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追溯中国杂交水稻的历史开端，袁隆平的确是从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开始，但随着他在安江农校的两位学生李必湖和尹华奇随后加入，他就不再是一个人在战斗，并逐渐形成了其科研团队的第一梯队，其实也是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第一梯队。而他甘为人梯，只要你愿意站在他的肩膀上，他就会慷慨而坚定地把你托起。这么多年来，在培育出一代代杂交水稻种子的同时，他也致力于培育一代代杂交水稻的科研人才。从种子到人才的不断更新换代，才能让中国杂交水稻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一往无前又后劲十足地保持世界领先水平。
中国杂交水稻从无到有，随着研究实践与理论的结合，逐渐形成了一门前所未有的新的学科。袁隆平既是杂交水稻之父，其实也是杂交水稻教育之父，为这一领域培养了一批批高素质、高水平的、科技型和经营型以及二者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而人们常说的“袁隆平科研团队”，只是一种口头言说，比较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科研人员，有两百多人。在20世纪80年代曾有“八大金刚”一说，指尹华奇、周坤炉、罗孝和、郭名奇、王三良、朱运昌、张慧廉、黎垣庆等，他们基本上都是袁隆平培育出来的第一代杂交稻育种专家，迄今，这些人都有四十年以上的育种经历。后来又有“十三太保”之说，他们大都是袁隆平培育出来的第二代杂交稻育种专家，主要有邓小林、邓启云、徐秋生、阳和华、颜应成、武小金、赵炳然、廖翠猛、许可、白德朗、肖金华、肖国樱、李新奇等人，还有邓华凤。诚然，这些说法也带有民间演绎的成分，我觉得还是按梯队划较为合适。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人类的命运，也可以改变个人的命运。袁隆平第一梯队的两位成员，他在安江农校的学生和助手李必湖、尹华奇，后来都成为了杂交水稻研究的主力。
李必湖于1973年经袁隆平推荐，进入湖南农学院农学系深造，1976年毕业后分配到安江农校工作。当时，袁隆平虽已调到湖南省农科院，但安江农校仍是杂交水稻的重要试验基地，李必湖依然是袁隆平的重要助手。1981年全国籼型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获得国家特等发明奖，第一受奖人是袁隆平，第二受奖人便是李必湖，他也由此而被誉为“中国杂交水稻第二人”。除了在三系法杂交水稻上的卓著贡献，李必湖在两系法杂交稻上也功不可没。自1988年以来，他指导助手邓华凤等人育成国内第一个光温敏核不育系“安农S-1”及一系列高产优质杂交稻新组合，1999年获得国家发明奖。
尹华奇亦于1973年经袁隆平推荐，进入武汉大学遗传专业深造，毕业后一直追随着袁隆平工作，成为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和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中心的科研骨干，并担任过中心主任助理，还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聘为顾问，多次出国指导杂交水稻技术。
而袁隆平科研团队的第二梯队的建立，则有一个明显的时间标志点，1971年袁隆平调至湖南省农科院新成立的杂交水稻研究协作组，从相关单位抽调了周坤炉、罗孝和、黎垣庆等人员充实到研究协作组，他们都成了第二梯队的代表人物。若从更宽广的意义上看，当时参与全国籼型杂交水稻科研协作攻关的全国协作组成员，也大多是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第二梯队的成员，他们大多在袁隆平的科研基地跟班学习、培训，袁隆平从来没有门户之见。谁都知道，在科研上对最新科研资料和试验材料的占有至关重要，而关键技术更是独门绝技和制胜法宝，但袁隆平不但无私地分给他们“野败”种子，还把自己掌握的最新资料（当时称之为科研情报）分给他们，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每次他从国外带回的资料都要复印成三份，一份留在杂交水稻中心，一份提供给全国协作组，另一份则让来中心访问的科技人员无偿参阅。除此之外，袁隆平还给他们上课，手把手地教他们搞试验，如此“传道，授业，解惑”，不正是一个老师的角色和职责吗？从这个意义看，他们也是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第二梯队的成员，其中的代表人物有后来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谢华安、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的颜龙安、朱英国，还有和李必湖一起发现“野败”的冯克珊。事实上，他们也一直视袁隆平为“良师益友”。
朱英国院士比袁隆平年轻十岁，1964年武汉大学植物遗传专业毕业留校，20世纪70年代初在海南岛开交流会时认识了袁隆平，1975年，他被任命为湖北省水稻三系协作组组长，那时杂交水稻已闯过三系配套关和优势组合关，正在主攻制种关，这让他和袁隆平见面和交流的机会更多了，他说：“每次都是学习的机会。袁老师给我们树立了榜样，他没什么架子，他有什么经验都毫无保留地与大家分享。他的作风和思路对我影响很大，尤其是其创新思想，其次是精神……他是为人类造福的功勋科学家，是我的良师益友，是中国的骄傲！”他这样心悦诚服地称赞袁隆平，其实他也是“中国的骄傲”，尽管起步较晚，但他后来者居上，后来独创出国际公认的水稻三大细胞质类型之一的“红莲型”杂交水稻，如今，红莲型系列水稻新品种一个接一个涌现出来，逐步改写“荆楚栽稻、吴蜀供种”的历史。
谢华安院士起步较早，他在1972年带队去海南袁隆平的基地跟班学习杂交稻，“第一感觉他就是一个真正的科技人员，真正的科技人员就应该到生产第一线”。随着对袁隆平的深入了解，他更加敬佩袁隆平了：“他很平易近人。我们问了他很多问题，拿了很多资料让他看，问能否参加全国南方稻期区域试验，他很爽快地答应帮助我们……他对年轻人的培养和支持令我感动。他是世界级的科学巨匠，很成功的科学大师。他的研究是造福整个人类的，他在国际上之所以知名度很高，是因为他身上闪闪发光的‘袁隆平精神’。作为领军人物，他既是战术性专家，更是战略性专家，他明确的战略思想，丰富的实践经验，独特的人格魅力，是我们当之无愧的最尊敬的良师益友！”
很多人以为“大师风范”“良师益友”出自袁隆平亲传弟子对自己恩师的评价，通过朱英国、谢华安这两位院士的评价，可知并非如此，至少是不仅如此。
追溯袁隆平科研团队的第三梯队，则是1984年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成立后，原有的骨干加上陆续引进和培育的人才。对袁隆平这个中心主任，有人以为他既非党内人士，又一心扑在科研上，只是个挂名的职务。非也。在专业技术和专业人才的管理上，他几乎说一不二，党委班子也很尊重他。他一边着手组建和充实以科技人员为骨干的队伍，一边筛选淘汰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随着“中心”在社会上的名气越来越响，尤其是后来中心升格，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有了国字号的招牌，一些人拐弯抹角找裙带关系想挤到“中心”来，也不乏一些有权势的人打电话写条子，但他硬是不买账，把一扇后门严严实实地堵死了。又有好心的朋友劝他了，你今天不买他的账，他明天就可以变着法子卡你脖子，找麻烦，现在的社会风气就这样，人际关系复杂得很，不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他一听，生气了：“我这里不养闲人，要卡脖子就让他卡好了，要么把中心改名为茶庄，想喝茶的人都可以大摇大摆进来！”他没有后门可开，但又敞开了大门，“想进来，欢迎，但不必托熟人，找路子，只要有学农研究生的学历，外语好，有实力，有敬业精神，几个条件，一样都不能少，总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吧！”
一道大门敞开了，一道门槛也摆在眼前，你愿不愿进来，能不能进来，就全凭你的志愿和本领了。而自中心成立后进来的一批科研人才，皆可纳入袁隆平科研团队第三梯队的成员，如毛昌祥、周承恕、符习勤、邓华凤、邓启云、李继明、肖金华等中青年专家，后来都成了中心科研团队的中坚力量。除了“中心团队”，还有一批分布在全国各科研院所、在袁隆平的率领下参与“863”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的专家，也可列入第三梯队。
如今，第三梯队以“60后”为主力，也是袁隆平在超级稻攻关中的主力方阵，如邓启云，就是一位主攻手。他1962年出生于湖南浏阳，1983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安江农校任教。那时候袁隆平一家人还住在安江农校，每次回来都要去试验田。不过，此时的袁隆平已是蜚声中外的杂交水稻之父了，邓启云却经常看见他打着赤脚在学校里走来走去，脚上还沾满了稻田里的泥巴。而他到现在也忘不了一个场景，那是1987年秋天，袁隆平获得了英国让克基金奖，这是他获得的第三个国际奖项，奖金有两万英镑，差不多是二十万人民币了。袁隆平载誉归来，当时已担任校长的李必湖邀请他在学校教职工会上发言，他竟然还是打着一双赤脚，这可真是一个名不虚传的泥腿子农业专家啊。
年轻的邓启云那时以为自己认识了一个真正的袁隆平，未免太简单了。就在这年寒假，邓启云搭袁隆平的便车回浏阳，那是一辆老式吉普车，在翻越雪峰山后的一段覆盖着冰雪的下坡路上，车轮突然打滑失控，司机猛踩刹车也刹不住，邓启云和司机都吓坏了，可袁隆平面不改色，一副没事儿的样子。他这神情，一下稳住了司机的情绪，紧紧把握着方向盘，刹车无法控制，那就只能牢牢控制住方向。吉普车滑了很长一段路，到了一个比较平缓的地方终于停下来了。
那生死关头的一次经历，让邓启云做出了自己一生的人生抉择，他要报考袁隆平的研究生。但袁隆平的研究生也是很难考的，差不多过了十年，直到1997年，他才考上袁隆平的博士研究生，从此一直在袁隆平身边学习和工作至今。2000年，邓启云受聘为联合国粮农组织技术顾问，应邀赴印度指导杂交水稻研究，随后又作为副教授访问学者赴香港中文大学生物系从事超级杂交稻C4转基因合作研究。在袁老师的悉心指导下，邓启云在杂交水稻生理生态、遗传育种、分子育种、两系杂交稻基础理论、育种和应用推广等方面颇有建树，他是袁隆平的得力助手、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项目负责人（PI）、“Y两优”广适性超级杂交稻系列的发明人，其中，第二期超级杂交稻的攻关品种“Y两优1号”自2010年以来已成为全国推广面积最大的杂交组合，已成为国家重点龙头企业隆平高科的主要盈利品种，其成熟期田间长相被摄制成著名的超级杂交稻“水稻瀑布”照片，作为国家形象片袁隆平院士的背景图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滚动播放，大大提升了中国超级稻的国际影响力；第三期超级杂交稻攻关品种“Y两优2号”，百亩示范片中率先突破亩产九百公斤大关，创造较大面积水稻单产世界纪录，该成果入选2011年国内十大科技进展；第四期超级杂交稻攻关品种“Y两优900”创下目前所测超级稻示范片百亩片均产最高纪录。迄今，由邓启云领衔育成并主导推广的以广适性、优质、多抗、超高产等为显著特点的Y两优系列超级杂交稻已累计推广超过五千万亩，增产粮食四十亿公斤，创造经济效益八十亿元以上。
在见到邓启云之前，我就听说他是一个“工作狂人”，“你看见他几乎都是在跑，很少用走”，这也是我见到邓启云的第一印象。按预约时间，我提前几分钟到了他的工作室，门还关着，但他很快就在楼梯口出现了，一边打手机一边小跑过来了，几乎是踩着钟点。访谈也是按约定的时间进行，准时开始，准时结束，他和我匆匆地握了一下手，便一边打手机一边小跑着，一转眼就不见了。我知道，他是要去自己的试验田，他的助手们正在稻田里等着他呢。他这手机时常打得像他的额头一样发热，每一句话都与杂交稻有关。不过，无论多忙，多累，你都不用担心他会累倒在稻田里，他像袁老师一样，无论多么忙碌和辛苦都充满了快乐，他自己也是这样说的：“我这点是比较像袁老师的，我做喜欢的事，一点都不觉得苦。”
我与邓启云的一席谈，他其实很少谈自己，谈得最多的就是袁老师，他认为：“袁老师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有着超乎常人的洞察力、创造力，目标坚定，方向明确，思路清晰，他一旦提出一个研究方向，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了清晰的技术路线，如果出现一些波折，他也不会轻易退却，而是分析问题，最后通过解决问题向前迈进。这让他不但开创了中国的杂交水稻事业，也一次又一次地挽救了一度陷入危局的杂交水稻。”邓启云也一直在观察和琢磨袁老师那种超乎寻常的洞察力和创造性的来源，那是来自他对生活的那种热情和对万事万物的爱心，一切创造源于爱心，这种爱，可以大到热爱国家、热爱人民的大境界，也可以小到热爱身边的一草一木，大院里的草绿了，枝叶发芽了，袁老师一定是第一个发现。如他最初投身杂交稻的研究，就是那被饥饿剥夺的生命给了他强烈的刺激，也激发了他作为一名农业科技工作者的使命感，让他对生命倍加珍惜和热爱，而一个内心麻木的人，对很多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都会熟视无睹，也就根本不会有什么触动、有什么发现。
对袁老师超强的记忆力，邓启云说：“我实在佩服得是五体投地！”
一次，他去袁老师家里汇报实验结果，那天邓师母不在家，袁隆平忙了一整天，还没有吃饭。邓启云一边汇报，袁隆平一边煮面吃。邓启云把结果列了六点，开始时说一点还停一停，看看老师有什么反应。袁老师没什么反应，一直吃着面。他按顺序把六点都念完了，袁隆平的一碗面也吃完了，放下筷子，就把他刚才汇报的六点结果包括一个个数据复述了一遍，一条不差！邓启云走出门时还在惊叹，只听说世上有过目不忘的古人，没承想还有过耳不忘的奇人啊。
邓启云觉得，袁隆平不仅是他的专业导师，更是他的精神导师。他说：“我认为袁老师的精神有一些普通人不一定能学得到，但他这种充满了激情的生活态度应该要学到，应该贯穿在我们的教育中，而我们现在教育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没有培养学生的激情和兴趣，而只是灌输知识。”
若要讲讲袁隆平的故事，辛业芸是故事最多的人，她调进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本身就是一个故事。那是1994年，也就是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基础上组建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中心的前一年，当时还在湖南省农科院工作的辛业芸很想加入这一行列，便懵懵懂懂地给袁隆平写了封自荐信。还没等到袁隆平回复，她就有些迫不及待了，“一个电话打到袁老师家里去”，凭她的想象，应该是袁隆平家中的服务人员接电话，“我还琢磨着要怎么能和袁老师说上话”。结果，居然就是袁院士亲自接的电话。这让她脑子里一下更蒙了，“我的头脑一片空白，话也不会讲了，只说我想到这边来工作”。辛业芸回忆，袁老师其实很和蔼，要她过来见面。她想，这是面试啊！面试完后，袁老师又带着她去人事部登记的，“袁老师一点都没有架子，一下就让我放松下来了”。
我在采访袁隆平的学生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袁老师在生活上随随便便，但在科研上一丝不苟”。他时常告诫自己的学生，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遇到任何问题都要钻个透。在这方面他简直是个“死心眼”，他的学生和助手经常看见，袁隆平为某个问题跟人争得面红耳赤，你说的什么数据都不算，他一定要扯一株回去，一颗颗数过。他既是这样要求自己，也是如此要求学生的。作为导师，袁隆平既是国际同行一致公认的杂交水稻之父，又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想要投入他门下的学生之多自不用说，但这些学生一开始对农业科学也不那么了解，又加之社会上对这种泥腿子科学家抱有一种误解或偏见，以为农业科学没有其他学科那样“高深”，然而一旦钻进来，才发现进入了一个博大精深、几乎没有边际的世界。
袁隆平既鼓励博学，但在掌握基本知识的基础上，还要有一些专才，有一些爱好。有专才，就有了方向；有爱好，不但让你的世界更丰富，还可以在知识、文化、精神层面上相互杂交，互相启发。这和杂种优势是一样的道理，这种优势不仅在自然界存在，在人类社会、思维领域也都普遍存在。一方面，杂交水稻研究既是应用科学，也是尖端科学；另一方面，选择农学，就意味着你选择了一辈子的苦差，农业科学非同于一般科学，既是殚精竭虑的脑力劳动，也是高强度的体力活。袁隆平时常对自己的学生说：“水稻专业是一门应用科学，电脑里长不出水稻，书本里也长不出水稻。要想学好这门科学，离开了田间地头不行，没有实践操作更不行。”这就要求，研究者不能像别的科学领域一样，每天都待在实验室里。譬如说，袁隆平对陈景润十分敬佩，但搞农业科学不同于数学，不能一天到晚关起门来演算，用他学生和助手邓华凤的话说，“走路都撞到树”的书呆子，不行；眼睛往天上看的，太清高的也不行。研究者是要经常下田的，是要俯身扑向稻田的。而稻田，就是袁隆平和弟子们的课堂。他一开始就教他们怎么做好田间记录，对于水稻的株型、叶片、茎秆、稻穗的大小都要详细登记。而对水稻的观察，光有科学知识是不够的，还要有灵感，有独特的感受和发现，既要看单株长相，更要看群体结构，既要看静态，更要看动态，这样你才能分析其外部性状与内部生理的相关性。这不是凭知识和聪明劲能够达到的，必须经过长时间的艰苦磨炼，你的眼光才会变得特别敏锐，思维才会运用自如，才会有跳跃、有联想、有升华，有灵感，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这简直不是科学而是艺术了，而科学与艺术其实就是相通的，甚至是结合在一起的，但不到那个境界，你就难以理解那其中的奥妙。而当你越钻越深，渐入佳境，便不觉其苦，而是感觉妙趣横生，欲罢不能。而在渐入佳境之前，你还真得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一旦你选择了学农，任你是硕士生、博士生，进来时你是一副书生模样，到接下来你就得晒黑一张脸、晒脱一身皮，到毕业时你才猛然发现，你那模样不知不觉已脱胎换骨，跟自己的导师就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袁隆平对学生和助手的要求很严格，但也很关心。他有一个研究生是从农村来的，家里生活较困难，有一次，这位学生打电话给他，说是父亲病重住院，急需用钱，他马上给那个学生寄去了两千块钱。还有一次，他的助手动了个小手术，因为手上的活儿多，只休息几天就上班了，袁隆平也不多说什么，只看在眼里，记在心上，隔了一天，写了张条子，压在出去办事的助手桌上，他在纸条上写道：“你刚动完手术，应该在家里好好休息，送上五百元，聊表一点心意，买些营养品，补补身子。”助手回办公室看到这张纸条和钱，感动得眼眶里噙满了泪花。这只是生活中的两个小细节，却也透出了袁隆平的真诚、善良、可亲。
除了直接培养，另一方面就是送科研人员出国深造，其中在与国际水稻研究所的合作中，该所就为中国水稻领域培养了不少硕士、博士研究生。当袁隆平把他的研究生介绍到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去攻读博士学位时，也曾有人对他说：“您老人家送出去的人才都飞了，您可是白费心血了！”袁隆平却豁达而自信地说：“你们不要短见浅识，中国杂交水稻事业的未来，需要大量超过袁隆平的人才，优秀人才的成长需要广阔的自由天地，让他们通通‘窝’到我的手下来，受着我的思想束缚，而且我还无法给他们提供世界一流的研究条件，怎么能使他们成长为超过我的杰出学者呢？一旦祖国有条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他们随时都会回来的。相反，如果他们回来而又无用武之地，那又叫人家回来干什么呢？”
后来，这些学生有不少都回国了，如李继明、肖金华等人在回国后创办了分子育种平台，功莫大焉。当然也有不少在国外工作，有的成了国际机构中杂交水稻研究的领军人物，也有的成了国际跨国公司的业务骨干。现在，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人才队伍已形成高水准的梯形队伍，而一茬一茬相继培养出硕士、博士，又为中心准备了充足的后备人才。这些人才，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像一粒粒闪光的种子。这是袁隆平的骄傲，又何尝不是中国人的自豪？正因为他有这样豁达的胸襟，而且意识超前，才能培养出这么多高精尖的科技人才。而对他胸怀和心态，他的学生和助手们几乎不约而同地给予了这样的评价：“大师胸怀，百姓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