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交水稻之父
这是一个被延宕了许久的话题，还得从袁隆平第一次走出国门说起。
那是1979年4月，袁隆平应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之邀，飞抵IRRI总部所在地马尼拉。马尼拉和长沙之间没有时差，但那个温差实在太大，此时的长沙还是清明时节雨纷纷，而赤道热风中的马尼拉已是一个酷热无比的大蒸笼，不过，一个长时间追逐太阳的人，他对这样的温差也早已习惯成自然，感觉就像是一次南繁之旅，只是走得比天涯海角更远。
拥有两千多万人口的马尼拉被誉为“亚洲的纽约”，它不只是菲律宾共和国的首都，也堪称是一座国际稻都。1962年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出资，菲律宾大学提供土地，在马尼拉远郊建立了国际水稻研究所总部，这是亚洲历史最久也是最大的国际农业科研机构，其性质是一个自治的、非盈利的水稻研究与教育组织，以减轻人类的贫困和饥饿、提高水稻种植者和消费者的健康水平、保证水稻生产的环境可持续性发展为使命。IRRI有着广泛的科研范围，很多研究课题都是由育种家和生理学家共同参与，如遗传改良、生物信息学技术在功能基因的发现与识别、基因与蛋白质的表达与功能研究、水稻品质研究、转基因研究等。该所是最早与中国开展合作的国际农业研究机构之一，也是袁隆平和中国杂交水稻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第一座桥梁。
2016年9月下旬，一场台风过后，我对菲律宾的杂交水稻作了十余天的田野调查。到了马尼拉才发现，我憧憬已久的IRRI总部其实并非设在马尼拉，而在马尼拉以南约一百公里的内湖省洛斯巴尼奥斯镇。此时，离袁隆平第一次抵达这里已时隔三十七年，对于人类那已是遥远的记忆，而一座造型别致、很有现代感的大门，连同那一幢幢很有现代感的建筑，仿佛故意抹杀了岁月，没有太多的沧桑感，也不见遮蔽阳光的沧桑树影，那在时光和年轮中铺展开的稻田，播种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种子。——这是那些聪明绝顶的科学家不断创造水稻新品种的试验田，也是保存和传承全世界水稻品种的资源库。这么说吧，如果某一地区的稻种在自然灾害或战火中毁灭殆尽，你在这里还能找到保存下来的种子和秧苗。
旷野中的一条路，被白得耀眼的阳光照得像一束光芒，当年，年届天命的袁隆平就是从这条路上走过来的，那还是他第一次参加国际水稻学术会议，第一次在世界上亮相，而中国杂交水稻也随着他的身影从此进入了国际视野。那次会议有来自二十多个国家的两百多名科学家出席，几乎都是国际水稻研究界的名流大腕，而袁隆平在他们眼里还是一副陌生的面孔，冠盖云集之下，名流大腕们都在互相握手、热烈拥抱，其实也没有几个人注意他。直到他用英语宣读论文时，很多人好像才突然发现了他，又像在重新打量他。他那一口流利的英语和一副像稻农一样黝黑而质朴的脸孔，感觉就像两个人。这与他无关，他从来不关注别人怎么看自己。在一双双几乎是瞪着他、逼视着他的眼光下，他的意念全然集中在他的一个个论点上。渐渐地，台下变得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在静悄悄地谛听一个来自中国的声音。这篇题为《中国杂交水稻育种》的论文，没有一个字是多余的，没有一句话是可以轻视或不值得关切的，袁隆平和中国杂交水稻艰苦卓绝的探索之路，又几乎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完成，与其说像一个神话，弗如说像一个秘闻。事实上，这也是袁隆平第一次将中国杂交水稻的技术路线向国际水稻界公开通报。而国际水稻研究所自1970年就启动了杂交水稻的研究课题，但由于一些关键性的技术难题一直难以从根本上突破，不得不于1972年中断研究。以国际水稻研究所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几乎可以调动国际水稻界最具智慧的头脑，拥有世界上最尖端的科研设备，还保存了全世界最丰富的水稻品种资源、知识和信息，但他们却没有取得成功，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国偏远山区的农校教师，怎么又会攻克这一提前判了死刑的世界性难题呢？这让很多人满脑子里充满了惊叹号和问号。
一位印度专家发问了，而且一问就问到了那个关键的难点上：对水稻这种自花授粉植物的杂种优势的利用，主要取决于异交率的高低上，异交率越高，杂种优势的利用率也就越高。这是谁都知道的，但如何提高异交率又是最难的，中国杂交水稻的异交率如此之高，是通过怎样的方式达到的？
袁隆平用眼神跟那位长着一脸大胡子的印度专家打了个招呼，带着他那刚果布式微笑答道：“我们采取的办法其实很简单，一是割叶，以此扫除花粉传播的障碍；二是进行人工辅助授粉（Supple-mentary pollination），通过试验，目前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赶粉。”
赶粉？一位澳大利亚专家特别好奇，他抢过话筒问袁隆平怎样赶粉。
袁隆平一边微笑一边打着手势比画说：“在目前的条件下，这是我们自己摸索出来的一种土办法，先在制种田里间隔种植母本（不育系）和父本（恢复系），到了扬花期，当母本和父本花期相遇时，在晴天中午时分，用一根竹竿或两头牵扯的长绳扫过父本的穗子，使父本雄蕊的花粉振脱而出，这些花粉就会均匀地飘落到母本张开的颖花柱头上，这样就可以促进母本受精，提高异交率，从而产生更多的杂交一代（F1）种子。”
这方法听起来还真是很简单，甚至很原始，但科技含量很高，而中国人竟然就在这种简陋的条件下，攻克了一道世界性难题，让满堂又发出了一片惊叹声。尽管这些专家对中国杂交水稻尚未眼见为实，但通过袁隆平严谨而缜密的论述和绘声绘色的描述，那赶粉的场景仿佛历历在目。当袁隆平回答了所有的疑问后，与会代表一致公认，中国杂交水稻无论在研究上，还是推广应用上，已经跨入了领先于世界的第一步，至少在中国人之前，还没有谁把一粒杂交水稻种子从试验田里推广到农民的田间地头，不是不想推广，而是还根本没有人像袁隆平一样培育出可以大面积推广应用的种子。
中国杂交水稻能在如此艰苦简陋的条件下迈出了世界性的第一步，让此前那些半途而废者又有了奋起直追的信心，就凭他们所拥有的科研设备、品种资源，只要借助中国杂交水稻技术，就有成功的可能。就在袁隆平第一次走进IRRI总部后不久，当年10月，国际水稻研究所便与我国签订了合作研究杂交水稻的协议，中断了七年之久的杂交水稻研究课题又重新上马，而他们要延请的中国专家，袁隆平理所当然是第一人。不过，从接下来的事实看，他们还是有点看扁了这位像稻农一样的中国专家了。
袁隆平第二次去菲律宾的时间有些不确定，据他最近回忆是1981年10月，但在《袁隆平口述自传》一书所附的年表中则为1980年。这年5月，他先是应邀赴美担任杂交水稻制种的技术指导，随后才转赴马尼拉。作为IRRI特聘研究员，他一开始在待遇上并未提出什么要求，反正有例可循，你给别的特聘研究员什么待遇，就给他什么待遇。但一看IRRI给他开出的月薪，竟然是八百五十美元，他愤怒了。诚然，八百多美元，这在当时的中国国内实在不低了，差不多是一般科技人员的十倍，但在IRRI却是实习研究生的标准。袁隆平不是来这里实习的，而是来这里进行技术指导的中国专家。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黑着脸向所长斯瓦米纳森（M.S.Swaminathan）提出了严正抗议，连那又黑又硬的短发也一根根挺立着，抗议之后他就准备拂袖而去。
斯瓦米纳森博士曾担任过印度农业部长，也是国际著名的水稻专家。在他的印象中，袁隆平是一位衣着简朴但言行得体的中国专家，别看他外表像一个稻农，骨子里却有一种绅士风度。他确实看得很准，但他此前还真没有看出这个中国人骨子里还有另一种东西——一股硬气。此时，一看不对头，他赶紧向袁隆平连声道歉，那一向显得挺拔而傲岸的身躯，在一位中国专家面前一次次俯首弯腰。但袁隆平还是执意要走，斯瓦米纳森赶紧用双手紧紧抓住袁隆平的手，热乎乎地极力挽留他，并把袁隆平定为特别研究员，将每月工资提到一千七百五十美元，比研究员还高出五十美元，一直挺着腰杆、黑着脸的袁隆平，这才答应留了下来。
但他一直有些疑惑，IRRI怎么会给他开出一个实习生的月薪呢？后来，斯瓦米纳森博士才对袁隆平透露了真情，那时袁隆平在中国国内的地位不说很低，也确实不高，又没有博士学位，而在IRRI进行技术指导、合作研究的不说博士，很多都是院士，如果给袁隆平同等待遇，他们担心这些国际著名专家不服气，钱还是小事，主要是担心他们觉得丢面子。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尽管袁隆平在1979年的国际水稻学术会议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与会的国家专家也一致公认中国杂交水稻的研究和推广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无论是斯瓦米纳森本人，还是其他专家，都还没有亲眼见过中国杂交水稻，也并不完全相信杂交水稻有那么神奇。当然，还有一个不说袁隆平也能猜到的原因，那时候中国刚改革开放，国际地位并不高，而一个科学家的国际地位与自己祖国的国际地位往往也是成正比的，不一定是绝对的，但至少是相对的。或许，就是这样综合权衡之后，IRRI才决定给袁隆平八百多美元的月薪，而相比于中国科研人员那么低的工薪，IRRI估计袁隆平应该可以接受。
袁隆平听了哈哈一笑。斯瓦米纳森既然说了实话，他也是实话实说：“我们在国内是从来不争经济利益的，但到了您这儿，那就不一样了，我也不在乎钱多钱少，但不能不在乎中国科学家的尊严！”
后来有人说，斯瓦米纳森和袁隆平是“不打不相识”，此言不虚，斯瓦米纳森对一个中国专家乃至对中国都有了更深的理解，而袁隆平对世界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尽管得到了应有的国际待遇，但他并不觉得有多高兴，这事让他打心眼里反思，如果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落后于世界，如果一个科学家在自己的祖国都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地位，在世界上也会被人们小瞧。一切的真实就是如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须尊重科学，尊重自己的科学家。随着袁隆平在国内的地位节节攀升，尤其是他领导的全国籼型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获得国内第一个特等发明奖后，他的国际地位也显著上升了。斯瓦米纳森博士就是这样直说的，“我们看到中国政府给您颁发了‘特等发明奖’，而且您的伟大成果也让我们亲眼看到了”，于是，才惊现了让袁隆平遭到“突然袭击”的一幕，那也是让无数中国人倍感荣耀的一幕，又不能不说，那也是让我们的某些同胞一直到现在还颇为纠结的一幕。
那次“突然袭击”发生在1982年秋天，袁隆平一如既往地来到马尼拉，出席IRRI一年一度的国际水稻学术会议，但这次的气氛却有些不同既往的庄重，斯瓦米纳森所长事先没有打招呼，在会议开幕前就请袁隆平到主席台就座，那还不是一般的请，他还特意走向袁隆平，微微躬身，一只手向前伸着，一步一步地引领着袁隆平走向主席台。在这个庄严的行进过程中，在他们前方的屏幕上，投影机打出了袁隆平的巨幅头像，同时迭出了醒目的英文字母——“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袁隆平看见了，他仿佛还是第一次看清楚自己的模样，而且是和“杂交水稻之父”叠加在一起，这让他感到很突兀，却也很镇定。而此时，来自世界各国专家一齐起立，一齐看着他，这与他们第一次看他的目光是不一样的，那眼神里透出来的不是审视，而是向他行注目礼。当袁隆平登上主席台后，斯瓦米纳森博士用充满了敬重的声音说：“今天，我十分荣幸地在这里向你们郑重介绍我的伟大的朋友、杰出的中国科学家、我们IRRI的特邀客座研究员——袁隆平先生，我们把袁隆平先生称为杂交水稻之父，他是当之无愧的！他的成就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他的成就给世界带来了福音！”
在一连串伟大的、杰出的、当之无愧的礼赞过后，全场再次起立欢呼，向他鼓掌致敬，一个中国科学家的身影，在目光、灯光和镁光灯的交相辉映下，如同一个迸发出奇异光辉的晶体。他的世界级声誉由此开始。随着一个“杂交水稻之父”的命名，袁隆平和中国杂交水稻，在第一时间就如同旋风般席卷了菲律宾各大媒体，随后又在中国和世界上产生了螺旋传播效应，一个“杂交水稻之父”像农人一样质朴的形象，带着他那标志性的刚果布式笑容，从此在国际上扩散开来，如今这个荣誉称号早已不用打引号，他成了袁隆平的另一个名字。中国的袁隆平，从此成了世界的袁隆平。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世界公民。
袁隆平没有谢绝“杂交水稻之父”这一称号。对于他，这其实不是荣誉，也不是比喻，一切的真实就是如此，他倾注心血培育出的杂交水稻，就是他的亲生孩子啊，他为之付出的爱与精力，甚至远远超过了对自己的几个儿子的。诚然，那曾经遭遇的屈辱，让他感觉到一个中国科学家要赢得国际同行的一致公认和尊重有多么不容易，而以中国杂交水稻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这是应有的、当之无愧的尊重。对此，袁隆平感到“很欣慰，很受鼓舞”，但在会后，他又半开玩笑地对斯瓦米纳森说：“您今天这样突然袭击，大张旗鼓地‘贩卖’我，可真叫我有点措手不及呀！”这正是斯瓦米纳森特意要给袁隆平的一个惊喜，也是一次迟到的加冕和正名，斯瓦米纳森就是这样说的：“今天，也算是我们正式为您正名吧！”
只有正视，方可正名。如果说袁隆平和他领导的全国秈型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获得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特等发明奖，是来自祖国的最高肯定，那么袁隆平在1982年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则从一开始就不是中国关起门来的自我加冕，而是国际同行对袁隆平和中国杂交水稻的高度认可，是来自世界的庄重加冕。有人把袁隆平称为“中国杂交水稻之父”也是对的，但袁隆平这个“杂交水稻之父”其实是没有定语的，他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从袁隆平和斯瓦米纳森等国际同行的交道看，还真应了中国那句“不打不相识”的老话，“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这是袁隆平先生的一句名言，也是他发自肺腑的感慨，他把国际上给他的荣誉都视为中国的荣誉、中国科学家的荣誉。诚如斯瓦米纳森所说：“他的成就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
对于袁隆平获得的这一世界性荣誉，我在IRRI展览馆里找到了历史证据。该馆从头到尾地展示了世界水稻发展史，而当历史漫长得要以万年来承载，能够在这里留下一个名字者也寥若晨星，哪怕是一笔带过的人，也是曾经创造和改写历史的人杰。
在展厅里我看到了一幅袁隆平以探究的眼光凝视着稻穗的照片，还有他当年攻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关的英文介绍，而就凭这一关键性突破，就已奠定了他作为杂交水稻之父的地位，更遑论他后来更伟大的成就了。环顾整个展厅，这是一个赫然醒目、谁也无法忽视的存在。以国际水稻研究所的权威性，我已经求证到了一个权威的答案，我深信这也是一个永恒的答案。其实，袁隆平从未以“杂交水稻之父”自居，一个科学家的根本追求，从来就不是去争个什么第一，什么之父，袁隆平穷其一生的追求，可以说是从饥饿出发，从最初的目标到终极目标，就是为了让人类远离饥饿。若要还原袁隆平，一旦偏离了这条主线，将会从根本上失真。世界性的荣誉，其实也是一种世界性的责任，有人说杂交水稻是他和这个世界签下的生命契约，尽管这只是一个比喻，但袁隆平本人并不认可这一说法，“契约关系经常是相互的，权利和义务之间往往是互相捆绑在一起的，我的义务保障的是你的利益，而你的义务保障的是我的利益”，而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我的利益”这一诉求，一心只想用一粒种子来拯救饥饿，让人类远离饥饿，免于饥饿的恐惧。他觉得这是一种义不容辞的世界性的担当和使命。袁隆平对此也感到有压力，即便在回忆中也能感觉到他有一种无形的沉重，他沉声说：“国际上给你这么一个荣誉，你就不能躺在功劳簿上，还要继续努力啊！”
自那以后，中国与国际水稻研究所的合作越来越密切，而一个杂交水稻之父和中国杂交水稻就是维系这种国际合作的一条紧密的纽带。1980年秋天，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国际水稻研究所在长沙共同举办的国际杂交水稻育种培训班，那时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还没有成立，主要由湖南省农科院承办。这还只是一个开端，还有待接下来继续叙述。袁隆平除了担任培训班的主讲老师，还要经常出国进行技术指导。迄今为止，他已三十多次赴马尼拉，或去IRRI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或做技术指导，或是开展国际合作研究。对于世界，他也像对待自己的祖国一样，除了传授自己多年积累的经验和技术，IRRI的杂交水稻研究重新上马后，选用的母本中就有中国赠送的三个“野败”型不育系。通过袁隆平和其他国际水稻专家的悉心培育，许多国家都分享了这一宝贵的种质资源，陆续育成了许多优良的不育系和高产的杂交组合。一粒粒来自中国的种子，一旦接触大地，便随风生长繁育，生出无穷数的种子，一点一点地改变着水稻王国的版图。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在1984年成立后，又为杂交水稻的国际合作搭建起了一个平台。1986年10月，首届杂交水稻国际学术讨论会在长沙召开。对于杂交水稻当时的现状及未来的发展，这是一次具有战略性的会议。对此我在前文有所提及，但还有一些细节我此前未曾提及，特意留在这里叙述。
在开幕式上，斯瓦米纳森博士开宗明义，指出了杂交水稻对于人类的意义：“发展中国家的耕地越来越少，人口却越来越多，唯一的办法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中国在杂交水稻方面的成功，为解决这个问题作出了榜样。”——这短短的几句话，就把人类共同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问题说透了。这其实是一个土地与生命的辩证法，地球只有那么大，土地是几乎永远不会增长，而且几乎开垦到了极限，而在有限的土地上人口却在不断增殖，若要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口，只有一条路，而且是几乎别无选择的一条路，那就是不断提高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而粮食增产的速度，必须赶上人口的增速，人类才不会陷入饥饿的绝境，生命才有最基本的保障。而杂交水稻，就是袁隆平和中国科学家创造的一个让粮食大幅度增产的奇迹，一条神奇的路。
在记者招待会上，斯瓦米纳森博士又意犹未尽地说：“长沙在世界上的知名度很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湖南农业科学院、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在这里。”斯瓦米纳森还代表IRRI向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赠送了用中英两种文字镌刻的纪念匾，他对这个刚刚成立两年的研究中心充满了世界性的期待：“我相信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不仅仅是湖南和中国的研究中心，同时还是全世界的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这也是很多国际水稻专家共同的期待和祝愿，菲律宾原农业部副部长、IRRI高级科学家费马尼博士就表达了他真诚的祝愿：“中国有句古话，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但对于水稻科研工作者来说，应是上有天堂，下有长沙，因为，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就在长沙，这里是各国杂交水稻科研工作的圣地！”
把长沙打造为国际杂交水稻之都，也是一个杂交水稻之父由来已久的一个梦想。袁隆平在2013年与习近平总书记“共话中国梦”时也郑重提出来了，那就是举全国之力，打造一个集科研力量、种子资源、优秀人才于一体的综合平台，使它成为杂交水稻的国际培训中心、会议中心、展示中心、交易中心。如果能够在杂交水稻的发源地打造这样一个“国际杂交水稻之都”，中国杂交水稻才能够更快地走向世界，一个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就会早日梦想成真。这不仅是袁隆平的梦，也是中国梦、世界梦。近年来，中国农科院一直在推进“IRRI-中国合作伙伴关系”，而IRRI与中国的精诚合作，也堪称是国际合作的典范，这样合作是双赢的，一方面是中国拥有领先世界的杂交水稻技术体系，还有不断更新换代的杂交稻种，通过IRRI所搭建的国际平台，让全世界都能得以分享；一方面，IRRI也为我国提供了大量的优质水稻品种和基因资源，从而促进了我国水稻新品种的培育与利用，与此同时，双方在科研人才的培养和交流上也卓有成效，IRRI为中国培养了不少硕士、博士，他们都成了中国水稻领域的科研骨干。中国政府对双方的合作也是高度赞赏的，2007年，还为IRRI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斯瓦米纳森所长退休后，国际水稻研究所依然延续着同中国的密切合作。近年来，又在“绿色超级稻”“全球水稻科学合作伙伴关系计划”“全球3000份水稻核心种质资源重测序项目”等大型国际合作项目上进一步合作。罗伯特·齐格勒多次公开表示，在全球稻米储备日益减少、国际米价高涨的严峻形势下，“IRRI与中国的合作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双方合作前景极为广阔”，接下来，IRRI将在资金和技术支持等方面进一步深入拓展与中国的合作，以帮助面临大米危机的发展中国家提高本国稻米产量，早日实现大米供应自给，让那些在饥饿中挣扎的生命早日得以救赎。他一再强调“双方合作前景极为广阔”，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在发展杂交水稻技术方面无疑是世界的先驱，含有中国成功经验的杂交水稻技术当前正在许多国家推广，为提高这些国家的稻米产量起了关键作用。许多发展中国家当前迫切需要提高稻米产量，杂交水稻无疑是他们最需要的技术之一，而杂交水稻的发展空间巨大”。——这个巨大的空间到底有多大呢？这么说吧，如果杂交水稻是一场在中国稻田里掀起的绿色革命，目前仅仅还只是波及了世界，倘若这场绿色革命能在全世界的稻田里掀起，那又将是怎样一个波澜壮阔的情景？