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事之秋
一切还得从2014年的那个秋天说起，那个反差太强烈，一边是袁隆平担任首席专家的中国超级杂交稻第四期攻关，亩产突破一千公斤大关，登上了世界水稻史上“迄今尚无人登临的一个高峰”，一边是《安徽万亩袁隆平超级稻减产绝收，被下“逐客令”》。那触目惊心的大标题，将矛头直指袁隆平——“杂交稻，隆平造”。这两大新闻事件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发生的，在阳光与阴霾的大逆转中，一场阴霾密布的灾难转眼间就把一个金色的秋天推向了一个多事之秋，令人崇敬的“杂交水稻之父”，转眼间变成了一个千夫所指的罪魁祸首，而一粒拯救了亿万苍生的神奇种子，转眼间变成了灾难的祸根，甚至是一股汹涌而来的祸水，那些遭此劫难、深受其害的可怜老百姓，发誓要将“杂交稻，隆平造”逐出他们的稻田……
若从新闻的时效性看，那篇极具轰动性和杀伤力的新闻报道，却也并非在第一时间曝光的爆炸性新闻，其实是一个迟到的新闻，事发于2014年10月，而报道的时间已是2015年4月9日，时隔半年，一个新闻早已变成了旧闻，但那“几乎同一时期”发生的两个事件，一正一负，像特写镜头一样被嫁接在一起后，哪怕时过境迁，那强烈的反差依然极具轰动效应。从新闻效应看，“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越是负面新闻越是能迎合人们的逆反心理。而在这样一个网络媒体高度发达、信息爆炸的时代，像袁隆平这样一个长期以来受人敬仰又家喻户晓的正面人物形象，连同他所开创的杂交稻和超级稻，几乎从来没有遭遇过如此具有杀伤力的负面新闻，一旦舆论反转，那突如其来的负能量几乎如掀天翻地的风暴一般，几分钟内就有数百万人被席卷，从门户网站到自媒体，从网络传播到无数人奔走相告，形成如螺旋般扩散和放大的“风暴效应”，这一切几乎可以在瞬间完成。
我在第一时间看到那篇报道时也如坠云里雾里，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若要搞清楚真相，其实并不难。灾害发生后，安徽省及受灾区五河县两级农委便对这次灾害进行了深入调查，并作出了明确的鉴定：“绝收或减产的区域，在孕穗和抽穗期间遭遇低温连阴雨，属于典型的穗颈瘟危害。”这种“典型的穗颈瘟”，其实就是稻瘟病的一种。稻瘟病位居水稻三大重要病害（稻瘟病、白叶枯病、纹枯病）之首，也是此次灾害真正的罪魁祸首，被称为“水稻的癌症”，凡有水稻的地方就有稻瘟病，只有轻重之别，发病后一般减产50％以上，重者绝收，对稻米品质也有严重影响。——这也是迄今为止难以被人类攻克的一道世界级难题。一直以来，国内外的科学家都致力于对稻瘟病的研究，然而至今也未能在高抗性上取得突破性的成果。所谓癌症，换句话说就是不治之症，至少是顽症。由于无抗性强的品种，近年来发生面积呈上升趋势，若防治不力，将会对水稻生产造成巨大的损失，对粮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那么，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是否又有根治的可能呢？这其实是我接下来要追踪的一个问题。要说呢，也不是没有，如今人类已开始尝试用分子或基因技术来治疗癌症，对于人类自身而言，这是救死扶伤的天职，似乎没有什么争议，但如果利用分子或基因技术来防治农作物的病症，譬如说针对某一病虫害将抗逆性基因转入农作物中，这一难题是有可能从根本上被攻克的，但只要一涉及分子生物技术，尤其是转基因技术，人类立马如临大敌、谈“转”色变。目前在中国，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袁隆平等科学家，在这方面也一直是高度审慎的。由于转基因技术目前还不能在水稻、小麦等主要粮食作物生产中推广应用，目前也就只能采取传统的常规手段，以趋利避害或避重就轻为前提，在选择种子时，对稻瘟病抗性不强的品种，就选在稻瘟病轻发区种植。而所谓的轻发区也是相对的，一旦遭遇阴雨连绵、连日不开的天气，就为稻瘟病提供了温床，轻发区有时候会成为重灾区。对此，迄今为止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将防治措施落实到位。
在杂交稻和超级杂交稻攻关中，袁隆平一直把稻瘟病视为心头之患。他也不止一次地坦言，超级杂交稻在对抗稻瘟病等水稻病症上并不“超级”，在这一世界性难题被攻克之前，超级杂交稻也只能和其他常规品种一样，以防治为主。对此，那个将矛头直指“杂交稻，隆平造”的报道者也做过调查，并作出了理性的报道：“稻瘟病的发生原因较为复杂，即使水稻品种在审定时达到了抗性（标准）甚至更高水准，但也存在因抗性下降、外界环境变换等原因从而引发稻瘟病的危险。”这是大实话。我在前文提及，在湖南溆浦的第四期超级杂交稻攻关示范片，也曾遭遇了长时间阴雨天气，袁隆平一再叮嘱田间管理责任人要将预防措施落实到位，而溆浦示范片最终没有因灾减产，反而创纪录地突破一千公斤大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适期预防措施落实到位，否则别说创造世界纪录，也极有可能像安徽五河县一样发生“减产绝收”的灾害。
对于“安徽万亩袁隆平超级稻减产绝收”的灾害，安徽省及五河县两级农委调查组已作出了结论：“此次稻瘟病是由于2014年安徽特殊的天气和适期预防措施不到位所致。”——这就是事实真相，再明白不过了，一是天灾，还有一个就是“适期预防措施不到位”。而调查组还特别说明这“不完全是农民的过错”，这句话里的意思我相信谁都能看明白，至少我是一眼就看明白了。说来这也是近年来的一个普遍问题，农民承包的责任田是有边界的，但稻瘟病以及其他病虫害是没有边界的，如果仅凭农民单家独户进行防治是难以有效防治的，必须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采取有组织的预防措施。这次灾害既“不完全是农民的过错”，在鉴定意见中也没有一个字说是种子的错，而罪魁祸首就是极端气候，说穿了也就是一场自然灾害。对于此次灾害的成因，除了安徽省及五河县两级农委的调查，一些参与调查的专家也均一致认为，2014年“的确属于历史罕见的稻瘟病高发气候”。如果排除了这一主要原因，许多事情你根本没法解释。据我后来走访调查，除了这次受灾的品种“两优0293”，安徽的其他水稻品种，包括如今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常规稻，在同一时期普遍都出现了稻瘟病，而其受灾减产的情况，则看其适期预防措施的情况而论，防治措施越到位，受灾程度越低。从大面积的情况看，2014年“两优0293”在安徽共种植了十八万亩，但出现减产或绝收的只有这次报道的一万亩左右，约占百分之五。于此可见，这次的受灾品种“两优0293”并非遭受稻瘟病灾害的个案，却成了灾害损失惨重的个案，这也更加验证了安徽省及五河县两级农委的鉴定意见是尊重科学、符合事实的，那也是一个具有结论性的鉴定。一句话，如果适期预防措施能够落实到位，这次“万亩减产”的灾害，其实是一场不该发生的灾难。
这里姑且不论导致“万亩减产”的原因，只说一个被那篇报道紧紧揪住不放的话柄——“杂交稻，隆平造”，那粒惹祸的种子又真是袁隆平制造的吗？对此，我等门外汉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还是应该以调查结论为准。除了安徽省、五河县两级农委的调查，还有一个更权威的调查结果——国家农业部在组织专家深入调查后也作出了相关结论：这次事件实际上与袁隆平的关系不大，第一，“两优0293”并非由袁隆平选育的，其完成者是别的研究人员；第二，与涉事种子有关的“隆平高科”是由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袁隆平院士等共同发起设立的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但袁隆平从未参与“隆平高科”的经营管理；第三则是对此前鉴定意见的又一次确认——导致这次稻瘟病的主要原因还是气候和“适期预防措施不到位”。尽管有三级鉴定结果明摆着，但袁隆平从维护农民利益的高度出发，并未高高挂起，他一听说此事，在第一时间就责成“隆平高科”尽快处理。“隆平高科”随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无论涉事种子“两优0293”有没有问题，一律宣布停售，随后又派公司高管两赴安徽，协调当地政府通过保险的方式先给了受灾农户一定的赔偿，还承诺为农民免费提供种子进行补偿，并将筹建种子行业灾后救助基金。
在整个事件中，有一个一直被报道者紧紧抓住不放的细节，在“两优0293”外包装袋上明确标注“抗性：稻瘟病平均5.6级”，但撕开包装袋后还有一张小纸片，在注明抗性5.6级之后又添加了四个字：“最高9级”。——对于抗病的程度，有平均值，也有最高值，这没有问题。这和水稻亩产面积的数据是一样的道理，在百亩示范片现场测产验收时，有的田亩最高可达到一千多公斤，有的则只有九百多公斤，而最终采用的是平均值，当然也可以标明最高值。如果内外包装一致，这个小纸片可以说毫无问题，但问题是，种子的内外包装不一致，这还真是一个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对此，“隆平高科”的一位相关负责人也没有否认，他给予了这样的解释：“标签可由内外标签组成，《种子标签管理办法》并未明确要求要把特征特性全部都印到外包装上，只要内标签是完整的，就不存在违规问题。”——对这样的解释，说句老实话，我是有疑虑的，这样的理由还不足以说服我。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也是报告文学等非虚构类文体存立的根本，而生命在于立诚，若要揭示真相，必须秉持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的立场，我只追寻事实真相，决不预设立场，更不会选边站。为此，我到经销过“两优0293”的种子店进行了调查，又对种过该品种的农户走访调查，我的调查结果和那篇报道是一致的。
随后，我又带着疑问采访了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邓华凤，这位与我差不多同龄的育种专家，也是袁隆平先生的主要助手之一，我想听听他是怎么解释的。邓华凤似乎早已习惯了这样的问题，他可能回答不止一百遍了，但他依然眉头紧锁，习惯性地用两手撑着桌子，隔桌望着我，在沉默片刻后方才开口。而他一开口，却一点也不含糊：“企业在营销流程中，对种子包装的内外说明必须一致，并且要真实反映品种的特征特性，这事关企业的诚信问题，不能含糊。如果种子包装存在内外抗性说明不一致，肯定是不对的，种子推广方应该引以为戒，再也不能出现类似的情况。”他说话时不是那种铿锵有力的口气，却表明了他斩钉截铁的态度，丝毫没有护短的意思。
诚然，这里又有一个事实是必须澄清的：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只是种子的研发方，并非种子的经营方，即便内外包装不一致，那也是种子公司在经营销售中的问题，与种子研发方并无直接关系，与种子本身更没有关系。我绝非要为一粒种子辩护，而是对客观事实百分之百地尊重，以百分之百的诚实向读者报告。众所周知，研发方研究出某一品种，然后交由生产方生产出产品，再进入市场销售环节。从研发方到生产方，一个在技术上严格把关，一个在生产上必须保证是合格的产品，但合格不合格，他们说了不算，我们这些报道者说了更不算，还要严格按国家标准来检验。种子是非同一般的产品，是关乎粮食安全的第一要素，国家一直是高度重视和严格把关的，对种子的鉴定比一般产品更为严格，只有审定通过后，才能在生产中推广应用。那么，“两优0293”又是不是审定通过的超级稻品种呢？这也是很多人特别关注的一个焦点。邓华凤给了我一个明白的答案：这一品种是湖南省审定通过的超级稻，但不是国家审定通过的超级稻。
听了他的一番解释我才明白，对超级稻的认定分为两级，一是农业部认定，一是省级农业厅认定，选育单位可以向本省农业厅和国家农业部两级的超级稻专家委员会申报认定，经专家们开会研讨，以严格的超级稻认定标准进行鉴定，达到标准才能称为超级稻。“两优0293”是通过湖南省农业厅认定的超级稻品种，既然省级农业厅有认定权，“两优0293”理所当然为合格的超级稻品种。但该品种属于第二期超级稻，在当时审定通过时还算是很好的品种，最大优点是抗倒伏，其次是产量较高。当然，每个品种都不是十全十美的，都有一定的适应性、区域性，而这一品种存在的致命的弱点就是对稻瘟病的抗性不理想。——这里还得补充一下，“两优0293”虽不是农业部认定的超级稻，却也是经国家审定通过的两系法杂交水稻品种。2006年，这一品种在第一届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审定通过。为此，我还查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706号），它对该品种的性状特征有着清楚的表述：“该品种熟期适中，产量高，中感白叶枯病，高感稻瘟病（穗颈瘟），米质一般。适宜在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安徽、浙江、江苏的长江流域稻区（武陵山区除外）以及河南南部稻区的稻瘟病轻发区作一季中稻种植。”很明显，这一品种并非广适性稻种，在农业部的公告里也强调了其“高感稻瘟病”的缺陷，并明确标出适合在“稻瘟病轻发区”种植。按照这一国家标准，“两优0293”既是经国家审定的合格品种，安徽省也是明确标示出来的适宜推广种植区。
又诚如邓华凤研究员所说，如今这个品种推广应用已近十年了，根据自然规律，一个水稻品种，在大田种植的高峰期最多只能维持五六年，在大面积推广十多年后，如果仍能保持优良品性和长久的生命力，那就堪称世界稻作史上的奇迹。这样的奇迹不是没有，却也少有，一般而言，一个品种无论是常规品种还是杂交品种，在播种五六年后就会逐渐老化，性状发生退化，而品种的研发、审定、推广、退出，均需本着遵循科学、实事求是的态度。一直以来，水稻品种审定都没有使用年限之说，法律上没有规定品种的退休期，如果审定的品种出现重大缺陷，在市场上普遍不受欢迎，推广面积越来越小，就可以按程序或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律退出了，但淘汰需要一个过程，在一些广适性新品种被研发出来之前，这些独特性的品种还有市场空间，还可以继续使用，但在使用时要注意它的特殊性和区域性，尤其是企业在推广这个品种的过程中，要时刻了解这个品种的变化情况和环境变化情况，这样才能尽量规避灾难带来的损失。
邓华凤那俯身倾斜的姿态挺有亲和力，我也一直在倾听，生怕漏掉了一个字。经过邓华凤的这样一番解释和梳理，我脑子里那些模棱两可、不明不白的问题逐渐清晰明澈，事实真相也越来越清晰，我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了：“安徽万亩袁隆平超级稻减产绝收”的根本原因从头到尾都不是种子的问题，更与袁隆平没有什么关系，除了前面提到的“极端气候”与“预防措施不到位”两个主因，还有一个难辞其咎的原因就是该种子的“内外包装不一致”，若说“涉嫌造假”言重了，但也很有可能对农民产生误导。退一万步讲，即便“两优0293”的根本原因就是种子问题，那也仅仅是个别品种的问题，也不能说“杂交稻，隆平造”都有问题。这里以事实为依据，2014年安徽“减产绝收”风波涉及的只是一百多个超级稻品种中的一个小品种，其种植面积非常小，目前全国推广面积第一大、第二大、第三大的超级稻品种都没有问题，这些真相都不难搞清楚，若从最基本的客观、公正和真实的立场来说，都没有必要“向整个超级稻泼脏水”，这不是我的话，而是袁隆平先生的原话。
我与邓华凤握手告别时，他又坦诚地表示，“安徽万亩水稻减产绝收事件”，不管由谁负责，对所有农业工作者，这都是一次值得吸取的教训，未来对水稻品种的研究方向，抗性将会放到更重要的位置，如何研发广适性更好的新品种，一直是所有“杂交水稻人”努力的目标。他这一席话，让我看到了科学的境界，一篇关乎科学的报道，必须尊重科学和新闻真实性这一底线，任何一家媒体都可以对某一焦点问题采取“新闻系列追踪报道”，这是新闻工作者的权利，也是天职，但除了权利还必须恪守职业道德和新闻伦理。如果一家媒体反复炒作一场原本就不该发生的灾难，又不顾及完整的事实真相，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由此而掀起一轮又一轮的风浪，对于科学，对于人类，这又何尝不是一场不该发生的灾难？但说句心里话，我还真没有从“居心不良”上来猜测报道者，我尽可能从善良的意愿来理解他们，这让我挺佩服他们，而他们的质疑和追问或许也会成为推动科技进步的另一种力量。至少对于我，正是因为他们的报道，我才把目光投向了他们抓住的两个焦点，一个是产量，一个是质量，而以袁隆平为代表的中国科研人员研发的杂交稻、超级稻，在他们看来“被强调的是产量，被忽视的是质量”。
这两个焦点其实又可归结为一个主题——舌尖上的安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