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转折点到突破口
随着袁隆平做出又一个决定性的思考与选择，“从亲缘关系较远的野生稻身上寻找突破口”，接下来依然是极其渺茫地寻找，他要寻找的不是一般的野生稻，而是与栽培稻有某种关联、同栽培稻杂交能产生雄性不育后代的野生稻，那是栽培稻遥远而有着神秘血缘关系的远亲。如果能够找到，那将是他生命中的第三株秧苗，也将是杂交水稻科学探索之路上的第三个神奇发现。
这一粒种子能否找到，依然是山重水复，依然不见柳暗花明。
在找到这粒种子之前，出现了一个转折点。1970年6月，湖南省第二次农业科学技术大会在常德召开（简称“常德会议”），这样一个省级的区域性农科大会，对袁隆平和中国杂交水稻的命运却至关重要。这次会议展示了全省各地的农业科技成果，袁隆平主持的杂交水稻雄性不育试验项目也摆在了一个显眼的位置，但袁隆平比谁都清楚，这还只是试验田里的阶段性成果，离在生产上推广应用还不知有多远，而它背后幽深的风景，一般人是看不见的，袁隆平依稀看见了，那感觉如同一线灿烂而又渺远的光亮，渗透进那苍茫无际的稻海中，却可望而不可即。
还有一个人看见了，那是一个足以改变袁隆平和杂交水稻命运的人。
就在大会开幕的头一天，一个高大壮实、一脸敦厚的中年人走进了展室，袁隆平虽说很少关心政事，但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这是湖南省的一把手华国锋。华国锋时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代主任，而在当时，相当于省委书记和省长一肩挑。华国锋和袁隆平握手之后，又把身子转向展板，很仔细地看了展板上关于杂交水稻的介绍，一边看，一边询问袁隆平在科研上遇到了什么困难。袁隆平心里难免有些忐忑，倒不是因为华国锋是省里的一把手，实在是心里还没有太多的底气，而当时对袁隆平的置疑声一直不绝于耳。这么说吧，他是一个有争议的人，他搞的研究项目也一直处在争议之中，不过，他对杂交水稻的前景还是充满了信心。他也是这样老老实实地回答华国锋的。华国锋一直面带充满了亲和力的微笑，又凝神地看着那还处于试验阶段的禾苗，那倾听还凝视的专注神态，给袁隆平留下了很深刻的第一印象。
让袁隆平万万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会议正式开始时，原本在台下的一个角落里默默坐着的袁隆平竟然被华国锋请上了主席台，由此而引发了一场不小的波动，很多人甚至还不知道他是谁，看那又瘦又黑、面带窘色的样子还以为他是一个农民典型，一旦知道了他的身份，更令人惊愕不已，如果他真是一个农民典型倒也可以理解，而他是一个农校老师，一下就让人下意识地想到了“臭老九”一类的贬义词。这么一个人，竟与一省的最高领导人在主席台上并肩而坐，还让他做典型发言，那可真是破天荒了。这也是袁隆平破天荒的头一次，他心里更加忐忑不安了，感觉坐在了一个不该坐的地方，却也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欣慰。那种心情很复杂。他在发言中仍是实话实说，讲了在研究和试验中存在的技术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难度，一再鞠躬表示自己愧对了大家的期望，但他也深信，只要坚持下去，最终就能揭示杂交水稻的奥妙，为人类造福。华国锋听了他的发言，对杂交水稻在艰难探索中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袁隆平虽说不关心政治，但也知道华国锋的肯定意味着什么，这是向全省各地吹风，也是代表省领导机关明确表态，对杂交水稻研究，从省里到各有关地市和部门要大力支持。华国锋还指示要把水稻雄性不育系的材料拿到群众中去搞，广泛发动群众性科研力量，合力把它搞成功！那雄浑的山西口音，充满了雄浑的力量感。
会后，华国锋似乎还意犹未尽，又专门找袁隆平交谈。这次交谈不但给袁隆平留下了一生难忘的记忆，也给华国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2008年4月，华国锋在《袁隆平口述自传》的序言中说那是“一次愉快的交谈”，其实也是两个老实人的交谈，华国锋老老实实地说：“对于科学研究，我是个外行。但我知道，农业生产要发展，就得依靠新农业科学的进步；而农业科学的进步，离开了农民和土地，是不可能成功的。”他还透露，周恩来总理也几次过问杂交水稻研究的进展，希望能够继续研究下去。这让袁隆平感到肩上的责任更重了，从省里一把手的嘱托，到国务院总理的关心，他肩负着国家使命啊。
握手告别时，袁隆平再次感谢华国锋对杂交水稻研究的关心和支持，这倒不是客套话，他也不会说客套话，在那非常岁月，科研环境实在太差了，一个处于关键时期的科研项目，太需要正常的关心和支持了。华国锋也觉得这很正常，他握着袁隆平的手，还是那样面带微笑，说了一句很实诚的话：“作为一个地方的领导人，支持和帮助科研项目，是我的天职。”
天职！华国锋说得很平实，却一下深深地打动了袁隆平，感染了他。
民以食为天，让老百姓吃饱肚子，对于农业科技人员，是义不容辞的天职。
华国锋一句话，又揭示了其中的另一层意义，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对于一个国家、一个地方的领导人，更是高度负责的天职。
这就是他们共同的天职啊。如果没有这样高度一致的意识和担当，袁隆平的命运，杂交水稻的命运，在当时真的还很难说。对于这个问题，后来还有不少学者专门研究过，袁隆平对杂交水稻的研究，一个直接的触发点，就是那三年困难时期发生的大饥荒，那也深深地触动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有华国锋这样的地方领导人。
后来，华国锋在《袁隆平口述自传》的序言中也追溯了这段往事：“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由于‘四人帮’的疯狂破坏，国家的经济秩序被彻底搅乱，人民生活非常困苦。湖南本来是一个农业大省，是历史上有名的鱼米之乡，但那时老百姓的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我作为省里的主要领导人，对老百姓的‘吃饭’问题非常忧虑。……如果杂交水稻研究取得成功，那将是对全世界的一个划时代的贡献。毛主席对农业的高度重视，鞭策我对这一重大科研课题给予关注。”他还记忆犹新地谈起自己对袁隆平的印象，“我和袁隆平曾做过一次愉快的交谈。他的坦诚，他的质朴，他的科学思维，他的科学视野和宏观意识，都给我很深的印象。”
通过华国锋的回忆，更真切地还原了那一段特殊历史时期的真相。十年动乱，漫长的十年，无法绕开的十年，而最无法绕开的是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吃饭。这也是在那十年里一直坚守的最后的底线。尽管当时全国科研工作几近瘫痪，上上下下的科研人员被造反派揪斗，但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与关乎国家安危的“两弹一星”一样，一直受到国家和地方的高度重视，一直摆在重要的战略地位。而在这十年中，一个与农业生产和粮食增产有着紧密联系的人，你也无法绕开——华国锋。否则，你对这十年与粮食有关的历史以及未来中国农村的变局就难以叙述。作为南下干部，华国锋从山西解放区南下后就一直在毛主席的家乡工作。就在山西大寨农民陈永贵奇迹般地飞黄腾达之时，另一个山西人也在毛泽东的注目中一步一步地稳健上升。华国锋引起毛泽东的关注，是从互助组到高级社，一直在勤勤恳恳地推动农业合作化。而华国锋开始主持一省的农业战线，还是在狂飙突进的“大跃进”年月，作为分管农业的副省长，他积极参与领导了全省农村工作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抓农业生产、粮食增产，但他既强调“贵在鼓劲”，也一直强调“科学精神”。别的不说，只说他先后主持兴修的洞庭湖排涝、韶山灌区和欧阳海灌区等大型水利工程，就为湖南的农业生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哪怕到了今天，作为粮食主产区的湖南，作为全国九大商品粮之一的洞庭湖平原，依然是在他构建的农业体系中稳步增产。在那个全民陷入狂热的状态，华国锋一开始也受到冲击，并被作为当权派批斗，在经历了一年的煎熬后，一直被毛泽东看重的华国锋成为湖南省“三结合”的革委会副主任、代主任。1970年8月，就在“常德会议”后不久，毛泽东又亲自提名把“讲老实话，是老实人”的华国锋调中央工作，同时兼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而此时，正是毛泽东在历经了四年“文革”后思想开始出现微妙转折的时期。而那时，随着大批党和国家的领导骨干被打倒，毛泽东在北京接见斯诺时谈到了人才问题，也谈到了华国锋：“湖南省的人物也出来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在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班子里的人。”可见，毛泽东并没有把华国锋当作新生的政治力量，而是“老班子里的人”。尽管他在20世纪50年代就进入了毛泽东的视线，但他除了稳健和实干，还是那个年代罕见的不靠政治运动而是靠稳健的实绩逐步提升的官员。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华国锋为湖南的农业生产和粮食增产付出的心血和汗水，一直被三湘四水的人民深深地铭记着、感念着。
华国锋在“常德会议”上对袁隆平和杂交水稻的公开支持，被袁隆平称为一个转折点，而这还只是刚刚开始。这次大会上，华国锋还亲手给袁隆平的科研小组颁发了奖状。这对一个尚在进行中的科研项目，一个有争议的科研人员，既是莫大的鼓励，也是极少有的事情。
无论当时，还是如今，科研探索之路上也难逃“成者王侯败者寇”的宿命。
对于袁隆平，最大的压力其实还不是科学的压力，而是社会上的压力。那是一个高度敏感的时代，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尽管袁隆平对杂交水稻的成功充满了信心，然而在成功之前，谁又能保证百分之百就能成功呢？何况还有那么多外在干扰、莫名的横祸。这让他一直以来都面临着两种可能的命运：一旦搞出了成果，那绝对不是袁隆平一个人的功劳，不知有多少人来争抢这一成果，只要是沾上了一点边儿的都要沾光。若是失败了，一个个就会争先恐后地推卸责任，撇清自己，个个都变成了事后诸葛亮，“我早就说搞不成器嘛”！那失败的苦果和后果也就只能由那个倒霉蛋一人来吞咽了。而科学，科学家，在大多数时候都是悲壮的，从来都是成功者太少，失败者太多，袁隆平又怎敢百分之百地保证自己不会失败？华国锋再有先见之明，又怎敢保证袁隆平就百分之百会成功？就凭这一点，也看得出华国锋有气魄，敢担责，他也不敢保证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百分之百就会成功，但他知道，成功之前的雪中送炭比大功告成后的锦上添花更有实际意义。袁隆平后来在回忆中多次感叹：“这真是雪中送炭，使得孤独前行的我们在一片阴霾中感受到了巨大的力量。”
面对两种命运，袁隆平也一直保持着理智上的清醒，哪怕自己穷尽一生，也未能把杂交水稻搞成功，他相信至少可以让人类逐渐接近那个目标，这就是他的科学信念和信仰。诚然，他也不能不为自己失败的命运而担心，然而，还有一种恐惧更甚于对一切的担心，那就是对饥饿的恐惧，他永远忘不了那三年饥荒岁月，这让他感到饥饿离自己有多近，如果再不解决粮食问题，也许自己，也许自己的家人，还有芸芸众生，在一场不知会在何时席卷而来的饥荒中就会饱受饥饿的折磨。这让他充满了危机感，他感到自己在与饥荒赛跑，时间不容许他有半点耽搁，尤其在这样的一个国度，每一点耽搁，都是以天下苍生的生命为代价的。
华国锋的一句话，袁隆平也记在心坎上了：“农业科学的进步，离开了农民和土地，是不可能成功的。”事实上，袁隆平一直也是这么做的，他本人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泥腿子的农民。而就在“常德会议”开过不久，当年7月中旬，袁隆平又带着助手奔赴海南。经过多年南繁育种的尝试后，他们已把海南岛这个理想的天然温室作为一个比较稳定的育种基地。在这方面，他们也是先行者，后来，全国农业育种专家都选择在地处热带气候、一年四季都能种水稻的海南岛作为育种基地。从湖南到海南，早已是袁隆平跑惯了的一条路，他甚至就是在这条路上慢慢变老的，对于这条路的艰辛比一般人有更深刻的体验。
此前，袁隆平先后在海南多地育种，这年夏秋，他们来到了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南红良种繁育场（南红农场），这里地处海南岛最南端的崖县（今属三亚），已是真正的天涯海角了。这次，除了李必湖和尹华奇两位助手，南红农场的一些技术人员也来跟班学习育种技术，其中就有一个为杂交水稻立了大功的人，冯克珊。他于1963年农专毕业后就分配在南红良种繁育场担任农业技术员，然后又在袁隆平科研组跟班学习，也可以说是袁隆平的学生和助手。白天，袁隆平和几个助手一起下田间劳动，手把手地给他们传授杂交水稻的技术，晚上还要给他们讲理论。而这次他们来海南，除了南繁育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使命，寻找野生稻。冯克珊虽说是初次接触袁隆平和杂交水稻研究，但他在这一方水土上土生土长，对这里的野生植物分布情况比较熟悉。听了袁隆平关于野生稻的描述，他立马想到在南红农场附近有一种老乡们所说的“假禾”，其外形和栽培稻极为相似，一般生长在沼泽、沟渠旁和低洼荒地，穗粒又小又少，一碰就掉，这很可能就是袁隆平要找的野生稻。
这年秋天，袁隆平又带着多年得到的试验数据再次进京，向中国农科院的专家求教，这次他又拜访了鲍文奎先生。自从袁隆平第一次拜访鲍先生后，一晃过去近十年了，鲍先生已年过花甲，满头白发。这些年他也遭罪了，在动乱之初就被打入了牛棚，袁隆平来拜访时，他刚从“牛棚”里出来不久，门可罗雀，走在路上，许多人看见了他就像没看见一样，谁也不想与一个刚从牛棚里出来的人靠近。鲍先生没想到，这时候袁隆平还来拜访他，请教他。他很高兴，还亲自下厨炒了几个拿手菜，在家中招待袁隆平吃了一顿饭。当袁隆平说到这些年来在杂交水稻研究上的进展和遇到的技术问题时，鲍先生认为他的技术路线没有问题，若能找到同栽培稻杂交能产生雄性不育后代的野生稻，那就离成功不远了，当然，何时才能找到，那就很难说了。
而这次进京，袁隆平在中国农科院图书馆的一本外文杂志上，看到了一条让他非常震惊的消息，当他几乎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搞杂交水稻研究时，日本研究者早已捷足先登，于1968年就搞成了杂交水稻的三系配套。但日本人也遇到了一个大难题，由于杂交一代的优势不明显，一直迟迟不能投入生产。这给袁隆平更加带来了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同时也增添了信心，既然日本人能搞成三系配套，这就证明了三系配套的技术路线是对的。而凭袁隆平的科学眼光一眼就能看出，日本人搞成的三系配套，实际上也还只是一个阶段性的试验成果，说穿了，杂交水稻就是要利用水稻的杂种优势，你没有明显的优势，又不能在生产中推广应用，那就还只是迈进了杂交水稻的门槛半步。袁隆平很想了解日本研究杂交水稻的详情，但除了一则简短的消息，却遍寻不着详细的资料。而此时，他的几个助手正在天涯海角的烈日之下寻找一粒神奇而又渺茫的种子。
很多事还真是难说，当袁隆平在北京看到那条让他震惊不已的消息时，一个必将震惊世界的神奇发现已经逼近了眼前。那是1970年11月23日，又是一个必将载入史册的日子。而对于一个神奇的发现，两个发现者后来的讲述，由于年深日久出现了一些细节上的偏差，其实也可以互相弥补，更逼真地还原当时的真相。
据冯克珊回忆，一个多月里，他把记忆中每块野稻地都翻了个遍，几乎找遍了崖县、乐东等县的野生稻生长地，就是找不到袁老师说的那种野生稻。一天深夜，他翻来覆去的，怎么也睡不着，又在床上苦思冥想，还有哪个角落没有找到呢？他慢慢想起来了，在离农场不远的那条老铁路边上有片野稻地给落下了。他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拿着手电筒就朝那儿跑。那天夜里下过一场雨，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一条烂泥路，到了那里，用手电照着野生稻，一株一株地寻找，这是特别仔细又费工夫的，每一株野稻子都要看清楚，还要看清花蕊里边有什么异样。一块沼泽地走到尽头了，天也亮了。就在他失望地准备回去时，突然，一株异样的野生稻闪现在他眼前。他使劲揉揉眼，生怕看错了。没错，那模样就是袁老师讲的那种野生稻！那一刻，他忘了自己是踩在烂泥里，兴奋得一下蹦了起来，结果一下子滑倒了，滚了一身烂泥。他爬起来后，便一路狂奔到试验基地，冲着李必湖大喊：“找到了，找到啦！”还没等李必湖反应过来，他就拽着他奔向了桥下的那片沼泽地。
据李必湖回忆，他走到桥下那片沼泽地，看见了一大片长得稀稀拉拉的野生稻，正在抽穗扬花。这么多年来他一直跟着袁隆平，早已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一眼就看见了三个有些异样的穗子，扑通一声就跳进齐腰深的沼泽地，把站在一旁的冯克珊吓了一跳，紧跟着也跳了下来。李必湖扒开杂草和别的野生稻，一株还处于半隐蔽状态下的野生稻，此时被阳光彻头彻尾地照亮了，那三个稻穗生长于同一禾蔸，是从一粒种子长出、匍匐于水面的分蘖。观察了植株的性状后，李必湖又用放大镜观察花蕊，发现其花药细瘦成箭形，色泽浅黄呈水渍状，雄蕊不开裂散粉。这个过程只用了二十分钟，凭他敏锐的目光和丰富的感性知识，他初步估计，这应该就是他们一直渴望着、寻觅着的雄性不育的野生稻！
当然，李必湖和冯克珊眼下还不敢确认这一发现将是多么神奇的一次发现，一切还有待于他们的老师袁隆平来进一步确认。李必湖几乎是跪在淤泥里的，用双手一点一点地把带有三个穗子的稻株连根带泥挖出来，又小心地捧到岸上，然后脱下衬衣，像包裹刚出娘胎的婴儿，严严实实地把稻株连着泥巴一起包好，最少也有二十多斤，他抱在胸前，既不敢抱紧也不敢放松，生怕一个闪失，就把那襁褓里的婴儿挤了、伤了。而在冯克珊的回忆中还有一个细节，他是赶着牛车，把李必湖载到这片沼泽地边上的，那株野生稻是连泥巴一起包好后放在铁桶里，用牛车拉回去的。直到他和冯克珊把这株野生稻栽在试验田里，两人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当他拿起沾满污泥的衣服到渠边涮洗时，才发现脚和小腿上挂着三条又粗又长的蚂蟥，条条吃得如大拇指般粗，鲜红的血顺着他的小腿，一路滴在被烈日炙烤得滚烫的田野上。
袁隆平在当天就接到助手发来的电报，他连夜挤上火车，火速赶回南红农场，直奔试验田，立即拿出放大镜仔细观察。表面上一看，这株野生稻的性状与海南岛普通野生稻没有什么差别，株型匍匐，分蘖力极强，叶片窄，茎秆细，有长芒，易落粒，叶鞘和桴尖颜色为紫色，柱头发达外露。他高兴地拍了一下李必湖的后背，连声说：“高级，高级啊！”
高级，这是袁隆平惯用的重庆方言，意思是好得很，了不得。他马上采样镜检，发现其花药瘦小，黄色，不开裂，内含典型的败育花粉，这可不是一般的野生稻，而是一种极为稀罕的“花粉败育型野生稻”，袁隆平当即将其命名为“野败”。野稗，野败，后来很多人误会了，以为“野败”是野稗之误，还咬文嚼字，写信纠错，一个泥腿子农民科学家，怎么连稗子的“稗”字都写成了错别字呢？其实，不是袁隆平的文化水平低，而是这些人的科学水平太低了，到如今很多人也搞不清野稗和野生稻有啥区别，由于其外形特别相似，很多人以为野生稻就是野稗子，其实，两者还是有很大区别的，野稗是稻田里的恶性杂草，也是混生于稻子间的一种常见的禾本科野草，既然同属禾本科，自然也和栽培稻、野生稻沾亲带故，但其亲缘则比栽培稻和野生稻的关系更为久远，其体内也蕴含着可以利用的优势基因，这也是袁隆平在未来将要开发利用的。不过此时，他对“野败”的命名还真是与野稗毫无关系，“野败”，就是“花粉败育型野生稻”的简称，其国际上的学名为“WA”。
这一发现，经实践检验，是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的根本突破口，也可谓是袁隆平在杂交水稻上深陷于一个山重水复的困境后，终于出现的一个柳暗花明的关键转折点。
从概率看，“野败”的发现几可称为一个无法复制的传奇，但“野败”的基因却可以无限复制，这是科学的本质规律，具有可重复、可检验原则；这也是种子的本质规律，可复制，可繁衍，可以大面积推广传播。如今国内外的杂交水稻的品种已经数不胜数，但大多数品种里都蕴含着“野败”的血缘或基因。对于这样一个极其渺茫而又神奇的发现，也难免有人觉得很偶然、靠运气。人类的每一个发现都有某种偶然性，自然也就有了运气或机遇，但诚如一代数学伟人华罗庚所说：“如果说，科学领域的发现有什么偶然的机遇的话，那么这种偶然的机遇只能给那些有准备的人，给那些善于独立思考的人，给那些具有锲而不舍的精神的人。”李必湖和冯克珊的发现再次验证了这一科学的真理，如此，才有那在一瞬间被照亮脑子的眼光，才有那令人惊异而兴奋的灵感。对此，袁隆平先生说得更直接：“一是李必湖是有心人，当时就是在找野生稻；二是他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当时全国研究水稻雄性不育性时间比较长的就是我们三个，这个宝贝只要触到我们手里就能一眼认出，别的人即使身在宝山也不见得识宝。”
由于这一发现太重要了，也由于在年深月久后出现的一些情有可原的记忆偏差，后来也因此有了一些是是非非，引起了不必要的争论，到底谁是发现“野败”的第一人？李必湖后来被称为“杂交水稻第二人”，这当之无愧，但冯克珊也功不可没。如果不是冯克珊首先发现了那片野生稻，把李必湖带过来，李必湖也许就不会发现“野败”。而我通过对双方回忆进行比较，实际上也是一种相互弥补，应该说，“野败”是李必湖和冯克珊共同发现的。
因为袁隆平在这一重要发现现场的缺席，后来又有人以此贬低袁隆平作为“杂交水稻之父”的开创性意义，这又是一叶障目了。设想一下，如果没有他此前的两次神奇发现，不是袁隆平第一个提出用“野生稻与栽培稻进行远缘杂交”以创造新的不育材料的新技术路线，没有他的言传身教，一切都将无从说起，李必湖和冯克珊也不可能发现“野败”，就是发现了也不认得那就是雄蕊不育的野生稻。再退一步说，没有袁隆平，他们以及后来的许多人，甚至压根儿就不会走上杂交水稻的探索之路。又或许，在李必湖和冯克珊之前，就有当地的农人发现了“野败”，然而在他们眼里那只是一钱不值、有害无益的“假禾”。对一个科学事实做出评判，必须从真正的科学精神出发，才能还原真相。袁隆平在谈到发现“野败”的功绩时就是从严谨的科学精神出发：“用以前的材料与方法，采用筛选法和人工制造法，是很难获得保持系的，至少我们感到前景渺茫。唯‘野败’表现与其他不育材料相反，真是异军突起，别开生面，给试验带来了根本起色！”
其实，无论是袁隆平，还是李必湖、冯克珊，他们都是心胸宽广的人，从来就不去争谁是第一谁是第二，所有的是非都是那些搬弄是非的人强加于他们身上的言说。李必湖作为袁隆平科研团队第一梯队的成员，还将在未来岁月续写他的传奇，他也将是我继续追踪的一个人物。冯克珊从发现“野败”至今，一直致力于野生稻的研究和保护工作，后来担任了海南省动植物检疫站副站长、高级农艺师。说到发现“野败”，这位如今已年过古稀的老人谦逊而又真诚地说：“我只不过是尽了一个农科人员该尽的职责，袁隆平老师始终没有忘记我，2004年，他还特意邀我去长沙，参加袁隆平科学基金奖颁奖仪式，给我颁发了五万元奖金。没有袁老师，就没杂交稻，他像我们队伍的元帅，率领我们奋斗，分享收获。没有他，杂交水稻就不可能有这么快的发展，不可能有农民丰衣足食的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