉悲壮，生怕自己又被从家里传来的哭声拉回去，那是儿子在襁褓中发出的哭声……
三儿子出生时，那是他们一家最困难的时候，老三才两三个月，邓则还没休完产假，就被下放到了干校劳动，袁隆平又不在家里，邓则只好把老大送到了重庆奶奶家里，把老二送到了外婆家里，她则抱着老三去了干校。一个哺乳期的母亲，既要参加繁重的劳动，又要养育嗷嗷待哺的孩子。一家五口分成了四个地方。那段日子，他都不知道妻子是怎么挺过来的。他终于抽空回了一趟家，迎接他的却不是久别重逢的家人，而是一片凄凉。老大去了重庆，他看不见，但老二看着他就像看到突然闯进家里的一个不速之客，这是谁呢？要说，这实在不能怪孩子，你这么长时间没回家，他怎么还记得你？那还不到一岁的老三呢，怔怔地看着这个脸比锅底还黑的陌生人，他那黑煞煞的样子，满脸都是被烈日和风暴灼伤的痕迹，把一个幼儿吓坏了，好长时间都惊骇地睁着大眼睛，一脸害怕的表情。一个幼儿惊骇的眼神，像锥子般在他心上扎了一下，他心疼啊，那是深透一辈子的疼痛。
20世纪70年代，那是袁隆平向三系配套关、优势组合关和制种关连续发起冲击之际，他曾连续七年都没有回家过年。谁不想赶回家里一家人团团圆圆过年哪？他却只能守着这一片试验田，陪他过年的是种子，是秧苗。当夕阳西下，他定定地望着天边那一抹暗红的云霞，思念着遥不可及的母亲与妻儿。在那最难挨的孤寂中，心里还真得有一种念想，老婆孩子热炕头，年糕米酒猪头肉，在那个年代就是最美好的生活，这既是思念的方向，也成了一种坚守的动力。如果你心里没有这些东西，你扛不过这漫长的孤独。
听袁隆平先生说，有一年，他就回过一次家，住了一天，就从电台里收听到海南的天气预报，海南正遭遇多年未遇的低温阴雨天气。他在心里叫了一声不好，这种天气会给正在培育的杂交水稻父母本带来恶劣影响，如果处理不当，很可能造成花期不遇。他开始收拾行李时，一家老小都看着他，可他还是很坚决地背起了行囊，奔向了海南。还有一年，他好不容易回家了，那时他的家还在安江，他原本打算在家住上十天半月的，结果连行李还没来得及解开，一个电话打来，要他当晚就赶到长沙，那真是前脚刚踏入家门，后脚就要走了，可妻子从未拖过他的后腿。屈指一算，从1964年到1990年，在这二十六年里，他和家人基本上是两地分居，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湖南或海南的试验田里，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国内外讲学或参加会议，安江一直是杂交水稻的基地，他剩下三分之一的时间虽说是在安江度过的，但大多数时间也是在试验田里度过的。直到母亲去世后，邓则才带着三个孩子来长沙团聚。而从1953年被分配到安江农校任教到这次举家迁往长沙，他在安江农校已经生活了三十七年。
袁隆平对家人深感愧疚，但他可以问心无愧地面对大地苍生。他曾经在心里一次次发誓，只要有机会就要多陪陪家人，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兑现，但兑现了他从童年就萌生的那个念头。那个念头变成心中的承诺，成了他与世界达成的生命契约，为了让中国人把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里，也为了让地球村里的每个人都能吃饱肚子，他尽力了，也尽心了。
当苦难化作珍贵的往事，一切都刻进了生命的年轮，那些惊恐和挣扎，他们的一生也仿佛活在珍贵的故事中。只有经历过患难，才更懂得爱。如果事业是一生执着的坚守，爱则是一生的承诺，又仿佛在浑然不觉中完成。袁隆平从未轻易说出一个爱字，但他像珍惜有限的生命一样，珍惜着一声不吭的爱。他也曾说过：“爱是一份长久的承诺；爱，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每个细节中，哪怕是一个会心的微笑，擦一擦汗，洗一次碗，陪爱人逛一次街，都是幸福的，值得回味的。”
同袁隆平那充满了愧疚的讲述相比，邓师母则为自己拥有这样一个丈夫充满了自豪和幸福感：“嫁给袁先生是我的运气和福气，这么多年了，他这份细心的爱，还是蛮感动我的。”
袁隆平为妻子改名，就是让邓师母“蛮感动”的一个细节，也能看出他对妻子无微不至的爱。在重庆方言中“则”和“贼”的发音相同，一般人根本分不清。1971年林彪叛逃坠机后，全国上下皆斥之为“林贼”，这让袁隆平听了很不是滋味，便建议她改名为“邓哲”。一向幽默的袁隆平还向妻子解释：“我可不愿意你做贼啊！”邓则也觉得邓哲好，但这个名字已经很难改过来了，在档案里，在户口簿上，要全部改过来挺麻烦的，后来也一直没有改过来。但邓哲是袁隆平心中的名字，她的厚道、善良、贤惠，其实都可以用“哲”来诠释，“哲”是贤明和智慧，也是在两相对立、相互验证中而找到平衡，而这一对患难夫妻一路走来的经历，其间的悲欢、甘苦、得失、成败，又何尝不是一个在两相对立、相互验证中寻找平衡的过程？
袁隆平深爱着自己的家，但他又在理智上保持着十足的清醒，他说：“如果拴在小家庭，事业就不会有成就。”
袁隆平最想过的日子就是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他觉得自己、妻子和家人都是普通老百姓：“我和邓则就是普通老百姓，家庭生活美满。家庭生活美满，人生就很美满；家庭不幸，人生也很不幸。”然而，袁隆平又的确不是那么普通的老百姓，像其他名人一样，生活并不完全属于他。但他是一个善于充分享受生活的人，如今，在盛名之下，他和他的贤内助在这小院里过着与常人无异的日子，只有在这里，他才能找到日常生活的节奏，老两口都知道，这日子是多么来之不易。
妻子喜欢旅游，袁隆平每次去外地参加活动，只要条件允许，他就带着自己的贤内助一道去，让她走一走散散心。如果是出国，他就给她当翻译和导游。邓则在学校里学的是俄文，不懂英文，袁隆平一边给她当翻译，一边教她说简单的英文。她有时候一个人上街去逛逛，袁隆平生怕她走丢了，把宾馆的地址、电话号码都写在便笺上，而且是中英文对照，让妻子随身携带，这样方便别人给她指路。即便没有机会带她去，他也会给她买一些礼物。袁隆平一直为结婚时没能给妻子买一件新婚礼物而后悔不已。1985年5月赴菲律宾的前夕，他在北京给妻子买了两条裙子和一件汗衫。这是他第一次买裙子，不知什么号码适合妻子穿，只好一下买了两条供妻子选择，然后附上一封详细说明的信，特意托人从北京带给妻子。——说起这事，邓师母抿着嘴笑了起来，嫁给这样一个又粗心又细心、又天真又认真的男人，还真是挺好笑的。不过，那两条裙子还真是买对了，邓师母穿着都很合身，嫁给丈夫几十年了，她还是第一次享受到丈夫这么体贴的关怀呢。如今他可长记性了，他记住了妻子穿多大型号的衣服、裤子和鞋子，还有她喜欢的样式和颜色。
2006年夏天，邓师母和单位同事在去延安参观的途中遭遇车祸。当时，袁隆平正在北京开会，一听妻子受伤了，他赶紧打电话给随行的工作人员询问妻子的伤情。工作人员如实告知了邓师母的伤情，她的腿严重骨折，但没有生命危险。但他还是不放心，等不及会议结束，当天就赶到了西安，直到亲眼看见妻子的伤情，他才放心了。邓师母的骨折治理效果不错，但还是落下了轻微的后遗症，如今走路比以前要迟缓了。
袁隆平担心妻子，妻子也为他担心。邓师母带着一丝埋怨的神情对我说：“如今年纪大了，气管和眼睛也不好，可他就是不服老，还跟年轻的时候一样工作，每隔一段时间都要跑海南，你说怎么不让人担心啊！”
担心归担心，不过说起这些生活中的小细节，邓师母还是一脸的幸福和自豪。一个非常成功的丈夫，又这么细致入微地关心自己的妻子，那是令每一个女子都倍感幸福和自豪的，然而其所经历的非常之苦难，却并非每一个女子能够承受的。我也只能这样去理解，这是一个平凡的女人，也是一个非凡的女人。
只要袁隆平没有出差，每天傍晚，袁隆平就会牵着妻子的手在附近的球场散步，那亲密的样子已经成为当地的一幅最美的夕阳红画面。一到周末，他就会携邓则进城逛街，横过马路时，他也总是紧紧牵着她的手，那份深情，令人动容。音乐是运动之外袁隆平的另一项爱好，他喜欢独自在月光下拉小提琴，在琴声中排解疲劳与焦虑，幽静的袁家小院里常常会传来悠扬的琴声。邓师母喜欢弹电子琴，两人配合默契。袁隆平还擅长男低音，他最爱唱的还是那首美国黑人民谣Old Black Joe（《老黑奴》）。
夫妻夫妻，唇齿相依，哪怕再恩爱的夫妻也难免会有舌头碰着牙齿的时候。他们偶尔也会争争嘴，邓则偶尔也会发点小脾气。她在一边数落，他像个犯了错误的小孩子，低着头，却在一边偷偷乐着呢，邓则一看他那没一点儿正经的样子，也笑了，每次都是这样，笑一笑就算了。
比如说袁隆平抽烟，她难免唠叨几句，说你少抽点咯！
他时常自我解嘲：“我的烟龄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一样长呢！”他从大学时期就开始抽烟，加之后来长时间过着远离家人的生活，在科技钻研中又要长时间冥思苦想，久而久之便染上了很重的烟瘾。在邓师母的劝说下，他逐渐减少了烟量，从一天两包烟减少到了半包多烟，近年来他已彻底把烟给戒了。只有抽烟的人才知道，戒烟需要多么顽强的意志。
袁隆平偶尔也会说起自己的儿子，而一旦说起，那神情就会被一种深深的愧疚感攫住。他的三个儿子，小名依次为五一、五二、五三，又按辈分和安江、黔阳等地名取名为定安、定江、定阳。从给儿子取名上，他既延续祖辈父辈的传统，也寄寓了他对安江、黔阳那一方水土的深情，不是故乡，胜似故乡。作为父亲，袁隆平对三个儿子从小到大基本上是“无为而治”，换句话说，那时候他也无暇顾及。“他们小的时候，我对他们照顾很少。老大长年跟奶奶生活在重庆，老三跟着外婆过，只有老二，五岁的时候，我带着他去海南、广东生活过一段时间。在对孩子的教育方面，我从不爱说教，不强求他们必须有大的作为。健康就好，有健康就有未来。现在他们都长大成人了，他们要想上进，我就给他们创造条件。”
一个“从不爱说教”的父亲，才能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人生境界，袁隆平对自己是这样，对几个儿子也是这样，按照自己的心愿、本着自己的良心去做事，只有与自己的心愿、想法一致时才能“不逾矩”，而一旦事与愿违，就难免会不守规矩犯错误了。几个儿子报考大学时，他也从未指定儿子要选择什么专业，连一点暗示也没有，一切任其自然，顺其自然。三个儿子都按自己的意愿选择了各自的专业，老大学管理，老二学金融，只有1970年出生的老三袁定阳做出了跟父亲一样的选择，把杂交水稻研究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父亲是“杂交水稻之父”，有人就半开玩笑地叫他“杂交水稻”。他在二十岁时考入广西农业大学。袁定阳参加高考那一年，对于两系法杂交水稻而言正是灾难性的一年，“热潮遭遇寒潮”，从盛夏急转低温，导致两系杂交稻制种大面积减产绝收，两系杂交稻育种也全线下马。而随着自然气候的逆转，他父亲的声誉与事业也急转直下。或许就是这灾难性的逆转，反倒让袁定阳选择学农的意愿变得更加坚定，从意愿变成了意志，而这是他和父亲最相似的性格，一种充满了挑战性的性格，越是遭遇挫折，越是跌入低谷，越是屡败屡战，否则就将“一败涂地”。
1994年，袁定阳大学毕业后，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工作了两年，又考入湖南农业大学遗传育种学专业攻读硕士。1999年，他进入香港中文大学生物系研究分子生物学，2004年获得了博士学位，后来又做了博士后。也正因他攻读的是分子生物学博士，在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国家重点实验室里又是负责分子生物技术项目，也难免网上有各种捕风捉影的议论，认为袁隆平的儿子是搞转基因的，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也是转基因水稻。其实，分子生物学深奥而复杂，既含有转基因技术，也有非转基因技术，绝非像有些人臆想的那样，一说到分子生物、基因工程就是转基因。
袁定阳的研究方向是分子生物学在杂交水稻中的应用，一是运用分子生物技术对水稻品质进行改良，一是提高杂交水稻的抗逆性。如果说三系法为第一代杂交水稻，两系法（包括超级稻）为第二代杂交水稻，袁定阳正在攻关的则是第三代杂交水稻，从中国独创的两系法向一系法迈进。在那片中心试验田里，一边是袁隆平的第五期超级杂交稻攻关品种“超优千号”，一边是袁定阳等人历时六年培育，还在继续试验的第三代杂交稻，这父子俩仿佛打起了擂台。从2016年的试验结果看，袁定阳等人试种的第三代杂交稻则已“初步成功”，这也是袁定阳做出的初步结论，“从样本数据看，第三代杂交稻可以破解常规杂交育种的瓶颈，选育好品种更灵活高效，制种繁殖更安全简便”，如果能够成功，杂交水稻育种将迎来一个新时代。但他和父亲一样，但凡与科学沾边的言说，他都是慎之又慎，他再三表示，这还只是初步成功，可以证明在技术方法上可行，但要大面积推广播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袁隆平也来儿子这边的试验田里看过了，还挑选一把穗子带走了，那是要拿去实验室里进一步观察。在父子俩相视的一瞥间，袁定阳看见父亲眼里闪烁出一点儿兴奋的光亮，那眼神，就像看了他小时候的成绩单。知子莫若父，而知父也莫若子，袁定阳早已熟悉了父亲的性情，对别人搞出的科研成果，父亲是不吝夸奖的，“高级啊”“非常了不起啊”，可对自己的儿子，哪怕考了双百分，他顶多也就是鼓励儿子“努力啊”“继续努力啊”。而父亲跟他谈得最多的，不是成功，而是失败，而育种可谓是“世界上最失败的事业”，其成功的几率就像袁隆平当年在茫茫稻海中寻觅天然雄性不育的稻株，那个几率太小了，太渺茫了，多少“术业有专攻”的育种专家一辈子扑在稻田里，到头来也选育不出一个好品种。在育种界有一句半开玩笑却又充满了苦涩的行话——“终生不育”。这失败的滋味儿，袁定阳也尝到了，又岂止尝到了，只说研发第三代杂交稻的这六年，他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挨过来的。而当他的情绪稍有低落时，父亲冷不防就冲他冒出几句话：“怕失败的人不要搞研究，哪有那么一帆风顺呢？搞一百次试验，能够有一两次成功就不错了。失败的时候，你不能灰心丧气，要总结经验教训，重整旗鼓……”当然，还有一点也很重要，甚至更重要——“不管搞事业还是搞科研，方向要搞准，然后百折不挠，不怕失败，最后可以成功的。”
科学也是一种信仰，而一个父亲在儿子遭遇失败时，总是给他加持一种能量。而父亲除了给他力量，也会给他带来一种无形的压力——在父亲的盛名之下，他的名字几乎处于遮蔽的状态，无论走到哪里，别人首先就会介绍他是“袁隆平的儿子”，而他一直很低调，每次有人这样介绍，他马上就会摆手制止。熟悉的人知道他这性格，也就不再那样介绍他了，而不熟悉的人一般都不知道他是袁隆平的儿子。我在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住了那么长时间，时不时就看见一个黑脸膛的高个子，或是去实验楼，或是去试验田，但我不知道那是袁隆平先生的儿子，不过那气质是能感受到的，还感觉有些似曾相识。有一次中心开会，我看见这高个子挽着衣袖，露出两条黝黑的臂膀，抬着长条桌、搬着椅子，忙上忙下地布置会场，这让我有些奇怪了，这高个子到底是干啥的呢？怎么像个搞后勤的？这才有人悄悄告诉我，他就是袁隆平先生的儿子袁定阳。当时我好一阵感动，不说他是袁隆平之子，他这样一个博士、一个国家重点研究室的副主任、研究员，这么低调，还真让我没想到。但他并不觉得这是“低调”，他觉得这样更好、更自在，这样才能活出一个真正的自己。然而，他在父亲的光环下要活出一个真正的自己还真不容易。
其实，对父亲的光环，他也觉得没必要刻意回避，袁隆平就是他的父亲，他就是袁隆平的儿子，这又怎么能回避？但他不想凭借父亲的光环来干什么，只想凭自己的真本事干出点让父亲脸上有光的事情，而他说得更简单，“不沾光，要争光”。可他这样想，外人却不一定这样想，那其实也是一种习惯性的、下意识的想法，袁隆平的儿子一定会得到特殊的关照，而袁定阳却从未享受过什么也根本就不想得到什么特殊照顾。说来又有一个事例，2016年3月，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七大农作物育种”试点专项2016年度第一批项目评审揭晓，该项目是由科技部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承接的，所有评审专家按“随机抽取、利益回避、专业吻合”的原则，从国家科技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产生，并在科技部有关司局的监督下，在中心内部监督机制的保障下，严格保证了评审的公正性，袁定阳入选了其中一个重大专项的首席科学家。结果一出来，难免又有人说他是“袁隆平的儿子”了，即便人们相信评审的公正，也免不了会有人发问：“袁隆平的儿子，能挑得起这样的重担吗？”这种凡事都要把他与父亲捆绑在一起的压力，无时不在，无所不在，外人是难以切身感受到的。当一副科研重担和这种无形的压力一齐压在袁定阳的肩膀上，那个压力之大，让他的收缩压骤然飙升到200，这可把他妻子段美娟吓得不轻，“很吓人啊，到医院住了一个星期，才把血压降下来”。而袁定阳刚一走出医院，就直奔试验田，无论多大的压力终将被大地承载，这是他父亲一辈子认定了一个真理。
当父子俩一同出现在稻田里，父子俩看上去和一对农民父子没啥两样，一个像是农民父亲，一个像是农民儿子，或是风里来雨里去，或是头顶烈日一脚泥一脚水地在稻田里忙碌。儿子那一米八的个头比父亲高大多了，但他和父亲一样皮肤黝黑，那宽阔的额头也一样被太阳晒得通红放光，这是父亲的遗传基因，其实也是太阳的基因。
也曾有人对袁隆平说：“您的几个孩子都很有出息，不过想超过您实在太难了。”
袁隆平摸摸额头豁达地一笑：“何必要超过我呢？我又没什么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